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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爱伦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在1960年代写作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时候，爱伦堡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爱伦堡坦诚地说，既然命运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次劫难，那么自己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

1960年，苏联《新世界》杂志开始连载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不久，这部作品便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成为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节译本在我国国内被列为内参资料，后被圈内人士私下传阅，对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刻影响。

海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插图本，是一本颇值一读的书。1990年我在苏联远东大学图书馆见过《人。岁月。生活》的俄文版插图本，每页下面附有相应的插图。我翻了几页便被内容和插图所吸引，爱不释手，一心想弄到一本，花多少钱都行。但哪儿也买不到，俄国朋友也弄不到。刹那间脑子里甚至闪过“邪念”，就对图书馆说书丢了，我赔钱好了。但理智马上制止了我，怎能干这种不体面的事呢。以后我一直在寻找，但都没找到。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有了中译本插图本，同我在苏联看到的样式一样，也是每页下面附有相应的插图。出版社的人告诉我，他们是从爱伦堡女儿那里弄到的书，真下了不少功夫。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自以为诗写得最好，小说次之。但读者并不认同，他的诗从未吸引过读者，没有人把他看做诗人。他的小说昙花一现，流行过，但很快便被人遗忘。比如《解冻》，谁还记得书中的内容，只记住概括那个时代特征的书名而已。惟独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写的政论，曾极大地鼓舞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志，至今仍充满火热的激情。他足以传世的作品除了政论便是这部回忆录了。回忆录上世纪60年代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的时候，一时人人争读，洛阳纸贵。爱伦堡打开了苏联人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国家坎坷的过去和苏联以外的另一个世界。今天在俄国，人所共知的国内外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广大读者是40年前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知道的。我看到过一则报道，在地铁的一节车厢内就有四五个人同时阅读刊载《人。岁月。生活》的《新世界》杂志。

爱伦堡活了76岁，他把60年来接触过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写入回忆录中。上世纪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但许多迫害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决议并未撤销，受迫害的人并未平反昭雪，外国很多作家、艺术家仍被看做敌视苏联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伦堡写出自己与各类人的接触，展现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竭力为他们画出一幅幅肖像。肖像画得未必都成功，但出于真诚的心愿，真实而客观。

诗人和作家的生活辗转

回忆录是按年代写的，从俄国第一次革命一直写到他本人去世。写得最多的是诗人和作家，也是他接触最多的人。他写与茨维塔耶娃、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和诗人的会面。茨维塔耶娃是长年流亡国外的女诗人，写过赞美白军的《天鹅营》。他的丈夫埃弗隆便是逃亡国外的白卫军。他们并未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但迫于生计，埃弗隆不得不与苏联派往巴黎的克格勃合作，为苏联绑架白军将军穆勒。这件事曝光后，茨维塔耶娃夫妇受到法国俄国侨民的一致谴责，俄侨报刊拒绝刊登茨维塔耶娃的诗作，他们一家无法在巴黎生活下去，被迫返回祖国。埃弗隆回国不久就被克格勃处决，茨维塔耶娃疏散到大后方叶拉布加镇，在那里上吊自杀。茨维塔耶娃在苏联当局眼里是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家属，她的文学成就当然无人提了。这位现在与阿赫玛托娃并称为苏联诗坛双子星座的茨维塔耶娃，是爱伦堡第一个介绍给苏联读者的。爱伦堡几次同茨维塔耶娃会面，曾劝说她不要发表《天鹅营》，因为白卫军十分残暴，不应赞美。茨维塔耶娃不相信，他们争吵起来。茨维塔耶娃把诗集《别离》赠送给爱伦堡，上面写道：“您的友谊对我比任何仇恨都珍贵，您的仇恨对我比任何友谊都珍贵。”茨维塔耶娃最终放弃出版《天鹅营》的打算。在爱伦堡的笔下，茨维塔耶娃是天才的诗人，但倔强，孤独，幻想永远脱离现实，自己折磨自己。爱伦堡写她那一节的小标题是《钟情而坚贞的女诗人》。

曼德尔施塔姆因写讽刺斯大林的诗被捕入狱，瘐死在海参崴二道河子劳改营转运站，是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爱伦堡把他写得天真可爱。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逮捕，关进监狱，大声喊道：“我是诗人，生来不是蹲监狱的。”白军才不管你是不是诗人呢。爱伦堡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才评价很高，同他情深义重，写他的时候笔端充满感情。他们分别拥抱的时候，爱伦堡已预感到他们不会再见面了。

巴别尔因小说集《骑兵军》“攻击”布琼尼老总麾下的第一骑兵军而获罪，加上克格勃罗织的其他罪名被处决。爱伦堡在《戴眼镜的巴别尔和〈骑兵军〉》一节里，开头就坦诚说巴别尔是他最亲近的最忠实的朋友。对他的《骑兵军》称赞备至，对布琼尼的漫骂不屑一顾。把沉埋多年的苏联优秀小说家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出来，呈现给广大读者。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已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定能判断作品的价值。

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受到致命的打击，家里的门窗被天真的大学生打碎，并要求他“滚出苏联”。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愈演愈烈，如果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表示他愿意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可能被驱逐出境。帕斯捷尔纳克虽准许留在苏联，但已身心交瘁，两年后郁郁而终。爱伦堡把帕斯捷尔纳克视为伟大的诗人，只是性格孤僻，又太天真。爱伦堡指出诺贝尔奖不是他应获得的。苏联主流作家获得过苏联设立的各种奖项，但没有一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怎能轮到帕斯捷尔纳克呢。爱伦堡把他们一一介绍给苏联读者，语调平和而友善，把苏联当局仍视为敌人的人当成自己的朋友，娓娓诉说他们的交往。这在上世纪60年代不可不说是壮举。

欧洲作家与特殊人物

爱伦堡还介绍了许多外国作家。他把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比作螟蛾，指责他轻浮，经常改变看法。但爱伦堡列举的事实是纪德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上世纪30年代，苏联为摆脱国际上的孤立，邀请左翼作家访问苏联，向他们展示苏联的光明面。纪德对苏联怀有好感，到处称赞苏联，在西方俨然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代表。1936年他应邀访问苏联，近距离地接触苏联的现实后，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回国后写了《访苏归来》。他写道：“在苏联，共同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的。”他指出，在苏联，任何事情，在任何问题上，只允许有一种观点，一种看法；稍微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或批评，就会招来大祸。这本书惹恼了斯大林。斯大林不仅开动苏联的宣传机器，还发动西方左翼作家批驳纪德。但这件事已过了近30年，爱伦堡不应为此挖苦纪德。几乎与纪德同时访问苏联的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对苏联的看法几乎同纪德一样。他们看到的事实，敏锐的爱伦堡竟看不到？

回忆录中还写了特殊人物，也可以说反动人物。这些人物在工具书中只有两行字，在爱伦堡笔下就有血有肉了。如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萨文斯基。萨文斯基在社会革命党内负责组织暗杀。爱伦堡与他也有过交往。爱伦堡把他写得神秘可怕。萨文斯基有几分文学才华，写过小说甚至诗歌，又是讲故事的能手。他对爱伦堡说阿泽夫把他毁了。阿泽夫也是社会革命党成员，是政府打入的奸细。他被另一名社会革命党成员揭发。萨文斯基主持对阿泽夫的审讯。阿泽夫先矢口否认，后见事不妙，声称家里有证明他对党忠诚的文件，他现在去取，半小时回来。大家不让他走，但萨文斯基让他走了。阿泽夫当然一去不复返。萨文斯基说阿泽夫毁了他指的就是这件事。他们两位都不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但又是研究俄国历史绕不开的人物。爱伦堡任何材料都不肯割舍。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爱伦堡通过对人物的介绍记录了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如1946年8月日丹诺夫辱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幽默作家左琴科的大会。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知道的人很多。不久斯大林又发动了反对世界主义、反对向西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的运动，知道的人少一些。运动牵扯到很多文化名人，不过处理得相对较轻。处决、逮捕、流放的人很少。爱伦堡几次提到犹太剧院著名演员米霍埃尔斯在明斯克惨遭车祸，不治身亡。斯大林死前发动了一场迫害犹太人的运动，米霍埃尔斯之死是开端，“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是尾声。迫害犹太人从消灭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开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4月，为苏联政府向美国筹措军费。成员除外交部副部长左洛夫斯基和莫洛托夫的妻子外，大多是著名的苏联犹太裔文化名人。米霍埃尔斯到美国募集了很多钱，有力地支持了苏联紧张的经济。一句话，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苏联战胜德国起了不小的作用。战后以色列建国并倒向美国，斯大林极为恼火，把心中的怒火都撒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身上。在真正意义上消灭了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成员均被处决。斯大林怒气未消，又撒在苏联犹太人身上。炮制出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斯大林想利用这个案件掀起反犹高潮，把苏联犹太人通通赶到西伯利亚去。斯大林强迫苏联文化界和科技界的犹太裔知名人士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上签名。这是一封用恶毒语言诬蔑犹太人的信，很多犹太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签名。惟独爱伦堡拒绝签名，冒死上书斯大林。爱伦堡发完信在家里坐以待毙。这时已经到2月末了。爱伦堡等了几天不见动静，原来斯大林死了。所以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人。岁月。生活》是一部内容及其丰富有趣的书，我只极其粗略地介绍几个人物，挂一漏万。这本书可以当文化史书读，也可以当工具书使用。我把它当作工具书，每当有疑问的时候便翻开有关的章节看看。有时呆坐桌前，文思枯竭，脑子里一片空白，随便翻一翻《人。岁月。生活》，往往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启迪。

南方都市报的《南街村真相》也许是2008年最重要的深度报道之一，值得所有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们细读，这篇报道对于那些曾经经历集体主义癫狂的人们并不陌生，那是曾经共同的记忆。这篇报道应该让那些对于集权主义缺乏生活体验的人警醒：那就是荒诞有时候不需要理由，荒诞并不仅仅存在幻想世界，荒诞就是真实世界，最可怕的是它虽然已经逐渐远去，淡出大多数人的视野，但是它从来不曾真正远离，它随时准备着在我们失去警惕的时候，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熊培云先生在《南街村，最后的“动物庄园”》认为，南街村的神话破灭了，南街村或许是最后的动物庄园。我不敢如熊培云那样乐观，我认为南方都市报的深度调查虽然给与了南街村这个红色怪物致命的一击，但是南街村的神话未必就此破灭，因为南街村的神话从来不是靠南街村自己建立的，这个神话的存在是因为它被需要，需要神话，就制作一个神话，这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奇迹，至于是否有人相信，是否合理，那些都不重要。谎言可以被重复到人们相信为止，荒诞可以被包装到看上去和真的差不多，制作神话不需要真相或者理性。事实上，如果有了这些因素，神话就制作不出来了。南方都市报的调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南街村的真相，但是这不等于南街村神话的破灭。也许恰恰相反，神话可以被强化，南街村神话背后的掌控者也许会恼羞成怒，从而继续完善神话，另外一方面指责南方都市报别有用心，可以通过权力压制对神话的继续质疑。这些似乎已经不是猜想，而是正在发生的故事。根据经验判断，我宁可相信，南街村的旗帜还将高高树立。

南街村当然也不是最后的动物庄园，同等规模但是也许更为精致的就有华西村。我在《天下第一村的秘密》里也简单的提到了华西村呈现出来的动物庄园特点，不过由于具体资料的缺乏，我的描述远远不够具体和生动。动物庄园本质上虽然按照同样的逻辑运转，但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独特的精彩。我期待着能干的媒体人进行深度挖掘，让另外一种动物庄园的风采能被呈现出来。

不过，让我们别忘记，撰写《动物庄园》的政治寓言大师乔治。奥威尔先生当初所指的并不是某个小规模的村庄所呈现出来政治生态，而是指的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所导致的政治后果。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到极致，最近这些年它虽然逐渐走向衰退，但是它依旧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着，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因此也许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资格去嘲笑南街村，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另外一个南街村。扪心自问，我们生活的地方，哪个找不到南街村的影子？ “毛主席共和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没有几分神似？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又比王宏斌的“永动机”项目高明多少？

因此，南街村并不是最后的动物庄园，而是一个更大的动物庄园的橱窗。所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南街村”所谓伟大的幻象之下，其实就是现代奴隶庄园，也许我们离告别动物庄园的日子，真的并不遥远。

一。　王康是说不尽的。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尽管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授奖辞较之后来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王康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汉语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响周围，成全自身，进而推动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个关怀悠远的中国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汉语的历史、世界的当下经验，并有着极为人性的愿景。在王康那里，连接了汉语世界的历史和未来。

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积极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

二。　传统文化在转型的当代中国已被割裂。对大多数生长在大陆中国的同胞来说，他们身受这种割裂而不自知，他们站在生存和一种叫做真理的碎片上，彼此对立、割伤、侮辱或损害。少数先知般的圣贤，几乎是无望地守望着道为天下裂的汉语世界。

1949年，经过四年内战，兄弟般合作两次、共存了28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强弱易势，并修改了自处并共处的依存法则；国民党训政的国民政府成为弱者，弱者几无葬身之地，最后栖身于海岛，强者则统一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中国文化信仰的阴阳生成之道、传统中国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实对立统一之平衡、传统中国人遵从的因果逻辑，在国共两党争霸的过程中，丧失殆尽。转型年代的中国人信奉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强势的顺势势利思维。

1949年，王康出生于重庆。王父曾在四川大学物理学读书，因爱情转入化学系，天性超脱，习自然科学，对中国式的政治了无兴趣，毕业后做了一个小职员。国共易势之后，前政权的小职员也成为另类。1950年，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1982年，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后，其工龄仅有四年，问题也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王康的母亲研习化学，新中国成立后，她注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中学化学教师，“像所有中国女性一样，作为女儿、妹妹、姐姐、妻子、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妈、舅妈、儿媳、弟媳、岳母……，母亲在中国发明的所有加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尽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着极好国学修养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当她的兄长、中共元帅陈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陆，最后在香港去世时，她为早已名闻中外的大哲学家兄长写下了感人的短诗——

悼    兄

一、一树五枝，顶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为刍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夺走。

三、昔日梦里惊，醒来暗庆幸。今日梦里惊，醒来泪湿衾。

落月满屋梁，音容何处寻，追思成往事，不觉泪纵横。

这样的家庭给予了王康足够的屈辱和悲情。以至于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后谢世之后，王康感慨说：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时，后来人能体验其中滋味于万一吗？

这样的家庭也给予了王康足够的灵性、道义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后，王康开始接触港台“新儒家”。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大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

这样的王康当然是被关注的对象，毕业后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体育。理想、才华、诗书满腹的王康不满于做一个体育老师，他的目光盯上了当时中国启蒙的先驱者们，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他在当时中国一流的先驱、圣贤们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虽然一开始他就远离了“第二种忠诚”，无论他的行藏如何，他只是忠诚于人性、历史和中国文化。

这个年轻人在运动不断的大陆中国当然只有颠沛流离的命运。他离开了体制，在大陆流亡，颠沛于是，造次于是。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梦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为了梦想，他做过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去学习做局、讲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梦。他实在生就了思想家的头脑，却没有半点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济，他的公司员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笔。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却舍不得开除员工，员工们在公司里有心无力，无所事事。王康不开除员工，就只有拼命给人写稿子挣钱来给员工发薪水。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员工撑着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计中养育了生命的元气，一种充塞天地历史之间的浩然之气。

三。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王康跟陈独秀属于同一个家族，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这种极富于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荡人格在历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为历史和后来所纪念。它最终被纳入中国文化，成为我们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一种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因为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气魄等为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为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对立而不能统一的两极，摇荡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高尔泰洞明，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但是，由上层精英主导的中国文化没能厘清有教无类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类的猜想里强化了独裁专横，无论政统还是道统都让道于正统，夷夏变异、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意识，体制生存或正统中心主义因此成为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绝对命令。二元多元之间的对立依存很少得到伦理共识和制度化的保证，反之，其此消彼长之势是中国文化认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过于文化心智中丧失了平等意识，对他者不是承认其自性，而是征用、管制、毁灭，并给自己美化、雄起化、神圣化。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结论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后来的钱钟书和费孝通在漫长的治学生涯里获得了文化自觉，钱钟书承认：“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费孝通则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是这种文化自觉只有少数人领略，历史进程中的事实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不自觉。

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个祛魅的矛盾因而艰难的过程。它需要英雄、圣贤、先知们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领走向世俗，一元专制的力量又会借世俗来打压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来扼杀人性之美；专制生活的“三帮分子”（帮忙帮闲帮凶）则会不断地跟风，不断地论证维护现实的合理性，不断地论证今天的进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学、学问突显思想淡出、学人治人与专家治国、技术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的朝野布局、人文精神与世俗理性、主义与问题、宏大叙事与微观关怀，等等，都曾为三帮分子们追随，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在社会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四。历史给予王康成全大命的机遇幸又不幸。

不幸的是，历史没有给予他上述历史人物那样的因缘际会，没有提供给他施展的舞台。历史只是给予了他和他的同学、朋友、同龄人们自我教养的可能。幸运的是，社会给予他的生存的缝隙，使得他能够自我成全，并影响周围。社会同样冷漠地对待王康，这种冷漠跟经济决定论的号召，跟闷声发财、一夜暴富、没事偷着乐的“幸福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参照，反证出社会之恶。英国人萧伯纳认定：“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对我而言，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他还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亚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王康身边有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来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悬置理想而务实，很多人做了高官、发了大财，只有王康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梦想。然后富贵起来的人们多作壁上观，看王康一人折腾，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穷处就给他一点儿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年过半百，知天命而望耳顺。但在王康却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他的时间多半在陪客人倾诉了，他是最好的听众，那些野狐禅式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跟他说上五六个钟头，他可以一言不发。但他丝毫不给人安慰，他不吝惜最真实的言辞。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者，相由心生。长期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王康甚至获得了相面的能力，“我一看你的长相就不喜欢你！”“不要把知道读书当宝！”

王康不喜欢金庸，他自己却像金庸小说里的绝顶高手风清扬，如同风清扬超越了剑宗气宗的分别，王康的自由人格近于人文却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颠峰状态打量了所有来向他倾诉的人，他从来没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灵。

这个极为高贵的人却有着同样极为谦卑的心。他放浪形骸，却对女性给予最完美的体贴。一个打字员的喜怒哀乐会让他萦怀；一个一面之缘的女孩向他倾诉，他事后会再写上一封长信来安慰人家。画家王建称道老康，“有着不可思议的体贴心。”他不喜欢精英权贵，却跟重庆的普通民众交上了朋友，他当仁不让地教育他们，又极为谦卑、慈悲地布施、担当、同事。刘慰荣，跟王康的朋友做了一年车夫的出租司机，与老康接触了几次，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从前的所有，而做了老康的司机，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席庆生，一个退休的生活得小康的工人，孩子在上海立业，他一人呆在重庆：因为重庆有老康。

王康的生存姿态甚至感动了媒体，凤凰电视台的众多编辑记者们关心他，不少人成为他的粉丝。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仍然把重庆的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王康因此给了他的朋友们最大的人生安慰。王康小传在网上流传，有人在前面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悯、纯洁，大隐于市的思想者与文学痴汉，读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浓焉。”这个小传中的王康是——“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五。“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续家谱，痛煞后来人。”

这是王康在江津陈独秀旧居留言簿上的即兴之作。他对一切真正的个人、真正的民族之子从来不吝惜热情。

王康熟知唐德刚、黄仁宇们的中国现代史观：在一个二百年的三峡论中，个人的存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手段；即使按照传统王朝的史观，如果我们生活在大明季世，生活在同治光绪之际，生活在民国，我们能把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带出三峡或埃及吗？如果不能，我们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有何依据呢？

王康身体力行的是唐、黄们忽视的现代转型中的个体价值。他从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中看到了一种远高于历史目的、未来愿景更大的信仰情怀，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种活在当下的大道和人生正义。西人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用王康的朋友毛喻原先生的话：做一个人，是中国国民最伟大的成就。

2006年底，余英时先生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余英时是钱穆、唐君毅等人合力创办的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在王康和余英时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两人是不同气象的峰峦、大海。余英时是道问学的，王康是道成肉身、身为度、尊德性的。但才思超迈的王康仍给了严谨的余英时最高的敬意。

王康说，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分野。一个是1949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个是要接通历史，存亡继绝，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割断历史，我们已经尝到够深的苦果了。如果继续把历史虚无主义延续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现在中国，一方面是官方史学界集体的道德沦丧，他们既愧对中国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以来伟大的古代史学传统，更愧对中国现当代历史。面对如此苦难、复杂、丰富的现当代中国，他们交出的几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为虎作伥，粉饰太平，沦为专制和独裁的奴婢

刚刚卸任的全国最高法院院长、大法官肖扬，被《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一批广东的媒体所称许，给予高度评价，2007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还把肖扬列入其中，放进封面人物，引起一些争议。毕竟是当地人，本土媒体非理性吹捧似乎理所当然，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值得吹捧，比如奥运会之前他在任期间，到底中国处决了多少死刑犯，他没有公开数字。

死刑处决，不是秘密执行死刑，而是严格的法律程序，又必然经过严格的司法审判，再经过最高法院死刑核准，均不是国家秘密，更不是机密、绝密，可为什么高调的萧扬回避这个事实事呢？这难道不是最高法院及肖扬本人的耻辱吗？
人命关天，却是很不透明，生命何权？西方批评中国没有人权冤枉中国了吗？

2007年，最高法称该年度有15%的死刑案被驳回，却没有公布数字，死刑犯的真相就那么难求。2008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黄尔梅做客北京一家新闻网站时透露，最高法院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以来，因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案件占复核终结死刑案件的15%左右，即是说有一成半的死刑犯在最后关头被”刀下留人”，挽回生命，自始至终却没有公布这个15%的数字到底是多少。

请看下面这么一组更有说服力的死刑数字：

1、成都对一批死刑犯执行注射死刑（成都日报）：2008年3月11日，成都中院对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故意杀人、保险诈骗犯任亚宏执行注射死刑。据称，这是成都中院今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注射执行死刑后，第一次全部采用注射方式执行的死刑犯。一同被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还有数名故意杀人、抢劫犯。

2、西安一高三男生杀人被执行注射死刑（三秦都市报）：2008年2月3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故意杀人、强奸犯赵大伟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注射死刑。2007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西安市中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2月3日将罪犯赵大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3、安徽巢湖中级法院为嫌犯执行注射死刑（刊登安徽江淮晨报。另注：原文如此，嫌疑犯怎样执行死刑？应该是死刑犯之误，可见该记者常识不够）：

2008年1月25日上午，巢湖市中级法院成功执行了一例药物注射死刑，犯人王太祥”躺在床上”平静的死去。这是在国家推行注射执行死刑后，巢湖中级法院首例执行注射死刑。此前，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并签发执行死刑命令。

4、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春节前的最后一批死刑犯（广州金羊网）。2008年1月23日，该宣判结束后，几名囚犯直接被送往牛山刑场接受行刑。此次被判处死刑的几名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行为，都极为恶劣。犯抢劫、强奸等罪的几名罪犯在实施犯罪过程中，都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

5、2008年1月18日，北京四名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北京京报网）。据了解，这是北京市近年来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一起案件。这个团伙采用注射麻醉针剂方式抢劫，犯罪手段最为凶残，曾先后杀死5人并毁尸灭迹。

6、2007年9月20日，武汉市中院处决一批刑事犯（武汉晨报），该院依法对杜振波、郭飞等一批严重刑事罪犯宣判死刑后，押赴刑场处决。同时被处决的罪犯分别犯有故意杀人、抢劫、运输毒品等罪行。

奥运会之前还有哪些死刑犯也一批一批地处决，只能到时候看当地的媒体，而最高法院肯定不会公布具体数字。没有司法独立，没有监督，法院就是衙门，最高法院就是最高衙门。

只是不清楚，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这“一批”又“一批”没完没了。至于这“一批”“一批”又是多少？很难说清楚，到底是2个，还是20个，还是30个？上百个？

死刑犯被处决，既然不是秘密处决，就不应该是保密数字，就应该如实公开，接受全民和国际社会的监督。对于这个本不该敏感的严肃问题，不知道肖扬怎么想？

我素认同龙应台教授的文字，但这一篇除外。读过《给我们一个政治家》，我条件反射地冒出了“给我们一个公民社会”。不妨用此作题，以与龙应台教授商榷。

我并非不明白龙应台教授该文的语境，这就是台湾总统大选。文章因此而发，它表达的是一个思考型知识分子对下一任总统的希望。这个希望词恳意切，我完全认同；但我不能认同的是，由这些希望所构成的诉求对象居然是总统。我认为，龙文呼吁的这一切，与其兑现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总统身上，不如让它在权力之外的公民社会中获得落实。简之，龙文的主张诉诸权力不如诉诸权利。这是一道加减法，权力多了，权利就少了。把权利能做的交给权力，权力就会名正言顺地开始它对社会的全能控制。

龙文说：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对此，我的怀疑是：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如果要靠总统来提供，社会的自组织功能在哪里？再，如果社会环境的好坏系于总统一身，这个总统的权力会不会大得无边？果然，龙文说：“ 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的反问是：难道孩子的人格、眼光、智能和未来居然可以绑在“政府的运作”上吗？“社会化的过程”靠社会本身远甚于靠政府。本来就是社会自身的事务，莫非需要权力来全方位地指导？龙文继续：“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按照这样的例举，孩子的成长几乎全托付给政府了；而且政府之外，好像并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存在，并且政府就是社会。

在一个宪政框架下，政府是小的，社会是大的。政府的小，小就小在它只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此即“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政”，事务而已。行政之外，特别是和孩子成长有关的“教”（它往往与价值有关），不唯不是政府的事，而且还要刻意和政府撇开，否则，有可能导致一个社会的“政教合一”。因此，正像“政”是政府的事，“教”是且只能是社会的事。在有关教育或价值的问题上，政府必须中立。唯如此，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价值多元。孩子的成长，与其让他成长于政府和政府各机构的权力包办，不如让他成长于各种价值并存的多元社会。据此，我就不认同教育部有决定孩子“如何学习、学习什么”的权力，它的权力应当限制在有关教育或办学的行政事务上。否则，教育部就有权力让学生从小就学习“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命样板戏。同样，我也不认同文化部有影响包括孩子在内的文化品味的权力。文化品味和文化部无关，一旦和文化部有关，那么，品味就由权力决定。权力决定品味，上海的女白领们只有打飞的到香港才能看足本的《色戒》。至于“媒体政策”更是多余。民治政府无媒体，怎么会有媒体政策。媒体有事，自然有法律。政策何为，除非是用它来控制或对付媒体；然而，这是违反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

另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龙教授主张一种“核心价值”。这价值的内容所指，比如“人权”等，我完全赞同。但我不赞同它的“核心”称谓。核心是一个天然倾向于“权力”的称谓，事实正是如此，以什么为核心，往往就是以什么为权力。因此，人权之类的价值，更准确的称谓不妨是“普世价值”。普世无核心，它涉及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且无分种族、阶级、性别、年龄与宗教。在对比的意义上，权力才强调“核心”，“普世”则推广权利。这里，语词的差别，其实是语境感的差别。很抱歉，我在我的语境中只能强调“普世”，不会强调“核心”。

龙应台女士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这篇文字却并不那么自由主义。尽管有个大选的语境，但对权力的让与也未免太多。古人曰“礼失而求诸野”。“礼”是庙堂，“野”则民间。放在今天，很多事不是“礼失”才求诸“野”，而是行政以外，本来就是“野”的事，这个“野”就是我们要努力建构的公民社会。在制度环境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要求权力做得越多，我们付出的权利也就越多。为什么不把更多的事留给以权利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呢，谨以此请教龙应台教授。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女士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痛切地刻画了母亲范元甄在中共党文化绞索下那扭曲的灵魂，及因她的乖戾暴虐给家人造成的伤害。这篇文章中的“这样一个”，看似指范元甄一人，实际上蕴涵着一个“类”，一种对“革命女干部”的人性解剖。

范元甄在“红色恐怖”降临己身时，不惜出卖丈夫以求解脱；为“表现”自己的“革命”，捏造事实，害得弟弟英年早逝；妹妹病危之际，在妹妹脆若游丝的生命上捅上最后一刀；至爱亲朋无不遭受过她的告密陷害，无不经受过她各种各样的伤害。用李南央的话说就是：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范元甄现象，是中共“红色恐怖”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范元甄现象的核心是：讲政治，不讲亲情。范元甄在中共的“绞肉机”里，为了自保，为了自欺欺人的“原则”，对亲人落井下石、揭发告密，无所不用其极；事过境迁，又对致使自己既受其害、又害别人的时代悲剧及其祸首，进行着歇斯底里的卫护。她也只能通过这些无谓的挣扎，用自我欺骗的方式，给自己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理籍慰，用此来反抗自己荒芜一生的空虚、众叛亲离的孤寂和良心回归的不安，对抗那一步步绞紧的扼死心灵的悲哀的绳索。

“获罪于天，无可祷也”。范元甄把自己陷进没有退路的绝地，与心死这个人生最大的痛苦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不敢回首、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正视自己良心的她，必然时时忍受良心的咬啮，这种痛苦远甚于悬梁自尽了此一生的江青。中国有句俗语：天无绝人之路。是啊，真正让人走到尽头的绝路，都是人自己走出来的，而使人走进绝路的，必是人心，必是人心中最阴暗的那些东西。

无独有偶，近日翻阅老鬼先生的《母亲杨沫》，从他那半尊半讳、溢美为主的追忆母亲杨沫的文字里，不难看出杨沫身上范元甄的影子。杨沫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从常理论应当珍惜与张中行的恋情，应当给予老鬼兄妹自己曾经渴望的母爱，但在“革命”之蛊的毒害下，她把这些人生中至为宝贵的东西如敝履般丢弃。

老鬼在谈《母亲杨沫》创作时，谈了母亲杨沫灵魂扭曲的过程：“应该说，母亲的出身和个性使她对左的那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过多年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亲由一个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绝对听上级的话，绝对不会给领导提意见。对任何领导，包括自己亲属的领导、孩子的领导，她都毕恭毕敬、奉若神明，这几乎成了她的处世习惯。这是多年来教育的结果。”

老鬼在谈到类似他们的干部家庭时这样说：“困难时期在家里吃不饱，父母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却不给孩子吃……每逢我看到一般人的家庭生活那么和谐，彼此那么关心，就特别羡慕。可我们干部家庭里，讲政治，不讲亲情啊。政治一出问题，马上就跟你划清界限，大义灭亲。”

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这些违背人伦的东西能畅而行之呢？这就是因为“革命”必须吃掉它的“儿子”。嗜血成性的共产文化必须吞噬掉人性中的善，诱发出人性中的恶，让人性恶在相互的吞噬中酝酿出一个以恶为荣的世界，“革命”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推而广之，构建起以邪恶为秩序的世界。“革命”群体，是共产之毒刻意培育出来的“花朵”，是胁迫人们追随，是向邪恶导而向之的鞭子，在他们身上，恶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

他们那些违背人性的作为，是否完全出乎自愿呢？不是。不能否认，他们陷身之初，大多数人是被共产文化虚幻的影象所迷惑，对共产文化描绘的美好未来有着近乎痴迷的憧憬，狂热地追随着魔鬼的笛子跳舞，最终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他们大多数人互相把别人送上魔鬼的祭坛的行为只是为了自保，只不过覆巢之下卵破的程度、先后的顺序不同罢了。那个紧跟伟大领袖的“革命”“大文豪”郭沫若，在儿子被迫害致死的前夕，连求救的勇气都没有，“四人帮”倒台后，视自己自然生命高于一切的他，不顾自己病情饮酒祝贺，就是例证。

他们参加“革命”之初，大多抱一腔热血，为改革时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何在以后的岁月中，唯共酋鞭子指向是瞻？为何对相比来说温和得多的国民党横挑鼻子竖挑眼，反而在以后中共罪恶滔滔的历次运动中，只闻诺诺不敢谔谔，何由前勇之颇而后惧之甚乎？面对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这些当年几乎都曾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弊政的年轻时的勇士们，何以连与中共屠夫们不同的声音都没有？难道段祺瑞枪杀几个受中共蛊惑冲击总统府的学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虐杀，中共用坦克装甲车把人碾成肉浆的屠城就是应当拥护的善事？

无它，积威约之渐也。他们当初怀抱一腔赤诚，奔着头戴绚丽晕环的邪恶而来，及至清醒已身陷其中，自己已经成为邪恶的组成部分，此时一切的理想化为泡影，惟余乞求苟延残喘在邪恶中自保。残酷的内斗，使他们鲜活向上的思想追求破灭，人性中趋利避害的天性在邪恶的环境里变态疯长，使他们成为邪恶机器的组成部分，他们既是邪恶的受害者又是邪恶的帮凶。经此劫难，如江青害人终害己万念俱灰者有之，如范元甄把捍卫邪恶作为自己当初行为理由和以后生存理由的有之，如郭沫若彻底断了脊梁苟且一生者有之，如杨沫在晚年人性有所恢复的有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初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精神则灰飞烟灭了，只剩下苍老的躯体和余烬般的精神喘息着。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里有一个不被人们察觉的幽暗部分，人的行为无一不是它冲动的结果。但它只奉唯乐原则，必须把它置于自我、超我的约束下。明之王阳明说，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圣经》里也有人被魔鬼诱惑犯罪的描述。可见，人心至少是脆弱的，是必须时常加固道德的藩篱才能坚固的。

人类重大灾难，大多是由于人性恶的共振引起的自噬。遵守心中的道德定律，是遏制人类兽性萌动避免这些灾难发生的唯一办法。而守住心中道德定律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恪守住真，真之所至善萌生焉，真是人类一切美好价值的基石。

我们中国人，在虚假、暴虐的文化氛围中成型，身上浸染积聚了过多的毒素，仁爱、宽容、谅解、尊重他人的成分稀少，而这些又恰是中国走出专制建立民主的基石。建立民主、自由、博爱之社会的努力，不应把着眼点只放在政治层面，文化重建——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尤其显得重要。

因为，幸福的社会必须有合乎人性的制度来保障，合乎人性的制度必须由正常人格的人去运作，正常人格的人必须有健康的人性，健康的人性有赖于真实向上的文化，而我们的文化里恰恰缺少这些。

代表着暴虐残忍的“革命”、“共产”党文化之蛊不除灭，博爱、宽容、平等的人文价值观就遥遥无期。

2007-12-24

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给教授职业作了最经典的定位。占据文明社会的标志性岗位，教授言行往往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在社会体制转型时期，一些无良教授的职业道德堕落程度令人瞠目。为此，笔者特撰此文，给无良教授聚焦画像。立此存照，以为后来者戒。

最不堪的无良教授是剽窃造假者。

世人皆以为鼠窃狗偷，行骗造假之事乃市井屑小之徒所为，孰不知一些出入学府，往来官衙，谈经论道，风度儒雅的教授居然也有梁上君子之癖。剽窃数据、剽窃观点、剽窃论文，业务造假、项目造假、成果造假……笔者深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知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贵为教授之尊，却如此寡廉鲜耻，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最恶劣的无良教授是铜臭薰天者。

利用教授头衔出卖学术良知是此辈致富共同秘诀。此等人物仿佛置身于丛林社会，聪明学识学位为他们提供竞争的尖牙利爪，使之跻身于肉食者之列。教授迷上金钱，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魔鬼，因为他们的交易本钱只有尊严与良知。为了更多更快地获得金钱，他们出具假证伪证，出卖试题、昧心招考、虚假宣传无所不敢，无所不为。看看央视新闻调查《命运的琴弦》；瞧瞧伪劣工程、伪劣药品验收签字者的职称头衔；想想在叫兽们忽悠下，千万股民血本无归的惨状，听听考研考博生被骗财骗色的声声泣诉——此等人物的卑鄙龌龊早已达到灯火阑珊的独有境界。

令人无奈的无良教授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教授的天职在于启迪他人思维。世人以为有了高级学术头衔必定是满腹经纶，能够廓清混沌，指点迷津。孰不知囿于体制束缚，教授队伍向来不乏食古不化的书蠹。他们从不关心国计民生，不思与时俱进。而是认定死理，以不变应万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些守株待兔者常有意外收获。于是他们把教条八股当成受用不尽的摇钱树，伺机借势以逞。动辄祭起帽子、棍子，对与时俱进创新者大加挞伐。问题在于他们身居学术高位霸占讲坛，得以兜售僵化思想理念。因而误人子弟，阻碍社会进步，为害不浅。

令人恐惧的无良教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些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对时局走势，人心向背了如指掌。知识的真谛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然而，由于多年来没有公平舆论及时矫正社会公德，此等无良教授把文章千古置诸脑后，窥测政治风向，曲意逢迎。不惜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为迎合上意，他们能用如花妙笔把一壶水论证为一湖水；把当局权谊之计描绘成经邦济国的绝世良方。

他们明知一些权势集团以改革为名侵犯公众利益，却以局外学者名义为之鸣锣开道，教改、医改、房改发生重大失误，多有此辈推波助澜。

他们以长期留学国外的特殊身份站出来充当帮闲者，因而有极具欺骗性。他们没有原则立场，只有利益得失。为了得到主子青睐赏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世人皆知中国的病根就是违宪，有的教授面对比比皆是的权势违宪行为视若无睹。然而在司法界制定维护公民权益法律时，却上窜下跳扬言追究当事者违宪责任。

时下由于民主进程缓慢，由有权（官员）有钱（商人）有名（知识分子）的人士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社会的殷切期待，教授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主要代言人，理应有与天下兴亡休戚相关的责任担当。对于一般人，大家不应以道德为理由主张他人利益，但是由于教授所处的特殊位置，公众有理由要求他们更严格地遵循公共道德规范和职业道德。

这次西藏事件出现了广泛的暴力，中国方面展示的都是藏人打砸抢烧的镜头，并指控藏人专门残害汉人，而藏人方面则为被射杀的藏人尸体所震惊，并以血淋淋的图片作为铁证。其实二者都是结果，应该追溯最初的开端在哪里。

中国当局显然觉得有必要向西藏继续派遣增援部队

这次事件的起因，和导致1987年10月1日的拉萨骚乱起因非常相似，几乎就是重复。那次也是有僧人在拉萨中心的帕廓街和平抗议，警方拘捕了他们，并且对抗议的僧人进行殴打。这极大地刺激了在传统中把僧人视为”宝”的藏人群众，勾起他们对西藏宗教所受迫害的痛苦回忆。于是群众开始自发地对帕廓街公安派出所扔石头，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随后发展到纵火，烧汽车，殴打街上的汉人，捣毁和抢劫街面的商店，同时喊出”西藏独立”的口号。

重蹈覆辙

事隔二十年，西藏当局不知道是失去了记忆力，还是因为权力在手的骄横，这次同样是使用警察暴力，对在帕廓街和平游行抗议的僧侣进行殴打。僧侣被打的惨状再次引起了藏族民众的愤怒，导致爆发，开始攻击实施暴行的警察。参与者越来越多，事态扩大。这种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也不受约束的民变，出现打砸抢烧的行为一点也不奇怪，历史上如此，当代各国也一样。

读史书，常可以看到”激起民变”几个字。民变往往都会形成暴力，行为残酷，没有理性，但是责任却不能归于民众，而是应该由激起民变的统治者承担。且先不说这个事件的是非对错，仅从技术层面来看西藏当局此次的处置方式，竟然一模一样地重蹈二十年前覆辙，一点不接受教训，也足够显现出是多么的愚蠢和不称职。

当民变开始蔓延，暴力镇压几乎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如果不进行镇压，控制不住事态，民变会继续蔓延，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失序，乃至出现政权危机。这样的现实和后果往往被当局作为进行强硬镇压的理由，这种理由也往往会被一些渴望安定却不深入思考的人所接受，成为镇压的拥护者。

对此应该这样看：用什么方法控制事态，那是当权者的责任，不是无权者的责任。当权者不能控制事态，那是他的失职，是有罪。而当权者靠杀人才能控制事态，那不是他的功，仍然是他的罪。决不能因为他最终控制了事态，杀人就变成合理。因为事态之所以出现、发展和失控，就是因为统治者所造成的。况且，使用杀人的方式，只能震慑一时，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反而会积累下更多的仇恨，把社会推进下一次更大冲突的循环。

2008 年是中国的奥运年。2008年前后也正好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年。先是巴基斯坦选举中暗杀的枪声打响了周边民主选举的第一枪；随后澳洲“一夜变天”；接下来，弹丸之地的尼泊尔也开始民主了，缅甸那些紧握枪杆子的人也承诺使用选票，最后，连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尝尝民主选举的滋味；不久前，俄罗斯举行了毫无悬念的大选；台湾海峡，那里的选举战进入白热化程度；如果再跨远一点，太平洋那边，一个女人和一个黑人正在较劲，等到他们分出胜负后，还要和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皮肤癌患者争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总统宝座……

中国人有福了，碰上几千年来最集中的观摩民主选举的机会。我们可以冷眼旁观周边地区和世界各地的民主选举。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自然也不会放过看热闹的机会，但我的眼球却更多地是 被中国主流媒体所吸引。在我看来，那些民主选战其实都稀松平常，没有什么好看的，可是，看看大陆主流媒体上的各色言论，包括部分大陆知识分子的精彩发言， 就很有点意思了。

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台湾的选举就一个字：乱。说起台湾的民主，就马上和立法院打架以及撕裂族群、台独联系起来。巴基斯坦的民主就更不用说了，直接使用了暗杀，可怕得很。至于美国民主，“两个魔鬼中选一个”，所以对候选人的支持度总是不相上下，呈现拉锯战，……而俄罗斯选举，又正好相反，成了毫无悬念的“闹剧”，是假民主，是……

于是这些天，一提到世界各国和周边地区的民主选举，中国人就笑了——笑得自负，笑得含蓄，笑得大国，笑得特色，笑得崛起，笑得和谐……。看看那些劳民伤财、乱七八糟的民主选举，不正好可以证明相当大一部分国人的理论：西式民主不适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搞法，也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不信？早上起来你打开报纸看看——哇噻，领导人被选举出来了！多平和，多和谐，多大国，多特色！羡慕吧，那些生活在不稳定、不和谐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们！

美国的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澳洲的民主？欧洲的民主？亚洲的民主？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中国人笑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民主从来都是血腥的，至少对于美国民选的总统来说，不是有人统计了，美国总统被枪杀的比例比美军士兵在二战中的伤亡比例都高？另外，民主一开始都是打打闹闹的，台湾是这样，美国和英国、澳洲也都曾经这样过。还有，俄罗斯的高票当选也不是新鲜事，美国刚刚实行民主的时候，华盛顿总统连续两次都是以百分之百的全票当选总统的。至于说到台湾的族群撕裂，选民被政客牵着鼻子走，两颗子弹决定命运等等，都是民主的必然和民主政体发展的必经阶段……

尽管如此，但有一个现象却说明了一切，五十年前，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和地区是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到如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还在顽强抗拒民主选举制度。不知道是什么人 在以前说过：民主制度是迄今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他说这话的时候，估计还没有那么自信，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证明了他的话，可以更自信地说：民主 制度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

当然，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某种体制里的国民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眼睛和耳朵都不一定被自己控制的国民来说，要想真正理解民主制度，是有些困难的。

一般来讲，他们能够听见遥远的他国民主选举中的枪声和喧哗，却根本听不到自己身边成千上万无辜冤死的民众的呼喊声；他们嘲笑民主制度下的高票当选，却不敢和自己国家的领导人高票当选做一个比较：一个是在自由投票的制度下人民真正信任领导人的反映，一个是……

他们看到太平洋彼岸美国民主选举的铺张浪费，看到美国民众对候选人的挑三拣四和评头论足，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和美国公民一样对美国候选人的优缺点指手划脚。但对于身边那些不经过选举的统治者们挥霍人民血汗，对人民看不顺眼就打压甚至逮捕、碾死的现实，他们噤若寒蝉。生活在集权国家的民众，更难以理解美国那种耗费时日和金钱的选举之意义。其实，那说明民主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冗长的选举中遴别候选人，辩论政策，时刻用民意调整美国发展之方向。

他们看到台湾政客在立法院互相吐口水以做秀的方式吸引选民的注意力，却看不到自己连写一个帖子都要先找出敏感字词以免惹恼“人民公仆”；他们看到台湾民众的民主素质不高，却根本 想不到，自己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民主素质……他们当然更不会明白，民众的民主素质必须在民主的制度下培养和锻炼，中国的古代皇帝以及朝鲜的金正日就算再统治一万年，既不会给人民民主，也无法培养出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有国人说了，我们不要那种民主，我们要搞有自己特色的，也有国人说，我们也不是完全搞自己的那一套，只是想避免最坏的出现，避免周边国家民主政体下出现的那些不和谐因素，我们要一步到位最终实现世界各国都望尘莫及的民主。

于是，那些欺骗别人的人，和那些被别人欺骗的人就理直气壮地狂笑道，哈——看看世界各地的民主选举，太可怕了。看看我们刚刚举行的选举，——多么平和，多么和谐，多么特色！

于是，世界各国的人都笑了！

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那些不想欺骗别人的人，和那些不想被别人欺骗的人，却越来越笑不出来。

而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笑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又能够笑多久呢？！

1）龙先生要找的政治家我见过

今天看到龙应台先生的文章《给我们一个政治家》，我大惊失色。龙先生在台湾是肯定找不到他要的那种政治家了，但我们这里倒是有好多个，不知道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个？

龙先生对台湾民主有些恨铁不成钢，特别是对陈水扁失望之极，我深表理解，并有同感。然而，对于龙先生在中国最出色的报纸上发出呼吁“给我们一个政治家”，我就大惑不解了。龙应台在台湾民主政体下生活时间不短，访问过的民主国家也不会比我少，但怎么还对那种理想的政治家一往情深呢？弄出好像上下求索的样子？

在龙先生的文章中，她提到2006年6月27日写的《今天这一课：品格》，她归纳了国家元首的四个核心责任：一，不管国家处境艰难，他要有能耐让国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二，不管在野力量多么强大，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的认同。三，他要有能耐提出国家的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的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看完龙先生以上对国家元首的“愿景”，我几乎手脚冰凉，口不能语。过了好久，我才能问出第一个问题：龙应台先生：你说的这种国家元首在民主国家有吗？曾经出现过吗？在哪里？是谁？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以自己的国家为荣，好像不应该是一个元首的责任，而且更不是一个元首的“能耐”。在一个民主政体里，在野党就是要和执政党唱反调的，这是好事，没有必要和解，更不用“和谐”，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都是民主的精华。人民对总统提出愿景的最好配合是选他当总统，不配合的最好方法是下次不选他当总统。再说，总统不是什么都要管的，在很多事情上，民众没有什么配合不配合的，更多的时候，总统倒是应该配合民众。至于文章中说的，小学生写立志文章能以总统为效法对象，就更是离谱了。西方哪一个小学的孩子写作文会以正在当权的总统作为效法的楷模？我的儿子在美国和澳洲都读过小学，如果有哪一个老师引导我的孩子把当权的美国总统和澳洲总理作为道德上的效法对象，我会把他们告到最高法院的！

但是最让我感到害怕的不是我在民主国家没有找到龙先生文章中描述的这种“政治家”，而是我在非民主国家看到的都是你说的那种“政治家”，甚至还亲眼看到过！毛泽东、蒋介石等都是这种政治家，何以见得？第一，他们在位时，谁敢不为国家自豪？而且大多数人都是从一出生就被教育得“心甘情愿”地为国家自豪。第二，在野党——啊，根本就没有在野党了呀，这还不够和谐？第三，他们提的愿景不但让人民“心甘情愿”去奋斗，而且在中国，他们还为共产主义牺牲了好几千万人呢。还有，我们至今还在“心甘情愿”地奋斗！第四，集权制度下的元首们不但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而且是大人们每天歌功颂德的道德楷模，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你不想活了，或者想坐牢。即使在这些国家，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这种政治家也不多见了，如果有人要见见，倒是可以去北朝鲜，越南，俄国等，那里有几位政治家的尸体至今还躺在水晶棺材里，供喜欢政治家的国民反复瞻仰。

我很理解龙先生对陈水扁失望，但对她这篇文章《给我们一个政治家》，我真有些不理解。且不说陈水扁不符合这种“政治家”的标准，马英九又何尝沾边？

就在几天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里面提到，民主国家出现的都是“政客”——那种被民众选出来到政坛“做客”的人，他们来去匆匆，人民不满意，随时可以让他们滚蛋。而只有像北朝鲜和古巴才可能出现以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政治家”——他们靠某种方式夺取政权，然后把政治舞台当作自己的“家”，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死了还把接班人安排给自己人，继续当政治家。我当时写这段话也许是犯了幽默搞笑的毛病，但看到龙先生的文章，我就忍不住要自我引用。

2）如何找到一个干干净净的总统

龙先生在文中说，总统要有基本品格，她说，小学老师教育我们不偷窃，所以，总统就应该“廉洁自持，一介不取”。

龙先生愿望是好的，但这样的圣贤总统我恐怕你找不到。几千年的历史，世界各个角落的“元首”没有一个可以做到“一介不取”，做到“干干净净”，那些让你认为他们做到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根本不让你知道，另外一种是你用制度控制他们不敢取。千万别太相信有这样的品格的国家元首存在，再说，作为选民，也无法知道候选人的这种内在品格。作为选民，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被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如果贪污了，如果违反了小学老师教育的“不偷窃”的最基本道德品格，如果他不干干净净地为人民工作，我们的制度是否能够让他受到惩罚！——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伟大之处！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陈水扁，他是不是廉洁的，是不是一介不取？当然不是。可是，请大家扪心自问一下，陈水扁比台湾的历届总统更贪污腐败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陈水扁是台湾所有总统中“最干净的”一个，他贪污的那一点钱，和老总统蒋介石以及蒋经国相比，微不足道，甚至和当时两位老总统身边的任何一个打手相比，都要少得多（我们就不和其他几个亚洲大国比较了吧），而且，就在他坐在总统府的时候，他的女婿被送进了大牢。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好处！品德是个人的修养，总统候选人也可以掩盖起来，选民也不可能清楚知道每一个总统候选人的个人品格，但制度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品格不好的总统，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作为台湾的总统，陈水扁道德上也不是那些人攻击得一塌糊涂，至少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杀人，也没有像蒋经国那样乱搞女人吧——这同样要感谢民主制度，因为是民主制度约束了他，在民众面前暴露了他的所有缺陷，而以前那些总统，你暴露他的品德问题，小则坐牢，大则被暗杀（江南事件）。

龙先生，请相信我，不管是你，还是我，抑或是所有选民，把愿望寄托在一个干干净净为人民工作的总统上是愚不可及的，但我们可以选举一个为人民工作的总统，可以用完善的民主制度（法制、权力制衡和监督）迫使一个总统干干净净地为人民工作！

3）民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们太和谐，人民就不和谐了

其次，龙应台先生在文章中说到未来的总统要有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舒缓的药膏……

龙先生太煽情了，你描绘的场景太温馨，也忒和谐了，但你忘记了，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之间都像你说的那么和谐，那么有胸怀，不就像有些国家的民主党派一样？恐怕遭殃的是劳苦大众。政党争论不可怕，蓝绿吵架甚至打架也不是坏事，因为最终决定他们输赢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民众！同样，给民众一点信心，随着民众的民主素质在民主实践中逐步提高，他们会让政党们知道如何去为实现老百姓的愿望而打拼的——或者打架，也值得喝彩！

说到实行民主制度，那些反对者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民众的民主素质不够。言下之意，就是还需要明君和圣贤政治家们继续教育、培养和提高，可是他们却忘记了，我们几千年经过无数政治家——从秦皇汉武到成吉思汗，再到鄙视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们——教育和培养的民众，依然还不适应民主制度。而且就像古巴和朝鲜，再给他们一万年，那里的民众的民主素质能够提高吗？

民众的民主素质只能在民主的实践中一步一步提高。民主之路虽然充满坎坷，布满荆棘，但这是一条不归路，民众一旦踏上这条路，任何伟大的“政治家”都别想开历史倒车。

那么民众如何在民主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我想就以台湾为例。大家不能不承认，台湾的民主相对于整个大中华地区，毕竟算是一个区域民主。既然是区域民主，就有他的局限性。什么局限性？台湾岛上所谓台湾当地人毕竟占绝对多数。而国民党被定为外来政权。所以曾经有绿营人士自豪地说，我们要准备掌权五十年。

说这话的人，也太小看台湾人了，他们忘记了，台湾已经走上了民主的不归路，民主制度只能逐渐完善（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优点：在失败和失误中完善制度本身），而民众的民主素质也是在民主制度下逐渐提高的。台湾有些政治人物以为台湾的民众也会和他们一样停滞不前，眼中永远只有他们灌输的蓝和绿两种颜色，他们甚至认为自己翻云覆雨的能力太强了，弄得民众甚至看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

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让民众看到自己，而不是只看着政治家、国家和民族！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民为本”另外一个版本。台湾民众在民主制度的陶冶下，他们越来越把目光投向自己，看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所思和所虑，而不再是跟着政治人物起舞。他们选择领导人的时候，标准也就只有一个了：对我和我家人有没有好处！什么蓝色，什么绿色，什么统一，什么独立，什么公投，都见鬼去。有了民主素质的人要求的是：我的口袋里的钱会不会更多？我的民主权利是否在完善？我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不被破坏？我的孩子是否安全？

龙先生大可不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总统身上，希望他能够消除蓝绿对立，不必要！在民主政体下，在政治舞台上群魔乱舞的都是政客们，但政治中真正的主角却是手中握有选票的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书写者。

4）别把教育孩子和民众的责任交给政治家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在龙先生的文章中，最煽情的就是过红路灯的故事，由此引申出，我们需要一个道德楷模总统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这就好奇怪了，在民主政体下，我从来没有听说要找一个总统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选择总统是来治理国家的，如果他道德高尚，当然求之不得；但如果不是，如果他忍不住犯了克林顿的“拉链门”，难道我们的孩子就要跟着他们学坏吗？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里，根本不需要总统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总统靠不住，在教育方面，他比不上学校老师，比不上教育专家，比不上任何一个完善的制度。美国总统克林顿出现性丑闻，是不是让美国的孩子道德败坏了？正好相反，当孩子们看到总统也会犯错误，而他们的制度又能够公开曝光以正视听的时候，孩子们不但看清了政治和政客，也对自己的国家更有信心。布什总统从来就不搞女人——估计连他自己的女人也不搞了，而克林顿老是管不住裤子的拉链，可是，大家比较一下：克林顿下台前的民意支持率比布什下台前要低吗？

在龙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的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机几乎看不到国际新闻，翻开报纸几乎读不到国际分析——”龙先生其实不必担心，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他们都过于关心自己国家的事情，而忽视了国际方面的情势。我想这不是一个问题。

要知道，现在的电视和报纸都是利益集团掌握的，他们告诉你的国际新闻和新闻分析能够让孩子们信以为真吗？我走了七八十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大陆的电视和报纸拥有更多的国际版面。可是，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国民像大陆的国民那样，对国际和世界事务拥有那么多的偏见和无知。

1997年我第一次和北朝鲜官员接触，那时北朝鲜有灾难，但他们官员给我的报纸上，赫然有这样的标题：美国发生饥荒，从华盛顿到纽约的高速公路上，到处是饿死的尸体。而且还配有黑白照片。（此事件成为美国各研究机构的笑谈达一年之久）

龙先生，教育孩子有学校、有专业的教育家和课本，别指望被利益集团或者经济财团控制的电视报纸教育你们的孩子！电视是用来娱乐的，学校才是教育孩子的地方。至于台湾的电视报纸是否妖魔化中国大陆，你应该知道每年有多少台湾同胞到大陆旅游，还有多少台湾人在这里工作，他们的孩子在内地读书，他们会告诉台湾人一个公正的大陆。千万别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所谓的当选总统的“政治家”身上。或者，你可以回想一下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他们又告诉了台湾人民怎样一个真实的大陆？再说，你到大陆来一下，看看从我们的电视中又看到一个怎样的台湾？

5）让民众来教育政治家，而不是让政治家来教育民众

台湾不需要一个龙先生所说的那种“政治家”的总统，需要的是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及不断提高民主素质的选民。我同意龙先生文章中所说，过去八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的完善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陈水扁至少让台湾民众知道了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龙先生的文章也许有些反讽，但我却是真心的。台湾民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需要一个有别于陈水扁的总统。可是，如果大家回顾一下，陈水扁当选前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呀。事实上，陈水扁当选前确实很清廉，也没有什么劣迹。那么，台湾的民众又如何知道现在选的新领导人不步陈水扁的后尘？

这才是陈水扁执政八年来最大的成绩，那就是台湾将通过制度来限制总统，同样，台湾人用自己的行动来教育了所有未来的台湾“总统”：他们不但观其言，还要察其行。别以为你说得好听就一了百了，如果你不能真正地干干净净为人民工作，你就会最终被人民视为垃圾！

那么我为什么说台湾不需要也找不到龙先生所说的那种政治家？更不会选出那种政治家来当总统呢？如果说，世界上真有龙先生说的那种政治家，当然求之不得，可是，无论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从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来看，龙先生说的那种总统几乎不存在。而且，尤其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所有总统都有很短暂的任期，他们都毫无例外的被选民选为临时主政的“政客”，从这一方面来说，要实现龙先生所说的政治家治国，在道德、教育、长远规划上达到历史的高度，我想，也许只能到古巴和北朝鲜才能实现了。

按说，龙先生是在说台湾的事情，我本来不应该插嘴，特别是如果他用这文章为国民党马英九站台的话，我就当它是竞选宣传，更不会理睬。然而，这文章既然在大陆的报纸上全文刊登，我就不能不写几句了。我理解龙先生对于台湾民主暂时无法选出一个政治家当“总统”的沮丧，但她可能没有考虑到，她的文章会给那些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何物的国民造成多大的混乱和误导！

最后还有一个建议，如果龙先生执意要找那种政治家，我敢肯定她要失望的，台湾绝对出不了那种政治家了，民主制度下的选民也绝对不相信还有这样的政治家。

不如，龙先生移民到我这里，我们这里有大把你说的那种“政治家”！

200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