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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央视3.15晚会揭露了一条重大消息：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分众传媒子公司）掌握了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一半的手机用户信息。该公司对机主的信息进行详尽分类，精确到机主的性别、年龄、消费水平等，以“精确”发送垃圾短信，其中仅郑州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的短信日发送量就达2亿条（据3月16日《新京报》）。

仅仅一个企业，掌握了2亿多人的个人信息，如此令人骇然的现实印证了公众长期以来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担忧，更揭示出，个人隐私被泄露传播，早已脱离了小打小闹，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专业化、规模化、商业化的运作，足以让每个人岌岌可危。

在国外，公共信息随处可得，但个人信息却受到严密的保护，而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获得公共信息常要费尽周折，私人信息却垂手可得：花一块钱就能查几千万人的个人资料；每个用人单位招聘时，都会要你填上详细的表格；买完房子，建材厂商、搬家公司会立刻找上门；生完孩子，你的电话会被婴儿用品公司打爆；私人电脑若中了木马，你的银行账号、邮箱密码等重要信息会被人轻轻松松收入囊中……

个人信息被肆意窃取传播，使许多人几乎都没隐私可言，仿佛是个“透明人”。对此，今年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再提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人大代表孙丕恕呼吁，侵害个人信息应追究刑责（据3月16日《齐鲁晚报》）。实际上，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这样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2005年就传出消息，有关部门拟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已完成，然而，3年过去了，此项立法仍被束之高阁。

为什么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长期未受重视，久拖难决？说到底，这其实不是技术上的障碍，而是观念上的误区，即，公权部门没能把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放在足够的高度，对于公权部门而言，它们对个人信息的关注基本上是出于其管理的需要，也就是说，它们强调的是公民提供信息的义务，但个人就其自身信息所享有之权利常常被漠视。

个人信息即隐私，而隐私权则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隐私权与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名誉权是同等重要，绝不可小觑。并且，保障隐私权常常是其他权利实现的前提，设想，没有隐私权，你住哪个小区哪号楼哪个单元都被人家了解得清清楚楚，你的财产权还有什么保证？同理，没有隐私权，名誉权也将无比脆弱。

一个人的钱物财产被偷了，可能只是短暂心痛一下，可一个人的信息隐私被传播出去，四处转手倒卖，这给人造成的困扰和恐惧，岂止是一天两天？钱财没了可以追回，可个人信息隐私流失了，还追得回来吗？说窃取私人信息甚于盗窃私人财产，丝毫不为过。

因此，应该像保护个人财产一样保护个人信息，我们对于个人财产的保护，有着完善、系统、有力的法律体系，可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相关法律却零星寥寥，既无力又缺乏操作性。这一现状与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实难相符。

2亿多手机号码的相关隐私被泄露，但愿，这一侵害公民权利的重大案例将成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道催产剂，但愿，一次次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呼吁，能尽快上升为国家的意志，造福于民众。

作者:龙应台,著名华人作家

在纽约生活过四年，四年中，比较难忘的，不是那都市的繁华和人文的鼎盛，倒是我小小院落里那一帮。

院子外面是一片荒野树林，杂木丛生，荆棘满地。从他们藏匿的地方看向我家，灯火一定是重大信号。晚上，厨事结束，厨房的灯火先灭。然后是书房和客厅的光与人影。更晚一点，书房和客厅的火熄灭，必定是卧房的灯亮起；当这盏灯也灭了，树影幢幢，映在发光的雪地上，他们一帮就从黑影中开始蠢动，准备翻过篱笆。

开始时，听见院子里有声音，我们以为有贼，悄悄下床来，贴在黑暗的窗口往外窥视，外面一片月光泻地，白雪灿然，那一帮五口，已经翻身而入，身材高矮肥瘦不一，错落站在雪地上，显然正在打量形势。他们脸上彷佛蒙着面具，两只眼睛像用大把黑墨涂过，涂抹过度，又浓又黑，看起来就像化妆得不太标准的假的江洋大盗，也像被人打得两眼乌青的马戏团小丑。爸爸妈妈，伙同三个没教养的子女，在月光下，朝我们的厨房台阶匍匐前进。

台阶上，放着垃圾桶和厨余。他们翻箱倒箧，搜刮一空，甚至当场花天酒地，搞个脑满肠肥，然后扬长而去。离开犯罪现场时，也不会稍加整理，掩饰罪行，以致于第二天早晨，我们会有一地的狼藉不堪要收拾。

我们和这一家浣熊共同生活了四年。为了认识邻居，我查了些资料，才知道，浣熊固然可以活到二十岁，这些落籍大城市的北美原住民族，平均寿命却只有两三岁，因为，他们会被汽车辗死，或吃到有毒的食物，而一旦母亲死了，幼儿就很难生存。

二○○四年，英国的耸动报纸，以“纳粹浣熊”做标题，说，“纳粹浣熊横扫欧陆后正向英伦进军……行军英吉利海峡，即将进行毛茸茸的闪电战术。”咦，浣熊不是只有北美才有吗？哪里来的“纳粹浣熊”？

原来，一九三四年，时任德国森林部长的戈林曾经批准一对浣熊童男童女送进德国森林里去开山建国，为了“增进德国森林的多样性。”一九四五年盟军轰炸柏林时，一个专门为皮毛养殖浣熊的农场被轰炸，浣熊被“解放”，奔向自由的森林。六○年代，北约的美国士兵在任务结束时，往往把他们在军营里饲养当作“吉祥物”的浣熊释放，也促成了浣熊的战后婴儿潮。

六十年后，德国的森林里据估计可能已经有上百万的浣熊族。一向只在电视上看见过浣熊的德国人赫然发现，这些看起来滑稽的外来移民，涂了黑眼圈的宵小族群，不但会用他们毛茸茸的手打开紧盖的垃圾桶，还会潜入葡萄庄园的地下酒窖，用他们的利齿咬开酒桶，喝个酩酊大醉。有些浣熊喜欢在城市里讨生活。五星级的古迹城堡酒店也开始发现，阁楼里有不明脚步声，乳酪和鸡肉会神秘失踪，突然停电是因为电线被咬断；有一天，阁楼的天花板竟然整片垮了下来——浣熊们吃得太饱，太重了。

一百万个长相可笑的新移民，夜夜出来肆乱狂欢。于是，传统的猎人不得不也上场了。背上枪，穿上长统靴，走进了森林。

邀请浣熊们来欧洲做“开山圣王”的戈林，后来不管森林了，变成纳粹德国的空军大元帅，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一九四五年，在纽伦堡战犯大审中，被判绞刑。戈林要求以军人的死法，枪决，来结束生命，不得允许，于是在上绞架前两小时，吞氢化钾而亡。在下令“终结”犹太人的文件上，戈林的签署是最高官阶—— 懂得森林需要“多样性”的人，却不懂得人的社会也需要“多样性”。

然而在狱中等候死亡的戈林，对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权力从属关系，说过一番深刻的话：

“一般人当然都不愿有战争，不论是俄罗斯、英国、美国，或德国。那是当然。但是，做决定的总是政治领袖，把人民拖着走是个简单不过的事，不管是民主还是法西斯专政，不管是议会制度还是共*独裁。不管有没有声音，人民是很容易被领袖使唤的，实在太容易了。你只要告诉他们外面有敌人威胁，然后把反对战争的人全打为“不爱国”或说他们使我国陷于危机，就行了。这一招，可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啊。”

作者：林达 知名旅美作家

3月13日，因卷入召妓丑闻的美国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埃利奥特·斯皮策在妻子的陪同下，辞去州长一职。斯皮策在2006年赢得纽约州州长选举之前，曾两次出任州司法部长。所谓司法部长就是手下领导着一群检察官，调查起诉犯罪。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精于专业，在华尔街侦办多起投资银行利益冲突大案，引起激烈震荡。他被美国各大媒体称为“华尔街头号公敌”、“华尔街执法者”、“奸商克星”等等。一般猜想是他得罪了金融权势，假如出什么事会是大集团报复的圈套，这些阴谋论并没有兑现。很不幸，最终只是因他个人的人性弱点违法。

这一事件可以引出一些有意思的思考。从这样一个事件的败露过程，可以看到一个监督体制如何依靠一些设计精良的细节在奏效。

斯皮策是个执法者和法律专家，他在违反联邦法，更顾忌自己的身份，尽量隐蔽。可是，在一个银行管理规章制度的细节上，就是无法越过。假如一个地方总是巨额现金交易，一定是黑的。可是总体来说，美国很少支付现金。即便是个人，绝大多数资金都必须进入银行记录。

首先工资就是银行支付，只要是进了银行的钱，就是有记录的钱，来龙去脉，一笔都跑不了。违法之士要把黑钱洗白，也要通过银行。法律对银行做出规定，不论是从自己账户取现金，还是转账，只要是超过一万美元，银行都要报告备案。假如你总是分拆、以低于一万美元的数额频繁取现或者转账，甚至还有掩盖金钱流通来源的企图，银行就会直接向税务部门甚至联邦调查局举报。银行不举报，银行就违法了。银行不会因为你是官员就为你网开一面，它犯不着。

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制度细节的设置，使得与斯皮策交易的卖淫集团和违法的斯皮策自己败露。这些小小的技术性制度设置，对抑制官员腐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年尼克松的水门案，通过银行查资金走向就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虽然尼克松是总统，虽然他手下的人为了掩盖线索，转账甚至绕道国外，最后仍然水落石出。

美国司法强调证据和被告的权利，所支付的代价就是定罪更为困难。尤其是一些黑帮集团，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挡犯罪证据在法庭呈堂，美国禁酒时期，检察官就是运用税法把61名芝加哥黑帮罪犯送上联邦法庭，其中著名的头目艾尔·卡蓬被判处11年徒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斯皮策事件可以看出，人的弱点与生俱来。作为州司法部长，他严厉打击罪犯，并非虚假，斯皮策曾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为维护理想原则而战的战士”，他甚至打击过卖淫集团。可是这并非说明他能克制自己的弱点。官员如贪腐等其他违法冲动，也一样是人的弱点所致。人是靠不住的，这是社会需要制度的原因。

可是，我们谈论反腐败和政治清廉，喜欢从大处着眼，其实在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大步迈进的时候，完全可以先从科层制的建设入手，建立法规和编织制度细节。事实上，大构架的政治体制是否保障民众自由，涉及社会新闻监督的功能发挥如何，确实影响到对官员腐败的监督。可是，防止腐败的最重要措施，还是严密的科层制度、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现代化税收、预算、财务制度。英国在19世纪末发展出一套严格制度，它的技术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复式记账法的发明，这是西方制度文化的土壤。美国虽然一打头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宪法只是一个大构架，它的一套适应自己国家的具体监督制度，也是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在此之前，虽然美国的新闻自由可以由记者对官员腐败现象任意揭露，可是，只要具体的制度细节有漏洞，其结果就还是不断腐败、不断被揭露、官员不断受处罚，然后，不断有官员钻制度漏洞继续贪腐。直到20世纪初以后，科层制度、财务财政完善，腐败才得以锐减。西方国家的好处是，他们是民主的原生地，长出这棵大树，因为有这个土壤。这个土壤包括与自由经济同步、与市场经济匹配的制度细节，其前提是有完善制度细节的强烈自觉意识。这也是移植民主制度的国家，往往长期不成功的原因，它们没有这个土壤、没有这个自觉意识，轻视甚至有意规避政治之外的制度细节安排。结果是政党政治大话过多，制度细节安排不足，使得移植的制度之树无法健康生长。

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殖民政府并非民主政府，却因为英国人搬来了严密的科层制度，成功建立高效政府阻挡腐败。台湾在蒋经国时期，请来台裔美国精算师萧庆伦，对实行全民医保设计方案。可行性调查结果是：当时台湾医药不分，财务制度不严密，也就是医保的制度前提不足，匆匆上马，会招致腐败。全民医保计划因此暂停。在李登辉时代，为争取选票，全民医保在制度细节不完善的情况下匆匆推出，果然形成贪腐黑洞，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中国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双料新手，这样的他国经验教训，应尽早引入参考借鉴。制度细节安排越早越好，需要大量认真细致的技术性工作。后发社会好在制度细节无须自己发明，可以从他处照搬，可是，如若没有清醒的意识在先，还是会错失良机。

早在五年多之前，我与刘晓波、王光泽等人便发起公开信，呼吁北京当局在奥运会开幕之前清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迁移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尸，将该纪念堂改为文革纪念馆。我们在这封公开信中指出，毛泽东遗体的迁移工作，既尊重毛本人生前签字承诺的火葬方式，也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更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的城市。

我们呼吁：“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然而，五年过去了，奥运开幕迫在眉睫，官方仍然没有对我们的呼吁做出任何的回应。鸵鸟将头部扎进沙堆里去，便可以拒绝外部世界的变化吗？

北京当局标榜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然而，毛像和毛尸的存在，对这两个口号构成了最大的嘲讽和颠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首都的中心，居然停放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独裁者的尸体，居然倡导古埃及奴隶时代的“木乃伊文化”，并且让全世界的运动员们被迫在腐尸的臭味与病菌中参加各项比赛，这难道不是对奥运精神的莫大亵渎吗？

我们不能想象，如果在德国召开奥运会，希特勒的头像被堂而皇之地悬挂在勃兰登堡门之上，希特勒的尸骨被高举在科隆大教堂的祭坛里，那将是对人类普遍尊奉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多么严重的挑战！我相信，没有人会接受和纵容之，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会抵制这样的奥运会。

然而，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支持和鼓励的毛泽东崇拜却似乎司空见惯了。其实，毛泽东杀人之多、虐民之深、祸国之烈、统治之长，均远远超过希特勒。日前，美国国务院解密一份档案，记载了当年毛泽东与基辛格的一段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美中之间缺乏经贸交流的时候，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中国的女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先白送给美国几万中国女人。”其后，毛泽东又说，其实可以送给美国人一千万中国女人。他还开玩笑说：“这些女人到了美国，美国人的麻烦就多了。”在这个亘古未有的暴君眼里，中国的芸芸众生何尝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一千万中国的女性居然可以被他当作货物一样送给美国，毛才是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毛贼尚未去除，同志仍需努力。

中国领导层脸上可以挂笑，毕竟现状看上去不错。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和30年前相比，中国人富裕得多，并且拥有更多自由。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话语权大幅增加，在非洲的影响力更甚，以至于有评论家开玩笑，非洲国家也许要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助长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类似“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在媒体上回响。

但是中国领导层如果对现状真的感到满足，那将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应该认识到掩藏在红地毯下的那些严重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的看到中国这幅“美丽画卷”中有许多阴暗点。随便登陆一个门户网站—比如网易，浏览下各种新闻，你就不可能不意识到那么多让人忧虑的信号：贫富差距，物价飞涨，环境灾难，对政府的不满等等。所有这些信号都直接间接的向当局传递这么一个要求：立即作出必要的变革。延迟或者漠视将是灾难性的！机会之窗不会永远打开，那些掌权者需要有紧迫感。

在我看来，下列政策变化肯定应该列入中国领导层的紧急行动清单上，虽然排序可以有差异。

1.新土地政策——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成为发展的障碍。农民被剥夺了拥有和转让土地的权利，土地利用效率很低。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操控土地供应，推高不动产价格，来美化政绩。这种土地控制扭曲了经济体，导致了许多社会骚乱。北京应该采取一种新的土地政策，允许农民拥有土地权，使得土地具有更高的流动性。一个土地无法自由交易的国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市场经济体。

2.资本自由——除了缺乏安全的可以交易的产权外，广大农民缺乏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结果就是低效和贫困。中国应该放松对于金融市场的垄断，允许更多民营银行和乡村银行的设立，类似茅于轼先生创办的扶贫小额贷款应该尽快合法化，鼓励资本自由的推进。如果没有充分竞争，金融机构的现代治理结构和问责行为将无从谈起。资本自由可以让穷人有机会发挥创业才能来改善生活。

3.废除户籍制度——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中国已经逐步放松了对人员流动的控制，现在是彻底废除户籍制度的时候了。户籍制度不仅仅对经济发展造成伤害，也是对基本人权—自由迁徙权利的侵害，一直以来受到国际社会批评。

4.落实产权保护——中国应该加强产权保护。刚通过的物权法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是效果有限，政府或者大企业可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侵犯私有产权。个人或者草根阶层需要获得更多的维权工具和法律程序设置来保护他们的权益。

5.合约执行——中国应该尊重合约以及合约执行。类似娃哈哈和达能之间的高调纠纷和纠纷处置过程让人们怀疑在中国合约能得到遵守的程度。合约执行不应该因为空洞的“国家利益”或者“战略行业”等说辞而受到干扰，不严格执行合约将伤害中国企业的国际声誉，并最终伤害中国的经济。

6.环境保护——中国需要努力保护它脆弱的生态环境。由于产权不明晰和畸形的经济驱动，污染环境的成本一直很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继续忽视将是灾难性的。扭转这个趋势，中国必须加强产权保护，放开民间参与。公众，政府以及很多非政府机构应该携手有效工作。在土地和水资源方面的产权划定将会让污染者被问责。

7.教育体制改革——中国需要改革它的教育机构。国家运营的教育机构既不充足，又没有效率，无法满足经济和演进的公民社会的需求。政府需要放松对教育机构的控制，鼓励更多的竞争。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和课程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公民教育应该取代过时的意识形态教育。

8.更多的地方自治——中央政府应该停止对地方事务的微观干预。随着越来越多元化的事实，大部分经济事务应该交给地方处理。那些压垮中央政府的大部分议题都可以由地方政府更有效的处置。中央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不可预期的摇摆已经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政策制定方面的机会主义必须要加以抑制。

9.更加负责的国际参与——中国应该改善它的国际形象，它应该遵守国际人权标准，核准1998年签署的《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应该停止给苏丹、津巴布韦、缅甸和北韩这些流氓政权提供不顾道义的支持。

这些政策变化是否能被采纳将取决于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意愿。在2005年的人大会议后，中国领导层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如果他们是认真的，那么上述的政策变化将是必要的。中国领导层应该认真思考他们到底要走向何方——他们是否真的相信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套话，或者他们将拥抱一个维护人们自由，生命和财产的制度。

随便登陆一些中国的网络论坛，你很容易发现处处都有激烈的讨论，人们正在要求变化。全球化，信息技术以及经济能力的提高，使得中国民众不再是领导人面前的温驯羔羊，他们开始出声，他们要求宪政民主和法治制度保障下的自由和人权，要求能够享有做人的尊严。

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暴力事件四十九周年纪念日（中国政府称之为“平暴”，流亡藏人称之为“起义”），海外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进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以各种形式进行纪念活动，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达兰萨拉甚至发起了“返藏”行动；与此同时，3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