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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一下“陕西官员写作”，相关网页竟有18万多，可见“蔚然”以至“成风”到何种地步了。跟“华南虎照”与“艳照门”不同的是，并没有人站出来辟谣。对“官员作家”这个头衔，上至副省长，下至科员，看来已是欣然领受了。

有好事媒体罗列了“官作”（官员作家）们的创作成就，并呐喊着为其张目，言之凿凿地劝服心有疑虑的一方百姓：“在中国历史上，少有职业作家。有诗文传世的大量作家中，许多都是不同级别的官员，例如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唐宋时期的散文‘八大家’。他们当年的‘政绩’早已不为人知，但靠出色的文学成就依旧名垂青史。”

靠文学“依旧名垂青史”的，其实还有李煜。所不同的是，他的“政绩”也为人所知，那就是：亡国。世人原谅李煜，并不是他写得一手好词，而是他的皇帝乃继承得来，推却不得——这跟今日官作实有大分别：舞文弄墨、寄情山水常被视作遁世之态，但“蔚然”已“成风”的陕西官作们可有为此而请辞的？若无坚辞之心，作为纳税人，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他们这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

在古代，“学而优则仕”，当官的门径，很长时期内只有读书、作文一途，所以出现大量官作实不为奇；但今天，在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下，在“官员职业化”的呼声下，公民是否愿意放心地授权“性情化”的官作来治理一方水土，还要看他们对这种行为到底如何理解：究竟是不务正业、沽名钓誉？还是优良风尚、美谈一桩？

在各大BBS上，笔者发现民众的忧虑跟文学界的欢喜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民众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将大量时间花在舞文弄墨上，则必致政事疲废，且官员本是强势阶层，“写作蔚然成风”会不会将出版业也变成书画业一样的灰色经济体？

民众战战兢兢的质疑声尚未落定，文学界已经在敲锣打鼓地欢迎新成员了。《美文》副主编穆涛就称官作是“给陕西散文提神的一支纵队”；陈忠实与贾平凹这两位陕军元老，则不约而同地表示“写作谁都可以搞”，所以官作“没什么可奇怪”的。

看起来各有说辞，但真正的问题最终还是被回避了：第一，官作本不鲜见，为何独独在陕西成为一种现象？第二，据此形成的官场文友生态，与早年的“麻将外交”有何区别？第三，此间是否存在权力寻租？第四，纳税人是否在为官员的“文运昌盛”埋单？

总之，先别急着欢呼。看起来官员投身文学总比“包二奶”、赌博、“公私联营”等对公众社会要更小一些伤害，所以我们宁愿父母官是一个三流的文学家，而不愿他是一个一流的嫖客或者赌博家，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要求他们做一个本本分分的公务员？

套用一句革命前辈的话作结：陕西仍不发达，同志尚需努力。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来自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贾平凹面对华南虎的追问连连摆手，“你别找我，这个报纸都已经说过了。”并以开会为由快速走进会场。此前，贾平凹曾接受记者采访谈论文学问题，但当记者话题转到华南虎事件时，他随即以“不清楚这件事”为由结束了采访。

对于多数陕西代表、委员拒绝回应华南虎事件，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认为，代表委员回避周老虎不能怪他们，关键还在政府。“代表委员还要在当地生活，与当地政府不一致他们会很麻烦。”

从情理上说的确如此。一般而论，人们不能用自己的道德主张他人的权利。但是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为公道公德作出个人利益牺牲。政协委员的职责就是当局诤友，所谓诤友就要挺身而出，犯顏直谏，言人所不敢言，回避不言就是失职。

作家是社会良心代表和时代纪录者，理应更为超脱地发出自己的心声。文章千古事。白纸黑字纪录的不仅是社会现实，更是作家自身人格的写照。如果说，其它委员不发言情有可原的话，集全国政协委员和著名作家于一身的贾平凹，面对记者提问装聋作哑就是不能原谅的耻辱。

问题在于回答记者的提问并不需要贾先生付出什么代价。说了真话，当权者能把你怎么样？能罢了你的官？能给你处分？能砸了你的饭碗？我想这根本不可能。即使这一切都兑现了，又怎么样？估计你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拿退休金还不能保障你正常生活吗？何况你还能写，能挣花不完的稿费。

虎照早已不是照片的真伪问题问题，而是政府的诚信问题。进一步说，就是陕西官方最终会为假虎照支付多少信用成本问题。权势可以左右部分人于一时，不可能左右所有人于永远。拖延的越久，付出的利息越多。这是贾先生应当明白的常识，也是陕西省数千万人都明白的常识。

我相信，绝大多数陕西人，包括绝大多数党政官员都希望早日澄清虎照真相。他们绝不愿意被少数制假官员绑架，成为诚信危机的牺牲品。应当说，记者的提问给了贾先生一个绝好的机会。作为陕西省作家代表人物，贾平凹先生如果此时说了真话，不仅令世人对您刮目相看，还会改善陕西人形象，也许能够推进此事早日解决。

面对如此简单的事实，面对即将大白于天下的事实，贾平凹先生表演太势利、太苟且，太让人失望了。

看得出来，贾先生这样做，无非是让当权者明白——我和你们坐在同一条船上——因为混迹于官场的贾先生很清楚，这样才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可是务实的贾先生也许忘了，人的生命很有限。官场上固然可以体现部分人生价值，但远不是全部——步入多元化的时代后，依然唯官场是从乃是作家的莫大悲哀。

有句名言说的好，“有的人死了，但他依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已经死了。”作家的骄傲就是当生命终结后，他的文字依然有生命力。贾平凹先生，如果您继续这样的表演，对于我来说，您现在已经死了。

毛泽东与彭德怀

梁漱溟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延安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

梁漱溟人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一个大儒，是反对阶级斗争第一人，是毛泽东一辈子的诤友和辩友。1957年，为了试一试中国共产党的气量，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与毛泽东辩论，大战三百回合，最后在一片“梁漱溟滚下来”的口号声中才悻悻下台。晚年梁漱溟对毛泽东有三句话的著名评价。第一句话说，影响20世纪中国的有三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后来成为流传甚广的说法。第二句话说，毛泽东不只是一个毛泽东，有多个毛泽东。这是说毛泽东有多个侧面，是很丰富的、复杂的、变化的。

关于毛泽东的多个侧面，我多说两句。两年前李敖来大陆做了三场演讲，他给三场演讲的定位分别是“尼姑思凡”式、“金刚怒目”式和“慈眉善目”式。如果借用这三个定位来解读毛泽东，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在这三个侧面都有非常精彩的、经典的表现。

比如说“慈眉善目”的一面。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有一位已退休的女老师，叫汤景秀，20世纪50年代是中南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曾经多次陪毛泽东跳舞。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就问她，小鬼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汤景秀。毛泽东问哪个汤？三点水的汤！毛泽东说，北京有个小汤山，那就是你们家的山，下次你到了北京，我请你去小汤山。这就是毛泽东的一种风格。现在汤景秀随便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起这几句话，就两眼放光，神采飞扬。她已经70多岁了。她当时的舞蹈队长叫俞九香，毛泽东也是问她名字，然后想想说，你这不对，鱼放久了只会臭，怎么会香呢，我建议你改一下，叫“鱼久臭”。

另外有一位孟锦云，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大家熟知张玉凤，而孟锦云就是与张玉凤一起陪伴毛泽东走过最后两年岁月的幕后人物。孟锦云是原空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1964年陪毛泽东跳舞而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一问她的名字就开起了玩笑，说：“你跟孟夫子一个姓，而且你这个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好啊！你湖北，我湖南，我们一湖之隔，你可算得是我的半个小老乡吧。”从此毛泽东称她为半个小老乡，并一直叫她孟夫子。

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因此他留给人的第一印象都非常深刻，显示了他的机智、风趣和幽默。另外一种问法是，你老家是哪里。只要你一报出地名来，他就能马上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大事，出过什么大人物。这又反映了毛泽东博闻强记的一面。通过这个和普通人沟通，往往能让你终生难忘。

再说“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比如说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我举一个细节。毛泽东说，彭几十年以来和我是三七开。就是说七分不合作，三分合作。这个话说得是很不客观的，而且说得太重。彭德怀不能接受，说五五开行不行？毛泽东说，不行，就是三七开。这时候就顶上牛了，互不相让，不可开交，几乎是对骂起来，彭德怀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吗？”毛泽东说：“（延安时）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朱老总听不下去了。

想调节一下，刚说没两句,毛泽东把穿着老头布鞋的脚抬到桌上来了，敲着鞋帮子说：“朱老总，你在隔靴搔痒啊。”这一下让朱老总也不敢吭声了。当然，事后毛泽东对彭德怀其实是心存内疚的。据张耀祠回忆，1962年某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八万言的长信后，一大早就在颐年堂等彭德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倔脾气，几年不写，要写就写八万字。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防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张耀祠认为，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自己的反思。毛泽东的这一面在今天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所见，这就是所谓的“金刚怒目”式。仅举一例，聊备一格。

三说“尼姑思凡”，居高临下而又亲和无间。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对社会贤达、博学鸿儒特别具有征服力。我手边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梁漱溟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深情回忆1938年春天那个夜晚的陕北窑洞，他和毛泽东就中国的抗日前途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

“毛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茶。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说到这里，我想起再前推22年，即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分析了日本对我之既定策略后说：“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予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20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印证了毛之远见。所以，面对毛泽东的雄辩，梁自然心悦诚服。

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57年3月12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桀骜如梁公，清高如傅君。接谈之下，欣然就范。

梁漱溟的第三句话说：“毛的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没有最大的功劳，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说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个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颇为复杂。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我目睹过父亲戴高帽、游街、被批斗和造反派上家里抄家的种种场景。尤其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我只读了5年小学，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在初中混了两年，就赶上了“老三届”的末班车，下放到农村去了。在读书的最好时光，没读到书，这是我此生的最大遗憾。这是时代造成的，“文革”造成的，和毛泽东直接相关。所以，当1976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时候，我在东南沿海某军营招待所的房间里，独自面向北方，按北京追悼会的程序，作虔诚的追悼。理智告诉我应该哭，但就是没有眼泪，感情有点迷茫，有点空白，有点惶恐，有点失落，也有一点庆幸和解脱……但是当毛泽东离去30年之后，当我经历了家事、世事和国事沧桑巨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可以更加平静、客观，从而看得更清晰一些。这时，反倒感觉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朝朝团坐学时事，目注心营考问频”，吴宓不得不开始习惯新的霸权政治话语，尽管他感到既陌生、无趣甚至恐惧，“每日至夕晚则体倦而神昏……每晚辄自觉如饮酒微醉或疯狂者之初发轻疾。”

《续编》中第一次出现关于学习会的记录，是在1951年1月2日。内容很简短：“赴第一小组学习会，心甚不快。勉强发言一次，以雅典、斯巴达之战为比，证美之必败云云。循例随众，不得不言，既违良心，又不合时宜，殊自愧自恨也。”

不合时宜，自愧自恨。概括了他的感受。

怎么办？吴宓试图从“国粹”中寻找力量。从自己服庸的清儒孙奇逢那里，吴宓摘来七条“语录”，与“马列真经”对照着读，以调养成自己心气。七条语录的内容分别是：学则乐（君子无处非学，故无处非乐。造次颠沛，贫富患难，皆学也。故无入而不自得焉）；知仁勇皆从敬出；凡事惟适中可久；七情惟怒难制惟欲最深；处难事如理乱丝（耐心缓图自有入路，急则愈结所伤必多）；老来益当奋志（志为气之帅，有志则气不衰，故不觉老）。

可是，在实际政治生活和是非面前，儒家这种修养功夫未免流为明哲保身。作为一个有科学精神、有良知和独立见解的人，对于许多事，他又常常违背“圣人”之教， “不能忍耐，情气骚动，言行舛错”。比如，1951年4月25日，吴宓以身体不支为辞申请不加入学校入市区宣传事谊，但实在不能忍受“诸少年之轻薄倨傲，擅作威福”，当即对各种宣传办事方法作评论，称其“不行分工，不用专才，而使一切人遍作各种事，劳忙已极而效果未睹，可谓不经济之甚。”会后，吴宓颇为自己太真率动感情而自责，以为“说出心中之善言正理，殊违背‘随众假意敷衍，但求全生免祸’之旨矣。”

不能说真心话，痛苦；违背良心说假话，还是痛苦。吴宓无奈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策略：尽量不参加或少参加各种会议，即使参加也尽量少说话，最好不说话，默不作声。非发言不可，也只好依样葫芦，随众敷衍，以为应世悦人、避祸全生之具而已。

“随众假意敷衍，但求全生免祸”，这正是晚年吴宓遭到后人病诟的地方。

但是，《续编》的大量材料证明，吴宓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取这种犬儒主义。相反，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他宁可坚持士人的节气和学者的精神，哪怕为此贾祸牺牲。试举几例。

1951年6月28日，学校里有人求他为《大公报》撰文庆祝共产党30周年，吴宓坚决拒绝，并表示“若至万不得已时，被逼，宁甘一死耳……若有命必以身荐寝，则玉碎珠沉之期至矣。”

8月13日，一位领导责望吴宓思想跟上进步，宓“恒用推宕之法以守沉默”。

11月19日，上面有人命他写信祝毛主席寿，“未及写”。

问题是，这种以推宕守沉默之法，比起孙奇逢的语录来，又能维持多久？吴宓很清楚，“今后断难长期如此”。

时势不可挡。吴宓不由得怀念起刚到重庆时还能读书作诗的日子。仅仅过了两年，历经各种惊心动魄的运动与学习会，加上土改中各地亲戚朋友破产殒命带给他的悲伤，吴宓深感“死之日近矣，于是悲郁不胜。”

1951年1月21日，吴宓作《名教授一首》，表达了他的心情：

卅年教授有微名，解放潮来尽倒倾。急卷诗书随呐喊，初工色笑巧逢迎。课程精简难新样，薪给评低耻旧荣。留美昔吾尤恨美，学生今汝是先生。

没有想到，高唱“解放思想”的“08两会”，其实在“恶搞解放思想”！谓予不信，请看举证。

“08两会”最精彩的提问

若有人问，“08两会”最精彩的提问是什么？我推选3月6日14：30分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先生的一个提问：其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追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何为解放思想？”——这一问题看似平和的“纯理论”，有点“小儿科”，实则暗藏高深机锋：对近期广东和北京两会上的空谈“解放思想”、“恶搞解放思想”给予尖锐讽刺。

若有人问，“08两会”最官僚的回复是什么？我推荐“汪帅”对储百亮的回答：“一句话，请你回去认真学习十七大报告。”虽然“汪帅”接着又解释：“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品质，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一外交辞令纵然如太极拳般漂亮，却只是一堆思想毫不解放的空话套话官话！说明“汪帅”之“解放思想”，实乃“唯书唯上唯核心唯红头文件”！算得一种“恶搞解放思想”。

再看“两会”只许“多谈经济”，禁止“讨论雪灾问责”——贵州省省长林树森3月6日在北京“两会”上说，“雪灾是自然灾害，无须问责。”陕西省“两会”代表在北京集体回避“纸老虎”问题，并且在3月7日不顾两会代表葛剑雄等人追问，悍然关闭了陕西华商网“华南虎论坛”！而号称“求真务实”的中央政府在主持“两会”时，竟然对一个世界皆知的以“纸老虎”表示“科学发展观”改善了生态的恶劣造假事件听之任之！3月7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广东代表团参加讨论，与“二亿农民工的三个代表”之一胡小燕交谈，胡称自己月薪三千多元，总理很高兴——众所周知，二亿农民工工资百分之九十在千元以下，选的代表却是月薪三千多元，这有代表性吗？这代表是全体农民工自己选举的么？如此假大空的“两会”，居然处处自诩为“新一轮解放思想”，不是“恶搞解放思想”是什么？！

解放思想就是开放禁区

其实，记得三十年前开始“解放思想”过程的老百姓，用四个字就可回答储百亮：开放禁区！解放思想就是开放禁区！邓小平当年倡导解放思想，并非是仅仅高谈阔论，电视表演，而是“少说多做”，以一连串开放禁区的实际行动给予示范，仅1978、1979年打开的禁区就有——

——放手让胡耀邦组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打破“两个凡是”禁区，在全国掀起破除毛泽东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思想神话的禁区。

——破除中央会议只能按主席和主持者事前决议进行的禁区，任凭普通与会者陈云、胡耀邦（二人当时皆是普通中央委员）等自由“放炮”，导致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原定中心议题，将主要讨论农业问题、李先念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和计划问题改变为讨论“改革开放”。“三中全会”是打破一言堂和“主席令”控制会议，开放民主议政作风的典范。

——打破“不能偏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区，“大赦天下”，“和解敌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全国“地富反坏右”摘帽，为刘少奇、彭德怀等待文革冤案平反，“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让众多被压制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出山。

——打破禁止“分田到户”禁区，承认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分田到户”自由，全国推广“联产责任承包制”，废除人民公社。

——打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禁区，批准建立蛇口工业开发区和深圳特区，以“招商引资”大力引进资本家和资本以及其管理机制。

——打破“政治挂帅”禁区，开放“时间就是金钱”新观念。

——打破“文艺黑线”禁区，开放一切“封资修”毒草，允许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作家有自由写作的权利。

——打破信息封锁禁区，让国人可以收听《美国之音》等境外消息，让文革禁书重放鲜花。
……

假话假货是最易引起社会动乱

今日十七大和“08两会”到底是不是“新一轮解放思想”，只要将其与三十年前的“解放思想”比一比，就可见分晓——让我们看看，当年邓小平开放的禁区是关上了，还是在继续扩大？今日的禁区是比当年多还是少？当年《深圳青年报》可以在邓小平没退休前呼吁赞成邓小平退休，当年蛇口的党报可以公开批评当地党政一把手，今天深圳媒体敢吗？今日一些地方连香港“自己人”办的凤凰卫视也禁止收看，这能叫“新一轮解放思想”？今日各地出版社不敢再版十年、二十年前的旧书，这能叫“进一步改革开放”了？今日有哪一次会议可以像“三中全会”那样打破一言堂和“主席令”控制会议，开放民主议政作风？今日执政者的不同政见者为何二十年前多了许多倍，何以还偏要自称“和谐社会”、“科学发展”？。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相比之下，人们只能说，高歌“解放思想”的今天，其实在“恶搞解放思想”！

这未免欺人太甚——老百姓并不想强迫执政者一定要搞“新一轮解放思想”，你没有胆识没有自信没有实力进行解放思想，你就实实在在地按你心中的“回头路”走就是了，何必要挂羊头卖狗肉，冒充解放思想，欺骗百姓？

别忽悠什么“新一轮解放思想”，先把邓小平开放了的禁区还给百姓，先恢复和保持邓小平“三中全会”时的改革开放，“还邓于民”，就是天大的解放了！

须知，假话假货是最易引起社会动乱的！

2008年 3月8日 于深圳 早叫庐

发生在拉萨的冲突事件，国内外媒体报道之少，令人感到惊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事件如此 迅速地被扣到”达赖分裂势力”的头上；（二）西藏政法当局的告示也是简短得非常，尚不如”文革”后期敦促保定武斗分子放下武器的告示之称曰：”胁从者不 问，首恶必办”云云。当然，西藏司法当局简短的告示表示了他们谨慎的态度，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事件的真相远非国内正统评论那样，是”达 赖分裂势力”所为，尽管不能完全排除。

就政治突发事件的机理来论，非正常因素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后，总会采取李代桃僵或借尸还魂的策略表现出来。就拉萨冲突事件，至少不能排除以下两点：

其一，西藏区域内的党政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内耗性权争，从而迫使处于弱势的一方采取”利用民间”的斗争手法。

其二，”达赖分裂势力”内部分裂，即在达赖的精神领袖地位没有动摇的情况下，内部出现了新兴的政治领导力量。很可能，这些少壮力量受到了尼泊尔”番红花革命”的鼓励。

【我说的是”不能排除”，至于如何排除或印证，那是中国政府和军队情治单位的业务工作。换言之，我只是作战略学方面的解析与蠡测。】

达赖一直从事西藏高度自治的路径谋求，但是，中国当局十分固执地拒绝，至少是延期回答达赖”留在中国，高度自治”的方案。他们太低估了达赖的影响力！至少 来说，希望随达赖年纪增长、影响力下降（乃至于生命自然结束）后再来与流亡集团进行筹码交换的方法，是不成熟乃至盲目的战略考量。假设拉萨冲突就是由于 “达赖分裂势力”内部分裂引起的，或干脆说它是尼泊尔”番红花革命”的复制，那么明智的分析人士仍然有理由相信：达赖作为精神领袖的地位不是在削弱，而是 在加强。作为佛教的世界级领袖人物之一，达赖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国内汉族的佛教徒兼社会活动人士，把能在国外见到达赖，也视为一种无尚的光 荣。达赖对那些尽管是极少数的社会精英（汉族佛教徒）拥慈父般的影响，是一些政治评论人士所亲历的事实。

少为人知的是，达赖不仅在印度和美国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在北欧地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美印的影响。发生在上海的冰岛女歌手在《宣布独立》英文歌曲中，加进 了”Tibet”， “Tibet”高喊，是否是由于达赖的影响，还无从知晓。但是，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被插到南极，却是一个罕为全世界知道的细节。

从2000年11月到2001年2月，完成历史上第一次妇女穿越南极的美国女探险家班克罗英特与挪威女探险家阿妮申，在其举办筹备探险费用互动会之时邀请 了达赖。达赖在挪威出席了阿妮申的筹款会议，并接受了阿妮申所献的哈达。作为对这份敬意的回报，达赖也向阿妮申赠送了雪山狮子旗。

阿妮申与班克罗夫特到达南极极心之后，展现雪山狮子旗，并将它牢牢插在南极，从而完成了一个具有极强政治象征意义的”达赖委托”。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细节，中国国内任何一家媒体均没报道两位（兼职）女探险家的旅程及成功事例。如此新闻封锁，符合一贯的意识形态操控模式，但是，这次让世 界为之震惊的旅行却被台湾内化为”抗灾精神”。对于妇女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南极穿越，台湾的校园网董事长说：”在台湾，近一万名学生在网上追踪了两位女探 险家的穿越之旅，并参加了她们设置的网站的学习。课程被翻译成国语。…在我们震后重建之际，我们看到了两位女探险家的冰上之旅，她告诉我们如何克服困 难。”

我不想把台湾问题与西藏问题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而是试图通过简单的案例告诫那些操国柄者：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的变化，尤其要把知情权还给社会，有多么地重要！

拉萨事件还有多么深的教训，恐怕不是一张简单的告示所能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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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5日夜。

“如果做一部个人生活的编年史，我会选择‘文革’十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这样畸形的十年，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这十年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完成了青春期，这期间我写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没想到，这封情书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编辑 潘葱霞 记者 谢海涛 上海报道

作家徐星（徐星 供图）

1958年徐星一家合照。“文革”之后，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 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徐星 供图）

“文革”批斗时场景（资料图片）

历史真的被遗忘得很快，

这个社会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只用了几十年，

就把人从以前的“革命者”

变成了“消费者”。

1972年，一个16岁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写了情书，给一个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女孩。

情书的字里行间里，没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这个饱受精神煎熬的少年对眼前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情书让同样单纯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惧，最后，她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关了起来。

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点，上海。曾经的青涩少年此时正坐在一间小型放片室里，黑暗的周围是一张张平静的脸：大学教授、电影工作者、记者、大学生。56人的房间座无虚席。

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个已经52岁、叫徐星的作家，是一个温和的愤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勤杂工的徐星，其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这一次，作家徐星被关注的是拍了一部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在中国内地，“文革”依旧是历史的禁区。大众传媒、大中小学教材，鲜见其踪影。上世纪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至今未获官方回应。由于题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编年史》注定是一部不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纪录片。

在这部8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徐星的初恋故事只是一个切入点。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贯穿了全片，把观者带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岁月。徐星既是一个自述者，讲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又是一个寻访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访“文革”事件，以唤醒被掩盖的公众记忆。两条线索在影像里并行而交叉，照见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浮沉。

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

“1966年，我刚刚十岁，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生活一夜间全变了……”

随之而来的，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除四害时一车一车的麻雀……一个异样的年代扑面而来。

“随着暴力的升级，父母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儿，可是我看到的这些，即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把我从他们的下放地送回到北京，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

“从12岁时开始，我有了一个让大多数孩子羡慕的机会，每年两次单独上路去看望远在甘肃的母亲，很快我就迷上了这种路上的生活，学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与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仅没能好好上学，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

1966年的中国，正发生着刚满10岁的徐星无法理解的事情：批斗、大字报……那时，他的父亲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后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医生，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

每年两次去甘肃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火车里挤得和罐头一样，跟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孤独，使得他从12岁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少年时的经历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强烈。长大以后，他慢慢懂得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20年后，这番经历最终化为他记录历史的作家梦，又10多年后，化为拍纪录片的动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为了童年的记忆，我找到了一个个默默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开始拍片的。这一年，“文革”结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写成了剧本。

最初，他试图复原一些红卫兵的记忆，“我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2006年春天，他带着法国摄影师去了哈尔滨、重庆、南京、韶山等地。但他很快发现，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徐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这种遗憾的感觉，在他采访卞仲耘事件时最为强烈。

被遗忘的公共记忆

“校园的一角，一锅炉工推着的平板车上，马桶盖下露出了一双脚，身上流出的粪便沥沥拉拉流在车下，我认出了是校长……”

片中，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讲述着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后的场景。

画外音则介绍，“这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有非常好的老师和教学传统，学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国家领导人也把子女送到这里。4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当年是我打的人，我错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面对徐星，悲愤交加：“（学生打死老师）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开了“文革”中“红八月”杀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祸不单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垚三天内失去了世上最亲近的三个人：爱人卞仲耘、他们夫妇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原《大公报》名记者、中宣部国际司干部刘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宣部跳楼自杀的。

纪录片里，作家、诗人刘自立回忆父亲自杀当天的情景：

“父亲中午临上班前，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我，这个举动不同往常。我在家里并不管钱……。”16岁的刘自立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楼的邻居敲开家门，对他说“你爸爸死了”……

刘自立再次出现在纪录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会上。当年的校友、作家徐晓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批斗结束后，刘自立在校门口被押上囚车。

纪录片没有介绍刘自立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2008年2月27日，面对记者，刘自立说了许多：当年，父亲的“叛党自杀”，并没有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他的立场并未完全转变，与父亲“划清界限”和对父亲的刻骨怀念，双双并存。但很快，他因质疑“血统论”，攻击领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监狱的10个月，他学《毛选》，背诵《矛盾论》、《实践论》，对于批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会，却深深触动了他。触动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种亲情的负累。

批斗结束那天，他默默地望着姐妹追随囚车的身影，不敢喊出声来，怕连累了她们。车越开越远，她们消失在远处，他收回视线。这段记忆，始终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楚，这种感情震撼是怜恤还是后悔，是自责还是愤恨。

多年后，刘自立在评价徐星的这部纪录片时，充分肯定它侧重普通人受难的叙事角度。刘说：“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难者。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无辜死亡。这是用民疯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刘自立看来，纪录片没有触及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何以那个社会突然之间陷入疯狂和暴力？

这个过去40年的历史，在此后的社会中并无反思和发掘：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凤毛麟角。

在这部纪录片，没有讲到刘自立和徐晓以后的命运。大概在1969年或1970年，出狱后的刘自立，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对于民疯和纳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确立了他今后观察问题的角度。

徐晓也在经历着很多事情：地下阅读、被诬入狱……慢慢开始了反思。“文革”结束后，她和刘自立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今天》相遇，曾经的“阶级敌人”成为朋友。

两个故事两阵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们到李子林投奔亲戚。上午11点左右，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席庆川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处于武斗的环境里，加上人年轻，反应比较快，赶紧喊卧倒。这时，第二枪响了，就听见母亲‘啊’的一声倒下去了，痛苦地捂着胸部，我扑到母亲身上，看到鲜血从她衬衫渗出来，我马上撕下自己的衬衫去堵伤口，血不断往外涌，母亲绝望地望着我，我大声地狂叫妈妈妈妈。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着我。这时，对方又朝我们开枪。我站起来，狂舞白衬衫朝对方大声喊：我们是老百姓。但是对方又用机枪扫射过来，我扑倒在田埂下，子弹打在周围‘噗噗’作响，枪声一停，我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1968年，重庆“8.15”与“反到底”两大造反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在避难的路上被造反派开枪打死。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门口。那里的野树残碑间，葬着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墙上写着：谁家孩子长眠于此。

席家兄弟讲述惨剧场景之后，纪录片里的镜头转向墓地门口，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

席家兄弟后来的命运，纪录片没有讲述。实际上，即使40年后，席庆生的心灵创伤仍未平复，他把母亲的遇难称为“国恨家仇”，电话里他情绪依旧激动：“为什么无辜者被枪杀，为什么一个靠卖血养活5个子女的伟大母亲被当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复一年，席庆生和弟弟来到公园扫墓，反思。同时，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烧着。

他向记者说：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得知杀母仇人苏某某，是个孤儿，当过兵，与母亲同属“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释就医。席庆生迅速制定了复仇计划。当时，他26岁。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庆生刚刚有了女儿。那天中午，他化装后穿着白色警便服，从重庆宽银幕电影院偷来一辆吉普车，计划在中午11点40分到12点，趁医生护士出去打饭的时间，把仇人带出去勒死，连人带车甩进300多公里外的乌江。但万万没有想到，11点50分，席庆生赶到医院时，那个房间已经空了。从此以后，席庆生再没有打听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席庆生还是不能原谅苏某某，他始终忘不了母亲遇难时那种绝望、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庆生在电话里反思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我们能多受点正常教育，也不会这样子。事实是，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英雄教育、战争教育，战争在当时就像一场游戏，对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种情绪一旦有机会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缓缓地流动。观众的又一阵苦笑，来自一个老人回首监狱生涯的感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站在这里。”但很快，笑声被另一种残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的见闻：“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旋转，每枪毙一人，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有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喊‘别杀我！别杀我！’”

1969年，这个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为创作了传唱全国的《知青之歌》，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逮捕，历经上百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9年劳改之后，才活下来。

拍片前几个月，任毅和两个难友到当年的监狱旧地重游，三个人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前3米，像从前一样，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犯人进去。那一瞬间，三个人心里都是无比悲凉。

当初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面对记者，任毅说，我突破了那个时代的底线，说了100%的真话，而遭受了彻彻底底的摧残。

“对于过去的苦难，保持沉默，就等于白受了。我们就是告诉人们那一段历史，不能够再重演。”任毅曾经给中学生作报告，讲他的经历，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学生从来没有听得那么认真过。

但是，后来的效果却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在发表感言时，讲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生活在你们那个时代，该多好啊！没有人管，可以造反，到农村去……

忏悔和宽恕

“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来了……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两个年级的姑娘。”

徐星犹豫了很久，提笔写了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那是1972年冬天，在北京××中学，他16岁，上初三。

与刘自立的觉醒相比，少年徐星在激昂高亢的革命声浪中，开始了初恋。初恋的感觉幸福而晕眩，却是见证了那个年代人性的扭曲，与宽恕的力量。

情书寄出去了，他等来的不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而是公安局岁月。

片子里，那个叫颖韬的姑娘，30多年后，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讲述情书的故事：“那是一封发自内心的，很大胆的匿名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的不满。”

“我当时特别害怕，把信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颖韬不知所措，她最后把信交给班主任，一个从公安局下放来的教师。班主任一点表情也没有，再后来，他用胜利者的神态，告诉她：我们把他抓住了。那一刻的颖韬，心如刀绞：我们这样信任老师，他却利用了我们。

“从公安局出来后，我成了不良少年，出于对社会的失望，我在学校里混日子，后来到了陕北，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纪录片没有具体介绍徐星的蒙难，它以上述画外音结束了对情书事件的叙述。

徐星告诉记者，30多年后，自己才从颖韬处得知，班主任用鉴别笔迹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他。接着，公安局的人把他从家里带走，要他交代反动思想的来源，这以后，他被关了四十多天。

情书事件以后，徐星再也没有找过颖韬，他觉得自己看错人了。1975年，他高中毕业，然后插队，入伍，1981年复员回京。再见到颖韬时，已是十多年后，她在教书，他在写小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轨迹里。直到2007年，拍完纪录片，即将回美国的颖韬在机场，对徐星说出压在心底的忏悔：“这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原谅自己”。

离开学校以后，徐星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老师。拍片时，徐星曾经想找到他，但是没有找到。在徐星印象里，他今年应该70多岁了。在当年的全班照片里，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照片在纪录片里放出来时，为了保护肖像权，他的面部打了马赛克。

“我一点也不恨他。在我看来，他是个不错的老师，也是个受害者，当时两个小孩子把烫手的山芋抛给了他。在那种环境下，他也只能这样做。”徐星说，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性被扭曲被伤害，是非常残酷的，而展示自己的黑暗过去，正是对自己人性的审视。

关于人性的扭曲，徐晓在接受采访时称，她有时也在想，如果再回到当年的批判会，自己会不会打人呢？她觉得也很难说。“当年批判人，所有人都要参加，个人完全没有判断力。至于社会上忏悔者少，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觉得是个人问题。具体到个人，我会觉得当年很荒谬，我很可笑，但是没有个人的羞耻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这部片子，徐星已看得有些麻木了。

2007年底，拍了两年的片子杀青时，他心里一片茫然，曾经的伤痛让他沉重。这沉重，使他在上海的放片会上遭遇质疑。

那是影片结束时，掌声和灯光一起降临，1米88的徐星，站起来答观众问。

在一些观众看来，这部纪录片不是一部“伤痕纪录片”，它并未继续1980年代“伤痕文学”式的控诉，在揭开“文革”这道中国人的伤痕的同时，更像是一部思痛录与忏悔录。上海一位大学教师说，影片的示范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文本价值。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梳理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文革”。

不同的声音仍然存在，一位学者质疑徐星的“文革”叙事过于主流。一个80后的姑娘徐星：为什么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呢？

徐星说：不知道过去，就没有未来。

姑娘问：为什么不能轻松一些呢？

这让徐星感到非常悲哀：历史真的被遗忘得很快，这个社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只用了几十年，就把人从以前的“革命者”变成了消费者。

片子在北京放映时，一位老先生说：“我问过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四人帮吗？有人说‘知道，就是马恩列斯。’也有人说‘是香港的四大天王’。”

刘自立认为，对于历史的无知，源于某种强迫遗忘症。他说，人们既要对现在社会上不幸的人有恻隐之心，也应该对历史上无辜死难的人，抱有是非感和同情心，否则，我们将无异于禽兽。

“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也触动了观映的年轻人。一位80后的青年，在博客里写道：对于我们这一代80后的人来说，“文革”是尘封的历史，它充满了神秘色彩，吸引着我们的好奇。它也许是《青红》里的悲惨世界，又也许是姜文所描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位电影爱好者，受徐星的启发，准备买部DV，把父亲的“文革”岁月拍出来。

作者：柳鸣九,翻译家

五十年前的金秋时节，北京大学西语系53届英、德、法三个专业的毕业生共四十多名，走出了校门，像蒲公英一样飘落在天南地北。

“走出校门”说得稍嫌笼统，事实上，当时没有“走出校门”的有近十人之多，仅仅因为他们在“大鸣大放”中讲过那么几句有点个性的话，甚至只流露过若干有点个性的情绪，就被组织上留在校内多呆了一段时候，出来时一个个都戴上了一顶另类的小帽，一戴就是十年，甚至十几年，其重负、其苦楚只有他们自己深有所感，旁人仅看见他们在艰苦地区一“劳动锻炼”就是好些年，甚至十来年，延误了施展才华、延误了恋爱结婚……

蒲公英飘落在天南地北，际遇、道路各不相同，甚至有天壤之别。有的很快就杳无音讯，不知被淹没在哪股尘沙之中；有的专业不对口，用非所学，久而久之便不知所终；有的大概是生命力过剩，而未加制约，免不了就折腾一下，但这哪里是个允许你随便折腾的时代？……当然命运显赫荣耀者亦有人在，虽为数不多，有的进入军界，出了不止一个将军，有的进入了外交界，在联合国内风光了多年，只因宦海无常，难免有点沉浮了……

北大西语系是以培养西方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人才为宗旨，投入这个门下的学子原本都是些有“莎士比亚崇拜”、“歌德情结”、“巴尔扎克仰慕”的青年，一心想通过西语系这个管道，成为学者、教授、翻译家，个个书生气十足。所幸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分配制度还有那么一些优越性，57届毕业生中竟有相当数量一批人走上了文化学术工作岗位，而且比较集中于北京地区。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经人事沧桑变化，现仍在北大当教授的就有六七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研究员的则有七八位，在其他高等院校当教授的也有两三位。“隔单位如隔山”，其他单位的同学在学术文化上的作为，实不敢随便评述，仅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工作的六位57届同学的业绩而言，我倒是就近看得一清二楚、敢略述一二，兹以姓氏笔划为序：

金志平长期供职于《世界文学》杂志，当过第×任主编若干年，续了鲁迅、茅盾当年所创建的《译文》的香火，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他还是一个早慧的译者，大学还没有毕业，即已有译作问世，颇像后来的徐静蕾大三时即已上了荧屏。此后数十年仍笔耕不辍，乔治?桑宏篇巨制的小说《康絮爱萝》即为其中的硕果之一也。他对法国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戏剧亦颇有研究，涉猎甚广，留下了可贵的论述。

罗新璋当年即堪称“少年才俊”，早慧得更是惊人，大学期间已与傅雷有书信来往问道译术。后来，他长期与“洋教席”共事，练就了一身中译法的过硬本领，在《中国文学》上大显身手，向国外译介上至《诗经》、《离骚》，下至鲁迅的中国文学精华，对传播华夏文化立的功劳大矣哉。他另一大业绩是继承了傅雷译道传统并发扬光大、更作出了新的典范，具体来说，傅雷全集二十卷的校订工作全部由他完成；他所译出的《特蕾斯丹与伊瑟》、特别是《红与黑》，其译艺水平较傅雷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译笔之雅，实为当今的第一人，早已享誉海峡两岸……

高中甫，他是德语文化领域里一位最具学术活力的学者，这位山东汉子，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其硕果也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位对德语电影艺术有精深研究的专家，他又是好几部重要交响乐家传记的译者。他的主业是德语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所译作家甚众，所译作品甚多，从歌德、莱辛直到勃兰克斯、施尼茨勒、茨威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多产译家，在译林很有声望。他所撰写的《歌德评传》与《歌德接受史》是两部力作，无疑奠定了他在我国歌德研究领域里的首席权威的地位。

高慧勤，她是一位出色的东方文学专家，她主持编写的《东方文学史》，是该学科中最有分量的一部论著，填补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一大块空白。她是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作家最出色的译者与研究者，她以娴雅的文笔，很好地再现了这些作家的文学风格，又以深邃老到的论说剖析了他们内在的精神，她的译作与研究论述都是学界中不多见的精品。她治学严谨，为人宽厚，不论是学力还是人品，使她无可争辩地成为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的领军者。作为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掌门人，她以自己的学力与亲和力，使得这个学界欣欣向荣，充满活力。

韩耀成，早在北大时，他就是聪敏而内敛的一江浙少年，后来从事对外文化宣传工作，又历练出锐敏的政策感、分寸感与过硬的中译德的技艺，为国出力，颇多贡献。到社科院后，他多年担任外国文学所机关刊物《外国文学评论》的常务副主编一职，充分发挥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觅求精妙平衡点的才干。他还作为本研究所领导的一位重要而得力的“辅臣”，参与了本单位好些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学术项目，勤勤恳恳，尽心尽力，诸多付出，为维持一个学术单位的学术体面立了汗马功劳，而从不计回报。如果他用这些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学术文化开拓，他本可以有更多的业绩，即使如此，他也为读书界献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城堡》、《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上佳译品与其他若干重要的德国文学选本，以及《德国文学史》中的独立一卷。

以上五个老同学加上我一共是六人，在不到二百人的学术单位里，倒也构成了有内在联系的“一拨人”。虽然如此，我们各得其所，各行其道，除了罗新璋、高慧勤伉俪外，其他人的互相关系并不密切，不过，每当想起这一拨特定的“北大人”时，我对他们的学术作为至少还是有一种欣赏之情、乐观其成之情，即使不敢说是集体荣誉感、自豪感的话，因为六个人的作为在这个学术单位中实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将近十年前，法国文学研究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大会议室，举行了一次名为“译界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的学术活动，策划与主持这次活动的，是当时的法国文学研究会仍在任的会长柳某。

此人在任期内还算有“敬老尊贤”的追求，眼见其他各个领域、各种层次、各种范围的这种那种“周年纪念”活动层出不穷，把各界人士的功勋业绩表彰宣扬得家喻户晓，深感本学科领域虽小，亦不乏卓有劳绩的耕耘者，不说有功于社稷，至少有益于文化积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对此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于是就把情况各不相同的陈占元、许渊冲、郑永慧、管震湖、齐香、桂裕芳这六位前辈硬捏在一起，对他们进行缅怀，这便是那次学术活动的初衷。

其实，他们年龄相距甚大，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事文化译述工作均已超过了五十年，因为都年长于活动策划者、主持者，故被称“长老”。这种活动只备一杯清茶，既不存在官方的“嘉奖”，也不存在媒体的颂扬，只不过是后来者基于对人文领域乃一个积累的领域、而非是取代的领域这样一个学理的理解，对先行者的一声致意的问候。倒是颇为有趣的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位中年人对此一活动大生感慨，颇有点感伤，说什么等将来自己到了致学五十周年的时候，恐怕就不会有后来者举行“回顾缅怀”的活动了。其实，发此感言的此君是学界一著名的少壮派，一直锐气十足在学术道路上披荆斩棘，在当时我这样已被组织上非常及时编入了退休人员队伍的六十多岁的老朽听来，觉得他发此感慨显然早了一些，如果将来会有此种失落感降临的话，那么应该说是先轮上正在向古稀之年挺进的我辈，而还轮不上他们那一辈。

不论如何，那次学术活动效果还不错，至少在同行同道之间，留下了一点藉慰与温馨，会后，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位前辈还特别托人来表示了感谢。

时光荏冉，从那之后，我辈快速向致学达半个世纪这个年头迈进，但我对此几乎浑然不觉，更没有对上述那种“回顾”存分毫期望，原因很简单，人总得总得识时务吧：从大环境来说，人文精神滑落，人文学科萎缩，人文学者急速边缘化、弱势群体化；从小环境而言，“长江后浪推前浪”，风急浪高，急功近利，新陈代谢功能亢进，连赶紧遗忘、抹去记忆都来不及呢，要“回顾”有何用？有了这些“彻悟”，自然就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了，于是，不知不觉到了1957年五十年后的这个金秋时节。

正在这一时节，北大57届老同学罗新璋载誉从海峡对岸归来。他原本就是载誉而去的。三年前，他作为著名的法语翻译家、翻译史家得台湾师范大学的盛情聘请，前去担任翻译讲座的教授，三年来，他备受校方的最高礼遇。薪水是待遇的标杆，每月1038000元台币，合人民币约2.7万；舒适宽大的住宅单元，周到的生活服务与教学服务不在话下；他七十岁生日时，校方为他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他在香港荣获翻译奖时，校方又视为本校的荣誉，为他摆了庆功宴……他回到北京后，大概是由于游学在外三年，积攒了一些故土之恋与怀旧之情，建议六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工作了五十年的北大57届老同学聚一聚，吃一顿便饭，算是我们自己的纪念。

我是第一个附议者。于是，我们两人分头邀约，大家纷纷热情响应，欣然愿意参加的还有院外的两位老同学赵桂藩与王晓峰夫妇，他们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授已有多年，笔耕不辍，早有多部译著与论述问世。大家之所以如此一拍即合，我想，大概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忘记五十年半个世纪这个整数，而且是一拨人的五十年，回顾也好，纪念也好，庆祝也好，反正用这么一个简朴的形式，算是对我们自己、对这五十年、对五十年来的日日夜夜、书斋劳动、爬格子生涯表示一点念想，作一点祭奠，有一个自我交待，有一点自我犒赏……

2007年10月14日中午12时，我们八个人相聚在一家餐厅。再简朴不过：大家坐地铁或步行而至，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家里有车的；点的菜基本上都是清淡的，低价位的，没有鲍鱼、甲鱼之类的东西，身为每月工资仅3400元上下的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一直习惯于低消费，何况，高胆固醇过多于七十老人不宜；饮料只有一壶菊花茶，外加一瓶啤酒，一瓶葡萄酒。

席间没有慷慨的言谈与高调，虽然我等上大学第一年国庆游行天安门前时，都曾精神高亢、热泪盈眶。交谈中亦无业务合作的意愿与计划，因为外国文学书籍的出版日益萎缩，我等已感到难以有所作为，何况，稿费标准低，且难以兑现，还不如炒股或研究基金投资。席上亦无骚怨之语，只是自我调侃称，如像在建国初期以一部译稿的收入即可购买一幢四合院那样，我等早已拥有十几处房产矣；席间亦无浓烈辛辣的话题，唯一尖锐的就是骂陈水扁很狡猾，鬼点子多，会玩花活……

当然，最简单不过的是，“开宴”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致词”与“祝酒”，只是大家站起来，碰了碰杯，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声：五十年，不容易，然后又参差不齐地重复了两三次，“不容易，不容易”，仅此而已，没有多一句话，没有多一个字。

“不容易”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在我听来，真是五味杂陈、不胜言表：眼看本届同窗一个个受“生存荒诞性”的律定而离去，我等毕竟活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易；大半辈子不断思想改造、斗私批修，在运动中摔打，作为“公家人”不容易；面对过障碍、阻力、打压、拖拽，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走过来不容易；在长期营养不良、身心透支的状态下绞脑汁、熬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爬出了几百上千万的格子、终于在公共图书架上占有了一定空间，作为“精神苦力”不容易；在功利主义、商品经济大潮中，眼见善炒者、善玩者、善窃者一个个暴富，如雨后春笋，仍安贫守素、坚持清苦的精神追求、作为纯粹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容易；总而言之，我等以现在的境况状态、所获所缺而存有于现实之中不容易……

这一天天气晴和，秋高气爽，恰逢星期天，美林居外环境清雅幽静，车嚣甚少。聚餐结束，我们在马路上轻松步行了一小段路，在靠近地铁的地方分手道别，又不约而同表示，希望六十周年时再聚一次，不过不知那时能否还凑齐今天的规模……说时，调侃地笑笑，并无半点伤感……

我坐在回家的车上，也许是因为近期刚经受了白发人的哀痛，心情不朗，我忽然想起了老舍《茶馆》的最后一幕……

作者：于坚，诗人

参加一个诗歌会议，诗人们也学着政府官员开会的模式，每个诗人面前放一块牌子，写上诗人的名字，并且按照诗人在各单位的官职大小来排列，例如主席、副主席，中央来的诗人在最前排，地方上的诗人就没有牌子了，随便坐。我看见那些诗人的名字有好多都是笔名：例如，夏之花、天涯孤客、夜的白、沦落人、叶之露。韵味深长。

网络上的笔名也是一样，小型抒情诗密集，“白露青衫”。

有什么写作比写自己的笔名更重要，更精练，更有美学和世界观上的代表性的？

“忧郁的风”是八十岁的老者，而“月光柳”刚四十岁，用餐的时候，路上遇一水坑，“忧郁的风”过不去，“月光柳”蹲下，背起“忧郁的风”哗啦一声就渡了过去。

大学校长调动工作，我以为是回去继续教书，结果是调去当局长。在今日中国看来，校长和局长都是一样的，级别是一样的。所以把物价局局长调去当校长没有人会持异议。把周树人调去当卫生局局长也是顺理成章的。

死亡在我们中间，又在我们之外。据说周朝的时候，如果活着的人要祭祀先人，朝廷就可以派别人去扮演此人的祖先来与他对话。所谓人生如戏，人生就是死亡，就是对历史的重演。在死亡之中，是说我们的生命只是重演历史。在死亡以外，是说历史是由今天活着的人们在上演的。过去和未来是不存在的，它们都表演于今天、现在。

《说文》说，鬼，就是人所归。回家。人是自然中的，人者仁也，人离开自然，成为文明中的人，仁人志士，就是从野蛮中出来，离开了家。而成为鬼是回家。

文学、艺术其实就是朝廷派去扮演死者的那些巫师演出的戏剧。文人其实是出家人，诗教嘛。

古代中国的文人，与今天所谓知识分子不同，文人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谓文化人。

文的意思是：交错刻画以成为花纹。文人就是能够去蔽，为天地立心的人。心就是文，心是被自然遮蔽在黑暗里的，心只有通过文才呈现出来，才留下痕迹。文是心灵的痕迹。为天地立心，就是文。文是动词，是一个去蔽的行为过程。

但文也成为名词，成为标准。知识分子把文作为一种主义来遵循，因此反而成为遮蔽者。

文是不知道的，文明，什么明起来，在文的过程中是不知道的。

文化，与文明不同，文化是以文明为基础的一些规范，文化在于把已经亮起来的东西作为标准去化非标准的，用历史去征服非历史。

知识分子，是把文明作为主义、知识去推广、改造世界的人。

文化人是知道的。文人是不知道的。文人只是刻画出痕迹、纹路，他并不知道将要亮起来的是什么。

诗要到心。到语言是不够的，诗本来就是从语言开始的，只是说话是不够的，要立心。真理、主义、知识，同样是黑暗。因为天地无德，心并不是既定不变的某种观念、意识形态。心是永恒的。意识形态是过眼云烟。

毋宁说心是一个容器。“天地无德”，就是无倾向，无是非，无立场，因此可以包容万物。心在诗人，是“感通”，在读者，是感动。心不是真理，不是意思、意识形态。

我的诗歌其实不是口语，绝不是。而是自然、朴素。

我在某县吃饭时听人家说，一个人的真本事，不在于你有钱可以在这个县买到茶叶。而在于你可以免费“拿到”茶叶，拿到“内部供应”的茶叶是一大本事。拿到科长一级的茶叶是一本事，拿到县委书记一级的茶叶是最大的本事。而县委书记一级的茶叶，是你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的。

伟大的作品激发的是读者的个性。而它自己是没有个性的。

澳门有个贾梅士公园。贾梅士是葡萄牙诗人，据说到过澳门，后来在大海上船翻人殁。但诗没有沉下大海，鱼虾不吃这东西。与其他人相比，例如海军陆战队队员、探险家、海盗、渔夫等，没有谁可以比一个诗人更深入永久地进入一个地方。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后，来过澳门的各种大人物多如牛毛，但澳门只记住了一个贾梅士，他是否真的到过澳门都不确定，只是谣言而已，就一直被纪念着，就是殖民者，引以为豪的也是他祖国的诗人。

人们总是在说民主，当民主社会到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空虚。他们那时候的写作恐怕又要借助对专制时代的回忆了。民主没有历史。人类的文明史是专制的历史。诗歌、文学都是那种历史的滋生物。因此民主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文学的消失，这并非危言耸听。

极左时代的意识形态今天已经只是局部的，而且已经在人民中声名狼藉。谁都承认民主是好东西，民主在暗中其实早已胜利了。民主从来没有在“胜利”这个意义上被讨论过，思考过。

可怕的不是过去时代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是全民欢呼的充满活力的全球化。在中国，这种活力是通过制度来推进的。得到大众的完全拥护。如果大众对“文革”那一套心怀不满的话，人民却深情拥护现代化，并且怀疑者必成为人民公敌。

逆来顺受，给你最黑暗的非人性的，你必须接受，例如“文革”。给你最光明、最人性的，你也必须接受。如果有人愿意选择一种非现代化的、非西方的、落后的的生活方式，例如继续当自耕农、流浪汉，继续“脏乱差”，那也是不行的，光明、幸福、文明的生活也是一种强力推行的制度。

玩古玩的人喜欢拣漏。但普遍拣的都是小漏。一流的藏家拣的是大漏。什么是大漏，就是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还在拘泥于某种教条、观念、主义的时候，你超越之，看见一个时代普遍的审美价值看不见的东西。现在，青花瓷的价值举世都知道了，拣漏如骆驼过针眼。但许多大漏就在古玩店里摆着，便宜得惊人。

大漏其实是相当便宜的。大漏何其多！“文革”使中国人在文化上而不是识字上接近于文盲。

我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要么在大地上行走。这两天被朋友约出去吃了两顿饭，就听到几个故事，真是耸人听闻，也许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吧。

有个朋友的老母亲住在一个单位大院里，老房子里住着几户人。白天大家去上班，老母亲那日也恰巧出门访问亲戚去了。下午大家回来，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推成了一堆土。朋友闻讯赶到，怎么也想不起母亲家有些什么东西，想了半天，想起家里有个很贵重的东西，一架钢琴。钢琴总不至于也开过去推掉吧，根本找不到了，像是做梦一样。

某君留学英国，手续都办完，明天就乘飞机赴伦敦。晚上大宴宾客。把学院的领导朋友老师都请来了，也请了自己的直接领导，系主任。宴会开始，某君一砸酒杯指着系主任破口大骂：“这个系有你这种杂种在永远搞不好，多少好老师都被你赶走了……”全场鸦雀无声。某君过去在学校，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端茶递水、小跑着、半蹲着汇报，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