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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北岛散文集《青灯》近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青灯》一名取自北岛献给已故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的诗《青灯》。新书收录了作者17篇新作。第一部分是忆念，主要是怀念熊秉明、蔡其矫、魏斐德、冯亦代等故人；第二部分则是游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怀揣着家园。书中充溢的是北岛对人性深刻的洞察以及对人间世的悲悯。北岛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笔者曾经在贵刋发表过几篇评论中国足球的文章，本已对中国足球失望至极，不愿置评，最近看了中国举办的「东亚四强赛」不得不再说几句话。

中国队在这项赛事中二负一胜得第三名，可是三场比赛中却一共得了十七张黄牌两张红牌，平均每场得牌6.3张。最后一场对朝鲜，竟一举获得八黄二红共十张罚牌，十一名出场队员平均几乎每人一张，被亚洲足协重罚14500美元，不但创下单场比赛得牌的纪录，也创下了国际赛事总得牌的世界纪录。中日比赛结束后，连一向对华友好的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都向亚洲足联投诉，表达了对中国队粗野踢法的严重不满，他指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足球永远也强大不了！」中国退役金哨陆俊表示，当值朝鲜裁判在该场向中国队出示五张黄牌，已经执法不严了，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像中国守门员宗磊的飞踹、后卫李伟锋的卡脖子都可以出示红牌逐出场。最后一场对朝鲜，中国队员更屡屡蓄意伤人，不像足球比赛，却像表演功夫；赛后颁奖时，重庆观众对中国队及足协「龙王」发出嘘声，质疑他们「不会踢球，祇会踢人」。

这说明甚么问题？不但说明中国足球从「领导」、教练到球员们的精神崩溃，到了集体疯狂的地步；更说明了国家民族的精神崩溃，到了不顾颜面的地步。代表国家出赛的足球运动员在足球场上野蛮粗暴的表演，让世人再一次见识了中共的所谓「和谐社会」是什么东西？这不应只看作是一场单纯的足球赛事，实际上是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检阅，也是中共视为「压倒一切」的奥运会预演，结果却不但清楚地表明了中国足球加速走向没落，更清楚地表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速走向没落，国际舆论有权质疑中国是否有资格举办奥运.

为什么这样说呢？笔者早已着文说明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体育水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状；而在所有的体育比赛项目中，足球是最激烈对抗同时又最讲究技术和战术的比赛，它最大限度地融合了个人技术的自由发挥和集体配合的团队精神，因此，从足球队的身上不难看出不同国家的整体面貌和民族精神。中国队与南韩和日本的比较，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出了中国和这两个东亚近邻全方位的巨大差距。

看过这几场比赛的观众，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中国国家队无论技术和战术都远远比不上日本和南韩，尽管他们这次来参赛不过是国家二队。中国队员个人技术一塌糊涂，连传球停球控球运球等基本功都没有练好，对方一迫抢就失球，还照例一撞就倒，最离谱的是每场比赛起码有十来次面对面将球交给对方，我身旁的观众忍不住大叫：「中国队是不是色盲？！」其实他们都不是色盲，并没有把对方的球衣认错了，而是技不如人，力不从心。说到战术更是气人，对日本队一场在落后情况下，明明长传吊冲已经无效，却死不悔改坚持错到底，失球后七十多分钟单一打法，毫无起色，连电视评论员都声声哀叹：「再不改变就没有机会了！」可是场外外国教练却无动於中，一味蛮干到底，结果只有失败而回。以这样的技术和战术参加世界杯外围赛，百分之百没戏。

中共官方足协「掌门人」看不到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就等於中共政权看不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一样，他们只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所以永远都不能找到病根，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了，越病越深，最后必然覆亡。为引进外国先进的足球技术和管理，高薪请来外国教练，请来了又不信任人家，处处掣肘，别的本事没有，搞官场政治一流，女足法国教练伊丽莎白说：「什么简单的事情到了足协那里就变複杂了。」本土教练输了球，换外国教练；外国教练输了，又换本土教练，如此反反覆覆也不知多少回了。唯一的一次2002年趁日韩不参赛的机会，侥倖进了世界盃，却成了可耻的「三零部队」，打回原形，被评为「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给国家民族带来耻辱。去年亚洲杯大败以后，几经周折请来两个东欧塞尔维亚教练，又想担纲又怕负责，竟然搞出什么「总教练」和「主教练」，一会儿福拉多；一会儿福拉多-杜伊；一会儿又杜伊，分工不明责任不清，政出多门；一会儿451；一会儿442；一会儿又541，球员无所适从。不老老实实提升整体足球水准，却把心思全花在形而上学之上，比如说：本来甲乙丙丁、ABCD不过是区分等级，中国却搞出什么甲A、甲B这种自欺欺人的分级；人家德国法国足球水准那么高，都没有自称「超级联赛」，中国却模仿英超搞什么「中超」，名不副实也不觉得脸红.更可笑的是动不动就下「必杀令」，也不动脑筋想一想，如果靠「必杀令」可以赢球，中国早就是世界冠军了！从小小一个国家足球队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典型的中国官场政治，这种腐败的政治过去几十年已经害得国家奄奄一息，拿它来运作足球，岂有不败的道理？

足球比赛归根到底得靠在场上拚搏的足球运动员，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其技术战术的发挥，直接决定球队的胜败。而足球运动员来自社会，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准和精神面貌必然会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有怎么样的社会，就有怎么样的球员.和日韩球员相比，中国社会的全方位落后一目了然。比如说像李伟锋这样既没有文化教养，又没有道德水准的运动员，一而再，再而三在球场上动粗，成了国际知名的红牌大户：上一届东亚四强赛就因为出手推倒韩国球员，当时被裁判误判另一球员出场，导致以九人应战；世界盃外围赛又因为被罚关键场次不能出场；这次东亚四强赛又首先动手卡对方脖子被罚……，笔者早几年已指出，像李伟锋这种屡教不改的球员，既让国家民族蒙羞，也影响球队的整体配合和战术安排，就应该永远开除。可是，在中国目前这种用金钱堆砌的畸形足球环境下，从「领导」到教练，都只看到眼前，急功近利，只要用得着他一点「技术」或是「经验」，就不顾思想品质，不顾对球队的影响，对他一再姑息，其结果就必然是令球队一败再败，令国家名誉一再受损.

其实迟至今日再来讨论中国足球的技术和战术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中国足球的病根不在这里，笔者曾经多次指出病根在体制和制度上。中共政权连足球协会这样的体育运动协会都不敢放手让民间自行组织，一定要「党领导一切」，指派不懂足球的排球教练袁伟民、官僚出身的「阎掌门」、「龙王」当足协主席。全体足球界从业人士从俱乐部经理到球队教练、球员等等都无权表达自己的意志，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甚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被这些外行官僚操控一切，决定一切，怎么能有积极性和自信心？中国足球怎么能发展？中共政权对权力的紧张，造成其垄断一切的局面，从而做成了诸如体育、文艺和科学技术等等专业团体的政治化；而专业团体的非专业化，又势必造成与世界发展水平脱节和落后，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的扩大，如此因因相报，恶性循环，最终必然加速中共一党独裁专制政体的解体覆灭，这既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也是的有目共睹的事实。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贪污腐败恨之入骨但又徒呼奈何；广大球迷对中国足球队几十年恨铁不成钢，但又无从相帮。笔者认为，不用悲观，人民群众自有移山之力，团结起来实行颜色革命就是中国社会的出路；而对中国足球，就唯有集体抵制，让国内超级联赛和国际比赛的场地上空无一人，这也许是你们唯一能做的「维权」，是促成国家社会和足球运动彻底改观的唯一希望。

（26/2/08纽约）

（www.davidyung.blogsppot.com）

（略有删节刊於「动向」杂志08年3月号，此处是全文）

资料图片

北岛近年作品 《青灯》,北岛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16.00元。

北岛近年作品 《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8.00元。　　《时间的玫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版,33.00元。

去年11月在澳门见到归国不久的北岛。他刚刚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在近耳顺之年终于能够结束欧美各国漂泊式的生活，回香港与家人团聚。在那次历时四天的文学讨论会中，北岛面容清峻，话不多，有意无意地自处于边缘位置，但仍然是众人目光关注的中心。

他唯一主动发言的一次，是有学者在台上提到今年是伤痕文学30周年。本来安静自制、温文有礼的北岛举手要过话筒，直率地表达不满：“用一个概念来总结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危险的。……这样的一种命名掩盖的是八十年代文学现实的大量细节。”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北岛作为座谈嘉宾，开始讲述他对当下中国精神文化状态的深深失望：“回来以后看到的情况，我觉得不是商业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人不行了。”

北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理想主义者。当年与他一起的同时代人，很多都已经纷纷落马，投入商业社会的温暖怀抱。所以他始终显得与人群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落寞。

人生如歧路，死者为路牌，为生者提供方位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关心你这些年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北岛：1989年4月我离开中国到美国开会，接着作为德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客人，在西柏林住了四个月，随后讲学游历，在6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应邀去美国，1995年在加州定居，先后在多所美国大学教书。由于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我去年8月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南方都市报：《青灯》里讲到你从儿时开始，就不断离家探索，少年时代周游各地，到后来在异国他乡漂泊。今天回头，你怎样看这种宿命般的“远离”和漂泊？它对你的思维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北岛：就我个人而言，自童年起我就梦想着周游世界，如今梦想成真，真是此生之大幸。“大串联”是第一次“出走”，那年我17岁。此后一发不可收。而这“出走”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这集体“出走”构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大偏离，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并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变化埋下伏笔，其意义怎么说都是不过分的。

南方都市报：在《青灯》中，怀念故人甚至悼亡的文章占据了相当的篇幅，是否因为你年龄的关系？冯亦代、熊秉明、蔡其矫……这些人的逝去对你而言是否有特殊的寓意？

北岛：我写的主要是友情，而非一般意义的悼亡文章。友情自古以来是中国文学的一大主题，“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由于生于乱世，友情的跨度很大，包括不少忘年之交，也包括外国人，诸如冯亦代、熊秉明、蔡其矫和魏斐德。正是他们特立独行，与命运抗争的人格的力量，让我敬重并终身受益。我相信，友情可以超越生死，有一条生生不息的精神线索连接着生者与死者。

还有一点，如果说人生如歧路的话，死者就是路牌，为生者提供方位。这个所谓后现代的社会有如舞台背景，没有纵深感，借助悼亡我们可找到一条向后的路，穿过虚假的背景。而向后的路也是向前的路。

写诗就像短跑，需要的正是某种精神上的爆发力

南方都市报：从《失败之书》到《时间的玫瑰》，再到最近这本《青灯》，离开多年以后，你不是以诗歌，而是以散文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状况？会感到遗憾吗？

北岛：这没什么可遗憾的。在消费主义时代，一个人的文字能出版，还有人看就很不错了。一个作者必须懂得消失的意义，因为绝大多数作品或迟或早都会消失的。而那些害怕消失的作者，使尽浑身解数，用各种方法包装炒作，越是如此，消失得越快。

南方都市报：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人在提起你的时候，最常说到的仍然是《回答》里面“卑鄙者的通行证”和“我不相信”。然而在几年前你自己否定了这首最受欢迎的诗，为什么要这样？

北岛：说到我们写作的开端，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是郭小川、贺敬之等的革命诗歌，二是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而西方诗歌的资源是后来才融入的。《回答》这首诗正是从这两个传统资源那儿来的，如果不正视这一点，写作就难以自我超越。这首诗被广泛接受也有读者的问题，他们的阅读期待往往含有太多诗歌以外的成分。这和一个时代的高压和异化有关。对我个人的写作生涯来说，《回答》是重要的一环，我并无意否定它，只是被公认为代表作，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南方都市报：很多读者更喜欢你早期的诗歌，这会不会让你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你现在的诗和早期诗歌有什么不同？

北岛：如果说写诗的人是在地下独自挖煤的矿工，那么读者就是那些在大地上行走的人，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供求关系。这煤的具体用途，并不在矿工的考虑之内，若恰好造福于大地上行走的人，用它来取暖做饭，当然也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你是否觉得诗人和散文之间有着某种天然默契？例如除了你的散文受欢迎之外，舒婷和于坚的散文也备受赞誉。但你又说，“诗人写散文，越写越舒服”，以后要强迫自己回到诗歌的写作中去。就你自己来说，仍然只有诗歌才是最重要的精神事业吗？

北岛：诗人一般写散文都不会差，有人夸几句可别太当回事儿。虽然文学体例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对诗人来说，写散文多少有点儿不务正业，就等于让短跑运动员改行竞走或打高尔夫球。写诗就像短跑，需要的正是某种精神上的爆发力，这对诗人的一生都是挑战。

南方都市报：有读者看了你的散文，说“你的人比你的诗柔和”。还有人评价你九十年代以后的诗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接近耳顺之年，你已经收起自己年轻时的锋芒了吗？

北岛：散文与诗歌是两回事，不可比。什么叫柔和？你能说少林拳比散打柔和吗？说到写诗，有如练功，出道时往往挺诈唬，到处叫阵，练到一定的功力就向内转了。但往往没有年轻时的锋芒毕露，也不太可能有后来的收放自如。

南方都市报：你出国的时候，正是文学地位尊崇，诗人受人敬仰的年代。而你回来的时候却是一个“伟大”的物质时代，读者纷纷离去。你怎样看这个时代的状况？会为文学的处境感到悲哀吗？

北岛：让人悲哀的不是时代，而是人。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两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当年多少朋友如今都成了消费时代的刀下“新鬼”了。别的不说，就看看当年的那些诗人，还有多少仍在坚持写作的呢？保守点儿说，我看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吧？我跟外国诗人提及此，人家都非常吃惊。在国外除个别例外，无论处境如何，诗人写作都终其一生，天经地义。先不用说诗写得好坏，单这一点就够说明问题的了。

一个民族若连这白金尺都没有，那就算彻底完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诗刊复刊后的现状如何，遵循一种什么样的编辑思路？困难在哪里？

北岛：《今天》自1990年在海外复刊，每年4期，至今已出到80期（包括老《今天》的9期在内）。这二十来年恐怕是中国社会文化最剧烈的转变期，《今天》的角色当然和初创时不同了。由于孤悬海外，其难处可想而知：一是资金短缺，二是稿源有限，三是无发行渠道，四是编辑分散在世界各地，等等。而这些不利因素又成了它的好处，使它得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尊严，置身于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双重压力之外。

这些年，我们在编辑方针上做出相应的调整，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外，我们尽力支持各种边缘化的艺术，用专辑与专号的形式为它们提供讨论的空间，比如近年来，我们先后出版了“独立戏剧专辑”、“新纪录片运动专辑”、“中国独立电影专号”、“纪实摄影展与宋庄专辑”、“香港十年专号”、“星星画会专号”。为了与青年作者和读者建立联系，我们还办起了网站和“今天诗歌论坛”。《今天》能绝处逢生，是一批有理想有韧性的中国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每个人为此付出了无私的代价。这场始于七十年代末的文学革命，延伸到二十一世纪，《今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南方都市报：你说《今天》要“为中国文学保留一把白金尺”。这把白金尺的贵重之处体现在哪里？

北岛：所谓白金尺，本来是度量衡的概念，在这儿指的是某种绝对的标准，说到底是一种文学理想或文化理想。一个民族若连这白金尺都没有，那就算彻底完了，再富裕再强大都没用。是的，《今天》就是要保存一种文学理想，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一个民族必得有那么一伙人敢于说不，让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香火不断。这种使命感可追溯到《今天》的缘起。

南方都市报：从《今天》的内容可以看出，你仍然持续地关注着国内诗歌界。你怎么评价当下国内的中文诗歌？

北岛：《今天》是这三十年新诗歌运动的源头。复刊后的《今天》仍是中国当代诗歌最重要的园地。除了发表作品，我们特别重视诗歌理论与批评的重建，因为这些年诗歌的低潮显然与批评的缺席有关。两年前我们出版了由欧阳江河编辑的“诗歌细读专辑”。今年第一期是由刘禾编辑的“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专号，依我看，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的文集。

南方都市报：你也做过版主，在网络上与同道讨论诗歌艺术。你喜欢这种体验吗？诗歌在网络年代是否大有所为？

北岛：我做版主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网络接触现在的年轻人。让我好奇的是，他们都在想什么，写什么，关注什么。我相信精神上的能量守恒，而能量的转化往往是借助一个时代的主流媒体的。如今网络正在逐步取代纸媒，无论你多么讨厌它，这是大势所趋。必须承认，这新媒体正在聚集一个民族新的精神能量。要想趟趟这浑水，就得先变成“网虫”。让我高兴的是，做版主让我结识了一批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了解他们的同时也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影响。而网络本身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对诗歌写作来说几乎是灾难，到底怎么办？

南方都市报：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或人生计划是什么？

北岛：除了继续写诗，我打算写写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北京，那是我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无关。这是一种相当绝望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值得的。这就是文字的功效，它可在某种程度上复原或再造业已消失的一切。

《南方周末》先后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两篇文章《“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和《新形势“国进民退”不利经济转型》（本文以下所称秦晖和陈志武的文章如果不是特指都是指他们发表在《南方周末》的这两篇文章）。有人说是陈志武驳秦晖，分别拜读两位教授的文章后给人的印象是谈不上他们谁在反驳谁，只是各说各的观点。笔者从两位教授文章出发，谈一些个人对中国改革尤其是如何处置国有资产和土地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一、被误读的秦晖和诊病开方的陈志武

秦晖教授的文章从多角度多层次观察并探讨中国改革30年形成的所谓“中国奇迹”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背景以及对未来有可能面对的隐忧的一些个人担心，而在面对如何推进改革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则只可意会尽在不言中，这可能也是让某些人对秦晖教授文章产生误读的原因。尤其是那段论述，“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引起了很大的歧义，有代表性的质疑观点认为秦晖的文章是小骂大帮忙变相认可“低人权”、“低自由”、“腐败是第一生产力”，多有为肉食者粉饰太平之嫌。但我们从文章的上下文不难看出秦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应该建立非极端左右派都能认可的“共同底线”，欧美各国绝不会在中国低福利低人权经济优势的冲击下降低本国的社会福利和人权标准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毕竟对于那些国家制度性的保障更为重要。

陈志武教授的文章与秦晖教授文章相比观察问题的视角切入点有所不同，陈教授的文章先是对中国现实存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做出了一个综合的诊断，文章经过论证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抑制内需增长，国有经济必然偏好重化工业，国有经济妨碍法治发展”。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陈教授为这个诊断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即“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和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份额，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按着这个方案，每个中国国民最多有可能获得价值6万人民币的国有资产份额，既可以明晰国有资产的产权性质，又能通过“还产于民”达到“还富于民”的美好愿景，这个国有资产和土地处置改革方案由此得到某些自由派专家学者以及不少草根民众的支持也就不算意外了。

二、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从西方到中国

陈志武教授与张维迎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解决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两人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当下中国时局的基本情况的认识有所差异而导致私有化的方式不同，极端效率化的张维迎出发点现实中国应该是一个盛世，所以主张国有资产权贵私有化的方式，因为在盛世社会公正问题不会那么突出；而极端公正化的陈志武教授更多看到现实中国是一个问题颇多的危世，进而提出全体国民平均分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方式。不难看出，陈志武与张维迎的主张都有哈耶克理论学说的思想印记，主张自由经济的哈耶克曾经将包括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理论在内的所有倾向社会主义理论都称为“通往奴役之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现在，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是凯恩斯和哈耶克两种理论轮流坐庄。1929年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后，美国1933年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渐将美国带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之后几十年包括二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占据西方政治主流地位。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凯恩斯体系下的西方经济出现停滞不前的滞涨现象，随着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先后上台执政，哈耶克的放任自由经济学理论开始在英美大行其道，尤其是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更是新保守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哈耶克自由经济的理论学说将英美由滞涨带到重新起飞功不可没。但哈耶克理论也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学说，以现在的美国为例，哈耶克理论也遇到了相当大的挑战，2000年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在他八年的总统任期内，强力推行其在竞选时承诺的减税计划，资本家通过国家减税获得更多的利润收益，再把这些收益进行再投资以此带动就业拉动经济增长，这明显受到了哈耶克放任自由经济理论的影响。这么做在理论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在小布什就任总统几个月之后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以强力手段维护保守社会底线制度也是哈耶克理论的重要内容，反恐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毕竟保护美国国民以及盟国国民的基本安全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最重要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及战后善后事宜，美国本土反恐保护都需要大量财政支出经费，美国国民本来应该为自己的安全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布什总统却始终在顽固的推行减税计划，社会福利支出还不能减少，美国政府唯一能做的只有发行国债通过增加赤字的办法维系政府的收支平衡。进而美国放弃了多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美元连续疲软走低，这样可以减轻美国巨额外债的偿还压力。同时美国国内已经推行数年的减税政策，使更多的资本涌入到投资领域，房地产、石油、黄金价格的逐步走高都是这种热钱投资效应的反映，其中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化倾向已经对美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由于房地产所具有的居民居住社会必需品和投资双重属性，迫使一些不具有银行按揭条件的家庭走入融资门槛较低但潜在风险较大的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只是美国减税和大规模发行国债扭曲经济问题暴露的一个开始，布什政府应对次贷危机有点进退失据，打破泡沫可能使整个美国经济垮掉，维持泡沫可能使问题积累。现在看来布什政府采用的是后一种办法，笔者对此不抱十分乐观态度。

凯恩斯和哈耶克两种理论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当专家学者站在其中的一方批判另一方的时候，面对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可能带来的经济滞涨，哈耶克自由经济理论占有优势地位；当由于哈耶克自由经济理论可能带来经济泡沫而蕴藏经济危机风险的时候，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作用愈加突出。两种并非完美的理论学说都是人文科学大浪淘沙的精华所在，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两者应该共同存在于文明世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不同时期某一种理论略占上峰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调节。从这个角度说，在秦晖和陈志武之间，陈志武过于强调哈耶克自由经济的社会作用，而秦晖更多是在强调中国需要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坚持的“共同底线”，这也可以看作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共同认同的社会底线。所以，我更多认同的是站在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秦晖，而不是站在哈耶克一边的陈志武和张维迎们。

前面所说的凯恩斯和哈耶克理论学说都是指在现代西方社会相对较为理性范畴内探讨的，在世界其它地方相对较为激进的社会转型也能看到两种理论的一些影响。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极致化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改革前中国出现的形式是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哈耶克自由经济理论的极致化是寡头主义经济学，以变革前的拉美极端自由化最为典型。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理论被某些政客演绎到极致已经不能说是理论原创者的本意了，上个世纪苏东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带有极致化的激进凯恩斯理论的计划经济导致经济严重滞涨无法发展，才有了完全相反极致化的激进哈耶克理论“休克疗法”，以此激进对待彼激进，无异于以毒攻毒。拉美国家由极致化的激进哈耶克理论寡头政治走向今天极致化的凯恩斯理论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就是另外一种以毒攻毒。

三、政府发钱扼制通货膨胀不现实，国有资产权贵私有化和全民私有化都很危险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在今年一月上海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向全国13亿人每人发1000元人民币来抑制由于通货膨胀给百姓基本生活带来的压力，这种说法与陈志武教授提出的将国有资产和土地以基金份额的形式分配给全体国民的设想如出一辙，只是没有陈志武全部分光国有资产和土地的观点更激进罢了。这个提案显然是受到了不久前新加坡政府宣布的“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的影响，新加坡去年财政盈余64亿新元，本年计划拨出18亿新元分两次还富于民。在新加坡执行很好的政策拿到中国就有“东施效颦”和“淮南为桔、淮北为枳”之嫌，新加坡财政盈余是在包括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都完成后的结果，刑普提出的用发钱方法扼制通货膨胀并不能保证向国民发的钱被更大规模的通胀抵消的风险存在。中国现有13亿人，如果每人发放1000元，则是1.3万亿人民币，这对于财政支出5万亿预算的中国政府来说实现有理论上的可能。中国财政支出有太多该做的事情还未能尽如人意，如果可能，将1.3万亿投入到教育、医疗、低保、农业补贴上面效果一定会更好，如果财政支出还有富裕还可以考虑减免某些争议较大的诸如养路费、工商管理费、审批收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等措施如果能够有效推行，实际效果都会好于给每个国民都发钱的建议。

陈志武教授提出的全体国民私有化通过基金份额平均分配给国民国有资产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有过实践，实际效果却很糟糕。俄罗斯曾经发给每个国民1万卢布国有资产券，但随着变现压力增大和卢布大幅贬值（最多时贬了9500倍），1万卢布国有资产券之于绝大部分俄罗斯国民都是灰飞烟灭。如果陈志武教授的国民私有化的建议措施在中国实行，可能带来比当年的俄罗斯更惨痛的后果。将大部分国有资产划入一个或几个基金中再等额分给全体国民，可以自由买卖，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套现压力将剧增，结果只能是分到国民手中的资产大幅贬值。这可不是中国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有较强基础，社会大众有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就能解决的，毕竟在资本市场“筹码集中价格上涨、筹码分散价格下跌”是铁律。如果国民分得国有资产和土地真的不幸大幅贬值，这些本来就是估价的资产资源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泡沫膨胀，国内主要经营性资产都将大幅贬值，中国的经济极有可能因此垮掉，中国只能重复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动荡的老路，而且从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来看，包括固定资产、房地产、股市在内几乎所有投资品种的价格都居高不下泡沫很大，银行系统问题严重，经营性资产全面大幅贬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更甚于当年俄罗斯的灭顶之灾。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必然的，当我们将更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瞄向俄罗斯和东欧的时候，却忽视了对中国更具借鉴意义、距离中国大陆更近、与我们同宗同源的海峡对岸台湾成功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由于冷战时期不同阵营的原因台湾的转型时常被我们所忽视，从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始于1987年解除长达38年戒严开始社会转型，是所有后转型国家和地区中唯一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动荡的地方，是最成功的转型（不是之一，而是最好）。台湾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大陆借鉴，取经不必远道东欧和俄罗斯，海峡对岸已经为大陆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转型经验。1987年日本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台湾凭借自身几乎无懈可击的经济制度成为东亚除了尚未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国大陆之外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经济实体。台湾转型最为宝贵的经验就是，通过对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底线制度的共同保守，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障社会转型的平稳运行。尽管台湾社会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但它与那些后转型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所付出的社会代价都是最小的。

四、如何处置国有资产和土地？笔者只赞同在有相关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将农用土地的所有权无偿分给农民，将城市居民住房的土地70年土地使用权变更为永久产权。

在如何处置国有资产和土地问题上，我只支持在出台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无偿分给农民，将城市居民住房的土地70年使用权改为永久产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众多的农业人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影响社会进程的动荡事件都与农民的土地问题密切先关，土地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78年土地的联产承包成为启动改革的契机，改革之初原本生活最为困苦的农民确实受益匪浅，收入大幅增加。一段甜蜜期后三农问题逐渐暴露并愈加显得突出，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先是基层政府“统筹”乱收费使生活刚有一些好转的农民不堪重负，后来国家又免农业税又是给农民补贴。农村的主要矛盾从乱收费转移到了对农民只有使用权的土地的征收，以基层政府或集体的名义用极低的价格强行收取农民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再高价转手招商引资或是建设小产权房出售牟取暴利。中国法律并没有赋予农民可以不出售只有使用权的土地的权利，农民在土地被征用的时候几乎毫无办法。这种做法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国家来说，农用土地被大量开发，国家的粮食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对于失地农民来说，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一切，许多人也就成了社会“盲流”的潜在因素。最近，国家限制小产权房的建设和买卖以达到维护国家18亿亩土地底线的目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毕竟征用农民土地所获得的利益实在太大。将土地的所有权分给农民，使农民自己有不卖土地的权利来解决对农民土地的私征乱占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但是必须有其它配套措施同时出台，否则也可能带来的其它同样危险的其它社会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土地是私人拥有的财产，当一个社会税负过重农民的各种负担过高的时候，农民种地将无利可图，中下层农民只能将自己的土地卖给愿意出钱购买土地的地主或是官僚阶层，土地兼并的最终结果就是大量失地农民形成“盲流大军”，社会动荡不可避免。把土地的所有权分给农民，务必要立法严格规定土地的使用用途，农地不得随意建设开发区或是商品住宅，然后还得加大农业补贴的力度，使农民种地有利可图，还可以通过政策倾斜鼓励农民荒地造林沙地种草。也可以考虑鼓励农民按着自愿的原则将土地入股搞农业企业集团化运作（也要严格土地使用用途，如果农业企业化运作不能使农民满意允许在一定周期内农民自愿退股），即给农民工作机会又可以让农民利用土地入股分红。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实就是在保守原则下，防止激进化（不回收土地，还要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杜绝寡头化（防止土地大量兼并）双管齐下，这也是当今文明国家普遍采用的农业政策。另外一方面，农民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农业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又处于最弱势地位，给农民实惠向农业倾斜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稳定。同样道理，城市居民住房土地使用权改为所有权，可以保证房主在被拆迁的时候拥有法律上的物权自我保护的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城市拆迁，有利于规范房地产市场逐步消除房产泡沫。

五、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是有极端凯恩斯理论和极端哈耶克理论共同造成的，通过与之对应的理性凯恩斯和哈耶克理论解决问题是社会成本相对最小的途径。

陈志武教授对于中国国有资产过于庞大给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基本判断我是赞同的，所不赞同的只是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经济潜在危机因素既有陈志武教授所提到的国有资产过于庞大，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过于严重极端凯恩斯理论的潜在危机，也有由于利益集团的因素极端哈耶克理论造成的资本市场的泡沫化的潜在危机，同时出现极端凯恩斯和极端哈耶克于一个经济实体这样的经济怪相在中国同时出现，这才是令人担忧的。国有资产庞大是历史遗留问题，任何期望一招鲜、一刀切、一蹴而就简单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陈志武和张维迎们从哈耶克理论出发只看到了国家严重干预经济带给中国的隐忧，如果是张维迎的权贵私有化可能是一剂慢性毒药，中国经济只能等死，而陈志武的全民私有化则是一剂可能立即致死的强力毒药。还有一些人只看到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原因造成的诸如贫富差距、资本市场泡沫化等极端哈耶克现象带来的隐忧，主张回到从前计划经济（意即极端的凯恩斯理论），这同样是行不通的。

说中国目前的经济生态链是弱肉强食并不过分，哈耶克的经济放任自由理论本意应该是所有人应具有平等的自由，但中国却是对强势者过于放任自由，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是出于在自由经济状况下，由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造成平等自由原则下的实际不平等，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向弱势群体倾斜减小贫富差距并降低经济泡沫的风险，而中国的干预经济却在更多制约弱势群体。中国同时存在两方面问题，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凯恩斯理论和哈耶克理论极端化的负面影响同时在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存在，如果我们只从其中的一方面理论去解决另外一面的实际问题，都会是片面的，如果加上用激进化的方式解决只能会对中国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中国目前同时面对两个方面的问题，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并用较为激进的方式片面解决单方面问题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危险的，只有用理性的态度保守的手段双管齐下才有助于理顺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二十年前台湾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中国过去的激进思维方式是“不破不立”，但在“破”的过程中却会造成人、财、物等社会资源的极大消耗，如果考虑使用保守理性“不破也立”的方式，同时使用理性凯恩斯理论和理性哈耶克理论去解决与之对应的极端哈耶克和凯恩斯社会现象，也许才是最好的社会选择。理性凯恩斯理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对缩小贫富差距和扼制资本市场会起到正面作用，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凯恩斯理论极端性给政治经济领域带来的负面作用，中国正在实行政府职能的转变，由管制性向服务性政府转变，对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说只能侧重其中的两点，一是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二是出于社会正义的需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前面所提及的农民土地问题正是基于对社会最弱势群体农民最弱势产业农业有所扶持的考量。在企业劳工的权益保障方面《劳动合同法》对劳工的保障不是太高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建立合理的员工辞退机制是必要的，只有在企业利润下滑或亏损时才能辞退正式员工，并且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辞退老员工期间不能雇佣新员工，如果要雇佣新员工被辞退老员工拥有优先上岗的权利；在收入分配体系上，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的挂钩机制；期股期权应该法制化，不能由管理层独享，按一定的法定比例扩大至整个劳工阶层，使各阶层人士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同时还应该建立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同时，我们同样也应该正视陈志武教授提出的以国有资产过于庞大为代表性的国家对于经济干预过多而造成的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用理性的哈耶克理论抑制极端的经济领域的凯恩斯现象，减轻企业的负担才有可能让企业为劳工提高劳动待遇提供必要条件。建立产权明晰、财物公开、独立经营、股份化运作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系，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各种所有制企业可以在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平等竞争；健康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是经济是否能够平稳运行的根本保障，所有所有制企业都应该具有平等的融资平台；在适当时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逐渐减持国有股，并将减持收入划归社保基金；

总的来说，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既要减少某些不合理的税收收入和行政收入，又要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各种社保体系，任务很艰巨却是对现在政府的必然要求。

结束语：中国改革三十年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有待总结的教训。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最重要的经验在于是开放带给从宏观经济到普通百姓天翻覆地的巨大变化。而最大的教训在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制度建设较为落后，尤其是那些限制激进化和寡头化的法律法规游戏规则还很欠缺，缺少基本制度保障成了改革最大的弊病。有人会说中国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样的制度更适合中国国情，那就不妨把别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具有普适价值的底线规则拿来好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探讨底线之上的制度哪些更适合中国国情。

《观念的发明者》(美)坦嫩鲍姆、舒尔茨著,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40.00元。

你想过这些问题吗

设想一下你的政府，仅仅因为领导人的喜欢，让每个人信奉相同的宗教或经济理论，甚至会因此引发内战，你会用什么令人信服的论证来试图避免战争？政府通过了一项你认为是不道德的法律，你是否还有义务去遵守它？如果你不遵守一项法律而又不会被抓，你会去违反这项法律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与我们多少都有些关联，有时甚至是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只不过，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深入地去思考。但也正是这些问题，激发了伟大政治哲学家的思考。当然，政治哲学家们还需要考虑更深远和更抽象的问题。

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西方的政治哲学家们一直就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争论，并写下了丰富的传世之作。这些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与作品一起，构成了丰富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历史图卷。

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

《观念的发明者》一共讨论了三十几位有历史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的观点。在作者看来，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到古罗马的西塞罗，这些古代政治哲学家所运用的方法多是理想主义的。也就是说，在讨论政治基础的时候，正义、真理、美德和理性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要比财富、权力和民众的支持更加优先，更加重要。

从圣奥古斯丁开始直到但丁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贯穿整个中世纪，大多数的基督教作者所持有的，是一种中世纪的观念。在他们的理论中，宗教信仰和《圣经》取代了理性，成为重要的知识来源。在他们看来，上帝既是真实的，又是所有其他理想价值的化身。追求天国的救赎是人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比财富、政治影响力、体力等世俗的东西更加重要。

从文艺复兴开始，现代政治哲学登上舞台。现代早期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培根和笛卡尔等人是唯物主义者，并且也常常是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物质的价值比任何理想和救赎都重要。古代或中世纪思想家们所看不起的价值，如政治权力、财富、身体愉悦等，都是这些早期思想家们所重视或赞同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纷纷把国家的建立同美德或者上帝剥离开，认为是理性的人类所实现的一种物质的目标。

早期的思想家中的休谟、康德、伯克、卢梭以及后来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却认为，很多知识和真理的假设不像霍布斯、洛克他们认为的那么精确。虽然唯物主义是重要的，但如果要彻底实现人性，唯物主义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回到一定的理想主义。

晚期的思想家中如边沁和密尔，则回归到了早期思想家的理性理论体系里。不过，由于休谟、康德等人的批评，晚期思想家们对理性不如他们早期前辈们强调。他们抛弃了一些早期教条，如自然法、自然权利和契约论等，试图通过协调唯物主义与其他人类价值来转变现代思想。

作者最后考察了所谓的后现代政治哲学家，尼采和弗洛伊德。后现代思想家本质上是怀疑和批评一切，认为任何前人的方法和定论都不适合当今世界。他们否认一切进步包括政治哲学的进步，督促我们批评甚至否定我们从前人那里所接受的一切，代之以一种永远变化永远演进因而是支离破碎、没有结果、也没有任何严肃感的方法。虽然这样做可能让我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知道一件事，但从另一面来说，也促使我们注意到在构思政治目标时要尽可能完善的重要性。

观念当然是重要的

对“观念是否重要”这个问题，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所有的政府都向它们的臣民或者公民灌输，“你们所处的政权是最伟大的，是唯一的选择”。而正是政治哲学家们的思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创造出额外的选择。

政治观念的发明还对思想家们所处的国家或社会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并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政治景象来提出新途径，希望新的政治能带来希望和秩序。

实际上，无论是亚里斯多德关于人性和宇宙的思想、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马基雅弗利的精英和大众、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状态，还是密尔的自由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甚至是弗洛伊德对人心理的刻画，他们的观念都有了改变。弱者以观念为武器，对抗其他压迫性的观念；政治运动和革命以它们为旗帜，推翻君主制，创建议会，用共和国代替专制。它们能够成为团结不同民族的力量，也能用来分割不同的民族。

总之，这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

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王朔先生是二十多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最近，亦忱先生写出了《我看王朔：几句话就能成就一个思想家》[1]。粗粗查了一下，扎西秀先生在跟贴中也说过，“王朔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朴素的思想家。”[2]当然，我的理由和他们有所不同。

说王朔伟大，是因为他的影响无与伦比。说他是思想家，是因为他的思想教育了至少两代人，而且还有可能继续教育下去。有人会说王朔的思想很肤浅，或者说那样的思想有害。但是，至少一两亿人以他的思想为思想，所以他就是最伟大的思想家。

王朔进入文坛的时候，正值改革开始不久。那时经济上逐步活跃，思想上还是在奉旨解放。虽然有民间的冲动，还是需要上面的认可才能够有所开放。当大多数人还在对自己的主张半信半疑，等待领导示下的时候，王朔在思想上已经没有多少框框了。王朔的作品直接地挑战伪崇高，让大家的精神轻松了不少。那时的王朔是得风气之先的，是勇敢的。

不能不说的是，王朔成为思想家的过程，正好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滑坡的过程。如果说王朔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小市民化和流氓化是不公正的，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不过，在全民的集体无意识当中，有些看起来不大的事情，比如王朔的小说，也会引导社会沿着某个方向滑下去。没有王朔，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庸俗化。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在这一进程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够起到王朔那么大的作用。

公众在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放弃自己的责任，放弃诸如正义和荣誉一类无用的东西。王朔的警句，比如“我流氓我怕谁”和“无知者无畏”，确实让人们的精神轻松了许多。

至于以后的事态，王朔就不能为之负责了。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去反对伪崇高，去躲避崇高，最后沿着滑梯舒舒服服地滑下去了。王朔没有读过很多书，他的道理是朴素的，生动的。最可怕的是，博览群书的精英们接着把王朔的思想理论化、教条化、极端化了。既然一切都是假的，那么不妨一切以利益为重，没有底线地把钱装进口袋就行了。不客气地说，不少学人所谓的个性解放，不过就是认识到“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不够”以及“一鞠躬，三鞠躬，不如裤带松一松”而已。

不过，放弃了权利，光靠脸皮厚和流氓是无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一旦强势人物的脸皮也厚起来，一旦他们也学会了流氓，我们是无法招架的。有伪崇高的时候，强势人物用理想来治我们；打破了伪崇高，强势人物又可以赤裸裸地摆布我们。这两者哪个更好或者哪个更坏，真的说不清楚。只能这样说，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是无法做到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网上崇拜王朔的诸君，其实也没有因此而强大。唯一的收获就是，不少平时还算温和的人，遇到争论时会突然地破口大骂。

王朔的小说很有生活气息。早期的作品，比如《顽主》，在玩世不恭之余还有一些理想。不过从语言上看，并不是最好的北京口语，分寸感也欠佳。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最早读什么书很重要。王朔读多了，雨果和托尔斯泰就读不下去了。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反叛，喜欢读王朔不要紧；问题是当他荣升执牛耳者的时候还喜欢王朔，整个社会就等而下之了。

以前我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看来这是有条件的。当全社会都不成体统的时候，年轻人进入中年乃至老年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长进了。当我们看到年轻的时候反叛的人到了50岁和70岁时还要骂骂咧咧，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王朔去过美国，当然也是有所感悟，写下了《在美国，我感到粗鄙》。当然，感悟战胜不了习惯，回国之后王朔还是王朔，没有忘本。

常言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大家还是把王朔当作了不起的人物，起点就低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反对犬儒化、小市民化和流氓化的时候了。此时，我们不要热衷于后知后觉者所为。

最后回到思想家的问题。鲁迅先生曾经作过《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最近有人在探讨怎样能够产生大师。我想，天益汇集了众多有志向，有才华的人士，思想家，或者思想者有可能在我们中间产生。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要有独立见解，不要人云亦云；第二，要看到周围朋友的才能，在他们的文章里面读到闪光的句子。这第二点最重要，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品德和见识。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发现思想者。不仅如此，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可能已经是思想者了。

我知道，贬低别人所崇拜的人是危险的，甚至比直接贬低别人更危险。人们会这样认为，说我崇拜的人不怎么样，那我成什么了？不过，既然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我也就不说对不起一类的话了。

但愿不要因此在这里少了朋友。

2008.3.16.

1. 亦忱. 我看王朔：几句话就能成就一个思想家.  天益社区 ? 杂文天地 ?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53444&extra=page%3D3
2. 自 sinead. 很多明白人老成了混蛋，王朔还是王朔.闲闲书话，天涯. 中的跟贴.

这次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也很“恶毒”，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问问，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歿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可以重点谈。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得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那时的法国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即今日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XX部文化部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民国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他本人就是徐先生的美谈：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付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付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帐；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熹结交，人家买他的帐；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帐；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付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付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帐；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帐——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终于又到了落幕的时候了，那些主持两会的领导们终于又可以喘口气了。今年两会又一如过往岁月中的会议是成功与胜利的大会。在多年听到这种一贯的言词中我们都麻木了其中的内涵，甚至都麻木了这些言词的存在，依如我们日日走过的楼道，都不曾记起它的梯级数一般，只是凭着习惯地行走着，重复着。在这种不变与重复中，岁月在掀开一页页沉重的债券，在积起一座座险峻的路障。

我们只要略微留意就会发现多年重复的这些成功与胜利的后面其实意味的就是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一切都是要求中的，一切都是排练过的，一切都在控制下的，—-，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事先的设定下播放出来的。

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在每一个会场都拥有近3000人出席的会议，虽然这些人都自诩代表着人民，在此我们就权且不说他们是否真代表了那复杂繁多的社会群体，就算他们什么也没有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那也是3000来颗脑袋，3000来张嘴巴。一个3000来个脑袋的会议居然没有出现任何设定之外的言辞，都是在既定的程序下上演，这种统一与协调的确是超乎常理与想象的。就算是3000头猪在一块可能也会发生点不协调的猪声，更何况是3000个人呢？然而这世界就是这么的怪异，3000个人的会议就是在程序设定下上演，而没有任何超出既定方针的言行。面对这种状况，只有现代无生命的机械工具在程序的操纵下才能出现这样。

这种程式的上演，在中国从八九屠杀后就日益成为了一个不变的模板，所以中国也就在这种不变的设定下延续着过往的方向。那一切改革、发展，等等的言辞都事实上是对过往事物的包装，依如这个会议一样没有任何意外。

从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那种成功与胜利的重复就是一成不变的翻板。从目前透露的一些史料来看，中共自诩开启改革开放航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恰恰是一个出了意外的会议，是超出了事先设定的、没有按照程式来上演的戏剧。据鲍彤先生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邓小平到东南亚考察期间，会议之中忽然有陈云、胡耀邦等人提出正视历史问题，而将一批历史冤案抬上了会桌，导致整个会议急剧变化，最后成为了个拐离事先设定的拨乱反正的大会，并由此开启中共自身改革的新途，走出了一条寻求重生的革新之路。只是这条路后来没有延续下去，而在八九的枪声中骤然中止。

虽然从历史的演化来看那场意外的会议点燃过中国改革的希望，只是由于体制的固有顽疾而最终导致无法延伸生长，但那次会议的意外显然是很值得深思的。也就是说依照中共的固有模式，若不是历史性的意外，如邓小平恰好没有参加会议，使得掌控会议的核心缺席，从而会议拐离既定程式，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中共开启的所谓改革，事实就是在超越既定方针之外的意外促成，而不是它主动有意思的顺应历史大潮。

一个意外的会议才促成了中共现在标榜正确的经济改革推行，应该说今天统治的维系还依然倚靠在这个意外之上。从这种有趣的历史性近乎玩笑的事件中，我们可以解读到：其一、现有的极权体制无法自身自觉地产生出革新的意愿与革新的规划；其二、只能是历史的偶然才会促成它不自觉地在一定时期转向历史的正轨，但这种转向由于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最终肯定要被自身的理论与制度扼杀掉；其三、任何指望这个集团与体制主动规划上产生变革，那都是不现实的，只有意外才可能是它新生的希望。

纵观中共发展的历史，应该说只有两次是意外的。其一、是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遵义会议。那是在电台被炸毁，导致中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后，在红军首尾难顾，存亡旦夕之际，仓促之下会议没有现实规划与设定的条件，所以临时凭着感觉凑合着来，从而在军事上走出了困境；其二、当然就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了。在这两次意外下，中共获得了新生的希望。

试想一个组织如果不能规划出自身的生机，而常常按照固有理论与制度使自己陷身于死亡的边缘，那么这个组织的理论内核与现实制度都是很值得反思的，它至少说明理论与制度本身背离历史的正轨，违背固有的规律，它自身无法生发出新生的希望。面对一个只能指望偶然才能获得新生的组织，一个民族被这样的集团所掌控着，其危险性将有多大？真是不堪设想！

几十年过来了，中国一切都上演在既定的规划下，每一次会议都是出演在事先设定的成功与胜利中，可见某些集团操控会议，上演程序的技能日益高超，这样也就意味着这种会议的意外日益远去。从过往历史来看，没有意外就没有生机的一个理论支撑的组织与制度，当它日益远离意外时，也就说明它日益在自残，在自我扼杀下一切新生的希望。

今年的两会没有意外，在社会矛盾如此干柴烈火般燥动时，居然没有任何面对矛盾的言辞，一切的话语都事先编定，一切言说都是照本宣读，那么生机就在这种设定下流逝，这些成功与胜利言说的背后就是对希望掐灭的宣示。在这种没有意外的上演中，我听到社会深层的矛盾的怒吼！从人类过往的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会议的没有意外就必将成全社会的意外！当社会不能在会议意外中获得新生时，社会自身的意外就会隆重上演，社会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挣脱一切的陈枷旧锁，这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止的。

2008-3-14

北洋政府两次发表黄炎培为教育总长，他都辞谢不就。蒋介石多次拉拢他，“或封官许愿，许以特权，或提携后代，予以优待”，他也一一拒绝。“黄花心事有谁知”是他当年留下的诗句。

民国告成不久，政权即落入了袁世凯之手，有一天袁对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要留个把人的。”这个“黄某”就是黄炎培。后来，袁世凯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八个字矛头所向就有黄炎培在内。

袁氏垮台，1917年，黄炎培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直到1949年，长达32年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推行职业教育上面，成为“职教派”的教父级人物。北洋政府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辞谢不就。1927年，蒋介石的武力抵达上海，下令通缉“学阀”黄炎培，他被迫亡命，闭门读书三年。到1931年，蒋的态度才有了变化，托黄炎培的老同学邵力子邀他到南京谈话，并要他搬到南京去住，他没有答应。此后，蒋介石多次拉拢黄炎培，“或封官许愿，许以特权，或提携后代，予以优待”，都被他一一拒绝。最后的一次是在1946—1947年间，国民党当局试图拉他下水，分化中国民主同盟，当时他是民盟的几个常委之一，也被他拒绝。“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是他自明心迹的诗句。国民党在召集“国大”前夕，又有人要他参加脱离民盟，参加“国大”。他断然表示“不能自毁人格”，经受住了种种诱惑和考验。“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是他当时写下的诗句。

黄炎培生在一个变幻不定的大时代，在坚持投身职教事业的同时，他参与过许多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他与《申报》有过长期的关系，先后办过《生活》、《国讯》、《展望》等周刊，他热心于抗日救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曾到南京当面质问外交部长王正廷，他是民盟、民建的发起人之一，他与其他五个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曾和毛泽东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他亲身经历了政协会议、国共和谈等。蒋介石虽然曾下令通缉他，他的儿子也死于1949年的前夜，但他钟爱的职教事业终究幸存了32年。

作者：姜伯静，中学教师

“我觉得老师这个事业是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特别热心地从事教师队伍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连十年都不想当，那就不要读这个师范生了，我们可以读别的。”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的提问时，教育部部长周济说了这番话。（3月14日新华网）

说真的，听完周济部长的话我很感动。但同时我却很羞愧，因为坚持了十年，我却不愿意做教师了。

当年我报考师范院校时也算有一点宏图大志，也是带着理想进入大学的；当年毕业工作时我虽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打算，可也憧憬着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虽然我现在刚过而立之年，还称得上年轻，但已经走了十年教育之路的我却更回味当年更年轻时的激情。十年的青春转瞬而逝，我有了家庭、孩子、一纸职称、一份微薄的刚够养家糊口的工资和只有医生才能叫得上名字的疾病以及一种怀旧的渴望。唯独缺少了再干十年的勇敢，只有自己还能再活几个十年的忧虑。

十年了，我和我的同龄人与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有时看老照片我惊诧于自己还有那种别样的青春；十年了，我和我身边的人竟然越来越市侩，为了先进、优秀、职称和奖金勾心斗角；十年了，习惯了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僚对自己颐指气使；十年了，我和我的同事们由22岁时的睡不醒跨越到32岁时的睡不着，据说这叫神经衰弱。十年了，我有一个同学跳槽了；十年了，我有几个同事下海了；十年了，我刚工作时的长辈进城了；十年了，我当年的室友做官了。而我们大多数人依然在坚持，至于坚持什么，我们很迷茫，所以我们开始厌倦，当年的理想早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没有什么水平的高低，看紧了就会有成绩。”这是刚上班时前辈的教导，刚听到时感到难以理解，后来摔了一次次跟头才发现是至理名言。“离学生远一点他才会怕你，否则很多事情会很难办。”这是刚毕业时过来人的嘱托，刚听到时觉得这很不人道，而昨天冷不丁地对刚工作的年轻人说出这句话时自己都有些吃惊。

十年会把一个人磨得毫无棱角，十年会让一个人全无斗志，十年了，很多人变得自己都难以把自己认识。我很想问自己、问同事、问社会，我们为何变成了这个模样？实际上我们本不愿意如此的。30岁应该是干事业最好的季节，可究竟什么对我们如此不公平？

“连十年都不想当，那就不要读这个师范生了，我们可以读别的。”去问问那些做了十年教师的人吧，还有多少人想做教师；如果以后的教师还是这样做下去，那下一代的师范生还能做满十年吗？

前几天上QQ，一个毕业很多年的学生对我说：“老师，你跟八年前比显得忧郁了。”我没有回答，我不想告诉他：坚持了十年，我却不愿意做教师了，不是我不热爱这个职业，而是我已找不到坚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