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一月十四日，中国山东省菏泽市数百名学生由于文凭问题前往市政府抗议。有学生说，他们无端受到保安殴打，但是菏泽市官员否认了这种说法。菏泽市政府办公室的张姓官员告诉记者说：“他当时就在现场，学生们很听话并没有过分举动，没有必要打他们。”听听，这就是中共官员的逻辑：你听话，就不打你，因为没有必要；反之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打你，打你是有必要的。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这位官员心直口快的结果，就是反映出了一些地方官员类似黑社会的处理心态：解决得了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打；老百姓不听话就打。在他们的心中，统治的逻辑就是一个字：打。

千万不要说这是个别现象。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当天，一月十四日的晚上，四川成都举行的CBA全明星赛上演暴力事件，一名摄影记者涉嫌与警察发生冲突，遭到三名警察的围殴，号称是人民保母的警察一边痛打人民一边高呼：“敢打警察，打死都活该。”这种保母真是吓死人。当然我不是说警察就可以被打，但是摄影记者是不是有打警察其实并没有证据。按照中国人的常识，在今天敢主动出手打警察的人恐怕十三亿人也没有几个。就算退一步说，这位摄影记者真的吃了豹子胆，居然动手打了警察，难道就“打死都活该”吗？显然，在今天的警察心目中，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人民的生命。一个人民共和国，警察的地位到了如此至高无上的地步，如果有人说中国是警察国家，谁还矢口否认的话，那他才真是太看不起警察了，真的“打死也活该”了。

也千万别说这只是基层一些素质不高的人的个别现象。事实上，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不是中共高层的统治逻辑就是一个“打”字，下面基层的人哪里会来这样的习惯性思维呢？最近有媒体报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战术部研究员，大校朱绍鹏日前在深圳演讲的时候表示，解放军可能会跟台湾“小”打一次，并声称哪怕牺牲包括他在内的六十万人，也义无反顾。我们且不论真的打起来，会不会轮到这位编制在大后方的军事学院的研究员上战场；我们看看他提出的要打的逻辑。他说，打仗的目的不是要摧毁台湾，而是要让台湾多数人产生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对统一的认同感。原来，在他的心目中，让台湾人认同中国的手段是如此的简单，就是打一场可能连中共军队都会死六十万人，就更不要说台湾方面的死伤了的战争！且不要说这个逻辑是多么荒谬，这其中反映出的野蛮心态跟那个荷泽地方官员“听话所以没有必要打”，和成都警察那个“敢打警察，打死都活该”的心态，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

从基层到中央，从地方政府到军队将领，中共统治六十年了，其基本的执政基础还是一个字：打。没有人希望中国动乱，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就是如此心态的话，那我敢保证，稳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成天喊打的政府可以让社会稳定的。

──原载《TaiwanNews财经文化周刊》

（导演瓦伊达和他的海报）
 

卡廷的万人坑

82岁的瓦伊达，是比基耶夫洛夫斯基更伟大的波兰导演。奥斯卡在2000年把终生荣誉奖给了他。柏林电影节拖到2006年，也向他颁出终生成就奖。谁又料想，他的风烛残年，还能拍出恢宏史诗呢。尽管今年的金熊和奥斯卡都舍不得再把荣誉给他。但在我眼里，《卡廷森林》无疑是近十年最伟大的电影。

伟大到令我手足无措的地步。无论钻石还是灰烬，都超出我的写作能力，并叫我的词语山穷水尽。开头只十分钟，一个镜头，一句对白，已让灵魂起伏不已。1939年，苏联配合纳粹，入侵波兰，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押入集中营。妻子在教堂的临时抢救点寻找丈夫。一位神父跪在尸体之间。她女儿喊道，那是爸爸的军装。妻子跑过去，掀开盖在头上的大衣，下面却是一具被毁坏了的、戴着荆棘冠冕的耶稣像。那一刻，我和她同时被震骇。神父伸手，轻轻将耶稣像重新盖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为电影奠定了一种令人战兢的崇高感。1989年之后，瓦伊达和波兰人民等了将近20年，来描述这个曾被谎言遮盖了50年的惨案。但在瓦伊达这里，苦难是这样被描述的。那一场苦难中，最深沉的真相，不是我们被苏联人屠杀，而是基督被人类重新钉上了十字架。

当妻子跨越大半个波兰，在波兰军官团被押送之前，找到她的丈夫，波兰最年轻的骑兵上尉。她劝他逃走，丈夫拒绝了。妻子绝望地说，你曾以上帝的名义说出誓言，与我联合，成为一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上尉说，可我对波兰也有誓言，我无法背弃军人的使命。

史诗的伟大，在于它依靠的不是悬念。因为你一开头就知道他们的结局。但这部电影的重心，是每个人的定意与抉择。《旧约》说，人的灵魂是上帝的形像。《新约》解释说，这形像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至于灵魂的内涵，康德的三分法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就是情感、思想和意志。当人的意志顺服真理时，人就胜过处境，葆有了他的尊严。

上尉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当纳粹召集教授集合时，妻子也劝他不要去。父亲和儿子一样，说我一定要去，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是站在一起的。1943年，德国人发现了卡廷森林的万人坑，全体波兰军官在1940年4月，逐一被手枪近距离从后脑勺枪杀，纳粹的纪录片说，“这是典型的苏联克格勃的手法”。希特勒向被杀害的波兰将军夫人颁发了勋章，要录下她宣读的声明，向全国广播。镜头在将军夫人的脸上几乎停顿了几十秒，纳粹威胁说，不然送你的女儿去奥斯维辛。她轻轻推开那份声明，走出房门，晕倒在街上。

二战结束后，波兰被苏共控制。苏联重新制作了纪录片，声称1941年纳粹占领卡廷后，屠杀了波兰战俘。近距离从后脑勺射击，“这是典型的德国党卫队的手法”。高音喇叭说，每一具埋在卡廷的尸体，都在控诉着帝国主义的罪恶。从此，波兰人被迫活在一个巨大和高压的谎言里。卡廷，成为良心的试金石。一位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简历里说，父亲1940年被苏联杀死。老师叫他改掉。可是，要在父亲的死上说谎，是我读大学的条件吗——是的，我们要重建波兰，如果连你们也被杀了，波兰的未来在哪里呢。

善恶的区别永远最简单，谎言的自我辩护都极其复杂。可爱的孩子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份简历”。老师交换意见，感叹说，你对卡廷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你对波兰人民的忠诚。二十分钟后，这位年轻人死在街头。

一位姐姐，为上尉飞行员的弟弟定制了墓碑。上面写着，“1940年死于卡廷”。她以散播谣言的罪名被捕。之前她和弟媳讨论入党的事。她说，你决定入党，在新世界找到了位置，但我仍然在弟弟的世界里。如果我必须选择，我选择和他在一起。

那你选择了死亡——不，我选择被害者一边，而不是杀人犯一边。

电影中，四位军官的亲友们，都在艰难的生活中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位骑兵上尉在最后一批枪杀中，顶替了他的朋友。这位死里逃生的朋友，选择了沉默，在波共政权下升为上校。他与那位将军夫人有一次对话，讲述自己忍辱负重的理由。夫人一针见血地说，也许你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但你的做法是一样的。你想法不同又有什么用呢。

这话的意思，是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在我们的意志之上。是非之心，也刻在人的心上。上校最终吞抢自杀了。就如瓦伊达50年前打破沉默的名作《灰烬与钻石》，选择顺服，就是选择灰烬中的钻石；选择悖逆，就是选择埋藏钻石的灰烬。

卡廷惨案，使波兰在二战后落入彻底的荒谬。但如那位妻子所说的，只有死亡才能将一个誓言分开。意思是说，苦难和谎言都没有这个能力。哪怕苦难再大，哪怕谎言重复一千遍，或重复了50年。

因为活在谎言中，根本就不是活着。

1991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移交政权时，邀请叶利钦共同阅读了总统密档第一卷。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我头发都竖起了”。密档有三份文件，即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及斯大林等签署的命令，同意秘密处决波兰战俘共25700人。命令中说“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另一份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首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统计卡廷屠杀的总人数为21857人，并建议“销毁全部档案”。

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遣特使，去华沙，将三份密档的副本转交给了波兰总统瓦文萨，结束了维持半个世纪的谎言。

被推土机埋在卡廷森林的军官中，也有瓦依达的父亲。没拍这部影片之前，他的电影世界始终是残缺的。50多年来，瓦依达用各种寓言讲述一个苦难的波兰，直到他拍出这一段、不能不拍的历史的灰烬。

但灰烬中找不到钻石，除非跪下来祈祷。影片最后的屠杀场面，无论你近一百分钟的心理准备如何，依然具有意想不到的震撼力。当一个接一个波兰军官，面对万人坑，被枪杀之前诵读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枪响；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枪响；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枪响；

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他们的罪——枪响。

接着，瓦依达让他的观众沉浸在整整一分钟的黑暗里，向一个过去的时代致哀。他说，拍这部电影，是渴望人们的灵魂苏醒。渴望光来到黑暗中，引导我们走一条义路。

2008-03-04

近日在《南侨通讯》十六期，读到铁戈先生在二十七年前致《真相》杂志社的宏文《暴政和奴役并非共产主义的特产》，有意为中共在柬埔寨的犯罪开脱，为共产主义开脱。铁戈先生认为他是柬埔寨华侨，大半生在柬埔寨生活，柬埔寨解放后又过着将近一年的颠沛流离、历尽艰辛的苦难生活，他更有权利谈论柬埔寨华侨的遭遇。

柬共政权带给人民一场浩劫

铁戈承认：「波尔布特政权带给柬埔寨人民的是一场真正的浩劫，而造成这场浩劫的主要原因是一股极左思潮。中国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也同样是这股极左思潮所带来的。」

世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亲自发起、指挥和领导的。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毛泽东.上述的浩劫就是中共、是毛泽东思想造的孽。柬埔寨三朝总理洪森一针见血地说：「中共领导人在柬埔寨犯罪！」他是指对柬埔寨人民和华侨犯罪。

法西斯-独裁-专制

为了说明暴政和奴役并非共产主义的特产，铁戈指出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日寇在南京及其他地方大屠杀中国人，又在星加坡、马来半岛大屠杀。但这些法西斯和侵略者是屠杀外族人，而中共与柬共是屠杀本国的人民。

铁戈说「柬共波尔布特的领导集体是农民，是缺乏现代文化知识的幻想主义者。」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柬共的高层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乔？奔娜丽、乔？蒂丽、秀臣、江裕朗、乔森潘、胡荣、符宁、卜？勒奇玛，还有很多都是留学法国的博士等高级知识分子，农谢是留学泰国的大学生。他们也不完全是幻想主义者，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是师承先人的作法的。略举如下：

师从中共，超越前人

——中共军队在攻进济南后就放了空袭警报，把全城的老百姓都赶出城去，等警报解除后，不准老百姓回自己的家，财产充公了。柬共则仿傚得很绝，不是一个城，而是全国所有的城市一个不留，乾净澈底地把人民赶走，强抢了他们的财物。

——中共取得政权后，不间断地进行三反、五反、反右……。柬共高干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说：我们比中共强，不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一次过就把全国的人民彻底无产阶级化。毛泽东就非常欣赏柬共的革命性，大讚：你们取得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

——波尔布特访问中国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和他见面并谈话。中国成立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柬共也照办，一起劳动，一起喝清淡的汤水，平均每人分多少米长的纱线。

——波尔布特留学法国时，曾两次到南斯拉夫去参加义务劳动。柬共夺权后，把城市的人民都赶到农村去，强迫他们修水库，到处人人都把皮当衣，修了不少水库，洪水涨了，库里的水满满.洪水退后库底乾裂。

——西哈努克统治柬埔寨的时候，只有农民种田，不但养活全国，每年还有四十万吨白米出口。现在全国人人都去种田，全国变成一片飢馑，处处饿死人。

柬共没有人民的拥护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柬埔寨华侨，也经历了那场大浩劫，我想抛砖引玉。我认为柬共高层有许多人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执行那样残暴的高压路线，是因为自己没有强大的人民基础，这个党没有安全感。

试举例：朗诺发动政变之前和后，波尔布特就在北京。通过中共的大力撮合，使西哈努克接受与红色高棉联合。波尔布特完成幕后操控之后匆匆返回柬埔寨，越共军队已经替他佔领了柬北地区的五个省份。波尔布特马上下令，停止扩大解放区，因为全部队伍赶不上大好形势的发展，要是太迅速地取得胜利，政权可能会再次落入西哈努克手中，柬共可能要再逃入深山老林。

柬共把西哈努克从北京接回柬埔寨后，就把他软禁在王宫里，真的是步行不超百米地。柬共害怕人民见到西哈努克，害怕西哈努克的影响力。

柬共本土派害怕经过十六年正式受训、有真才实干的原柬共干部夺他们的权，因此将近二千名的干部几乎全部杀光；只要够得上是朗诺政权的官员、知识分子，一经查实一个不留。英萨利到世界各地游说当时曾在国外深造的知识分子，诱骗回到柬埔寨来杀掉；连周成这样的自己人也杀了；全国死了三百三十一万四千七百六十八人。你能不发抖吗？

柬共内部也不是没有敢於反对错误路线的人，但胡荣很早就被杀了。波尔布特是一个野心家，城府也很深，佔领金边之后，他把金边划成多个特别区，外交部区、参谋部区等等，没有正式的公干彼此不能串连.乔森潘想见符宁一面难上加难.

中共眼中的华侨

《逐浪湄河》是铁戈的大作，他没有掩饰他是中共的正式党员，接受专门的训练使用收发报机，在印支战争期间作出卓越的贡献.柬共夺得政权之后，受了一年的苦，中共很快将他一家人和亲属全家从柬共魔掌中接回中国去。请问，柬埔寨七十多万华侨中有几个享有像铁戈的殊荣？因此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不反对中共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柬埔寨苦难的华侨，在爱国这个观念上，他们堪称是东南亚华人的楷模。当他们被柬共百般蹂躏死里逃生到难民营后，发现自己被中共出卖了。人们可从《我与中共和柬共》一书中得到有力的证实。同样是华侨，对柬埔寨的华侨与越南的华侨，中共就是两种态度。

愿中华民族与日月共存

我是柬埔寨一个华侨，承受中国的文化并有其血统，我祝愿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大家庭中与日月共存并发扬光大；我也和一般人热爱中国勤俭的劳动人民，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中国人；我更热爱中国锦绣美丽的万里江山；但我反对中共。我同意洪森总理的谴责：「中共领导人在柬埔寨犯罪」！

我不认为那是小小的四人帮的罪过，我认为那是中共、是毛泽东的罪过.

毛泽东死了，四人帮被抓了，邓小平出来。但他还是一样继续支持柬共。他不手软发兵攻打越南，说是自卫反击战，其实他是在演围魏救赵.他不惜食言，劝说西哈努克再次与柬共联合。他不惜讨好东盟国家，争取他们支持柬共，希望柬共东山再起。当西哈努克与洪森总理接触，谋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邓小平便凶相毕露，他写信给西哈努克，警告他不能与洪森达成什么协议.西哈努克还告知洪森，中共不满他的表现，已经断掉每年给他三十万美元的活动费.中共对柬共的全面援助是一贯的。

铁戈说：「中共对柬共的援助，可能出於支持越南解放战争的同一个原因。」像铁戈这样湿水那么深的人，说此话是不是有意「扮矇」 其实中共对柬埔寨的全局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兼国防部长的耿飙曾经说过：估计柬共是会倒台的，但想不到比预期早了七个月。

早在二○○六年，笔者即在海外读到贺卫方有关「中共为非法组织」之言论，二○○七年六月笔者访问大陆，即安排与贺卫方畅谈，对其民主理念获得更多的瞭解。

在大陆当然尚有其他类似学者，但本文因限於篇幅，仅评介贺卫方，作为代表。

贺卫方的学术研究

贺卫方（一九六○年出生於山东）为年轻一代的中国优秀法学专家。在八○年代，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学，并於九○年代赴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一年。他曾在政法大学任教及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之编务，后转任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并积极参与「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及其他法学研究组织之工作。

作为一个法学家，贺卫方的教学及研究重点为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曾着《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具体法治》等书，并翻译多种西方法学名着及参与「外国法律文库」、「当代法学名着译丛」、「宪政译丛」之编辑工作。

贺卫方也积极鼓吹及传播法治观念。《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曾发表他的评论多篇。他鼓吹法治，要求以法治国，颇多社会影响力。

贺卫方的理念及主张

贺卫方认为，知识份子必须坚持人格独立、观念独立、思想独立。他要求唤起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及人民对建设法治社会的信心；他力主实施宪政、司法制度之变革、法官职业化及专业化；他坚持法治、反对人治。

二○○七年三月，贺卫方在台湾东吴大学发表演讲，要求中共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贺卫方指出，由於中国仍然奉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披着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许多问题因而无法讨论解决，例如实施两党或多党制就是禁忌话题.他说，中共官员不应拿纳税人钱作薪资，而且共产党应该登记註册，公佈他们的党产.

二○○六年三月，中国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会议（即所谓「新西山会议」）。贺卫方在会上指出，中共为非法组织，因未依法登记，震憾各方。据说，一位退休中共官员曾写信给胡锦涛，指控贺卫方与当时会议主办者高尚全是美国特务，希望当局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但中共当局似未接受此一建言。

在「新西山会议」上，贺卫方指出中国法治方面的具体问题：

中共操控议会、司法和政府，违反法治及宪政的模式。

人大并非真正的议会，而人大代表形同「表决部队」；人大应议会化。

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政治权利（如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普遍未能获得保障。

司法体系未能独立，受制於中共的政治考量。法治未能落实，人治普遍；「红头文件」高於法律。

民法的基础即是私有制，中国迄未推动真正的土地私有化，仍然实施集体所有制。

中国至今对交易安全的保障仍多问题；没有交易的安全，就难有健全而发达的市场经济；没有独立的司法，交易就难以获得合法的保障。

贺卫方认为，经济改革必须强化法治，才能取得重大成果；没有法治的基础，就难取得经济改革的成功。

贺卫方对中共体制的批评及建言获得甚多海内外人士的肯定，但也招致保守派的反对及批判，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与理念。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无数海内外人士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有的进行民主化的研究及理论建设；有的鼓吹法治、宪政；有的从事自由、民主运动；有的组织新党；有的展开人权与维权运动或反对运动。这些多元化的努力必须相互并行、相互支援，携手并进.他们的目标及方向一致，应相互尊重，切忌唯我独尊，相互攻击。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民主化、自由化、全球化的洪流势不可挡，中国民主化的曙光终有一日必将来到。

贺卫方以学人的身份研究及鼓吹民主、法治、宪政，虽已作出甚多贡献，但他及其他人士仍需继续努力，因中国的民主化为一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前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在反思中国的教育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教育是给孩子喂狼奶。狼奶论的看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大众的普遍认同。因为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中充斥了大量的反人性、反文明的东西。当大家都在探讨如何把喂给的狼性之奶逐步换成人性之奶的时候，教育部又做出了一件令人瞠目的大胆之举——在天天使用的狼奶中强行添加精神毒品，勒令全国中小学生天天高唱革命样板戏。

为什么说样板戏是精神毒品？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最没有人性的时代，而样板戏正是这个时代的文艺推进器。样板戏是暴力、仇恨、乌托邦的样板，是将文明的人变成没有亲情的魔鬼的样板，宣扬的是阶级斗争、血腥暴力与全面专政，灌输的是愚忠，为野蛮乌托邦张目。

我原以为，中国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中国在精神上疏离文革和回归文明与普遍人性的过程，以为文革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自文革结束以来，对文革的否定始终停留在口头层面，并且一直是权宜性的，对文革罪孽从未认真清算过.现在，教育部的举措更是告诉人们，文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而且一直在后台躲着，并伺机杀回。再往深处看，产生文革的意识形态土壤和法理框架根本就原封未动，而文革的奶水哺育的一代青年今天已是权力栋樑。由这些人来为文革招魂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年代，他们像李铁梅一样「嚼碎仇恨强咽下」，到了现在的后改革年代，「仇恨入心要发芽」。随着政治大气候的微妙变化，发芽的条件也日趋成熟。好在文革的奶水只养育了一代人。「铁」梅终归要生？，这代人终归要过去。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还想用手中的权力再造就一代代像他们那样的只有血性没有人性的「革命新人」，通过灌输暴力和仇恨来毒害少年儿童，督导他们高唱：「血债要用血来偿、誓把那反动派一扫光、革命到底永不下战场、一切反动派统统埋葬！」江青同志在地下听到这些唱段，也一定笑而瞑目！

教育部的逆施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必然结果。他们是在利用现行的大一统体制所赋予的权力来对青少年进行精神绑架。通过样板戏事件，我们不仅要看清这些人的面目，而且更要看清其背后的体制的性质.当前，教育问题的本质是由全体公民付费来造就政治接班人。当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或为政治事业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教育事业就变成了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学校就变成统治机器的一个组件。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建设的原料，当作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教育也由此把人性从人身上分离出来了。

其实，在文明社会，学校的使命不是为社会人才，不是为党和国家培养栋樑，不是为伟大事业培养接班人。教育事业的使命是要把个人变成有自由精神的独立个体，而不是为了把个人变成为权力服务的「才」，更不是充满仇恨的暴力工具。教育应该培养人格的独立，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理性与道德的公民，而不是让个人变成国家的暴力工具。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政（治与）教（育）合一，导致包括整个教育事业高度政治化、官僚化。国家掌握着学校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教育听命於政治权力。教育与学校便成了权力的附庸，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独立性。样板戏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中国教育的问题、乃至中国的问题，是建立在暴力与专政基础之上的大一统的体制问题.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中国问题的出路在於改制，在於放弃大一统，包括高度中央集权的教育大一统！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中共政权取消了刚刚起步的政治改革，迄今十九年，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停滞，越来越激起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为了应付和平息这类批评，中共政权拿出了一些政治改革的假货。正在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审议同意」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就是一件典型的政治改革假货。

机构改革不是政治改革

为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做准备」的第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则重複这个高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简直是指鹿为马.

拟推出和实施的机构改革方案，不过是把国务院序列的一些机构合并、精简，完全不涉及政治改革。这只是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在现存的权力分配结构内的行政机构调整。

六次之多的机构改革

从一九八二年到二○○七年的二十五年间，中国进行过五次机构改革：分别开始於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八年、二○○三年。今年是第六次机构改革。平均每五年进行一次机构改革，不可谓不频繁。差不多每一届政府上任之始，都会提出机构改革方案，不可谓不「重视」。然而，一次又一次机构改革的结果是：中国政府机构的周期性膨胀没有解决，中国政府工作的效率低下没有解决，中国政府官员的严重腐败没有解决，中国政府不对人民负责的根本缺陷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长久不能解决，就是因为中共政权只进行机构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今年的第六次机构改革，其思路和做法与前五次机构改革一脉相承，注定不会有新的成效。

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良好机构

有必要澄清什么是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要点是普选.从最低层次的乡长到最高层次的国家主席，都不经人民的直接选举产生，怎么能够保证各级政府机构真正为公众服务？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不经人民的直接选举产生，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形同虚设，怎么能够保证民意机构对行政机构的制衡？

政治改革的要点是多党竞争，选举中的得胜政党执政。中共不经民选「当然执政」并「永久执政」，行政机构哪里会感受到必须提高效率的政党竞争压力？政府官员哪里会感受到必须维持廉洁的反对党监督？

政治改革的要点是对行政机构问责。中国国务院序列现有八十一个机构，其中只有二十八个部委的设置和领导人选（部长或主任）须经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余五十三个机构名目繁多：一个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十九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六个国务院办事机构，十四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十三个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这五十三个机构有的是正部级，有的是副部级，它们的设置和领导人选都无须经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而是由国务院自行确立和决定（当然，国务院的「背后」是中共中央）。这就大大削弱了全国人大对政府机构的问责权。例如，国家税务总局这样至关重要的机构，竟然只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又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作为「国务院办事机构」，竟然是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问责权来自两个杠杆：谁确立这个机构的设置；谁决定这个机构的领导人选.中国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象徵性地减少部委数目。随着部委数目的减少，全国人大对行政机构设置的确立权和领导人选的决定权也越来越少，导致大部分国务院序列的机构不受全国人大问责。本来，在一个以政治改革为基础的机构改革中，所有国务院序列的机构设置和领导人选，都应该经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是全面对行政机构问责的前提。

政治改革的要点是民意机构监管国有企业.在以往多次机构改革中，中共政权陆续把一些部委转化为国有企业，称为「中央企业」，如原石油部转化为三个巨型国有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同时，中共政权也陆续把一些原来由部委管辖的大型企业改为「中央企业」。广义的「中央企业」还包括主要的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国有投资公司等。这些「中央企业」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是，「中央企业」却不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管，由国务院掌控，使「国有企业」脱离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变成了由行政机构操纵.这实际上剥夺了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因此，必须在政治改革中建立民意机构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机制。否则，「国有企业」就会成为执政党阻挠民主变革的经济资源，就会成为政府的「小金库」，就会成为国有企业领导者肆意腐化腐败的温床。

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

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某公养了一只猴子。早上他给了猴子三个果子，晚上给了猴子四个果子。猴子不甚满意。於是第二天，早上他给猴子四个果子，晚上给猴子三个果子，原以为猴子会因为这一「改革」而心满意足。不料猴子很聪明，识破了某公玩弄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小把戏。猴子更加不满.

中共政权屡次进行机构改革，实质上也是操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游戏：把现有机构加加减减、拆拆并并，不触及一党执政这个最大弊端。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机构改革，反映了中共的执政能力薄弱。政府机构的设置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同样应该是比较长久的。但是，很多中国的政府机构陷入「短命制」，陷入「多变制」，陷入「随意制」。这表现了中共政权的领导人对现代国家茫然无知，对良好治理茫然无知，对公众需要茫然无知。无能的总理李鹏搞过机构改革，「有能」的总理朱鎔基也搞过机构改革，喜欢当众流泪的总理温家宝五年前已经搞过一次机构改革了。那些机构改革都已经被人忘却.马上就要开始的新一轮机构改革恐怕很快就会被人忘却.

中共只在一件事情上没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它一以贯之地反对民主转型，坚定不移地拖延政治改革。然而，中国人民早已对回避政治改革的机构改革不感兴趣，他们对中共拒绝民主越来越不满.

未来中国需要这样的机构改革：一位民选的国家元首，任命一位民选议会批准的总理，由这样的总理向议会提交一个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驻外使馆官员会像中共使馆官员那样，跑到驻在国的监狱里去责骂自己的同胞。在缅甸和泰国的移民局监狱，就有这样的事发生。在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也有不少华人向我诉说过他们对中共外交官员恶劣举止的愤怒和不满.在国外蹲过移民局监狱的人，知道做个中国人其实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哪怕是在「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以拥有外国护照而自豪。如果熟悉中共的侨务政策，同中共驻外机构的官员打过交道的话，可能会有人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卑！

害惨人的中共及中共外交

简略回顾一下中共的外交和侨务政策，对戳穿中共「外交为民」的谎言大有帮助。

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但中国大陆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连海外华人也遭了殃。

毛泽东因权力熏心，把中国搞得国穷民困却还要输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全人类」，暗中派出「国际支左部队」武力干涉他国内政，结果招致东南亚不少国家掀起排华浪潮。印尼、缅甸、柬埔寨等国都相继发生迫害华人的事件。在印尼被杀害的华人就有十多万.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间，在柬埔寨被杀害的华人则高达三十多万.有些劫后余生的华人告诉笔者，当红色高棉军追杀华人时，有些华人跑到中共驻高棉大使馆求助，中共大使馆的官员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协助红高棉军追杀自己的同胞，事后还洋洋得意地说什么「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亲不亲，阶级分」。

从中共的「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起，中国人民向外逃亡的情形就从来没有终止过.其中以「文革」后期的逃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大批难民向香港、前苏联和缅甸等国涌去。被抓回的难民，大多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而判重刑，有的被打死或打残，就像现在北韩的金正日政权对待逃离北韩的难民一样残酷无情。

中国与缅甸有近两千公里的边界线，边界地区地形複杂，森林茂密，因此成为逃亡海外的主要通道。逃到缅甸的中国人，就有数十万人居住在紧临中国的边境地区，而更多的中国人则通过缅甸到达泰国或第三国家。其中也有不少中国人因非法入境而被缅甸政府关进监狱，有的一关就是十多年、甚至二十年。中国驻缅甸使馆人员不但不去营救自己的同胞，还跑到监狱里去嘲笑他们说：「你们背叛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投奔自由，现在滋味如何？」

被关在缅甸监狱中的中国人，有少部分被台湾的情治单位看重而救出，也有些因受不了狱中的虐待而暴动越狱.在缅甸首都仰光和缅甸东北部的景栋市，曾有不少中国人在暴动中被打死。而那些越狱成功的也不敢回中国去，有的跑到泰国，有的参加反政府武装.

「外交为民」的丑陋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被「放」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如何接受遣返偷渡客的问题，如何处理中国游客或劳工在海外被歧视的问题，对长期飞扬跋扈的中共外交官员来说必须认真面对，因为这些问题已无法逃避。由於中共外交官员的人权和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在处理许多问题时受到了国内外华人的指责。中共外交部於是编印了《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二○○七年版》。

《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由於篇幅较长，所以泰国《世界日报》连续登载了三天。最受争议的是该《指南》的第四部分，指出领事官员不可以为你做什么，其中包括不可以为你申办签证，不可以为你在当地谋职或申办居留证、工作许可证，不可以帮你在治疗、拘留或监禁期间获得比当地人更佳的待遇？？罗列了一大堆不可以的事情。

很多在国外领教过中共外交官员的官僚恶习的华人，有的没看完《指南》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尤其是那些因护照或其它问题被关在移民局监狱里的中国人，看完《指南》之后更气得破口大骂.

据不少侨界名流和富商透露，其实只要同中共驻外官员关系密切，许多明文规定不可以办的事都可以办.中共使馆官员早就「与时俱进」一切向钱看了。使馆官员的「务实外交」，就是巴结或拉拢有钱有势的侨领或富商，合夥做生意或是将自己的亲属移民国外。

有位泰国移民局的官员告诉笔者，在泰国的移民局监狱，中国囚犯进进出出，从来没有绝迹过.中共使馆官员也从来没有关怀和帮助过他们。囚犯们有事托人带信向大使馆求助，大使馆官员反而跑到监狱中去骂人。

关在泰国大监狱里的囚犯，每天都要做八小时的苦工，西洋人和日本人除外。西方人不但不做工，他们国家的使馆官员每个月都会按时到监狱看望他们，每次还会带一○○——二○○美元的生活补助费给他们花。从囚犯和使馆官员的谈话中，也没看到官员们对囚犯有任何的歧视。这真是羨煞了很多中国囚犯。

中共外交的本质

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其政府是独裁专制的「统治型」政府，而不是民主国家的「服务型」政府。自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以来，其外交和侨务政策不是在搞统战，就是为了政治目的进行欺骗宣传，从未有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优先考量。中共的政策无论怎么改头换面，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绝对权力的宗旨没变。从毛时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现在的「以民为本，执政为民」，只不过换了个说法迷惑民众而已。现在又提出什么要将「外交为国」转向「外交为民」，有多少人还会上它的当呢？搞文字游戏收买人心，这一套早就不新鲜了。

菲律宾和南韩虽是小国家，但他们的国民在海外遭难时，国会和总统都会竭尽全力想办法解决.例如在解救人质危机问题时，甚至不惜得罪美国盟邦。南韩和菲律宾政府爱民若赤，是用行动表现出来，而不像中共那样搞宣传和喊口号。「执政为民」也好，「外交为民」也罢，都是中共自己往自己的脸上涂脂抹粉，自欺欺人。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其内政和外交都是为民众服务，没听见有谁把「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挂在嘴边。政府花着纳税人的钱，不为民服务，那就靠边站，我们换新的。如果哪个执政者常常自吹自擂什么「外交为国」「外交为民」之类的话，那就难免令人怀疑是不是别有用心！或者精神出了问题.

一个国家的驻外官员，代表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道德风范。「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外交人员的行为举止中，可以透视出那个国家政治和文化的文明程度。所以很多国家的外交官员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中共的外交官员代表的是共产党的作派，体现的是党文化的思维，不是中国的真正文化。

可怜的是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不被欺骗？什么时候才能像在西方民主社会那样受到尊重？

「泛蓝」之根在台湾，那里有「蓝」、「绿」两大政治营垒，所谓「蓝」是源自中国国民党党旗的「青天白日」之色。两蒋父子辞世后，国民党多次内讧，离析出了「亲民党」和「新党」。这些人对统一虽无殷望，但还有「抬头望明月」之心，这些在认祖认宗问题上「底色」不变的政党和人物，就统以「泛蓝」相称了。

近年来，北京胡锦涛当局对「泛蓝」，乃至对历史上的国民党的谄媚，都达到了否定历史或不近情理的程度。那些对国民党抗战有功的歌颂，不禁会令人生疑：难道汉奸汪精卫不是国民党吗？而胡锦涛在耶鲁大学发表「天人合一」的封建谬说，又正是蒋介石最喜欢的王阳明的套话。要不是我们提高政治嗅觉，这「胡蒋合流」真是要一直流下去的呢。

上有「谄蓝」之好，湖南、四川等省民间也出现了一个「中国泛蓝联盟」的组织，据说它认同三民主义，还要与国民党一起致力於国家统一事业，而其维权活动也颇有声色。有别於对其他民间政党（如中国民主党）的严酷镇压，中共对泛蓝联盟相对宽容；而泛蓝联盟能被网开一面，也显然是得了「泛蓝」二字的荫庇。

中共採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它的「统一大业」的处境极端困难，目前台湾岛内上至政客，下至平民，几乎已经找不出一个主张「急统」的人物，如果再在大陆镇压以「泛蓝」为名的民间团体，势必会引起台湾泛蓝人士的反思和反弹。而泛蓝联盟活动最力的湖南省，又恰恰是台湾蓝营高层人物马英九、宋楚瑜的家乡，这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投鼠忌器」了。

然而，最近出了一件蹊跷的事情，湖南省叙浦县逮捕泛蓝联盟二十一岁的成员张子霖，他虽然被指控敲诈勒索，真实的原因却是他举办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和进行维权活动。这条消息迅速传到海外，《自由亚洲》电台杨家岱先生也对我进行了採访，问题是：中共既然把「祖国统一」视为最重要的政治大业，为什么却又要对「致力国家统一」的中国泛蓝联盟进行镇压呢？换言之，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又不许百姓点灯呢？

我回答说，统一问题也可以说是当前大陆民族主义的一个需要，但是，统一之后势必要把台湾两大政党容纳到国内政治轨道上来。而这么一来，大陆就至少必须要在局部地区形成一种多党制的格局，而局部地区的政党马上就会遍佈到全中国。现在统一还没门，却先就有了湖南、四川这样一些人士组织泛蓝组织，大陆政府对此必然是非常忧虑的。

我还说，中共还有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如果「稳定」和「统一」发生矛盾，统一的口号引起政局的不稳，那它就宁可放弃追求统一的面子，来保住专制的命根子。大陆政府对中国泛蓝联盟进行打击或者镇压，是基於他们这些一贯的想法。因此，在胡锦涛等人的心里，「统一」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生意，是轮不到百姓参与的。

但是，事物又是多元制约的，中国泛蓝联盟对海外媒体的及时通报，中共在统一问题上的伪善态度昭然天下。张子霖被捕十五天后，又被匆匆释放，这种「快放快收」或「快收快放」的闹剧，近来一演再演，凡出现这种奇怪的格局，或许有人以为那是中共高层的「深谋远虑，收放自如」。其实，这不过是胡温一代中共领袖首鼠两端、一事无成而已。

让人想到「张德江思维」又泛滥成灾，是《南方都市报》二○○八年三月二日至三月七日一组体现广东治安恶化的报道。

「张德江思维」及其逆反心理

——因深圳南山「二。二七」火灾烧死十五人，政府已令「南山停业 整顿近千隐患场所」，深圳其它区也举一反三，群起效法，仅宝安区一电子城「消防不合格被令停用」就引致五六百商户停业受损.人们联想到前几天因龙岗区一小餐馆出现食物中毒而招致深圳全市许多小餐馆被粗暴检查、禁止营业，不禁歎息。广东每出一个安全事故，政府有关部门就会借机以粗暴检查、非法干扰扩大权力寻租，最终以破坏正常营业秩序方式将灾难扩大到全行业和全社会，形成「一个事故查清楚，千万个企业遭迫害」。其中最为经典的事件是，二○○五年「八。七」梅州兴宁煤矿事故致一百二十五名矿工死亡后，中共广东省委不是按照国家加强安全生产的精神，对广东几百家煤矿企业进行教育整顿提高，而是「一切服从保乌纱帽」，採取「驼医治病」只管背平不管死活的方法，在二○○五年十月非法关闭了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宣佈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以此保证广东永无矿难事故，从而确保乌纱帽永远.这一傑作的「主谋」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人称「张德江思维」。

「张德江思维」必然造成逆反心理，使企业对政府的安全大检查深恶痛绝，不仅不配合不支持，而且以当年百姓对付「鬼子进村」的方法进行糊弄周旋，以假改进对付假整顿.於是乎，事故隐患往往是越查危害越大。深圳南山「二。二七」火灾才过三天，三月一日，深圳龙岗区又有一家「私厂」厂房烧了四十分钟，官方只好说「幸无人员伤亡」。

社会治安急剧恶化

——以往广东抢劫案多发生於夜间或银行地带，眼下却多在大白天。二○○八年三月一日十四时，深圳市宝安区观澜人民公园却惊现一群持刀劫匪，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园里持刀抢劫，对多名在公园游玩的市民痛下狠手。无独有偶，同日下午，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一服装店发生入室抢劫事件，保护财产的女店主在反抗中被歹徒持木棒击伤脑部。这一天曝光两起「光天化日抢劫」告诉人们，广东治安在「十七大」胜利召开后的「好运○八」年大幅度恶化了！

——二○○八年三月三日，深圳出现两起从未有过的恶劣治安事件：一是宝安区开往市区的三六七号大巴上，一男子刀劫孕妇并杀伤司机（后死於抢救无效）。二是市中心华强北城管执法队与多名摊贩激烈肢体冲突，双方各有三人受伤，其中两名女摊贩心脏重病入院抢救，网上盛传现场恐怖照片。？？

——二○○八年三月六日，深圳宝安西乡龙江公司出现「宿舍危险品爆炸数百员工逃生」；龙岗区红花岭採石厂发生三百亩大山火，惊动香港直升飞机救火；一群大巴司机聚集深圳宝安区福永派出所问责日前「斧头帮」砍人事件？？

何以广东治安会在「好运○八」年大幅度恶化？这与持续的通胀有关，与「○八雪灾」有关，与广东大批企业倒闭或外迁有关，但最后压垮广东治安底线的一根草，可能是「张德江思维」——以「一切服从保乌纱帽」为宗旨，以不问青红皂白先关闭一切相关企业为灵丹妙药的「安全事故检查法」，造成大量失业，更加大了经济衰退，民生艰难，导致一些失去温饱的困境者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加入抢劫犯罪行列。

雪灾暴露「张德江思维」危害

「张德江思维」的危害是在「○八雪灾」中大暴露的，由於张德江在二○○五年贸然关闭广东所有煤矿煤炭企业，宣佈退出煤炭市场，以致「○八雪灾」中断南北交通后，广东、湖南等灾区因没有本地煤炭救急而雪上加霜，直接产生了几大恶果——导致工业电价和民用电价与煤气价格非正常暴涨，导致「春运」更加紧张，造成广东省二百多家各类煤炭企业的关闭，至少五六十万人失业，几百万人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给广东省的就业和贫困户的生活带来了更多艰难；同时加剧了广东省的贫富悬殊——广东的煤炭工业主要分佈在贫困落后的粤北山区韶关、清远和梅州一带，是其经济龙头；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后，粤北山区的人民生活更加贫穷.同时，当地居民无力购煤取暖及日用，只好伐木为柴，致使大批林木被毁，严重破坏了粤北山区的植被及生态，并威胁着连江、武江、浈江及北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和环境。

奇怪的是，张德江已离开广东三个月，「新粤王」汪洋主政广东百天以来，雷厉风行地推行「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何以「张德江思维」仍然主导着广东？是「汪帅」无力以思想大解放革除「张德江思维」，还是「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本来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张德江思维」？

三月三日，张德江在北京看望广东两会代表时说：「这三个月，人在北京，心在广东！我天天看《南方日报》。今后我继续为广东人民打工！」这倒是一句实话，张德江始终在关注广东是否仍然实行「张德江思维」。

二○○八年三月七日

於深圳早叫庐

日前，加拿大安省法庭裁定，三十八岁的中国大陆移民妇女彭璿，涉嫌在自己家中浴缸淹死患有发育迟缓症的四岁女儿陈嘉嘉的二级谋杀罪名成立。法官说，根据加拿大法律，最高可判终身监禁，至少服刑十年才能申请假释。报道说，宣判时彭璿面无表情，很久没有作出反应，彭璿的丈夫陈行壮哭出声来之后，彭璿也忍不住痛哭起来。彭璿在被带出法庭前，扑倒在母亲李宁的怀里.她即时被从法庭带走，暂时拘押在安大略省一所女子监狱内。

案件发生在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四岁华裔女童陈嘉嘉是个活泼的女孩，她身体健康但发育迟缓，死亡当天被医生诊断出患有中度自闭症。事发后，警方认为事件存有疑点，将案件列为可疑命案处理。七个月后，孩子的母亲彭璿被警方逮捕，并被控一级谋杀罪名，后来改控二级谋杀。

彭璿的家人已经决定上诉.彭璿的母亲李宁对媒体说，冤假错案哪里都有。她并强调，原本陪审团选中了三个华人，不知为什么被剔除，她认为这是种族歧视。而检控官莫特莉表示，虽然审判结果是合理的，但当一切都结束了时，仍然感到悲伤，因为小嘉嘉已经不幸地走了，任何结果都无法挽回一个生命。主控官利维表示，相信并不是某一件证据或证词导致十一名陪审团成员做出有罪的决定，而是全部证据联合起来判断的。但他会考虑彭璿的精神状况，他指出彭璿一直患有情绪疾病，庭审期间一直在接受治疗。多伦多警方凶案组代表雷扎布对判决表示心情複杂，他认为，彭璿是一时失控杀人，她一直有精神问题，而当天她从医生处得知女儿的自闭症无法彻底根治后，也许在挫败和失望交织的一瞬间，将嘉嘉溺毙。

案件引发当地华人社区的震撼和热烈议论。有人在论坛撰文论述，案件折射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认为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态导致无法接受一个残疾的孩子。有文章引用一些自己瞭解的情况，对比在中加两国所看到的对残疾儿童的不同对待：「有些人在孩子生下来后把他溺死，有的不忍心，就不喂孩子，导致自然饿死。」「人们在潜意识当中，对於后天生了怪病或天生有缺陷的孩子，感觉是孩子父母前世做孽，导致这些孩子不是夭折就是被关在家里，以免家丑外扬.」「出国后，我突然看到周围有那么多不健全的人，而公共场合也有那么多为残疾人士设置的措施，比如残障人士专用停车位和公车上的专用座位等，为了方便下车，公车上设置了让车倾斜的按扭。」

有人认为，彭璿的做法体现了许多中国人优胜劣汰的想法：「人和任何一种动物一样，需要优胜劣汰，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动物，那些如同行屍走肉的人，吃喝拉撒全要人伺候，只会是别人的包袱，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有网友指出，不管彭璿的处境多么艰难，杀人都是犯罪：「亲手将女儿溺死，就是犯罪，在中国和在加拿大都一样。」也有网友就此案强调加拿大福利的优势：「在国内残疾人何曾有像在加拿大这样的福利啊，所以这里的父母更多的是操心孩子过得舒服玩得开心，等父母闭眼，自有政府照顾他们的残疾孩子。在中国弱肉强食的社会，好端端的孩子生存都不是百分百没问题，别提残疾孩子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彭璿在加拿大没理由做出这样的事情。」

法庭并未当庭宣判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