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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律师执业五十年，为维护公民的权益和法律的尊严，尽心尽力，屡战屡败。「屡败」这两个字，痛心而又准确地说明了五十年来法治和民权在中国的命运，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本质.中国之所以冤狱遍地，根源就在这里.民权总是打败仗，因为它受压於官权。法律总是打败仗，因为它受制於政治。人民被打败了，所以法律被打败了。

谁胜利了？国家胜利了吗？国家也被打败了，被那些以「国家」的名义替「天」行道的权贵打败了。这种现象，发生在帝制或王权时代固然不足为奇，发生在「共和国」里就值得深思了。这是共和国的耻辱。经常而又普遍地滋生这种反常现象的共和国，一定不是正常的共和国，至多是个不合格的共和国。

合格的共和国以公民为主体，由公民制定和修改法律，用以选择和更换公仆，限定公仆的职权，监督公仆的行为。任何共和国，不分东方西方，都应该以公民（而不是公仆）为主人。法律就是公民用来管束公仆的准则.护法维权爱国三位一体，应是一切共和国的本质和共性。看见有人起来护法，起来维权，应该高兴，这才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如果反而胆战心惊，以为大事不好，抬出国家、政府、政党来作为禁止维权护法的挡箭牌，就是和袁世凯同流合污了。

过去，辛亥革命后的那个共和国不合格，毛泽东就根据列宁的指示，把它打碎了，另起炉灶，造了个新共和国。以暴易暴的结果，仍然不合格，更加不合格。现在应该怎么办？不维不护，不抗不争，共和制度肯定不会从天而降。所以，当今之时，凡我同胞，最迫切最需要的，是群起而爱国，群起而维权，群起而护法，迫使一切权贵，不管地位多高，处在全民护国的熔炉里，都来接受民权、法治和共和制度的千锤百炼。这是爱国、救国、护国的当务之急！

孙国栋、赵国君先生在张律师执业五十年之际编了《耄耋律师仍少年》这本文集。这是中国律师为维护公民的权益和法律的尊严而五十年奋斗不息的缩影。任重而道远.张思之律师和他的同道们，全中国的爱国者，正在不屈不挠，继续奋斗.共和制度，同国际市场和电脑信息一样，已经被地球人创造出来了。我们中国人，不敢妄自菲薄，同样有能力，为自己，也为后代，建立一个合格的共和国。

● 中国人爱说「生作中国人，死作中国鬼」，但中国人素质低劣，奴性根深柢固，有其人必有其鬼，中国人当了鬼也会劣性、奴性不改， 因此死了也不要到中国鬼世界中去。

若有来生，还做不做中国人呢？有人说，若是做毛泽东、江泽民、李嘉诚、曾荫权或成龙之类的中国人，他们是倒不介意再来一次的，但要是只是做一般平民百姓，就宁愿万死一生躲进货柜箱偷渡去外国孤岛拾贝维生也不愿意了。但我个人最关心的，倒是怎样可以确保在死后的阴间世界不会碰到绝大多数的中国鬼。

去天堂之路也须「循序渐进」

人生在世的时间最多是一百年左右吧，无论怎样苦，怎样被奴役、被凌辱，还是有个尽头的，但人死后在灵界的时间会有多长，谁都不会知道，这是不可知的。要是走到阴间依然置身在中国鬼的世界，又碰到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李首富、曾特首、香港江青一号二号等等数之不尽令你噁心却支配着你一生的人，还有数以十亿面目不清的中国奴胞，那是多么让人吐血的事。那么，要死后得永生或极乐就难若登天，去天堂之路原本只要一小时，也准会被他们以「循序渐进」、「顾全大局」等为由而变得遥遥无期；争取一片独立净土的梦想，也必被他们以「阴间自古以来属於中国」为由而遭粉碎。我绝对不相信，那些奴颜婢膝、自私自利、财迷心窍和不讲逻辑的中国人，只要两脚一蹬，就会变成热爱自由尊严的中国鬼。我始终相信「有其人必有其鬼」，每个民族或国家在阴间的表现也只会是阳间的一个翻版。鑑於中国鬼就像中国人那样趋炎附势、素质较低，在阳间呼风唤雨的人，生荣死哀、敲锣打鼓、由治丧委员会诸公摃着来到阴间的大抵也会获奉为王的。也基於以下理由，我相信阴间还是主要按不同民族而分成多个鬼域的：（一） 在中国地方出现的鬼怪幽灵似乎多属中国人面孔、穿中国人服饰或操中国话，在洋人地方鬼怪幽灵也似乎多属洋人面孔、穿洋人服饰或操洋话；（二） 就如中国人只敢打中国人那样，中国鬼似乎也只敢欺负中国人，不敢招惹外国人（特别是有宗教信仰的外国人）。香港一些人人都不敢入住的凶宅，许多外国人入住后也并无异样。

加上中国人对待鬼神的手法，如赏饭、贿赂、巴结、纵容、欺善怕恶、阳奉阴违等等，都跟中国人对待活人的手法如一，所以更有理由相信，中国鬼在中国人的训练下，也大多依然有着中国活人的劣质性格，所以与其他民族的鬼比较，中国鬼也会格外没品不文明。

中国鬼世界何以特别可怖？

中国鬼世界特别可怖，且不说是因为中国历代至今有高达数以亿计的「非正常死亡」，如内战连年、虐杀女婴、人为大饥荒和政治迫害等等。即使是一般得以「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其实绝大部份生前都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的过日子，都是在被压迫或压榨下含恨而终，「死不瞑目」者比比皆是，因此才有过半数人说来生不做中国人，甚至那些稍有经济条件的，特别是按理是最瞭解中国国情的高干子弟，今生就已经迫不及待不想做中国人，他们最爱自由民主国家的护照。

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自残文化：如「以死相逼」、「以死要胁」、「死谏」、「以死逼婚」、「以死来控诉」、「以死明志」等等，也大大增加了「死不瞑目」者的数目。

这无数「含恨而终」的中国人死后的灵魂必怨气沖天，不肯安息的，不是在阴间胡搞发泄，就是日日夜夜想着怎样跟活着的仇人算帐。人同此心，这情况即使在誉为人间天堂、有七八成人信奉路德宗的挪威也是一样。

在这里一个专讲闹鬼事件的电视节目中，通过专业通灵人的解话，和对当地历史的查考，总能发现闹鬼的地方要不是曾是大战时期的死人塚，就是有关死者死时有极大心愿未了。我看，在中国地方说见过冤魂厉鬼或称被其所缠的人特多（这点也可就教於有阴阳眼的朋友），并不纯是中国人特别迷信或心里幻觉所致，而是确是有许多中国人因为活得痛苦死得淒凉而阴魂不散，加上绝大部份中国人面对死亡时没有超越性宗教的协助，最可恨的，是儒家思想、铅汞之术、四个坚持、三个代表对於安抚濒死者也全告失效，从而迫使绝大部份中国人要直视生命终结之惨酷，以致在极度眷恋残生下万般无奈下极无尊严地死去。

凡此种种，都足以令中国人死后极有可能会变成令人十分讨厌的冤鬼或厉鬼。这样的鬼，不单我怕，一般中国人也会敬而远之，所以中国人大都厌恶住在坟场附近，宁愿在街头露宿也不肯入住曾发生命案的凶宅。在香港，有近千个无人问津的凶宅，市价暴跌，通常只有外国人或基督徒敢入住。

怎样可以避免在阴间遇到中国鬼

要想像一个地方的鬼会有怎样的性格，最好的方法自然就是看看这地方的老人活得怎样。於是我一次又一次细心观察挪威这里备受政府关怀的老人，特别是快要离世的老人，看到他们极少怨气，并不见有中国人「少壮不努力」就理所当然要「老大徒伤悲」的惩罚，也不见他们会刻意不惜工本、四出访寻仙丹灵药、隐世神医、或搜罗活摘人体器官以冀无限延长残生。他们都那样从容、无惧、有尊严，而且大多怀着宗教盼望告别这世界，反观无数中国人在老去、死前的淒清仓皇孤绝，在「安定繁荣」、「社会高度和谐」的气氛下，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大堆中华废话喧天之下被绝望包裹着暗暗死去。这里的人死得那样无怨无恨，难怪所谓闹鬼虽然也有发生，但比之中国还是非常罕见的。我就想，若能在阴间跟这些快乐智慧老人的幽灵在一起，就比跟许多中国活死人一起还有意思得多也安全得多。

但怎样可以避免在阴间遇到中国鬼呢？是什么决定人的灵魂寄居地的呢？我猜想，大概涉及以下的因素：死亡或下葬的地点、在世时所属国籍、所讲语言、所信宗教和近亲的所属国籍等等。於是，除了尽快做好各相关安排之外，我已嘱咐妻子和有关人等，如我不幸丧命於国外，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地方，必须把我的屍体运返挪威下葬。虽然，我也认识一些令我钦佩的中国义人，在中国鬼域那里可能也有我极想拜会的鲁迅，但这与我所认识和瞭解的中国人比较起来，只是极其稀有的例外，否则我会因小失大，后悔莫及；虽然，我的挪威语还远没有我的汉语那么好，让我可以在阴间随心所欲地跟挪威人沟通，但当我看到挪威这里的聋哑人士、伤残人士、难民所受到的待遇也远比中国人社会的健全人士好，甚至连这里一般动物、牲畜的权利、福利和尊严也明显比中国人社会的一般民众甚至所谓中产阶级好。即使是这里的二等公民，享有的权利和尊严也远比中国和香港的一等公民好。我就推想，在阴间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吧。凡事要作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这就让我多少预见到：自己在阴间跟这些挪威人一起时最「恶劣」的处境，也不过如此吧。但在中国人的阴间世界，要是我坚持不指鹿为马、不吮痈舐痔、不洁身自爱、不识趣，坚持发表主子最讨厌的言论，在那茫无边际的时空，我非常担心，我的下场会比香港的笼民更淒惨.

以上的断想，有基督信仰的人当然觉得无稽，但一般在中国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人都不难领会。我有时想，要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地方，说不定那地狱之门砰然打开后，他妈的原来就是中国。

2．1映在露珠里的身影

    当我们想象中的郑国“坏小子”与他朦朦胧胧的“准恋人”，在扶苏林中追逐、嬉戏时，我们也该想到陈国少男少女们在劳动之余，或许会各自遇到一位陌生的人和一瞥让人心动的目光。

    那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然。这不，郑国的一位小伙子就在自己已经熟悉的群体外，碰到了一位令他一瞥心动的美少女。

    清早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美少女的身影映在了晶莹的露珠里。

    这不只是一位青春躁动的小伙子的体验，也不是仅限于郑国、陈国的歌咏故事。它是那个时代的写意，也是人类感情绵延传递的信息载体。诗人在《郑风·野有蔓草》中写道：

    田野里长着蔓草，

    晶莹的露珠落满草叶。

    一位美丽的姑娘，

    眉目传情切切。

    今日虽巧遇，

    我愿倾心以相携。（7：20-1）

    很明显，姑娘不愿主动表达什么，只是在眉目间传来没有冷漠的一瞥。小伙子把这一瞥理解为爱的电波——虽然那时还没“电波”这个概念，但他的心狂跳不已，开始想象结婚的情景。“与子偕藏”（原话）的本意是“一起消失”，在他看来这个美妙的幻想即便不代表立刻拥入云雨之乡，也有白头到老的希望。

    在今天看来，先民们似乎有些“头脑简单”，怎么会一见面、也无言语，就想到了白头到老的事情呢？但是反过来一想，先民们的思维速度确实很快，感情表达也很准确。要么，怎会给我们留下这么美好的诗篇呢？

    美丽的姑娘什么都没说，犹如那晶莹的露珠一样，飘然而至，悄然而逝。

    这真是个如梦如幻的场景。这种写在历时空的梦幻一直代代遗传，停留在每一位男性大脑的某一“区间”。清代情色小说《飞花艳想》（虚构的明朝嘉靖年间故事）描写一位边交游边治学的民间学者，见了两位美少女后，竟然“神驰了半晌”，而后说道：“人家有如此标致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昔人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今则欲把西子比西湖矣。”虽说这段书写已经远非诗经书写的朴实，且大大增加了才子佳人的“准贵族”气息，但是作家刘璋（1667-？）描写女子神态的词作（无词牌，格式似之）仍脱胎于《田有蔓草》的“清扬婉兮”、“婉如清扬”（原话）即“眉目传情切切”的原始书写。

    在女主人公之一雪瑞云出场时，刘璋写道：

    眉舒柳叶，

    一眼湛秋波。

    身穿着淡淡春衫，

    宛似嫦娥明月下；

    裙带拖着轻轻环佩，

    犹如仙子洛川行。

    远望时，

    已消宋玉之意；

    近观来，

    应解相如之渴。

    此中宋玉是战国时楚人，辞赋家，为楚顷襄王大夫，又传为屈原弟子。因有《登徒子好色赋》，其名被后人引为“好色之徒”的代称。至于相如，乃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他留下情色琴曲《凤求凰》和“相如卓文”爱情的故事。

    既然宋玉与司马相如都会在诗经的情色意境中出现，刘璋笔下的男主人公柳友梅自然可以效法二位文化前辈。

2．2恋爱就是自由

    借助小说人物的眼睛，刘璋将第二进位女主公梅如玉展示出来，相貌之美自不必论，关键是此位美人的风度也带出一个典故：“虽犹未入襄王梦，疑是巫山云雨仙。”

    襄王即楚顷襄王，是怀王的儿子，与宋玉同游云梦大泽（国家公园兼王家狩猎区，地广八百里），遇到团团雨雾。为了消除旅途的不快，宋玉就编了一段美丽的谎言，说这团团雨雾就是巫山神女的身体，当年怀王遇见过，并在梦中得以交欢。为了详细了解当年的爱情故事，襄王命令宋玉写篇赋递上来。用现在的话说，是要一份详细的情况汇报。宋玉说：那是，那是。很快写完了文章。

    是为《高唐赋序》。

    按现代人来说，这是当着儿子的面“造改”人家的父亲，不礼貌，更不合君臣之礼。不过，那时的人比较开明，没那么多“讲究”。

    在现实中，可望不可即或干脆就是产生幻觉的恋爱状态也是会出现的。这种不怎么现实的恋爱，更大程度上一种自由的想象。在自由想象的角度，来复现历史上的自由恋爱，更是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神妙之思。“另类”的自由恋爱的诗经作品，往往给后世读者构造一种亦真亦幻的境地。甚至我们可以推断，《红楼梦》上关于太虚幻境的描写也套化于此，不过加了一些佛教的思想佐料而已。

    《邶风·匏有苦叶》几乎就是一个痴情女子的“太虚幻境”，那个痴情女子在河边等梦中情人来接她去成亲，而她身后没有任何一点关乎这场恋爱与婚礼的仪式的影子，她似乎对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说：

    水深不解衣，

    水浅快提裙。（3：9-1）

    在想象中的男人并没渡河而来时，她并没有到对岸去寻找。她坚信自己心中的他一定会来。对于船夫的热情揽客，她的反应很冷淡：

    船夫招手揽行客，

    别人争渡我不采。

    我自有心思，

    等我恋人来。

    至此，我们就没必要去追问这场类似于“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是否有了结局，而是说“自由”与“恋爱”这两个概念具有了同等价值。

    恋爱，就是自由，甚是那个时代平民社会最完整的自由。

2．3姚际恒横扫诗经学

    相较而言，《匏有苦叶》作为《邶风》系列作品，有可能比《野有蔓草》出现的要早一些。因为《邶风》的作品然大部分产生东周时代，但总有一小部分是产生于春秋（东周始至敬王末，前770—前476）之前的。

    我们不能确认《匏有苦叶》就是产生于春秋前，但按《邶风》共十九首的排序而论，它在第九首，应当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况且，我们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知道各风内的作品是否就是按产生时序排列的。相对应，整个国风确乎如是，如产生肯定较晚的《郑风》作为风序列的“第七名”却排在了产生最早的豳（音“彬”）风之前。另一方面，在公元前100年（推测的毛诗序成型时间）的毛苌到清代最著名的诗经学家姚际恒（1647-1715），其间一千八百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一位经学家给出《匏有苦叶》的背景，如“刺”什么、“美”什么，哪怕是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明代学者对《卫风·芄兰》的“瞎说”。

    又一桩“历史公案”，仍留给学术史专家去研究吧！

    姚际恒是清代前期的大学问家。这个人学术功底很深厚，也很不讲“情面”，他不但否定了《诗序》的诠释与评价作用，而且对诗经学的三大学术高峰也一概扫斥。

    汉代的诗经学术成就非《诗序》莫属，而两宋则以朱熹的《诗集传》为首；至于明代呢，如第一讲提到丰坊、季本当为最杰出者。在姚际恒之前，诗经学已经严重分派，“攻（击）《诗序》者必宗朱（熹），攻朱（之《诗集传》）者必从诗序。”好端端的学问，变成宗派之争。南宋以来的文人党争，大大地污染了学术生态。此话题亦在本讲座之外，姑且不论。

    姚老先生大为失望，失望之际，他痛下评语：“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汉代的学者太固执，认死理儿；宋代的学者太过随意，想像过度；明代的学者则牵强附会，瞎扑一气。今天看来，“宋妄”与“明凿”实在是狗皮褥子——没反正，都那么回事儿！老先生更作振聋发聩之论，也就是他想从根本上颠覆历代诗经学基础的手段，端在于他一言否定了《诗序》的真实性。他说：毛诗序是东汉卫宏瞎编的，多不可信。

    质而论之，他这样的说法并非创造性的看法，而是根据《后汉书·儒林传（下）》中对卫宏的介绍而定的。《后汉书》中卫宏本传有云：“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做注解）。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按着这个说法来论，可能是卫宏修改了毛苌的《毛诗序》，以致于原本被“溶化”了。

    本来就已成了烂帐的这段“历史公案”，到了清代前期又被旧话重题。烦不烦呀？更何况，北宋著名学者（也是政治家）王安石在《后汉书》之论与姚际恒之否卫宏中间，又“插了一杠子”呢！王安石说：无论小序还是大序，都是诗经每篇作者自己作的。诗经学也成了“野有蔓草”之状，枝蔓乱爬，但是它总没有象征自由之恋的田野里真实的蔓草那么可爱。

    让我们再一次将目光转向田野。

2．4长毛狗儿搅幽会

    先民时代的自由之恋不是室内的，全然属于田野与自然，尽管有时幽会或云雨是“室内短剧”。仍是与《邶风》产生在同样时间跨度内的、仍属风系列的《召南》中，有一篇《野有死麕》，几乎就是《匏有苦叶》的一个“续集”。或者说，我们把《匏有苦叶》看成是一个电视连续剧的第一集，那么，《野有死麕》就是第二集了。

    麕，音“菌”，是一种无角的小鹿。但是为什么作者要用一只死了的小鹿起兴，今人不好理解。或许它被当作一种不劳而获、意外之喜的表象，或者是它本该当作一件礼物送给心上人。后一种可能性大一些。如果一定按今天的看法来论，该诗就不如直取诗中原句“有女怀春”为题，那样不很动听吗！可是呢，先民的奔放、直朴的感情一旦形成口头表达乃至于书面语言，就变得了委婉了许多。

    或许这是“文明”一词的一项诠释吧！

    比较于匏叶的起兴而后不再被置一词，小鹿在其诗中出现了两次，而且关联性也比较强：

    野有白茅围死鹿，

    可喻天赐启情途。

    少女怀春盼郎来，

    健男情话入耳鼓。（2：12-1）

    林生新树绕死鹿，

    情涌人间不胜收。

    白茅束捆意深厚，

    献给少女爱悠悠。（2：12-2）

    女说哥哥莫慌张，

    弄我小裙出声响，

    长毛小狗会汪汪。（2：12-3）

    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古代爱情题材的“电视剧”中，河边那个痴等梦中情人的姑娘等到了她心上的人。他，来了，不但说对她说悄悄情话，还要献给她一头小鹿当礼物。有了情话，有了礼物，足慰平日的苦思冥想，还问他小鹿从哪儿弄来的，实在没必要了。性急的小伙子要有所“动作”，他去摸索恋人的小裙，姑娘则说：“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原话）。那小裙起围裙的作用，原字叫帨，音“税”。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佩巾，系在腹前，是“辅助腰带”。小伙子去摸姑娘的腰带，真够大胆的，因为他们之间并不是很熟稔。何以说此？文中有交待，即“无使尨也吠“（原话）。

    尨，音“芒”，即长毛狗。

    若是少女的长毛狗和小伙子很熟悉了，它是不冲他汪汪的。

    这场带有小伙子冲动色彩的幽会被长毛狗察觉了，对于小伙子，是个遗憾。以后，他或许会长些经验。或许是少女很有心计，让小伙子别那么“猴儿急”，告诉他长毛狗的存在，他的动作幅度会小一些。 

    

    图02：无感我帨兮

    图解：男女之间的“动作”一直是文化表现题材，只是现代中国人一直被“封建”二字给蒙蔽了，才偏面地想象了古代社会。

    图源：明代春宫类画作《求欢》局部

    就是这么一首让人读来春心荡漾的爱情诗篇，也被历代诗经学者所“涂炭”。刚刚提到的那个东汉学者卫宏，在其作的《诗序》中说：诗中仍在宣扬周文王传下来的文明教化，虽然当此春秋动乱之际，人们犹讨厌无礼的动作。也就是说，小伙子“猴儿急”地去解姑娘的“辅助腰带”，是一个时代无礼即政治失序的象征。朱熹老先生似乎说得更玄（悬）乎，他说：“毋动我之帨，毋惊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凛然不可犯之意盖可见矣！”

    真是乱弹琴，更是“糟践年景”！现代以来的学者如胡适、俞平伯等，几乎没人相信郑朱一类古代学者的浮言妄论了。 

1．1《卫风·芄兰》的童趣

    诗经国风是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世界，各式各样的植物像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盆景，放置在那个优美的环境中。芄兰与扶苏，是两种普通的植物，前者的通俗名字一叫女青，后者的通俗名字叫朴樕。

    前者为花，后者是树。

    芄兰的“芄”字，音“丸”。它结的果实即荚子倒垂如锥，与古人用于解结的佩器相似。古人所佩的解（开）结锥或取材于象牙或取材兽骨，是男子常佩的饰物。一般情况下，它表示一个男孩子已经脱离了童稚，长成“有些大人气”的少年。但佩解（开）结锥没有冠礼即“成丁礼”那么严格，要到二十岁时才有资格。有了冠礼的资格，除了可以娶妻之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如服兵役。

    既然佩解结锥不是个严格的礼法程序，那么肯定佩带者还难脱童稚，所以，在童稚未脱之际装成“小大人儿”的样子，很容易受到昨天玩伴的嘲笑乃至怨恨。特别是原来本无明确性别意识的女孩子，一定会对此不满。

    《卫风·芄兰》就是记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小姑娘连讥笑带疑惑地质问佩解结锥的男孩说：

    女青荚实垂在枝头，

    小童子他佩上开结锥。

    虽然佩些物，

    难道从此不相随？（5：6-1）

    小男孩似乎没正面回答，又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自己的板指（套）。扳指是套在大姆指上扣弓弦的小物件，似乎也是男孩长大的一种标志。它仍不如冠礼那样庄严，但至少是一个接近冠礼的过渡性标志。

    从两小无猜到朦胧地以性别来分群类，仍使小姑娘很不以为然，她继续嘲笑与发问说：

    女青荚实连叶，

    小童子他带板指套。

    虽带此物，

    难道从此绝交？（5：6-2）

    小女孩的嘲笑口吻胜过了疑问心态，她两次以小童子撑不起腰带的细节为着眼处，说“垂带悸兮”（原文），直白地说“你还撑不起腰带来呢，装什么大人样吗？”

1．2明代学者善“瞎说”

    这是典型的由青梅竹马往性别分类过度的儿童生活场景，也为日后的成长打下伏笔。但是，后代诗经学者往往牵强附会，把它高度政治化，以致于明代丰坊（1492-1563）认为这是一首讽刺武王之弟、文王之叔姬处（又称霍叔）的专作，因为霍叔“以童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乱”云云。其实，不仅霍叔年龄不可考，而且其出封霍地（今山西霍县）而负责监督殷商遗民之时，不可能是少年之身而担当的。相反，《史记》上倒是说，与成王同母的十兄弟中“康叔度、冉季载（二人）皆少，未得封”。以此推测，霍叔受封时已经成年。

    作为明朝中后期的著名学者，丰坊为什会如此“瞎说”呢？估计是由于明代皇族内部颇生外藩谋乱之事，丰坊以批历史人物霍叔而表达维护正统的观念。至于说到朱棣夺侄之位，那是年长且辈长的皇族夺了“皇子（侄）”的位置，也可附会。

    丰坊内心所想是否如此，已无确考，算是留下一段“历史公案”。这一“历史公案”由于偏离本书主题，不予深论。但是，就在丰坊生活的时代里，还就发生了徽王朱载埨试图颠覆嘉靖皇帝（世宗）的事件。事在1556年，丰坊时年六十五岁。

    至于约与丰坊同时代著名学者季本（生卒不详，王守仁的学生），则说：世俗父兄不能教童子习幼仪，导致超越级别、好高骛远的现象。所以时代诗人“作诗以刺之”。

    虽说关于诗经学历来有“诗无达诂”与“断章取义”之论，但明中晚期学者如此牵强，确有“瞎说”之嫌。

1．3有个“坏小子”

    童蒙的结束并不能一下子将两小无猜的心绪全都赶净，相反，带着些许童蒙进入似是而非的“准恋爱”时期，更是人生值得回味的经历。或是诗人的亲身体验或是他（她）的细心观察，给后人记录下了这个细节。

    不同的是，小姑娘嘲笑“小童子”的场景已经不在卫国，而变成了郑国。“小童子”在少女心目中也变成了“坏小子”即“小狡童”的。在扶苏林中，他们开始约会。

    这是《郑风·山有扶苏》的场景。

    乍读此篇，似乎是朦胧少女碰见了陌生人，实际上呢，她的假嗔不怒的话语，正好是说等这个“坏小子”。

    “坏子子”可能藏在树后，“嗷”地一声窜出来，吓她一跳；或是手持一束荷花乃至水草什么的，突然在她身后伸出来，效果同样是吓一跳。所以，她有意地编了两个假人名：

    未能见子都，

    却见狂徒出来啦！（7：10-1）

    子充没出现。

    偏就遇见你这小狡童。（7：10-2）

    不管是子都还是子充，都没有让她真地放弃眼前的坏小子，毕竟青梅竹马的昨天并未全被抹去。那正是今天相会的基础。

    在《山有扶苏》之后，还有一首专门为“坏小子”而写的诗，叫《狡童》（7：12）。此中的“坏小子”是谁呢？就是女人主昔日称为“小哥哥”的玩伴。如果说她表现的有恋情，那也是极其青涩的，甚至连“准恋爱”都谈不上，大抵是“他为什么不跟我玩？”那样孩子气的“郁闷”。

    这也算是成长的苦恼吧！甚至说，出自女主人公亲身体验所讲出的话根本就不算是诗，只能是一通“气话”：

    你是个狡猾的小哥，

    怎么不和我说话哦！

    为着你，

    我不愿吃喝。（7：12-1）

    狡猾的家伙你有何打算，

    竟然不愿一起吃饭。

    为着你，

    我已坐卧不安。（7：12-2）

    这对小妹妹与小哥哥究竟为什么发生互不说话、也不端碗凑一起吃饭的情况，外人不知，诗中也无交待。或许是一个小小误会，如小妹妹在山坡放羊，小哥哥逆风喊叫，她没听见，或其他什么原因。

    

    图01：两小无猜

    图解：动物世界的幼儿与人类的幼子有着相近的自然习惯。两只一同待食的小鸟不正是两个儿童相处玩耍的写意吗？

    图源：南宋李迪画《鸡雏待饲图》局部

    成长的烦恼很快过去了，接近成熟的标志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劳作。在劳动中，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模糊、平淡，经过一段自然的疏远以后，他们开始重新发现对方。通过发现对方，来了解所生存的世界。

    在仲夏，一群已能替大人分担家务的少男少女，在池塘里用脚浸麻（踩下它去），又把先前浸泡好的麻秸捞出来，洗呀、剥呀。在劳动中，他们或独唱、或会唱、或对歌，尽畅胸臆。不唱的，或唱罢之后，又互相交谈。

    这是陈国民间劳动的一幕。

    《陈风·东门之池》说：

    东门外池水，

    泡麻剥其皮。

    姑娘真美丽，

    对歌吐心曲。（12：4-1）

    池在东门处，

    浸麻已充满。

    姑娘也劳作，

    相对可相谈。（12：4-2）

    东门池水好，

    可以泡菅草。

    面对美少女，

    我言倾滔滔。（12：4-3）

    至于小伙子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由童蒙稚态跌跌撞撞地与这个世界建立了一种联系，而他的滔滔不绝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自我想像。

1．4苏辙的过度发挥

    对于这样一首清淡妙韵的劳作小诗，北宋大学问家苏辙（苏轼之弟，1039-1112）另有见解，他说这是一首讥刺陈国国君的诗。国君荒淫无度，国人不敢直语，作诗讽刺。苏辙的真实意图是想把陈国政治混乱的责任加给妇女，即说陈国宫内没有贤德女人，以匡其君，所谓“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于内”。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苏辙的这种思路，受了中国历史最早的诗经解说文献《毛诗序》的影响。

    孔夫子删定的中国古代诗歌汇编，到了西汉初，定为经学之一，才有“诗经”之说（即名词）。传诗者，有四家，即四个不同的学派，赵国人毛苌的学派为其中一派。西汉时齐人辕固传的“齐诗”、鲁国人申公培传的“鲁诗”、燕国人韩婴传的“韩诗”，称为“三家诗”，是官方指定的学问，设有博士官负责讲习。与“三家诗”官学不同，毛诗一直以私家形式传播，并且它不以汉朝的“现代文”方式讲习，采取古典形式，到东汉反而大行于世，“三家诗”虽在，但影响渐小。曹魏时代，齐诗失传；西晋时代，鲁诗失传；南宋时代，韩诗亦失传。这样，唯有毛诗成为完整的诗经解说版本。所幸，南宋后尚存《韩诗外传》，可供后世学者得窥吉光羽片。

    毛苌给305篇诗每篇都作了小序即评语，相当于今天的“编者按”，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一系列“编者按”叫作《诗小序》。在孔夫子所定诗篇序列的首篇也就著名的《关雎》小序之后，毛苌又写了很长的一段文字，作为诗经的总体评价即概论来说话。叫《诗大序》。

    说来也怪，概论怎么会写在一本书的某个章节之内呢？我们无法了解到当时的意境，就当个特例乃至于“笑话儿”来听吧！在这笔糊涂帐之外又有人往上添乱，东汉的经学大腕郑玄竟然说大序是孔夫子学生子夏写的。

    他那么一说，我们这么一听。因为本书又不是考古学学术作品，那样的研究由学术史专家去做吧！

    《诗小序》与《诗大序》，合称《毛诗序》或简称《诗序》。

    毛诗序主张《东门之池》是“刺时也”的作品，即“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子以配君子也”。

    毛苌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的博士官（学术顾问），虽然生卒不详，但大概可以用刘德的生卒为参考，算出其大概年代。刘德生年待考，卒于公元前130年。估计毛苌应当是公元前100年左右学有所成的样子，即此时写成了《毛诗序》。而苏辙呢，生于公元1039年，卒于1112年。其在北宋仁宗嘉估年间（1056—1063），也就是说他写作解释诗经的《诗集传》应在1063至1112年之间。取其中值，为1085年。

    把毛苌《毛诗序》的时间与苏辙的《诗集传》相联系，近一千二百年的时间里，诗经的“全面政治化”趋势陆续加强。换言之，中国学者食古不化、泥古不变的传统随着时间的流逝“钙化”愈深，终成活化石。

    此处分析并非专门为讽刺苏辙，才模拟地算一笔细帐，而是说本来已有相当政治批判含义的诗经，已经被后世给涂得不像个样子啦！

    倒是也是推动诗经“全面政治化”的大腕（南宋）朱熹，一反苏辙之说，认为《东门之池》是男女相遇、自然交谈的记录，“盖因其会遇之地，所见物之起兴也。”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1作者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看完《红太阳》，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高华是一位典型的独辟史学门径的学者。”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学者就把高华的系列论文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史学’案例”（见萧功秦评《红太阳》）。

一、《红太阳》是一部真正的名著。

萧功秦在《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中提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传世之作”有很多个档次，但我们似乎可以以”名著”为起点来探讨《红太阳》，其名著特征他人已有详细叙述者，本文不再作为重点。笔者以为，他还有以下特征值得关注：

其一：体例的天然浑成。《红太阳》打破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又融汇了多种体例，且天然浑成。现在的史学著作，能打破传统体例的很多，但能有效整合的却很少。单以对古今体例整合的效力而言，说《红太阳》为史学名著也是一点不过份的。比如，对纪传的融汇。第一章第三节写到邓发，”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就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页42、43）此处寥寥几笔，就把邓发的出身、经历、性格、气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若辑录本书有关邓发的语句，完全可以整合成一篇科学与美感相结合的邓发小传。本书涉及人物有数百之多，凡稍微重要之人，几乎都可从本书中辑出其几近传神的小传。虽然本书大量参考传记、年谱、回忆录、人物传集等，但在书中看不出纪传的痕迹，然而大多数人物皆能生动传神，由此可见作者融汇纪传于无形的深厚功力。其他体例的融汇，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举例。

其二：细节入微与结构的恢宏

有些以科学史学标榜的著作，几乎因过分实证而繁琐到了让人无法阅读的程度。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说张荫麟”他已认定史学既是科学亦是艺术”，”他连写考证文章也讲究修辞炼句”.2艺术美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细微处见精神，《红太阳》的细节描述比比皆是。仅举一例，第十四章第二节写到，”他（博古）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页581）这短短几句，博古憋屈、恐慌、谨慎，又急需情感宣泄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有言”良史莫不工文”，又有言”大著作家则必有大间架”.3《红太阳》极富文采，但是否”工文”，稍后再述。然而，就本书的结构而言，用气势恢宏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第1，”本书涵盖面颇宽”（页655）。延安整风以1942-1943年为核心年份，但本书叙述的时间跨度却达百年左右，材料跨度也约百年之久，且涉及中苏美日等多个国家、政经军文外交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国民党方面的基本材料以及共产党方面公开发表的各种材料。并在实证基础之上把延安整风的前世今生来世都深入浅出地涉及到了。

第2，注重组织机构和制度史的研究和融汇。钱穆认为”不通制度便不能通历史”.4《红太阳》对中共的组织制度之来龙去脉及相互关联研究得颇为深入，虽未单列章节论述之，但把它巧妙地融汇于全书当中，而且起到纲举目明之作用，使本来纷繁的人物、事件在与组织制度一搭配就立即繁而不乱了。”大间架则须大学问”，5这是一般学者难以做到的。

第3，中共革命团体的文化史、社会史、心理史、人际关系史，国共关系、苏共与中共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共关系，传统文化与中共革命的关系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而且比较好地与本书融为一体。钱穆言”惟其存心只要做个史学家，因此他的理论和见解都狭小了。”6但《红太阳》不仅是史学著作，她还是兼具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等多学科方法特色的著作。

二、《红太阳》还是一部有些瑕疵的名著

萧功秦评《红太阳》”更具体地说，这是一部史诗之作”.确实，第一遍读她，我感到震憾，第二遍我对她结构之缜密与恢宏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三遍我体会到一种破缺之美，她似乎仅仅够得上一般名著的标准，”史诗之作”则可能有些过誉。

现在值得读几遍的书已经不多，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对《红太阳》提出几点浅薄的商榷意见。

其一，人物脸谱化。第一章第三节，”种种迹象表明，周恩来是从推行共产国际’反右倾’的理念出发而支持苏区肃反，而无任何个人的动机；毛的行为则很难摆脱利用肃反剪灭异已的嫌疑。”（页49）”无任何个人的动机”似乎把周恩来公而忘私的形象过于脸谱化了，如果真无任何个人动机，则较难解释江西时期邓颖超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也较难完全解释周恩来在中共高层约半个世纪长驻不倒之因。熟读历史的人均知，真正毫无个人动机的人能在核心权力部门长驻不倒古今罕有，黄仁宇《万厉十五年》中描述的海瑞，虽有公心，但生存也极为艰难。

其二，推论有些牵强武断。第七章第一节，”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页262、263）如果男子担任妇委和女大职务是明显羞辱，那么邓颖超承办最机密的工作，是否也在羞辱她不像女人？又如，第十章第四节，”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主管，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页382），往下几页又写到，”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页387）。看来彭真被毛挑中并非”答案只有一个”.

其三，语言过于文学化与前后矛盾。选材和行文似乎过于文学化，甚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书实证的严谨性。如果说张荫麟《中国史纲》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那么《红太阳》只是实证与文学的通贯。如，第九章第一节，”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因而只有先脱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页316、317）。又如，第七章第一节，”毛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马上又写到”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页265）此处既作出某种善意，又何来毫不领情。

其四，常见材料未予恰当运用。对《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似未加以恰当运用。第七章第一节，”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页267）。《红太阳》几乎一开篇就把毛的性格定型并脸谱化，但其性格的早期成因则未多谈及。如，《毛泽东传》说毛父是严格的监工，性情暴躁，常打孩子，使毛干活非常勤快并仔细记帐，免得其父有把柄来批评他。”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7这可用来佐证毛性格的早期成因。第十一章第二节，”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页397）。其实这并非独创，《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早期文稿》中都有以日记示师友的记录，以便交心，以示君子坦荡荡，是促进相互学习、个人言志，以及维系良好友谊的一种手段。8另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有，”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家长制的定义是——”，”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9这对毛重视历史手段来整合队伍，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关注团体成员的出身来源，都有溯源解说的价值，毛自己早期的话，应该是解说毛的一手材料，但《红太阳》在选材上对此忽视很多。

其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内在渊源未完全理清。第八章第一节，”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页304）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斯大林版，斯大林主义有”形而上学、天定论、极权主义、’人间天堂’的信仰”10等特点，这些特点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比比皆是，所以接受起来很顺畅。毛还能娴熟地运用两分法，由此上溯斯大林形而上学、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还可找到欧洲玄学的影子。11而影响毛颇深的”湘学士风”12中的理学，是援佛道入儒的新儒学，其中也含玄学成分，以西方玄学与东方玄学相通，也就有了其内在的桥梁。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特点，似乎更多的是中国思想披上了西方的外套。但《红太阳》于中国传统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之论述忽视较多，仅举一例，如墨家思想的影响就几乎未涉及，”墨家学派主要是靠他们师徒刻苦自励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滋长于并一直保持在传统社会的下层，形成礼教以外的一种社会制裁力量”.”儒墨同以救世为终身职志，儒者为传统社会建立了师道，墨者则以其侠义精神遗爱人间”.”墨子反对宗法，反分封，以兼爱代替亲亲尊尊的差等之爱，以尚贤铲平了贵贱之别，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富贵’，这些思想实无异否定了传统的贵族政治和家族组织的价值”.”墨团的成员与巨子之间，有服从的关系。此外，墨团还有一种互助的关系存在”.”其行动则为豪迈刚强，信义不苟，轻视生命”.13以上墨家的特点，中共革命团体几乎都有。中共革命是下层革命，传统的下层思想能说明很多问题，不知缘何不用。

其六，影响毛集权的其他因素。高华在后序中提到，”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页655）。陈彦评《红太阳》则说，”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让我们放宽一下视野看毛集权的其他因素：第1、国家发展阶段的影响：后发国家在自强过程中，多走相对集权道路，德日意俄概莫能外，中国近代之袁氏蒋氏毛氏莫不如此。第2、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大背景的影响：”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政坛和文坛上以’保守’形态出现的思潮纷纷登台亮相”，”围绕’政府模式’而展开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中，以”胡适为主将的’民主论’者对’专制派”新式独裁观点’的反驳是异常软弱无力的”，而”代表着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潮却都在论争中取得了自己的阵地”14.第3、中国走向”内在”的程度加深之背景的影响：”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金人灭国，”文化屈辱从未如此突出”，”在悲哀和困惑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只有成功地建立了道德社会之后，他们才有可能给国家注入新的动力”.15中国近代遭列强入侵，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华，这是中国转向”内在”的大背景。中共除了承受这个大背景之外，还遭遇了被国民党”围剿”而长征的小背景，因此在当时，中共转向”内在”的程度似乎超过了其他国内团体。比如，在延安整风中，经历过长征九死一生的人一般不是整风重点对象，而是集权行为的执行者。另外，为何是南宋理学而非汉儒对国共都影响甚巨，其中有一重要因素是，当时的中国与南宋相似之处太多。

其七，毛斗争手段中的中国历史经验。更多的是披上苏联方法外衣的中国传统手段。如，”道术势”、收会议笔记、运用元老的资历、意识形态解释权等，在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是。另举一例，第七章第一节，毛对王明为首的”国际派”的分化，用田余庆《拓跋史探》中的专用名词，叫做”部落离散”.16这仍源于中国传统。

其八、气不平。章实斋《文史通义》言，”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17可能由于著者本身的经历，使其在著《红太阳》时，想”不虚美，不隐恶”（页655），但潜意识里还是情不自禁，第七章第二节，”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页279），作者的经历可能也有类似情形存在。”气平情正，是史学家走向客观忠实的坦途。自诩客观忠实，而血气沸腾，情感激动，结果是不客观不忠实。天下绝少以欺骗为矢志的史学家，多半有君子之心，而气不能平，情不能正，以致丧失历史的真实”，”‘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大凡曲解都是如此”，”仇恨是史德的反面，亦是史德的大忌”.18″气不平”可能是《红太阳》不能著成传世名著的最大硬伤。

以上八点商榷意见，归纳起来可能主要只有一点，那就是有心做一个独辟门径的学者，其选材、行文、心境可能也就多了几分鼓动和宣泄般的诱人，但同时可能也就多了几分不自觉的偏颇，以致于影响到”新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和严谨性。

三、满头白发意气风发的史学家

第一次见到高华是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此时的他已经教授博导几年了，虽然满头白发，但却意气风发，讲课当中，他不断地抽烟。透过那历史的迷雾，我又想起《红太阳》第十三章第一节中的一些话，”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许多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页506）。当年青年的白发是外在力量对个体的强加，而眼前教授的白发，却更是一种个人的执着追求所留下的对刚毅性情的纪念。

注释：

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655.后此引自本书的内容均在正文中注明页码。

2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页6、65.

3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页267、72.

4 同3，页141.

5 同3，页72.

6 同3，页155.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16、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页19.又见朱东安：《曾国藩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页27，”（曾国藩）经常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阅读，交流心得体会。曾国藩还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64-65、73、74-75.

10 （俄）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之《作者的话》，孙凌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页15.

11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伍德增补，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505，”费希特和谢林都从康德的先决条件出发：精神是知识的本原；一切哲学归根到底是关于精神的哲学，黑格尔在费希特和谢林所奠定的基础上建立哲学。”

12 同7，页19.

13 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109、113、116、119、123.

14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第七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429、441-442.

15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页7、49、118.

16 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目录页1、2.

17 《文史通义全译》卷三内篇三《史德》，（清）章学诚 原著，严杰 武秀成 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页259.

18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287、28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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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寅，上海人，诗人，现为《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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