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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台湾，感觉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加了一场座谈会，而座谈会的主角，就是捷克的摇滚乐团“宇宙塑胶人”。

很 久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青涩年龄的大学生的时候，就听说过捷克的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胶人”的大名。在那个时代，校园里面已经在偷偷流传东欧一些极权国 家正在发生的变化，自然也会涉及到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而提到由后来的捷克总统哈韦尔发起的“七七宪章”运动，就不能不提到“宇宙塑胶人”乐团，因为 “七七宪章”运动的发起，就是为了声援他们。可以说，整个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就是由这个摇滚乐团开启的。或者说，是这个摇滚乐团，改变了捷克，甚至是东 欧，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历史。

一个音乐团体，怎么会改变历史呢？是什么，让音乐和政治连接在了一起？又是什么，使得这几个当年的年轻人愿意站到抗议的舞台上呢？在大家都在讲音乐归音乐，政治归政治的今天，他们的出现又能激发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

我是摇滚乐的门外汉，但是当我第一次听说“宇宙塑胶人”的时候，中国也正是摇滚乐风行的年代，那时的崔健，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代言人，他的音乐表达了时 代的呼唤和青年人的心声，当时的大学生如果回忆起那个年代，应当都曾经为崔健的摇滚乐激动过，呐喊过。是什么支撑了音乐对于社会的介入呢？我觉得，愤怒就 是一种必要的催化剂。因为有不满和愤怒，才有摇滚乐的生命与活力，也才有社会与音乐的互动。无论是“宇宙塑胶人”还是八十年代的崔健，都是传达出了社会的 不满与愤怒，因而得到了大家的共鸣，把他们的艺术创作与社会演变连接在了一起。反过来讲，以我的浅见，没有了愤怒，就没有了热情，也就没有了摇滚乐的生 命。

当年的偶像，现在都已经是满脸沧桑的老人，他们的装扮还是很摇滚，他们的行为还是像老顽童，但是面容看上去已经很和善。抱着上述的浅见， 我对坐在台上的几位歌手发问：“请问你们认同愤怒与摇滚乐的关系吗？今天的你们，还愤怒吗？”几个老顽童嘻嘻哈哈地回答了一些什么，虽然不是我想听到的答 案，但是没有关系，他们的出现就是一种回答。他们把我带回了历史，让我可以从历史中看到答案。

今天的中国，摇滚乐已经不是很能撼动社会 了，那些曾经激发热情的乐团还在，崔健也还在，但是摇滚乐的生命力不在了，已经没有哪个摇滚乐的歌曲可以像当年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样风靡校园了。为 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今天的中国真的已经到了歌舞升平，没有任何可以愤怒的事情的时代了吗？在社会普遍弥漫不确定感，价值体系混乱的今天，摇滚乐的声音完全 沉寂下去了，这，究竟是社会的问题，还是摇滚乐自己的问题呢？看着台上那些几乎已经成为历史的老摇滚歌手们，想着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我想，也许中国的摇滚 乐手们应当有所反思吧。

“我这门”大炮“得罪的不是一般人，被利益集团收买的黑社会或某个极端分子，用几颗子弹或某个突发事件就可以把我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消灭，这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如果这样，这也算成就了我。如果说我汪兆钧生前的力量很小，甚至很可怜！那么我死后的力量就会变得无比强大！我的死会大大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上面这段话来自汪兆钧的<我为什么支持过渡政府>让人激动和振奋. 安徽是包产到户的首创地,当年出了小岗村,整个中国开始了农村改革.中国人民可以不为吃饭担忧了.但是,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必须思考,有饭吃只是最基本的权利.人有精神的需求,有选择自己国家管理者的权力,需要人权,需要畅所欲言的权利,所以需要民主制度.

汪兆钧先生的系列”上书”，不仅理论上设计较为严密，在现实中也具备可操作性，为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彻底实现民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蓝本。

也许有人说：写了这些文章也没有什么用处，最高层不见得可以看见，看见了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这也正是汪兆钧先生写公开信的原因所在，公开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大人民才可以看见，才可以讨论，才可以形成精神的力量，才可以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效果。

如果最高层确实没有看见，那么到确实值得最高层反思自己体制的问题所在——一个政府已经无法听见这个国家人民中产生影响的声音，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首先对于这个政权政策的参考是严重信息匮乏。

同时需要高层深刻反思的是：为什么一个个精英总是从改革的热情参加者，积极的支持者，政策的拥护者，变成为体制的批判者。需要想一想：这个体制是不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由于中国一直是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同时中国一直在内战和争权夺利中更替政权，导致民不聊生。所以总是破坏生产力，我们需要民主的和平的政治改革，这就需要思考的人。汪兆钧先生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没有小富即安，他没有沉湎于花天酒地，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了中国人民有民主的，自由的生存和政治环境战斗，汪兆钧先生在上书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信中要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历史问题，表达了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和爱国者，民主人士的内心。当年，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把安徽小岗村的经验推广到全国，拯救了中国农村。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应该顺应民心，把安徽汪兆钧的政治改革要求推广到全国。因为这是时代大潮流。

安徽出了个汪兆钧，中国还会有更多的汪兆钧

马克思到底是谁？他的理论到底在哪些地方过了时？德国的学术界和左翼党派如何评价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因为人性本恶从而达不到那样的理想境界？6月9日马克思的特里尔出生故居在重修后即将重新开放，本网为此采访了德国著名政治学教授托马斯.迈尔教授。

问：马克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真实”历史人物？

答：就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一样，马克思具有多面性，有些地方也具有多重意义。他既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对民主持批评态度的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新规模所带来的划时代成就既有赞叹，也有批评；他批评个人崇拜现象，但是自己却容易受到这方面的诱惑；他热爱严谨的科学精神和面向现实的研究态度，但是却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具有历史宗教主义色彩的“启示”。也就是说，有不止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就看你是怎样去理解马克思。这一充满歧义的特性本身就是一个马克思作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事实。

问：马克思的最重要贡献是什么？他的理论今天还能够成为时尚吗？

答：马克思的至今仍然有意义的贡献是：他指出了政治经济学在所有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对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机和对人类的后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还指出，只有将经济秩序置于政治、社会和文化范畴之内考虑才能使其适应人类的基本利益。但是他并没有论证必须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马克思经常在他的社会批判中采取极端的立场，但是与此同时却没能让人信服地解释，有哪些道路可供实践选择以及这些可供选择的社会秩序该怎样组织起来。

马克思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批评仍然给人以启发，对现代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但是作为对于现代世界的总体解释，他的理论的确是过时了。

问：具体过时在什么方面？

答：主要是他的乌托邦式的想法，认为什么都能实现，但却不指出这种理想的状态在一个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如何组织起来，如何能够正常运转。现实证明，如果没有市场和作为生产资料的财产的突出地位，复杂的经济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建构。

马克思相信，人类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会发展到一个消除了不平等、没有剥削和没有人统治人的最好的社会，但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宗教救世信仰。这种信仰现在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政治世界中都不再有值得一提的信徒了。

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很多到过 德国的中国人都朝拜过这里

问：社民党主席明特菲林不久前在德国引发了一场“资本主义批评”大讨论，他的观点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得到了哪些启发？

答：明特菲林从马克思理论中得到的启发是，经济秩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以是否为人和社会的利益服务为衡量标准，且不能独立于民主决策的控制之外。不过，明特菲林批评的实际上是那些以风险对冲基金为代表的经理人和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批评整个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运作形式可以有很多种，而不只是有美国式的奉“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为圭臬的那一种。在过去的几周里，明特菲林在众多场合都强调的是要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联邦德国自建国以来所坚持的一直是市场经济制度。明特菲林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虽然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中得到了启发，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和所追求的社会民主下的社会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世界有着显然的不同。

问：是否存在一种被误解了和滥用了的马克思主义神话？

答：今天，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当作负面意义上的神话被滥用了，例如马克思被当成是一个煽动家，说他应该为一切因为批判资本主义和寻找另外的道路而产生的人类罪恶负责。但是实际上，马克思的神话在西方已经被“去咒”了。在德国，“六八学运”那一代年轻人还对马克思趋之若鹜，但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几乎没人知道马克思到底是谁了。

问：在德国，马克思今天还受到尊敬或者是畏惧吗？

答：这么说吧：马克思今天被“中性化”了，因为他不再吸引年轻人和社会弱势群体。在学术界，马克思在很多领域内依然是一位受到尊敬的杰出学者，但同时他也被相对化和历史化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鼓吹者也不再把马克思当成洪水猛兽，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动员社会弱势群体和大众造反的力量了。

问：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失败，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是否因此而贬值了呢？

答：在严肃的社会科学领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早已彻底贬值。共产主义国家体系的崩溃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反对派运动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中不再构成一条举足轻重的政治替代路线。现在已经很清楚：不管在学术层面上马克思还有什么价值，人们不可能从他的思想中得到一种严肃的、可行的、具有替代意义的社会秩序。

问：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有哪些？

答：德国最近重新编辑整理了一百多分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举例如下：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的很多模糊和歧义之处都被发现指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被证明是是建构在一套严格的道德理论之上，认识到马克思理论不适合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处方或者是辩护理论，因为它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国家理论，也不包含一个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设计。

在马克思理论中能找到很多具有启发性的思路，特别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在那里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方案来组织一个没有剥削的经济秩序和社会。

问：马克思对西方的政党还有哪些影响？

答：对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派来说，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仍然是他们的思想来源之一，这对有些政党来说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这些思想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一些评价社会解放程度，即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不受经济秩序及其运作法则的统治的标准。对于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来说，这些思想还有影响，虽然它已经带有另外的细微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已经没有哪一个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政党还说自己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一些左翼政治派别中特别极左的、边缘的和非常小的分裂派别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党。

问：在中国的具有左翼色彩知识分子中，有一种流行的为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开脱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本身是很完美的社会秩序，只是人类的本性不完美甚至是邪恶，所以没有能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福气。您怎样评价这一说法？

答：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共产主义的症结在于它对如何组织一个现代社会所作出的构想的自身思想错误。现代社会及其现代的经济秩序只有在结构开放、能从批判中学习和接受变革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主义相信可以不需要对社会发展及其错误公开的批评，而只通过一个中心来控制整个现代社会，这导致了对进步与发展的自我封闭和公民的异化，这是基本思想上的错误，而不是思想应用上的错误。开放和民主化是现代复杂社会的发展前提，不过这一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框架。

注：托马斯.迈尔教授任教于多特蒙德大学政治系，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民主理论和媒体与政治领域都有专著。

我曾陪一位朋友到明朝皇帝的十三陵去游玩，在其中一处的大殿前，在那供游人行走的肮脏的青石板上，看见一位穿着皮裘，手上一片光芒的女游客，在喊着她的亲人：“快过来啊，这里可是皇帝！”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响头。

在我由惊讶和鄙夷之中回过神来时，我开始悲哀和痛恨，而在我由悲哀和痛恨中缓过劲来时，我开始问自己：你呢？小子！同样的奴性，难道在你身上就没有吗？当你看到满面威严的高高在上者冲你微笑时，即使心里明知那时一个贪官，是否仍会忍不住地受宠若惊？当你到官僚衙门办事时，即使是理所应当光明正大的事情，你是否会不由自主的陪上巴结的笑脸？当你在荧幕上看到那杀千万人的大英雄时，即使知道其光辉形象背后的尸骨，是否仍会忍不住地崇拜？当你在新闻中看到老爷们豪华轿车美女环绕众星捧月般的出行时，即使那轮子底下明明是草民的辛酸，是否仍会丢人的羡慕？当一位官员偶尔做了一件虽然其它官员从不做，但确实是他们份内之事时，你是否会由衷地赞美？当一件困扰你许久的麻烦事，因为某位高官的良心发现而得到解决，即使那是本就该早就解决的，但仍然真心的满怀感激？……而你！一个自认为已经思想启蒙的人，一个自许的自由主义者，尚且无法做到把奴性由自己身上完全的丢掉，你又凭什么去鄙夷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们呢？而其他的中国人，又有几个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已经是一个真正挺直了腰杆的人呢？

一个被奴役了三千年，一个在地上跪拜了三千年，甚至把跪拜当作健身运动（全庆，满清正白旗人，为官六十年，活到八十二岁，长寿秘诀是，三跪九叩，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风雨无阻），至今仍能在新闻中读到校长跪学生，学生跪教师的民族。一个至今大多数人仍不知自由与独立平等精神究竟为何物的民族，一个自孩童时候起，便被教导着要乖要听话，在学校里要服从，要把无聊的废话当作真理来背诵，把明显的谎言郑重写进答卷并拿满分的民族，一个至今喜欢看皇帝清君戏，并由衷赞美的民族，一个信奉与天斗与地斗就是不与官斗的民族，一个信仰厚黑学，把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搞好各种关系当着学问的民族。奴性，实在是打我们出生的那天起，便一点一滴，但扎扎实实的烙印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我们不愿，我们不甘，我们愤怒，我们发誓要抛掉奴性，但稍不留神，它就会从我们的骨头里爬出来，发出谄媚卑劣的笑声。

我相信，随着言论的逐渐宽松和现代政治文明思想的逐渐传播，随着我们每个人的觉醒和努力，我们必会建立起一个宪政与民主的现代国家。但我不相信，随着这个国家的建立，我们每个人身上那或多或少的奴性，便都可以随之消散。即使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生活多年，即使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的反省和遏制，但我们所继承的奴性，恐怕仍会不由自主的剩下一星半点。而这，又将随着我们的言传身教，遗留给我们的孩子，或许，还会由孩子在遗留给他们的孩子。没有三代以上的共同努力，没有近百年时间自由平等精神的洗礼，我们所继承的这一笔最大，也最不应该的遗产，或许就无法根本摆脱。

而即使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建立起来了，如果这个国家内的公民仍有着或多或少的奴性，仍缺少理性的训练，仍对自由平等的认识模模糊糊，那么反复和混乱的危险，就不敢说可以完全避免。如果现代基因科学无法在几十年中，发明出克制衰老甚至死亡的基因，并普及的话，我们中的大多数，或许都看不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真正享受自由的那一天了，但幸好，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那一天尽可能早一些到来，再早一些！

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为了求得斯大林法外开恩，赫鲁晓夫被迫放弃自尊，跪求斯大林。但儿子最终仍死于斯大林之手。赫鲁晓夫上台后，立即“向死人发起了战斗，并且胜利凯旋”。每当想到这些，多库恰耶夫将军就会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不是那起意外枪杀，苏联的历史完全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当赫鲁晓夫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发难时，所有与会代表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中谁也没有料到，他在揭批斯大林的路上会走得那么远。

当时就有不少人暗暗猜测，赫鲁晓夫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不是在遵从“列宁遗嘱”，或者坚持某项特殊原则，而很可能是实施个人报复，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个人恩怨。人们不禁会问，到底是什么让斯大林惹恼或伤害了他的部下，才令他这般刻骨铭心，誓报此仇？

多少个纷繁的岁月已然逝去，在古比雪夫的那件事的精确日期已无从考证。但那件事的确发生过，而且在莫斯科找到了两位知名人物，他们可以对此作证。见到前“苏联英雄”、空军飞行员斯捷潘·米高扬后，他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过后，他还建议去莫斯科大剧院找女演员瓦莲京娜·彼得罗娃。据他介绍，对于那一段历史，她可以讲得更加准确详细，因为她当时就在事发地。

意外枪杀

在古比雪夫的时候，斯捷潘·米高扬常去一家门诊部做治疗，在那里结识了两位陆军上尉，他们也在此处进行伤后的门诊治疗。别看他们的军衔只是上尉，但都有不小的来头：一个叫鲁本·伊巴露丽，是著名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另一位叫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斯捷潘·米高扬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交往了大约三个月，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斯捷潘当时觉得，列昂尼德是一位好同志，而且老实忠厚。但令人遗憾的是，列昂尼德有点嗜酒如命，这才惹出杀身大祸。

恰巧在那段时间，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一个好哥们儿来此地出差，住在古比雪夫的一家旅馆里。此人可以从一家酒厂买到烈性酒。两人相见甚欢，经常从酒厂买回够喝一个星期的酒，然后躲进旅馆房间慢慢享用。米高扬虽然不喝酒，但也时常去那里串门。他在那里还见到了其他客人，包括一些年轻姑娘。赫鲁晓夫的酒量奇大，但喝完酒后从来不撒酒疯，反而变得更加憨厚，不一会儿就会安静地睡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认识了从莫斯科大剧院疏散来后方的两名青年舞蹈演员，并与她们交上了朋友。她们一个叫瓦莲京娜·彼得罗娃，另一个叫丽莎·奥斯特罗格拉茨卡娅。当米高扬离开古比雪夫以后，一场悲剧就发生了。而这个消息是他从列昂尼德来莫斯科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的，后又从瓦莲京娜·彼得罗娃讲的故事中得到了证实。

据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朋友讲，在某一天，一个从前线回来的水兵也出现在他们这群人中。年轻朋友在一起自然很是热闹，大家喝得酣畅淋漓，个个早已面红耳赤。在交谈中有人说，列昂尼德的枪法十分了得，简直可以百步穿杨。那名水兵听着这种奉承话觉得刺耳，就不知深浅地与之争辩起来，并坚持要列昂尼德露一手，用手枪打掉他头上顶着的瓶子。虽然列昂尼德一再拒绝，但拗不过水兵的死硬纠缠，就拿起了手枪，打掉了酒瓶的瓶颈。但酒喝多了的水兵认为这还不够，说必须击中瓶身才算完。列昂尼德只好重新开了一枪，但却击中了水兵的眉心，顿时脑浆迸溅。

惹出人命官司以后，按照当时惩罚有过错飞行员的通常做法，列昂尼德被罚“在前线干满八年”。于是，不等脚上的伤完全治愈，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就被派上了前线，去接受雅克－7B歼击机的培训。当列昂尼德路经莫斯科时，斯捷潘·米高扬与其见了面，但他当时对此事却只字不提。

彼得罗娃的回忆

因为各种原因，在斯捷潘·米高扬讲出上述故事七年以后，瓦莲京娜·彼得罗娃才被找到。她不仅身体十分健康，而且准备把所知道的经过合盘托出。因为她是斯大林时代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尔巴科夫的大儿媳，所以她掌握的情况实在不少。瓦莲京娜·彼得罗娃凭着自己良好的记忆，详细地回忆了那段往事：

“伟大的卫国战争打响了，我当时还是一名20岁的女舞蹈演员，并随大剧院疏散到了古比雪夫。现在，这座城市已经更名为萨马拉。在1941年末或1942年初，我在那里结识了斯捷潘·米高扬和列昂尼德·赫鲁晓夫。

尽管这场战争十分可怕，但从1941年10月起，剧院在古比雪夫的工作开始忙碌起来。我们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早晨搞排练，晚上搞演出。但也有闲暇的日子，这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斯捷潘·米高扬在舞台上见到了我，大概对我一见钟情，就想和我交朋友。他便时常来看我们的戏剧演出，并对我在芭蕾舞剧《唐吉诃德》中跳的吉格舞很是欣赏。斯捷潘原来认识另一位演员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就让她从中把他介绍给我，但她始终都没有答应。

有一天，当我漫步在涅克拉索夫街头，准备去食堂就餐时，一辆汽车突然停在我的身边，从车里迅速跳出一人，用双臂把我用力一抱，然后猛地塞进了汽车。令我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被强行劫持上汽车之后，我一下子认识了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子，他们就是斯捷潘·米高扬和列昂尼德·赫鲁晓夫。

他们是几个挺有趣的小伙子，曾经在前线身负重伤，然后在门诊部治伤时彼此认识。就以这样的奇特方式，我们彼此也认识了。然后，我把我的女伴丽莎·奥斯特罗格拉茨卡娅介绍给了他们，并且她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开始了约会。我和斯捷潘差不多成了一对，而丽莎与列昂尼德也成了情侣。

就这样，我们四个经常聚在一起，列昂尼德和斯捷潘还喜欢开车带我们去兜风。当1942年的春天来临之际，他们开始载着我们去城外散心。在郊外的森林里，我们尽情地玩耍，非常开心。列昂尼德有一把手枪，列昂尼德和斯捷潘就负责把小木板向天上扔，让我们俩女孩儿开枪打着玩。我的枪法还可以，能够打中这些木板，因为我们芭蕾学校有军事课程，并去射击场打过靶。我打得特别准，以致有人叫我‘伏罗希洛夫步兵’。”

“斯捷潘几乎不会喝酒，而列昂尼德虽然性格非常安静平和，但却喜欢饮酒。 说老实话，我没有看见他喝醉过，从未见过！但关于他经常喝酒，而且酒量很大，这个倒是听说不少。列昂尼德有一个朋友叫彼得，在旅馆开有一个房间。而这个朋友在酒厂工作，他从那里带来了陶瓷瓶装的烈性甜酒，并用它在旅馆房间里招待我们……

斯捷潘和丽莎各自先后去了莫斯科，列昂尼德有点耐不住寂寞，就又联系上了一位马戏团女演员，她是在马戏团做骑马表演的。列昂尼德有了新欢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渐渐疏远了，不再像斯捷潘和丽莎在时那样常见面了，我平常只一个人呆着。

突然有一天，列昂尼德的朋友彼得跑来找我，并对我说：‘不幸! 真是不幸!真可怕，出大事了……那些马戏演员把列昂尼德围在中间，不停地给他灌酒。然后他们就争执起来，说列昂尼德不是会打枪吗，能不能用手枪打中一名同志头顶的酒瓶。列昂尼德就开枪了，但只打中了瓶嘴儿。他们就说，不算，要重来！他们又摆上一个瓶子，列昂尼德又打了一枪，但却打中了这个人。他把他打死了……’

这都是那些马戏演员造成的，但也要怪那个女驯马师，是她把他带进了他们的圈子。我记很清楚，当时的一切都发生在马戏团里。列昂尼德一个人是干不出这种事的，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非常安静平和的人，而且善良厚道。

在当时，这起可怕的不幸事件传遍了全城，弄得沸沸扬扬。有人告诉我，列昂尼德后来去了莫斯科，由他父亲把他送上了前线，然后就在前线牺牲了。”

虽然两位证人的话稍有出入，但只是出事的地点有所不同，开枪误杀他人一事确定无疑。据多年后的检察官说，列昂尼德只受到“在前线干满八年”的处罚，这极其值得怀疑，背后一定有别的原因。因为那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如果闹出类似的流血事件，有过错的当事人必定会被处以极刑，被就地枪决。必定是国家头面人物进行了干预，才会出现这种姑息迁就的判决。

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显示，在古比雪夫失手杀人事发后，赫鲁晓夫的儿子的确上了前线，并被编入一个歼击机飞行大队。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列昂尼德最初真的曾被判处死刑，那么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否就是源于这起意外杀人，又是谁让他死里逃生？

下跪事件

在那样一个年代，一名大剧院女演员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负责苏联高级领导人警卫的著名克格勃将军米哈伊尔·多库恰耶夫知道，并向我们讲述了故事的经过：

那还是在战争时期，有一次，赫鲁晓夫从前线给斯大林打来电话，并坚决恳求斯大林接见他。在获得斯大林的首肯后，赫鲁晓夫便动身飞往莫斯科。

在此之前，斯大林就接到报告说，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是一名空军飞行员，现在犯了重罪，依照法律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像往常一样，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廖贝舍夫向斯大林报告说：赫鲁晓夫同志已经到了，正在会客室里候见。

当波斯克廖贝舍夫出去以后，赫鲁晓夫定了定神，决定把自己的请求讲出来。说着说着，赫鲁晓夫开始小声抽泣起来，然后是放声痛哭。他呜咽着对斯大林说，自己的儿子犯了罪，应该让他受到严厉惩罚，但是不要枪毙他……

斯大林冷冷地回答说：“既然是这样，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听斯大林这么一说，赫鲁晓夫立即双膝跪地，苦苦地央求起来。见斯大林仍无动于衷，救子心切的赫鲁晓夫急火攻心，忽然双手着地，弓着身体爬到斯大林脚边。斯大林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手，一时手足无措，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斯大林定了定神，身子向后退了一步。赫鲁晓夫就跟着往前爬了一步，一边继续啜泣，一边请求宽恕他儿子。斯大林叫赫鲁晓夫站起来，并亲自用手去拽他，但他此刻已经失去了自制力，赖在那里不动。无奈之下，斯大林只好叫来波斯克廖贝舍夫和警卫。当他们飞奔进入会客室时，他们都看见了这惊人的一幕。

斯大林叫人把赫鲁晓夫扶入隔壁的房间，并请来了医生。医生对赫鲁晓夫进行了护理，让他逐渐恢复了平静，然后又陪送他回到住所。而在警卫人员和医生安慰他期间，赫鲁晓夫口中一直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宽恕我儿子吧，请不要枪毙他……”

跪地求情一事发生后，关于赫鲁晓夫家有不幸且斯大林拒绝宽恕的消息不胫而走，并成为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使是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闲谈时，都会提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那次会面，尤其是当谈到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时。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余下的事情，但可以推断的是，斯大林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过后暗地向下面打了招呼，不然赫鲁晓夫的儿子就上不了前线。

向死人发起了战斗

据其它资料显示，列昂尼德·赫鲁晓夫事实上并没有死在前线。早在乌克兰基辅期间，他就因当土匪被抓，其他土匪均被处决，但他却因父亲是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而逃脱了惩罚。当列昂尼德在古比雪夫又出事后，在赫鲁晓夫跪地请求下，斯大林最后饶了他儿子。

当时正值开战之初，列昂尼德戴罪上了前线，当上了飞行员。在第一次战斗中，列昂尼德驾驶的歼击机因远离长机，后来被德军俘虏。他向敌人妥协后，成了纳粹德国宣传战中的王牌。

为此，期大林十分气愤，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把列昂尼德弄回来。苏联锄奸队 想尽办法，终于将列昂尼德劫回莫斯科。根据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实，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将其判处死刑。

在军事法庭做出判决后，赫鲁晓夫又向政治局各位成员求情，要求政治局会议讨论重新判决。莫斯科市委书记谢尔巴科夫第一个发言，并强调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并主张维持原判。贝利亚接着说，列昂尼德在基辅和古比雪夫的犯罪事实清楚，而且他已被饶恕过两次。

最后，斯大林总结说：“同意大家的意见。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儿子身上，作为父亲不论有多么悲痛，我都会接受这一公正的判决。”会后不久，列昂尼德就被军事法庭处死。

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为了求得斯大林法外开恩，赫鲁晓夫被迫放弃自尊，做出那种卑躬屈膝的下跪举动，令他在世人面前颜面尽失。但更令赫鲁晓夫忿恨的是，儿子最终仍死于斯大林之手。因而人们普遍认为，“下跪事件”是赫鲁晓夫日后攻击斯大林的导火索，并成为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主因。

有一回，赫鲁晓夫曾当着众多亲信的面，口无遮拦地对他们说：“为给自己的兄弟报仇，列宁当时向沙皇全家进行了报复。而我要向斯大林复仇，为我儿子报仇，即便他已经化成了灰。”

赫鲁晓夫后来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恪守了自己的诺言。丘吉尔曾经评价说：“赫鲁晓夫向死人发起了战斗，并且胜利凯旋。”然而，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无情，赫鲁晓夫本人最终也没有逃脱可悲的结局。

每当想到这些，满腹经纶的多库恰耶夫将军就会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不是那起意外枪杀，苏联的历史完全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2号楼住地休息。因事情办得顺利，故昨天夜里睡眠还不错。通常，上午是毛泽东睡觉时间，不会叫周恩来过去。由于秘书没有随周恩来来湖南，所以他手上没有需要批阅的文件，想了解一点情况亦不方便。有人向周恩来提议玩扑克牌，他平常忙于工作，哪里有时间玩扑克牌。他不会玩什么花样，只会打“百分”。我也不善于此道，好在有人陪他玩，我在一旁观战。

大家只玩了几圈牌，便有人送来了《参考消息》清样。周恩来让我念给他听。

“12月×日，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出现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一条法新社的消息这样报导。

“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这是另一家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导。

“王洪文副主席频频地在长沙临近出现，说明中共主席毛泽东就在湖南长沙。”一位外国记者敏锐地评论道。

周恩来听了这些消息，将手上的扑克牌朝桌子上一甩!“他怎么到处乱跑，这样不是暴露了主席活动的地方了吗?”周恩来十分生气地说。

因为这些消息都是前一两天的事，所以周恩来吩咐身边的人打电话问一下王洪文走了没有。

大家一见这种情形，知道周恩来已无心继续玩扑克牌了，便各自回房间去了。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这天下午，周恩来从毛泽东那儿谈完工作，准备坐汽车要返回2号楼。

“停一下，叫平化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上车来，我有事跟他说。”汽车刚要启动，他对司机说。

警卫员下车去叫张平化。这是辆双排座汽车，我立即下车给省委书记腾出座位来，自己步行回到了2号楼。

那几天，我成天跟着周恩来转，总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心理状态，没有理会这一天是礼拜几，也不晓得今天是几号。待我回到了2号楼，有人告诉我：“方才总理在汽车上向张平化交代，今天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

参加的人不要多，摆两桌就可以了。总理指定地方上的负责同志，有张平化、李振军(湖南省委书记之一)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我这才醒悟过来，这一天，原来是12月26日。

晚饭时，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间，听张平化书记介绍说，毛泽东在湖南休养期间，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几天情绪特别好。毛泽东看了工作人员为他燃放烟火与爆竹，看得很高兴。当我们听完张书记的介绍，得知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大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为此，大家纷纷起立，频频举杯，觥筹交错，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确认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

由于周恩来事先有交代，晚饭的菜虽说不很丰富，但是，湖南名酒“白沙液”的供应很充足。席间气氛异常热烈、轻松、无拘无束，大家开怀畅饮。有四五个人喝得过了点量，但未闹出什么笑话来。

北京来长沙的客人，对于湖南醇香扑鼻、口感不错、喝起来蛮上口的“白沙液”酒并不熟悉，谁知道它的后劲还是挺厉害，有人喝了“白沙液”，又喝“茅台”酒，这两种高浓度白酒合起来的作用，使一些久经“酒精”考验的人也被“撂倒”。

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情绪。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长沙蓉园2号楼的房间本不算少，能让随员们住的房间距离周恩来的主房间较远，而主房间旁边的“标准间”太少。尽管总理随员不多，但从工作考虑，除了警卫人员外，医疗组的专家与护士都必须紧挨着总理的房间为好，便于随时呼叫。只因“标准间”不够用，我在靠近周恩来卧室外的走廊里临时支起一张行军床，用屏风挡起来，就算是敝人的卧室了。

26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那边来的电话，请他过去谈工作。我与警卫一起陪同他坐车去1号楼。到了1号楼，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长谈。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按照医疗方案规定，白天，周恩来应该每四小时服一次药。

此刻，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药已经服完了。如今他重病缠身，深夜坚持工作，我考虑加服第五次药。可是，我哪敢冒昧去打扰两位领袖的谈话。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我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不能光怕“打扰”，想起离开北京前，叶帅的“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外”和“要安全返回北京”的嘱托，我几次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了解谈话是否快要结束了，若将要结束，就不再进去送药了。但得到的回音都是“不知道”，因为谁也不敢冒失地闯进去张望，更不要说打听了。

最后，我只能把给周恩来服药的小药瓶，请毛泽东处的工作人员送进去，给他服用，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常用来提醒周恩来休息、进餐、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的办法，这是一种信号，以期得到他的默契与配合。这个做法，常常是成功的。

这时，我独自到院子里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冬日长沙的深夜，室外温度也很低，加之潮湿阴冷，这种感觉比之北方的干冷更难受。到了凌晨4点钟样子，东方微露鱼白，晨星稀疏，在室外呆的时间长了，更感到身上冷飕飕的，便回到1号楼门厅内。

我刚开门掀起帘子，见到周恩来正同毛泽东的秘书在说话，我又退了出来，回到汽车上坐等。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仍不见周恩来出来，我同警卫员商量，决定都下车，到门厅外等候，必要时，走进去提醒他回住地休息，即使挨他的呵斥，也要进去“冒险”催促一声。否则，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尽责。

主意已定，我们就下车走近门厅，听到周恩来跟他们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我们赶紧主动离开门厅，免得人家说是“偷听机密”。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听到周恩来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这常常也是他给我们随员的“联络信号”。他用这样的办法提示身边的人，他的谈话结束，准备走了。这时，门帘拉开了，周恩来同他们握手告辞：“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照顾好主席。”

1975年，周恩来向外宾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吴阶平：“要如实告诉总理。”邓小平：“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4年12月以前，我们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党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将肠癌的治疗推迟了下来。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摘自《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作者：张佐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生的艺术》,梁漱溟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29.80元。

梁漱溟是一个传奇，用世俗的眼光看，他具备成为传奇的一切条件。他出身名门，父亲投水殉节而动天下，人生开端已不同凡响；他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聘北大，成为一时之谈；他曾试图自杀，最终却弃佛从儒，成为一代大儒，这又是一奇；他痛恨军阀殃民，却得军阀韩复榘之力推行新农村建设，这又是一奇；他与毛泽东八次长谈，两度通宵，情同知己，最终却“反目成仇”，本已奇中见奇，而当他受尽磨难，却痴心不改，仍然表示佩服毛泽东，这就不能不是最大的一件奇事了。

梁漱溟最为世人熟知的是两句话：民国时期的“吾辈不出如苍生何”和“文革”时期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两句话成了梁一生的标签，但实际上，它也概括了梁漱溟一生中的两件大事：推行乡村建设，做一个真儒家。读懂了这两句话，也就读懂了梁漱溟。

回看近年文化热潮，是一波接着一波，好似流行歌坛，你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二年。单就笔者经历，先有民国知识分子热，文化界为“鲁迅PK胡适”颇费了些口水；然后是文化保守主义抬头，杨振宁等一班老人搞了个《甲申文化宣言》。继而国学热兴起，政府寻根祭祖风行，于丹开始走红，孔夫子借《论语》还魂，李零牵出《丧家狗》；所谓“大陆新儒家”也纷纷粉墨登场，借机寻找自己“阳光下的地盘”。在政府与民间的互动下，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大势所趋。一一辨析过来，我们不难发现，与上述几乎每一波文化热都有关的，是一个梁漱溟，而且只有梁漱溟一个人。

梁漱溟是绕不过去的。在五四北大时期，梁漱溟是冯友兰的老师，属于和胡适一代的知识分子。当胡适建起自由主义阵营，革命的左翼与之分庭抗礼的时候，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远离“问题与主义”，走向农村乡间，也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条道路。当今文化界讨论鲁迅胡适话题，必不能忽视梁漱溟这一极。在儒家重建孔子归来的进行曲中，尽管舞台上活跃着“大陆新儒家”等新贵的身姿，但人们不敢忘记梁漱溟这位新儒家的宗师，这位被公认的最后的一位儒家。

几年前，几位文化老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学宣言》，招来自由知识分子的迎头痛批；前年，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竖起孔子像，又倡导成立国学院，要“脊续文脉”，从而遭到袁伟时等学者的批评，斥之为封建专制主义招魂；去年，于丹央视开讲《论语心得》，将儒家“心灵鸡汤”卖到了普通民众，但也引来知识界不小的批判声音。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一直伴随着反对的声音，伴随着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这样一个主旋律，凡出头的儒家人物，无不“享受”“打倒孔家店”的待遇。

分析知识界对当代新儒家的批评理由，罪名大多脱不过专制与伪善，即专制统治者借助儒教的三纲五常，在政治层面加强专制王权，也加强了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使人们集体走向萎靡与伪善，当然免不了成为批评的靶子。而梁漱溟却与我们熟悉的当代“儒家”颇不同，他自命孔子传人，却用一生的身体力行，表现出了儒家少为人知的一面，即起而行之，开启民智的一面，反抗强权的一面。梁漱溟执有入世理念而不书生空谈，而是深入乡村开展民众教育；他崇尚明君却不走愚忠路线，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中，保持了可贵的独立精神。梁漱溟的思想与作为，既是真儒家的完美体现，也超越了传统的儒家人格，表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这样的梁漱溟，自然被自由主义者引为同路人。而当下所谓“新儒家”，其言其行与梁漱溟不可同日而语。

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他不是国学家，也不是佛学家，也不是哲学家，“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他一辈子不断思考和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决定着梁漱溟成为一个思想者，一个行动者，也影响着他成为一个布道者。

孔子周游列国，面向国君陈售自己的政治理想，梁漱溟则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试图建设道德共识，重整崩溃的乡村，以达到复兴中国社会伦理的目标；孔子退回乡里，广收门徒，用教学来传播他“仁者爱人”的思想，而梁漱溟也用演讲等方式传播着他的人生理念。从《人生的艺术》一书可以看出，梁漱溟为学生、职员甚至军人作过大量的演讲，为青年人讲人生，讲道德，讲青年的修养，讲中国文化，讲宗教问题。他希望依靠青年的觉悟与奋发，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从这一点来讲，梁漱溟的“好为人师”，是与他的思想一以贯之的。

贺勇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能否状告公安机关？

我：要告公安？

贺勇全：是的。

我：你没搞错吧？

贺勇全：作为朋友，你又作为律师，请你告诉我能不能这样做？同时也请你告诉我，有无这样的法律。我是在痛苦与耻辱之中，认为只有你才能帮助我。

我：作为朋友，我义不容辞；作为律师，又是我的良心与职责所在。在你告诉我事情的原委之前，我得告诉你中国并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同时，我更想提醒你，假如有这样的法律，往往在更多的时候，它的观赏性大与实用性。其中的道理，我想也就不用多说了。尽管如此，你也不妨细叙原委，让我们共同来看看，能否找出一些事实，想出一些办法。

　

这是一份近20年前的纪录，那时中国并没有行政法。我之所以保存了这份记录，是因为在我从事律师的行当中，觉得其中有些原因无法搞清楚，直到今天来看也同样如此。我想尽管时过境迁，但我认为我的朋友贺勇全，还是我后面将要谈及的胡克思，都无法忘却这段人生的经历。

贺勇全，男，1956年出生。自幼喜欢读书，所以身上很有一股书卷气。正如有些年轻人在不懂世事的情况下，选择了错误的人生之路一样，他喜欢上政治与历史，在他生活的社会中，就已或多或少决定了他未来的悲剧性的命运，更何况他还有执着的性格和待人坦诚的胸怀。那时他还年轻，有着年轻人的冲动和勇气。那么他未来的悲剧性的命运就完全注定了。果然，他在社会上结识了一批与他志趣相同，对社会有着几乎一致认识的朋友，毫无疑问，我和胡克思也属于其中两个。贺勇全似乎比我们许多人更执着，更有勇气，他于1983年被当局以反革命煽动罪的罪名，判刑5年。这种罪名在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国家里没有了这种类型的罪，而是将这种罪名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了，在本质上这类罪与反革命罪并无二致。1989年，贺勇全刑满出狱。用他的话来说，在狱中，是为没有自由而犯愁；走上社会，是为生计而犯愁。

胡克思，男，1954年出生。也自幼喜欢读书，尤爱文学，还经常写诗，据说他写的诗，在一些懂诗的朋友中评价不错。尽管他喜欢文学，但他对社会的认识却与许多朋友一致，并且生性活跃，所以他在朋友们之间是个大家都有接触，提起来没有人不知晓的人物。我与他第一次接触的时间与地点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口才很好，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看法，更使我惊奇的是，大家都说他文学方面颇有造诣，但他谈起他对社会的认识以及政治方面的观点，同样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但总体上，我不喜欢他，认为他给人有言过其实的感觉。由于贺勇全等几个朋友被当局判刑关押，在外的朋友他们之间的来往大为减少，没有必要的事情，几乎已经如同路人。我记得之后与胡克思仍有过一次交往，此时他已经老练了许多，话也不再滔滔不绝，而是要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在他得知我因贺勇全的事情受到一些牵连后，便表示出很大的不平，他提出要我到有关部门去闹一闹。他还举例告诉我，某人就有成功的事例。他还告诫我，不要害怕，人生就是一搏。他还非常友善地说，只要我去闹，不但他会支持我，还会说服其他朋友来支持我。当我提出想请与我一同去找有关部门时，他婉言拒绝了。他说，他很想与一起去，一来是最近很忙，没有空闲，二来是现在不需要两个人。他加重语气，极为诚恳地要我放心，到了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出来，与我站在一起。

我：你不是在胡克思的书亭帮忙吗？

贺勇全：是的。事情正起因于此。胡克思要求我每天从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工作，每逢星期六与星期天则是下午3点到晚上11点。昨日正是星期六，我按时到了书亭。不一会儿，来了一名警察，他要求我关上店门，跟他到派出所去一次。我很惊讶，也有些迟疑，心里在想警察找我为了何事？我告诉警察，我现在与别人打工，在没有得到允许之前不能轻易离开。他有些不耐烦了，说道我知道，这书亭不就是胡克思的吗？我找你他是知道的。我听他如此说，只好关上店门，跟着他走了。在派出所里，这位警察很客气，他请我坐下，告诉我，胡克思家里出了一件事情，他今天上午来报案了。所以，这位警察要求我配合他的工作。
　

在我的律师生涯中，每一位来聘请我成为他们代理人时，都需要收取代理费。而贺勇全的事情虽说他没有聘请我成为他的代理人，但我私下仍然为他办理了一切手续。我没有告诉他，是因为我认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想我应该在他面受困境之时，尽些朋友的道义。我之所以在我工作的律师事务所里办理了聘用我成为他的律师的手续，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的遭遇的原委。我相信，以律师的名义去了解贺勇全所受的遭遇，将为追查其原委提供很大的便利。我私下支付了一切费用，当然名义上是贺勇全的。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也是最后一次这样做。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那位受理胡克思报案的警察，可能他从没有遇见过律师的询问，所以显得有些紧张。他不仅为我提供了有关此事的材料，也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一切。

在派出所的卷宗里：

家住××路××号××室的胡克思，陪同他的朋友张××（笔名白岛）前来报案。据白岛声称，他有一笔钱款放在自己一只黄色的行李包中的夹层不翼而飞。这笔钱是1500美金，4000港币兑换券，折合人民币一万六千多元。据白岛声称，这笔钱在四天之前从银行取回后，就放在自己的行李包中。该行李包在三天之前被移到胡克思家中，直到发现之前并未开启过。据胡克思说，由于该房间自己一人独居，这几天并没有什么人来过，只有朋友贺勇全每天会来，因为他在帮胡克思看书亭，要来交营业款。

这份卷宗里，除了立案材料之外，还有三份材料，一份是警察询问胡克思、白岛的记录，一份是警察询问贺勇全的记录，还有一份是贺勇全被抓进派出所之后，胡克思、白岛写的补充材料。卷宗还写着一个结论，上面写着：本案移交区公安刑侦队。

　

在询问胡克思、白岛的记录中这样写道：

警察：贺勇全与你们什么关系？

胡克思：朋友，一个已经交往了将近十年的朋友。

警察：他为什么在你这里打工？难道他没有正当的工作？

胡克思：是的，他没有工作，因为他刚刑满释放。他不但没有工作，生活也不好，我见他可怜，又是朋友，所以我就留他在我这里，在我书亭帮忙。

警察：你是说他坐过牢？而且又没有钱？他出来多久了？

胡克思：才出来几个月。

警察：你是江苏人，跑到上海来做什么？

白岛：我是来拿稿费的，现在丢掉的钱就是我的稿费。
警察：白岛是你的笔名？为什么取这样的笔名？

胡克思：你知道有个诗人名叫北岛的吗？因为他崇拜北岛，所以就取了这样的笔名。

警察：北岛？白岛？读起来听起来有些分不清。这么说，你也是个诗人？

白岛：是的。

警察：贺勇全知道你包中有钱吗？

白岛：不知道。但他知道我手上有美金。

警察：你告诉他的？

白岛：我问过他人民币与美金兑换的行情。

警察：你认为贺勇全有多大可能偷这笔钱？

胡克思：这话很难说。从他的情况来推断，他肯定很需要钱。

警察：你们回去，再好好地想想，有什么情节遗漏的。如果想起什么，就打电话给我。

　

警察：我想问问你，你昨天晚上睡在什么地方？

贺勇全：胡克思家。

警察：你几点钟去他家的？

贺勇全：晚上11点半左右。

警察：胡克思家中除了你，还有谁？

贺勇全：有胡克思，还有他的朋友白岛。

警察：你几时认识白岛的？

贺勇全：在一个星期之前。

警察：你们怎么认识的？

贺勇全：一个星期之前的下午，白岛提着行李包跑到书亭说是找胡克思。他说他叫白岛，是胡克思的朋友。他问我怎样才能找胡克思？我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大概不是坐在他家的门口，就是坐在书亭里了。白岛迟疑了一下之后，将行李包提进了书亭。在书亭里，他告诉我他从苏北老家来。

警察：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来上海的目的？有没有与你提起他有外币？

贺勇全：他告诉过我，他来上海是为了取一笔他的稿费，这稿费是他朋友从美国寄给她的。他还问我现在上海美元兑换的行情。

警察：你怎么说的？

贺勇全：我告诉他，我也不懂。只是看见马路上有人写着兑换外币。白岛听了当时连忙问附近有么？我说我对附近不太熟，所以不清楚。

警察：他有没有说他有多少外币？

贺勇全：没有。

警察：可以这么说，你是知道他有外币的。

贺勇全：可以这么说。

警察：你知道我找你的原因吗？

贺勇全：不知道。

警察：我还想问你，你今天几点离开胡克思家的？

贺勇全：大概是上午的七点。

警察：你走的时候，屋里有几个人？

贺勇全：只有胡克思与白岛。

警察：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贺勇全：应该说是在十二点半左右。

警察：你睡的时候胡克思和白岛睡了吗？

贺勇全：没有，他们还在说话。

警察：你十二点半才睡，为什么七点就离开了？

贺勇全：因为家里有事，只得早起回家。

警察：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上午胡克思与白岛两人来到我们这里报案，说是白岛行李包里藏有的美金及港币兑换券不见了。美金有一千五百，港币兑换券有四千，总价值在一万六以上。这是一个不小的案子。我整个上午都在忙这件事情。如果你知情的话，你要告诉我。同时也要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线索能提供给我们？（见贺勇全没有作声）你不要怀疑，虽说白岛的行李包几天没有打开，但他今天上午突然感觉到什么，就慌慌张张打开了他的行李包，一拉开拉链，就看见装美金的纸袋在上面，马上觉得大事不好，打开纸袋一看，果然里面的东西不见了。（贺勇全仍然没有作声）你知道人有第六感觉。白岛今天上午的感觉，应该说是第六感觉。（贺勇全仍然没有作声）白岛的行李包与其它一般的行李包一样，里面夹层有个口袋，装钱的纸袋就藏在这口袋里。所以他一看见纸袋在外面，就感到大事不好。你看见过白岛的行李包吗？

贺勇全：没有。

警察：今天我把白岛的行李包送到市公安局去检查指纹，虽然你说这个包都没看见过，但我们还得查一下，所以你要留个指纹。

贺勇全用手在墨盒里按了一下，然后再按在纸上。

警察：不管怎么说，你是有嫌疑的人。（贺勇全没有作声）当然，除了被害人之外，你与胡克思都有嫌疑。你认为他有拿这钱的可能吗？

贺勇全：据我平时对胡克思的了解，认为他不能。

警察：这就奇了，你没拿，他没拿，这钱飞了不成？

　

在卷宗里，这是唯一一份笔录，而且最奇怪的是案子也到了这里没了下文，就像一场刚开场的戏，却突然拉上了帷幕，宣告结束了。整个案子还有两张纸，是胡克思与白岛写的晚上他们和贺勇全的一段经过，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白岛是这样写的：

晚上11点左右，我去了书亭，见贺勇全坐在那里，他严厉地责问我，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钱财藏好，搞出这种事情来。我分辩说，谁也没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再说，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我没有藏好？贺勇全高声地说：你这叫藏好？，把这么多钱只是放在自己旅行袋夹层口袋里？我一听马上想到贺勇全怎么会这么清楚我的钱所藏的地方？我对他说，如果你拿了我的钱，我求你赶快还给我，因为我妻子正在生病，急需要这笔钱治病。贺勇全几乎狂怒起来，他向我大声吼道，什么如果？我行得正，坐得稳，不要说拿你的钱，连见也没见过！我想我不必再与他交缠下去，得赶快报警。于是我走出书亭，要胡克思与我一起去警所。而胡克思认为他应该与
贺勇全谈一次，让他自觉地将钱拿出来。

胡克思是这样写到的：

我在书亭外，贺勇全与白岛的对话我听得一清二楚。当白岛走出书亭，要我一起去警所，我人为我应该与贺勇全谈谈，让他自觉地将偷去的钱拿出来。这样既让警方减去查案的麻烦，也可以使贺勇全减轻惩罚。于是我将贺勇全拉进了书亭后面的小花园进行劝说，不意他怒气冲冲，恶语相加，我见他这副模样，知道自己劝说是不会有效果的。只好放手让警方处理。

从事情的经过来看，贺勇全是个主角，到了这里反倒像没事似的，除了那份笔录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之后的事情，全部是贺勇全对我的叙述，而我呢，是根据他的叙述向警察、胡克思和白岛等有关系的人员进行调查与核实。

我问贺勇全，你怎么知道白岛的钱藏在何处？我想我这样问有伤我们之间的情谊，但我认为很重要，同时也是失主最想知道的事情。贺勇全居然并没有感到一丝的不快，只是平静地说，这是警察告诉他的。我想起来了，在那份笔录里警察向贺勇全说过藏钱的地方。我又问贺勇全，胡克实把你拉进他那里的小花园，你为什么想胡克实发火？是否感到被人冤枉而怒气冲冲呢？贺勇全回答说，他还不至于幼稚到受了冤枉就会暴跳如雷的地步。他说，他明白受到平白无故的冤枉，最理智的办法找出事由来洗脱。如果找不到，最好是沉默，等候为自己辩护的时机。至于他为什么想胡克实发火，贺勇全是这样说的：“胡克实把我拖进了他书亭后面的小花园里，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你可以把钱拿出来了！我说你凭什么？他说，房间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白岛总不能偷自己的钱，能拿钱的只有我们两个，我是不会拿的，不是你又能是谁？”紧接着胡克实又说：“你拿了就拿出来，不是件什么大事，我与这里的派出所关系很好的，我一定会帮你到派出所疏通。凭着我与他们的关系，我看此事也就不会处理了。”贺勇全说他对这样的话发怒的还有一层，就是在警所里，当警察问到胡克实有可能偷钱的时候，贺勇全凭他对朋友的了解直言胡克实不可能做这种下流之事。

之后我在询问白岛与胡克实时，他们两人都与我谈起那天书亭以及书亭后面小花园里的情节。白岛坚持说，贺勇全如果没有动过他的行李袋里的钱，怎么会这样清楚他藏钱的地方？当我告诉他，这是警察在询问贺勇全时告诉他的，白岛表示出不能相信，直到我明确告诉他我有询问笔录，并答应之后我拿给他看时他才无话可说。不过那时他脑子已经有些乱了，为自己这次失窃已经便有些神经质，他不时地向我提出他没了这钱，他妻子的病怎样治疗？他甚至说他已经无回家的路费。他仍然坚持他的失窃与贺勇全有着很大的关联。

当我问及胡克实那天晚上书亭后面小花园的事情时，他只是告诉我他出于朋友的好心，对贺勇全进行了劝说，遗憾的是他一点听不进去。我提出，能否说的详细一点？他说具体的话他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他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这样。我想也许他自己所说的话他真的记不起来了，但被他刺痛的贺勇全却会永远记着，刻骨难忘。这也再一次理解了，人类的先哲们对我们语言谨慎的教诲。胡克实虽说没有回答我的询问，但他的话或多或少已经证明了贺勇全所说不虚。我对胡克实说，你到了那个时候才想到朋友的情谊，是否晚了些？胡克实说此话从何说起？我说，你如果真的有朋友之情，为什么不在报案之前找到贺勇全询问一下？假设这钱是他拿的，你在报案之前对他询问则是给朋友一个机会。他一定坚持自己没有干过这类事情，那么你去报案我想你对朋友也算仁至义尽了。胡克实见我如此之说，勉强辩解道，由于当时一见没了钱，所以也就没有考虑这么周全。我想他这样说，也未必不在情理之中。但在之后当我再提起这事时，他却说，他起先是不肯报案的，也想找到贺勇全问一下，但白岛坚持要报案，并把他拖延报案看成有什么隐衷后，胡克实说他自己实在无法，只好跟着白岛进了警所。

还有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贺勇全、胡克实和白岛三人都说，深夜时分，是白岛走进书亭与贺勇全进行了一段对话。白岛就是根据这段对话来断定他的钱就是贺勇全拿的，这原本不奇怪，因为他不知道警察与贺勇全的那段对话，但奇怪的是，为什么胡克实不与白岛共同进书亭，而呆在书亭的外面。事情看上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从情理来说，却十分反常。要知道从正常的心理来说，三个都是朋友，在同一场合下发生了一件三人都有关系的事情后，应该都会产生三个人聚一聚，将事情相互议论一番的心情。但在这起事情中，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甚至胡克实和白岛居然连这种心态也没有，这无任如何不能不说是种反常。造成这种反常的原因，只能是一个，就是事情一发生，甚至在发生之前他们俩就有了一种共同的认定，而且这种认定是不存在任何一丝疑惑的可能。除此之外，只剩下客观条件不允许了。但在这件事情不存在这种情形，因为只要胡克实和白岛有这样心态与愿望，就完全能与贺勇全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这件事情。至少贺勇全他有这样心态与愿望，他告诉我，他第一次从警所出来，将书亭的门打开继续经营，但不久他就关上门去寻找胡克实与白岛了。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断定贺勇全绝对不是拿钱的人，而不需要凭借他平时为人与他的素质去下结论。我始终想不明白两个正常的人在遇见这种事情，怎么会没有这种心态，唯一的解释就是事前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或者已经知晓事情将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正如任何设想周全的计谋，总有它不完善，甚至漏洞的地方。这件事情只有当事人被遭遇上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心理想法，而这种想法是设计者无法在事前预想到的。但问题还不仅如此，认识这一点也只能存放在我的心中，因为我知道我向他们任何一个人提出，他们只要说句我确实没有这种心态，我也无话可说。事实也是如此，当我问白岛，为什么胡克实不与你一起进书亭？白岛说这是胡克实的主意，认为分别劝说贺勇全回避一起劝说的作用大些，同时有些话两人说来要比三个人一起说更容易，也会更有效果。胡克实也承认这一点。我说，这么说起来，你们从发现失窃的开始，就已经断定是贺勇全了。白岛是点头称是，胡克实则说，不能这么说，只是怀疑贺勇全而已。

接着，还有一件更使人疑惑的事情，那就是贺勇全在书亭后面的小花园与胡克实不欢而散，仅走过一条人行道，准备过马路时，就驶来一辆警车，将贺勇全带了上去。从警所到带走贺勇全的地方，车子很顺的话也需要5分钟的路程。贺勇全穿过人行道走上马路则最多只要一分钟，这也就是说警车早已上路准备前来抓贺勇全了。现在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白岛出了书亭之后，马上赶往警所。我之后沿着书亭到警所，走过两次，白岛就是跑步到警所我认为最少也需要15分钟。等到白岛找到处理此案的警察，将事情说清，警察然后驾车直奔书亭，我认为最少要25分钟。贺勇全告诉我，他与胡克实谈话到离开，决不会超过10分钟。关于这点我也问过胡克实，他也承认时间很短，大概只有10分钟。那时的通讯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手机还是极其罕见的奢侈品，路边能打电话的地方没有，这也就是说白岛跑步到警所，请求警察来抓贺勇全的可能性不存在了。不仅如此，连白岛他认定贺勇全知道他藏钱的地方而推导该钱就是贺勇全拿的想法，都不能在那时讲给警察听，那么警察凭什么突然决定要抓贺勇全，并就在他一出小花园就能带走他？只有一个可能，在白岛进书亭之前，胡克实、白岛和警察都已经在书亭的附近了，抓贺勇全是早已决定的事情。我为此事询问白岛，他说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后来被告知要马上赶往警所。我问他，你是否看见警车来抓贺勇全？他说他没有看见。我说，事实上贺勇全与胡克实分手只有一分钟左右，贺勇全就被带上了警车，我认为警车早已等候在一边了。白岛只是说，他没看见警车，更没有看见有警车在等候。胡克实则说，警车将贺勇全带走他是看见的，他为此感到非常的奇怪。一会儿他被通知立即去警所，于是他与白岛匆匆赶往警所。

接下来几乎全是贺勇全一个人的叙述了。他说，我被带进了警所，那个下午找我查询的警察厉声地向我喊道：你快把钱拿出来!

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拿了钱？

警察怒不可遏地吼道：不要以为你吃过官司，就有了资格。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看得多了！一面说着一面与另一个警察冲上来强行搜身，见搜不出什么东西，恶狠狠地说，好，你等着！说着与另一个警察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胡克实与白岛走了进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是为了你好，来劝劝你的，赶快把钱拿出来吧，免得受苦！

我激烈地回道：你们有什么理由说我拿了钱？特别是你胡克实，你也是嫌疑人，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

胡克实说道：我也是为了你好，大家朋友一场，所以我求警察帮忙，让我们先来劝劝你。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朋友的道义，出于好心。你冷静一点，听听我们的劝说。当他发觉我并不领情时，只得讪讪地说：你这个样子，也不能怪我们了。说着与白岛走出了房间。

马上警察走了进来，拿着电警棍朝我身上电击起来。嘴里叫道：说不说？

我说；我说什么！

警察：说你拿钱的事情！

我说：你们凭什么说我拿了钱？

警察说：事情这么清楚，你还要抵赖？

我说：事情清楚什么？

警察说：你怎么知道行李袋藏钱的地方？不是你动的手，又是谁？

我说：藏钱的地方是你告诉我的！

警察说：我会告诉你？

我说：不信，不可以想一下你下午与我讲的话，你也可以查你记下的笔录！

警察说：不可能！你到了现在还要嘴硬！

我知道我的任何辩驳都无济于事了，于是不再开口，只是用手不停地推开电警棍，很快我手腕上就留下了击伤的痕迹。这样一直折腾三个小时，警察也累了，他们把我铐在一条长凳上，就去休息了。

一早，我被送往了分局的刑队。在刑队呆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来了一位年纪较大的警察，他似乎已经知道了一切，但有些地方仍然询问我，并警告我一定要讲实话。我很快就从他口气中感到，他认为我拿钱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既然警所把我送到了这里，仔细盘查一下他认为是应该的。他问我，你说你连失主的行李包也没看见过，那我问你，如果这包上有你的指纹，你将怎么说？

我说，如果有我的指纹，包里的钱不是我拿的也算我的拿的，随便你用什么处罚我我都认了。于是我的双手再一次被送进墨盒，留下指纹。之后他走了，一直到快吃晚饭之前又出现了，拿着一张传唤证要我签字，嘴里说道：马上就要放你走了，但你要想想，这到底是件怎么回事情，如果能想起有什么价值的线索，希望你能打电话给我。如果确实是你拿的，也希望你来自首，这总比让我们查出来好。

我走出分局，直奔胡克实的家。从失窃的事情来看，我与他的朋友之义已经走到了尽头，由于我在他的家还有一点东西，所以我必须去一次。在他家的门口，我听见有人问：你们说说，这次贺勇全将会有什么结果？只听见胡克实与白岛异口同声地说：有去无回。

我用力捶了几下门，门开了，胡克实等人大为吃惊，目瞪口呆。我拿好我的东西走出了门，此时胡克实才醒悟过来，追了出来，要求我，此事到此结束，不要再向人提起，特别是向朋友们说起。他说道，你不要不相信，这事说出去，对你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再说此事了。
我拒绝了他的建议。

贺勇全：我到过区检察院，他们告诉我，对于我在警所的遭遇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建议我去公安分局的政治处。我找到政治处，里面的警察听完我的叙述后，说道：这事情有些难办，因为当事的警察会不承认此事的。我出示了我手腕上被电警棍击伤的痕迹，因为这痕迹很明显，与电警棍顶部的螺旋形的金属丝的形状相同。那警察看了我的伤痕后，说道，这就容易了。然后开始记录我的讲述。

我；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我想问一下，你认为这到底是件什么事情？白岛的钱到底到哪里去了？胡克实为了推尽他的嫌疑，居然一口咬住是你拿的钱。难道我们不能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倒打一把？

贺勇全：说真的，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情。白岛他是失主，丢了钱自然心急如焚，更何况他还要用这钱给他妻子治病。胡克实是个读书人，凭他的素质也不是一个偷钱的人。

我： 我总感到此事有许多地方不可思议，而且有些事情也过于凑巧。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局，一个想得很细也设得很巧的一个局。我们凭什么相信白岛的话呢？很可能他从头至尾都在说谎，都在无中生有。

我按着我的想法，初步认为白岛是个骗子，所以根据他提供的家乡地址，用我律师事务所的公函发了一封信到他家乡的政府部门，询问白岛这个人。正如我所预料的，此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办理此案的警察，我也只见过一次面，谈过一次话，等我准备第二次找他时，警所告诉我他出差于外了。之后，我多次打电话，均被告知不在。

我找胡克实，他是一付无辜，甚至还带点委屈，谈来谈去就这几句话，其余的他都说不知道。

唯一出乎我预料之外的，就是本事情的一个多月后，那个警所找到了贺勇全，向他赔礼道歉。

我知道我的调查陷于全面的绝境了，只得把所有的材料理在一起，锁进了柜子。这一锁就是十几年。近来我整理时，发现了这些材料，我一面翻着，仍然升起好奇之意。十多年后的我，与当时的想法依旧一致，白岛是个最有疑点的人。我猛然想到，白岛不是自称他那失窃的钱是稿费吗？那说明他有作品出版。根据我的经历，白岛说他在海外发表作品，一下子就能获得这么高的稿酬，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据他说，他都是发表一些诗作，这就更不可能获得这么多的稿酬了。既然白岛出过作品，那么今天的网络肯定会有记录，于是我花了两个晚上在网络的搜索上寻找，结果一无所获。这就可以下出一个肯定的结论：白岛所谓的稿费是个骗人的谎言。但事情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无法解答，他为什么要编这样的谎言来陷害贺勇全呢？接下来的问题是，胡克实为什么要帮着他一起来诬陷自己的朋友呢？如果把事情换个角度来思考，我就要问这里面是否具有政治的原因呢？

　

写于2007年11月21日
　

　《自由写作》首发

张恨水生当动荡岁月。民元以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军阀暴生，国无宁日，各地志士屡仆屡起，抗战以后，又辗转流徙，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固成问题，书籍的奇缺，更使精神难得点滴寄托。《剪愁集》即成于这一漫长时期，遭遇坎坷，颇多难言之隐。彼时新文学已大倡，小说、戏剧、散文、语体诗，构成新文学主流。诗词之道，虽未湮没，然亦颇乏市场，新文学家视之为远远落伍于时代的雕虫小技。更因北洋政府时代，老牌官僚政客往往把旧诗拿到势力场上作交际之用，与清客的媚态相揖让唱和，而其本质，却是私欲内里、风雅其外的。就连吟风弄月、偎红刻翠都算不上，徒成其妄念贪心的装饰品，结果自然不免连累到文艺本身。新文学家固然有激使然，多弃之如敝屣，一般中青年文人，对它亦冷落，虽然他们不免有些旧文学的功底。其实就主因来说，委实并非错在旧诗本身。周氏兄弟、俞平伯先生的诗词作品其价值均不在他们的新文学之下，而郁达夫的大量旧体诗，近年见有论者以为其审美分量在其小说、散文、文论之上，亦可谓知言。恨水先生那样饶于老派情怀的文人，他的诗词、散文，俱为小说的巨大声名所掩，实际上他的旧体诗词既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又能近接时代氛围，使个人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怀抱相交织，同时亦将民间的疾苦、兴亡的情绪寄托其中。他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虽以章回体名世，实际上也是章回体的《家》、《春》、《秋》，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都并不在后者之下的。《剪愁集》之“剪”，略等于现代文论中的宣泄、升华之说，故言愁即是剪愁。在恨水先生或婉转或直截表达的种种深隐大痛之间，对于世风的转变，时代的激荡，民族的悲欢，我们后人不能不为之涕感三叹，虽然逝水流光，斯人已杳，但古今人情不相远，意识形态固已一变再变，而时代的风烟余烬里，后人亦不难找到自己类似的影子或理念。

《剪愁集》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虽然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但身处怨愁困乏，在孟郊、贾岛这些古人，一变而为通彻的绝叫，在恨水先生，却在言愁的当中保持了儒者相当的敦厚，愈见其沉痛悲凉，入骨的沉郁。他的绝句承转自然，无丝毫斧凿痕，妙在言语之外，是近乎天籁的那种。七律以其格局工整，可以写景，又可以传情，无如诗中最难学的就是这一体。恨水先生以渊深的旧学功底，天才诗人的情怀，笔下律诗多浩气流转，往往以血性语，直搔人生的痛痒。有时造意深远、措辞谋篇巧不可阶，仿佛字字露光花气，十分醒眼，有时又出以打油之体，类似白话，一看便懂，却字字非悲风苦雨，非大手笔大力量不能妥帖。忆昔二十几年前，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正在大学听教师讲现代文学史，无非说恨水先生是典型的言情小说家，也是轻轻一语带过。误人子弟，往往莫甚于课堂。实则就先生全集而观之，言情比重并不太大，在抗战以后，其各类作品，无不与民主政治、抗战建国有关，他的新旧兼备的思想，又使他养成愤世嫉俗、守正不阿的态度。罗承烈先生说，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丝毫找不出来。他一生写文卖文，对世道人心有绝大的启示，却无半点非分之想，因此老舍先生说他“比谁都有资格自称为文人”。是的，恨水先生卷帙浩繁的作品达三千万字以上，而且都是站得起立得稳，从容不迫中透着泼辣犀利，是现代文学中最经得起考验的丰碑、不可低估的文化财富。

 “热肠双冷眼，无用一书生。谁堪共肝胆，我欲忘姓名。”（《记者节作》）“一瓶今古花重艳，万册消磨屋半间。”（《五十九初度》）“登台莫唱大风歌，无用书生被墨磨……都传救国方还在，早觉忧时泪已多。”（《枕上作》）“百年都是镜中春，湖海空悲两鬓尘。”（《敬答诸和者》）[/B][/U]含意无穷，哀而不怨，然读之每觉泪下难禁。不读民国史，不足以读《剪愁集》，不思索当今社会，不足以尽尝剪愁之深意。“苍蝇还到冬天死，世上贪污却永恒。”“官样文章走一途，藏猫式的捉贪污。儿童要捉藏猫伴，先问人家躲好无？”（《苍蝇叹》）“这个年头说什么，小民该死阔人多。清官德政从何起，摩托洋房小老婆。”“谈甚人生道德经，衣冠早已杂娼伶。”（《无题三十首》）“久无余力忧天下，又把微薰度岁阑。斗咏友朋零落尽，一年一度是诗寒。”（《丙戌旧历除夕杂诗》）灵光闪烁的古汉语，在恨水先生那里得以出神入化的运用，旧瓶所装的是新酒，更可贵的是诗人正直敢言的人格本色。言志与载道两者的水乳交融，忧患的意识以批判的锋芒出之，使之成为一种别致的杂文诗。家国之感郁乎其间矣！今读《剪愁集》，绕室徘徊，不能安坐，益觉旧诗不灭的生命力。

“满长街电灯黄色，三轮儿无伴……十点半，原不是更深，却已行人断。岗亭几段，有一警青衣，老枪挟着，悄立矮墙畔。谁吆唤？……硬面馍馍呼凄切。听着叫人心软……”（白话《摸鱼儿》），浅近文言，古白话，现代白话，在恨水先生笔下，其表现力是惊心动魄的！大俗反获大雅。似随意实讲究，如这阙白话《摸鱼儿》，其尖新与朴素，奇巧与浑厚，下词之准，状物之切，情景的逼真，声色的活现，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不能不推为白话长短句的典范。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虽然创痍满目，乱象横生，文化人的生存尚有一席之地。等到四十年代，国破山河在，精神和物质都无路可走之际，国人仓皇如幕燕釜鱼，文艺的色调自然也由灵动多元衍为潦倒哀哭了，人真到了绝境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苏东坡以为文人之穷“劳心而耗神，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是从作文那一天起，忧患即相伴随，几乎是先天的。不过以此衡量恨水先生，在言愁方面却只说对了一半，他更多的是忧时伤世，自哀哀人，他对民间疾苦有着近乎天然的感触。当然在创作的效果上倒是欧阳修序梅圣俞诗集所说“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上诗人与穷愁结缘，是自古而然的，只不过可穷者身，而不可穷者情志而已。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旧时文人最多这两种，都可取，恨水先生却不是狂者也非狷者，他是堪为士范的贤者。旧道德和新思想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亲和融会。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集一样，是一出漫长的传奇文，洋溢老派和正气，他是那种典型的老作家，重友谊，尚任侠，像长途跋涉的骆驼，这样的作家近乎绝迹了。他的小说固是白话，而他的诗词散文，却在白话中浸透了文言气息，楮墨内外虽与时代共呼吸，忧时之士的苦闷，而他的心情确实很旧很旧的——令人揣摸不尽的旧时月色！负手微吟一过，满心都是温馨和苍凉。这是因为他一肩是中国文学传统，另一肩是西洋文明，他的写作生涯回忆，说他年轻时产生过才子崇拜和革命青年兼具的双重人格。他笔下是传统纯正的中文，思致婉转，尺幅兴波。今天的文场，面对弥望的翻译体，那种像掺沙豆粥的文字，别扭拗口，冗长空洞，他们的初衷是要写话，结果却是不像话。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样的情势下，不免令我们越发怀念恨水先生的文字空间，怀念那醇酒一样的文字的陈年旧曲。

郁达夫的诗以近体中的绝句为主，律诗为辅。古诗他不大写——只有1920年《读唐诗偶成》等几首。绘景为达夫所情有独钟。他诗笔下的景物，是对自然天籁瞬间佳景的敏感记录，他的游记散文是主动的、渐进的，像国画中的条屏组画。他的写景诗则是横切的、即兴的，像明丽的水彩，读之如仗履行走于秋山寒林、春田野渡之间。由于文言诗歌的历史长，他的诗中颇多可与人文话语接壤通气的符号。其景物看似纯粹单性，实则是传达潜在意义的一种符号，这种形象切取经组合而成为意象，同时拓深了意境，言外语义还有千重，那就是联想和思索的空间。达夫写景诗用语活泼自然，调子清新明快，却字字句句引起不少联想，这实在跟文言诗歌的历史有关，即是一种历史的陈述，而非简单的表面观念。

贪坐溪亭晚未归，
四山空翠欲沾衣。
秋风吹绝溪声急，
树树夕阳黄叶飞。
——1920年，《题画四首》之三

回首齐云日半暝，
黄昏灯火出休宁。
明朝又入红尘去，
人海中间一点萍。
——《登白岳齐云仙境》四首之三

达夫的日记里，尝有深夜赴某处寻妓的记载，零余者的悲凉，也往往在这些地方显形，这种行为，又往往因绝望的情绪导成。这样的颓唐惨沮在他的诗中不断流露：“老夫亦是奇男子，潦倒如今百事空。只见人骑肥马去，更无心唱大江东。”（《寄舍偶成》）“生年十八九，亦作时样装。而今英气尽，谦抑让人强……”（《寄舍偶成》）“失意到头还自悔，逢人怕问北山云。”（《静思身世，懊恼有加，成诗一道，以别养吾》）他的小说，每每笔触凄婉，以此揭橥自己病创的灵魂，而正是这种零余的悲凉，增强了他作品的独在意义。就作为一个作家的遭际来说，郁达夫与朱湘相似，个性强而不愿受羁绊，他最初给《时事新报》的“学灯”投稿，当时编者宗白华兴趣在新诗，而达夫是旧诗高手，不写新诗，故遭冷遇，种种不愉快，使之成为文坛在野党。只是一九二四年后，成为独立作家，深受全国文艺报刊的欢迎。

他的恋爱生活，其坎坷蹭蹬，与其同乡同学徐志摩颇有类同之处，故挽徐志摩联中有云“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客，只为佳人难再得”。总之，哀乐中年，飞鸿倦旅，屡屡冲决精神苦闷空虚的罗网，终告铩羽。他的《自况》（联句）尝谓“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可见他性格之一斑。《减字木兰花·寄刘大杰》也寄慨同一：“秋风老矣！正是江州司马泪。病酒伤时，休诵当年感事诗。纷纷人世，我爱陶潜天下士，旧梦如烟，潦倒西湖一钓船。”他读唐宋以来名家诗，分咏七人——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陆剑南、元遗山、吴梅村、钱牧斋——都是深于历史感，从社会氛围来发议，而别有感慨怀抱的，其笔力横恣，也正于其中见出。

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文中尝谓“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以应付他的迫害者罢了。读过他作品的会明白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其实，做艳体与热爱人类、严肃生活丝毫也不矛盾。中国诗歌长河中，艳体在六朝风靡一时，在晚唐又异峰突起，蔚为大观，入宋以后，此番内容遁入长短句，而涉及醇酒妇人者代不乏人。这些诗大体上情调缠绵，趣味隽永，弥漫留恋人生的情味，就是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李后主的“奴为出来难”也颇有可取之处，当中，有诗人的向往、寄托、苦闷、理想贯穿。在郁达夫来说，这类诗正是他心底情愫的率真流露，未可厚非，谈不上什么“伪装”、“应付”。达夫的苦闷，正是当时青年的代表，正是时代病态的象征。一九三五年，郑振铎荐他任暨南大学教席，遭教育部长王世杰以“颓废文人”理由驳复。王世杰是站在舒服的位置上，戴着有色眼镜来衡量中青年知识分子，把他们的苦闷加以夸张曲解，这即是官僚的可恶了。

达夫除了做诗填词，聊以寄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像文天祥那样顶天立地的汉子，尚曾纵情声妓，但其趣味和贾似道的红妆画舫想来有本质悬殊吧。所以同样是醇酒妇人，殃民祸国的在其中做他们全无心肝的美梦，而在野的末路文人却在其中梦想黄脓虞夏的黄金时代。说达夫是无行文人，实则他正是一把辛酸泪，无处可挥呢！达夫的旧诗，可以说近绍龚自珍、黄仲则、苏曼殊，口吻、神情、风调、气质，均有逼肖之处。其诗情绪的调子，是自伤自怜，敏感绝望之中，又含有敢于自决、书剑飘零的袅袅悲慨，以及于醇酒妇人的人生消遣中寻绎出来的无尽感喟。他幼年失怙，这“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基础”（钱杏邨语）。而其弱冠以后，生事丛脞，所遇多悲，行藏颇似下却相印兵符以后的信陵君，“与宾客为长夜之饮，多近妇女，日夜为乐，惟恐不及”，那真是“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春”。以表面的行乐图来预示人生无量的悲哀啊！

《毁家诗纪》十九首并词一首，是达夫组诗里最为沉痛哀绝的一组，其哀能伤人，不能不令人从头寒到脚跟。秋风萧萧，胸臆催败，真如古乐府所云：“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达夫先生的婚姻，才子佳人，众所瞩目；他的婚变，更是一大新闻，为师友摅泪、仇家所笑。达夫以满腔的赤子之心待人，可以说一片天真，一片大义，一片血诚，这种不设防的性格，正为嗜血的阴谋分子所求之不得。当其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公干时，早已觊觎一旁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百般使诈，遂同王映霞有染，且由暗修栈道而至公然无所顾忌起来。早先鲁迅尝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谓“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又说“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暗示他提防杭州不良官僚的窥视和高压。达夫终于不听而行，及事发，已噬脐莫及。两年后作《回忆鲁迅》痛云：“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是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毁家诗纪》第一首是七绝：“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其始去也，心则坦然无虑，景则春花欲燃，人心景物纯然本真，恰好衬出后来的种种不堪。这组诗几乎每首都有作者原注，来应证诗中的故实。

第三首原注说：“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自第三首以后，一变平和安详为绝叫哀痛：

寒风阵阵雨潇潇，
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不得，
鸣鸠已占凤凰巢。
——（其四）

就在这个人生活风雨飘摇的情境之中，达夫仍以抗战大义为重，赴前线视察劳军，所以如“水井沟头血战酣”、“戎马间关为国谋”、“满怀遗憾看吴钩”等都是记录战场实景和心境感受。及返后方，又跌入哀痛的深渊，“州似琵琶人别抱”（其七），“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水覆金盆收米勺，香残心篆看全灰……”（其十二），“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其十五）。

十九首以外，《贺新郎》词一首，最见其澜翻之愁怀：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此阕长短句，原注云：“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细揣其遣词用意，绝似猛虎坐深林大泉之畔，自舔其创，情绪是哀嚎之后又继以惨笑的。这组诗亦可说处理的是复杂的灵魂问题，自然显示其渊深来。达夫深得陆军二级上将陈仪（公洽）器重，邀为福建省公报室主任，留其在闽久居。又得戴笠尊敬——1936年2月14日记：“谈到十点多钟，发雨农先生信，谢伊又送贵妃酒来。”和军界老人蒋百里是朋友（见1936年3月8日日记），甚至和日人松井石根大将亦有往还（见1936年3月5日、6日日记）。其胸中不平事，不难以剑消之，也即“歼小丑，自然容易”之意。然值彼国事蜩螗之际，他时以为念的是“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万一国破家亡后，对花洒泪岂成诗”。像达夫先生这样顶天立地的血性男儿，那些鼠窃狗偷的不良官僚又怎能理解他于万一呢？他的生活固然不免灰颓气象，而赴汤蹈火求取光明的意念，却一刻也没有停顿过。

香港文学名家梁锡华先生有感于现代文学家命运之扑朔迷离，论周作人，论朱自清，俱即小见大，见微知著，尤其论郁达夫，直发人之未发。在《曰忠曰奸》一文中，尝谓“最叫人意乱情迷的是郁达夫了，说他左，他有时资产加封建；说他右，他又歌颂过普罗和革命，他忠奸飘忽，如今一缕亡魂倒也吃得开，海内海外到处都是不愁香火的”，过人的观察，思想的闪光，随笔迤逦，不请自出。

郁达夫曾对徐志摩说“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我是作家，而非战士。）〔[/B][/U]1〕他自己说“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类事我是不能做的”。1930年11月，他果然被“左联”四次全代会决议开除，这自然是极左青年的所作所为，鲁迅知道此事后极不以为然，并认为“极左最容易变右”〔2〕。

他为现代书局选介麦绥莱勒的木刻《我的忏悔》，写文道“书中主角，终究是一位小市民之子，信仰不坚，主义不定，自满有革命的热忱，却缺少贯彻到底的毅力”，也不难看出他的心情犹疑。

1935年春，郁达夫对时局的观感是这样：“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寂寞的春朝》）他这种对现实的观感和概括，不啻是理解他诗思内蕴的绝好注脚。丧乱之余，诗情惨淡，征诸诗史，莫不如是。民国社会，九派横流，政见歧出，风雨鸡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值彼极不安、极沉闷的时代，达夫在其诗中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厌世和千缠万绕的人生留恋，二者矛盾纠结，辗转复辗转。求其诗思安和之篇，什不得其一，表面上酒色征逐，骨子里万难解脱，莫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那种“诗可以怨”的情思气象，潜伏在文辞承转之间，真正是意悲而远，惊心动魄。

男种秧田女摘茶，
乡村五月苦生涯。
先从水旱愁天意，
更怕秋来赋再加。
——1935年，《沪杭车窗即景》

作者自注：“这是前日从上海回杭州，在车中看见了田间男女农民劳作之后，想出来的诗句。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 主旨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萧条得可想。关心民瘼的痛烈心境，郁然楮墨内外，这和纯写景的田园诗，在心境和着眼点上是有本质不同的。

他诗中非常有力、非常沉痛的社会批评，真有令人拍案长喟的。像《杂感八首》中的句子：“方知竖子成名易，闻说英雄蹈海多。”“将军原是山中盗……民生凋敝苦逢迎。”“忍说神州似漏舟，达官各为己身谋。……中原衮衮诸公贵，亦识人间羞耻否？”世道浇漓，人心太坏，满心眼里是官和钱，达夫的愤懑，实在是有激使然。在苦境里无从挣扎物伤其类的人，于一读之下，不免要为他的忉怛巨痛而同声一哭了。今天的文化人，也许更会感同身受的罢？

侏儒处处乘肥马，
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惊海内，
竟无馔粥润诗肠。
……
升斗微名成底事，
词人身世太凄凉。
——1926年，《和冯白桦重至五羊城原韵》

达夫《谈诗》一文，神情口吻间，掩不住他对旧诗的酷嗜。其于旧诗审美三昧，技法及文体生命，又往往一语道着，对今人的创作鉴赏，洵有药石之效。“旧诗的一种意境……如沉着，如冲澹，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飘逸、流动之类的神趣，新诗里要少得多”。“旧诗各体之中，古诗要讲神韵意境，律诗要讲气魄对仗，做诗的秘诀，新诗方面我不晓得，旧诗方面于前人许多摘句图、声调谱、诗话诗说之外，我觉得有一种法子，最为巧妙，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他举了龚自珍诗为例，又举杜甫《咏怀古迹·明妃村》为例，以首句粗雄阔大来对次句的细微小景，次第缀之，“像大建筑物上的小雕刻”，他把这项解悟告之美学家邓叔存，对方“钦佩到了极顶”。实则明人李梦阳《御选唐宋诗醇》引，已申发此意，“迭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律诗三昧”，并以杜诗《登兖州城楼》来说明“前景寓目，后景感怀，前半阔大，后半工细”。达夫的律诗亦多合这种美学观念。如《月夜怀刘大杰》：“青山难望海云堆，戎马仓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万里，伤心故国梦千回。书来细诵诗三首，醉后犹斟酒一杯。今夜月明清似水，悄无人处上高台。”其颔联和颈联之关系，就是在大小远近的对比中，取得郁郁累累的效果。

达夫中年以后所作，律诗典重苍凉，绝句浑凝疏宕，表情达意，确有博约之功。仿佛老木而披风霜，匕首而经药淬，遣词达意，洵入游刃有余之境界。一般说，诗语可以入词，词语不可入诗，词（长短句，诗余）语可以入曲，曲语不可入词。达夫诗作，偶也不妨稍杂词语而转增风神韵味，这自然是老手的练达，却也不乏性灵者器识的高迈，此又非枯槁闲寂之辈所可解会。苏雪林论郁达夫小说略带点偏见，但谓“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３〕倒也有相当的眼光。在他的旧体诗，反而能避乏气乏力之弊。

苏雪林对郁达夫持论近苛，谓其文有多种不堪，其叙事则为啰嗦。即以此论成立，他的作品仍强过今人百倍，盖其时时不忘以学问、练达、洒脱来节制，故其放任之处也能时时警觉而随处加以挽救，这样反而形成一种张力，较之今世文学家更有上等谏果长久回甘之效。他的旧体诗，更臻渲染入骨、跌宕生动之极，兼以心思词藻，沉雄俊逸，放笔使气之余而能顿挫收蓄，故有长言咏叹之妙。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尝指出龚自珍等清季名诗人屡遭后人仿袭，“定庵之诗，清末以来，为人挦扯殆尽”，又说“然窃定盦诗者，定谳自（蒋）子潇始，《新民丛报》及南社诸作者，特从犯耳”。郁达夫、张恨水先生于旧体诗创作均极自负，都爱诵定盦、仲则之诗，但他们却能避开晚清名诗人于前人爱之深而“顺手牵羊”的毛病，采百花之蜜，酿成自家风味。民国以降，旧诗晚色褪尽，说一句无奈的话，自老一代千秋万岁之后，恐怕是广陵散绝了！

(张恨水：《剪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郁达夫诗全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注释：
1赵家璧：《书比人寿长》，香港三联1988年版，第77页。
2《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3《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