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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贪污腐败似乎日渐成为一种风气。人们对反腐败既充满期待，又时时感到失望。而腐败分子在贪污的汪洋大海中，不但时时免遭罪责的追究，而且，反抓捕反侦破反法律追究的能力日渐提高，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至高境界。腐败分子善于在大风大浪中游泳、搏击、逐浪、追潮，随着他们技能的提高，他们腐败的成本和风险越来越低，而收益则越来越高，他们贪污的脚步因此迈得更大，逐利的心态变得更加迫切。

对腐败分子最具震慑力的刑罚莫过于死刑，不幸的是，腐败分子似乎掌握了规避死刑的良方洞悉了逃避极刑的秘诀，他们似乎真的掌握了对抗反腐败的“葵花宝典”。因为他们位居官场，深刻的参透了官场的潜规则，掌握了密室策划的奥秘，因而面对“危机”时就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哪怕在反腐败的枪林弹雨之中也能保护自己免于陷入死境，他们像一群危险的野生动物，深谙丛林逃生法则。

贪官们普遍谙熟中国吏治的潜规则，他们在官场上久经考验，厉兵秣马未雨绸缪。把后路备齐，把应对工作做全，“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滴水不漏保万全，把死亡概率降低到最低。

（一）贪官的“死亡游戏”博弈大概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阶段：

（1）讨好上司，摆平下级。

把下级摆平，记要有严词威吓，又要懂得小恩小惠。大棒加胡罗卜，下级或敢怒不敢言，或者感恩戴德，什么丑事先在内部摆平了，内部的安定团结可以使贪官免除许多烦恼。

而讨好上司就更重要了，讨好上司就是在为自己提供保护伞寻找靠山，一旦出事，基本可以保证自己无忧，到时贪官后面的大靠山往往会因为保护自己的私利而把属下的贪腐弊案的传播消灭封杀在萌芽状态。

（2）靠近党委，贴近纪委。

要知道，党委是老大，纪委是管家。在讨好上司的时候，要特别重视和党委的领导干部打成一片，要明白，没有党委和常委会的首肯，贪官的一根毫毛也不会损失，因为党指挥反腐，现在的大格局是几乎人人都腐败，假如党想要抓人来练练靶子，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清白，你腐败了，党没点你的名，那么你还是“清廉”的；党点你的名了，那你就真的彻底腐败了。

纪委是党的纪委，它虽然受党指挥，但它是直接主管单位，地位很直接也很吓人，是专门玩“反腐败”游戏的，当然也得罪不得得罪不起。有道是“县官不如县管”，纪委就是县管就是直接管事的“婆婆”，得罪了它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平时就要万分注意：靠近党委，贴近纪委，使它们都成为自己的“贴心人”，平时多拜把子，厚积薄发，一旦出事，保你小命无忧。

（3）“双归”之后也是关键，要切记“亡羊补牢”。

如果你平时积累不够，打点不够。在权利斗争中被清洗了，最后被“双归”了，虽然大错已经铸下，前面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但请贪官们大可不必灰心，要牢记“亡羊补牢不为晚”的真理和教训。这时，最重要的不是请一个好律师，而是去找一个好靠山，虽然是临时抱佛脚，也还是非常管用的。

或者，你可以去向你的政治对手告饶，你已经战败，要“勇敢”地放下身段低下头颅，为了保命，切忌面子。你的政治对手一般只要毁掉你的仕途，未必一定要砍下你的头颅。只要你挥洒你的大把钞票，愿意屈膝求饶，大多数情况下，你的政治对手在达到政治目标后，一般都能放过你。搞不好就给你一个内部处分，吐出一小部分赃款，不降级改做一个“老调”（调研员），你保全了大量的赃款，实现了“软着陆”，从今以后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做寓公，领着丰厚的俸禄“合法”享受着赃款，安全舒适的度过余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不排除可以东山再起）

（4）案件交由检察院后，要争取获得“不起诉”待遇。

没获得纪委的内部处理，证明这个贪官比较失败，但也还不必要灰心，“山不转水转”，前路并非迷茫。交由检察院后，你还可以继续活动，争取让检察院给你“不起诉的待遇”，这种情况下，你的处境也不赖，只比做“老调”差一点点，虽然一下子连“老调”也做不了，但你贪污的赃款大部分还在，你也没有丧失人身自由。你尽可以拿着赃款去挥霍，乐哉悠哉逍遥度人生，何其潇洒。（还可以东山再起或以原来的政府资源做生意）

（5）进入庭审阶段后，要奋力争取缓刑。

可见，中国的贪官是有非常光明的前景的，逃生的锦囊处处有，错过一个又有一个，似乎机会对贪官是永不言歇的。这样，在进入庭审阶段后，贪官仍有极大的运作空间为自己铺就“美好前程”。比如：贪官可以为自己争取一个缓刑，实质上获得一个自由身，与不起诉的待遇几乎完全相当，这时，贪官同样保全了绝大多数的赃款，并且可以以自由之躯尽情地享受，贪官的日子照样又快活又逍遥。

（6）在法庭上要敢于承担“责任”，只要一口咬定“一切都是我干的，与领导无关”，你就决不会送掉小命。

一定要勇于为领导分忧，为领导承担责任。中国的法庭有领导意志作为支撑，只要你“爱护”领导、“体察”领导，领导一定会投桃报李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也就是说，你越是把所有人的责任扛下来，你的生命就越安全，重刑和死刑就会离你越远。

（7）即使最意外地被判处了死刑，你的家人也会因为你的牺牲得到领导细心的照顾，要知道，领导都是很注重“革命友谊”的。不明白这点，就证明你在官场上白混了。

（8）逃往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平时就把全家人办到国外，关键时刻自己也登机拜拜。全家人到民主国家“投资”移民，或过寓公生活，安享天伦之乐，其乐融融也，众所周知，贪官一踏入民主国家，就等于同时领到了一张免死金牌。

（二）贪官的死刑“安全阀”到底有多少？

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政治体制和司法机制决定了贪官们的免死“安全阀”很多：

（1）党委不开口，贪官不出列。

党指挥反腐，党不点头，贪官绝对安全。

（2）纪委可以让很多贪官免受司法制裁。

纪委的权力很大，只受党指挥，不受司法机关的任何制约。纪委可以决定把不把案件交给检察院，从而决定贪官的政治前途和司法命运。纪委还可以选择性的公布贪污金额，比如，查出1000万，却可以以100万或更少的金额入控。

（3）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而检察院基本也受制于党委、纪委、政法委，这无疑又为广大贪官寻找到了很多权力运作空间，也是一道“安全阀”。

（4）法院的缓刑裁定。

很明显，这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安全阀。

（三）中国刑法为贪官留下了多少“光明正大”免死空间？

中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但现实中，我几乎还没发现有任何一个贪官因为贪污10万元而被判处死刑的。而且有贪污数亿元的巨贪也能免除死刑，这条法律简直对贪官没有任何约束力。

此条法律也太过于空泛，一个“情节是否严重”就可以决定一个贪污犯的生死。从理论上看，一个贪污10万元的人就可以被处死，但在现实中，如若我要“包庇”一个人，即使他贪污了10亿元，我也可以让他免死。这太不公平了，而且模糊空间太大，为权力寻租司法提供了太多“光明正大”的运作空间。

所以，一个贪官在中国是很容易获得免死金牌的。

当然，一个贪官想快速死亡也不是太难。如果一个贪官大声嚷嚷，说什么“我给XX送了礼”“XX是我的后台”“是XX让我干的”之类的胡话，那么，他就离死期不远了，这时，他口里的“XX”很快就会戴上“司法”的白手套把他给灭了。

GAME OVER*??{?Z8ó_

 

6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探望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其颁发了杰出贡献国家奖。我注意到，这一消息引起国内媒体关注，评论界人士还为此发表了看法。

对于索尔仁尼琴，许多人并不陌生。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生中的许多岁月，是在监狱和漂泊中度过。直到1994年回国前，他一直被前苏联视作“异议作家”，作品不能出版，个人被开除作协会籍，直至剥夺国籍、驱逐出境。现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登门拜访，作品被收入地方行政官员必读书目。个人境遇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格外引起关注。

国内有媒体解读，这表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后，88岁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彻头彻尾错了。

作为一名始终坚持独立自由的作家，说他“如愿得到了国家赋予的至高无上的荣誉”，显然并不符合他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正如普京所言：“即使到今天你还一如既往地从事着自己的事业，绝不妥协，自始至终在自己的生命中坚守这些原则。”由索尔仁尼琴的一生经历也不难看到，索尔仁尼一切遭遇皆因“绝不妥协”而来，怎么可能因获奖而感到“如愿以偿”。

再者，早在1989年，苏联就撤销了当年加在索尔仁尼琴头上的一系列不公正“决议”，其作品得以在国内陆续公开出版。后来，时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还想颁给索尔仁尼琴一项国家大奖，但被他拒绝了。因此，应该说是索尔仁尼琴一直拒绝接受来自国家主义的“追认”，而并非官方迟至今天才“肯定”这位伟大作家。

事实上，俄罗斯人民也不可能直到今天才认同索尔仁尼琴。因为，一位伟大作家的背后，一定站着千千万万个伟大的读者。

在这里，我要讲述一个关于“伟大读者”的故事。上世纪40年代中期，尚未成为大思想家的以赛亚。伯林，以外交人员身份前往苏联。期间，他造访了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等作家。在那个年代，阿赫玛托娃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朋友面前悄声读完她写的诗歌，然后就着烟灰缸将一页页纸烧成灰烬。临别时，阿赫玛托娃赠送伯林几本（经过严格审查后允许出版的）诗作，每本都亲手题写献词。

伯林带着这些书，忐忑不安地进入边境检查站。一位女官员仔细翻查他随身携带的物品。这时候，让人讶异和感动的一幕发生了：当这位官员看到这些女诗人题赠的诗作后，庄重地朝着伯林鞠了一躬，然后让他通过了检查站。

正是有这样的“伟大读者”，所以我才坚信，当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漂泊异国之时，他所时刻牵挂的祖国，一定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心里默默地关注着他。以赛亚。伯林造访前苏联，差不多也是索尔仁尼琴因在致朋友信中批评斯大林而被捕之时。就是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可见，那个年代的异常气氛，并不能阻止作家的“道义力量”，更不可能使人们的灵魂衰败枯萎。

也因如此，当看到普京探望索尔仁尼琴的场景，我脑海里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位前克格勃，当年会不会也是索尔仁尼琴的读者？这个问题，当然只有普京自己心里清楚。不过，普京颁奖的时候，还对索尔仁尼琴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把你和你的作品和俄罗斯的命运紧紧相连。”也许，在这成千上万的“伟大读者”当中，也包括了普京自己。

这更多不应是一种想象。比如在一部反映东德时期的影片《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中，就可以找到某种关联与诠释。

2007年6月20日

 

中国人失去想象力了吗？这真是一个问题了。前些天，山西砖窑的黑烟冒出来后，许多铁石心肠的人都被熏得眼泪直流，甚至那些终日冥思苦想“中国之黑暗”的专业人士在面对这么一连串丑事时也会被震惊得无法动弹。辗转反侧中，人们忍不住责问自己的想象力为何如此贫乏，以至于在遭遇现实突如其来的一击时竟然慌了手脚。

笑蜀先生也许是彻底愤怒了。对于这一情景，他说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当然，这场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叛乱”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针对全人类的。在21世纪的今天，它变魔法一样颠覆了我们所有信念与价值的底线。

不过，这个靠狼狗、棍棒和保护费支撑起来的法外王国与接下来的“叛乱”相比，似乎又差了些想象力。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北警方日前在唐山破获了一涉枪涉黑犯罪团伙，警方已从该团伙起获包括1辆军用装甲车在内的军用车辆4辆，以及38支枪和1万多发子弹等作案工具。这个以唐山华云集团董事长杨树宽为首的团伙，借助这些武器装备先后敲诈他人财物8亿多元，霸占矿山数座，几年来在唐山横行无忌。

闻名全国的曹生村村支书大概是在洪洞县的澡堂子里盗穿了“人大代表”的外套，杨树宽同样披上了“政协委员”的华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杨树宽还通过关系取得了“团职干部”的身份，与之配套的一些证件齐全。

黑，实在是黑。谁又能想到，离北京不到两百公里的这样一座城市像“沦陷”了一般，涉黑团伙竟然也开着装甲车上街“巡逻”，为他们新建立起来的地盘“维黑”了。而且唐山的这支“维黑小分队”堂而皇之地在街上蹓跶了几年，而作为正规军的警察对此却只能道路以目，或被打伤送进医院。

多威风的装甲车！它彻底刷新了中国涉黑团伙的精神面貌，它见证了中国涉黑团伙在阳光雨露之下堂堂正正地茁壮成长，并在世界级的“黑赛”上扬眉吐气。我们真是太缺乏想象力了，谁能相信在已经公布的新闻资料里，所谓的“保护伞”竟然也只是唐山市公安局的“某处副处长”。原来一个中国副处长官员有这么大的权力啊？他竟然能够弄到装甲车、各式各样的枪支以及1万多发子弹？照这个逻辑，如果这把“保护伞”是由更高阶官员撑着，这黑社会团伙岂不是要背个原子弹或驾驶F16上街“巡逻”了？

美国医生马克斯韦尔·莫尔兹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在这个庸常却又不时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些丑闻考验的显然不是中国人的智商，而是中国人的想象力。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社会将“创造性”拱手让给了“黑砖窑”与“黑社会”时，我们的想象力也弄丢了。在种种“创造性”的驱使下，共和国的公民永远是没有见过世面的，而那些曾经令全国为之侧目的“大丑闻”，很快变成“巴掌大的丑闻”，要被人遗忘了。

最近有一篇流传甚广的网文《杨恒均：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想想已经披露出来的这些新闻，以及那些尚未被公众知晓的各种事迹，也许他是对的。这是一个如此有“创造性”的时代，它比任何小说更可读，更有戏剧性，更丰富多彩，也更扣人心弦——就像我们当年读到李友灿用两辆高尔夫轿车为自己运钞一样，我们多替他担心啊，万一洪洞县的警察来了，把这个当“保护费”收走了。种种荒诞辉映之下，作家们的想象总是捉襟见肘的，是不切中国实际的。他们进退失据，再也写不出反映时代风貌的小说了，他们远不能胜任现实的想象与创造，因为他们生息的现实比他们能想象多了，因为当权力失禁、公民无声，一切皆有可能。

 

前不久，美国国防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欧维伦在国会山庄以「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为题，发表专题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美国人通常看不起中国的政治改革，认为中国人一手开放经济，另一手企图继续严厉控制政治，其实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x{555f}动，而且改革的步伐快速，并相当全面，例如，它裁减了二分之一公务员。欧维伦的看法在部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颇有代表性，因此不能不加以重视和讨论。

欧维伦从中国裁减二分之一公务员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政治改革的）步伐相当快速，并相当全面”。这个判断我认为很轻率。姑且不论中国是否裁减了二分之一的公务员（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数据，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在中央国家机关裁减公务员的同时，又有多少其他新的国家或地方行政机构设立），实际上，裁减公务员这件事情是否就代表政治改革，我认为很有可议之处，因为在我看来，这充其量是行政体制改革，与真正的政治改革差得很远。

我想请教这位美国专家是：一个官员的产生完全不经过真正的选举，言论自由完全没有制度保障，司法体系完全不能独立，军队完全服服务于现在的执政党的利益的国家，它的政治改革体现在哪里？

我认为，真正的政治改革，或者说判断中国是否开始推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的标准，至少要包括一下四个部分的改革：一是各级官员的任命制度；二是言论的开放；三是司法体系的独立；四是军队的国家化。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的范围很多，远远超过以上四个方面，但是我认为这四个方面放到今天中国的情境中，特别具有指标性。它们也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最基本的组成结构。如果基本结构没有任何变动，其他的修修补补就只能说是枝节性的，不是实质性的政治改革。

按照这四个指标考量，我们可以看看：除了没有实际行政意义的乡村基层干部现在可以选举之外，其他各层官员的任命都没有经过真正的选举，还是中共一手包办；言论领域的活跃是新现象，但是那不是改革的结果，那是社会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事实上，当局并没有开放言论，只是无法再象以往那样全面压制而已，因为他们也评估过那样做的政治成本。

何况，在<<如焉>>这样的小说都禁止的今天，谁可以说中国言论已经开放了呢？再看司法体制，今天各级法院的人事编制仍旧隶属各级行政机关，重大案件的审理仍旧由党的机构决定，中央政法委的存在就表明司法体制还完全没有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和党的领导。最后是军队的状况。这个就更不用讲了，中国军队国家化根本连提都不可以提。

我想请教这位美国专家是：一个官员的产生完全不经过真正的选举，言论自由完全没有制度保障，司法体系完全不能独立，军队完全服服务于现在的执政党的利益的国家，它的政治改革体现在哪里？更不用说什么“步伐相当快速，相当全面”的政治改革了。因此我认为欧维伦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是相当荒唐的。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看法如此肤浅，令我十分惊讶。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一、浮出水面的主义之争

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围绕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学界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主义”之争。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场争论还有持续与扩大的趋势，这显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拐点可能到来。从中共建政的半个多世纪历史来看，关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性争论也就是1978年前后以胡耀邦为首发起的“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早前1957年的“大鸣大放”事实证明是个“阳谋”，因而不具有真正探讨问题的意义。那么今天中国社会再次发生的“主义”之争可能是1957年的再版？还是真理标准探讨的延续呢？要定性这个问题，今天可能为时尚早，但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步1957年之后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否会有真理标准讨论那样的重大意义，也未必乐观。虽然今日中国社会思变、求变与可变的形势远胜于1978年前后的时代，但毕竟如胡耀邦之类的开明之士却不是总能碰到的，所以今日中国社会“主义”之争将给中国带来何种影响还有待时间来回答。

从今日中国社会出现主义之争，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说明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说1978年前后的讨论是针对中共建政之后社会主义斗争实践的一种反思，那么今天的讨论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9年“六四”屠杀后，中国社会畸形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环境恶化、官场腐化、精神痿化的沉重现实的一种警醒。中国社会若继续这种畸形发展，将既受到来自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挑战，也面临着文明世界的质疑。如何化解自身的矛盾，使社会保持平稳、和谐、持续的发展？如何让自己不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异类，而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抉择。

面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体制内一批学人在中共十七大来临之际，自发地表达出他们的忧思与展望，进而引出了一场围绕“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肇始于去年底，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接着，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今年的《炎黄春秋》第二期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在这两篇文章中，前者以民主价值的普适原则，来阐述了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必然；后者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西方一些共产党组织与时俱进，建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事实，来昭示中国共产党应该借鉴其它共产党发展的路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将中共领导与民主转型结合起来。这两篇文章都极其明确地展示了民主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以及对解决中国目前困境的重大作用。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而言，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它们不过是常识的重复与对时弊的矫正而已。然而对于一个背离常识、颠倒黑白的社会，这种常识的重提在某种意义上就具有革命性的价值。

与俞可平、谢韬先生对应的是一批中国社会以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宗自许的人士，他们急不可耐地起来维护马克思主义可能面临的挑战。不过从目前能看到的他们所召开的一系列批判性的讨论会来看，他们除了一种本能的捍卫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宗而恐惧任何可能的质疑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力的论点，更没有针对中国时下面临的问题拿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是典型的为捍卫而捍卫，这种捍卫常常不是为了正确与否，而是捍卫就代表着正确，所以他们为此更多祭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棒，来掩盖他们理论的贫乏与显示他们现实的力量。这很让人想起当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两个凡是”，当年真理标准探讨的意识形态意义却碰到了政治正确的“凡是”的铁壁。事实上今天所谓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宗，也是建立在两个凡是基础上的——凡是他们注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正确的，凡是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才是正确的。这样的批判表面上是对主义的捍卫，实质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捍卫，甚至只是对自己饭碗的捍卫而已。这种对俞、谢重提民主常识的跳骂，本质上是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变革的恐惧与本能抵制。从反对者毫无理论支持的批判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理论的探讨，更多的是一种为饭碗与私囊而言说的作派。由此可见，这场所谓的主义之争，本质上是一种理论探讨与既得利益的较量。这跟1978年时期的真理标准探讨面临两个“凡是”的设防如出一辙，不过区别在于，那时候中国还真正存在着一批愚昧盲从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现在这些起而“捍卫”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又有几人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除了上面所言的体制内的“主义”之争外，中国从“八九民主运动”之后还成长着一支体制外的理论力量，这支力量由于不受饭碗属性的限制，他们更能站在中立、公正、道义的立场，因而也常常更能接近真理，更能精辟而直白地阐述出中国社会发展应该的路径。这支力量以鲍彤、朱厚泽、张祖桦、刘军宁等等一批优秀学者为代表，他们从各自不同路径都求证出宪政民主是中国的不二之路。赵紫阳先生在后期软禁中的反思，也事实上达到了这种认识。

可以说，俞可平与谢韬先生的民主之论是体制内学人基于体制和平转型的期望而将现有中共官方的所谓正统理论与现代文明价值嫁接的一种尝试，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与文明理念发展趋势的一种调合，他们力求在完全民间立场与完全官僚利益立场间走出一条兼顾的道路。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们面对的仍然是体制中既得利益势力的群起攻击。当然这场争论还没有落幕。一方面，《人民日报》以答读者问的形式间接否认了“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文章同时还为再次出现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定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底线－“绝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北京日报》同样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反驳指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则被形容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自然回应”。可见中国这场以理论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争论，还将进一步深化下去。

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路径不是目标

诚如前面所言，中国社会浮出了“主义”之争，但事实上这是现实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变革探讨的本能抵抗，因而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理论的探讨，而是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假借起理论外衣来对真正理论探讨实施的阻止。这从外在来看，是一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目标的争论，而事实上中国社会应该说早已经解决了目标问题，需要探讨的是路径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或者更远地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人类文明接轨，改变专制统治、实现宪政民主，就是一批先贤志士的追求，并且也曾成为一个时代的潮流。对民主的价值，中共在争夺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是充分承认的，在那时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是中共对国民党斗争的武器，民主在当时不容置疑地成为中共代表天下百姓追求的目标，并因此奠定着其夺权的合法性。看看笑蜀先生所编的《历史的先声》，我们就充分认识中共夺权时期对民主目标的明确。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再看看1944年5月17日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发表的《民主即科学》，该文说：“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能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今天我们只要打开中共夺权时期的《新华日报》，满眼尽是民主的倡导，那些“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一切光荣归于民主”、“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民主的才是合法的”，等等文章，一再昭告着世人，民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

记得在延安郭沫若围绕李自成攻破明京城而快速灭亡的史实而写了《甲辛三百年祭》，为此黄炎培曾跟毛泽东谈到怎么跳出历史治乱兴亡循环怪圈时，毛泽东曾非常自豪地说找到了跳出历史怪圈的法子，那就是民主！并信誓旦旦地阐述中国革命追求民主实现的目标。可见民主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争夺政权时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对这一目标的明确，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然而在中共夺取政权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民主反而成了个需要争论与探讨的问题，并且还可以跟“反党”、“反社会主义”挂勾。今天俞可平、谢韬他们因为谈论民主，还将面临群起攻击的危险。这种现实是否说明今天中国社会缺少了对民主的理解？中国今天社会迷失了对民主的追求呢？答案肯定不是！尽管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共极权的愚民统治下，中国的确缺少对世界民主进程的全面了解，但是在人类传播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再怎么封闭，也应该比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国民的民主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改善，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半个多世纪前追求的民主目标反而需要进一步争论了！这显然让人怀疑争论的真实性。

事实上从中共现任领导人来看，他们也并不缺乏对民主价值的认识，不存在对中国社会发展走向民主目标的怀疑。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2004年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讲时说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在2005年12月1日接受《费加罗报》访谈时说：“请你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从中共历史与今天的领导来看，对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目标，不应该有什么争议。然而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今天成为争议，其中看来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利益问题。应该说中国今天对民主目标的争议，本质上说是沿袭前例与推进改革的争论，是维护既得利益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跟追问社会不公而努力恢复社会正义的改革之间的争议，也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的争议。虽然这种争议以质疑民主的形式披戴着不同的头饰，假扮出理论的争执，通过混淆目标来阻止路径的探讨，但最终必是以维护现有制度、保障既得利益为旨归。所以今天中国何去何从的目标问题是个伪命题！是为饭碗与私囊而恐惧社会变革、阻止社会走向文明的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狗急跳墙制造出来的争论。中国应该、也必将走向宪政民主，这是早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的，是不容置疑的目标！

从中国早已明确的目标却一再引起争论的事实，我们看到中国走向民主所面临的阻扰，从而知道中国实现民主路径的艰巨。也就是说中国民主问题不是个目标问题，而是个路径问题。

三、路径的核心是力量

从民主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目标这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争论，我们可以看出实现目标路径的艰难。实现目标的路径，在今天我认为根本上就是个力量凝聚的问题。在理论的争论成为一种掩盖实质利益诉求的装饰时，如果仍然将理论的澄清作为中国启动民主改革的航标，那显然正中既得利益者混淆视听、阻碍改革的下怀。中国今天无论民间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对社会不公而引起的对权力监督的愿望可说非常强烈，对腐化的痛恨直接引导他们对民主的向往。在中国经济畸形掠夺式的发展下，带来普通公民权利被权贵广泛的侵害，形成农民无地种、工人无岗上、居民无房住、病者无钱医、学龄无钱上、环境受污染、资源被榨干的社会极端不公现象。在这种不是流血、胜似流血的残酷现实面前，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深感这个社会因权力垄断而带来的灾难。寻求一种可以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让社会回归公正的民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面对这种共识，只有那些对百姓敲骨吸髓的权贵集团及其代言人，才会漠视民意，为了一已之私、一伙之利而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仍然对中国民主目标说三道四。面对这些吸血成性之徒，光靠说理是不够的。中国民主力量必须充分凝结，只有足够强大的民主力量，才能最终走出实现民主的路径。

应该说中国今天不仅仅有广泛的民间追求民主的基础，也应该具有推行民主改革的社会现实条件，毕竟大的灾难还没有最终引爆，社会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中共这时还能主动推动改革，人心还可以得到凝聚，天下百姓还有一定的忍耐与等待时间。相反如果再一味拖延，或为那些伪装的对民主目标的质疑争议所困扰，患得患失，那么灾难随时都可能发生，到那时形势将不可收拾，社会将玉石俱焚，中华民族又一次错失和平走向文明的良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今天民主改革的时机不仅是已经成熟，简直是熟透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今天还有学者因为谈论民主而遭到围攻，可见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多么的卑鄙与反动！当然，面对极权政体下的官僚集团，他们受制于人性的罪恶，也深陷于制度性犯罪的泥淖中，指望他们主动改革、推进民主显然是痴心妄想。当然我们不排除极权体制中一批良知人士如俞可平、谢韬等等对民主的呼求，也不排除胡温对民主的向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一个极权统治团伙的捆绑下，任何个体不管他理论多高，或是权势多重，都很难挣脱出来，独撑改革大旗。所以面对这种对民主体制性的抗拒，中国任何向往文明、期盼社会长治久安、祈愿民族幸福昌盛的人，愿意做一个有尊严与自由的现代公民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为推进中国民主而出力献策，为结束极权统治而奋勇拼搏。可以说中国今天民主的脚步有多大，取决于中国民主抗争的力量有多大。

在民主的旗帜下不分体制内外，不分官场民间，不分学商工农，一切追求民主者都是同盟，一切致力民主推进者都是社会的进步力量。通过最广泛的团结，将一切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权贵集团推倒。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富强的新中国将会真正来到！

首发民主中国

 

日本共同社报道的温家宝无意继任下届总理（或转任人大委员长）“传言”，引起了中国官方的严重关注，以致于外交部官员出面约谈该社驻京负责人。这个发生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三四个月的新闻事件，可称之为“温休传言”。

与“温休传言”相对应，网络上热传的曾庆红致信中共中央声明十七大全退，则没多少人关注，更不用说官方媒体出来反驳“敌对势力造谣”了。发生在“温休传言”之前的这个“说法”，可称为“曾退传闻”，而两者合起来可称为“温休曾退”。

一般观察家认为中共十七大前权力布局会波诡云谲，而实际上呢，“曾退温休”不管是将发生的事实还是仅限于“传言”，都突显出中共十七大（届）面临着中共执政以来最严峻的问题，换言之，如果无法解决改革开放尤其江泽民时期留下的政治负资产，中共将完全失去本来就已脆弱的合法性。

此非故弄玄虚，从大的方面看：中共党内高级理论人士，一方面借前苏联亡党教训（即腐败是根深蒂固的特权）将反腐败政治化，即将反腐败政治化应当作为党存在的理由来论述，但其代价是司法义理被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对党内的社会利益集团“分派代表”问题不敢正视，形成了有限政改的司芬克斯之谜。

而仅从技术性存在方面来论，或曰从政治的短期均衡看，十六大治下的中共权力稳固基础，实际上是：（一）依托于胡锦涛的党内无争议法统即邓指定接班人带来的权威；（二）温家宝对经济事务的熟谙即必然有一个保证邓意识形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工作班子；（三）曾庆红的协调能力即保证江系安全着陆并在党务工作中发挥“党鞭”作用。这样，十七大的基本技术性结构好坏就取决这三方交集的大小。

递进而言，温家宝事务工作班底的积极配合态度则成为“不破局”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无论党内还是社会都要看温家宝的脸色。至于温家宝小范围言退而被党内劝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相反，断然不会出现政敌借机造谣的可能，因为那样是“同归于尽”而无任何好处。在一个以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纯洁程度为导向的联盟性政治集团中，没有任何一个派系想干（或敢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除非确知崩盘即将发生。

表面看来，温家宝并未“言休”的理由不少，比方说在2003年当选总理时，他引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表明自己有献身精神；又比方说2004年，引用毛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以及屈原求索之句，亦表现出了强势与韧性。然而，林则徐之诗的背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林当了道光皇帝的替罪羊之后而作的，诗名为《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即服从被发配伊犁戍边政治裁决时的情绪反应。

并非牵强会，温家宝引用林诗的时代背景恰好给出了一个比较社会学（非中外比较而是历史比较）的图式：中国社会目前实际上陷入了“晚清状况”，除了国家财政实力尚可之外，无论吏治、士风、政能、社会情绪、文化氛围概莫能外。多说一句的是，由于现代教科书过分夸大了百日维新那场政治闹剧的意义，国人中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忽略了1860年至1889这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而恰恰是这三十年改革的“体用之学”的害处，最终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最后一点希望。因此，也就出了李鸿章把大清江山交给袁世凯的高超操作（——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袁世凯不断犯错误而李鸿章还一力提拔他，并在临终时向政治秘书于枚式口授遗嘱，称“人才无出于袁世凯之右者”而向清廷保举袁接任直督）。

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执行及延续亦近三十年，从比较政治学（亦为历史比较）的角度讲，它又面临了一次“体用之学”的终极考验，即：改革政治体制与否？是否愿意通过这种改革提供文化自觉的社会共识？

公平而论，和谐社会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来自现实政治问题（即如银行坏帐般的政治负资产）及“晚清状况”遗留的文化悖论（即体用之学导致三十年改革破局）的双重压力。但是呢，问题不可能长期拖下去，因此中共内部的高级理论人士有相当一部分（如何增科）都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见《南风窗》，2007年6月1日，P43］。如此看来，温家宝“请休”乃至于曾庆红“请退”都是可能的。因为从政治家个人效用最大化角度来论，如果一场新改革的后果而不是所谓预期收益，谁也拿不准或没信心作出积极判断的话，那么，谁也不愿去冒险“当傻种”甚至“意识形态罪人”。

从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讲：俄罗斯能出叶利钦那样的“傻种”（敢冒险），那么晚清中国李鸿章那种“坏蛋”（采取精明的手腕）也就有了出现的可能。当然，究竟谁将是中国版的叶利钦与现代版的袁世凯，那时未来的事情，不在本文探讨（观察之列）。

回到纯技术分析角度讲，我认为“曾退温休”的传言均非空穴来风，尤其是温家宝不久前曾称言“不反腐败，就自动下台”，反映出了他所面临的困局。一个政府（工作班子）的首脑“越权”到反腐败政治化的场合中去说话，这是不正常的，尽管温有政治常委之党内资格，也尽管引起此话的因由即治理商业贿赂是政府首脑的份内事。

临困而退，既是普通人士的心理，同样也是精明的政治家的心理。

在“曾退温休”存在一定合理性的基础上，我们不难预见中共十七大之后将面临如下基本问题（元问题）：

（一）意识形态进一步芜杂而不是有序的多元化即道德说服力进一步下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乎社会安全的事情，并且现在就呈现出了巨大悖论：1，中共官僚已有相当部分成为风与勘舆之学的信徒，但限于利益及政治风险，又没人敢非情绪化地退出（——宗教系统主张的“退党”不在本文分析之列）；2，国家公祭与地方自主性祭祀出现不自洽性状态，如国务院宣布将在甘肃公祭伏羲，而山西一个部门祭祀粮神却成为违法事件。

（二）传统的文化安全维护能力进一步下降。

这是与如国家公祭之类意识形态退守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悖论问题同时存在：1，国家推行的文化安全政策只是肤浅地与意识形态退求（寻找安全性与新合法性）联系起来，而未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为民主（哪怕中共自己主张的“特色民主”）提供“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所需的绝大部分资源。最近，易中天公开声言“我不在你这个鸡场下蛋了”及“中国必须（政治）现代化”的高调言论［见《经济观察报》，2007年6月4日，第33至34版］，等于说出了这个“衍生悖论”；2，一批急功近利的体制学者匆忙“复兴儒学”，实际上堵死了寻找“在传统边际上创新”的道路，即再次将儒学放大为传统的全部。这种草率的作法进一步强化了体制知识精英的对抗程度，也强化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知识精英的对抗程度。

按比较政治学的观点来论，一个社会的最后付诸形式的大分裂就是精英群体的大分裂。正如一些农产品的过度商品化导致产地消费量锐减一样，精英的分裂也必然表现为社会的过度分裂，公民将失去“消费优质思想”的人权！

（三）高层政治的短期衡与中下层政治长期均衡的冲突，将日趋炽烈化。

高层政治在形式上是被民主形式所主导，“胡温曾三角函数政治”可以肯定地说比江泽民时代的“独角戏”要好得多，但它不可能再继续十年（况且改革三十年败局基本已定）；相反，在中下层政治中，谋求利益的冲动会长期续存，所带来的结果是：1，腐败越反越多，进而导致更进一步的反腐政治化，结果是司法义理更进一步地被削弱。纪委腐败问题突出说明这一点，具体案例有湖南郴州的曾锦春案以及湖北监利县纪委罚没收入（300万）被挥霍案。2，中下层共产党组织向“收费党”蜕变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因为作为一个个意识形态小集团，他们首先是一个个“生活存在集团”并地方特权集团。更有之，收费（一如纪委可以罚款一样）这种合法的腐败比个人冒险的腐败更安全。“共产党（分支）变成收费党”的基本雏型也有两项积久而来的事实支持：

A.2005年，各项收费（只是合法统计部分）规模突破6000亿，实际规模达到了一万亿，占到GDP的10％以上，而按中共高级理论人士（如周天勇）的估计，只有50％的收费进入了预算外收入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收费规模已经达到GDP的20％以上。大部分收费被收费党贴现为权力收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必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所以何增科说“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绝非夸大而是一种悲情的呼吁。

B.疯狂的收费破坏了税收的合法性基础，中共高级理论人士（如宋兰）承认“中国GDP的实际税负已经在33％左右”。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时期，一般是十五税一（6.7％）乃至于三十税—（3.3％），若加上非统计性收费，以二项数据可为13.3％至6.7％。比较而言，以税收合法性为基础的中共吏治远不如比较开明的封建统治时期，应当说是正如余杰所批判的那种“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封建主义结合”之状。

首发民主中国

(康正果著《出中国记-我的反动自述》一书封面) 【2007年6月18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采访报道/这不是康正果回中国第一次遇到麻烦。2000年康正果回家探亲，被陕西警方先拘留后宣布监视居住，三天三夜后才回到美国。 最近，康正果因母亲病重，再次回到中国，在探望母亲之后，到上海他儿子的家中，准备飞回美国。康正果说，麻烦就发生在他儿子住宅的门前: “14号下午，我回我儿子所住的单元。在楼门口，有两个陌生人向我走来，并说，‘我们是西安来的。想和你谈谈话。’我说，‘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谈。’他们说最好到宾馆去。说着，其中一个人上来抓住我的胳膊。我闪开了，然后我就进楼，给美国领事馆打了一个电话。而在这时，他们紧急地、大声地在敲门。这个过程长达半个多小时。” 康正果回到儿子家中，立即致电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并决定提前离开中国。但就在同一时间，两位自称是西安警察的人仍不断试图与康正果联系，要求与他到另外一个地方“谈话”。康正果说，“当天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我连着接了两个电话。他说，‘我们是陕西的警察。你怎么没有报到？’我说，‘你先说我此行到底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什么法？’他说，‘法倒没有犯，但你今天下午的行动很严重。拒绝和警察谈话，本身就是犯法。’我说，‘这也确实太奇怪了。我没有必要和你谈话。’他很生气地说，‘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不会主动找你了。’他们最后一句话是，‘走着瞧。’电话就挂了。” 但我还是认为， 2000年的事情已经结案了，而且美国政府直接干预了，他们无罪释放了我。到现在，你回去他还要找事 在美国领事馆官员的陪同下，康正果终于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顺利离开了中国。 康正果是美国耶鲁大学中文专业的高级讲师，上个世纪90年代离开中国前有相当坎坷的经历。上个世纪60－70年代，他因为思想活跃，热爱写作而受到过批判，不但被大学开除，并且还因为给苏联大使馆写信要《日瓦格医生》一书，被判处三年徒刑，刑满后被下放到农村当了农民。 这些经历在康正果的自传《我的反动自述》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我的反动自述》一书，2006年被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授予当代汉语贡献奖。北京当代言语研究所在授奖辞中说：“康正果先生的语言自觉使他摆脱了当代汉语所遭受的污染和侮辱，在某种程度上，他唤回了我们中国人心的感觉。” 最近，这本书的英译本出版发行，引起了美国读者的关注。《纽约时报》著名的吉姆斯书评专栏在6月13日发表文章，对康正果的这本书评价很高。就在此后的第二天，西安的警察要求和与在上海儿子家度假的康正果谈话。康正果说，“包括我的纽约的出版社 Norton Press 以及耶鲁的人都认为，是不是因为《纽约时报》在13号登了这个评论，很有影响，也比较正面，从而引起了他们过敏的反应？ 我不能肯定。但我还是认为， 2000年的事情已经结案了，而且美国政府直接干预了，他们无罪释放了我。到现在，你回去他还要找事。” 我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受迫害的人，去愤怒地、感伤地倾诉或者控诉。我把我当成一个比较可笑的人物去写我遭遇的某一种荒谬性 《纽约时报》威廉吉姆斯的书评说：康正果的这部自述即使只是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写照，读起来也令人获益良多。康正果的妙笔，加上译者苏珊极佳的英文翻译，康正果在中国的那段心酸经历就成了出类拔萃的文学作品。 最近二十年来，描述文革前后中国情况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为数不少，为什么康正果的书，能被如此看好呢？对这个问题，康正果的回答是，“我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受迫害的人，去愤怒地、感伤地倾诉或者控诉。我把我当成一个比较可笑的人物去写我遭遇的某一种荒谬性。我讲述的方式很让美国人感兴趣。” 康正果认为，中国文字原本就非常优美平缓，但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五十多年中，中国人逐渐被强加了一种固定的话语系统，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写作中，人们都在不自觉的使用。康正果说，正因为感悟到这个问题，他在行文用字上，尽量以平常心，贴近生活和人性，这大概是《我的反动自述》这本书颇受好评的一个原因。

 

消费是个可疑的词。如果“消”有消灭、消失和消亡的意思，那就是“使之减少”：“费”如果有消耗、耗费和靡费的意思，那就是“耗尽一切”。无论何解，仍是不解：如果一切以斩尽杀绝为代价，地球上的东西不久将消费干净，人也就灭亡。这样，不如把消费干脆说成掠夺。

我不相信这样的推论。我相信“取之有道”，否则不能成理。因为这种消费不是在消费自然，而是在消费自己，说白了，就是自杀。至少是一种隐秘的自杀方式。

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失业，患上了暴食症，终日躲在家里狂吃，疯长五十斤，几乎进精神病院；又有一个朋友，因为失恋，患上了购物癖，专买衣服，一年间花尽所有积蓄。如果说第一种是病，第二种也是病。因为她买了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

全民皆有此病：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我把它称为“消费”；真正的词应该是“取用”，就是取你需要的用得着的东西，不多也不少。圣经上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给他们预备食物，叫“吗哪”，一天有足够的量来吃用，但一天只可取一天的量。可是以色列人不听，因为他们担忧，他们焦虑，他们担心造物主不够有能力，他们担心别人抢夺，总之他们只担心，而不依靠，于是乎取了数天的吗哪量要存起来，结果第二天发现，这私藏的吗哪就变味发臭了。

这发臭的吗哪就是今天市面上的众多食物的本质：所谓“鸡没有鸡味、肉没有肉味、人没有人味”。有一次我刚搬到郊区，我社区一农民因为要揽我院子的活送我一筐苹果，我吃后，从此天下无苹果：我才发现原来原创的苹果乃有如此的水果香，微酸而甜，不似味淡如水的棉花苹果，久违了；我又回到家乡长汀，其河田鸡天下闻名，然而就在产地也巨贵，一斤达二十元，一只费我近一百大洋，以水简单烹之则香四溢，食后不忘。原来原创的东西，只消用最简单的烹调方法。此鸡如此贵，因为饲养周期长，鸡少。难道鸡少就不能少吃几次吗？

人们受不了，他们要天天吃鸡。于是只好改造，据说现在已经培育出一种无须拔毛的形如活动肉块的鸡。再说香蕉，本就是大小不一，麻麻点点，三天后必腐，这是它的特性。为了远距运输，人们就进行基因改造，把它整成大小划一的光鲜之物，持久不腐，结果味同嚼蜡。

看来一切的祸根是：人们想要更多的东西。越多越好。这不是愿望，是欲望。愿望是想生活得更好，欲望只想拥有得更多。很奇怪，一天的吗哪一天用，就会源源不绝，过度取用，反倒越来越少，最后消亡，这恐怕就是消费的意思？

那是否不应该消费甘于贫穷？或者提倡平均主义。我却认为：一个人过着与之能力和付出不相符的生活是另一种不义。谁也不能指责盖茨拥有巨大的水族馆豪宅是不公平的，但这个首富却要把巨额财产几乎全部捐作公益，因为他没有囤积吗哪，他只取用了自己需要的那一部份，他那一部份是比别人多，但他付出也比别人多。相比他取用的那一部份，他留下的多得多，因为那不是他的。可是我却看到一张新闻照片：山西煤老板嫁女，加长的豪华轿车竟达十几部之多，国外的同类场面最多一两辆加长车，煤老板的十几部可说是世界罕见。我想：煤老板的心理应该就是：越多越好。

如果工业革命后带来的消费浪潮肇始于西方的话，那么不需要多久，中国人会是消费的巨无霸。因为中国人除了消费，不知有他。西方有一句警言：上帝啊，不要让我太穷，以至我羞辱你的名，也不要让我太富，恐怕我忘记了你。看来他们心有所惮。我在国外住在一个外商在华商会会长的家，位于豪宅区，可是他的厅里看着一台旧的普通电视，他开的车是大众手动档车。我遇见的几个教授也开着手动档的车，车上的音响一律是磁带型的。在那里，很穷的和很富的人都不多，最多的人只可说是相对富足；他们不穷不富，只是衣食无忧。无忧很重要，我们就做不到，我们赚钱不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很忧愁。无忧真好。

在他们的农业时代，农民白天辛苦劳作，晚上聚集在一起享用食物，周日全家上教堂。上教堂的时候每人都会盛装出席。也就是说，再穷的农民都有一套干净的好西服，以备礼拜天和婚礼时使用。我想，这就是需要的真正含义：总归是为着精神上的需要。这就是中产阶级。我对中产阶级的理解不是物质上的，我认为中产阶级的标志就是按命定的规则生活，尊重传统，不穷也不富，从灵、魂、体依次体现生活的重要性，大部份人衣食无忧，并按自然法则“取用”产出之物，而不是“消费”它们。

有人曾把人类的过度消费归咎于超级市场的出现，因为它会大大刺激人的购买欲，使人多买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我却不这么看。我相信超级市场的最初发明者顶多是为了竞争而采用了顾客最方便的购物方式。问题出在人的内心。是眼目的欲望搅动了内心的欲望，是拥有的欲望成了证明自身价值的新标竿，才会导致人用屁股思想，以物质的多寡来证明自己的尊严。人的“取用”原则就是在这时候悄然变成“消费”原则的。你自己想拥有更多，商家也强化这个认知：让你以为拥有最多才更有尊严。有一个富翁死时要求在棺材上挖两个洞，他要把手伸出去：我到死时双手空空！可见，他不认为那财富是他的。

本来就不是他的。更不是他赢来的。可是到死时才明白，我们漫长的一生该有多辛苦啊。的确，我们的一切是造物主赐予的，所以，我们只取用，不消费。

 

今年的六月似乎很不平静，从六月一日的厦门反PX游行开始，无锡臭水事件、云南6.4级地震、印花税上调引发股民狂骂••••••持续不断的震撼性事件刺激着民众的神经。斜刺里，又有著名作家王朔拍马杀将出来，向网友大爆猛料：6月10日，在开设于鲜花村网站的个人博客上，王朔以“公民王朔”的身份公开举报中国电视剧审查腐败黑幕，要求反贪机关进行查处。

王朔介绍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内容审查。绝对权力之下，这些审查小组的退休老同志和艺术家长期借审查之机向剧组索取贿赂，如今的“审片费”已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3至5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

作为一种行业潜规则，电视剧审查中的行贿受贿问题被揭露并不出人意料，但王朔的举报仍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众所周知，王朔曾是多部热播电视剧的编剧，属于电视剧制作的重量级圈内人，以圈内人的身份公开举报审查组腐败，而且公开声言“诬告（就）反坐我”，显示他对此事的态度严肃认真，其冲击力自然不可小觑。

王朔的举报上网之后，6月12日，《新京报》发表了《王朔举报电视剧审查有黑幕，叶京称深受其害》的报道，报道中转述了导演叶京的话：“当时《贻笑大方》在北京审片，审片小组一共六人，每审一次便要缴纳审片费，并且都是自定的，动辄上万。但他们不会让片子一次性通过，因为多审一次就要多收一次钱，每一次审片还得给这些审片员在五星级饭店租下房间，某些审片员甚至还要带上家属，如同前去度假。《贻笑大方》一共审了三四次，花了高达十几万的审片费，但最终也没有让我的片子通过。”

《新京报》的报道出来之后，6月13日，著名学者徐有渔发表《审查制度应该合法、合理》一文，对王朔举报信中所谈的审查组问题提出批评，认为“审查小组往往成为悬在创作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某些老同志过分的审查热情已经焚烧了不少好作品。”

至此，关于电视剧审查中的受贿犯罪，举报者和证人都有了，媒体也开始予以跟进关注，同时，王朔又施展开一贯的嬉笑怒骂“炒作术”，进一步刺激媒体和读者：“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喜欢炒作娱乐圈潜规则么？这次我报了个潜规则看你们敢不敢炒作。不敢炒你们就是脏！敢登给你们平反，取消妓的封号。不用找我核实，你们不都认得点导演制片主任么，找他们核实去。”而且，按照王朔的说法，他是在看了9日的《焦点访谈》后决定写举报信的，因为高检反渎职厅发言人讲得很明确，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

王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检察机关没有理由不接受公民王朔的举报了吧！可是，至今为止，我们看不到高检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兑现“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的承诺。这实在很令人感到困惑。刑事案件的特点要求查处行动雷厉风行，尤其是王朔的公开举报和叶京的证言已经惊动那些收受贿赂的人，如不及时采取行动，很可能导致他们建立攻守同盟或畏罪潜逃，使案件侦察工作更加困难。另外，从司法程序上讲，既然王朔选择了公开举报的方式，有关方面也应尽快给王朔答复，以保护公民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积极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检察机关对公民举报无动于衷的局面呢？

将这一懈怠与无动于衷归因于发生在山西的奴工事件有失偏颇，看上去有些牵强。但历史地考察近年权力与民意的互动关系，却又无法否认二者之间的某种关联。当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几乎全力投入到对山西黑窑奴隶主和当地官员的声讨中，“退休老同志和艺术家”当然可以舒口长气：王朔举报这事，肯定翻不起什么大浪来了。

古今中外，权力都不会倾向自我约束。而中国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却又几乎不存在制度层面的有效权力制衡，于是，除了周期性的反腐秀和权斗引起的内讧，我们看不到社会全局性反腐的积极动力，在这一令人绝望的制度背景下，网络时代的民意聚集，几乎成了对权力加以制约的唯一外部因素，孙志刚案、哈尔滨宝马案等的最后处理结果，无不与铺天盖地的网络抗议有关。应该说，王朔的举报本身是有杀伤力的，但他无法预知山西奴工案正好会在他的举报之后被捅了出来。与山西奴工事件比较起来，黑暗的审查组腐败问题实在显得有点小儿科了，还有什么比当代奴隶的大量存在更能刺激民意的冲动！于是，王朔和“退休的老同志和艺术家”就被暂时忽略，民意本能地将目光投向山西而不是北京，王朔为人们树起的反腐枪靶，便远离了民意愤怒的枪口。当网民和媒体致力于解救那些生活于非人状态的山西奴工时，“退休的老同志和艺术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从来没收过黑钱。一个小小的王朔算得什么，既然站到腐败的对立面上，那么，以后会有苦头给他吃的。不管怎么说，值得“退休老同志和艺术家”们庆幸的是，由于解救奴隶逃亡的迫切之需，人们没有把愤怒齐齐地转向他们，也就是说，王朔为反腐树起的靶子，没有成为万众唾弃的反面典型。奴工们的逃亡避免了他们成为众矢之的。

看来，名人也好，大腕也好，当他站到反腐的第一线，除了民意力量的支持，他几乎一无所有，于是，大腕作家王朔的举报可能就白白举报了，最终，有关部门可能连个“外交语言”式的反应都懒得做出来。没有公众的注目和强烈反应，权力实际上是不会触动顽固性腐败的，哪怕这腐败明明白白就在它的眼皮底下发生着。

“退休老同志和艺术家”的自由自在暴露了民意反腐的局限性。以中国疆域之大、腐败现象之普遍，怎么可能依靠民意的汹涌怒潮推动腐败个案问题的解决！就算民意一年365天都处于愤怒状态，又能关注得到几起腐败和侵权案件！更何况，即使面对最强大的网络民意基础，腐败和侵权个案的解决也不总是乐观的，湖北襄樊的高莺莺案以对高天虎维持“诬告”的二审判决终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即使在民意最为关注的焦点事件上，权力对民意的尊重程度在明显下降，孙志刚案发生后那种当即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积极态度已消失不见。在山西奴工案曝光后，权力机关竟先声夺人地将其定性为一个“非法用工”问题，就连倒卖奴工的劳动监察部分的工作人员，也只是受到“开除留用，降两级工资”的处分，而黑窑主王兵兵的党支书父亲，至今不见人影，有关部门根本就懒得打听他去了哪里。呜呼，王朔先生还是不要感到失落吧，就算电视审查组的腐败问题被媒体“炒”到尽人皆知的程度，那又如何？要知道，那些“老同志和艺术家”的活动能量，哪一个都比山西偏远山区的党支部书记大上百倍千倍，以你一个作家之力，如何能撼动那个强大而统一的利益共同体？！

这样看来，真正对王朔树起的靶子起到保护作用的，并不是众目睽睽下的奴隶逃亡，而是黑幕重重的权力结盟，奴隶逃亡最多只能使“老同志和艺术家”们逃脱万夫所指的愤怒谴责，起到一个小小的掩护作用，而不是他们逃脱法律制裁的真正原因。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中，对腐败和侵权犯罪者的追究，应有制度性和程序性安排，而不关乎民众对事件的关注程度，更无须以民众的高调呐喊为前提，但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显然只是个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假设。那么，当民间的反腐努力屡屡撞在强大的体制之上如同拳头击打棉花，人们的反腐信心究竟能维持多久？不要忘记：曾经向人民网投书的黄金高已在监狱中度过几个春秋，黄金高案的重重疑云却仍然挥之不去。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与黄金高比较起来，王朔的命运大概会好得多，但可以预言，针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种种防范和限制措施就要开始了。如今，腐败与侵权成了一对共生体，它已不再具备搞活经济之初的“润滑剂”作用，而是每每以对民众利益的侵犯与剥夺为实施代价。于是，只能由民众之痛作为反腐的动力，否则，以反腐的难度之大，谁又会屡败屡战地以长矛冲击风车？！

如今，有赖民众不可消除的痛感，有赖人类无法消除的正义观念，民意仍然游荡在网络和少数良知媒体之上。作为个体，他们不具备冲击腐败的能力，而只能以扎堆发贴和顶贴的方式聚啸网络。愤怒和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成为网络主流民意，权力与民意渐成分道扬镳之势，这使本应上下齐心挽救社会未来的前景越来越难以看到。那么，权力对民意的漠视与防范，民意对权力的反感和对立，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未来？

 

上海大学文学周以“先锋小说与文学未来的发展可能性”为主题举行圆桌研讨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评价上世纪80年代文学，如何看待它与当下文学的关系？6月10日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大学文学周。圆桌会议，以“先锋小说与文学未来的发展可能性”为主题，着力探讨先锋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影响及意义，并结合当下文学语境，探索先锋文学继承、转型的种种可能性。

会议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及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作家格非、毕飞宇、孙甘露、林白、红柯和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同济大学、上海社科院的文学评论家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作家》等杂志的主编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和上海市作协主席、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忆主持。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教授致欢迎词。

“作者已死”还是“呼唤作者”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对中国的作家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其中“作者已死”、“作者退场”的观点，却逐渐导致一种文化价值的虚空。

格非认为这使得中国创作界的问题十分严重，要求作者退出文本，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意图使得中国没有了作者，只有叙述者。中国作家的叙事手法、叙述技巧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之后已不成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已经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格非就此提出要“呼唤作者”。他解释，这个“作者”并非是传统叙事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作者，不是宏大叙事的作者，而是对自己生命、对自己的存在有内在超越欲望的作家，要不断地进行个人的哲学性反思。他始终认为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反时趋的。

“误解”还是“正解”

以语言实验著称的上海作家孙甘露说，虽然作家讲自己的作品往往是最无趣的，但作家有时还是有必要站出来说一说。他认为，先锋作家当初在形式上做实验，西方思潮的影响并不是根本性的。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之所以与以前的作品存在差异，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有关，还受到此前文学、社会生活的影响，与语言自身的成长有关。

他认为先锋文学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个误解，即一直把翻译文学的影响看成是负面的。其实翻译文学的语言和古典文学、红色文学一样，也是先锋文学语言资源的一部分。

“规避”还是“承担”

江苏作家毕飞宇称“先锋文学是值得向之致敬的文学事件”。他用“规避”而非“逃避”一词来定义当时先锋作家打破文学惯性的勇敢尝试。但逃避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天的作家需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毕飞宇说，文学的规律在个人面前是不存在的，作家如何从内心的力量出发，作出恰如其分的抉择，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自我”还是“社会”

女性文学作家林白和近年来崛起的西北作家红柯都从自身感受与切身经验出发，进入先锋文学话题。红柯从“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入手，以自己的创作经历展开文学与作家自身关系的讨论；林白则表示，她希望自己的文学是一种“在黑暗海边与你相遇”的文学，在“黑暗”中与读者相遇，她更愿意倾听读者的声音，更愿意与外界、与更广大的世界进行沟通。

王安忆认为，模糊的时代过去了，今天的我们需要明确自己。但中世纪的艺术者，不需要明确自己，却具有明晰的个人风格；文艺复兴后，作者们都想要表达自己，却往往失去个性。她进一步提出疑问：文学究竟是为了“什么”的文学？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王晓明教授认为，文学在当下需要重新理解。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文学已经成为今天商业广告的常用元素。他以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认为他的社会态度构成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步，但最后其作家身份超越了他作为理论家的成就。王晓明认为，跟着潮流走不是伟大作家面对历史时应有的态度。

先锋文学精神与文学教育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梳理了先锋文学发展的知识谱系，他引用西方经典的先锋文学论著指出，对现实不满产生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但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强大之后，现实主义文学的这种不满被现实改编，文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被解构。此后就产生了唯美主义文学，但唯美主义文学也被改编，它被主流社会认为是精英文学而被收容进去。先锋文学挑战了这些原来的文学观念，它是在失败之中产生的。而中国的文学也总是在失败中呈现自己，这种失败在今天看来仍然有正面意义。

陈思和进一步强调，文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文学精神正是依靠“一脉相传”的教育“香火”才得以传承。今天的教育状况堪忧，然而又不能说今天没有文学。各式网络文学和博客充满网络，手机文学也逐渐发展起来，人人都可以进行文学写作。

陈思和认为，文学同时依赖教育与市场，两者不可偏废。先锋文学作家、批评家及教育家需要进行反省，看看自己究竟是否在有意识地去沟通现今最繁荣的文学写作，如70后、80后的文学创作。如果评论界对新兴文学及作家持排斥态度，就会缺乏相应的文学观念去解读他们的作品和文学活动，这样的隔阂对文学未来的发展是十分危险的。

作家、评论家吴亮、葛红兵、罗岗、张闳、倪文尖、薛毅、程德培、王鸿生、程永新等也在会上先后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