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失败

 

1981年,当有点口吃的杰克·韦尔奇被任命为GE新总裁后,他跑到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去拜访当世最伟大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控制GE下面的上千家公司?”谁都不知道对话持续多久,又具体谈了什么,但那一定是一场卓有成效的对话。有人说杰克·韦尔奇最大的成就就是让GE收购了上百家有价值的企业。可韦尔奇却说,不,我对公司最大的贡献就是拒绝了至少1000个看上去很值得投资的机会。而作为一个有着深邃思考力和敏锐洞察力的管理学家,德鲁克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世界成长的危机。他说过:“目前快速成长的公司,就是未来问题成堆的公司,很少例外。合理的成长目标应该是一个经济成就目标,而不只是一个体积目标。”德鲁克认为,不合时宜地过快成长,会使企业极为脆弱,与适当地予以管理的企业相比,它紧张、脆弱,有一系列隐藏的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危机重重。

历史不容假设,可人们忍不住去想像。如果当时是仰融、唐万新、顾雏军、宋如华、李经纬去拜访德鲁克,如果那场对话早早地漂洋过海传到中国,如果韦尔奇一开始就是国内众多企业家的标杆性人物,如果他的企业控制术及时为企业家们所知……那么,吴晓波所谓的“中国式失败”是否可以避免?无论如何,哪怕是尽最大努力,也争取要少一个历史大败局,少一个伟大的悲剧人物。

如同6年前的《大败局》,《大败局Ⅱ》继续记录着中国企业的兴衰史。在这个被英特尔公司传奇拯救者安德鲁·格鲁夫称为“10倍数变革”的数字化年代,6年已足以让一个公司帝国崛起,也足以让它倒塌。“我只不过又写了9个企业的兴衰史——我甚至还不能像6年前那样写出10个。”吴晓波一句看似漫不经心、轻描淡写的话,内里情深意切、忧心忡忡。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成功失败永远相伴,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雄心,在一次次地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并发动了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有着巨大创新和冒险精神的行动当然时刻伴随着失败了。那些昙花一现的企业家,哪一个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中豪杰?面对一个剧烈转型的年代,他们无所畏惧,勇于实践,积极投身于那个时代最大的实验,缔造其人生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以自己的想法、胆识、行动打破了陈旧的体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是改革初期的先行者,是市场经济的探路人,还一度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带头者。正是这帮被亨利·卢斯称为“最伟大职业”的群体,最后一一倒下,在成为中国转型年代的牺牲品的同时,也成为后来者借以凭吊的对象。英雄之死,特别是在其人生最为巅峰时刻突然离去,这确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和凄凉。

李经纬和健力宝,顾雏军和科龙,唐万新和德隆,仰融和华晨,孙宏斌和顺驰,赵新先和三九……吴晓波以清晰的思路、专业的笔法、翔实的资料带我们回到过去,重温这些企业家和他们企业的那些事、那些话。他的多年中国企业史研究积淀使他顺利地归纳出“中国式失败”的基因。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惑和职业精神的缺失,吴晓波认为是这三个因素构成了从转型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企业往往遭遇灭顶之灾、经营性失败的宿命。不难发现,其中有外因,也有内因,有社会、时代导致的,也有组织、个人造成的。如果一味把中国式失败归咎于中国式国情显然有失公允。诚然,在那个时候,由于国家、政府不恰当的政策、命令、制度安排使得很多企业产权不明致使政商破裂最后利益分野,或者在地方利益竞争格局中被迫成为牺牲者,但也应该看到,正是那个法律、制度、权责严重缺失的年代,才能造就某些企业短期内发家、迅速崛起。在一个所有领域都被规范得中规中矩、有法可依的空间里,像德隆、顺驰、中科创业那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资本积累,大胆金融操盘又谈何容易?关于这一点,吴晓波也意识到了,他引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说:“我们多么幸运。我们不时遇到麻烦和灾难,我们不能期望逃离生命中的灰暗时期——因为以辉煌或金色为落日的生命是不常有的。”

“对于一段不算太短的商业历史来说,失败并不可怕,甚至还值得期待。”事实上,李经纬、顾雏军、唐万新、仰融、孙宏斌、赵新先、宋如华,他们都是一群不甘平庸的人,都渴望一夜之间功成名就,从此超凡脱俗。类似疯狂的梦想加之刚刚赶上百废待兴、亟需改革的狂热的商业时代,梦想就容易成为痴妄。然而,商业终究是一个讲究规则,需要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招致可怕的后果。存商理,灭人欲,一切伟大的治理实际上都是从学会控制开始的。

□ 延伸阅读

《大败局》,吴晓波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23.00元。

 

王晓渔:民主不仅是“有话好好说”

 

25岁的时候,罗伯特主持了一次失败的会议,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4年之后出版《议事规则》,专门就会议的议事程序作出种种规定。这么一本由个人独立编写、没有任何权威部门指定摊派的小册子,居然迅速获得广泛认同。时至今日,罗伯特美国工程兵团将军的身份已经不为人熟知,作为《议事规则》的作者却无法被忽视。从联合国、欧盟到一些规模很小的“兴趣小组”,它们的议事程序中无不闪现着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影子。很多团体章程,不像我们常见的“解释权归组织者所有”,而是注明:“如有未尽事宜,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为准。”

中国是世界上会议最多的国家,但也是会议最没有效率的国家。在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公民社会中心主办的《民间》(2006年夏)里,翟明磊先生详细记述了阿拉善生态协会的运作过程。102名企业家在2004年决定每人每年出资10万,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从动机而言,绝对无可挑剔;但从过程来看,问题多多。这个由商界精英组成的协会,在开会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频频翻船。在成立大会上,主持人刚说完“请大家原则通过章程”,一位台湾企业家站起来了,他无法理解具有大陆特色的“原则通过”到底是通过还是没通过。先是内定会长,在反对声中改成选举,刘晓光当选会长后发表感言:“我会领导大家把工作……”这种“标准说法”又受到监事长的质疑,会长怎么可以领导监事会,监事会是监督会长的。刘晓光主持执行理事会,不时说“这事就这么办”,以至于别人不得不提醒他,“你是主持人。执行理事会才是决策机构。”

会长刘晓光事后感慨:“自己辛辛苦苦设计的会议程序被全部推翻了,这对我是一次民主训练。”其实他用不着亲自设计程序,只需认真学习大约130年前就已问世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即可。这本书由王宏昌先生于1989年翻译,199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重印。不过,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文译本始终没有获得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标题比较低调,如果换成富有挑逗性的“议事宝典”、“议事圣经”、“议事秘笈”之类,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目光;第二,内容比较“繁琐”,不拘小节的中国读者,往往没有耐心纠缠于程序的细节,并且由于时空因素,阅读起来比较有隔膜。

早在1917年,孙中山先生就曾出版《民权初步》,这本书的前身是他根据罗伯特《议事规则》以及其他资料编写而成的《会议通则》。1953年,台湾以《民权初步》为蓝本,颁布“试行会议规范”。看了这段历史也能理解,为何台湾企业家无法理解何谓“原则通过”。《民权初步》是孙中山《建国方略》的一部分,所以单行本并不多见,很容易被读者略过。

与美国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和民国的《民权初步》相比,孙涤和郑荣清两位先生编著的《议事规则导引:公司治理的操作型基石》称不上经典,却可能更容易被接受。我很少买“编著”的书籍,但是仔细读过孙涤撰写的导言并且翻阅了正文,我确信两位先生用力甚勤,“编著”恰恰说明他们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孙涤指出民主精神常被理解为能够尊重别人、能够听取他人意见等等,他对此表示疑义,“个人的教养或许有助于民主程序的操练,但与民主的真意及其运作法则基本上却是两回事。”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民主不仅是“有话好好说”,它更需要有严格的程序作为保证。在这本比罗伯特《议事规则》还要薄、还要小的小册子里,编著者考虑到大陆读者的接受能力,不仅引入了既有的议事规则,还列举了很多简明扼要的例子。如果有人再以国情不同拒绝这本书,那只能说明他对世界的无知。在“会议主席”一节,开篇就是这么一段:“会议主席,也常称作会议主持人,首先应该明白会议的决定权归属于会议成员,自己是会众的一员。”如果这本2003年完成的书,能够早点出版并且被刘晓光先生看到,发生在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一些争吵或许会减少很多。

正如导游的讲述不能代替景点,这本导引同样不能代替罗伯特《议事规则》。孙涤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个是多达30万字的《议事规则》第10版即将译成中文出版,我很希望导引能够把读者引向这本书;一个是他在参加中国建设银行的重组上市以及主持制定银行章程和实施细则等事务时,受到《议事规则》很多启发,这个细节尤其让我感到意外,也因此增添了对未来的一些希望。议事规则应为每一个公民熟习,不存在什么隔行如隔山的问题,无论何种专业或职业,都很有必要了解这些ABC。

□ 延伸阅读

《议事规则》,(美)亨利·M·罗伯特著,王宏昌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11月版,9.00元。

 

郭庆海:从无锡水危机到厦门PX事件

 

无锡水危机事件暴发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据无锡官方称,无锡被污染水质已有所好转。6月6日,无锡市委书记还玩了一把带头喝煮沸的自来水的秀。但是,从网上的消息看,无锡则依然还处于水危机之中,居民依然在用纯净水饮用、做饭甚至洗漱。有网友称,他每天购水的支出是人民币100元。即使我们知道无锡经济比较发达,当地居民的收入相对较高,但如此昂贵的纯净水消费,也让我们怀疑无锡人能坚持多久。不过,虽然如此,无锡社会却的确一直保持着令人惊讶的稳定。除了一个所谓用发手机短信散布“太湖水致癌物超标”谣言的居民被行政拘留,你看不到无锡有一个人上街抗议。它使人们一度怀疑,中国人看来已经彻底被驯服了。您想啊,完全靠昂贵的纯净水维持生活的日子能坚持这么多天,有哪个民族能做得到呢?

但是,厦门人很快以他们的行动表明,中国人并没有彻底被驯服。6月1日,为抗议PX化工项目的建设,一万多厦门人无畏地走上了街头。网上闲聊,有的朋友曾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已经深陷环境危机中的无锡却根本没有暴发抗议游行,而离受到环境污染还很远的厦门却选择了抗议游行。他们说,无锡水危机事件,来得太突然,令无锡社会措手不及。所以,当危机来临,他们所想地只是如何去应付生活的需要,而难以腾出手来去向政府问责。反之,厦门PX项目的事从今年3月便开始发酵了。全国100多位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停止这一项目的建设,又可以说是对厦门人民走上街头抗议的无形支持。当然我更认为,无锡水危机的暴发,应该让厦门人民对于环境问题的迫切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就是说,也许正是无锡水危机的暴发,促使厦门人民走上了街头。

但是,无论无锡人没有走上街头是因为什么原因,无论厦门人走上了街头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以为这两件事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两个启发:

其一,无锡水危机事件告诉我们,中国目前随时可能暴发的最大问题便是环境问题。

比如说到水,水是我们每个人维持生命之必须的。然而,看看我们在水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多么严重的问题吧:受到污染的不只是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它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已经臭了……而在海河流域,就已经没有了原始意义上的河流,现在在那里流动的只是污水沟。那么,人们吃水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的是水库,河北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靠地则只是地下水。而且,不是浅层的地下水,因为浅层地下水基本已经没了,现在能够采到的只是深层地下水。先不说这种地下水的补充非常困难,目前已经严重超采,人们喝的其实是子孙的水。而且,如果没有电力做动力,人们连子孙的水也喝不上。

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太湖污染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吗?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微山湖、滇池污染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吗?恐怕不能。相反,只能是越来越严重。不是投资的问题,投多少钱都只能是那么个趋势。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一切。现执政者顽固的不愿意把权力下放给人民,从而使各级官员的施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性力量作为制衡。同时,由于它一方面要以经济发展来收买民心,一方面也要以经济发展作为官员们相互之间竞争的手段。于是,只顾GDP,不顾环境的“发展”逻辑便成为所有地方官员的必然选择。

你也许要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是非常重视环境的啊。那么我告诉你,如果中国中央政府是真正重视环境的,它就必须这样做:或者,它必须彻底放弃以GDP来考核地方官员;或者,它必须放弃委任地方官员的权力,把这项权力交给各个地方的人民。请问,你觉得这两种选择他们能选择哪一项。我的看法是,他们哪一项也不会选择。如此,你还说它重视环境,那便只能让我感到悲哀!

其二,厦门事件则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最有可能因为环境问题而发生大规模的街头抗争,并致发生变革。

“六四”事件过去18年了,请问,除了政府安排的那几次纯属愤青情绪发泄的游行,中国可曾再有过大规模的、有秩序的、目标明确的街头运动?是的,各地也曾发生过多次的群体性事件,但那和18年前的“六四”、和今天的厦门游行,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我们不能不承认,厦门游行之前的所有群体性事件,多少都有暴民运动的影子。

想一想这件事是不是很神奇?人人都知道现政权最怕的是什么,想想每年的“六四”那一天当政者是一种如何紧张的状态就行了。但是,就是一个PX项目建设的问题,一万人上街了。于是我们大致可以想象一下,今后再发生无锡水危机事件会如何?我们甚至可以问,当无锡水危机一直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无锡社会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

当然,厦门这一次的街头运动还只是要求停建PX项目。但是,当下一次同样的运动发生在其它地方,会不会便有了新的运动要求,比如象上个世纪中共领袖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以“驱某”作为运动的要求呢?我对此抱有极大的期望,而且我相信那应该是一种必然。

这样的一个前景,相信会使所有苦闷于中国民主一直不能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人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吧!或者同时还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首发议报第306期

昝爱宗:揣着明白装糊涂--温家宝身上有周恩来的影子

 

周恩来的出现,使中共获得政权后有了“稳定过渡”的基础,而且“创新”出一种执政思路:上有天子,下与忠臣;好话说尽,坏事照做。1971年“7.13”林彪事件后,一度失宠的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对毛泽东表忠心,又重新获得了毛泽东的重用。

刘少奇“叛党”,林彪“叛国”,罪加一等

3个月后,1971年10月13日,他在广州听取广州军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汇报,在谈及为何不将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的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代?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毛主席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可回头看看1968年10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言,从容不迫地大谈时任国家元首刘少奇的“罪行”。既然国家主席刘少奇有“欲加之罪”,那么林彪这个副统帅到底是如何飞出国境的,最后真相大白了吗?“9.13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就下令全国禁空,关闭所有机场。本来,林彪的飞机是往南飞——广州有他的嫡系,正是周恩来的追查和禁空,导致他被迫往北飞行,往北飞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叛国,这个罪名可比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大多了,刘少奇顶多是“叛党”,可林彪居然“叛国”——当时的“苏修”,岂不要罪加一等?

温家宝效仿周恩来,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恩来的智慧,应该说是“党的愚忠智慧”,并被一度发扬光大,只不过当年愚忠的惟一对象是“天子”毛泽东,现在已经被换成了党中央那几个“核心人物”。谈周恩来愚忠,不能不提温家宝也在效仿。温家宝早在1985年就进入中南海,1987年就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了,是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但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对赵紫阳在支持动乱中所犯分裂党的错误决议时,他应该是投了赞成票的。

其实,赵紫阳有什么大错?尤其是温家宝当总理以后,逢赵(紫阳)必回避。从这点可以看出,温家宝身上有周恩来的影子。今年3月16日,温家宝公开对法国世界报记者提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如此回应:“至于你谈到香港出版的书和我谈的这些观点,我觉得没有任何联系。我也没有读过这本书。”假如当时那位记者再追问一句,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到的观点,与1987年中共十三大决议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观点是否一致呢?看他怎么说?他能说十三大没有赵紫阳这个人,或者赵紫阳什么也没有说?其实,温家宝并非糊涂,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知道他提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相互排斥,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百年,乃是当年赵紫阳所确定的思路,怎么说没有联系呢。正如那位记者所相信的观点一样,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的政策,过去台湾也是处于独裁的统治下,现在实现了民主和多党制,成为大陆民主与法治的一面镜子。至今,赵紫阳这位前总书记的话都没有什么错,而有错的人就是温家宝,总把自己当周恩来。

和周恩来一样,温家宝这个人原则性高,不愧为大秘书长出身,不该说的不说,无关紧要的多说也无妨。所以,他只用了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从地方到中央,从中央部委到中南海,“连升四级”,可见此人“内功之大”不可估量。一般情况下,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级,多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或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成为属于受总书记直接领导的“大内总管”。虽然中共总书记先后由赵紫阳换成江泽民,他依然是“不倒翁”,终于在江泽民时代熬成政治局委员。若说中办主任这个职位如履薄冰,但也没见他临阵脱逃,各种险滩激流,都被他挺过来了,直到当了总理——中央人民政府的一把手,这是否预示着他在政治上有后劲、再有番大作为呢?

4月12日,温家宝访日,在国会演讲后,第一时间是打电话向他年近九旬的老妈妈征求意见,再看他平时穿着旧羽绒服、旅游鞋的形象,更像周恩来了——他和周恩来一样,都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毕业生。

温家宝的民主论、真话论莫沦为虚空

总结温家宝的特色,一就是善于走政治钢丝,说几句不疼不痒的真话,抹几把眼泪,亲合民众,小处着眼,大处“难得糊涂”,最后成为政治不倒翁,最终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二就喜欢展示自己有私情的一面,总理也是人,显得不那么冷酷无情,多是虚空。比如周恩来执政时就不喜欢地方政府帮助他的家人,他家乡江苏怀安的婶母住院,伯母去世,他都写信汇款不让公家出钱,而温家宝,在几年前姑母去世时就曾寄来700元钱。这次访日给妈妈打电话,估计他要用自己的工资支付电话费了。

正如周恩来的前面有毛泽东,温家宝的前面也有“政治大佬”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后面还有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间又需要“党性原则”作保证,仅仅“愚忠”是不够的。这比周恩来时期,恐怕还要艰难,因此我们对于温家宝的民主论、真话论,不仅仅要听其言,还是促其行。如果他的任期内行不出民主来,“当官不让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不会太好。

首发议报第306期

土耳其同行批评诺奖得主帕慕克

诺奖得主缺席土耳其文学论坛,小说《黑书》中译本上市

在帕慕克缺席的会议上,土耳其同行批评他“语言太差”。

  首届土耳其文学译者、出版商国际论坛,6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闭幕。参加该论坛的帕慕克作品中方译者、出版商告诉记者,尽管有专门讨论“帕慕克文学”的环节,但作家本人并没有参加。帕慕克在本地的受欢迎程度也远远不如在其他国家。一位同行,甚至质疑其语言文字能力,称英文翻译的润色才是关键。

  “帕慕克语言很差”

  世纪文景的负责人施宏俊表示,如果不跟其他土耳其作家、学者提及帕慕克,对方几乎不会主动说起这个话题。一些作家的表情比较微妙,一位土耳其作家甚至直言帕慕克“语言很差”,并认为英文版的翻译给他加分不少。施宏俊说:“土耳其文学界普遍认为他们文学的根是诗歌,却被外界长期忽视。”《我的名字叫红》等作品的中文译者沈志兴也表示,大部分土耳其作家认为帕慕克并不是代表土耳其文学的重要符号,同样高水平的土耳其作家还有不少,也亟待被世界发现。

  在讨论“帕慕克文学”的环节,德国、意大利的译者都表示,在帕慕克获诺奖之前,其作品不过起印2000册,获奖之后就摇身以5万册“开机”。

  施宏俊还告诉记者,帕慕克公寓前站着两个警卫,他们自称从帕慕克得诺奖后就开始在此蹲守,以确保作家的安全。

  《黑书》中译本上市

  日前,帕慕克的另一本小说《黑书》的中译本上市了。与《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虚构土耳其不同的是,《黑书》着眼于现当代土耳其历史,叙述了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土生土长的律师卡利普寻找失踪妻子的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序言中说,“《黑书》也许可以算是一部侦探小说,一部有凶杀案而不指明凶手是谁的侦探小说”。

  据施宏俊介绍,帕慕克各种作品的中译本销量已超过50万册。土耳其文学论坛上的德国译者认为,可能是帕慕克的作品中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导致中国读者比较容易接受。

王朔:谁指着纯卖书挣钱啊

 

《我的千岁寒》遭遇退货传闻,出版商与王朔均否认

“《我的千岁寒》共发货20万册,居然遭到不少退货。”近日,出版商路金波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漏了嘴。接受本报采访时,路金波否认报道的真实性。王朔透露,该书仅三条夹书广告就挣了几百万。

对于《德国之声》的报道,路金波回应道,那篇报道只有标题《王朔市场价值不敌郭妮》是正确的,是《德国之声》的记者在回国前作的四篇随笔之一,当时记者并没有声明是采访。路金波表示,“王朔的书卖得确实不如外界传言中那么好,但是发货40.5万册,有发有退,退的不足几千本,说实话,浙江四川市场卖得不好,城际之间互相调货,不管怎么说仓库里没有回货。”王府井新华书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退货,《我的千岁寒》仍在排行榜前10名以内,每天卖出20-30本不等。

卓越网文学书店负责人认为“退货说”不太可能,她说:“这本书不可能有退货,4月10日上市时5000册很快销售一空,随即补进2000册。

同时当当网方面也显示没有退货记录。“记者又采访了书的作者王朔,王朔表示,”告你个秘密,他(路金波)光那三条夹书广告就挣了几百万纯利,图书实销25万册,马上加印,脱销了已经。现在谁指着纯卖书挣钱啊。“

石钟山被诉抄袭连声喊冤

 

称“没成名时都没抄袭过别人,现在有必要吗”

天津作家龙一告作家石钟山小说《地下地上》抄袭自己作品《潜伏》一案,明天上午将在北京丰台法院开庭。

“龙一”原名李鹏,是天津作家。他认为自己2006年在第7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潜伏》被石钟山抄袭,《地下地上》无论在戏剧结构、主要背景、人物关系设置还是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均与《潜伏》存在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因此他将石钟山告上法庭,并索赔20万元人民币。

据悉,《潜伏》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潜伏在军统天津站的地下党员,故事主要围绕他与其为工作需要而“假结婚”的妻子在工作、生活中的故事展开。石钟山今年年初问世的新作《地上地下》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是围绕假结婚的故事展开,八路军侦察连长在沈阳军统东北站取得站长信任,为避免国民党怀疑,组织上派来一个女游击队长与其团聚。两个性格不同的人在战斗中共担风险、在生活中磕磕碰碰的故事。

对自己当了被告,石钟山觉得十分冤枉,“我不能说自己很有名,但至少比龙一有名。我没成名的时候都没抄袭过别人的东西,现在有必要抄袭别人的吗?龙一认为我故事里的假结婚跟他作品中的一样,问题是,历史上这种假结婚的真事本来就不少,这种题材已经属于‘公共资源’,这又不是龙一的‘发明’。他说我作品中一个游击队员的性格和他作品里人物很像,问题是在《玫瑰绽放的年代》中的柳秋莎也是这样的性格呀,那时他怎么不说我是抄袭?”最重要的,他表示《地上地下》的构思源于2005年的下半年,到2006年5月完稿,有出版社看稿编辑的文字和一些改编版权的合同为证,两部作品从创作时间上不可能有“抄袭”的可能。

明天官司将在丰台法院开庭,石钟山表示他没想好出不出庭,“我有代理律师,相关材料也都准备好了。到时候再看,如果很多记者去法院的话,我可能会出庭。”但他表示,一审判决他赢了的话,他会立即反诉龙一,“因为这起官司,我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话剧的版权就损失了几十万元,图书的损失还在统计中。精神损失更不用说了。”

Party politics

Party politics

Robert Service

Communism destroyed millions of lives, but its critics are now branded “neocons”. Why has the left’s poisoned love affair with it endured?

Communism, like nuclear fuel, has a long afterlife. In country after country across Europe – from Russia to Albania – it has been discredited for its record in power. No government in Africa or the Americas subscribes to it except the Castro regime in Cuba. In Asia, the communist flag is waved in Vietnam and China without anyone denying that the economic future lies with capitalism; only North Korea stands by the basic precepts of Marxism-Leninism.

What happened in the October 1917 revolution in Russia was an ideological bank robbery. Its leaders were nothing if not daring. Lenin and his party took over a state and then declared that no other kind of socialism was worthy of the name. They instituted a red terror. They seized hold of an entire economy, persecuted all religious faith, imposed a one-ideology media and treated society as a resource to be mobilised on their whim. These are historical facts that no communist in the 1920s sought to deny. Quite the opposite: the facts were advertised b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s the only way to do away with “bourgeois rule” and induce the birth of true socialism.

A minority of socialists around the world accepted this case, formed communist parties and join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ne of these parties, except for the Mongolian one, stood a serious chance of coming to power until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eopolitics changed after 1945. The Yugoslav communists had won supremacy in wartime. The Soviet army, being the occupying force elsewhere in eastern Europe, imposed a communist state order east of the river Elbe. In 1949, China experienced a communis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ake-over. Ten years later, Cuba went the same way.

In doing the research for my book Comrades: A World History of Communism, I tried to find whether there was a basic pattern to the regimes that resulted. The conclusion was a stark one. In all cases of durable state communism, there was some approximation to the Soviet “model”. A single party kept itself in power without concern for electoral mandate. A nomenklatura system of personnel appointment was introduced. Religion was harassed. National traditions were emasculated. The rule of law was flouted. The political police was ubiquitous and ruthless; labour camps were established. Foreign travel permits were made hard to come by. Radio and TV broadcasts from abroad were banned. A prim public culture was installed.

This was the pattern despite the many national differences. Popular music in Cuba remained lively and beautiful even though its exponents could not take themselves and their instruments to other countries. In Poland,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allowed to function in the open. In China, there was some pride – excep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the late 1960s – in those emperors who had governed a unified nation.

The new communist states, like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them, undoubtedly engineered rapid industrial growth. The exception was Cambodia under Pol Pot, who emptied the towns of their entire populations. The same states fostered programmes of mass education. Theyalso facilitated the promotion of people who had previously suffered from negative social discrimination. Reading and numeracy flourished. While capitalist economies fail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unemployment, everyone could find work under communism and had access to free health care and cheap housing.

All this I mentioned repeatedly in my book, but it was not quite what one reviewer, the Guardian‘s Seumas Milne, wanted. He denied that I stated that communist leaders unleashed a drive towards industrial and cultural modernisation. Next, he alleged that I followed a “neoconservative” agenda. He also maintained that the so-called “revisionist” school of Soviet history was not getting a fair wind in the western media.

His Stalinoid form and content of argument involved deliberate misrepresentation. It would seem that Milne and his like consider it fair game to denou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a considered anti-communist standpoint as a neocon. This is a shoddy way to handle a serious political discussion. If this farrago had not come from the editor of the comment pages of one of our national newspapers, it would not be worth bothering about. What is more, Milne is typical of a more general trend that retains a nostalgia for communism, and it is a trend that ought to be repudiated.

Milne rails against people who describe Stalin’s Soviet Union or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as totalitarian. His preference is for the alleged even-handedness of the “revisionist” school. What he has in mind here is the body of work written since the 1970s which stresses that not everything in communist politics was controlled by the supreme leadership. It would be ludicrous to claim that Stalin or Mao directed and controlled every aspect of thought and behaviour. I know of no one who does this. Communist states were indisputably very far from a condition of total regulation from above. In fact, they were more chaotic in many ways than are most liberal democracies.

The reasons for this have long been obvious. Liberal democracies, despite all their faults, have lots of advantages. They have a pluralist culture and free media. They have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y allow competition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Such features provide mechanisms for the correction of abuse that were largely absent under communist rule. The result is that such democracies have possessed more orderly societies than communist ones. Work discipline was generally poor under communism. Apathy about politics was widespread. Bureaucratic ineffectiveness was rampant.

What is more, it was no coincidence that durable communist states maintained a heavy load of repression. Millions of citizens always wanted things that incurred official disapproval. They hated the disrespect for national traditions, culture and religion; they were attracted by non-communist ideologies. In order to hold on to power, the communists used the secret police and labour camps. Some leaderships were more brutal than others. Life was different under Brezhnev and Andropov from what it had been under Stalin. And Cuba has held a smaller number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s a proportion of its population than was true of the Soviet Union. Nevertheless, all communist states were dictatorial, and it wa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y practised radio and TV jamming and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ir peoples to travel abroad.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came in 1989-91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ol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rols were loosened. Free public discussion and organisation were permitted, and in country after country there emerged a challenge to the ruling nomenklatura. Wherever contestable elections were held, the state order of communism fell apart.

Some “revisionists” denied that the savagery of the great terror in the Soviet Union 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was attributable to Stalin or Mao. Several of them supported ridiculously low figures for the number of deaths and arrests. There was also an endeavour in some quarters to lay stress on the positiv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f regimes, rather than on the persistent repression.

The United Kingdom, of course, never had a communist revolution. Only a handful of communist MPs were ever elected. The Communist Party occasionally did well in local elections, but it never won more than a tiny proportion of the vote in national elections. We now know just how closely it was supervised from Moscow. It received money on a regular basis. It received guidance on policy, and there was trouble for those British communist leaders who stepped out of line until the 1980s. By and large, the Kremlin used the party as an instrument for propaganda in favour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re was no serious effort to turn it into an insurrectionary force.

But what if the CPGB or any of the small anti-Soviet communist groups were to have attracted greater support and come to power?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next? By no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 can one imagine that communism’s political opponents would have folded up their tents and withdrawn from the field. The communists would never have enjoyed universal popularity. Without force it is hard to imagine how a British communist regime would have lasted very long if it disrupted the usual workings of the economy and offended social and religious sentiments. Communist ministers would then have faced the same choices as presented themselves to previous communist regimes elsewhere.

The point is that repression was not some aberrant phenomenon under communist rule around the world. It was ideologically condoned in advance; it proved also to be a practical necessity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communist states. Communists from the 1920s through to the 1940s were frank about this: they eulogised dictatorship. Subsequently, they avoided debate on the matter or else contended that they would break with the models provided by historical communist states. They never explained how they would introduce communism except by massive force. The ghosts of the victims of all those bloody purges cry out for us to reject the printed apologias for the communist past.

Robert Service’s “Comrades: A World History of Communism” is published by Macmil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