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案开庭延期 日期待定

 

【2007年6月12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采访报道/维权人士郭飞雄“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原定6月15日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开庭。郭飞雄的太太张青11日上午接到该法院案件承办人之一张法官电话,告知她开庭延期,日期待定。

6月11日晚上,郭飞雄的太太张青在广州家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她说:“今天早上九点五十分,张法官打电话过来,说6月15日不能如期开庭。我说‘那估计大约会什么时候再开?’他说‘估计不到,只有定下来以后才通知。’” 

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2005年参与广东太石村维权事件,2006年参与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

2006年9月14日,郭飞雄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9月30日,以同样涉嫌罪名被逮捕。涉案经营的出版物是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一种杂志――《沈阳政坛地震》。

据郭飞雄的亲友说,郭飞雄早在被捕前五年已经停止了所有经营活动。
今年1 月20日,郭飞雄被由广州移送转押到沈阳的辽宁省看守所。 

郭飞雄被转押沈阳之前,被羁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他在会见律师的时候曾经自述,在此被连续审讯七天七夜,被殴打、刑讯逼供。 

郭飞雄案送交检察院后,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3月30日第三次移送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郭飞雄也被换押回广州。

5 月28日郭飞雄在看守所会见律师。 胡啸律师说:“郭飞雄说,在辽宁省看守所遭受到刑讯逼供,用高压电棒电击男性生殖器的情况是他不能容忍的,也是要坚持抗争到底的。”

6月5日,郭飞雄的太太张青以公开信形式,就郭飞雄受到酷刑逼供,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人的《申诉控告书》;6月6日,郭飞雄委托的莫少平和胡啸二位律师,分别向辽宁省和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寄发控告书,要求就对郭飞雄的刑讯逼供立案侦查。

二十天前,张青从法院方面得知郭飞雄案预定6月15日开庭,今天又得到开庭延期的消息。

张青说:“今天早上张法官说6月15日不能如期开庭,他说的理由是,人手不够,法庭也不够,这两个(方面)都安排不过来。

然后,他又要求我,说‘律师那边你通知吧’。我说‘我听律师说了,开庭时间有变动的话,应该是法院那边直接通知律师的’,他就说‘好,那我通知律师吧’。

后来我在十二点多钟的时候给莫律师打了个电话。他说:‘(法院)已经通知胡啸了,他已经知道了’。

问:“律师还说什么了吗?”
答:“我跟律师说的时候,他没为这件事情说什么。”

雅虎间接回应师涛母亲谴责

雅虎香港首页

高琴声表示,她希望雅虎受到惩罚。

雅虎公司周一发表简短声明称,中国不应惩罚在网上表达政治意愿的人士。

周日,因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了身份资料而入狱的中国记者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呼吁惩罚雅虎公司。

雅虎发送给美联社的声明没有特别提到师涛案,但表示,他们已经告诉中国,雅虎谴责”对任何国际公认言论自由的惩罚”。

2004年,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以署名电邮向各海外民运组织公开一份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15周年的报道禁令,被当局以涉漏国家机密罪判监10年。

雅虎承认其香港公司向中国公安提供了师涛的个人资料,成为他定罪的重要证据。

新闻自由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说,对雅虎”迟来”的声明表示欢迎,同时呼吁雅虎的负责人”紧急出面向中国当局提出请求,释放师涛、王小宁以及所有因雅虎所作所为而入狱的人”。

目前,师涛正与另一名网上异见人士王小宁在美国控告雅虎公司。师涛母亲高琴声在香港的记者会上表示,她希望雅虎受到惩罚。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有关个案将成为一集体诉讼的个案。律师相信,由雅虎提供的资料,使中国当局判处4名记者及异见人士。

雅虎公司一直解释,他们需要遵守中国法律。在这次的声明中也再次强调,公司在中国运营需要遵守中国法律,否则其员工可能面对民事甚至刑事惩罚。

国际人权组织和记者权益组织对一些公司的做法提出批评。国际特赦说,一些国家和企业不尊重、保护和促进互联网上的言论、集会自由和隐私权。其中雅虎(Yahoo)、谷歌(Google)等企业被指协助中国等国家审查网上言论。

上周,世界报业大会及编辑人论坛颁发”自由金笔奖”给师涛,从山西到南非开普敦代儿子领奖的高琴声女士表示,这对师涛是一项崇高的荣誉与巨大的安慰,同时由此证明,师涛只是做了一名勇敢的记者应该做的事,才会得到全球同业的同情与支持。

海落英:北京的金山与广西的“梁山”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日前发生严重骚乱,五万群众上街烧毁七个镇政府,砸毁警方和官方的车辆,成为中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民众骚乱。

这一次的博白骚乱,属于官逼民反式的民众抗暴,其原因是为了反抗地方当局野蛮粗暴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计划生育成为考察官员政绩的“硬指标”,当地官员便实行强硬措施:超生罚钱,没有钱就把农民的门窗家具甚至房屋打烂。博白大批群众被逼离家出走、上山躲避,当地十室九空、农田荒芜无人耕种,愤怒、绝望和仇恨的情绪在民众中急剧蔓延,最终忍无可忍下山反击。

这样的故事,和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描写的屡次农民起义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是何等地相似!

中国的“官”和民主国家的“官”,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国家的“官”是public servant(公仆),代表着服务,而中国的“官”是“老爷”,代表的是权力。公仆型的“官”,由人民选出,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老爷型的“官”,由上级层层提拔,非关人民的选择,因而也无关人民的利益,凌驾于人民之上。在民主国家,“官”是仆人,人民是主人,“官”和“府”用人民的纳税为人民谋幸福;在中国,“官”是老爷,人民是仆人,老百姓纳税养活“官”“府”。

博白的这一次骚乱,需要直接负责任的当然是当地的官员,他们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采取了野蛮粗暴的手段,把老百姓们逼上了“梁山”。但是,细想起来,这些官员也是夹在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中国官场的准则,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大官压小官,小官就只能欺负虾民了。上级把计划生育的“硬指标”下达给了你,你不能完成就不会得到提升;特别是现在这个经济腾飞的年代,大官大富,小官小富,没有了官位也就没有了一切。地方官员不择手段地完成指标,当然也是情有可原、理有所依,怪只能怪自己官太小。

中国的官场依然遵循着几千年的封建官场制度,中国的百姓依然还是沿袭着拦轿伸冤告御状的传统,希望当朝天子能够派出钦差大臣缴了地方官的“械”,为民伸张正义。在这种权力不受监督的制度里,老百姓只能指望大官来惩罚小官,他们生活在既憎恨权力又不得不依赖权力的两难困境之中;对生活中每天都要打交道的当地芝麻官们深恶痛绝,但又对远在天边的中央政府满怀着美好的愿望。

小时候,我们总是反反复复地唱着一首歌,那首歌的第一句是这样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这表达了老百姓对当朝天子和中央政府何等的期望呀。老百姓在期望着北京金山上的光芒照到自己的身上,但是当地的官员们却把他们逼上了“梁山”。

事实上,在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中,中央的权力和地方的权力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中央的官和地方的官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两样,地方的官毕竟是由中央的官提拔钦定的,地方的官又执行着中央的官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解决地方官员的野蛮粗暴,要解决各级官员对权力的滥用,要解决民众的冤情和骚动,只能求助于对权力的监督,只能求助于将官位与权力的逐步剥离,只能求助于变“老爷”政府为“仆人”政府思想的培养。

也许乱则思变,民众的骚乱将会更快地催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愿如此。

 

刘 柠:魏京生事件,考验日本“价值观外交”

 

据日多家媒体报道,6月2日,从纽约搭乘美国民航班机、准备前往东京的中国民主活动家魏京生,在成田国际机场,被日本出入境管理当局(“入管”)以未持有入境签证为由拒绝入境,并遭扣留。

为参加6月3日在东京举行的纪念中国八九运动18周年的集会并做主题演讲,魏京生从纽约飞往成田机场。事先,曾申请过赴日签证,却“因种种技术性原因”而未果,无奈之下,决定以“过境”(Transit)名义申请入境日本。按日本《出入国管理法》,魏虽持中国护照,但作为美国永久居民,完全可以在72小时之内自由出入日本而无需签证。对此,“入管”的解释是:“手续上没有问题,但出于上级指示,无法准其入境。”因魏本人拒绝即刻返回美国,遂被暂时安排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里,但被限制与外界联系。并且,据魏的声援团体成员透露,日当局的做法有违人道:魏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但移民官员却长时间不让他进食;明知言语不通,却不为他安排翻译……鉴于其糖尿病有恶化的危险,不得已允许其去东京市内的医院接受检查已然是6月6日——抵达成田4天后的事情。

此事,虽然以日本政府的果断处理而免于酿成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件,但在两国民间社会掀起的涟漪,却不可能马上平复。

同一时间,正在访日的李登辉,被获准在东京活动,甚至去参拜了靖国神社。这虽然足以让中方光火,但从中国外交部的正式表态来看,中方的愤怒却适可而止,颇为克制,说明两国在李访日问题上似乎已达成了某种“默契”。在这种情况下,不生新的事端,避免进一步激怒中方,为在G8上两国首脑的接触创造和谐氛围,从而多少挽救安倍下滑不已的支持率,无疑是日方的应对之策。

但一心想当“好孩子”的日本,这回却遭遇了道义瓶颈。魏是中国民主化的象征性存在,且他此次日本之行系为了另一桩更具象征性意义的事体——兹事体大。况且,他并未违法,连日方移民官员都承认,魏的过境行动“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理论上可行的合法权利,却由于“上级指示”而无法行使,这恐怕是东亚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种。日方以拒绝魏入境,换来了息事宁人的对中“和谐”。至于在道义上是否丢分,丢多少,既然是日方经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后选择的结果,似不是我们所应置喙者。

日本政治、外交的最高准则从来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别的,这注定会在某些节骨眼上牺牲道义,以换取利益。八九事件之后,作为第一个对中共解除制裁,恢复经援的西方国家,日本至今仍承受着来自西方大国质疑的目光。

但问题是,日本同时也是一个经历着国家战略调整的转型国家,其“普通国家”(即政治大国)的转型方向,恰恰有悖于一切以实利优先的既成原则,而着眼于战略性的国家根本利益,用日本政治家的表述,即所谓“价值观外交”。这对日本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试炼:

要想在国际社会担当起“价值观外交”的角色的话,首先要摒弃那种动辄只从外交层面出发考量利益得失的思维定势。对一个大国来说,道义立场不仅是交易的砝码,更是宝贵的资源。而这种资源之崇高、稀缺性,甚至就在于其“不可交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价值观与外交加以捆绑的“价值观外交”的理念本身就未必站得住脚,而即使距离这个半吊子目标,日本也还差得远。

许知远:危险的自大

 

对于民族主义情绪的强调,在中国仍是商人们热衷的方式,尽管人们已不再使用“爱国就买国货”这样赤裸裸的口号了。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后,我看到了“强壮中国人”的牛奶广告;在二环路上一处楼盘边,矗立着“盛世中国”的巨大标语;而如今这家叫“爱国者”的公司,则试图说明,这个小巧的电子产品,关乎中国昔日的荣光和明日的骄傲。

如果,你生活在此刻的北京,可以轻易地感受到弥漫在空气中的,除了汽车尾气与高密度的浮尘,还有那种不可扼制的自大与傲慢。北京正在陷入一种莫名的亢奋,人们谈论“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大清帝国”的热情,就像房价上涨得一样快;我们将四十八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邀请来此,并准备在一年后举办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媒体上“如何从经济大国演变成政治与文化大国”的论调此起彼伏;《论语》、《周易》乃至《三国演义》中的帝王术,似乎都再次变成了“中国智慧”——他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于世界文明具有重要价值。蜂拥到世界各地的中国游客们发现,伦敦的房子太旧、白金汉宫怎么能与故宫相比,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比不上上海陆家嘴的金融区,美国人真笨竟然搞不清天津在哪儿,柏林的购物中心根本就不够大、营业时间也不够长……如果再说下去,他们的抱怨就令人想起乾隆皇帝在二百年前口气:“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本不需外夷货物……”

情绪真的转变了。二十多年前,中国人还为未来坠坠不安。国门在封闭了多年之后打开了,人们发现什么都缺,不仅没有“那些需要拯救的人们”吃得好、穿得好,建筑比他们的更破,灯光比他们的更昏暗,个人生活没有他们快乐,甚至我们的文化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曾经嘲笑他们历史短暂、缺乏根基,而我们则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礼仪之邦,却旋即发现似乎并非如此,并为自己是否会被“开除球籍”、海洋文明是否必将取代陆地文明而争论不休。

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伴随着那场政治风暴结束了。随着,整个国家,从政府到个人,从无业游民到知识分子,开始忙着挣钱,意识形态破灭了,政治变革希望消退了,金钱既是生活的目标也是唯一的安全感。

我们的运气很好。我们受惠于新的世界产业分工,技术与产品的流通变得轻而易举,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可以轻易地引进与复制先进的技术;我们也不用担心环境污染与劳工组织,事实上,只要得到当地权力机构的默许,它们通常不被计入成本;我们还如此勤劳和充满饿感与灵活性,想想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他们人数少得多、却创造了如此庞大的商业网络;我们也不用在乎其他的价值座标,比如在其中是否生活得幸福,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一直以来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事都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迅速变成了全民性的运动;我们遭遇了全球性的商业革命,他们都像投资股票一样,把赌注押在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市场,而不管现在是否赚钱……

总之,很多因素发生了作用,当我们再抬起头时,发现自己将五十年前的梦想实现了一半,超过了英国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我们颇为兴奋,似乎一点没注意英国是一个四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我们则有十三亿人,它的面积还没有我们河南大,他们的牛津、康桥,和我们的北大、清华可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世界观是《经济学人》,而我们则是《环球时报》。

我们的血液缺乏怀疑精神,就像中国那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唐钺说的我们往往不考虑事情的实际状况,只听到一句话说得巧妙,就信以为真,经常“把感情替代理智”,沉湎于语言的快感。我们曾经沉湎于“科学”、“民主”、“共和”、“社会主义”,似乎这些抽象的概念能够解决一切。现在,我们则开始说“大国”、“崛起”,似乎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就逐一超越德国、日本、美国,五十年之后、甚至更早,我们就回复了盛唐景观、四方来朝。我们没耐心去分析,这一路我们是怎么样走来的,其中有多少偶然成份、多少不确定因素,而如今又充满了哪些艰险。

在谈论“大国”、“崛起”、“盛世”时,我们似乎对于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的警告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说国家实力包括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国民性格、国民道德、外交与政府的能力诸多因素,在衡量实力时切勿“给予任何单一因素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难道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电冰箱、帽子、玩具就是大国吗?一个大国也不该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模仿英国的Pop Idol?看起来,我们一边在辩解自己是“和平崛起”,一边又率先夸大了自己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泛滥的语言狂欢中,我们似乎丢弃了谦虚的态度、反思自己的愿望和能力。一个缺乏现实态度的国家,多容易被傲慢与偏见冲昏头脑,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上不是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吗?

香港记者会:师涛母要控雅虎泄私隐

 

因雅虎泄露私隐而被中央政府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囚10年的内地记者师涛,日前获得世界报业联会大会颁发金笔奖,表扬他为新闻自由的贡献。代儿子到南非领奖的高琴声昨天与律师何俊仁召开记者会,首次透露师涛狱中苦况,其间更不禁哽咽落泪,哭诉10年徒刑毁了师涛一生,希望外国政府关注师涛案,争取他08年北京奥运前获释。

狱中监控较杀人犯严

“10年判刑,毁了一个年轻有为、单纯善良的知识分子,毁了一个家庭,妻子被迫要跟他离婚,家庭破碎、一无所有。“高琴声哭诉,师涛狱中被监控的程度比杀人犯还要严密,因为师涛”危害国家安全“,探监时所有对话都要让狱警清楚聆听,有一次见面中途更被狱警中断,只是因为高琴声合紧拳头,以身体语言告诉师涛,世界有很多人支持他。61岁的高琴声表示,师涛在监狱需要对强光、做打磨石头的苦工,眼睛、肺及胃均有毛病。她表示,感谢香港新闻界及所有为师涛案奔走的人,“希望你们日后见到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告诉他师涛是很单纯、无辜的青年,绝对不是罪犯!……若我能支撑到师涛出来(狱),死也瞑目。“一直跟进师涛案的何俊仁表示,将会委托美国律师在美国控告雅虎向中央政府泄露师涛的私隐,要求雅虎向师涛赔偿。高琴声则表示,若外国政府协助释放师涛,她当然求之不得,希望师涛案可以令外国政府,关注跨国互联网公司泄露私隐的情况,令师涛案日后再不会发生。师涛04年“六四”前夕,将中央要求严防纪念六四活动的文件摘要,透过雅虎电邮传送,结果因雅虎泄露个人私隐被捕,被控以“泄露国家机密“罪。

雅虎批评北京惩罚网上发表政见者

 

被指控协助中国政府把中国媒体人士师涛逮捕下狱的雅虎公司星期一表示,中国政府惩罚在因特网上面发表政治主张的人士的作法是错误的。捍卫新闻自由的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亚太地区负责人表示,雅虎的这一声明姗姗来迟,但是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美联社发自香港的消息说,虽然雅虎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没有提及师涛入狱这一具体案件,但是说:“中国公民由于在因特网上发表政治观点而被监禁,雅虎公司对此非常不解。”

与此同时,雅虎公司也表示,在中国运作的公司必须要遵从中国的法律,否则公司的雇员将面临当地的民事甚至刑事处罚。

师涛是湖南的当代商报的记者,05年3月被湖南法庭判处十年徒刑,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师涛的律师还表示,他们已经在美国采取法律行动,追究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责任。

*记者无国界:雅虎应利用关系促放人*

捍卫全球范围内新闻自由的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亚太地区负责人布罗塞尔(Vincent Brossel)从该组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的总部对美国之音表示,雅虎公司的这一声明是积极的,但是来得有些太迟了。

他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吧,但是当初雅虎要是不把有关信息交给中国政府,岂不更好!”

布罗塞尔赞扬了师涛的母亲高琴声为了师涛出狱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包括决定将此案诉诸国际法庭。

他表示,雅虎公司是一个国际巨头公司,在中国很有影响,跟中国的高层也有很多关系,应该利用这些关系,让师涛和其他无辜入狱的媒体人士尽早出狱。布罗塞尔说,不知道雅虎下一步具体会怎么做,但是他抱有一定的信心。

布罗塞尔说:“两三年前,我想象不出像雅虎这样的公司会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而且公开表示,所有的中国公民都有权发表个人的政治观点。”

布罗塞尔表示,只要各国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受害人家属等等坚持不懈地努力,前景是有希望的。他并且希望,在美国,有关的立法能够及时出台,让在海外运作的美国公司能够信守国际间民主自由的准则。

 

人类论争与论战的三种方式

 

宣昶玮写了一篇《许多人为了错误的观点而奋斗一生》,又写了《我们是追求真知还是保卫信念?》。与上述问题有关,现在我们分析分析人们通常的论争或论战的三种方式。

论战的一种方式是为了辨明真知,一种是单纯为了保卫信念。前者采取讲道理的方式,后者则可能不择手段。因为后者论战的目的不是为了辨明真理,而是单纯为了保卫一种信念。

还有第三种:既不为辨明真理,也不为保卫信念,而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专门反对什么,或宣扬什么。而且他反对的东西或宣扬的东西,和他自己的真实观点无关,甚至他反对的其实是他认为正确的,他宣扬的其实是他认为错误的。这是一种为达某种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类人。一些反伪科学人士之中,就有这类人。

由于保卫信念式的论战,其目的就是保卫自己的信念,是一种保卫精神支柱的性质。所以当事人不论信念对错,一概坚持之,对别人的批评、正确的观点,一概听不进去,而采取排斥的态度。这就是许多现实中的论战和交锋的实质。

中国当今的许多论战总也没有结果,原因就在于许多论战都是(至少有一方是)保卫信念之战的缘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能是混战一场。

宣昶玮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宣昶玮想让人们的论战能真正提高档次,所以有了相关的系列研究。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与正义的人,那么你就要首先区分你的通常的思维方式,即前述的辨明真理式和保卫信念式。前一种思维方式会使你的观点愈来愈正确,水平也愈来愈高,而后者则可能会使你一直保持错误,而且坚持错误愈来愈顽固。

在现实世界上,经过观察,捍卫信念式的思维方式,是很多人的思维方式;而辨明真理式的思维方式,则是很多人所不具有的。这种情况在知识分子、学者、专家、包括知识精英之中,也是如此。应该促使人们清醒了。

问题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卫信念式和不择手段式的论争,都是以追求真知式的面貌出现的,很带有迷惑性质:这种迷惑甚至包括迷惑住了论战者本人,使他本人也误以为自己是在辨明真理呢。

当然不择手段式的辩论者,他们没有这种迷惑。

追求真知式的思维方式和后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要点之一,是前者对反例和事实不会回避;后两种则对无法否认的事实和铁的事例,多采取回避或狡辩(狡辩方式之一就是回避直接回答)的方式对待之。

例如崇儒者们的论辨,他们对于儒家历史上成为专制独裁的帮凶、压迫人们的精神枷锁这一事实避而不谈,而却大讲特讲儒家学说中有益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保卫信念式的论辨方式。

追求真知式的思维方式和后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要点之二,是前者对于自己不了解、不熟悉的知识和事物不会依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臆想、去武断,而会有适当的存疑的态度,这一条特别表现在其日常研究之中。而后一种思维方式,则对自己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的东西,都会依据自己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去大谈特谈、去推导之、演绎之、臆想之,结论也下得斩钉截铁,一毫也不含糊。而这一特点,更是表现在其日常思考和研究中。

我们是追求真知还是保卫信念?

追求真知和追求精神支柱是两回事情,性质完全不一样。

当代中国的现状,是很多人在追求精神支柱,即精神寄托。但是,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即显意识里,他们却是在追求真知。现在即使我们指出了这一点,他们也看到了,但若要让他们真正承认自己的这种情况,也是困难的。他们必定在感情上是抵制这种评价的,不愿意面对这一事实的。因为他们坚持他们的信念已多年,而失去自己的这种信念是很痛苦的事情。

母亲的精神支柱是把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成家立业。这一信念是顽强的,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母亲都会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的。

现代中国,有更多的人是追求获得更多的金钱为自己的主要信念。这种信念造就了许多企业家和富人,也造就了许多贪官。

也有人以追求权力为自己的人生信念,这种信念造就了争夺与倾轧的官场。

推崇儒家的许多人,也和上述几类人一样,他们把崇儒作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与精神支柱,作为一种个人的人生信念。这种信念是顽强的,无论别人批儒如何正确,都丝毫不会动摇他们的崇儒信念。

其他的还有:崇拜道家,和反伪科学、唯科学主义、崇拜毛泽东、崇拜马列、军事爱好、中医爱好、气功、绘画、书法、收藏等,都能成为人的一种精神支柱,成为一个人的人生信念。

而且,人也因为这一信念,而觉得生活有意义。

一个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许多信念坚信的东西中,也确实是有正确和价值在其中,但同时也可能会有很大的谬误和相当的负价值。而我们的坚信者无一不是仅看到了这种东西的正面,而对反面却宁愿视而不见了。

能真正做到追求真知、而能抛弃追求精神支柱式非理性干扰的人是智者,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大家今天读了宣昶玮的这篇文章,可能一些人心中开始别扭起来。

任何人都一样,当你的话触动了他一生坚信的信念,使他多少发生一些动摇之时,他就开始感到一些痛苦了。

许多人为了保卫自己哪怕是很错误的信念,而顽强又顽固的、总是一生都坚持着自己的非常错误的观点。

宣昶玮今天指出这一点,不知道人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宣昶玮:于丹热是一场精心设置的套局

 

近来中国各种争论频出,很是在公众中催生了阵阵热潮。

若论那原因,不过是因为传媒的发达,网络的普及,大众也渐渐开始关心自身之外的世界。这实在是社会进步,大众开始睁开眼睛的现象。

近来就有:超女热、议论改革成败热、民间维权热、民间学术研究热、网民议论时政热,等等。

在这许多热潮之中,于丹热恰逢其中,脱颖而出,突兀在电视、报纸和网络中。几乎占尽镜头,夺尽人们的眼球,出尽了风头。

宣昶玮在一旁冷眼观看,此番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又察其言观其行,仔细想想,终于明白过来。

于丹热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套局,背后有许许多多目的的。

这些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可以归结为六计:一。 转移视线计。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随着经济的开放与发展迅速下滑。另外腐败大面积蔓延、官员生活腐化奢侈、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引起社会深度不安。人们自然要将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归为改革的失误所至,因而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如果这种关注与不满就这么长期持续下去,对某些人物来讲,真不是一件好事,太有损他们各方面的形象了。

正是在这种时刻,于丹热起来了,《论语》热起来了,儒家的那套热起来了,它必然会吸引大众的视线,从而关注焦点偏向,一部分人钻进故纸堆中,一部分忧国忧民之士,也不再谴责今天,而把目光转向用儒家来拯救当今的中国。包括大众的视线与关注,都会有一部分被转移,而一些人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一计的要点是:把大众的视线与关注从今人身上移开,转移到古人身上去,从那里寻找拯救社会的办法,使今天的一些人能躲开公众的谴责。

二。 扬砂蔽珠计。

于丹《论语》心得,本身毫无学术价值可言,更没有思想价值。不过是把一个历来为统治者利用,历来为统治人民而发明的思想文化工具,以流行歌曲的方式改编包装一次而已。

于丹热能促进改革么?不能;能促进学术进步么?不能;能促进中国社会文明与民主么?也不能。

中国民间真正能促进改革发展、促进中国民主进步、促进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人士,现在是大有人在,这就是近几年在网上涌现出的民间思想家们。

这些人脱离官方,脱离正统,思想新锐,而且底蕴深厚。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精英。将来的中国,将可能因为有了他们而再次辉煌。

对于这帮人,中国有人很是看不惯,又无可奈何。于是便借于丹扬起儒家这片黄砂,以蔽那些在网上闪闪发光的民间珍珠。

当于丹这里热一阵那里热一阵之时,人们就会被多少分散一些注意力,而不再专心关注那些民间思想家们了。一些人的这一策略,我称之为扬砂蔽珠计。

三。引入歧路计。

于丹热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一些知识分子,从关注与研究西方、研究现实、研究民主、研究制度、宪法等等方面引开,把他们引入研究儒家、钻进故纸堆中、进入古人的天地,而不再关注现实问题,不再关注政治体制改革,不再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人道关怀等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于是他们便人为树起一个样板、制造出一个明星,让人们去模仿、去追随。

这一计的要点是:把人们引入歧路,在故纸堆里耗费心血,在儒家身上大作文章,而不再关心现实问题。

四。 扬儒家贬民主计。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句话是孙中山说的。在当今,世界潮流是什么?就是民主。尽管在中国,有些人千方百计说什么“实行民主会动乱呀”、“中国人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呀”、“民主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呀”,等等,但是在大众中都没有什么份量。面对中国社会公众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增高,有些人心急如焚,却又找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应对。他们尽管一百个愿望想为专制独裁辩解,但还没有蠢到直接跳出来呼喊打倒民主拥护专制的地步。在这个时候,一贯主张尊君、守礼、尊卑等级森严,而排斥民主自由的儒家的僵尸,被他们抬出来了。打扮一番之后,借着一个名叫于丹的教授之口,粉墨登场了。

我们没有宣扬独裁专制,但请大家讲究尊卑次序;我们没有反对民主,但请大家注意上下交往之礼。大家还是听从圣人的话,去克己复礼吧。

这一计的要点是:明着打着儒家的大旗,暗中去对抗要求民主的呼声。

五。 复古对抗现代计。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放开,网络媒体的普及,世界上的各种思潮与观点,迅速为中国人所知晓、所了解。平等呀,博爱呀,民主呀,环保呀,人道呀,反战呀,人权呀,维权呀,等等,都成了中国人的新的语言环境。

而这些东西无一对专制独裁有利、对贪官有利、对特权人物有利。这使许多专业文人伤透了脑筋:简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把这些金子般的东西染黑。而现在寻到机会了:《论语》是圣人的语言,里面也会有金子的,尽管已经埋在棺材里几千年而发黑了。现在经过某教授不负责任的一番包装之后,又加入了流行与通俗因素,正好用来与那些来自西方的金子争辉。于是于丹热起来了。

这种热含有太多的人为操纵的因素,几乎和商业炒作差不多了。

好在中国大众历来都是容易上当的。这一次上当不过是无数次上当中的一次而已。

六。 麻醉计。

当今社会腐败,两极分化,下层人民生计艰难,怨气重重,政治缺乏民主……总之是怨声载道。这个时候如果专业文人出来宣讲什么“不要心不平自己去奋斗呀”、“把子女培养好成龙成凤当官发财呀”,之类的一定不合适,老百姓不爱听,现在换了于丹出来,大讲《论语》心得,什么“中庸”呀,“忍耐”呀,“慎言”呀,“君子安贫”呀,之类。又有圣人的意思在里面,多能忽悠人呀,多么令人陶醉呀。于丹热的出现,大肆贩卖儒家修身养性安贫忍耐尊君尊臣那一套,正好具有麻醉人们意志的作用,使人们对社会不公、对精英们丧失良心把下层人民生计置之不顾的愤怒,都转化为什么“忍”呀,“慎言”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呀,之类的东西,给消解了。民主呀参政呀都不是你们草民的事情,你们不在其位,不应谋其政。还是老老实实多读些圣贤的书吧,圣贤的教导多么有智慧呀……

这一计的要点就是,用圣贤的智慧作为诱饵,引人们上钩,达到麻醉他们,使之成为顺民的目的。

总之,于丹热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于丹有大才华,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而成了一个大明星。而实在是因为某些方面需要,经过精心策划与布局,经过炒作,而形成的一出闹剧。

当这场闹剧上演之时,有些人把全中国人都看成是傻子了,正躲在暗处偷笑呢。

在这一闹剧里,不管是崇儒还是反儒者,都被他们耍弄了一番。

但于丹在这场闹剧之中,究竟是什么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