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岳首:“和解”是什么?——为“冲突与和解”网站的开通而作(修订稿)

 

我们,一个小小的“和解”派,向海内外华裔公众推出一个小小的“冲突与和解”网站。这个小社团的凝聚,基于这样一个浓烈的共识:沉睡在中国历史血河底的“和解”(Reconciliation)概念需要尽快打捞出水面并以全球化、民主化时代的新思维对其内涵进行新的阐释。在中国社会大转型面临“未死方生”的诸多严峻问题、社会危机日益增大的当下,“和解”的声音需要尽快放大并进入公共舆论。

和解是什么?这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牵涉未来子孙后代生态的大问题,长期被冷落于荒漠之中未被中国的思想者和政治家仔细触摸和认真追问。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有包括“和谐”、“和睦”、“和为贵”、“君为轻”的辉煌,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却是专制主义的漫长蔓延。一部漫长的专制历史,就是暴力崇拜者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美妙”权力而厮杀的血腥史。在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残杀争斗之中,知识先贤微弱的“和解”之声于善舞“长刀”的军阀武夫们,于痴恋“枪杆子”的冷血强权者,不过就如街边随风飘散的卖唱琴声。1949年后,经历了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在不少国人的思维定势中,“和解”也不过是天边偏僻荒凉处一声无力的叹息、呻吟。在一些“只有仇恨满胸膛”的斗牛士眼中,“和解”更是一条乞求的摇晃尾巴,一把提不起来的软骨头。

和解的主张在今日忧如寒冬的幼芽,未具有适宜的生长和发展的气候土壤和空间。在今日之中国,“和解”既妨碍着特权“食利者”忙碌的利益算计和侵吞,又阻碍着图谋从血与火中取栗,在枯骨中寻荣禄枭雄们的“宏图伟业”。

和解之于今天的中国可能吗?几千年天朝治下的子民血脉,近代百年烽火连绵中的强人政权,仇恨争斗的广播煽动,宗教敬畏的流失阙如,道德良心的沉沦没落,令国人几乎不知“和解”为何物,遑论和解之可能?

这一逼人的冷气同样侵入我们的骨髓,但无法阻止我们这伙“悲观的积极行动者”对“和解”的寻思追问。相反,这“冷”催成了我们知难为也愿为之的“热”。

那么,“和解”究竟是什么?人们从不同角度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作答。

我们的理解是——

“和解”是一种消解剂,可以去除长久专制集权统治累积在中华民族肌体内的躁气、霉气、戾气。每一次和解,均是对集权专制冰山的一次侵蚀瓦解。

“和解”是一把利斧,可以削去那些令中国社会之桌不平稳的“长过头”桌腿。每一次和解,均是对不公不义的砍削割除。

“和解”是一碗补汤,可以滋补气损肾虚的国族民生。每一次和解,均是公民血液对子民、暴民血液的转换,富民对强国的替代。

“和解”是一条急需开凿构筑的路径。每一次和解,均是对仇仇相报轮回怪圈的突围,对你死我活、有我没你荒谬“铁律”的偏离。

“和解”是一种高雅,一种智慧,一种升华,一种文明。

我们的民族有能力把这“好东西”抱拥入怀吗?

这取决于从今天开始中国朝野双方的努力——在朝,能有放下枪炮的“曼德拉”、“图图”、“哈维尔”阔步走向民权民意;在野,能有丢弃刀棒的“公民”、“中产阶级”积极介入国家治理。

我们理解的“和解”不是乞讨,而是一种博弈之后的等价交换(这种博弈和交换在实力不对等的双方之间也可以进行)。只有强权“通吃者”俯下僵硬的身段,“卑贱者”昂起不屈的头颅时,和解才具有可能。

我们理解的“和解”不是恩赐,而是一种利人利己的协商双赢。只有博弈双方放弃吞噬对方邪念时,和解才能兑为现实。

我们理解的“和解”无法一蹴而就,无数小和解迎接一次壮丽的大和解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慢慢地着急”。“慢火煲好汤”,我们就是煲这“好汤”之火的添柴者。

推崇“和”与“解”,既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也曾是中华古圣先贤们与天地参而后的智慧结晶。“中国和解智库”同仁倡导“和解”理念的重建,是基于我们对当下严峻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深深忧虑,是出于我们对每个处于专制局囿中的个体的人性复苏和自由的迫切渴望。“中国和解智库”同仁呼吁多元与沟通,提倡谦逊、敬畏和理性。我们愿意用平和之心去消解那种自以为是的霸气、匪气,并愿意在与各方神圣的交往中显出尽可能多的体谅、做出尽可能多的让步。我们愿首先对沟通的各方伸出善意的手臂,诚恳地期待与各方平等坦诚相见。与此同时,“中国和解智库”同仁申明我们要求作恶者忏悔和对受害者道歉、以“真相共享、责任厘清”作为全面和解前提的基本原则立场。我们宣扬“和解”,绝不是要忘却过去,恰恰相反,我们只有拒绝遗忘苦难的过去,才能拥有真正安康的未来。

可以肯定,会有对我们的“和解”诉求的种种善意担忧和恶意揣测。对于认为我们是一厢情愿、与虎谋皮和表错情,我们表示理解,我们深知这项作业的不易,也清楚某些掌有“和解”主动权的落伍当权者的顽固和愚妄。至于揣测我们是乞求招安、投降派,我们也只想报以一笑而不准备费口舌去辩驳。如果说我们有所乞求,那是我们乞求上苍赋予我们博大的信仰支撑力量,赐给我们宽广的情怀去爱那些不可爱的敌人,将宽容与和解的声音注入这个有着冗长暴戾传统的国家。

我们暂先以微薄之力用“中国和解智库”的网站构筑起一张淡绿色的谈判圆桌,建造出一个铺满天鹅绒的议会大厅。

我们已经为愿意寻思和实践一下“和解是什么?”的各界仁人志士摆好了椅子。

请来坐坐聊聊。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

2007.5.29修改

[书籍下载]斯大林情妇的回忆:克里姆林宫秘史

 

在《克里姆林宫秘史——斯大林情妇的回忆》这本回忆录中,莫斯科大剧院著名歌剧演员、国色天姿的达维多娃回忆了她伴随斯大林度过二十个春秋,彼此恩恩怨怨的生活,同时也揭露了亚戈达、贝利亚之流达官显贵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卑劣灵魂,描绘了维辛斯基等人卑鄙无耻的丑恶嘴脸,谅解了基洛夫、马林科夫、优罗希洛夫等人对她的爱慕之情,叙述了她同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苏军高级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一段撕心裂肺的感情纠葛。

“我和斯大林姘居了19  年。我有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共和国人民演员的荣誉称号,荣获过多枚勋章和奖章,而且三次被授予斯大林奖金。那么为什么我要迈出责任如此重大而又是有极大危险的一步呢?为什么要把人们闻所未闻的斯大林的私生活告诉您呢?或许您会认为,我是一个曾被抛弃的、恼羞成怒的情妇,因而下决心对昔日拥有无限权力而今长眠地下的领袖进行报复!不,不是这么回事!我很清楚,斯大林是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我的,他总是急不可待地盼望我的到来。然而,只有现在,当他已不在人世的时候,我才敢直言不讳地说,在那19  年的日日夜夜里,我违心地取悦于他,被迫地玩弄自己的感情。

“我是一名演员!这或许就是我在满腹狐疑的斯大林的心目中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的原因吧!当然,在他的助手当中,还有一个可以同我媲美的人,这就是最忠于他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

“多年来,我一直被迫地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我不得不在剧院、排练场、音乐会上从事排演活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斯大林热烈而又疯狂的爱抚中消磨时光。

“我之所以讲述这一切,是希望在我死后人们能够认识和了解另一个斯大林——剥去伪装的斯大林”。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出生在诺夫哥罗德,父亲是土地测量员,母亲是人民教师。出生后不久,全家便迁居远东,住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中学毕业后,在合唱团里当了几年教师。1924  年,考上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毕业后到马林歌剧院工作,当时才23  岁。1932  年早春,达维多娃随团到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坐在政府首脑的包厢里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季诺维也夫、基洛夫、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应该说,这是彻底改变她命运的一次演出,她平生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斯大林。她以美丽动听的歌声演唱的《卡门》获得了极大成功,被邀请到政府的包厢里,介绍给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达维多娃同志,对待自己的成绩应当不骄不傲,当心!别头脑发热!”斯大林轻声地说,“您想住在莫斯科,在大剧院工作吗?”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到莫斯科大剧院工作的调令。那时,她已经与歌剧演员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姆切德利泽一尤日内结了婚,但他们之间却处于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1932  年12  月底的除夕之夜,达维多娃参加了克里姆林宫的音乐会,并出席了招待宴会。会后,她突然在短皮大衣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不知谁写的小纸条:“练马场附近有汽车等您,司机会把您送到该去的地方。请把纸条保存好。”她在克里姆林官大门口上了汽车,被送到了斯大林的住宅,度过了一个除夕之夜。

一个星期以后,达维多娃领到了三间一套单元的住宅居住证。不久,又有人给她送去了时髦的家具,并安装了电话。“我每走一步都感受到他的关怀,我明白他在找到理想的新欢以前是不会和我断绝来往的。这种前途对我合适吗?我常常扪心自问。斯大林已经54  岁了,而我才28  岁,年龄相差太大了。然而,我能拒绝他的追求吗?他是时局的主宰者,他可以随时随心所欲地在创作上和在肉体上宣判我的死刑”。

斯大林就这样爱上了达维多娃,他为她的美貌所倾倒。

“你长得太美了,这使我精神振奋,使我这个高加索人热血沸腾,我已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达维多娃知道斯大林不喜欢坦胸露臂的连衣裙,每次前去都要换上得体的衣服,甚至还特意换上一双矮跟便鞋。

进入斯大林的生活圈子,也就一下子失去了个人自由。她的住宅单元的邻居被迁走,她也被“保护”了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开始经常出现在她的周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斯大林的安全。

进入斯大林的生活圈子,而且是作为关系最密切的情人进入斯大林的生活圈子,使她得以最详细地观察斯大林和他周围人的各个方面。参加斯大林的个人宴会,大家比较随便,客人中有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布琼尼、莫洛托夫。“我终于看清了他的长相:矮个子、身材丑陋不堪,瘦骨嶙峋,锁骨突出,躯干窄而短,而两腿和双臂又过长,右臂比左臂长。”“我偶尔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凶狠加上爱记仇,不久又发现他还爱报复和多疑。这些特点是相互补充的”。

有时候,面对达维多娃痛哭时的委屈,斯大林又会表现出难得的温存和体贴:“韦罗奇卡,我真怕你闹脾气,耍威风,我和你在一起感到很愉快,你是女魔法师,你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富有魅力的女人!坦白地说,在你之前我只有普通的婆娘,但没有女人。两个人心心相印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我请求你只做我的女人!

我一见到你,就心花怒放,见不到你,又撕心裂肺般地思念你!是的,我是一个凶狠、尖刻、执拗的人,看来,这种秉性将来也不会改变的“。

斯大林安排达维多娃一起到索契度假,并特意派人给她在国际车厢安排了单间,三个雅致的手提箱里装满了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东西:毛料女上衣、夏装连衣裙、斗蓬、裙子、便鞋、美国的长丝袜、法国的全套内衣,各种各样的香水,还有一套最理想的修指甲的用具。服装的大小尺寸,完全适合她的身材。

她和他徘徊在海滨俗场,或并排躺在温暖的沙滩上。这时候,斯大林会情不自禁地讲起他的经历,倾吐出自己的内心之言:“我的童年很艰苦,父亲当过裁缝和鞋匠。象革命前俄国的所有手艺人一样,他也有酗酒的恶习。

他不喜欢我,常常把我和母亲打得半死。9 岁那年我被送进哥里教会学校,学习6 年以后我被第比利斯东正教教会学校录取。我还没毕业,就被开除了。

教会学校当时只接收有钱人家的子弟。我究竟在谁的庇护下才被录取的,这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妈妈希望我将来当神甫“。

达维多娃在同斯大林的相处中,也开始接受着不断的考验,斯大林需要的是服从、安份守己和绝对忠诚。

美丽非凡的达维多娃在斯大林的周围有着许许多多的倾慕者,她不断地周旋在这些上层追求者中间。执掌着千百万人生杀大权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头子亚哥达也以妒忌的心理爱上了她。即将走完他人生末路而成为斯大林的替罪羊的亚哥达苦苦地追求着她,并挑拨她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您为什么委身于那个恶棍、虚伪的格鲁吉亚人、麻子朱加斯维里呢?他是酒鬼的儿子,他身上留有父母的强盗本性的深刻印记。我爱您!我要和妻子离婚,我要离开机关,回去重操我那药剂师的旧业”。

这个谁都惧怕的人物在死到临头的时候还在做着自己的美梦。

作为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也成了达维多娃的追求者。然而,在她的眼中,季诺维也夫长得极不匀称、动作笨拙、身体虚胖,贪图虚荣而又胆小怯懦。

他不断地对达维多娃献殷勤,纠缠她,同时发泄着对斯大林的仇恨。“我就爱你这样的女人,高大、丰满,有一双漂亮的腿。对所爱的女人,我是决不会放弃的。

宇宙是永存的,但在地球上没有比约瑟夫。朱加斯维里更可怕的恶魔了,我们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他,斯大林,毒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再过一个时代,过十年,如果他不被杀死,他在死前一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暴君。但或迟或早他是不会得好死的,他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诅咒和唾骂……“而图哈切夫斯基对达维多娃的爱恋则使她激动狂喜,终生难忘。第一次到图哈切夫斯基的别墅,他以熟练的技巧演奏了难度极大的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他的漂亮的相貌、神态端庄的气质和熨得平整的衣着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他们俩一见钟情,难舍难分。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次美好的时光。“在他的怀抱里我既高兴又冲动。他身体的每个线条都使我感到真正的男性美。我同米哈伊尔。尼古拉那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交往所体验到的那种极度快感是无法言喻的。热切向往的那种无限幸福、甜密的时刻到来了,我们忘记了生命的存在,忘记了时间和吃喝,好象世界都不复存在了。

以后只要回想起他,我就浑身颤抖,热血沸腾,心脏狂跳“。1937  年6 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这位苏联元帅、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因”间谍和判国罪“而被枪毙。

他的死使达维多娃悲痛欲绝。

基洛夫生前曾邀请达维多娃到列宁格勒演出,并向她表达了他的爱意,两个人一起跳舞、散步和交谈。基洛夫被暗杀后,达维多娃受到传讯,并被关进肮脏阴暗的牢房,后来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审讯,没有问出任何东西才把她释放。

骑兵元帅布琼尼的追求更是与众不同,他粗人快语,直接了当。新年音乐会后回家的路上,布琼尼的汽车追上了达维多娃,并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韦罗奇卡,只要一看到你,我就热血沸腾,就象茶壶里的开水一样,血管膨胀,嗓子发干,简直是无法忍受了,特别想尝尝你的味道。我只恳求你,当我床上的老婆,我要干事的时候,你可不能把屁股扭到一边去。我叫你,你可得乖乖的”。这位勇猛剽悍的骑兵元帅热情地招待了达维多娃,临走时在汽车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礼品。

马林科夫当时30  来岁,长得活象莫斯科动物园里笨拙的小胖熊。他其貌不扬,稍微有点谢顶,已经开始发胖,长着金黄的头发,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头发稀疏,象个女人。如果演电影,他扮演喀山婆娘倒很合适。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身边握有大权,他多次在紧急时刻及时地保护了达维多娃,特别是保护了她不受亚哥达和贝利亚的寻衅滋事和骚扰虐待,他以这种方式来显示他对达维多娃的关心和爱恋。达维多娃也需要他的保护,她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有用的情报,也更加深认识了斯大林的为人。

在斯大林的周围,唯一没有刻意对她献殷勤的人是莫洛托夫。在她眼中,莫洛托夫是一个没有任何激情,总是落落寡欢的人,他严肃冷漠,总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斯大林最信任的人波斯克列贝舍夫,可以说是斯大林的第二个“我”,他拥有巨大权力。波斯克列贝舍夫看上去很朴实,其实不能把他称之为傻瓜或等闲之辈。

这个农民的儿子明白,政治斗争给他的东西远比种地或放牛养猪得到的多。天生的农民智慧帮助他站稳脚跟并成为斯大林的不可取代的人。他对领袖的感情很深,性格温和、不露声色,细声细语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善于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善于随机应变,因而逐渐地摆脱了所有的竞争者。

身处政治旋涡之中的达维多娃能够在斯大林身边存在下去,也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她知道她的生命的安全在于斯大林的充分信任,而斯大林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波斯克列贝舍夫,所以他是一个千万不能得罪的人物。波斯克列贝舍夫常常悄悄地对达维多娃表示他的关怀,这个倾慕者并不急于求成,而是采用渐进的迂回战略向达维多娃发起了韧性的进攻。在一次音乐会后,他邀请她到自己的别墅。他家里陈设简朴,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象医院一样干净,找不到一粒灰尘。

他们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波斯克列贝舍夫是依靠绝对忠诚获得斯大林的充分信任的。当斯大林下令逮捕他的妻子时,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回答道:“如果你觉得需要,那就逮捕她吧”。

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他的妻子不幸是托洛茨基儿子的妻妹,而他却经受住了考验。

达维多娃曾作为人民代表或是特邀人员参加了许多次对反对派的审判,并陪同斯大林提审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亚哥达、叶若夫以及扎科夫斯基等人。这些审问极端粗野,无情的抽打,难以入耳的谩骂,以及各种各样残酷的虐待。每次参加,对达维多娃都是一次心灵的磨难和灵魂的虐待。这也可能是斯大林对她的残酷考验。

有一次,夜里难以入眠的斯大林谈起了他的一段无人知晓的往事。“年轻的时候,我在图鲁汉斯克边区流放期间,认识了一位当地姑娘。除了自己的村子——新乌达村以外,她什么也没有见过。家里只有她和母亲两个人,种不大一点儿地。姑娘很早就酷爱读书,书是从移居同村的一位流放者那里借来的。这位姑娘叫帕莎,她温柔,性格内向。有一天晚上我们朗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童话故事。那时我非常孤独,需要温馨和对女人的亲热。于是我们彼此接近,互相许诺永不分离。但事实上,一切都要复杂得多。我被革命事件所吸引,而帕莎则留在新乌达村。1926年之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的消息。后来突然来了一封信。帕莎问我的身材怎么样,告诉我,在我逃跑之后,她生了个儿子,说是很难把他养大,因为没有吃的东西,他们要饿死了。我没有回信,不想招引人们对我的怀疑。过了十年,来了第二封信,是帕莎的儿子写的。他寄来了已故帕莎的照片,信中说他在狩猎场工作,还没成家,请求与我见面。我把信烧了。不久前从伊尔库茨克监狱来了第三封寄给我的信。帕莎的儿子求我对他的命运进行一下干预。波斯克列贝舍夫坐飞机去了伊尔库茨克,原来他毫无过错。根据我们的建议,他被任命为我们在流放期间曾经住过的那间小屋子而现在是博物馆的馆长兼看管人”。

达维多娃在同斯大林的长期相处中感觉到,假若他想当一名戏剧演员,他准会达到空前的水平。他具有惊人的魅力,可以使任何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变得易怒和凶狠起来,在他的灵魂深处,不知不觉地渗进了老年人的所有特性:乖僻的语言与见解,任性而苛求的挑剔,颓丧而萎靡不振,严重的矛盾心理。

不知为什么,斯大林一度对赫鲁晓夫反感起来,那时赫鲁晓夫还在乌克兰。有一次,斯大林象训斥小孩子似的叫喊起来,“回到你的老窝去,用被子蒙上你的嘴脸,你如果无缘无故来莫斯科,我们就要处置你。蠢货,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赫鲁晓夫面色苍白,一声不吭地走出了斯大林的办公维辛斯基也是一个追求达维多娃的人,他为她不愿就范而恼羞成怒,搞到了她的许多不利材料。然而,在马林科夫的帮助下,斯大林出面干预了这件事。

他把几个人叫到办公室,维辛斯基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允许,不敢落坐。斯大林不留情面地对他说:“安德烈。亚努阿利耶维奇,我看你对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怀着一种野兽般的敌意,完全丧失了感情分寸。你在继续宰割她。

我们解除了你总检察长的职务,叫你作我的副手,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你说,你要干什么?你是个身强力壮的农夫,想搞女人,可是你要明白,用赤裸裸的手段不会赢得女人的心。不要再打扰达维多娃了,否则会更坏,我要让你的后脑勺吃枪子儿。记住,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我的女人!我的话到此结束“。

斯大林不慌不忙地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纸,“我手头存放的这份文件里写有被枪决的罪犯的遗孀和女儿的名字,你不想让这些女人安生。为了同她们保持暧昧关系,你向她们许愿,让她们留在莫斯科而无需去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你不止一次地滥用你的职权。维辛斯基,最后一次向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请求原谅,否则她会感受了你的恶意中伤而归罪于你,我和马林科夫以及波斯克列贝舍夫将作为证人”。

实在难以认出这位前法官大人。他坐立不安,大汗淋漓。维辛斯基走近达维多娃,低着头,毫无血色的灰青嘴唇嚅动了一下,用刚刚能听到的声音说:“请您高抬贵手,原谅我给您带来的痛苦”。

达维多娃不断地被卷入到上层的勾心斗角之中,贝利亚始终是她所恐惧的一个人物。贝利亚企图使达维多娃为他所用,不断地对她使用各种手段来要挟。波斯克列贝舍夫则成了她的保护人,并同贝利亚发展到冲突的地步,最后只有把贝利亚的所做所为告诉斯大林。斯大林不客气地对贝利亚怒斥道:“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要把自己人派到达维多娃那里去。你忘了,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是我的女友,她是我的女人。你命令用醋酸毁坏她的容貌吗?”斯大林把一杯残酒泼到了贝利亚的脸上。一阵热血涌上了这位人民委员的双颊。“滚开,你这只该死的豺狼!”斯大林手中的那只微型手枪在闪闪发光。

达维多娃回忆道,斯大林除了同她保持密切的关系外,还有一位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大剧院的独舞演员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徐娘半老”的花腔女高音、外貌相当漂亮的瓦列里娅。巴尔索娃,以及罗莎。卡冈诺维奇、玛丽娜。谢苗诺娃、瓦列奇卡。伊斯托米娜、勃罗尼斯拉娃。茨拉托戈罗娃、娜塔丽娅。什皮列尔,这些都一度成为斯大林的情人。

1952  年10  月20  日一大早,达维多娃就被接到昆采沃别墅,躺在床上正在病中的斯大林要见她。“给波斯克列舍贝夫打电话”,斯大林欠起了身子,“让达维多娃留下。而你们这帮混蛋,都给我走开!”波斯克列贝舍夫把盛着镇静剂的勺匙递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那颤抖的双唇边。“萨沙”,斯大林嘟哝着,“转告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娼妇达维多娃……应当死去的首先就是她……”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发出低低的呼哧声,浓浓的唾液沫流到枕边。

“把薇拉。达维多娃这个娼妇……处死……请向我发誓,你要这样……”斯大林再也不能讲话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用车送达维多娃回家。告别时,他向她说:“韦罗奇卡,我把许多人毫无怜悯地投入牢里,斯大林的话过去对我来说一向是最高法律。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谈话。但他最后讲的这些话我将随身带入坟墓。

今天在我的一生中是最可怕的一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永远丧失了人性。

请允许我永远做您的最忠实的朋友,好吗?……韦罗奇卡,当人们不再打扰您的时候,您就经常到我这里来吧……“达维多娃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斯大林。他死于1953年3 月5 日……

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戴着手铐脚镣被押解到莫斯科军区水泥地下室的有:斯大林秘书处主任、中将、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私人卫队长、中将弗拉西科……

还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大剧院歌剧演员薇拉。

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所有的人都分别被关进单人牢房。

五周过后,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获释。命令她永远离开莫斯科,她选择了第比利斯市为自己的居住地。那时她47  岁。

后来,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建议”达维多娃在苏共中央全会和苏共二十大闭幕会上发表谴责斯大林的声明。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赫鲁晓夫威胁她,扬言要对她进行报复……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离开了莫斯科大剧院,和自己的丈夫姆切德利泽- 尤日内迁往第比利斯。她在音乐学院教学,1964  年被授予教授职称。1976年达维多娃隆重地庆祝了自己的70  寿辰……

这些都是达维多娃的回忆,她的亲身经历或许能帮助我们揭开斯大林的情爱之谜。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回忆是列昂纳德。根德林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写成的,这就必然会使我们对它的历史真实性发生疑问。或许我们仅仅把它作为回忆录性质的历史小说来看更恰当,而不认为它是可靠的史料。同时,作为个人的回忆录,书中的达维多娃也难免有自我美化、自我辩白的倾向。

不管怎么说,它代表着作者或者达维多娃对斯大林及其有关人物的事件的评价和看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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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镜面的代价

 

看《巴黎圣母院》,女一号爱斯美腊达始终如雾中花,色与香都隔着人一层,隐隐约约都在那里,却既看不仔细,又闻不真切,在上达国王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风俗画卷里,显得苍白而抽象。她是叙事内外所有视觉的焦点,读者与每个叙述中的人物一起观察她、评估她,所有的视线在她身上聚焦成强光。在强光下,她却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她像一面镜子,读者透过她,可以观察小说中所有的男性,但如同镜子一般,她自己却只是一层不可穿透的冰冷平面,纯粹,莫测,印证罗塞蒂的诗句:女人不是作为她自己,而是作为男性之梦而存在。

爱斯美腊达是小说中所有男人的梦。小说开头,美女尚未出场,就将广场上狂欢群众的魂魄夺了去:“……真跟耍魔术似的,大厅里剩下的人全都冲到窗口,爬上墙头,向外张望,叨叨着,爱斯美腊达!爱斯美腊达!……”人群敬之如女神,惧之若女妖,整个乞丐王国爱戴她,曾与她“摔罐成亲”的流浪诗人格兰古瓦倾慕她,御前侍卫队长孚比斯亵玩她,然而,这些与她扯得上表层关系的人物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接近过她。对于爱斯美腊达那近乎神性的美,他们也从没机会徐徐打量,细细鉴赏。乍看去,整个巴黎好像是一座巨大的拍卖台,吉卜赛女郎爱斯美腊达便是台上那件既灼目又烫手的无价之宝。觊觎的不少,真正敢喊价的却不多。

芸芸众生里,只有两位真正的“鉴赏家”。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凭着他的地位、知识和权力,得以从至高处俯视她;敲钟人卡席莫多则被自己的相貌和出身贬到了生活的最底层(世俗的目光几乎剥夺了他生而为“人”的权力,他更像是一头畸形的动物),因此只能从极低处仰视她。至高和至低是极险峻的视角,是透视的端点,能见人所未见。要将窥测目光穿越女性那“镜子”般的表面,那是最具可能性的位置。所以这一双男性目光,抽象凝聚着千古所有男性对女性纯粹的鉴赏眼光——抛开善恶判断标准,某种意义上,只有他们才真正懂得爱斯美腊达的女性美。

但处于至高者,众目睽睽之下,却受限于男性社会的禁制规范,位在最低者,缺乏猎取女性对象的基本条件,两者都失去成为“购买”或“收藏”者的潜在可能性。最具鉴赏眼光,却最无猎取能力,这两面所构成的张力,把他们的渴望逼迫到无以复加。

小说演至高潮,卡席莫多从刑场上救下爱斯美腊达,藏进圣母院里供犯人避难的小屋,与欲将其置于死地的克洛德展开决战。珍宝惟此一件,一方面是“我得不到你,也不让别人伤害(染指)你”,一方面是“我得不到你,也不让别人得到你”。爱斯美腊达之死,固然是克洛德主观上步步陷害的结果,客观上却也因为卡席莫多护佳人心切,乃至误解乞丐王国的营救计划,继而阴差阳错地换来了国王宣判的死刑令。极端纯粹的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最终“合力”把他们恋慕的对象击成碎片,他们本身也一同毁灭。这实在是富有启示录般象征性的情节。

对于女性美的极度审视,必然引发收藏这种美丽之物的极度渴求,但这种渴求,终将在男性社会的规制下被湮没——制度单只允许平庸者的寻常需求。爱斯美腊达作为一个完全抽象的个体,却成为全部女性美的象征,谁敢于把“她”收藏到自己的名下,必将冒犯众怒,受到制度的毁灭性镇压,因为“制度”本身就为权衡众望而设。

这两个处在极端位置的角色真正撑起了小说的灵魂,也在某条隐性的文学长河里竖起了两根绕不过去的木桩。读《洛丽塔》,读者在那个将少女先驯养后虐杀的亨·亨身上瞥见了克洛德的魅影;看《香水》,观众在萃取少女体香以使其“永生”的格雷诺耶身上嗅到了卡席莫多的气味……一切真正穿透女性美那镜面般深邃的男性目光,视角无论于高处低处,都将至于毁灭。就这一点而言,亨·亨之于克洛德,格雷诺耶之于卡席莫多,算得上是隔了遥远时空的貌离神合的远亲。

 

王晓渔:被课题“淘汰”的学者

 

在《天不丧斯文》(2007年5月24日《南方周末》)里,记者问主持“经典与解释”丛书的中山大学教授刘小枫先生:“大型系列丛书出版一般都有庞大资金支持,您的情况如何?”刘小枫对此的回答是“没有”,他表示好些朋友建议他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科研基金,连续申请三次都没中榜,据说评审专家一看是“古典”的东西,不现代也不后现代,不“前沿”也不实用。

南京大学教授任东来先生,同样有连续三次名落孙山的遭遇。在《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前言里,他提到自己屡败屡战的经历:先是申请国际社科基金,再是申请江苏省社科资助,接着申请学校项目资助,均告失败。不过,他比刘小枫多申请了一次,终于在申请教育部社科项目时“范进中举”。

也有学者主动“淘汰”课题,比如点名批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学部委员景天魁是“二流学者”的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先生。他曾经因为没有课题经费,虽然完成的科研、教学任务比别人还多,依然面临降级的可能,只能从中国人民大学跳槽到北京大学。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除了个别院系,学者在面对课题时已经逐渐失去了“消极自由”,失去了不去申请课题的自由。在很多学校的评价体系里,课题是和科研、教学并列的指标,学术成果再多,如果没有申请到一定级别的课题,也无法符合晋职要求。

或许有人会说无欲则刚。暂且不说“无欲”是多么难以达到的境界,除非修炼成东方不败,即使你能够“狠斗私字一闪念”,放弃晋职的打算,现在的大学也不可能容忍这种懒人存在。在近年来推行的大学改革中,不进则退就是一个基本规则,如果你连续几次无法晋职,就会面临下岗的危险。即使已经是教授,也有新近推行的研究生改革“大刑伺候”,根据改革措施,导师需要向研究生支付助学金,没有研究课题的导师将不能带研究生。

或许也有人说申请课题是国际惯例。但是,今日中国之课题申请与学术能力几乎没有关联,已是众所周知。任东来的经历更是说明了这一点,他游学海外时曾经先后获得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机构的资助,回国后却成了范进。在中国,课题申请过程的诸多问题,诸如学术行政化、审批圈子化、研究标准化,已经被学者批评得体无完肤,却又毫发无损。一些人文课题的申请表格居然需要填写实验设备,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中国课题为何与学术能力没有关联了。刘小枫、任东来们三番五次地被淘汰,还有谁确保自己可以幸存呢?申请课题除了一部分是“内定”,还有一部分则是看运气,仿佛“抽奖”。

我不赞同“以课题论英雄”,“中奖者”不一定比“落榜者”技高一筹,也不一定就比“落榜者”略输一筹。关键不在于是否“摸奖”或者是否“中奖”,而是要看“中奖”之后把这些经费用在什么地方:当学术包工头,还是真正用在研究团队的学术交流上。

 

别总在那儿“质疑”

 

刘小枫、陈少明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目前出到第20辑,这一辑叫《犹太教中的柏拉图门徒》(华夏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在8篇译文当中,最重要的文章是显然是列奥·施特劳斯的《如何着手研读〈迷途指津〉》(王承教译)。这一篇行文迂回缴绕,再加上所谈内容一般人不熟悉,在施特劳斯的著作里,应该算是比较难懂的。中译文可谓忠实;偶有疏误,平均起来,大概每两页有三个错误,属正常水平。

有时,译者在理解上出了问题,就把作者的意思给搞反了。比如:“当有人搞明白,虽然它是一本由一个哲学家写给众多哲学家的书,但它却不是一本哲学书,而是一本犹太教的书,是一本由犹太人写给众多犹太人的书时,这个人就开始读懂《迷途指津》了。”(第5页)我们试想,假若它真是“一本由一个哲学家写给众多哲学家的书”,那它怎么会“不是一本哲学书”呢?这不是咄咄怪事吗?实际上,原文这里清清楚楚写着“it is not a philosophic book—a book written by a philosopher for philosophers—but a Jewish book”,说的是:它不是一本哲学书,不是一本哲学家写给哲学家看的书,而是一本犹太人内部的书。

再如:“该报告的典型特征在于,它大体上未曾提及哲学,而独独谈及自然知识。”(第10页)我们知道,一直到十八世纪,在欧洲,所谓自然科学都是隶属于哲学,没有分离出来的。也就是说,谈到了自然科学,就是等于谈到了哲学,所以上面那段译文在意思上就是不对劲的。原文为:…… it does not contain a single mention of philosophy in general and of natural science in particular。意思很清楚,说的是,它一点没提及一般的哲学,更没特别提及自然科学。

译文中有一些神秘的错误——是的,我只能称之为“神秘的”,因为太难理解了。比如,异教哲学家一度奉自然科学为“秘义”,译文说“如果明确地向人揭示出这些自然知识,他们就会被毫不宽宥地诉以败坏他人之罪”(第11页),可原文却是the charge of corruption would NOT be laid if they exposed natural science clearly。当中的“NOT”是我加的大写,原意是说,异教哲学家就是因为奉自然科学“秘义”才会被斥,如果他们光明正大地把自然科学讲个明白,就不会被指斥为教坏世人了。

再如,译文说:“律法并未教诲上帝具有形体,上帝具有形体不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信仰。”(第16页)后半句明明说的是“corporeality IS a demonstrably wrong belief”,那个“IS”也是我加的大写,难道译者又没看清这个字?原意是说,《律法书》里没申说上帝有形体,上帝有形体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信仰。你说神秘不神秘?我简直怀疑这是哪个相信上帝有形体的教徒去偷改过来的。

有时,译者把一个词的含义搞错了,整个句子也就不通了。比如:“所谓哲学家,就是从那些与人之作为人总是相关联的事物出发,试图给总体世界提出一种解释的人。而迈蒙尼德的出发点则是对《律法书》的接受。”(第5页)前面一句很费解,跟后面一句的关系也没建立起来。事实上,与“相关联的”对应的英文词是accessible,它没有“相关联的”这个义项;它可以指“易接近的”,但在这里,accessible的意思却是“可理解的”。施特劳斯是说,哲学家啊,就是这么一种人,他总是将人的理解力所能接受的那些东西作为起点,然后再逐步给出整体的解释,迈蒙尼德则不同,他是宗教家嘛,所以他是预先就接受了《律法书》中那些超出了凡俗经验的说法的。

列奥·施特劳斯有一些特殊的措辞习惯,如果忽视这些习惯,译文就会有问题。例如,在《如何着手研读〈迷途指津〉》一文中,“in question”这个短语施特劳斯可能用了不下十次,每次意思都是一样的,译者译为“受到质疑”(第16页)、“遭人质疑”(第17页)、“遭人怀疑”(第21页)等等。“In question”的确有“成问题的、有疑问的”之义,可施特劳斯用的完全不是这个义项,而是“正在谈论中的、上文刚刚提到的”之义。译文里说:“在这些遭人质疑的词语中,有十三个是名词,十二个是动词……”(第17页)事实上,施特劳斯的意思只是:上述词语中,有十三个是名词,十二个是动词……

有时,事情挺简单的,仔细看看,或者去查一下字典,就能解决;不仔细看、不耐心查,才会真的“遭人质疑”吧。

天价稿酬,安妮宝贝新作又卖200多万

 

《莲花》之后,安妮宝贝新作又卖200多万   天价稿酬,砸谁谁赚

安妮《莲花》1字4美元

去年,路金波以200万元高价签下安妮宝贝的《莲花》和韩寒的《一座城池》时,在国内出版界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但之后,加入200万元天价稿酬的作家队伍却越来越多,先有王蒙,紧接着是王朔,王朔的稿酬更是高到1个字3美元的天价,与此同时,韩寒的《光荣日》也卖到了280万元。

如此高稿酬,除了眼球效益,是否还有经济效益呢?路金波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以200万元拿下安妮宝贝的《莲花》之后,他总共卖了60万册,刨去成本,他净赚375万元。他还披露,《莲花》一共7万字,按200万元的稿酬来算,几乎1个字就要接近4美元了,这一纪录不仅超过了王朔,也是国内天价稿酬第一人了。

新作版税超过《莲花》

从《莲花》获得丰厚利润的路金波,近日再度以高稿酬拿下了安妮宝贝的新书书稿。虽然不方便透露具体数字,但路金波表示,这次他支付给安妮宝贝的版税比《莲花》还要高。

不久前,安妮宝贝在博客里曾用只言片语介绍了新书,从其内容来看,新书肯定不是小说。据路金波透露,这是安妮宝贝的首部杂文集,书里谈了一些对人或事情的看法,但他并不愿意公布书中的内容或书的名字,“韩寒的《光荣日》还没出呢,现在各种冒牌书都出来了。安妮宝贝的书要9月才出版,现在公布,不知道要冒出多少伪书。”

对于一本杂文集就能卖出如此高价,路金波的解释是,安妮宝贝最强项的并不一定是小说,她的散文集《清醒纪》卖了四五十万册,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稿酬源自高盈利

自从在出版界掀起天价稿酬战之后,路金波可谓一发而不可收拾,按照他的说法,“天价稿酬的信心来自丰厚的盈利,而且至今还没砸过。”

安妮宝贝的《莲花》、韩寒的《一座城池》,两作者分获200万元的稿酬,但路金波所在的榕树下文化公司,获利却都超过了300万元。而去年,路金波和他的团队还打造了“郭妮系列”,郭妮系列13本,总计销售近400万本,郭妮收获300万元稿酬,榕树下文化公司的收益则高达5000万元。

即便是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王朔《我的千岁寒》,目前发行量也已经达到40万册,路金波称:“虽然付出365万元稿酬,至少要发行70万册才能保本,但由于我们卖出了夹在书中的书签广告,因此,肯定不会亏本了。”

至于天价稿酬下一步会砸向谁?路金波透露,目前他们正在酝酿成立作家经纪公司,7月将正式亮相,预计首批签约买断的作家将有10多名。

阿列克·丘洪采夫荣膺年度“诗人奖”

 

近日,阿列克。丘洪采夫荣膺俄罗斯2007年度“诗人奖”,成为继亚历山大。库什涅尔和奥列西娅。尼古拉耶夫娜之后第三位荣获该奖的俄罗斯诗人,他将在5月24日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捧走5万美元的奖金。

在该奖之前,他还曾荣获国家奖金、俄罗斯普希金奖等众多奖项。此次“诗人奖”评委会成员、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德米特里。巴克指出,丘洪采夫是一位生命力长久的诗人,他的作品经得起几代年轻人的品评。 丘洪采夫生于1938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创作诗歌,38岁时出版第一部诗集《选自三册笔记本》,此后相继出版了数册集作。创作之初,在丘洪采夫的诗作中贯穿着一个与周围格格不入,而又性格温和的抗议者形象。

1976年,紧随第一部诗集,丘洪采夫推出《天窗》,其中收录的诗作大多蕴含形而上学意象,这虽与当时潮流志趣不同,但却直指人心,令人震撼。

丘洪采夫诗歌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象是“小镇居民”,这是一种由小及大观察世界的方法。为此,他在很多诗作中都把自己置于窗前,以便获得一种从窗内观察外面世界的姿态。

在日常生活中,丘洪采夫文静随和,这种性格常常给人一种身处时代和世俗生活边缘的感觉。正是这种心在偏远的隐居状态使诗人比那些身居闹市,处于各种信息和火热生活之中的人们观察得更深远,感受得更真切。

近年来,丘洪采夫不断探索尝试,找到了一种全新的音韵——一种尖锐至极的不和谐之音,这对于求新求变的当代诗歌读者而言,或许真称得上是一种至高的馈赠和非同寻常的幸运。

钱理群访谈:能做多少算多少,做了总没有坏处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谈教育、谈知识分子、谈鲁迅

能做多少算多少,做了总没有坏处

“老理想主义者”钱理群,退休后除了埋头搞现当代思想史研究之外,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影响中国教育的事情:给中学生开选修课,培训下乡支农的青年志愿者,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给打工子弟作文比赛做评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用非常有限,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但可以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更自在一些”。

《钱理群讲学录》是他几年来到各地讲学的一个集子,老钱在当中灌注了自己一贯的人文理想。在采访中,他反复提及自己退休后的“自由感”,这让他能够进入“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境界。说到这个,他总是忍不住地要感叹一遍,简直要手舞足蹈了。

这些经典应该在中国家喻户晓

南方都市报:从这本《钱理群讲学录》来看,退休后这些年,你在各地高校做了很多学术演讲?

钱理群:呵呵,都是应别人邀请去的,其中主要部分是在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演讲内容,他们聘请我做特约教授。当时很多学校请我去讲学,我为什么愿意去复旦讲,有一个原因,因为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请我的。章培恒说得很清楚,说我们并不是要求你来讲古代文学的,而是我们觉得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了解一些现当代的内容。我当时很感动,我觉得他是很有眼光的。所以就答应了。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说过,现在学术研究的文体僵硬呆板,缺乏生气。你自己在这本书里似乎是很注意文体形式的,比如讲述了鲁迅和沈从文,他们各自跟北京、上海的故事。

钱理群:退休前我是北大教授嘛,讲课、写文章的体例,都得“像个论文”。但退休之后就可以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了,这其中也包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所以我在书里对文体是有一个很自觉的实验的。

我一直想,能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文体风格。最近我刚好在看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张中晓说,一部学术著作的真正价值,在于“把寻常的叙述因素和尊严的思辨,形成艺术的结合。不仅给人多闻博识,同时给人以深刻和纯真的乐趣”。我觉得恰好符合我的追求。他强调叙述的因素。你看我在书里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讲故事,将叙述和思辨结合起来,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它给读者阅读的乐趣,有鲜活的生命力在里面。

南方都市报:退休以后你在北京和南京的三所中学里开课讲鲁迅,据说还是受到了一些冷落?

钱理群:因为是选修课嘛,我上一个学期,大概坚持听到最后的有30个人左右。你知道一所中学高一高二几千学生,只有30个人来听,这个比例是很小的了。不过这不是接受鲁迅的问题,而是今天教育体制的问题。我给中学生讲鲁迅,这跟高考没关系。现在的学生只听跟高考有关系的课,所以最大的阻力就是应试教育。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你觉得需要在中学生里普及鲁迅呢?

钱理群:这是我的教育理念。我认为一个民族总有一些原创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他们应该家喻户晓。比如说所有的英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所有的俄国人都知道托尔斯泰。那么在中国也有这样一批原创。我主张在中学应该开四门选修课,一个是《论语》、《庄子》,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一个是唐诗,中国文学的高潮;一个是《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再一个是鲁迅,我认为他开创了现代的传统。这些经典我认为应该进入基础教育,让所有中国人都知道。

现在的青年对土地有陌生感和疏离感

南方都市报:现在可能很多大学生也没有读过这些经典。最近不是讨论大学语文要必修的问题吗,你持什么态度?

钱理群:对,现在中学生做不到,我希望至少在大学里应该读这些经典。北京大学早就开始大学语文必修了,我大概2000年就给理科一年级学生上语文课了。大学语文教育我的主张是应该偏重文学教育。中学小学语文主要还是语言能力的基本训练,到了大学我觉得主要任务就是人文教育,文学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强调人的心灵、感情、语言,审美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当下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粗鄙化,缺少对美的理想的东西的追求。

南方都市报:你很早就提出中学语文教育改革,这些年去中学亲身讲课,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变化?

钱理群:现在的中学教育改革有一个好处,就是给有想法、有追求的老师提供了一个试验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我接触的各个中学都有一些老师,在应试教育的大的框架下面,他们在很艰难地进行一些教育实验。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不太乐观的,因为对于中学生来说,与高考无关的课程,你是很难支撑的。所以说我很尊敬那些第一线的语文老师,我不讲了,可以逃跑,他们还得坚守阵地。

南方都市报:除了宣讲鲁迅,你这些年还关注打工子弟教育问题,农村教育问题?

钱理群:对,退休了不受身份限制,可以做些我更关注的问题。我编了《贵州读本》,是对贵州本土文化的研究。我拿着这个读本到贵州各个大学去做巡回演讲,我的口号是“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我觉得这是当下全球化背景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年轻人存在本土认识的危机?

钱理群:对,是根本性的危机。我所谓“脚下的土地”包括两方面:土地上的文化,还有土地上的人。但在全球化时代,现在的青年对这两方面有一种认知上的陌生感,和情感上心理上的疏离感。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会使年青一代失根,而且会使整个民族文化失根。所以我提倡要进行这种土地的教育。

我做的另一个工作就是关注农村教育,包括西部农村教育和打工子弟教育。我觉得这是比较重大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开发西部”和“建设新农村”的关键问题就是教育。农村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也是我提倡和关注的,一个是学校教育,一个是对农民的教育,第三个是对乡村建设型人才的培养,包括对支教支农的青年志愿者的教育。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南方都市报:那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哪里?

钱理群:很有限啊,我个人就更有限了。在中学讲鲁迅我还能自己去讲课,去农村讲课我就很困难了。我能做的还是一个吹鼓手的作用,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资源。比如我经常给青年志愿者讲课,给北京打工子弟作文比赛做评委。我经常说,我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想的问题都是很大的,但回想起来没做什么事情,无非就是写了个鲁迅的教材,编了个《贵州读本》,做了很多演讲,无非就是这些。

南方都市报:会不会觉得知识分子能做的有限,有一种无力感?

钱理群:我倒没有什么无力感。我有一个基本信念,就是能做多少事情就算多少。退休后心态不一样,很多问题想得比较开,相信做了总没有坏处吧。实际上不仅是知识分子,所有的人作为个体来说都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南方都市报:你这些年做这么多事情,主要的一个重心是什么?

钱理群:实际上我真正的重心现在都没有呈现出来。我退休这些年真正的重心是在做现当代思想史的研究。这一部分因为涉及的内容比较尖锐复杂,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为未来写作的,是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你各处演讲也好,到中学讲课也好,基本都离开不一个重点:“鲁迅”。你是有意要在年轻人当中传播鲁迅吗?

钱理群:我今年初出了一本《鲁迅九讲》,就是比较自觉地要向年轻人介绍和传播鲁迅的。我试图对不同的对象寻找不同的讲法。比如第一篇是对中学生讲,第二篇是对大学生讲,还有一篇是对青年志愿者讲。最后一部分是讲“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当下中国是非常需要鲁迅的,像鲁迅那样的思维方式,那样的对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思考今天的问题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南方都市报:但今天很多年轻人可能都对鲁迅“不感冒”。

钱理群:我给中学生讲第一堂课就说,我讲课不是要你们完全搞懂鲁迅,全部接受鲁迅。我的目的是打消你们对鲁迅的误解,使你们对鲁迅有兴趣。然后你们自己去读他。比如现在一说鲁迅就说他和传统文化是断裂的,它的坏处是使年轻人不去真正了解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我觉得他有独到的看法,我们不一定认可他的具体观点,但他可以打开我们的思维,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

鲁迅当下的命运比孔子的命运好

南方都市报:现在中国弥漫着一股“传统热”,读《论语》、品《红楼》都成了大众范围的一种潮流,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钱理群:我强调一点,就是要读原著。现在国民心境太浮躁,只愿意读一些轻松的东西,不愿读原著。这个问题很大很大。就我自己的例子,我上学的时候读鲁迅觉得读不懂,也是想找一条捷径,后来就找到一本姚文元讲鲁迅的书,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讲得很好啊,也很有现实感,以为自己就读鲁迅了。结果后来真的读鲁迅就发现自己上当了。读别人的讲解,不读原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给中学生讲鲁迅提了一个口号叫做“过河拆桥”,等你读了鲁迅就把我的讲解忘掉了,这就最好。如果有人只知道“钱理群式鲁迅”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像追星一样去读《论语》,太可怕了。它反映了一种国民心态,就是趋时,赶时髦,他不是真正要读《论语》,而是要作秀。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孔子和《论语》为什么这么热?

钱理群:这是很多力量的结果。一方面有国家意识在背后,用传统文化来凝聚人心,用孔子作为软实力推向世界;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推波助澜,提倡要搞“儒教”;还有商业利益的推动;还有就是国民心理,大家普遍有一种迷茫感,突然觉得老祖宗好;当然也确实有正面的、为民族文化发展考虑的。就是这样各种力量结合起来形成的热潮,我的态度还是不要一般的反对、一般的肯定。我主张的是一种比较的态度,去接触真的东西,读原著,学会自己思考,自己辨别。

南方都市报:这么多经典热,为什么读鲁迅始终没有成为热潮?

钱理群:这跟当下思潮有关系。我们中国人老把鲁迅和孔子对立起来,鲁迅吃香就孔子倒霉,孔子吃香就鲁迅倒霉。造成现在的情况有各种原因,你想鲁迅具有这么强烈的批判性,谁会去提倡他?而且鲁迅如此沉重,现在的国民谁不愿意轻松?所以这跟整个时代的思潮是有关的,他现在受冷落是必然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你可以注意到另一个现象。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鲁迅的著作始终长销不衰。这个我很有体会,因为我编的鲁迅选本,我们的研究著作,卖得都很好。这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我觉得他是处在一种正常的状态:看起来不热,但他持续。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这种状态才是正常的?

钱理群:我曾经说过,接近鲁迅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中等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二个是爱思考问题。只要具备这两条,他迟早要和鲁迅相遇。而且我还觉得,一个人春风得意的时候跟鲁迅是无缘的,但他一旦对周围环境不满,对自己不满,甚至处于绝望的时候,就是接受鲁迅的最佳时间。鲁迅适合那些不满现状、追求思考的年轻人。他有一定的对象,不适合所有人读他,也没有必要所有人读他。

所以在我看来,鲁迅当下的命运比孔子的命运好啊。现在这个状态最适合鲁迅了,有人在骂他,但还是有人在读他。他不热,但是也不冷,他近于常态。孔子的热是不正常的,大家拼命谈孔子,但是谁都不读他的书,这多悲哀!如果大家都评论我,但都不读我的书,那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痛苦了。


 

冉云飞:反右斗争演唱集

 

冉按:反右斗争当时轰轰烈烈的程度,不查阅当时的资料,你简直不可想象。比如当时的报纸,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一日不登关于右派分子的事,以至于我搜罗的资料,仅是标题已达十万字之多。至于说电台、杂志以及其它尚未公开传播的批判有多少,则不可计数。这是从数量上讲,其批判的火力之猛,在四九后可谓空前。从批判形式上讲,既有开批判会、揭发会、辩论会等,有写成论文的,也有通俗演唱。这通俗演唱可归入反右斗争的“文学作品”之类来进行研究,谢泳兄在最近一篇右派研究及其相关文献的文章中,已有一定的阐述。这通俗的形式,是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进来,让他们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这册《反右斗争演唱集》(第一辑),系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10月第一版,32开,79页,印数10000册。五篇文章分别是钟文《十字街头的演讲》(朗诵诗)、司马骅《右派分子一场空》(唱词)、言水《群丑会》(什锦说唱)、唐堂《老东家》(滑稽)、金明善、金明德《在1957年的舞台上》(话剧)。这册书后有“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图书报刊登记卡”,但从来未有人借阅过,即流落到我手上。可见这些劳什子,看的人也不是想像的那般多。

今将司马骅的大作《右派分子一场空》抄录如下,涉及的都是当时的大右派分子,以便诸位更为了解彼时的情形。作者心怕演唱者不会演唱,还在附注里加了一条:“这篇唱调系仿十叹空调,但如果用十叹空调演唱,感情要根据唱词内容变化,如每节的最后四句,不能唱得很轻飘。”

右派分子一场空
(唱词)

司马骅

共产党内要整风,右派分子乱哄哄,
趁着鸣放好机会,猖狂向党大进攻!
右派集团人不少,章伯钧心肠算最凶,
提出“政治设计院”,阴谋诡计在其中。
要与党来争天下,恶言毒语势汹汹,
北京饭店座谈会,反党战鼓响冬冬。
不料形势估计错,人民当了主人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罗隆基,也是空,枉替美帝来效忠,
恭送一份备忘录,魏德迈前丑表功。
发起“平反委员会”,妄想群众好欺蒙,
一心抗拒党领导,组织章罗大同盟。
不料形势估计错,人民当了主公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储安平,也是空,变天思想做大梦,
发表谬论“党天下”,四出拉拢应声虫,
阴谋篡夺光明报,派人到处把火纵,
坚决反对党领导,争坐交椅自称雄。
不料形势估计错,人民当了主人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章乃器,也是空,痴心妄想要反攻,
硬说定息非剥削,不劳而获乐融融。
又说阶级特性已消灭,中国的老板颜色红。
无非要走资本主义路,逼得劳动人民大家穷!
不料形式估计错,人民当了主人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黄绍竑,也是空,妄想重做军阀梦,
杀人魔王封模范,多拉壮丁记大功,
贼喊捉贼原有本,杀人喊冤数此公,
反说法院判案多错误,抓住小小缺点不放松。
不料形势估计错,人民当了主人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葛佩琦,也是空,破口大骂成何用。
仇恨人民新中国,人面兽心像毒龙。
硬说政策不济事,统购统销行不通。
扬言要杀共产党,张牙舞爪想行凶。
不料形式估计错,人民当了主人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陈仁炳,也是空,民盟大将耍威风。
章罗联盟充打手,死心蹋地去效忠。
人艺先来煽几扇,又到上影“借东风”,
座谈会到处乱放火,算旧帐战鼓响冬冬。
不料形势估计错,人民当了主人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孙大雨,也是空,如何进步自家封。
猛听公寓门铃响,做贼心虚装头痛,
谁知原来送稿费,连爬带滚向外冲。
诬指好人反革命,对着人民炮乱轰。
不料形势估计错,人民当了主人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夏高阳,也是空,阴谋手腕到处弄。
民主党派大发展,历史问题好通融,
煽起画家来反党,檀香扇底起歪风,
妄说政府不照顾,造谣诬蔑气汹汹。
不料形势估计错,人民当了主人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徐铸成,也是空,进步招牌欺群众,
文汇报上放毒箭,政治阴谋真对工。
蟹脚吕文会放火,摇旗呐喊助妖风,
徐铸成一听大高兴,忙把奖章送帮凶。
不料形势估计错,人民当了主人翁,
衷心拥护共产党,右派美梦一场空。

右派头子十叹空,你也空来他也空,
前也空来后也空,横也空来竖也空,
人民要走社会主义路,拥护政府此心同。
章罗阴谋越毒辣,人民向党越靠拢。
右派分子乱哄哄,到头都是一场空。
攻击政府也是空,想夺领导也是空,
挑拨离间也是空,造谣诬蔑也是空,
抹煞成绩也是空,夸大缺点也是空,
一切阴谋齐落空,右派分子一场空。

秋 风:政府贿赂来的特权不是权利

 

在中国,有相当多的企业获得成功是因为有了政府的贿赂,享有政府给予的特权。这类企业的扩张,无助于整个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之提高,反而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甚至直接损害了交易对象及其他企业的权利与利益。河南首富孙树华的企业大体上就属于这类性质。

中国的企业生存环境的确十分怪异:一方面,政府对市场实行广泛而严厉的控制与管制。比如,当年李书福要生产轿车,但就是拿不到轿车生产牌照,连奇瑞也不得不挂一个上汽的牌子。再比如“孙树华们”,要进入某个行业,大约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贿金。企业家本应享有的自然的自由,无法正常地享有。另一方面,政府对某些企业却十分关爱,简直可以说无微不至。比如,杭州市政府现在就可以免费给李书福先生检查身体。企业家此时可以享受到异乎寻常的特权。当然,唯一的前提是,政府官员认为该企业创造政绩的能力比较强大。

事实上,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政府不许企业享有“自然的自由”,企业自然难有活力。但政府官员要获得经济上的政绩,又不得不释放出企业的活力。当然,假如给予所有企业应有的自由,政府就没有什么可以控制的了,就官员私人来说更无租可寻了。所以,政府官员给企业权利的时候,必然采用特权的形式。

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政府决不放松控制和管制体系本身,但某些被特别选中的企业,则可以不受这些控制与管制措施的约束。事实上,政府甚至允许这些企业不管绝大部分法律、政策的限制。比如,孙树华的企业被选中了,所以,土地就可以由他挑,银行的钱也相当于他自己家的钱。类似的,房地产业是城市的支柱行业,所以,城市政府就允许房地产开发商剥夺拆迁户的权利和利益。

在这样的环境下,孙树华那样的发家模式就相当普遍,所谓“其兴也勃”。外界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人家只几年时间就成了巨富。不过,这样的企业,通常也难逃另一个命运:“其亡也忽”。

这样的命运并不奇怪:任何依赖特权而获得的财富,都是不稳固的,因为它们不具有正当性。他们只能寻求政府官员的个别庇护。但是,权力的庇护也是高度不确定的,官员可以随时撤除。因为,官员给予企业特权,本来就是把企业当成增加政绩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官员当然在顺手的时候可以拿来用,但到了不顺手的时候,也就可以随便扔掉。而只要丧失了政府官员的个别庇护,这样的企业家也就丧失了一切保护,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依靠,也依靠不上法律的普遍的保护。当这样的企业倒掉的时候,不可能得到民众,也不可能得到普通企业家的任何同情。

孙树华不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财富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可能的结局。不过,在权力的照顾下,财富来得如此轻易,个中的欣快感也许是常人难以抵制的。这就好像官员贪污腐败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可以幸免于东窗事发。而在现行体制下,不论是官员贪污腐败,还是企业家滥用特权,其东窗事发的几率确实是非常低的。

此类企业家的短视,或许可以理解,尽管这种选择终究不是理性的。相反,面对此种情形,关注中国市场健全发育的人们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中,究竟有没有一些企业家足够清醒,具有拒绝这种特权的明智和勇气?之所以说这需要勇气,是因为,拒绝这种特权很可能让企业家的营商环境变得不那么有利,企业将会丧失特权所带来的垄断租金。

但是,从长远来说,企业家拒绝政府慷慨给予的特权,又是明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特权,而特权绝不是权利。一个企业利用自己的权利通过服务消费者所获得的财富,自然是正当的。企业家只有拒绝特权,通过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所获得财富才能具有足够的正当性,财富的政治风险才有可能被控制在最低水平。

更重要的是,企业家拒绝这种特权的勇气和明智,其实也正是企业家争取企业本应享有之经营自由的勇气与智慧,尽管这两者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无论如何,普遍的权利才是企业家真正的保险,而特权却只是政府官员可以予取予夺的恩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