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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之所以对阿伦特的思想重新进行阐释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是因为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经济带来日益恶化的相对贫困、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等现实政治新课题，刺激了人们重新研究、评价阿伦特的政治学说的欲望。此外，阿伦特热方兴未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学说本身具有独特的魅力。虽然阿伦特思考方法的内省，增加了她的思想复杂性、理解的难度和容易引起研究者产生不同的、对立的阐释，但是她的政治哲学思想与现实政治事件有着难以分割、非常密切的关系。2006年10月世界各国都开展了纪念阿伦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尽管各国研究者关心侧重有所不同，可是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脱离一个共同的主题———阿伦特的学说对当下世界的意义。就如她在《精神生活》中所说：“因为当我们思维时，从过去转向可以期望的将来，就会站在‘旁观者’或裁判员的位置上评判发生在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无穷尽的人类事务，虽然不能为人类事务之谜提供最终答案，但是随时准备用不断更新的答案来回答可能产生的问题。”

2006年12月在纽约举办的一次阿伦特思想研讨会取名：“汉娜·阿伦特，此时此刻”，我想与阿伦特下面一段论述不无关系，即“在我看来，名著之所以不可思议地被保存下来，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相对的不变，很可能因为其作者思想是在一个无限的过去和一个无限的未来之间踏出的无时间的小径之中形成的……得以创作出超越自己有限性的、无时间的作品。”

如此看来，我们在这里与大家一起从各个现实问题的视角解读阿伦特的著作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孙传钊

汉娜·阿伦特，此时此刻

2006年10月14日，汉娜·阿伦特一百周年诞辰。五年前，绝大多数中国学人还不知道此何许人也，如今她备享“哀荣”。上海，《东方早报》（10月12日）为她和福柯提前祝寿，后者比她小二十年又一天。香港，在华语思想界颇负盛名的《二十一世纪》（10月号）推出“阿伦特百周年”小辑，占到该期杂志的1/4篇幅。北京、广州等地，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刊登了纪念阿伦特的文章。这一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精神生活·思维》、《精神生活·意志》，关于她的专著也先后推出，包括美国学者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的《阿伦特》（中华书局），台湾学者蔡英文的《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出版社），法国学者朱莉亚·克里斯蒂瓦的《汉娜·阿伦特》（江苏教育出版社）。此外，台湾学者江宜桦的《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美国留学归来的大陆学者刘擎的《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都以显著篇幅讨论了阿伦特的思想。这些相对比较专业的学术书籍，却频频登上部分民营书店的排行榜。甚至还有一位中国年轻作者，把自己的小说命名为《喊哪，阿伦特》（重庆出版社），不过，它和汉娜·阿伦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汉娜·阿伦特协会”统计，德国、法国、瑞士、瑞典、美国、澳大利亚，乃至秘鲁、韩国和科索沃等地，都将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脱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阿伦特对当下世界的意义，2006年12月在纽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名称是：“汉娜·阿伦特，此时此刻”。[1]此时此刻，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共同纪念着阿伦特。这位逝世于1975年的百岁老人，并没有因为远离这个世界而被世界遗忘。当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纪念阿伦特的理由都不尽相同。

英美等国学者主要借阿伦特的理论反思恐怖主义问题和伊拉克问题。[2]“9·11事件”之后，超级大国把自己定位为“反恐精英”，逐渐出现“反恐扩大化”的趋势，公民权利不断受到挑战。这让人想起二战之后一度盛行的麦卡锡主义。阿伦特很少直接并且公开地谈论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大概她不太愿意把批评的焦点集中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事件上。那样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仿佛犯错的只是麦卡锡，自己完全是清白的旁观者，永远不会重蹈覆辙。这种批评无助于自我反省，有时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麦卡锡的反面绝对正确。这就像今天在批评“反恐精英”的时候，不少知识分子竟然无意识地站在了恐怖分子的一边。

在当时的私人通信中，阿伦特把共和党议员塔夫特同希特勒统治时期的产业和农业部长胡根堡相比较，把艾森豪威尔同兴登堡相比较，对于可以拿来同麦卡锡相比较的人，连说都不想说其名字。[3]可以看出，在她眼里，麦卡锡主义和极权主义有暗通款曲之处，虽然两者总是呈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势。麦卡锡为英语增加了一个新词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这个新词被理解成“国会的委员会对情报的滥用”，《韦伯斯特国际英语大词典》则解释为：“一种20世纪中期的政治态度，以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尤其是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断和结论。”[4]后一种解释更加准确地把握住了麦卡锡主义的精神，由此也可以发现它向前与极权主义、向后与反恐主义的疑似之处。

如果仅仅认为麦卡锡主义是对某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排斥，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在已经被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今天，依然可以在“反恐精英”的身上发现麦卡锡主义的幽灵。阿伦特也提醒我们，对于“反恐扩大化”的反省，不一定要倒戈奔向恐怖主义。一些学者一边批评布什是恐怖主义、一边为恐怖主义辩护，这种观点似乎具有批判性，却自我冲突。对于“反恐扩大化”的反省，更多的是对一种思维方式的反省，而不仅仅是反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如果把反省等同于反对，我们就会天真地以为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下台之后，“反恐扩大化”就会彻底中止。但麦卡锡死了，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依然存在。即使布什下台，也绝不意味着麦卡锡主义就此绝迹。我们不妨跳出某一个具体问题，想想自己在“以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的时候，有没有“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有没有“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断和结论”？

与恐怖主义问题紧密联系的是伊拉克问题，伊拉克战争被越来越多地与越南战争相提并论。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是二战之后美国的两大泥潭，两者之间至少还有一段时间的缓冲期；如今，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携手而来，不免让各方猝不及防。需要提醒但经常被遗忘的一个事实是，美国不仅出现了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还产生了对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的反省。阿伦特在《政治的虚伪———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思考》中，分析了政治谎言的新形态。她认为越南战争缺乏具体的战争目标和战争目的，只是一场美国和美国领导者为了制造并且维护“美国形象”而发动的战争。阿伦特不仅批评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更是对一些“曾经热心帮助过这一空想事业的知识分子”提出尖锐的批评。在阿伦特看来，越南战争跟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问题解决者”有关，这些打了引号的知识分子对理论的执着，使得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存在事实的世界”。她认为这是一种欺骗和自我欺骗的连锁反应，这种自我欺骗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制造出的谎言。[5]这种批评也更符合知识分子随时随地的自我反省精神，不是将责任仅仅归咎于政府或者商业，自己脱身而出，做一个所谓客观的仲裁者。一些“知识分子”是欺骗者，同时也是被欺骗者。他们被自己欺骗，所以说出谎言像说出真理一样雄辩，所以不会闪烁其词，而是义正词严。

“政治的虚伪”不能单纯归咎于“从事政治者的虚伪”，那种诉诸于人格的分析方式很容易演变成人身攻击。通过对自我欺骗机制的揭示，阿伦特避免了道德批判，而是提醒我们，“知识分子”的致命之处有时恰恰在于真诚，真诚得相信自己的理论乃至谎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抨击布什如何考虑现实利益，或者批评他背后的新保守主义者如何虚伪，都忽视了伊拉克战争的与众不同之处。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会考虑现实问题，每一种思想潮流的知识分子也都不乏虚伪者，但是为什么把伊拉克战争与越南战争而不是其他战争相提并论呢？与其说伊拉克战争是“石油之战”，还不如说是“形象之战”，为了维护“反恐精英”的形象而发动的战争。而新保守主义者也未必都是口蜜腹剑，很有可能表里如一，这样说并没有为他们作“无罪辩护”的意思。

麦卡锡主义不等于反恐主义，越南战争也不等于伊拉克战争。审判萨达姆以及其他官员更容易让人联想起阿伦特对审判艾希曼的思考。曾经在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承担重要职务的纳粹军官艾希曼，二战结束之后于阿根廷隐姓埋名，经过多年追踪以色列终于实施了跨国抓捕。1961年，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开庭，阿伦特以《纽约客》杂志记者的身份前去报道这次审判。与其他人把艾希曼视为“杀人恶魔”不同，阿伦特指出他身上具有“平庸的恶”。她认为把艾希曼描述成恶魔是对他的放大，同时也会让“黑暗时代的人们”感到无望，只能顺从而非抵抗恶魔。艾希曼并没有“双手沾满鲜血”，他的屠杀是通过钢笔、文件、电话、图纸完成，仅从行为的方式来看似乎与一个兢兢业业的公务员无异。他在家庭中完全可能是一个模范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以色列摩萨德正是根据艾希曼要庆祝自己与夫人的银婚纪念日，推断出他出现的日期，并进而确认他的身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与屠杀无关，相反，他不仅是自己辩称的执行命令者，还是大屠杀的组织者。

把审判萨达姆和审判艾希曼放在一起，不仅是因为阿伦特发现的“平庸的恶”，还涉及两次审判与国际法的关系。萨达姆和艾希曼都犯有反人类罪，对反人类罪的审判符合国际法的准则。但是，艾希曼“不是被正当逮捕，引渡到以色列的”，摩萨德对他的绑架“是对要制裁他的国际法的明确的侵犯”。[6]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式的问题，审判一个违反国际法的罪犯，是通过侵犯国际法而实现的。这就像审判萨达姆总会与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如果伊拉克战争不具有合法性，审判萨达姆是否也就因此丧失合法性呢？如果没有这些审判，反人类罪犯安享终年，是不是对国际法的另一重嘲笑呢？我们很难给这些问题一个明确的答案。理论需要悖论，但当现实遇到悖论，有时只会采取激烈甚至粗暴的方式来解决。不过，对审判的批评，丝毫不意味着阿伦特要称赞艾希曼，一边批评“审判艾希曼”、一边批评艾希曼，这是同时进行的，这与时下一些学者以批评“审判萨达姆”为由赞扬萨达姆是截然不同的。

1941年，阿伦特经里斯本前往美国，这也是电影《卡萨布兰卡》里提到的那条热门路线。阿伦特的一生基本由此划为两截，前半生面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后半生则面对美国的大众社会。她没有将两者割裂开来，而是认为两者都与划一主义有所关联；她也没有因此把两者等同起来，而是指出划一主义的不同面相和不同作用。这也是阿伦特的魅力所在，她避免将自己的立场意识形态化：身为犹太人，却对犹太民族主义有所批评；身为女性，却跟女权主义保持距离。正如前面所说，她在批评麦卡锡主义的时候，没有站在极权主义的另一端；在批评“审判艾希曼”的时候，也没有站在艾希曼的一端。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接受她的结论，而是感受她观看世界的方式。

遗憾的是，阿伦特在中国还处在“花絮阶段”和“影子阶段”：她以海德格尔的情人闻名，思想只是陪衬，那些私人生活的花絮更为著称；虽然研究她的著作不断出版，她的著作却翻译得相当有限，中文读者看到的多是一些影子。不过，这个境况会一步步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康慨，《纪念汉娜·阿伦特百年诞辰，知识分子将怒火投向布什》，载《中华读书报》，2006-10-11。
[2]Edward Rothstein, “Arendt’s Insights Echo Around a Troubled World”,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2006.
[3][5][日]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95，200-205。
[4]王希，《麦卡锡主义的闹剧与悲剧》，载《读书》，2000（11）。
[6]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载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3。

 

 

《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著，林骧华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波伏瓦、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最初使她获得世界性声誉的著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因此，她也以政治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正如阿伦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所说，她是经由她本人的经历所获致的视角来阐释历史、理解其中所表达的东西，她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也就是她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那个黑暗时代的反省和深思。

早期经历和犹太身份意识

1906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生在汉诺威，她的父母都来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她在父母的家乡度过了童年，接受了早期教育。一战期间，她就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失去了一直被病魔缠身的父亲。1924年秋，18岁的汉娜怀着对哲学和思想的向往来到活跃着那个时代最优秀思想家的马堡和弗莱堡求学，22岁时成为哲学博士。她的这段求学经历从根本上塑造了她一生的思想和道路，并结识了将影响她终生的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其实，在阿伦特求学期间，弗莱堡的大学生完全不过问政治，尤其是学哲学的大学生，政治舞台被看成庸俗的。当时的阿伦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是，她这样的出身在这个时代注定要经历历史性的灾难和困惑，20世纪30年代纳粹掌权之后，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阿伦特也没有免于被关进集中营的命运。正是她亲身经历的20世纪的政治危机和种族迫害使得她将毕生思考的重心转移到了政治领域。

幸好，阿伦特不像本雅明那样一辈子都有一个“驼背小人”跟在身后。相反，她似乎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之前逃离欧洲，并获得一种世界性、历史性的视角来反观这个充满灾祸的世纪所发生的事件，从而反思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困厄。[1]

虽然出身于一个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在反犹情绪不断高涨的德国，阿伦特在哥尼斯堡时期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不同和压抑。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增长，她开始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她而言，做一名犹太人，特别是在德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写于1932年左右的《拉赫尔·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这本传记，揭示了她关于自己犹太身份的内心挣扎。在其中，她糅入了对于同时拥有一个德国身份和一个犹太身份的模棱特质的反思。雅斯贝尔斯曾建议她为自己对于身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加上一个政治的和历史的宿命色彩，阿伦特的回答是深刻的：“任何形式的过度简化———无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还是同化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都只能使得对真正处境的认识更加模糊。”她没有加入她所列举的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法恩哈根一样，她决定做一个被她称作“有意识的贱民”的人。她将不会被德国文化所同化，而是要有意识地恪守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身份。[2]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关注就是直接源于她身为德国犹太人的体验和思考，以及对她的民族的遭遇的关切。

极权主义的形而上学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从不建立任何体系，她的理论中的文学色彩和她对“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强调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3]熟悉阿伦特的著作的人都会注意到，她的注解中常常会出现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如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布莱希特、普鲁斯特，尤其是弗朗茨·卡夫卡，以至于西拉兹·多萨（Shiraz Dossa）曾经把阿伦特的作品称为“文学政治理论”。阿伦特非常推崇卡夫卡，利用一切机会关注他的文字。当时，卡夫卡在美国几乎默默无闻，而阿伦特在家里门厅的墙上就挂了一帧卡夫卡的大照片；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本书的前言里包含了一个很长的关于卡夫卡的寓言的讨论，而阿伦特在写作和思考极权主义的同时，也正沉浸在卡夫卡的小说中。1940年代晚期，她作为舍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的高级编辑在美国翻译、出版了卡夫卡的日记。与此同时，阿伦特正在用英文写作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稿，这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原名《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负》，德文名字是《极权统治的要素和起源》）。可以说，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在多方面启发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思考和理解。

1．塞壬的歌声[4]：必然性法则的诱惑

直到1943年初，美国人才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的系统灭绝，这个消息对于阿伦特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多年以后阿伦特在接受高斯的访谈时这样回忆道：“这犹如地狱之门打开了。人们有一种观念，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弥补……这件事不能。这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超越我们所有人的经验的。”[5]阿伦特认为这不仅仅是德国的罪行，而且是人类的罪行。她开始深入研究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纳粹的种族灭绝机构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丧失了使得这样的事情成为可能？是什么样的历史暗流的汇聚才会导致这种结果？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在纳粹统治时期心甘情愿地充当杀人机器？她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阿伦特所生活的20世纪是一个失去家园、希望和恐惧并存的时代。在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之后的现代世界中，普遍传统的权威（尤其是宗教）已经被打破，旧的秩序已然消亡，而新的秩序尚未确定。从现在开始，人类要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这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自由”的重担。阿伦特认为，比起承担自由行动所必然伴随的不可预测的结果，人们宁愿使自己屈服于一种确定的、然而是虚假的“神圣”法则，一种全盘性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这正是人们拥抱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原因。在纳粹主义这里，这个法则是声称特定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的“自然法则”；在苏维埃极权主义这里，这个法则就是声称特定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法则”。[6]

阿伦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发现了这种形而上的元素，即现代社会对于超越人类的自然或历史法则的信仰，认为每个人必须服从这个法则。他的小说也深刻地描述了这种信仰内在所具有的可怕的可能性。随着这种信仰的形成，现代人放弃了阿伦特所特别关注的人类所独具的（区别于动物的）创新的能力，也就放弃了人类的境况。她没有像卡夫卡那样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讲述某一个“K”面对着万能的、无法接近的法律，或者面对一个如同上帝一般决定着是非曲直的城堡主人的故事，她的天赋才能是历史探究和哲学思考。她梳理着历史，为的是寻找到那个最终导致了一个纳粹极权国家的根源。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先后梳理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三种力量。在极权主义这部分中，她对纳粹和斯大林的两类极权统治进行了直接分析，其基本要素在《弗朗茨·卡夫卡：一次重新评价》这篇更早的文章中就已经形成了。在这里，阿伦特认为卡夫卡描写了一个把自身作为上帝的替代品而建立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把社会的法律看作神圣法则———无法根据人的意志而改变。这个世界的错误就在于它的神化，它的代表一种神圣必然性的伪装。卡夫卡想要通过描写其隐藏结构的丑恶，通过真实和伪装的对比来摧毁这个世界。

阿伦特从对卡夫卡的小说《审判》的分析入手，认为它揭示了“人类必须服从于一种必然的、自动的过程”这种信仰的危险。正如监狱牧师所告诉K的那样：“不必把任何事情都当真，必须把它当作必然。”也正像K所理解的那样，“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她写道：“《审判》中的K所陷进的这种机器的权力，一方面依赖于必然性的出现，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必然性的赞同。在《审判》的背景里，必然性变得比真理还要重要。”一个不服从于这种必然性的人，就被看作一个抵抗某种神圣秩序的罪人。抓住了K的这种罪恶感开始改变并且型塑它的受害人，直到他适合于受审。“就是这种感觉使他能够进入必然性、不公正和说谎的世界，根据规则扮演一个角色，并使自己适应现存状况。”[7]最后，约瑟夫·K自愿将残忍的死刑作为法律的一部分而接受。阿伦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点，它在一种必然性的名义下实施最残酷的暴行。对那些放弃他们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利，为了幻想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人们来说，没有比卡夫卡在《审判》中所总结的话更加仁慈的了：“似乎他的耻辱将留存于人间。”

但是，卡夫卡的小说还提供了另一种人的可能性。阿伦特将《审判》中的约瑟夫·K与《城堡》中的K进行比较，她认为后者的意义正在于他没有屈从于必然性的规定，而是一个英勇的“好心（good will）的人”。K作为一个异乡人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愿来到城堡属下的村庄，为了找到一个属于公共世界中的正当位置而斗争。对于村民们视为圣旨的城堡官僚机构的命令，K拒绝服从，因为这是“来自上面”的专断的指令，是侵占他的自由的蛮横企图。他与其他村民的格格不入不仅是因为他不“属于村庄，也不属于城堡”的异乡人身份，而且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是惟一正常和健康的人。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性当中正常的爱情、工作和友谊都被夺走，变成一种从上面恩赐的礼物。这种恩赐是神秘的，对于它人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从来不能够创造。因此，对于村民来说，K的奇怪正在于他对这些本来是被恩赐的东西的追求。虽然他最终精疲力竭地死去了，但是就像阿伦特指出的，他使一些村民看到“人的权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城堡的规则不是神圣法则，因此也是可以被攻破的”。村民们醒悟到“那些遭受了我们这种体验，被我们这种害怕所困扰……为每一声敲门声而战栗的人们，都不能够直视事情”。并且，“由于你的到来我们是多么幸运啊！”这个异乡人的奋斗，除了成为一个榜样以外没有其他的结果，然而“因为他不像《审判》中的K，没有服从于显现为必然性的东西，他没有留下任何耻辱”。

因此，服从于虚假的必然性对失落了传统根基的现代人来说，就像塞壬的歌声对航海人那样，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在阿伦特看来，这种诱惑正是“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元素”。尽管无法被经验地证实，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学作品的想像维度给她带来的启发。并且，阿伦特认为，虽然纳粹党人和斯大林的政体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种诱惑的危险元素还和我们在一起。因为这不是一个德国或俄国所特有的特点，而是现代性本身永远的潜在可能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而卡夫卡的意义正是在于，“他拒绝屈服于任何偶然事件……他想要建造一个与人类的需要和尊严相一致的世界，一个人类的行动由他自己决定，一个由他自己的法律而不是由来自上面或下面的神秘权力所统治的世界。此外，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成为这样的世界的一个部分———他不关心成为一个天才或任何一种伟大的化身”。[8]

2．群氓的社会———孤独和多余

阿伦特在《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统治的新形式》中还分析了极权主义政权所开发的现代性中另一个形而上的元素———孤独。“极权统治……它的自身的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阿伦特认为，19世纪阶级社会解体之后，没有出现任何能够将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而聚集到一起的社会结构，其结果就是群氓心理的出现。这种群氓由“无根的”和“多余的”个体所组成，那种孤独的体验就是现代体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她说，孤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而这个疾病正是几乎所有卡夫卡的小说所重点表现的精神状态，他对“孤独”进行着艺术的探索。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曾经将《审判》、《城堡》、《美国》称为“孤独三部曲”。

阿伦特意义上的“孤独”还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9]《城堡》中的K就是一个孤独地在这个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正当位置的异乡人，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不过是成家立业、成为一个共同世界的有用公民，这仅仅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在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里，这样的权利没有许诺给任何人，它只是被随意恩赐的礼物宿命般地降临到某人头上。K最终作为一个异乡人孤独地、无根地、多余地死去。阿伦特说，卡夫卡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噩梦，对40年代的人来说，它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K的命运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命运：“一直在增长的政治的和自然的无家可归，以及精神上的和社会性的无根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家都参与的一个巨大的大众命运，尽管在强度和痛苦的程度上非常不同。”[10]

对阿伦特来说，孤独和多余都是大众社会的到来而导致的群氓的症状，而它在集中营达到它最可怕的结果———非人化，而孤独与非人化的关系正是《变形记》的一个关键主题。在格里高尔之死中，卡夫卡似乎对“害虫”就可以被残酷地消灭这个试验有所预知。格里高尔家庭对他的抛弃和灭绝恰好对应于阿伦特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故事的分析。

极权主义的统治技术

1．神秘的权力———官僚机构

阿伦特认为20世纪早期的官僚机构是极权主义形成的必要元素之一。

在她论卡夫卡的《审判》时，阿伦特写道：“卡夫卡充分展现了所谓官僚机构的真实本质的可怕——用管理取代统治，用独裁政令取代法律。”因为“他知道当一个人陷进官僚机构的话就已经被判刑了；当法律的解释与非法的管理相伴随，当法律阐释者慢性的无行动由官僚机构所补偿，而这种机构无意义的自动运行拥有最终决定的特权时，没有人可以从司法程序中期许正义”。[11]

所谓官僚主义，“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与法的支配相反的、通过政令进行支配的体制”。而且，“政令通常是保密的，在具体事件上需要正当的理由”。其结果就是，“那些生活在行政命令支配下的人们，全然不知道统治他们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12]从而，虚假的神秘主义是官僚体制成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标记，它所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知道为什么发生一些事情。城堡下的居民在城堡官员的神秘而可怕的权力面前变得麻痹，变得服从于有着无穷可能性的解释，在这种无尽解释的思索的框架中，整个生命和世界的肌理都被假设为神秘的深不可测的东西。约瑟夫·K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弄清“法律”的源头，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就像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的，在极权主义国家，权限之所在极不明确。“某个机关被公众知道得越多，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小”[13]，“权力通常开始于不曾拥有公开性的地方”。[14]

2．非人化和全面控制的实现——集中营

尽管如此，官僚体制与极权主义两者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正如阿伦特所说：“官僚制支配仅仅满足于在政治领域内支配其所属的臣民的外在命运，却忽略了掌握他们的精神生活；然而，极权主义支配则更彻底地把握了绝对权力的本质，并善于运用手段，对于公民的一切方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外在的，一律都加以一贯的、残酷的控制。其结果，如果说，旧式官僚制支配扼杀了众多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发性和创造性，那么，与之相比，极权主义支配则窒息了人的行动在一切领域里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政治上的创造性一旦失去，随之而来就会在所有方面无所作为。”[15]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结尾，阿伦特对死亡集中营进行了分析。

她说集中营的目标就是“把所有具有无限复数性和多样性的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变得好像一个人”。[16]也就是说，集中营湮没了人类的个性和差异，取消了行动的不确定性，以便全面预测和控制人们的行动。因此，“人类的本质在这里岌岌可危”。按照阿伦特的定义，这种人类的本质即我们自发地、创新地、自由地行动的能力。[17]集中营“消灭人类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在集中营里，极权主义的“改变人类本质”的企图才能完满实现，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经受验证”。[18]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描述了一个与这种过程相似的世界。首先，他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名字，他们缺少所有组成一个真实个体的众多细节特征。其次，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固定的角色，大家都为了某种超人类的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在与工作的完全同一中生活”。他们没有心理品质，因为他们除了固定职业者什么也不是。比如在《美国》这部小说中，当宾馆守门人的头头弄错了一个人的身份时，他说：“如果我把一个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还怎么能继续在这里当守门人啊……”犯错就等于丢掉工作，因此，他甚至不能承认犯错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强迫他们否认人类犯错的可能性，固定职业者们也就不能保留人性，而必须像超人那样行动。卡夫卡世界中的所有雇员、官员都远远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在一个全权的统一设想中行动。”[19]城堡没有给辖下的居民留下任何行动、自发性、个性，甚至思想的空间。因此，它的统治否定了使得我们人类显得独一无二的所有品质。

阿伦特还提出了集中营通过“三步杀人”系统地达到对个性的破坏。“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取消人的法律性格。”[20]因为，集中营置于一般法律系统之外（在通常的法律中，特定的罪行要蒙受特定的可以预测的惩罚）。《审判》和《城堡》也清楚地展现了对“法律之人”的消灭。当约瑟夫·K在《审判》的一开头被捕时，他抗议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代表什么官方机构？K生活在一个守法的国家里，这里有着普遍的和平，所有法律都是有效的；谁敢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逮捕他？”然而，他很快开始发现自己完全“在通常的刑事系统之外”。[21]并且，约瑟夫·K的被捕、审判乃至处决与他曾经干了什么毫无关系，他是被独断地逮捕和处决的。（“因为他没有犯任何错就在一天早上被逮捕了。”）这正与集中营中的受害者相似，他们绝大部分“人们都没有干任何与他们的被捕有合理联系的事”。阿伦特认为这种独断的裁决显示了集中营的基本原则，“一个独断的系统的目标是摧毁整个人民的公民权利”。

因此，集中营里的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缺乏一个可区别的罪行的状况，他们彻底面对着被任意处置的可能性”。《城堡》中巴纳巴斯家庭的灾难也映证了这一点。当巴纳巴斯的女儿拒绝了一个城堡高级官吏的求爱之后，这个家庭就开始被所有其他村民回避，完全陷入了孤立和恐惧的生活状态。巴纳巴斯先生长久地等在城堡的山下，以谋求官方赦免他们的“罪行”，然而，城堡官员告诉他没有任何罪行记录在案。此时，他被抛入了绝望之中，因为他知道“在他能够被原谅之前，他必须证明他的罪行，但它被所有部门否认了”。他无法证明自己的罪行，也就无法获得某种特定的“可计量的惩罚”，从而完全暴露在专断面前，面对着彻底的无止尽的惩罚。

在消灭“人的法律性格”之后，阿伦特写道：“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22]在集中营里，死亡被匿名地实施；受害者不是像敌人那样被杀死，而是像动物（害虫）那样被集体消灭，并且被归入彻底的湮没中，从而使得殉难成为不可能。“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23]大多数集中营居民之所以“允许自己毫无抵抗地排队走进毒气室”，正是因为他们的个体性意识被摧毁了，他们失去了自发地行动或抵抗强加给他们可怕命运的能力。《变形记》中也上演着一幕毫无抵抗地接受自己的毁灭，被一家人彻底遗忘的故事。格里高尔变成大虫子之后，被置于一个完全孤独和无世界性的超自然的环境中。随着公共世界越来越远，格里高尔的人性也越来越消失了。就像集中营的受害者一样，他最终放弃了反抗自己被灭迹的命运：“一个完全非人化的格里高尔开始接受他的命运：‘他必须消失的决定在他的脑海里比他妹妹更加坚定，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他的头嵌入地板，从他的鼻孔冒出了最后的呼吸。’”他的死亡甚至没有被家人记住，因此，格里高尔的彻底的死亡悲哀地证实了阿伦特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集中营“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亡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曾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24]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故事写的不是一个个真实的事件，而是组成人类失败的各个元素，是事件本身的原型。同样，阿伦特自己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也是试图找出这个真实存在过的政权的基本元素，然而她发现这些元素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是说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极权主义，这些元素自身没有一个是极权主义的，只有当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才会结晶成为极权主义的统治。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综合会在一个长时期内保留一种现代的诱惑，极权主义已成为这个世纪的诅咒。

《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皇皇巨著于1951年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好评，阿伦特甚至成了一本详细讨论她的著作的杂志的“封面女郎”。同年，阿伦特成为美国公民，经过了十七年流亡逃难的生活，如今她终于摆脱了无国籍的身份。这种生活也最终为她提供了选择做一个自觉的“有政治意识的贱民”的基础和条件，使得她进一步深思和理解现代性的基本问题，从而在今后的思考中求索一种我们能够共同铸造非极权的解决方式。

参考文献：
[1]有关阿伦特的生平参见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阿伦特》，中华书局，2006。
[2]阿伦特在一个“有社会抱负的新贵”（socially ambitious parvenu）和一个“有政治意识的贱民”（politically conscious pariah）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她意识到，她所面临的选择只有或者被德国文化所同化，或者做一个社会的局外人。她认定，前一种选择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幻想，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做一个局外人。
[3]Lisa Jane Disch, Hannah Arendt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这本著作专门探讨了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形式的“讲故事”对于哲学限制的超越。
[4]参见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塞壬的歌声》。
[5]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00。
[6]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分析了极权统治的元素，她把它们分成两种。一种可以由社会学家证明，例如，她认为19世纪阶级社会的解体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大众社会”的出现为极权主义铺好了道路；另一种元素则更加形而上一些，并且很难被经验地证实，比如阿伦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所发现的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元素。
[7][8][10][11]Franz Kafka: A Revalu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文章收录于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Hannah Arendt, Edited by Jerome Kohn, Harcourt & Company, New York.
[9][12][13][14][15][16][18][20][22][23][24]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653，653，587，594，373，644，586，597，600，603，601。
[17]阿伦特认为，我们的“必然诞生”——出生所内含的新的开始——使得以无法预测的方式行动成为可能。人类所独有的自发行动的潜力可以更新人类世界，促使极权主义走向毁灭。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期待它的人民无思考地使自己臣服于超越人类的力量。极权主义无法忍受不可预测的行动，它的目的是建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每个人都公平地“多余”，这样的任何一个人类“齿轮”都可以被另一个所取代。
[19]《重估卡夫卡》。
[21]弗朗茨·卡夫卡，《审判》。

 

 

德国《明镜周刊》最近刊出帕慕克专访，帕慕克重点宣传了《伊斯坦布尔》：

在这本书里，我谈了我的童年，后奥托曼帝国的乡愁时期，那时土耳其离欧洲非常非常远，文化上和经济上皆如此。那时候，这城市一点也没有它一直渴求的现代性，而是立于奥托曼帝国失落的荣耀废墟之上。更多是一种悲观的情绪，一种伤感和孤立的感觉，不仅是个人的、亦是整个城市的，某种“集体辞职”。

当我描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也在写我自己。在我幼小时，我完全是我们称之为“hüzün”的忧郁自省的囚徒。这可能和我的家族史是衰落史有关，不像托马斯。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里描述的那样。我出生时，我家有幢大房子，但大房子和其他财富后来都丢失了。就这方面而言，我的个人故事与哀悼奥托曼帝国财富的失落正好符合。

帕慕克也说到即将完成的新作：“新作《无辜博物馆》（The　Museum　of　Innocence）是一本极有野心的书，开始至今我已写了10年。故事发生在1975年至今的伊斯坦布尔，有关无可抑制的激情和那个大问题：究竟，什么是爱？”

而当被问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景时，帕慕克更是幽了一默：“从火星上看，我们已在加入的边缘了。”

 

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刘晓波指民建联主席马力说「六四没有屠城」是信口雌黄。（陈阳摄

18年过去，「六四」事件的图片已渐泛黄，人们的记忆也许会淡漠，但六四象徵的意义在18年后的今天丝毫未见缩小，反而逐渐清晰放大……

对当年的当事人刘晓波、吾尔开希来说，回首往事百感交集，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对中国今天现实的体认，以及对未来民主发展的展望，从本报记者的专访中可以看出，事隔18年，冷静的是头脑；血，仍未冷……

今年「六四」因马力一番有关「没有屠城」的言论再次引起广泛关注。大陆着名异见人士、当年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刘晓波上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六四带给中国很多变化，人们多在不自觉地享用这种变化，但他感叹，「六四死难者用鲜血积蓄起来的资源，近年流失得太过厉害」。刘晓波并认为，在胡温体制下没有平反六四的希望。

韧性比勇气更重要

六四事件转眼间已18年了，刘晓波将18年来中国社会对六四事件的关注过程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中前期人们关注较多；90年代后期关注度慢慢减少。他透露，近年身边朋友以多种理由和形式渐渐淡出六四纪念活动，有人返校教书、有人出国留学、有人下海经商……「有时韧性比勇气更重要，因为高潮一过，人的勇气会慢慢磨没了」。

刘晓波呼籲在中国搞改革不要再进行「比胆竞争」，即不要比谁更不怕死。「这是蛮干，最终导致官方强烈反弹和大规模镇压，民间积蓄损失大半，民主进程要推倒重来。理性和渐进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很重要。」他较赞同「天安门母亲」的抗争方式，该组织由六四死者家属丁子霖等几人发起，多年来持之以恆从未中断，一点一滴地为死者家属做实际工作。

推许「天安门母亲」

刘晓波指出，「天安门母亲」提出解决六四问题两大原则，一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二是六四问题渐进解决。前者是指既不要搞官方平反昭雪，也不要搞民间清算复仇，六四问题要走出个人恩怨，在和平推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下进行。后者是指当局首先解除对死者家属的打压和跟踪，允许受害人公开祭奠，在六四死者家人生活就业等方面平等对待，并适当给予经济补偿。

刘晓波认为，六四事件给今日中国留下两个历史遗产，一是共产党合法性在六四后流失殆尽，只能靠枪桿子维持政权；二是令中国人权意识觉醒普及，当代中国人受到人权思想启蒙。比如目前内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维权运动，包括土地维权、清拆维权、爱滋病维权甚至政治选举维权等，这些都是六四的延伸。

马力言论无视事实

在採访中，刘晓波主动提及早前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有关「六四不存在屠城」的说法。「他(马力)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刘晓波指出，马力作为公众人物又是政党主席，说出这样的话极不负责任，无视当年军队屠杀群众的确凿事实。而马力对於坦克是否辗人之事竟然拿猪作比喻，这显得非常冷血、没有人性，即使站在北京立场上也不应该，这些话连共产党官员也不敢公开说。不过，刘晓波认为马力所言也起了好作用，即提前将这个定时炸弹引爆，今年并非六四重要周年纪念，有关争议引发后，香港舆论对六四的关注度比往年强烈很多，这可能是马力始料未及，起了反面教材的作用。

明报记者 陈阳、张虹梅 北京、台北连线报道

 

 

十八年前的今天，北京天安门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当时的残暴混乱，对于经历过的人，是永远抵减不去的伤痛记忆。

但如今的中国大陆，政治冷漠，经济当道，万民齐冲打死不退的情节，大概只会出现在股市。漫长的十八年过去了，年轻人对“六四”的认识有限，关切更少；年纪略大的人，则陷在自己的汲汲营营中，学会了务实，学会了把自己顾好。

这些年来，除了香港之外，全球纪念“六四”的活动逐渐退烧，大家都各自有了新的关注目标，何况中国大陆的庞大商机，也让人很容易忽略曾有的血腥镇压。中共不必为“六四”涂脂抹粉，世界就已经急著体谅，急著遗忘。

“六四”，以及“六四”的那些民运老兵们，不死，只是逐渐凋零。然而，中国大陆却在新时代，以新的方式，正推演著新一页的变化。

除了近年来日益增加的维权事件，上周在厦门，靠著手机简讯和网路的号召，两万人上街示威游行，还一度和警方发生冲撞。为的不是政治上的争民主要自由，而是为了环保反对陈由豪的ＰＸ厂。这是第一次为了环保议题，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

中共可以用经济成长来安抚民主改革的呼声，在未来似乎会更好的美丽期待中，中共政权可以继续维持统治正当性，但无可置疑地，中国大陆已经展开了巨大深沉的社会变化，并且将对中共当局形成愈来愈困难的挑战。“六四”虽然已远，但新时代的声音，将会更加响亮。

 

夜色从远远的天际慢慢地垂落北京城，这是二○○七年六月三日的黄昏，天安门广场上一片平静；十八年前的同一天夜里，这里却是子弹呼啸声夹杂著嘶嚎、血腥。

然而，这一切现在在北京已经是少有人谈的历史事件。世界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年的争取民主诉求，现在似乎已经变成少数几个人的事了。但是，也并不需要悲观；因为维权的声浪、行动在全大陆不断的上演著。维权乍看之下，似与民主不是同一回事，但维权却发出了更强烈的讯息，那就是只要老百姓勇于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永远会与不合理的体制冲撞。

“那个时候说共产党腐败，是犯忌讳的。说打倒共产党，是反革命的。”亲身经历过那一场腥风血雨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说，当时官倒、腐败，一般老百姓却都只领一百多块、几十块钱人民币，猪肉涨个几毛钱大家就受不了了。大家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整个大环境让民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正好赶上胡耀邦的年代，从文革后，甚至从反右后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声音，在思想开放后完全宣泄。

“与其说是追求民主，倒不如说是用比较激烈的、比较情绪性的方式表达愿望。”浦志强说。

或许浦志强的看法未必受到全面性的认同，毕竟“六四”就是一场民主运动。当时没赶上“六四”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说，“当时大家可能想从最根本的社会制度上作一个变革，先解决制度问题。而争取制度变革的以知识分子居多。”李和平的看法也可解读为，即便当时不是争取民主，但绝对是希望制度变革。如是解读则和老浦的看法并不相违背。

十八年的时间，让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一九八九年大陆的国内生产毛额仅近一兆七千亿元人民币，二○○六年却已达到近二十一兆元。或许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下层结构改变，上层结构也要跟著改变。尽管贪官抓不完，但现在喊反贪腐喊得最凶的反而是共产党本身，老百姓说反贪腐早就不是忌讳；民众对共产党也更加“信任”了，“六四以前不知道共产党真会杀人，六四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浦志强说。

可是，不管政治、经济、社会怎么变，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不满情绪，依旧没有改变；而且，起身争取权益的已经不只是知识分子，甚至是“脸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近年来每年全大陆都还有八万、九万多件聚众抗议事件，去年的广东太石村是，今年的广西博白也是。

“经济发展到了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利益，但利益受到公权侵害却出现得更多。有很多是被迫参与维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部分人也敢于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李和平说。

“当时包括意识形态等等的禁区很多，没那么多律师，法律也并不完备，民众与共产党之间相互认知的底线并不清楚，就很容易碰触到底线，容易走得太过。现在大家都清楚底线了，现在的法律已很明确，即使还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但是要比那时好多了。”

“八九年的时候，民主是具体的诉求；现在的维权，是有限度目标的努力。”浦志强说，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李和平认为，争取民主跟维权二者之间并不相冲突，“民主是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选举权，维权也是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受侵害。这二者之间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诉诸于政治，另一个则是在法律的平台上博弈。维权是成本低、有利于公民意识的训练。”

浦志强并不悲观，“台湾的今天应该就是大陆的明天。”

 

5月15日，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与记者茶叙时，以没有“刻意屠杀”为由，公开质疑六四“屠城”和坦克辗死学生。他甚至说“指覑一堆东西就说(学生)被坦克车辗过，那不如找一只猪，用坦克车辗过，看看是否会变成肉饼？”

言下之意，六四死者不是戒严部队刻意所为，而是无意之失。

18年前，戒严部队的坦克在西单六部口附近追辗学生，造成多人死伤，这是六四屠杀中最为凶残的一幕，已有多种资讯来源和现场图片为证。马力身在香港，如果想了解真相，最简单的方式是找来丁子霖女士的《寻访六四受难者》，看看“疯狂的坦克”一节，公布了那凶残一幕中的14名死伤者，5死9伤，都有姓名、年龄、单位、籍贯及受伤、致死的部位。

就我接触过的六四屠杀资料中，公开质疑坦克追辗学生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并用“一堆东西”和“一只猪”来质疑的人，马力算是拔了头筹。而他这种无视历史事实、不尊重冤死的亡灵及其亲属的胆量，也确实拔了信口雌黄的头筹。

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的说法，《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同样提供了多起“刻意屠杀”的例证。在此仅举一例：

死者吴国锋，当年不满21岁，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86级学生。他死得极惨，连中了四枪，肩、肋骨和手臂都有枪伤，致命的一枪射中后脑勺。他的肚脐右下方留下7至8公分长的刺刀伤口，双手手心也有刺刀的伤痕。可以推测，吴虽连中数弹，却并没有立即死亡，士兵就用刺刀捅进了他的腹部，最后向后脑勺上开了一枪。

马力先生，这难道还不是“刻意杀人”？

在我看来，马力的质疑貌似求真精神，实则诡辩逻辑。他选择在六四18周年祭日前质疑六四屠城，既是为中央政府洗脑特区香港的政策张目，更是在敏感时期为北京政权背书。

然而，马力信口雌黄带来事与愿违的效应，从反面提醒世人不忘六四、关注真相。

18年来，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首要诉求，就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她们的上书再次突出了“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的诉求。她们既敦促当局解除六四禁区和公开六四档案，也呼吁当年运动的参加者、目击者、知情者说出真相。因为，真相的澄清是解决历史冤案的前提。没有真相，受害者的冤情将被淹没，加害者的罪责无从确定和追究，历史记忆也将再添一大段空白。

马力有勇气质疑大陆民间、流亡人士和世界各媒体的六四记载，为什么没有勇气公开质疑北京政权的六四谎言？马力作为北京器重的香港左派和全国人大代表，既然认为六四真相至今模糊，他为什么没有勇气要求北京政权开放六四话题和相关档案，停止封杀天安门母亲和民间对六四真相的追寻！

在香港，尽管有马力这样的公然侮蔑六四亡灵的亲共人士，但18年来的六四祭日，当13亿人口的大陆陷于黑暗之时，在只有几百万人的香港却一直闪烁覑为亡灵点燃的烛火。每年六四祭日，我坐在北京那死寂般的黑暗中，想像覑香江畔被烛火点亮的夜空，心中便升起了感动、欣慰和希望。

2007年5月31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香港明报

 

今年 2月 号《炎黄春秋》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章明确提出应该放弃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晚年所放弃。文章还指出，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民 主社会主义模式（例如瑞典模式）是成功的；中共共产党应当把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中国应当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谢韬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争论。一些专家学者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座谈会研讨会，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迄今为止，这场争论主要都发表在互联网上，官方媒体对此仍多有回避。5月10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刊出一篇短文，以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民主社会主义。不过对于谢文提出的共产主义是空想应当放弃的 观点却未置一词。这表明在今天，共产党内已经没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了。如果在不久后的某一天，中共在它的文件中乃至在党章里去掉共产主义的字眼，恐怕也不会 令人感到意外。换句话，在今日中共内部，要不要放弃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几乎已经不是问题，现在争议的焦点是要不要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假如说中共还迟迟不 肯在它的文件和党章里去掉共产主义的字眼，那也不是因为它还在坚持共产主义的目标，那只是因为它担心公开承认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会危及到它的一党专政而已。
 
谢韬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把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对此一建议，我当然乐于支持。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尽管今日中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决不是变得接近社会民主党。当今世界，政党林立，多如牛毛。我敢说，没有哪个政党能比中共和社会民主党更不相象的了。社会民主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民主。 先说民主。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民主，而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反对民主。再说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坚持社会主义，不过其内涵先后发生过许多变化。最初，社会民主党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后来改成高税收高福利，近些年来，社会民主党又从福利国家的理念后退，变得和自由主义没有太大差别，但仍然保留了传统左派的若干特点，如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等等。中共呢？中共虽是极左派出身，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把传统左派的特点丢得一乾二 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难道不是吗？

谈到社会主义模式，谢韬认为有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暴力社会主义，一种是以北欧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以为这种说法未必准确。这里有个问题必须澄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策。这是两件 很不相同的东西，我们务必要区分清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要实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那就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较 多干预和调整。社会主义制度却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政府是在否定自由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之上，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实际上，瑞典和美国在制度上并无原则性的差异，它们同样都是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不过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连续多年赢得选举得以长期执政，实行了较多的带有社会主义政策； 美国也有社会民主党，但美国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包括在 2000年总统大选中的绿党候选人纳德，其政治纲领中就带有不少社会主义色彩，但是他只赢得了2、74％的选票。谢韬也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素之一是民主宪政，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都谈不上。准确地说，民主宪政的问题才是制度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要采用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要实行民主。《人民日报》 5月10日那篇答读者问的短文再次重复官方一贯的陈词滥调，声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就表明中共当局继续坚持专政和反对民主的立场。

李洪林先生对谢韬的文章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李洪林说在八十年代他也曾大力鼓吹民主，并且总是给自己的主张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试图为共产党实行民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但说到底，党不需要你这种理论。李洪林一针见血地指出： 说到理论的彻底性与现实的可能性的矛盾，我觉得，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讲民主就是讲民主，民主就是一面旗帜，现在就是不民主，甚至连自己的宪法都违背了。
 
不消说，我对谢韬文章是很支持的，但同时我更希望，无论党内党外，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更直接地呼吁自由民主，尤其是着 眼于那些可兑现可操作可验证的问题，而不只是周旋于这种或那种说法，首先就是要真正兑现言论自由。你为党提出的的理论或建议再好，党不需要也没办法。但如 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凝聚起一种力量，构成一种压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首发人与人权

 

六四十八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海外流亡的六四学生和当年参与运动的人士组成编辑委员会，准备出版一本《六四诗集》，作为十八周年的献礼.。我个人认为此举相当具有意义，因此欣然参与。

说它有意义，首先是因为六四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多年以来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以政治的面目出现。其实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会只是单一的面向。我们看到的示威、静坐、策划、乃至他们的镇压，都只是六四事件政治的一面，但是作为当初以善良愿望参与的经历者，我们脑海中其实清晰记得的是那些非政治的，人性的，甚至是文学性的一面。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一本从文学角度全面展示当年六四事件的历史文献。因此，《六四诗集》从这个面向呈现人们对六四的回顾与反思，可以使六四的形象更加丰富真实。

第二个意义是，《六四诗集》的出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凸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发生关系，首先是因为二者都面对社会，面对组成社会的个人。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也是在社会这个层面上进行。二者都是一种社会事实，社会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二者也都具有社会功能：政治治理社会，文学安慰社会。

对于追求人类进步的人们而言，文学与政治都是重要的手段和活动领域。文学是改进人们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而政治则试图改变政府政策、国家领导人和制度来改进人们的生活、命运和社会正义状况。在推动人类进步和改善人类社会的事业中，这两方面活动需要也常常相互帮助。

政治改进总是为文学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文学可以为社会整体创造政治进步的精神动力和帮助进步政治力量动员民众。文学并不总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独自享受的文化奢侈品。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曾经对于人们摈弃“四人帮”起过难以替代的政治启蒙作用。美国历史上《汤姆叔叔的小屋》被林肯誉为导致美国内战从而解放黑奴的作品。文学领域最负盛名的诺贝尔文学奖中的道义关怀往往是政治关怀。邱吉尔竟然因其许多政治演讲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事例有力地表明文学对政治的功用是如何重要并被政治和文学界所鉴赏。

最后的意义是，希望诗集的出版可以继续帮助人们记住历史抗拒遗忘。今天极权者最希望的就是让六四慢慢地从人民的记忆中消失。这样，他们就可以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恶，就可以日后在必要时再复制另一个六四。

我们纪念六四就是为了让这可怕的可能性不再发生。只有让历史悲剧鲜活地存在人民心中，极权者才会有所顾忌。毕竟他们再强大，还是一个犯罪者。否则，他们就不会《六四诗集》还没出版，他们就在内地查缴翻版了。

Edward’s End

By JONATHAN LETHE

Among the encompassing definitions we could give “the novel” (“a mirror walking down a road,” “a narrative of a certain size with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is this: a novel is a vast heap of sentences,

like stones, arranged on a beach of time. The reader may parse the stones of a novel singly or crunch them in bunches underfoot in his eagerness to cross. These choices generate tension: in my eagerness to learn “what happens,” might I miss something occurring at the level of the sentence? Some experience this as a delicious agony, others distrust it. Our appetite for Ian McEwan’s form of mastery is a measure of our pleasure in fiction’s parallax impact on our reading brains: his narratives hurry us feverishly forward, desperate for the revelation of (imaginary) secrets, and yet his sentences stop us cold to savor the air of another human being’s (imaginary) consciousness. McEwan’s books have the air of thrillers even when, as in “On Chesil Beach,” he seems to have systematically replaced mortal stakes — death and its attendant horrors — with risks of embarrassment, chagrin and regret.

… young, educated … virgins … wedding night … sexual difficulties. The first stone on McEwan’s new beach indulges his radical efficiency with a hook. If McEwan’s first chapters generally ought to be sent, like Albert Pujols’s bats, to the Hall of Fame, then we may agree that in this instance his first sentence is a first chapter of its own, as well as doing extra duty as its host book’s perfect piece of ad copy. (Here’s my spoiler warning: “On Chesil Beach” is far too lean and pure for me to muse on more than a few of its sentences without giving some secrets away. If you’re inspired by the hook above, read the book — it’ll be nearly as quick as reading my review, and more fun.) Then comes a second thought: But it is never easy. With startling ease these five words deepen and complicate the book. Who speaks, and from what historical vantage? The sentence entrenches the facts that precede it — and the facts to follow — in the oceanic retrospect of a ruminative mind, even as they claim to universalize the lovers’ predicament, to forgive them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 discomfort.

With his lips clamped firmly onto hers, he probed the fleshy floor of her mouth, then moved around inside the teeth of her lower jaw to the empty place where three years ago a wisdom tooth had crookedly grown until removed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This cavity was where her own tongue usually strayed when she was lost in thought. By association, it was more like an idea than a location, a private imaginary place rather than a hollow in her gum, and it seemed peculiar to her that another tongue should be able to go there too. … He wanted to engage her tongue in some activity of its own, coax it into a hideous mute duet. … She understood perfectly that this business with tongues, this penetration, was a small-scale enactment, a ritual tableau vivant, of what was still to come, like a prologue before an old play that tells you everything that must happen.

The bulk of “On Chesil Beach” consists of a single sex scene, one played, because of the novel’s brevity and accessibility, in something like “real time.” Edward and Florence have retreated, on their wedding night, to a hotel suite overlooking Chesil Beach. Edward wants sex, Florence is sure she doesn’t. The situation is miniature and enormous, dire and pathetic, tender and irrevocable. McEwan treats it with a boundless sympathy, one that enlists the reader even as it disguises the fact that this seeming novel of manners is as fundamentally a horror novel as any McEwan’s written, one that carries with it a David Cronenberg sensitivity to what McEwan calls “the secret affair between disgust and joy.” That horror is located in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selves, two subjectivities: humans who will themselves to be “as one,” and fail miserably. The horror is i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se sentences, which reside terrifyingly near to one another on the page: Florence: In deciding to be married, she had agreed to exactly this. She had agreed it was right to do this and have this done to her. Edward: When he heard her moan, Edward knew that his happiness was almost complete. The horror further exfoliates in the (utterly normal) physical calamity that ensues: Had she pulled on the wrong thing? Had she gripped too tight? He … emptied himself over her in gouts, in vigorous but diminishing quantities. … If his jugular had burst, it could not have seemed more terrible. By this point McEwan hardly needs the specter of murder to convince us that mortal stakes lie behind closed doors. Embarrassment is the death of possibility.

If “On Chesil Beach” is a horror novel, it is also as fundamentally a comedy, one with virtual Monty Python overtones: The waiters were arriving with their plates of beef, his piled twice the height of hers. They also brought sherry trifle and cheddar cheese and mint chocolates, which they arranged on a sideboard. After mumbling about the summoning bell by the fireplace — it must be pressed hard and held down — the lads withdrew, closing the door behind them with immense care. Then came the tinkling of the trolley retreating down the corridor, then, after the silence, a whoop or a hoot that could easily have come from the hotel bar downstairs. For need of surviving the folly of his own desire, Edward mustn’t observe the satirical similarity in McEwan’s descriptive language (pressed hard and held down, withdrew, immense care, trolley retreating down the corridor) to the language of pornography, to paraphrases of what will or won’t occur soon in the suite’s four-poster bed: The bed squeaked mournfully when they moved, a reminder of other honeymoon couples who had passed through, all surely more adept than they were. He held down a sudden impulse to laugh at the idea of them, a solemn queue stretching out into the corridor, downstairs to reception, back through time. It was important not to think about them: comedy was an erotic poison.

In the painstaking and microscopic one-night structure of “On Chesil Beach,” McEwan advances his exploration of slowness in fiction (early evidenced in “Black Dogs” and “Amsterdam,” and exemplified in the 24-hour time scheme of “Saturday”). This suggests modernist experiment — not only James and Woolf, but even, in its combination with McEwan’s legendarily “forensic” vocabulary (here we’re greeted by the most instrumental pubic hair in the history of fiction), the chilly Alain Robbe-Grillet. But McEwan’s tone is more normative than that of his forebears, and it may be worth asking: Why doesn’t he feel like a “late” modernist? And what does he feel like instead?

The answer may lie in the fact that modernism in fiction was partly spurred by the appearance of two great rivals to the novels authority, psychoanalysis and cinema  one a rival at plumbing depths, the other at delineating surfaces. McEwan, who comes along later, shrugs at such absolutist contests, and has for that matter already engulfed (most brilliantly in Enduring Love) the latest challenger to the novels throne: neurology. In fact, McEwan may in retrospect be seen as the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the recent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interest into fiction, precisely because in McEwan (as opposed to, say, Richard Powers) such matters cease to be in any way remarkable.

Similarly, in Atonement, McEwan showed a capacity for writing in a more pressured modernist style and then, in the metafictional postlude, to gently amplify it with an air of sympathetic diagnosis. It was as if to say: We want to feel our reading minds bear down on character and consciousness with the intensity of Joyce or Woolf, those stream-of-consciousness titans, but we also want access to the retrospective embrace of our more forgiving and homely hearts. McEwans mode is synthesis, his signature the reconciliation of diametric modes  scalpel observation and civilized compassion  into a persuasive and relaxed whole. His style, too easily taken for complacent, is recuperative. His confidence in the authority of his chosen form is absolute, which is why he conveys such dazzling authority of his own. To paraphrase Paul Nelson, as Greil Marcus does in his book The Old Weird America: the tests have been passed, and what were seeing are the results.

Just before dawn he got up and went through to the sitting room and, standing behind his chair, scraped the solidified gravy from the meat and potatoes on his plate and ate them. After that, he emptied her plate  he did not care whose plate it was. Then he ate all the mints, and then the cheese. In the genuinely heartbreaking aftermath of the newlyweds disastrous night, our sympathies are in no way undermined by this late return to mutedly sniggering comedy, and body horror too (the solidified gravy recalling those vigorous but diminishing gouts). How Hitchcockian the linkage between food and sex. And what detail could speak more eloquently of the compulsive, cyclical humiliations of the life of our poor minds (stuck inside our bodies forever, until death do us part) than that we might make note of ourselves gobbling the mints before the cheese?

Jonathan Lethem is the author of You Dont Love Me Yet and six other no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