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五周年祭死难者遗像
六•四是一个太大也太伤痛的题目，回忆造成的痛苦常常使我丧失为文的正常心态。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写下一个“六•四十八年祭”的标题之后，整整三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也就是说，三天时间里，基本失去了思考和言说的能力。
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多年前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之后，除了短诗，我几乎不在六•四来临的日子里写什么，我怀疑长歌是否真能当哭，在一种难言的情绪笼罩下，比倾诉更容易的选择是：沉默或开口骂人。
于国于己，六•四都太沉重，我不相信我这种注定被六•四捆绑一生的人，对于六•四，能够说出什么冷静而有价值的话：作为当事人，我们至今都不了解事情的全貌，甚至连六•四的伤亡人数都难下准确判断；作为当事人，我们的遭遇，难以获得局外人感同身受的理解——我明白，过分强调自己的痛苦是可鄙的。
但我也知道，说出有关六•四的记忆与愤怒是每一个不曾淡忘六•四者的责任，抗拒遗忘更是面向未来的使命。
时间之矢永无回返，逝者已经高贵地长眠。我无法体会六•四难属的痛苦，一颗子弹、一声枪响就能击碎一个家庭的幸福。从此，人生仅仅是噩梦的延续，大片大片的血，一年一年的泪，它们承载的是怎样一种内心的伤痛？让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去死吧，让马力那样的冷血动物躺到坦克下面做实验去吧——我承认，我在诅咒，我不宽恕，也不打算宽恕。正是出于对这种愤怒情绪的警惕，我以为，让那些不曾遭受六•四伤害的人来讨论六•四，比深深卷入八九民运，并被六•四捆绑一生的人更合适——前提是：他们首先要明确表达对死者的尊重与悼念。
然而，十八年来，对六•四的言说是远远不够的，传统媒体已经做了十八年的瞎子和聋子，网络媒体也会在六•四来临前加快删贴的频率。隐形的枪口之下，我们不能过分责怪别人“犬儒”，但谁来面对六•四难属的眼泪？谁来化解六•四受迫害者的痛苦？谁来诊疗这个社会的六•四后遗症？
提醒我们六•四尚未结束的，远不只一个汕尾事件。六•四是非人性的权力恢复杀人的一个开始而已。任何政府都无法彻底避免暴力，但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政府却必须克制肆意使用暴力的冲动；极权社会中的政府当然可以调动足够的资源对异议者进行打压和报复，但这种非理性打压一定会成为法治紊乱的起始。十八年前，邓小平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特权利益的存在，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手段。
事实上，作为八九民运的一个参与者，我始终坚持认为，如果邓小平想避免杀人，他完全可以通过相对温和的手段恢复他想要的“秩序”。一方面，进入六月份，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抗议热情在下降，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尚不足以为学运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撑，在当时的情况下，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动员能力最多只能达到五月份的抗议规模；另一方面，在有着悠久皇权统治传统的中国，人们或多或少地看“大家长”脸色行事，当时，广场和全国高校的局势并不受哪一个组织或领袖控制，而是受制于一种集体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则是借助来源不明的信息形成的，回忆当初的情形，我相信：如果在六•四镇压前，作为“大家长”的邓小平如果能够公开露面表明镇压的态度，会使许多被错误信息困扰的人看清现实处境，即使不能迫使学生退回校园，至少可以减少开枪带来的伤亡，但邓小平始终不公开露面，他的露面，是在镇压过后会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在此之前，很多人相信邓小平病重，或者已经死了。事实上，他根本不在乎死人！对这个敢于朝平民开枪的“军事家”来说，几千人的死离他所要的“二十万颗人头”还差得很远！
流血不是学生想要的结果，而是那些一开始就下了决心要镇压的人所等待的，通过坚硬的坦克和殷红的鲜血，他们向社会发出一种恐怖信号，没有这种全面恐怖就没有他们全面的“军事”胜利。
他们胜利了。几千颗人头就换来了十八年的“稳定”，而且似乎还会继续“稳定”下去，通过对媒体的严密控制，丁子霖的泪水、方政的断肢都被逐出“稳定”的视野之外。对立和仇恨建立起来，政治改革的步伐却完全停止了：农民的贫困、被拆迁户的无奈、城市失业者的彷徨、上访者的愁容、公务员报考处的拥挤、官员瓜分巨额财产的喜悦••••••构成了一个似乎永不落幕的六•四时代。
我们难以准确评价六•四，因为六•四从来没有成为历史，而是我们生活至今的现实的一部分。坦克和枪是他们最后的屏障——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否则，愤怒会让人们重复飞蛾投火的命运。放弃尊严和灵魂而苟活，成了一个时代的普遍生存法则。
但是，十八年后，八九民运提出的问题仍无一例外地悬于我们头顶：官权至上、法治不畅、公正缺失、腐败盛行••••••今天的中国，如何能够绕开六•四梦魇而奢谈什么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八九民运的呼吁，不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最正常不过的要求吗？在当时老迈官僚监国而又顽固不化的状况下，除了大规模的民众聚集，又如何能够惊醒世人？
作为八九一代的一员，我愿意反思自己和同伴当年的幼稚与冲动，但不接受那些冷血的指责，一句也不接受。当世事洞明的官僚们在开枪之后对一群不到20岁的学生“秋后算帐”，“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因此，我要说，不曾安慰和帮助过我们的人没有权力指责我们，这样的权力，他们一丁点儿都没有！献媚强权的指责，无论看上去何等公允，也只不过在掩盖他们内心的肮脏与黑暗。
混迹在人群中，为了生存，经常掩饰自己的六•四经历；为了使正常生活还有可能，必须将六•四的伤痛与悲愤压在心底，于是，现实、记忆与梦想将人撕扯得几欲发疯。不得不说：无论个人还是中国，时至今日，终究无法摆脱我们的六•四起点，那是我成年生活的开始，也是整个当代中国现实的开始，我们终究绕不过六•四，也走不出“六•四情结”——尽管许多人仍在刻意展示其善于“遗忘”的个性。
想起不久前的一段经历
春日的黄河岸堤，杨柳吐绿，一支烟就拉近了我与一位踏青者的距离，此人五十岁上下，除了他自称的医生身份，我对他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海阔天空的交谈。谈到时事，一上来他就对我表明了对党中央还不赶紧“打台湾”的焦虑，于是，我缄默了，但我知道，倾听不同政见者的见解，是克服内心狭隘的途径，于是，我耐心地倾听下去。他说他敬重胡锦涛，言语间，对胡的前任十分不屑，我不知他究竟要说什么，“你想要胡锦涛打台湾吗？”他却天马行空地把话题转移到腐败和医疗问题上去，“穷人连病都瞧不起，中国简直没希望了。你知道中国为什么没希望吗？”
也许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对他摇了摇头。
“这里也没别人，我告诉你，”他对我的无知感到失望：“中国的事都坏在邓小平手里，六•四镇压，对学生开枪，你说，这个国家能有前途吗？！”
关于当代中国的病因，这是在河南开封的柳园口大堤上，一个素不相识的河南医生给我的答案。事实上，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十八年来，我们不曾有过任何交往，政见也不相同，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我们共同经受了同一个六•四。
–?;-y
江青－－一个由第一夫人沦为阶下囚的女人，其七十七年的心路历程在本书中得以详尽细致的展示，作者R·特里尔研究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采访了许多接触过憎恶甚至热爱过江青的人，以一个外国人的独特视角，刻画了江青当年在上海蜧界、在延安、在政治舞台上、在审判席上、在监狱服刑以及自杀等各个时期所扮演的具有多重性格的角色，为读者全面真切地了解江青的一生，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料。
作者简介
R·特里尔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纽约时报》知名记者，现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目下常见的是杂文选，时评选却还少见。与此前南方都市报编选的《热言时代》相比，何雪峰编选的这本《热言中国》把视野由广州拓及全国，由报纸拓集网络，因而更具代表性也更具可读性，非常值得披阅和收藏。
据说这是一个热言时代。热从何来？一曰评论板块遍地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地不分内地沿海，报不论机关都市，全国评论一片热；二曰公民写作热情高，文不拘长短，人不论文理，几十上百号时评家活跃在田间地头、机关厂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稿多投，一投再投，唯命中率是求，至于投稿规则就让它见鬼去也；三曰网络言论势头猛，凡有可议之事，但见砖头横飞，口水猛吹，以至于一些自为理性优雅的时评家惊呼“多数暴政”、“网络暴民”，非重揭启蒙大旗不足以言治。
这样来说“时评热”，敏感的朋友也许读出了些许冷嘲的味道——热言时代施以冷嘲，是自命唯我独醒吗？不是的。我只是想说，“时评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跟此前的“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等有一个共同点，即普遍性，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庙堂江湖，学林山野，有井水处皆能谈时评，有市镇处皆能写时评，读时评写时评简直成了全民运动。热到这种地步，就难免闹剧之嫌，而时评就其情怀来说原本是带有正剧色彩的。当然我意不在提高时评的准入门槛，也不在净化时评的写作环境，这既办不到也不需要。言论自由是载诸宪法的基本权利，政府固然不能剥夺，人们也不能互相剥夺。我好奇的是所谓热言时代的真相，换句话说，这种热是不是一股子虚火？
说来惭愧，本人就在一家媒体做时评编辑，而鄙报的时评在业界也多少有点名气，敢言、能言、善言，但因此也就被好心的朋友提示着危险。险从何来？一言以蔽之，不是政治家却要办报却要发言，不险而何？新闻工作是有纪律的，要听招呼守禁令，何者能说何者不能说，都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说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媒体本来就是喉舌，喉舌自然要服从神经中枢，这是深入每个新闻工作者灵魂的“绝对命令”。以时评而言，有些话题是不能说的，有些话题能说但有些话语是不能说的，有些话语能说但有些人物是不能说的。只有熟练掌握这些原则或者技巧才能说，而这些原则或者技巧又是不能说的。理论家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实时评何尝不是语言的艺术？没有艺术就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时评。传播理论中有“把关人”一说，这原本是个中性概念，但在我们这里却有着特定的含义。下至时评编辑，上至报社老总，必须层层剔除杂音，从而保证到达受众那里的声音“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即便不是载歌载舞，也要载中载和，在必要的时候还须采取果断措施，宁可牺牲艺术性也要保证思想性。如此一来，纵然有些时评家放言无忌，出口不逊，也往往因找不到阵地而削弱了其破坏性。显然，这是对时评热最为有效的镇静剂。
要说我对当下的时评热没有一点讥刺，也不实事求是。在我看来，时评人泥沙俱下，时评版良莠不齐，虽然不时跳出“公民社会”、“社会转型”甚至“政制改革”这样的大词，但到底有多少时评家明了其意涵还是件让人很没底的事。有些评论以未经省察的常识立论，老生常谈甚至谬种流传；有些评论生搬硬套乃至生吞活剥某个人某本书的某句话某段话，让人看了直如便秘般难受；有些评论东引用一段西借鉴一段，看来看去就是看不到作者本人那段；有些写手一天三写一日三投，却原来只是换了一个新闻由头……这样的时评这样的写手，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纵使其热情似火激情如电，毕竟也是枉然。何况这如电似火之后，也难说没有名利二字，说不定还是第一推动力。与这些勇敢的时评家形成对照的是，许多有能力发言的学者、作家乃至媒体人或者不屑此道，或者沉默是金(有主动有被动)，或者发言玄远，或者随随便便，热情藏在心里，热肠压在纸下，是自适还是压抑？是激越还是沉闷？怕是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个热言时代，未尝不是喧嚣之下更空虚，热闹之中更寂寞。这个热言时代，到底是有声似无声，还是无声胜有声？
热烈之中保持冷静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像鲁迅那样要热讽而不取冷嘲，毕竟我们需要希望的导引和激励，即便依然如鲁迅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苏轼有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我们这个所谓的热言时代，言语亦如雪泥鸿爪，生生灭灭难留痕迹，时评家亦如匆匆过客，焉能存有敢叫日月换新天之慨哉！何况现实如铁，本不是温软无刺的文字所能修改得了的。诚然，鲁迅说过小品文是匕首是投枪是响箭，但和平时代不也是刀枪入库的时代吗？时代在变，改变时代的理念和方式也在变；言论是必要的，但言论的作用未必是最重要的，还是鲁迅说的，“当我开口便感到空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妨存取些许时代的热言，不为自恋，不为凭吊，只为我们曾经走过这一回，总要留下一点痕迹，一点纪念。毕竟历史是在延续着的。
□ 延伸阅读
《热言时代——〈南方都市报〉时评精选》，李文凯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6月版，26.00元。
在萨德侯爵、萨克—马索克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痛苦获得了超乎一般人类经验的意义。个人肉身或精神的痛苦超越了人类普遍追求的幸福感，成为可自我激发的激情，可以作为客体来反观的审美，或者带有崇高感的诗意的个人宗教。
除了抽取自基督宗教以来的诸多“苦行”样本及各种具代表性的文学、哲学样本外，作为罗兰·巴特的女弟子，尚塔尔·托马对个人生活经验和当下时代痛苦的关注，使《被遮蔽的痛苦》成为一本意在解构痛苦经验并试图寻找其最后解脱的痛苦小史。
在基督宗教的西方历史上，痛苦始自那个十字架上的形象：一种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被赋予了救赎所有灵魂的意义。必须记得，基督之后，受难的形象并没有使西方人一劳永逸地得到安宁与幸福，模仿基督的修道士、修女及教会以外的苦行者层出不穷。莱茵河的神秘主义者亨里克·苏素让肉体服从于思想的苦刑，他穿着带钉子的衣服睡觉，用尖刀在心口刻写代表上帝的字母IHS，还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个十字架，钉在自己身上。圣·莉温德将自己的美貌毁坏以弃绝俗世的爱情和婚姻，她追随自己的可怕虔诚，糟蹋自己的身体，任凭全身长满坏疽、结石、溃疡而不去医治，她为能够无限地受苦而感到快乐。
另一种受苦的激情是沉溺于爱情。十八世纪的法国沙龙女主人朱丽·德·雷比纳斯对一生的情海沉浮有这样的认识：“……我生活在惊厥和痛苦中，但是，我等待的，我渴望的，我得到的，人们给我的，需要我的心灵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活着，我如此坚强地生存下去，以至于有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疯狂地爱着不幸。”
相对于女性的万般情爱，作为男性的萨德侯爵和萨克－马索克则开辟了性的“痛苦疆场”。萨德将自己看作顽固的性放荡者，他挖掘自己内心的恶，疯狂地去发现恶的魅力并沉迷其中。他一生中数度因自己的放荡行为被囚禁，牢狱岁月占据了他大半个人生，然而他的不幸得到了补偿：作为第一个对恶与性的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他一直受到现代社会的关注。萨克—马索克则将肉体与情感的痛苦施予自身，与他的虐恋合同签署者演绎了几乎完美的受虐欲戏剧。作为一种审美，他将对女性的崇拜视作男性情爱的浪漫主义。
作为女性作者，尚塔尔·托马对于现代生活中的日常经验有着极其敏感的触觉。父母之间貌合神离的生活状态曾带给她极大的心理刺激；工作的痛苦，每天“地铁、干活、睡觉”的都市生活；倾诉个人问题时，对方的那种嗜痛表情与言语……这些私人场景都在这本小书中倾泻无遗，使得个人生活成为了一个可解析的反观对象，而这一点，即便她的老师罗兰·巴特本人，也是难以做到的。
形形色色的痛苦在我们的肉身、情感和精神世界里游荡，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在此世间平静的生活就会遭遇它们野蛮的入侵，但尚塔尔·托马提醒我们：“重要的是，必须区分无奈的受苦和令我们快乐的受苦。”无奈的受苦需要我们作出选择：逃避还是直面？当逃避无法避免的痛苦时，我们等于放弃了自身的勇气，最终我们根本无法超越痛苦，去走向新的平静和幸福，而勇气是个体可引以为骄傲的内心力量，它是独立而无需外求的力量源泉。令我们快乐的受苦，最经常地光顾恋爱中的人，等待，相思，失恋，或怀着某种浪漫激情而无从兑现，或疯狂的希望里含着不确信因而失魂落魄。尚塔尔·托马对斯达尔夫人的崇尚或许还告诉我们，当经受情感和精神痛苦时，观察自身的情绪与行为反应，书写自己的痛苦，这会使痛苦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毕竟，受苦的不只是你一个人，我们都在受苦。
上月听冯象谈《圣经》与译经，度过了一个愉快而充实的下午。记得前几年，他的随笔在《万象》杂志上刊登时，曾经一一读过。摩西、约伯和亚伯拉罕们时而在书房里喃喃自语，时而在荒郊中奔走呼告的场景，总让我眼前浮现李长吉诗中同样瑰丽玄幻的画面。后来，在书店里又陆续翻阅了他的《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和《创世记：传说与译注》，深觉在中文世界里谈《圣经》和基督教传统，冯象的文字真是另有一种风姿，读书人有福了。最近半月，睡前总要读上几页他的新作《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几年过去，虽然文体由随笔摇身一变而为尺牍，但见解和风格却依然清明畅达、饱满含蓄。
那天在讲座上，冯象谈到基督教历史进程和《圣经》文本及译本演变时，几次说及一度聚讼不休的《死海古卷》对于理解《圣经》的意义。《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的开篇，就是一段关于古卷的诡谲描写：某个午后，“我”倚在沙发上翻阅《古今符咒录》，当读到瑞士名医兼炼金术士巴拉色苏《论秘传智术》时，倦意袭人，昏昏睡去。一觉醒来，书却不翼而飞，直到半夜才发现，它好端端地躺在被单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正是鬼火森森的万圣节，这册《古今符咒录》“回到它的作者和信众身边去了”。有趣的是，茶几上的这本书，长期以来被一部厚厚的《死海古卷》压着。这次逃逸，按照作者的说法，大概要归功于无意间的抽出，将它从“上帝之言和圣人戒律”下释放了。
这当然是作者的俏皮话。不过，对基督教稍有常识者都了解，现实世界里《死海古卷》所承载的“上帝之言”和“圣人戒律”，倒真是因为牧羊童子无意投掷的石块击碎了山洞中的瓦罐，才从幽暗的地下“逃逸”而出的。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敦煌卷子那同样匪夷所思的问世经历。此时此刻，大学时代在昏暗的书库里翻看《死海古卷》时的模糊印象与片段理解，随着冯象的细致阐释，也在记忆中悄然复活。据史料记载，那次出土的古卷，除希伯来语《圣经》各卷皆有抄本外，还发现了久已失传的和未经后人删节的《次经》、《伪经》和《经外书》，以及《圣经》的特殊注释、用希腊文和地方方言翻译的希伯来语《圣经》抄本。用历史眼光看，这证明库兰(死海古卷出土地)宗团所属的艾赛尼教派在奉希伯来语《圣经》为圭臬的同时，对其余《经外书》的权威性宽容视之，并未像后来的正统犹太教那样，把《经外书》视为禁书而大加挞伐。
但是，对于《死海古卷》这样宗教气息浓郁的文本而言，“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钱锺书语)的终极目的，显然不仅仅在于文字比照、版本校勘等考据者流的技艺。简捷地说，《死海古卷》的宗教意义在于，依靠这些断简零编，能否重新修复一部久已失传的基督教先驱的文献(权威版本)？或者，根据古卷追本溯源，上帝创世的奥秘(上帝之言)能否就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答，进而使得基督教的事实、逻辑与教义，实现真正意义上彼此的抵达？
按照《死海古卷》的英译者加斯特的说法，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不确定的——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加斯特的态度貌似依违两可，体现的却恰恰是诚者的审慎。其实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死海古卷》具体而微地描述了施洗约翰进行工作的宗教氛围和文化氛围(也是耶稣最初所受教育的环境)。毫无疑问，这是孕育基督教的温床，也是福音缭绕的圣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死海古卷可以视为基督教的先驱文献。但另一方面，奇怪的是，诸如道成肉身的神性、原罪、十字架的救赎、圣餐等，在《死海古卷》里居然连只言片语也找不到。库兰宗团所谓的“新约”、洗涤的礼节以及公共聚餐等，与基督教的《新约》、洗礼以及圣餐的关联，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基于这一系列内涵丰富的考察结果，加斯特告诫我们：“假若说，试图使《死海古卷》基督教化是不幸的，同样也可以说，企图使它历史化——即使其与特定的历史事例联系起来，也是不幸的。”
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中，冯象有两封书简谈到了贯古通今的解经学，不妨视作关于加斯特的态度和《死海古卷》这一话题的深度阐发，对于今人理解《圣经》奥义似也不无小补。在《哪怕摩西再世》一篇中可以看到，今天的解经学实际上已经走得更远。它相信真理源于上帝之言，一切教义基于经文，圣书的秘密是创世的大智慧，以人类孱弱的理智，显然难以与之共通款曲。《马太福音》云：被传唤者众，而被选中者少。可是在解经学看来，即便是上帝降恩特许，与他“一同行走”，也未必有一终极定论。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为何会有这样貌似极端的表述：“哪怕摩西再世，亲口告诉：‘我是这个意思’，我们也仍旧会(对那不变的真理)看法不一，诚然我们信他！”
在《天国的讽喻》一篇里，这个话题从讽喻的效能和解经的策略的角度，被作者重新提起。但在这一转换中，它变成了对彼岸的热切期待和这种期待在圣言中的消解——为何彼岸似乎触手可及却又如此遥不可及？冯象说，从文本上看，经文的记载或许充满矛盾与悖论，但要旨却在于，对于作为“被造之物”的人类而言，“天国的秘密”是隐而不彰的，甚至连耶稣也无法向子民们细说，而不得不诉诸讽喻。它要求借助修辞的联想，专注于信仰的体认。换言之，那些讽喻是以信仰为边界的，其核心乃是对“言成肉身”的确信——虽然对于我们来说，信未必能知，知也未必及义，更不用说仰赖那些远古遗存和隔代文本，为“上帝之言”寻找牢不可破的诠释与译文了。
简洁地说，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历代解经者和译经者皓首穷经，或追寻圣言的微言大义，或为穷竭真理争执不休，坦率地说，用意固然甚善，但如果试图以一己之见截断众流，却可能曲解圣灵降临的叙事，导致对真与爱的戕害。所以，与其殚精竭虑为《圣经》作历史目的论式的过度阐释，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到不同宗教理念的会通和合上来。这样，我们也许能以更加宽博的眼光，来看待从《死海古卷》引发的辩难直到今天冯象式的重新译经。静心一想，不正是因为基于对《圣经》大智慧的心悦诚服，一代代读书人才朝着这一伟大文本的开放性发起挑战么？多少年来，从马丁·路德、圣杰罗姆到圣徒西里尔、廷代尔再到吾国的吴经熊、朱维之、徐怀启，一束束微弱而执著的思想之光，就在每一次的捧起、翻开和诵读之时，悄然射进《圣经》文本的混沌之处——从此岸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出发，照亮了彼岸奶与蜜的迦南地。
□ 延伸阅读
《死海古卷》，(美)西奥多·H·加斯特英译，王神荫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版，21.00元。
唐德刚先生曾反复阐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的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读完《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后，我惊奇地发现，唐德刚老先生所言不差，民国前十年的历史尤其是宪政史，的确没有脱此“宏观有其必然，微观难免反复”的窠臼。
民国前十年中华国会的制宪活动，本书作者严泉博士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民国初年(1912年至1913年)；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复会(1916年至1917年)；第一届国会第二次复会(1922年至1923年)。结合本书提供的史料以及分析来看，这三个阶段又各有成败得失：在1913年国会成立后，不少国会议员问政积极，在宋教仁案、大借款案、俄蒙协约案等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弹劾、质询案层出不穷，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先后迫使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此外还制定出民国宪法草案，通过各类议案42件。这一阶段的国会被后世称为“国会神圣时代”。但是这届国会很快就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则众说纷纭，表面上看是袁世凯北洋军阀的肆意破坏，实际上则是因为国民党人的激烈政纲导致国会成为一个拥有超级实力的权力实体，完全背离三权分立的政制原则，既非总统制又非内阁制的“因人改制”最终导致政体失灵。此外按照严泉的分析，国会政制中由于国民党人极力防范而没有给拥有军政实力的北洋团体利益留下妥协空间，最终以袁世凯称帝而无奈落幕。
1917年南北分裂之后，史称“安福国会”的第二届国会召开，历时三载。这届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大总统，在巴黎和会前后致电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要求日本归还战时攫取的原来德国在中国拥有的特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次主要由军政实力派人士构成的国会，居然罕见地推动了1919年的裁军法案，并督促政府进行军事政治改革。
1920年10月，总统徐世昌下令举行第三届国会选举，但遭到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只有部分地方选举众议员，而参议员选举则一直没有进行。1922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第三届国会则宣告消亡。
至此为止民国初年的宪政史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做了见地独到的分析，既认识到民国初年国会制宪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宪政尝试的失败，亦发现这段失败的尝试背后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民初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常见的史学著作都将原因归因于袁世凯个人的贪婪狡诈、北洋军阀的凶残本性等等，而作者通过对于史实的考察和与美国等宪政国家的比较，颇为独到地发现了民初宪政“失败”的秘密，如“超议会制”背后政体选择的失败、革命党人试图完全将北洋实力派排除在政治架构之外、制宪进程中策略互动的匮乏等等。如果不是笔者的阅读范围过于狭窄的话，这本书恐怕是近年来大陆地区中文史学界有关民国宪政史研究中少见的佳作。
大量使用第一手材料，是本书能够成为佳作的首要因素。该书大量章节的写作引用了第一手的文献，诸如当时的会议记录、档案文献等等；对于这些原始资料不足的地方，作者又旁征博引地参酌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从而使得文献的引用能够比较丰满，进而有效地保证了史论的可靠性。比如该书第五章“利益优先：国会关于宪政选择的争论”，作者通过查阅《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记录》等系列文献，将当时中国宪政选择千钧一发之际各方争执的焦点，全部分门别类概括于纸上，既确保了本书在史料使用方面的圆满，亦给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的空间。
比较方法的灵活使用，也使得作者在书中对于民国初年宪政尝试的研究增色不少。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得心应手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比如对于制宪者的知识背景、年龄、遴选方式等等细节以及国体政体的选择、制宪策略等等的研究，作者参酌了当前关于美国制宪会议前后历史研究的成果，从而很自然地告诉读者，美国制宪得以成功的原因，而正是因为缺乏这些因素才导致了中国制宪的失败。除了将中国制宪和美国制宪的进程及细节进行比较外，作者还对民主化浪潮下，中国与其他各国的民主转型过程做了言简意赅的比较。比较方法的使用，使作者的眼光超脱于中国宪政建设中一时一地的成败得失，而将中国宪政建设置于全球民主政治发展的框架下，其成败得失不着笔墨而跃然纸上。
借重作者本人的法学、政治学知识储备，恰当地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并将其融会贯通于研究写作中，也是该书成为佳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作者在研究方法中，适时并合理地引入了理性选择理论、策略互动理论乃至新制度主义理论等等，从而使得历史事实在现代理论工具的烛照下而重现生机，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旧貌换新颜”。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又适时地借鉴了诸如亨廷顿关于民主化浪潮的研究成果、诸如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经济观的研究成果，使得无论宏观方面的中国民主转型，还是微观方面的制宪者背景的分析，都显得持之有据。
从一个技术性细节来说，本书也做得无可挑剔，那就是将谢辞提到全书的最前面。我们知道学术研究是一个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添砖加瓦的过程，这是需要感谢的；另外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有导师、评议人乃至学友的襄助，需要有关资料部门提供资料，这亦需要感谢，因此正如周振鹤教授所言，“这篇《谢辞》并不是虚文假礼，而是学术发展在一个具体方面的真实记录，是对前人学术成果的一种必须的尊重。”将谢辞提前，正是作者表达对前人研究成果、对师友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的一种感激和尊重。这一点在西语学术界已经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学术规范。本书将谢辞置于全书之首，尽管是应该做的，但正因为大陆地区学界这种风气的缺失，亦显得弥足珍贵。
□ 延伸阅读
《民国初年的政党》，张玉法著，岳麓书社2004年10月版，28.00元。
《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程舒伟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版，19.00元。
小说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作者：曹乃谦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定价：24.00元
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称曹乃谦是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时，他的名字却让国内读者感到陌生。他这部最受马悦然推崇的首部长篇描写了塞北农村在特殊年代饱受性和饥饿煎熬的苦难，并有大量方言。
《南方的寡妇》
作者：（美）罗伯特·希克斯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定价：26.00元
本书被誉为堪与《飘》、《日瓦戈医生》、《冷山》媲美的爱情小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发现了富兰克林之战后出现的传奇人物卡丽·麦加沃克，于是创作了这部处女作。故事讲述了南北战争时期，种植园主卡丽的传奇经历。
《神秘金手指》
作者：（英）伊恩·弗莱明
版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定价：25.00元
继007的皇家赌场热播之后，有关这位颇具魅力的英国特工的系列原著小说也首次来到了中国。英国小说家伊恩·弗莱明一共创造了22部非常畅销的007间谍小说，此次出版首先引入了《神秘金手指》、《俄罗斯之爱》等五部。
艺术
《我的上世纪》
作者：关庚
版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定价：38.00元
一个在四合院里长大的老者，以亲历者的平民身份来体味人生感悟与细察世情百俗，通过五百余篇短文和亲手绘制的六百余幅绘图，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童年、家庭、求学和婚恋等故事，旁触到上一个世纪北京的风俗、人物等。
《一个人的第一次》（全两册）
作者：（日）高木直子
版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定价：40.00元
日本插画家高木直子的私绘本系列又推出新作了。还是她惯有的自嘲性幽默文笔和可爱的绘画，高木直子在本书中讲述了她众多的“第一次”经验，包括：4岁第一次走丢；7岁第一次说，N君这是给你的情人节巧克力等。
《天工开物》
作者：尚刚
版本：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
定价：29.80元
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倾注了他从事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心得，尤其是对南北朝至元代的工艺美术的研究。
作者指出，工艺美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属性，它对人的影响绝不小于纯艺术。
历史
《历史的裂缝》
作者：雷颐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定价：28.00元
历史学家雷颐近年来广泛参与文化讨论，着力从近现代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这本新书分为四个板块，内容看似庞杂，贯穿其中的是对历史与人性的反思。
《香港史》
作者：（英）韦尔什
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定价：80.00元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阅读这部迄今为止西方出版的最权威、最详尽的香港通史，或许更有现实意义。本书系统叙述了1838到1990年间香港的发展历史，对一些重大事件，引证了大量原始史料加以论述，读来饶有趣味。
《落架的凤凰》
作者：杨府
版本：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定价：32.80元
宫廷文化研究学者杨府以优美文字，品味了落魄宫廷女性的凄凉人生。在中国古代长期的男权社会中，这些特定阶层的女子，只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陪衬而已，但她们离奇的身世，又是一个时代宫廷史和王朝史的精彩缩影。
随笔
《我能否相信自己》
作者：余华
版本：明天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定价：18.00元
看完这本随笔集的人，会有一个感觉，余华的随笔和他的小说一样精彩，甚或略胜一筹。本书收录了余华十八篇关于音乐与文学的随笔，展现了作家在《兄弟》出版前的十年沉寂里，对其阅读和写作生涯里的神秘力量的追寻和思考。
《千峰映月》
作者：林谷芳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定价：20.00元
在本书中，台湾地区的禅者林谷芳并没有给禅下定义，而是巧妙地以诗入禅，透过禅与诗在中国文化中交融密切的关系，用充满禅思诗意的优美语言，叙写禅子掌故，品读历代禅诗，展现了禅家宗门的诸般风光和禅者独特的生命境界。
《书香小品》
作者：奚椿年
版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定价：25.00元
关于书的书一直受到读书人的喜爱，本书语言轻松有趣，用生动新鲜的小故事、小事例，描述书的历史、书的收藏、书的著述、书的阅读、书人书事、书的厄运，让读者在接受了新知识后又不觉得枯燥，是一本洋溢着浓浓书香的小品文集。
商业
《经济学》（全两册）
作者：（美）哈伯德等、张军等译
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定价：50.00元
《经济学》对于多数读者来说，可能是影响最大的经济学读物之一，目前国内已经推出过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众多版本，这次哈伯德等主编的《经济学》也登陆中国了。这个版本求实，尤其可贵的是它把中国事例放入其中。
《创新的力量》
作者：汤姆·彼得斯等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定价：42.00元
本书收录了《快速公司》（FastCompany）杂志过去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2篇文章。其中包括被称为“管理超级大师”的汤姆·彼得斯的文章《建立你的个人品牌》，还有管理学大师丹尼尔·平克的《自由工作者的国度》等。
本期儿童榜榜首《游戏时间》陕西旅游出版社
《小王子》
《爱心树》
《在宪政舞台上》
《时代之思》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涵芬楼书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第三极书局、卓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等提供。
「榜评」
心理的事
几个月来，在全国各地所有的排行榜上，百家讲坛和股票基金都是主流。如此大势之下，《女心理师》能够突围而出，上榜一周就拿下总榜冠军，不能不说是个小小冷门。曾经有消息说，毕淑敏这本新作的版税也是百万数量级（据说这也是此书最后分成上下两册出版的原因所在），如此高的成本让人对它的市场前景不免疑虑。不过现在看起来，出版公司是赌对了。其实纵观书市，《女心理师》的成功或许并不偶然，以这本书为首，包括柯云路新作《焦虑症患者》、阿尔博姆的《一日重生》在内，大众心理类图书的阅读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潮流。
既然是潮流，后面自然是大众的阅读需求。和百家讲坛的强势或者投资理财图书的实用性不同，人们对心理阅读的需要往往比较隐蔽，也正因为如此，心理类的大畅销书也就相当难得。其实从常识来讲，“焦虑、忧郁、忙碌”早已成为都市生活的主题词，人们因此而向心理读物寻求慰藉、寻找解决办法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看看《心理月刊》在公交和地铁之类地点的广告，我们有理由相信心理阅读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女心理师》的成功，也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对于任何一位出版商，在一个正在变大的市场里面做出一本畅销书，却也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几个月前出版的《我的抑郁症》，看上去既切合社会主潮，又有王安忆执笔翻译、崔永元作序推荐这样的好招牌，怎么看都像是一本畅销书，结果在市场上却很有些默默无闻，如今在卓越当当，差不多半价就可以买到了。
无论是《女心理师》的畅销（不过现在的畅销程度是否能支持这本书赚钱，其实还不确定）还是《我的抑郁症》的失意，在图书市场上可能都只是偶然现象。不过在一个大家都看得到正在兴起的市场，有一点是必然的：做书的风险其实更大。因为你没法知道，有多少同类的书正在被同样生产出来。据我所知，在不远的将来，又会有好几本心理类图书面世，甚至一些以文学社科为传统的出版商，也开始在自己的产品里面增加心理阅读的因素。如此情形，将来市场的惨烈隐隐约约已在目前了。
将来或许还远，我们暂且不去管它，说说此刻吧。
今天是六一，看看儿童榜单，好书是不少的。再看看本报今天的专题，不在榜单上的优秀童书其实更多，而面对如此繁荣的童书市场，不少专家表达出来的竟然是忧虑。于是，在此时此刻，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将来与今日，其实是如此相似：回想几年前儿童图画书市场的萧条，今日的绘本市场已经成了一块人人争抢的大蛋糕，不过在人人争出图画书的情况下，我们不难发现专业编辑能力的缺失，而“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更让我们对这个刚刚兴起的市场心怀忧思。所以在这里还是有必要提醒读者，更提醒出版人：潮流当然要追，但要追得跟别人不一样。
民主制下如何保障公民示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