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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我滴酒不沾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在美国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为数众多的小说里，纽约城杂草丛生强人四起，是一座不折不扣的Sin City；《八百万种死法》也正是这些小人物——酒鬼、妓女、黑帮的悲喜剧。主人翁马修·斯卡德原来是一名警察，因为一次失误将子弹射进了一个小女孩的眼睛而洗手不干，做起了无证经营的私家侦探事业，“只接受哪些找不出借口推掉的工作”。妓女金·达基嫩找上门来，他要做的是充当“金发娼妓和黑人皮条客之间的调解人”。和大部分的末路英雄一样，马修出于当月房租、前妻子女等考虑接下了这个从来没有渴望过的角色。自然，棘手问题接踵而至，金被人砍死在旅店床上，刀伤多得足以让验尸官改行。和金在同一皮条客管理下的其他几个妓女唇亡齿寒，果真也接连死去。马修受雇于皮条客，决心找出真凶。

只接受哪些找不出借口推掉的工作，可见马修有多么厌倦。马修的这种人生观念是和整个小说的背景融为一体的，别忘了，这是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八百万种死法》出版于1982年，书名来自当时的纽约人口八百万；除了主线（妓女之死）外，马修为什么改行、德金警官跟马修的唠叨抱怨都显示出纽约的都市丛林法则。此外一些夹杂其间的小故事：报纸上耸人听闻的犯罪行为，熟人间流传的恐怖事件，比如主要的杀人事件尚未开动之前，我们借“男孩”丹尼之口听到了一个无辜的老人如何被垃圾电视机炸死，这些都把故事背景浸染在一种黑色、不安、罪犯横行的环境里。也正是如此，那把将金·达基嫩和她同伴大卸八块的大砍刀才会合理、自然和具有威力，马修的仗义才能显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气派来。或许，对于那些整天生活在城市的不安之中的读者而言，这份紧张真实感同身受其来有自。

《八百万种死法》由金·达基嫩引起，正如本书题记所言，美女之死是世上最具诗意的话题（爱伦·坡语），这个诗意是由马修来完成的。形象一点说，这位马修就是电影《罪恶之城》里的警官哈提根，也是电影《16街区》里面的警官杰克，他们都是与黑暗势力打交道的人（警察），恰好，两个角色都是由布鲁斯·威利斯演绎，尤其是后者——酗酒，悒郁，对警察事业毫不用心，并且为内心的抱怨所苦。虽然是2006年的电影，布鲁斯·威利斯却演活了1982年那位苦于戒酒的前警察。马修去戒酒协会，听人讲述戒酒的故事，以及他一直压抑不住的喝酒欲望，属于这部小说写得非常有趣的部分。比如：

“我坐在那儿，努力不去看那杯酒，但我又无处可瞧。我希望他回到桌子这儿来，把那杯该死的东西喝掉。”这是苦闷，也有渴望与寄托——

“他希望这个世界有调光器开关，按一两下酒可以把一切关掉。我记得当时我想，威士忌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使灯变暗，音量降低，棱角变圆。”

对于美国这个有着悠久“酗酒史”的国家而言，马修的这一大难题想必会引发无数人的共鸣。已经有太多“酗酒者”的形象存诸美国文学史中，甚至包括了那些“始作俑者”——海明威、约翰·奥哈拉（死于酗酒）、约翰·契弗（心肌衰竭）等等。在雷蒙德·卡弗迷人的短篇小说中，酒是寻常事物，《我打电话的地方》正是酗酒者/戒酒者的故事。只要你读到马修·斯卡德的故事，也会发现劳伦斯·布洛克对这一美国“土特产”很在意，并且做工精细，读来相当爽口。

“坎普牌”侦探小说

劳伦斯·布洛克笔法干净利落，故事引人入胜，不过，拿他和其他硬汉派或者侦探/推理作家比较，也有诸多不同。英国人伊恩·弗莱明的007系列纯属花花公子流，（以至于我们只能把邦德的形象紧紧地和皮尔斯·布鲁斯南联系在一起，丹尼尔·克莱格？哦，那个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人……）另一位推理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笔下的乔治·斯迈利则带有典型的英国绅士作风，充满了“军情六处”的技术含量（格雷厄姆·格林则更像“玩票”，他的小说是纯文学，也是政治小说）。而劳伦斯·布洛克呢？他的作品系列，无论是“侦探”系列（以马修·斯卡德为主角，16种）、“雅贼”系列（一位纽约旧书店老板，小偷）还是“杀手”系列（一个叫凯勒的寻常美国人，当然，他是杀手）和“密探”系列（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整天睡不着觉的退伍军人谭纳），主人翁无一例外都是“个体户”，没有庞大的国家背景，也没有政治使命，他们都属于失败者。这是侦探小说不同于间谍小说之处，且无疑是招读者喜欢之处，因为每个“个体户”都实在太特别了。

台湾的脸谱出版社早出了劳伦斯·布洛克的小说（脸谱的主持人正是侦探小说迷唐诺，脸谱译介出版国外侦探小说，与他的眼光很有关系），着实培养了一帮骨灰级的粉丝，从侯孝贤、朱天心到梁朝伟，还集众人之力，出了一本“读后感”的集子。受到都市精英分子的青睐，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劳伦斯·布洛克的坎普味——他的小说创造了一种趣味，并以此在读者中造成了趣味的迎合与区分。或许他并不入苏姗·桑塔格的法眼，但桑塔格关于坎普的评论，似乎在《八百万种死法》中处处可见。马修的职业、他的爱好都显示出一种“引人入胜的归属感”：众多的街道名、酒吧名、酒名，马修看到内容——尤其是他没有说出口的那些（比如从窗口看到的世贸中心大楼），他的有些感伤的回忆等等。尤其是他身上的幻灭、厌倦之感。皮条客钱斯也是：大学修艺术史，越战归来，收藏非洲面具，他的神秘作风等等。他们见面是在拳击比赛现场；马修看的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电影。即使在那几个妓女身上也有“坎普牌”标记：金·达基嫩房间里挂着霍珀的画展招贴画，玛丽·卢做妓女则是为了体验生活有朝一日写出牛逼的书来，唐娜则热衷于写诗投稿，尽管邮费远大于稿酬，而鲁比则是一个混血儿，三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你可以想见她房间里的陈设。这些都显现出“坎普”风格的底纹，也许我们也可以模仿桑塔格的语气说，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是坎普，而福尔摩斯不是。

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在学院派文学批评家——如哈罗德·布卢姆眼里是不值一哂的，包括同样赚了大钱的J.K.罗琳女士。劳伦斯·布洛克对自己定位倒很清楚，他把自己的作品归于让人娱乐供人避世那一类。他说，没有人期望你写出让福克纳吐血的东西。不过换句话说，能写成劳伦斯·布洛克这样，虽不至于吐血，起码也要有两把刷子，至少，在这样的畅销书面前，读者给予的是尊重而非轻蔑。

《八百万种死法》，（美）劳伦斯·布洛克著，潘源、王默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29.00元。

 

 

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

1978年春节前后某个星期天早晨，我同父亲一起出门准备上街，走到传达室被人叫住，“有你家一封信”。我清清楚楚看到牛皮纸信封的右下方印着“南京大学”的字样，但一时却想不起来这与我本人有什么联系，记得很清楚是父亲打开了信封。父亲是那种十分内敛的性格，有喜欢放在心里也不说出来。他一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说，但是我能体验得到他内心的充实和满意。我分享了父亲的感受，也一句话没有说。

回到插队的地方办完了手续，我带着一只小箱子奔赴南京，箱子里装着一些换身衣服，还有一套竖排的线装书《唐诗三百首》（上下两册），书中注明由“蘅塘退士手编 媚古居士重订”，这是几年前从邻居的孩子手中得来的。这套书一直跟随到我现在。

名为77级，实际上是78年二月份进校。我们中文系全班不到五十个人，九个女生，有一位是稍后扩招进来的，南大子女，她住在家里，其余我们八个则住在一个寝室里。我们早起跑步，天色未明就甩开脚步狂奔。学校的大喇叭比我们起得更早，不停地播放那几首歌曲，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因为当它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我们恰好头顶着深蓝色的天空，那上面依稀挂着几颗闪烁的晨星。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胡福明，是我们学校哲学系的老师。我因为私心喜欢哲学，便经常与哲学系的女生在一起。有一位不仅是我老乡，而且还同我家住一个院子。我会听她说，“胡福明从北京回来了，在哲学系做了一个报告，我们都去了”。“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最早我是从这位女生的嘴里听说的。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一切都在重新开始。每天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振奋的，每个月出版的期刊都会有“爆炸性的”内容出现，阅读是当时一件十分紧张热烈的事情，伴随着痛苦也伴随着希望。所遇到的最大尴尬是一个留学生向我提起的，她是一位加拿大左派，她问我“你们粉碎了四人帮，但是用什么办法来阻止新的四人帮产生？”这个问题令我感到十分气闷。因为回答不上来，所以她消瘦坚定的形象至今记得很牢。

后来翻译哈维尔描述1956年对他本人的震动（当时他20岁，与我此时年龄相仿），感觉十分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他称之为“对于世界的最初经验”。那是一个人确立他与这个世界基本关系的时期，是奠定他一辈子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的时期。在一个否极泰来、百废待兴的年代度过自己的青春，培育起对于世界的基本感受和视角，那种深刻的经验足以影响一个人终生。哈维尔接着说，从那之后十年，人们都在这种气氛中生活，那是“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的时期”。对我本人来说，所经历的大致也可以这样表述。

除了阅读经典文学著作，当时最热衷阅读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正好哲学系调进了一位教员叫做孙伯骙，他原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此人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炉火纯青，每一节课都有许多灵感的火花。本科时我一节不拉地听过他讲授的“马哲史”，还蹭过他给研究生开设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是一字一句地研读过去。这本起先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的著作，文体晦涩，深藏的玄机也最多。念研究生时，我干脆隔系选了孙老师的课程，第一次拿到这个老师的学分。不仅是听课，原著是一定要读的，而且读得非常起劲。尤其是那些早期著作，一本接一本地读过去，关于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有些篇章爱不释手，比如从1851年底开始动笔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1858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比起仅仅见到马克思的结论，去了解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在那个年代，马克思是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窗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体现在一篇四、五千字小文章里，这文章发表在80年代中期的《云南社会科学》杂志，标题不记得了。

1984年底我做完关于黑格尔美学的硕士论文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感觉非常不适应。

不要杀害那个无辜的人

疏异的感觉并不是从书本上开始的，而是深藏在个人经验之中。一次与徐友渔先生的争论中，我表达过某种不同的经验。对于友渔他们那个年龄上的人说，历史是从某个可以理解的地方开始的，比如1966年的文化革命，在它正在开展和进行的时候，友渔与他的同伴便能够从自己的立场去分析考察，“指点江山”，他们被赋予了某些重大使命和责任。我与友渔相差半代。正当天翻地覆的时候，还没有从童年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对于周围每天发生的事情，除了茫然还是茫然。激情与愤怒都需要力量，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培育出任何所需要的力量。

应该是1967年的某个夏日，我们几个孩子正在家里玩扑克，听到有人在外面喊：“xxx（我们的同学）的妈妈跳河自杀了。”放下手中的牌，我们一窝蜂跑了出去，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结果当然非常尴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被水泡得肿胀的硕大的尸体，半个肚皮露在外面，还有一头散乱的头发。我第一次感到大河上方灰色天空的存在，感到自己所站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的祖母是一位不识字的小脚女性，当她的某个儿子或者媳妇在体育场开完批斗大会后被游街示众，她就不停地上厕所，经常是我扶着她去。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一旦听见锣鼓家伙响，我的任务就来到了。我分享了祖母的悲哀与无力，也感到自己是十分无力和无奈的。不久之后祖母被遣散回老家，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姐姐下乡插队，我们（长我一岁的哥哥与我及两个妹妹）整个儿调进历史的缝隙之中了。我们像它的腹腔中的一截盲肠，或者不体面的“私生子”。

因此，与友渔他们处于历史的“正面”不同，我们处于历史的“背面”；与他们自觉地处于“历史意识”之中不同，我们不得不处于“历史的潜意识”当中；与他们从“历史的最强音”开始不同，我们是从历史微弱的一声呻吟开始的。福科曾经谈到1934年，当陶尔斐斯总理被纳粹刺杀时，所感到的震撼和恐惧（当时他8岁。）“我相信我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的。……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这样。

当我学习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时候，这样的经验被压抑下去了。当然，此类经验很难找到恰当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如果它永远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远不存在。当八十年代开始，一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时，尤其是存在主义，与许多人一道，我是属于坐前排沙发的。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萨特、加谬、还有一位西班牙人乌纳穆诺（有一本他的小书叫做《人生的悲剧意识》），这些人的著作，所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生存情绪，是表达与世界的疏异关系，它们非常对我的胃口——从未有过地，它们帮助我接近自己及自己的生活体验。所谓“荒谬”对我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对于周围世界的迷茫心情，实际上片刻没有离开过我。此前多年头脑与感情之间分离分裂状态，在阅读这批著作时，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些人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谬、克尔凯郭尔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加谬的《局外人》，以一种十分冷峻笔调，描绘个人极度的脆弱不安，具有一种钻石般的品格。他的那本小书《西西福的神话》（杜小真译）和收在《正义者》中的几个剧本，有一种从黑暗中提取光明、从废墟中建立永恒的非凡力量。克尔凯郭尔将“个人”形容为“只身”的“隘口”，只有通过这个“隘口”即先成为“个人”，才能成为别的什么；如果不能成为“个人”，则将一事无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它意味着如果是真理，哪怕坚持到只有你一个人，你的背后只有悬崖峭壁，乃至你自己就成为悬崖的一部分，也要坚持下去。相反，越是大多数人都赞同的立场，越有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将存在主义当个人主义来理解和接受的。迄今我仍然觉得，是否经过这样的“隘口”，成为这样的“个人”，是我与许多我的同龄人的分水岭。我们那个年龄上的人，大多数过着一种鱼贯般的生活。也许每个年龄上的人大都如此。

比较起来，陀斯妥也夫斯基是最能够与我们所处文化进行有效对话的。他的那本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论战小说《罪与罚》，所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的环境中，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他的论战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观点支持了不止一代“革命者”，即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是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的”。它将允许一些自诩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们，在追求理想的同时，突然掉过头来追求“现实”，拾取非常“现实的权力”；它也将鼓励一些自以为是地骑在历史背上的人们，将没有理想的人们当作马蹄下的尘土随意蹂躏践踏；它迎合和满足了那种没有根据的自我误认或虚荣心，不仅认为自己的观点总是比其他人高明，而且从人格上来说，也比别人高出一等，因而可以随意凌驾于他人之上。《罪与罚》中的那个老太婆，是在“理想”的名义下最早被划掉人们之一。

陀斯妥也夫斯基对我来说，是一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阅读他的著作，体验他的思想，反观自己的存在，结果是将我自己从“历史”或者“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从那种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轨道上彻底放逐。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等于宣称自己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真理。

1988年下半年，我写了《重读<罪与罚>》一文，这文章中的东西奠定了我此后思考的基本方向。在本人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看不见的声音》的序言中，这样的表达与其说是一种立场，毋宁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心情：“把自己放到无名的人们、无名的声音当中去，放到不幸失事与失败的人们当中去，放到被‘历史’的身影所掩盖的那些生活和生命的‘缝隙’中去，使得你与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人们有一种血肉相关的联系。在阴暗的潮湿的街道，夜晚笼罩下的城市与大地，空荡荡的墙角的拐弯处，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声尖锐痛苦的喊叫，那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生命根部的疼痛，是你自己生命的尴尬、无奈和失去耐心。”

专业与业余

我把道德上先声夺人的做法，也看作一种Kitch（自媚）。1987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先后买过不止一本送给学生。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你是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的”，尽管不是十分准确，但我并不准备反驳这样的看法。与许多人不同，“消极自由”对我来说建立得更早，我是从“消极自由”一步步走向“积极生活”的。至80年代末，我变成一个对于政治毫不关心的人，电视上几乎每晚出现的大人物的面孔，比如总理与副总理，我不能从相貌上把他们分辨出来。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对此深表怀疑，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专业即文学修辞学方面。上一代人丢失专业的情况对于我们肯定是一个刺激。许多人弄了一辈子文学，毕其一生所写的文章，在后人看来竟然与文学毫无关系，对于这种局面，正在步上批评道路的年轻一辈感到非常不满。比起“符号功能”一说，当时更加佩服的是英美“新批评”。主张文学的问题要放在文学的框架之内；重视文本内部的各种照应关系，即使是涉及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要转化为文学内部能够消化和吸收的形式，而不是服从任何文学之外的权威。这一套对于我们非常有吸引力。这个立场并不等同于所谓“纯文学”的要求，因为它并不是要拒绝外部世界，而是强调以文学的眼光和手段来处理外部世界。

近年读到一些反思当年“纯文学”的文章，感觉比较难以认可。也许，“纯文学”的提法需要商榷，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肯定超出了字面上的含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是一个对于文学自身合法性的诉求；是在除魅的世界上，各领域自行营造其文化意义的一个现代性诉求，即“审美现代性”的诉求。这项诉求的深远意义并不在宣布文学与外部世界脱节，而是声明任何文学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给文学提供任何现成的意义，任何有关现实的描述都不可能直接担保作品的文学价值。有没有经过这个合法性论证是非常不一样的，需要文学本身给文学立法，站在文学的立场去思考社会政治诸问题，而不是站在社会政治的立场去要求文学。很可能经过论证之后，仍然继续强调文学表现社会现实的立场，但这回是出于文学的自愿，出于文学本身活力的考虑，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强迫。即便是政治，也并非只有政治家、社会运动家的政治。文学家也有文学家的政治，德国作家海因利希·伯尔用在作品中安放“倒钩”来代表作家的政治策略，它们是“是思想的火药和社会的慢性导火线”，而不是“炸弹”。

作为一种专业，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对我来说，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它是一种有自身历史的领域，有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有这个领域之内的人们所要面对的难题。那是一个艰难进展的过程，往往探索很多年并不见得有什么眼下的效果。但因为是面临挑战，所以令人欲罢不能，殚精竭虑，觉得中断或者离去是十分不忍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专业是一道门槛，需要经过长时期恰当的训练，才能得其门而入。当下“知识分子”这个词包含了更多社会角色的色彩，但是我理解的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这样的专业劳动者，是在自身的领域中有所建树、有所进展的人们。而一个人一旦在专业上形成训练有素的眼光，他看待其他问题时也可能比较练达和成熟。因为在专业上缺少积累与耐心、在自身领域中站不住脚的人们，当他们对待社会现象发言时，也会摇摇晃晃、底气不足、因缺乏自律而漏洞百出。只化很短时间（一两年）就习得一种新语言而夸夸其谈的人，是比较不能够信任的。专业经验也是一种经验，而今天时代的宠儿仿佛是“理论”而不是“经验”。

当我为已故青年诗人海子一首总共八行诗句的诗篇，写出八千字的细读评论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哈维尔。因为不关心政治，我虽然知道“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但是对于谁上台、谁下台这样的事情始终记不住，此前没有听说过哈维尔的名字。我后来知道在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手抄本的《无权者的权力》中译本在某个范围内流传，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应该是93年春天的某日，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一位加拿大朋友读完丢下的红色封面哈维尔著作“Open Letters”时，我不知道此公何许人也。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该书作者是一位总统，我不会去翻开哪怕一页。

除了专业的经验，一个人还有他的生活经验，包括社会生活经验。谓之“经验”，所谈及的都是一种较长时期的积累。社会生活经验是你在所处社会生活中，通过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是与你周围的人们共同分享的，甚至无须特别用语言来加以沟通，是你们之间的密码和暗号。当然不是说这些经验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不需要反思和批判，但是对于“反思”这个东西也需要“再反思”，不能因为“反思”而把自己架空起来，觉得自己是民族生活中的“超级人类”，脱离了民族生活的血肉与土壤。哈维尔的那些文章不是“理论”，是深深扎根于捷克民族社会生活经验之中，是他所处社会中人人每天吸进与排出的污浊的空气，是外人看不出来，里面人说不出来的那些。能够将这种经验加以表达，不仅需要道德上的忠直与勇气，而且需要一种特别的敏感与穿透能力。

而当某种深刻的民族生活经验得到表述，将不可见的共同体验转化为可以说出的句子，它同样是一种知识，而且是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知识：因为具有某种原生的、不规则的形态，是此前的书本上不具备的，缺少学科特点的，你甚至可以否认它是一种知识，但是恰恰是这种不完备的知识，可能成为某种专业知识的起点和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某些时刻，甚至引导着专业知识的方向。秦晖先生说“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别人，能够提供关于自己民族生存状况的知识，因为它同样是一种创造性文本。辨认这种知识，将它们也当做一种知识，这需要去除许多傲慢和偏见。

在很长时间之内，我将翻译与介绍哈维尔，看作是“业余的”工作。它花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却丝毫不增添我在专业上的深度和高度，在单位里这样的“成果”我也拿不出去。当然我不会为此感到片刻的后悔，但是专业的要求始终在咬啮着我的内心，令我感到十分不安。在我看来，一个缺少专业知识的人几近于一个寄生虫，放弃对于自己专业知识的要求，就等于放弃做一个知识分子。当然还因为我始终十分喜欢我的专业，不管是曾经从事的文学还是后来逐步进入的电影，在专业工作中我感到心满意足，专业领域中小小的进展都会令我十分开心。一度我给自己定出的工作规则是——半年从事专业的工作，半年从事非专业的工作。实际上差不多也是这么个节奏，“专业”与“业余”工作成果双方各一半。某种挣扎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候变得十分尖锐。可以肯定地，如果不是遇上这个不安的年代，按照我没有出息的天性，我会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我心目中难以超越的榜样是中国社科院杨绛、黄梅先生。这二位的人品与文章都是我暗中研习的功课。在伍尔芙与波伏瓦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我与这个世界

大约是1991年或者1992年，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听了北大乐黛云先生的一个讲座，关于一本没有翻译过来的书，主题是“沟通”，也许是一本捷克人写的。随后我给乐黛云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自己感到最痛苦的莫过于“精神与现实”之间不能沟通，从精神到现实之间仿佛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去过缸瓦市教堂和别的教堂。有一次在教堂遇见一位胖胖的女士，她笑眯眯地问我“哪儿不好？”是“工作”、是“家庭”还是“身体”？听上去口气就像一个大夫，言下之意我是出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才来寻找上帝的。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

我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平衡与周围现实的关系：巩固自己的专业，在学科范围之内寻求一种受保护的平静生活；包括阅读陀斯妥也夫斯基、伍尔芙这样的作家，以寻找一个人自己的恰当比例，不大不小属于他本人，但是仍然感到深为不满。在日记中我写道：“我日夜奔腾不息的头脑，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为什么！”放在现在，我就能够对这种持续的不安作出解释了：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舒心，不仅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理顺与这个世界（the world）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顺，感到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即使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给自己找出再好的说辞，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不能填补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很多力量将人们拒绝于这个世界之外，而人们为自己也找了相应的很多借口，将这个被拒绝的事实以动听美好的名义接受了下来。当然，身为女性，被拒绝的理由又多了一层；身为女性，接受被拒绝现实的借口又多了一个。

当我读到汉娜·阿伦特这样的句子时，认为它们首先是一个女性经验的表达，感到眼前一亮，：“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在“家庭领域”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身体的必然性开展，围绕着“喂养”展开，女性每天所处理的事务不仅琐细，而且都在默默无声中进行。没有比“鸿沟”的比喻更能够表达来自身体生存的那种沉重的压迫，那种密不透风，那种消耗与徒劳。即使是大多数今天出门工作的妇女，她们能够拿得出去的理由也是为了贴补家用，养家糊口，也就是说，需要寻找一个“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理由，才能将自己安放踏实。专注于私人事务的“私人性”，在阿伦特那里是一种“被剥夺”的体现，所剥夺的是人人共同关心的事务，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与空间，是体现自己更高人性价值的那些内容。她所参照的是希腊城邦中只能埋头干活但不得开口说话的奴隶。

而这不仅仅是妇女的处境，而且是所有那些只能埋头于自己私人事务的人们的处境。表面上看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一种“自处”与“自得”，如同自由似的，但其实包含了一种自欺欺人在内，是把别人允许你做的事情当作一面旗帜竖起来，是被别人逼近一个角落没有办法只好说那就是整个世界。上个世纪中叶之前，身处各民族国家的犹太人便是如此。埋头自己的赚钱，对于周围社会政治不闻不问，到头来被别人送进毒气室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某种“政治冷漠症”甚至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无根的”、“丧失意义的个人”其实是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范围之内发生。封闭于自身存在的人们感到没有人站在他一边，没有人能够分享他的感情与感受；没有人理解他，谁也不会跟他一起行动。在无法得到他人确证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因而陷入萎缩和瘫痪，陷入晦涩和虚无。在失去了与他人共同享有这个世界之后，也失去了关于自身任何有意义的感觉，因为“意义”是在与他人的分享、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获得的。而一个人一旦感觉自己是一个废物，他去做什么就成为不可预期的，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说的“一切就成为可能的”。

针对此，这位忠直无欺的女性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与他人一起分享这个世界，获得自身有意义的那种感觉。最喜欢阿伦特用的“worldly”这个词，即“富有世界性”，“富有公开性”，因而勇气便成为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开口说话的勇气。当哈维尔表述他所处的七十年代捷克社会，人人只是享有买哪个牌子的电冰箱或者电视机的自由时，所采取的是同样的视点。当波兰人米奇尼克与他的同胞一起，强调恢复社会的自主性，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活力，通过建设社会、建设自身来推动事情的进展，所运用的也是同一思路。在我看来，阿伦特这样一些表述，比如人的“出生”，人的“行为的自发性”，人的“行为的不可预料”性质，以及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端”、“新的行动”，所有这些，都浸透了浓郁的女性和母性色彩。阿伦特自己没有生过孩子，可是她的这些立场非常接近一个母亲对于世界的期盼和祈求。在我看来，“首创性”的诉求与女性孕育和创造生命的视野是同一的。

2002年，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自己十分清楚其中的女性立场，只是外人看不出来——政治应当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回到广大、丰富乃至无限的人类生活世界中去；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蓬勃开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这种人类活动的形式；先有了人类生活这个深广的基础及其需要，才产生了政治活动的要求和机制。人类生活世界在前，而政治在后；不是政治引导生活，而是生活引导政治。这两者的关系不应当被颠倒过来，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就在什么情况下开展他们的政治活动；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样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他们的政治生活就拥有什么样的性质。说到底，政治的活动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更不应该与人类生活为敌，而是符合人类生活的性质、条件和要求。

有一个人因为这样的事情感动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一次全班讨论中，我磕磕巴巴的发言，引起了班上某同学不解与鄙夷。一位自视甚高的南京同学，嘴里发出的不屑声响仿佛在提醒：我这个人最好躲到地洞里去，从此再不要开口。这时有人在一旁站出来说“让她说完嘛。”这让我深为感激与感动，为此，我嫁给他多年，后来分手。作为一名女性，我感到最为痛楚的经验，就是这种不被允许开口的经验，被暗示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的经验，被要求生活在无声世界中的经验。迄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不怎么习惯说话，我奔腾不息的头脑也许与这种不得开口的经验有关，越是不让我说的，越是在我内心中翻滚不已。

 

 

人大的一位系主任张鸣教授，对大学过于行政化提出批评，和学院领导发生冲突。张鸣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讲述冲突的起因，引起网上强烈反应。学院领导层的应对相当的黑色幽默，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撤销张鸣教授的系主任职务，然后让一位副院长打电话通知张教授。

这第一回合的冲突，反应出人大的制度有问题。张鸣教授担任系主任，是系里教师们选出来的。把他从系主任的位子上捋下去，不能只开一个院长办公会议就决定。这涉及权力的合法和有效的问题，也是保障一个制度内部合理和谐，运作良好的常识。否则，下一次要是教师们再把张教授选上去，院长办公会议还要不要再把张教授撤下来？你选我撤，你撤我选，堂堂大学聪明智慧人士云集之处，怎么会建立这样自己给自己过不去的制度？

有意思的是，没权的张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诉说，青年学子纷表支持。人大的院长开过办公会议，也在网上争取理解和支持，接连在学院的官方网站发表两份给教师和学生的公开信。官方公开信的风格，又是典型的行政化风格：第一次落款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没有一个姓名，第二封信竟然连落款也没有了，看上去好像是半封信一样。这种非常奇怪的信，表面上看是写信的人信心不足，反应的还是制度有问题，不是院长在面对教师学生，而是权力在面对下级。

制度，说得简单点，就是在这个制度内的人，他们的利益或权利，和官员手中的权力，怎样配置，怎样互动，怎样运作的一系列预先规定。人大的事情，反应出这一制度内，缺乏人和权力的有效对话机制。

一个大学，内部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有了矛盾和冲突，如何处置，个人和官员如何应对，大学应该有制度性的规范，这种制度性规范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遵守，反映大学内所有人都认同公平和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个人遭遇不公平，见证了腐败和恶行的时候，在领导层察觉了学术作假或者违规的时候，在下级揭露上级滥权渎职的时候，在上级发现了下级违法乱纪的时候，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有预先设立的程序，让人们来有序地保证公平地处置。这类制度性程序，大致上包括四个独立的步骤：投诉，调查，裁定，上诉。

正常的制度内部，预先规定了有什么机构或什么人来接受有关事件的投诉。投诉事件的性质和证据到了什么程度，就必须启动调查处理的程序，否则就是一种“不作为”的渎职行为，会成为新的投诉对象。启动调查是关键的一步，必须保证调查的公正和中立。

有时候，制度内规定了专门的调查人员，在涉及利益复杂的情况下，则规定必须临时成立调查小组，小组组成必须保证没有“利益冲突”，有间接牵连的人都不能参与，有时甚至规定必须聘请外单位的人来调查。启动程序和调查阶段，通常都有调查人员行为和保密的规定。调查后，调查人员递交调查报告和相关证据，就结束了工作，除非需要补充调查。然后根据调查证明的事情真相来裁决，作出相应的处理，甚至必要时移交政府的刑事检察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后，还必须规定，有关人员有申诉的途径，有机会提供自己一方的理由、陈述冤情或者相关证据。

以上四步，是一个合理和谐的制度处理内部矛盾的预定程序。这四步是四项权力。这四步要不流于形式，不演变成恶政和腐败，必须遵从一个原则，那就是四步都是独立的：

启动程序的人，不参与调查；参与调查的人，不作出处理决定；作出处理决定的人，不能包办上诉。每一个官，不管多少大，都最多只能走一步。一手包办，从头走到底，是公平的游戏规则所禁止的，即使包青天再世，也得服从这个原则。这样的四步程序，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正和正义。小到一个学校，大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人大张教授和学院领导的冲突，之所以走到如今这一步，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中，还没有相应的程序。出了事情，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认同的正当程序是什么，也不知道涉及其中的人，下一步会做什么。没有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分，就没有合法性和不合法性的区分。即使今天摆平了这件事，明天仍然会有同样的问题。如今我们面对这一事件，要紧的是看到我们制度的缺失，亡羊补牢，设立公正合理的程序，来补上制度建设这一课。

 

冉按：我收了许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改造知识分子及诸种惩戒性的书籍，我会逐一将这些荒唐不经的内容传上敝博，让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与残酷。有很多人不思考共产党何以为此？不思考他们的残暴为何是空前的？不仅不思考，而且还要替他们掩盖、否认，这是令人悲哀的。这说明当政者的宣传机器强大的化妆术和催眠术，还在许多人身上起作用。看了这册书的“编者的话”（这书名为《我们必须战斗——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周扬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第一版，32开，印数30100册），我有以下几点感想：一：既然自己“伟大、光荣、正确”，为何还害怕别人在言论上与你稍有竞争呢？我们知道一个常识，凡是在这个世界生存的，都不应该惧怕竞争，哪怕是生物界微小的物种。精神领域也是如此，应该大狗小狗一起叫，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绝对统治这个世界。何况强大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从来不惧怕竞争，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点普通常识。那么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夸于世的中共为何惧怕真正的言论竞争呢？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呢？对于他们来说，此书的标题，与其用“我们必须战斗”，不如用“我们必须去抢劫”更合适。

二：言论是一种市场，应该允许充分的竞争。任何言论都没有免于批评的豁免权，即无论是党魁的讲话、指示、理论，还是党报的社论，都没有免于被质疑的权利。换言之，任何一种言论，都只有在言论市场上来竞争，才能让人看清那种言论是否于个体真正有用。凡是那种以妨碍个体之自由，以愚弄个人的智商，以便剥夺他人利益的言论，在充分竞争的言论自由的市场上，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因此言论自由不仅是一种天赋人权，而且是一个人的利益得以保证的真正基础。要言之，当政者为何不开放言论自由，那就是因为开放言论自由，他就不便侵占你的利益了。

三：中共害怕别的言论和生活方式“腐化劳动人民”，这完全是剥夺他人的选择。劳动人民当然没有腐化堕落的机会，但他有“腐化堕落”的权利，有过庸俗生活的权利，因为劳动人民都是能够进行自我裁决的人。所谓怕“劳动人民腐化”云云，那便是因为劳动人民“腐化”，他们便不能独自真正腐化了。事实上，官员们的腐化堕落并非自今始，而是自从共产党得权柄时就已然如此。一个几十年来提反腐倡廉最多的党，是这个世界上最腐化堕落的党，其领导的政权亦是如此。他们害怕人民腐化堕落，惟独不怕自己腐化堕落。

四：看完“编者的话”，总觉得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真是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者无论从人数还是从所掌握的枪杆子来说，都不是那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所能比拟的。但他们这气急败坏的“编者的话”里面，为什么总是让人感到他们有一种瑟瑟发抖的害怕呢？那是因为黑怕颠倒，用谎言来掩盖事实，毕竟底气不足。不然胡适、俞平伯、胡风这样的言论知识分子有何怕的呢？

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今后要以大约八年的时间，开展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我们每一个干部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将要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思想改造要进行八年，这白纸黑字写着的年限（1955年所说，那么结束期当是1963年），而且是“中共中央”的指示，现在看来大多数人并没有领会中共思想改造的实质，更没有看清独裁政权的实质。到了五六年所谓的“小阳春”，以及五七年的“阳谋”，还有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是难得的“早春天气”呢。现在还有许多人对独裁统治，抱有幻想，真可谓其智可哀，其情可悯。任何形式的独裁，在关乎每个人利益的政治生活里，都是值得警惕的毒瘤，不管他以何种唱高调的麻醉人的方式出现。

2007年4月4日8：30分于成都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起来了。外国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力图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破坏我国建设事业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腐化劳动人民，瓦解劳动人民的团结，腐化和瓦解我们的党。

为了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我国建设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在党内外干部、全国知识分子中，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使党内外干部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使全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团结一致，为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今后要以大约八年的时间，开展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我们每一个干部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将要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

从一九五四年十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将在全国开展一个思想运动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不仅如此，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和国家的干部，全国知识分子并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和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为了使干部和知识分子懂得为什么要批判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们的思想的毒害是什么？我们把在各个报纸刊物上发表过重要的关于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十三篇文章，汇辑成册，供大家学习。随着运动的发展和读者需要，将继续汇辑有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宣传唯物主义的文章出版。

目录

三点建议…………………………………………………………郭沫若（一）
我们必须战斗……………………………………………………周扬（一四）
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汪子嵩等（三三）
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李达（五0）
胡适哲学思想批判………………………………………………李达（六二）
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胡绳（七四）
从实用主义到改良主义…………………………………………王若水（九三）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艾思奇（一一三）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李希凡 蓝翎（一三一）
走什么样的路？…………………………………………………李希凡 蓝翎（一四六）
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王瑶（一五五）
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林默涵（一六九）
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何其芳（一八六）

 

人怕出名猪怕壮。麦当劳、肯德基们在中国声名显赫，因此，假如有100万家企业都违反了同一条劳动用工方面的法律、政策，比如，付给计时工的工资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那媒体必然只单单把它们挑出来予以大肆报道。这没有什么不公道的，人性就是如此。面对这一轮舆论铺天盖地的指责，外国快餐业巨头们恐怕只有妥协一条路。问题是，政府由此一步一步地背起自己注定背不动的重担。

每个企业主都希望控制用工成本，每个工人都希望自己的工资节节上涨。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工资标准才算合理，恐怕没有人能够确定一个客观的科学标准。政府也没有这个能力。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归根到底是任意的。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血汗工厂”，舆论普遍认为，新兴工业区工人工资较低。工资体系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但是，谈论具体一些工人的工资高或者低，却是不恰当的。因为，工资的所谓高低，完全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不同的人获得同样的工资，但仍然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对生活的预期、对自己能力的评估、身体状况等等都必然不同。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工人觉得自己的工资太低，他们就会辞工。这两年新兴工业领域也确实出现了“工人荒”。反过来可以说，那些没有辞工的人，就承认了自己所获得的工资是可以接受的——尽管他们绝不会反对企业主给自己加工资。

因此，拿一个绝对的数字来衡量各人所获得的工资是否合理，根本没有意义。面对工资，人们需要讨论的是，劳资谈判的制度框架是否合理。也就是说，雇主、雇员的政治与法律权利是否得到了平等保护。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则双方达成的任何工资都是合理的，而只要双方的政治、法律权利不平等，则不管什么样的工资水平都是不合理的。

就拿沿海新兴工业区工人工资来说，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工资只有700元，或者连续四五年都没有上涨。真正的问题是，最粗略的经验观察即可发现，劳资双方的权利是不平等的。一方面，各级政府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压倒性任务，普遍奉行亲商政策，给予投资者诸多特权。另一方面，工人却大部分被户籍制度所限制，无从参与本地公共生活，不能影响当地法规、政策，也不能享受到当地政府行政、司法的公平保护。在权利如此严重失衡的格局下，工人无从与企业主进行平等的谈判。由此而形成的工资，不论是多少，必然是不合理的。

此时，政府仅仅规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工人几乎没有多大用处。政府此时需要做的是把失衡的权利格局扭转过来。比如，给予常住一年、半年的外来工人以本地户籍。这样，权利得到较多保障的工人，自然可以通过与工厂的谈判提高工资。工人工资低，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根本无关。那只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神话。即使真的无限供给，替换工人的成本也会迫使工厂认真对待现有工人的谈判要求。更不要说工人通过法律途径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

问题是，政府似乎没有足够的激励，“平等地”对待企业与工人。于是，政府就选择了一种回避策略：通过抓典型的方式，有选择地执行最低工资法。尤其是抓大型知名跨国公司的典型，用某些反全球化人士的话说，这些公司已经被自身的名誉所绑架。

这种做法可以令少数工人的境遇得到改善，但是，在上述情况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各级政府没有任何激励普遍而平等地对所有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意味着，最低工资法不可能被普遍地认真执行，大多数工人从政府的最低工资法中得不到好处。至于普遍执行对劳动者的不利后果，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已有很多论述，此处不赘。

不过，民众往往会轻易相信，只要政府制定一部法律，或者发布一项政策，就可以轻松地提高自己的工资。好像自己的工资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法律赐予的，好像自己的利益不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而是靠官员赏给的。这种迷信会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是推动政府改进制度，而是让政府去管企业，甚至让政府直接给自己涨工资。有些经济学家也在谈论政府应当“提高”工人工资之类的话。但是，企业是企业主的，政府真的能够提高工人的工资吗？

 

在长达二十八年的岁月中，目睹了多少政治人物的沉浮起伏，洞悉美国政治的种种奥秘，体会政治游戏的成败法则，克里思。马修斯才能写出这一畅销不衰的经典之作。他曾是参议员的助理、总统演讲的撰稿人、众议院议长的首席助理，阅尽了政治的风烟，而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感悟。他接近权力的核心，却又站在权力之外，他的目光所及常常穿透了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所以，他才能将政坛的真实规则，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不是一本政治教科书，不是要展示“种种纯洁无暇的程序与制度”，克里斯。马修斯告诉美国政治的另一面，在宪法、选举制度、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等等之外，政治舞台上的许多秘密，那些总统、议长、大人物们是如何一步步接近权力的。他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决不是完美的天使，那些在政治游戏中取胜的人完全有可能不是最佳的人选，而是在这个游戏中玩得最游刃有余的人。

例如，出现在电视上的林登。约翰逊戴着滑稽可笑的老花镜，不断斜眼瞟看讲稿提示器，紧张得大汗淋漓。他的一些个人行为更是名声狼藉，比如卖弄身上的疤痕，喜欢拎着爱犬的耳朵举起来，在马桶上处理公务等。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个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下，竟然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在他成功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马修斯为我们揭开了盖子，这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追逐权力、地位和荣誉的人，他虽然在电视上形象糟糕，在一对一的个人交往中却魅力无穷，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零售商”，所以，在公众的视线之外，他早已为他的登基准备好了台阶。

马修斯说，政治人物往往和知识分子不一样，“知识分子喜欢用批发的方式思考问题，研究公共生活的远大图景；而像林登。约翰逊那样老练的政治家却喜欢零售，一次招待一个顾客。”最具有公众性的政治有时看起来好象是小房间里的私人游戏，比如国会的衣帽间，就是一个小小的政治集市，人们不仅交换各种信息，而且培养人际感情、结成盟友。

马修斯以一种很能抓住人心的方式，颇为系统地总结了现代政坛的成败法则。这本书读起来那么像小说，它成为非小说类超级畅销书不是偶然的。书中概括的许多游戏法则和诀窍，足以让对作者的坦率惊叹不已。例如，“向上爬就意味着结交人，两者事实上是一回事” 、“许多人以为，要赢得他人的忠诚，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人恩惠，但事实正好相反，最好的办法是让别人给你恩惠” 、“ 紧紧地拥抱你的朋友，但是你必须更紧地拥抱你的敌人——抱得他们足够紧，使得他们连移动一下都不可能”，等等，等等。

在有的人看来，这简直是美国版的厚黑学。我感到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在美国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政治游戏如何千变万化，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不可违背的，有一些文明底线是不能超越的。是的，那里一样有勾心斗角，有阴谋诡计，有尔虞我诈，只有机关算尽而又能恰到好处的人才有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升起。是的，要成功地登上美国政治的峰巅，一样需要兼有狮子与狐狸的品性，需要想常人所不敢想，为常人所不敢为，才能摘取王冠上的花环。但是，没有人能自外于既定的政治游戏规则，至多不过是把这种游戏玩得更熟练、更高明、更有灵感、更得心应手。没有一个人能绕过选举程序，仅仅靠幕后交易、人际网络而上台，尽管这些都十分重要。也没有人能不顾民意自行其是，为所欲为，一句话，即使贵为总统，其权力也是有限的。在舆论监督的阳光下，在权力制约的天平上，一个政客或政治家要想想保持舞台上的风光，除了恪尽职守，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我想起哈维尔的一句话，他在黑暗的极权社会生活了大半生，所见闻的都是肮脏的政治，当阳光重新普照他的祖国时，他坚信政治是可以干净起来的。在马修斯的美国，无论政治的台前幕后有着什么样人所不知的秘密，有多少不如人意之处，但阳光下的游戏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继续，离真正不干净的政治始终有一定的距离。

我发现，自己长久以来，愈来愈难把一本书、一套剧、从头到尾好好地看完。

常听朋友这儿一言，那儿一语地说那本书是怎么精釆，那部电影不可错过，或是那个人非认识一下不可，打开E-mail，长长一列新的信件，我知道很多人都渴望与我分享或让我知道那些对他们而言十分珍贵的事物或感受。

但书太厚了、旧的没看完新的又出现眼前，随手执拾，散落各处，报章杂志往往在还没被我搞清状况，消化完毕之前就迅速过了赏味期限，被当成回收垃圾或放入书架高处陈列，从此离去或失踪，从此註定成为记忆中模糊的背景。

我为生活开了几扇窗。

我为必要的工作资讯和正常的社交生活开了一扇窗。那是理性生活的必须。

为所爱的人、孩子、以及老朋友们开扇窗。那是伦理生活的必须。

为文学、艺术、诗歌和一切能与心灵和美感接触的部份我也开了一扇窗。那是灵魂漫游的必须。

这些窗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须。然而开了这些窗却涌进来太多东西。

有时我无法分辨，这些与那些事物的轻重缓急，无法取舍那些事物该收受典藏或任其随风而去……。。活到这把年纪我的生命早已堆积太多无用之物。重覆、琐碎、了无新意………。我终日奔波，汲汲营营、心力交瘁，往往只是在原地踏步，狗追尾巴。

打开衣柜，我真的需要那么多华服么？若要饮尽酒窖里收藏的美酒恐怕无愧成为名副其实的酒鬼。我的两只脚到底还能走多少路需要那么多双鞋？买来后半生当蛀书虫都读不完的书却还一买再买，并且心安理得手高眼低。

我的一位「知名」的友人决定，除了和旧识交往，除非必须否则不再交新的朋友。

因为己经没有时间和余裕去接纳新的交情。即使旧的社交圈也力求缩减，避开那些可有可无的社交应酬，也许如此才能为自己留下珍贵的时间与空间.而我也意识到，活着，似乎只能仅此一次，为此，岂能任那么多不明所由的事物阻塞在灵魂愈来愈狭窄的出口呢？

开窗前先清减些「拥有」吧。

 

 

今日惊闻浙江诗人力虹（原名张建红）因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法院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我对此消息的反应是复杂的，情绪上的反应主要是愤怒与惊叹，而思想上的反应则是许多思想信息的自然涌现。现在，我把这些自我的脑中涌现的思想信息记录如下，以供对此有兴趣的人们参考。

一般说来，诗人是人类精神领域里的精英，他们通过创作出质量优异的诗歌作品影响社会，并由此获得人们的喜爱与尊敬。古今中外，优秀的诗人很多，我想，谁都可以随口说出几位名诗人的名字与他们的作品。力虹是一位诗人，是一位生活于现时代的诗人，是一位中国诗人，是一位主要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以我对他的诗的有限接触、了解，我确认他是一位有着很大创造力与创作成就的当代诗人，是一位因为其作品优异而能够进入中国新文学史的诗人。因为各种原因，我读的他的作品不多，但以我读到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我由衷地感到，我信服并喜爱这位富有才华、诚挚良善的诗人。这位诗人除了写诗之外，还写有大量的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比如剧作与小说。这位诗人同时还是一位富有政治热情的文学家，他创办过著名的思想文化网站《爱琴海》，他撰写过不少政论文，批评理应受到批评的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与现象（这是他遭受当代文字冤狱的原因）。我没有亲眼见过力虹先生，只在网络上见过他的二张照片，其中的一张照片上他上身穿红色T恤衫，下身穿浅色休闲裤，面带微笑，神情坦诚而优雅。加之一副文化人常会戴着的眼镜，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绅士、真正的书生的模样。然而，就在2007年3月19日下2时许，这位我上述的先生被中国蛮不讲理的法院判处重刑。

中国的法院何以会以重刑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诗人呢？据说是因为诗人撰写了62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诗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因此，需要将诗人关押起来，而且是长期地关押起来。如果，宁波法院的判决最终生效的话，力虹先生将会在中国的监狱里被关押六年之久。六年有多长呢？六年等于2，190天。这也就意味着力虹先生将会在那肯定不会让人好过的监狱里呆上2，000多个日日夜夜。这也就难怪，力虹先生的妻子在听到其丈夫的判决结果时要惊骇、恐惧得昏过去了。

如果是我至亲的亲人遭此恶运，那我也会有相当不良的情绪反应的。

从本案判决的结果来看，法院对力虹先生是作了从重的判决，按中国现行的法律，这所谓的从重是在法定刑以上确定刑期，由此可见，中国的法院是蓄意对力虹先生施以重刑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何以重拳打击诗人呢？诗人写了文章，自然这些不讨中国当局喜欢的文章有它的尖刺与火焰，但是，无论怎么说，诗人也只是在行使他的言论自由权，诗人的行为也仅仅是在思想言论范围内，并不涉及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中国当局重判又一个思想者、一个作家，这让人们不能不认为：中国当局仍然在违背国际人权公约所确立的言论自由原则，仍然在沿袭既往的以言治罪的错误政策。中国当局的这一行为将严重影响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与人民对中国国情的正面评价，中国当局是在进行毫无必要与意义的自我抹黑。海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是如何形成的呢？中国糟糕的国家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中国当局应当认真地反思一下这些问题了。如果，中国当局不能改变这些以极端手段（刑事惩罚手段）严重压制中国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反文明行为的话，中国当局是不用指望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会对其有任何正面看法的。

综观人类的全部历史，人们知道，人的行为大致可分为正确与谬误二类。恕我直言，我不能不认为，中国当局此次对诗人力虹先生的判决是错误、荒谬的，造成此一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当局还没有真正将国际通行的文明准则作为应当遵循的准则。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仍然是在以其偏狭的政治理念与法律原则行事，仍然不能宽容地对待持不同政见者与思想异议者，仍然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批评与回应批评。

这是十分可悲可笑的。现在，错误已经产生了，中国当局是否意识到了自已的错误了呢？如果，中国当局还没有意识到自已的错误，那么，人们只能认为中国当局确实是麻木不仁的，如果，中国当局意识到了自已的错误，那么，改正自已犯下的错误吧，不要为历史留下遗憾与笑柄，不要给诗人制造人为的苦难，不要让诗人的亲友难受，不要让中国的诗人、作家寒心、愤怒，不要再继续羞辱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良知。我坚信，力虹无罪，正如师涛无罪与郑贻春等无罪一样。所有中国的持不同政见的诗人、学者都是无罪的，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与宣告这一点，无论这一证明与宣告需要多长时间。

我也是一个诗人，我也是一个与力虹先生持有相似观点的诗人，我也曾写过一些批评中国当局政策与具体行为的文章，我想，如果力虹先生以中国当局的标准被判定为有罪的话，那么，我似乎也是有罪的，但是，我知道我没罪，正如力虹无罪一样。如果有一天，中国当局像给力虹先生定罪一样给我定罪，那么，请相信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我将誓以我的血液、骨骼、牙齿护卫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自由与尊严。我愿狱中的力虹怀坚韧之心，勇敢面对中国专制当局强加给他的苦难。我愿为他荣耀、光彩的未来祈祷：他终将走出那罪恶的监狱，回到他的亲人与朋友之间，享有他富有诗人与学者尊严的美好生活。

民主论坛

•原编者按•通达的王小波大约也很难想到，生前寂寞潦倒的他，身后竟然能够惹来这么多的热闹。

王小波这样形容自己：一个又高又瘦又丑的家伙，涣散得要命，出奇的喜欢幻想。然而正是这个“丑陋”的家伙，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深邃独特的文字和思想，在他逝世之后，他的作品引起空前的关注。

对比今天王小波所受到的关注，他的经历坎坷，而且他的小说也一直不能出版。就在有人准备出版他的作品的时候，王小波溘然而逝。

王小波已经逝去十年，今天，他的作品已经成了经典，他本人也已经成了大众传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级英雄，他终于等到了他对于那些话语的胜利，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他却被他曾经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东西所极度推崇，当他所嘲笑的变成了他最热烈的拥护者的时候，这究竟是胜利还是报复？

作者: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斯人已逝

王小波生前其实还没有多少认识和理解他的人，他会感到寂寞，但他的消逝却意外地使得一个时代发现了他，这种发现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热闹。

王小波已经故去十年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让他的冲击力变得淡化，而是仍然让人们感觉到他的存在。王小波仍然在我们的视野中，而且不断地提供我们进行新的反思的可能性。王小波的生命本身已经逝去，但他所写下的那些文本却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漂流，会继续被我们不断地阐释和阅读，同时通过这种阐释和阅读得到新的展开。生命的实体不复存在，但生命的踪迹却总要被人们追寻。王小波已经变成了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一些无法回避的文本，一片无法消逝的感情。所以，我们在十年后再看王小波，才会发现他突然离去所造成的震撼已经平复，对于他的作品的热忱地发现过程已经完成，他的生平事迹几乎已经人所共知，但他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似乎还有待我们再度思考。

王小波生前其实还没有多少认识和理解他的人，他会感到寂寞，但他的消逝却意外地使得一个时代发现了他，这种发现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我们今天在十年后纪念王小波，当然是对于逝者的无限的追念和缅怀，但同时更需要在当下发现他的真正的价值。在大家都开始回忆和纪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他的阅读和理解再度接近他，这种接近不仅仅是感情的表达，也是思考的结果。

对于我，王小波不是一种私人感情的记忆，我和他的来往其实非常少，没有专门提及的价值，但他却在这不多的来往中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时代的不可思议的见证，他在一个充满热情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超越它，这让我们这些曾经沉浸在那个时代里的人感到一种惊奇，也触动我们的思考。所以，王小波是某种超越了自己时代的奇人，他有一种从自己的时代里超脱的奇异禀赋，但他又和那个时代息息相关。我其实已经写过探究王小波的文章，但这一次我想不仅仅是谈论王小波，也是讨论王小波和三十年来中国的价值观与社会转变历史之间的关联，通过这样的探究凸显王小波的价值，也凸显这个时代和王小波之间的对话关系。

2.八十年代文学“另类”

八十年代是一个以启蒙的精神创造未来的阶段，知青文学的主潮都存在于找回失落的青春和获得人性解放的焦虑之中。从那时开始，他的创作就和当时整个时代的思潮拉开了距离。

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叙述了王小波和我的关系：“第一次知道王小波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我刚刚留在北大教书。一位社会学系的同仁拿来一本香港出版的《王二风流史》。那是一本小册子，其实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黄金时代》的前身。当时我就被这部书的独特的风格和与八十年代知青文学截然不同的表述所震动，感到一种新的文学在生长的力量。这种文学没有受到当时的文学制度和既成话语的制约，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王小波完全是特立独行地追求自己的文学想象。他的想象力的穿透性和力量来自于他的自由的精神。

九十年代，有一次《戏剧电影报》的活动，我们坐在邻座，当时他和我聊天的内容是关于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次刘心武先生请客，我们邻座，聊的也是这一类的话题。关于当时许多人视为怪异的同性恋的隐秘活动，关于社会的种种出轨的行为，他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悠然地思考和观察。但同时，他又偶有尖锐的嘲讽和磊落的不平。他始终带着一种超然的，却并不超脱的微笑看着大家。我始终难以忘怀这微笑。这微笑里有一种对人们的幼稚的超然观察，好像我们的天真和笨拙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所以他能够笑着看我们。另一方面，他也能够悟到自己其实是这幼稚和平常的人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笨拙和天真其实他也难于摆脱。所以这里有一点嘲笑让他和我们分开的同时，又有一点真诚让我们和他相连。我们是他的一面镜子，帮助他看透自己，我们也有机会透过他看透我们自己。那时王小波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声，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性格，让人难忘。后来，他成了许多人的信仰对象，成了一个反抗的圣人和洞见一切的超人，我想这未必是他之所愿。”

今天想来，这些话所描述的王小波的印象仍然刻在我的心中。我所观察的王小波精神的核心其实就是和自己的时代不合拍，他用一种我们当时难以理解的平淡的、饱含幽默和嘲讽的语调洞察我们的人生。

其实，从八十年代开始，他的创作就和当时整个时代的思潮拉开了距离。八十年代今天看来是一个我们社会变化的关键时期，人们在那个时期其实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其实就是今天的社会。但当时我们大家都不会想到，我们的浪漫追求到来时居然如此平常。我们当时觉得理想会给予我们的辉煌，其实是无限超越性的存在，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而王小波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和当时的时代主潮并不一致，却意外地和不可思议地感知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一个和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时代，一个平常的时代。我从《黄金时代》那些关于知青生活的作品中所读到的是一种来自感官的敏感，一种直觉的锐利。

八十年代是一个以启蒙的精神创造未来的阶段，知青文学的主潮都存在于找回失落的青春和获得人性解放的焦虑之中。当时的精神状态是以一种非常具有理想性的状态去追求一个新世界而展开的，真正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知青文学的人其实是梁晓声、孔捷生等人。他们的文学所表现的是一种青春被出卖的焦虑，他们狂热追求的理想被计划经济下的压抑和片面的宣传所误导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其实“文革”的理想最终幻灭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种消极的生活形态的出现，就像刘心武当时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名作《醒来吧，弟弟》中对社会失望而消沉的弟弟，面对社会已经“看透”了的一切，发现了“文革”理想最终的虚幻性，感到上当受骗的失望，于是沉入了一种消极。但这种消极其实是高度精神性的，它们其实在询唤一种新的浪漫的精神性的到来。“消极”在此并不是对于日常生活价值的肯定，而是在一种无能为力的等待中，等待着新的狂热的理想的到来。所以，在八十年代初进行的有关“潘晓”的讨论命题———“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中其实就包含着一个反向的期待，在“为什么”的追问中所包含的就是对于“越走越宽”的期待和呼唤，也是再度获得从“文革”理想的失败中走出的新精神的渴望。

然后，这种困境在新的时代通过启蒙的理想可以被超越，这种知青文学的主潮是和“新时期”的文化完全契合的，它其实揭示了一种新的精神性追求因素来超越堕入生活困境的可能。这里所找到的就是新的“主体”解放的冲动，当年试图获得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冲动，今天转变成了个人的“主体”解放的冲动。当时的文化展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一种要求从计划经济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的勇气和愿望。

其实，八十年代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对康德“主体性”观念新的展开，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题。李泽厚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34页)这里李泽厚召唤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的展开的前提。这时文化的精神性的“主体”却又是“血肉之躯”。

于是，我们发现即使是身体的欲望在八十年代也具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神性意义。我最近看到一位八十年代有影响的人物有关八十年代的一个访谈，其中他谈到了一些八十年代重要思想家的一次裸泳，他们投入水中，自由游动。这个行动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含义，它变成了一种精神自由，成了冲破一切限制的象征，肉体的解放也被赋予了无限崇高的含义。如果我们把这个行为和1988年的裸体艺术展所引发的轰动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把身体的精神价值加以无限放大的取向。如果在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笑话，这样的行为就在博客或者跟帖里变成了一种八卦或奇闻，而绝对不可能被理解为有这样巨大的意义。那时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热忱，把一切都理解为精神解放和主体超越“异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结果。那是从计划经济中脱离出来的最初的冲动，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浪漫的热情，一种狂飙突进的狂热。这些新的理想，替代了“文革”后已经彻底破碎的理想，这种时代氛围其实抓住了每一个人。

但当我初次阅读《王二风流史》时，发现他完全不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他有一种我们从未有过的、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平淡的理解，也有一种对人类欲望的真实表现。他有关知青的描写中，理想的宏大叙事其实只是一些模糊迷离的碎片，根本难以成为生命的支柱，而人类生活的那种世俗性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化解和超越。其实王小波对人性的理解，不可思议地脱离了八十年代对“主体”追寻的浪漫的主潮，他揭示了任何理想和超越的尝试都难以跨出人性具体而微的限制，也许这是因为他很早就在美国留学，接触了许多新的对人性更复杂的看法。他写出的是我们受到欲望的拨弄后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们虽然有许多文化上超越性的想象，但却无法闪避现实生活的坚硬和脆弱，我们一面受到环境的限制，一面又受到欲望的吸引，于是难以突破这些东西的具体存在。

王小波其实让自己的小说回到了日常生活真实的、不可回避的冲突之中了，“知青”在这里有点像王朔早期小说里的青少年，其实是一种管束难以完全达到之后的放松的状态，是一种意外地从意识形态网络中逃脱的境遇，日常生活的严峻和乐趣都通过小说呈现了出来。这种“现实”题材里完全没有当时小说的浪漫特征，而他反讽的调子又让他的小说真正显示了一种“间离”和“投入”的混合，这其实真正超越了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规定性。他凸显了日常生活和人性欲望的难以逃避，又用间离的方式透视了这些生活的限度和问题，这些我们当时的“主体”想象根本难以理解和认知的东西。而王小波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知青”生活的把握所提供的经验当然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另类，他在那时是一个先知，但却并没有用先知的样子装扮自己，但他其实看到了当时文学的真正局限和问题，也看到了这种浪漫主体性的不可能。

3.九十年代，异常入世的同时又异常地出世

在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王小波的作品所涉及到的许多边缘事物都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所陌生的，却也是那个时代明智的声音之一。

到了九十年代，王小波小说的想象力更加汪洋恣肆，他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大胆地探究人类生活的各种形态。我觉得像《东宫西宫》这种人类边缘生活的探索是我们当时难以想象的，而所谓《青铜时代》、《黑铁时代》里面也包含了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认真探究。

在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他的作品所涉及到的许多边缘事物都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所陌生的，却也是那个时代明智的声音之一。这个“后新时期”正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后过渡期”，是全球化力量开始真正显示出来的时期。一个新的物质性时代已经到来，康德式的“主体”似乎不得不让位于黑格尔式的“大历史”，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用“人文精神”失落、社会已经进入所谓“旷野上的废墟”的描述来看待中国当时的新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社会堕落，另一方面认为中国顺利发展不可能。这当然是觉得浪漫的“主体性”已经难以实现，但又没有意识到其实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选择和道路的张皇与焦虑。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化其实是在全球化的深刻支撑之下发展的，有其自身的规律。

当时进行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就是一些对于这种深刻变化感到没有任何阐释能力的人和一些不断面对现实的人之间的论争。当时的论争没有结论，但历史在今天已经做出了结论，一个“新新中国”其实正是通过那个时期一系列重大变化而得以出现。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噩梦般的未来。王小波这时的写作处于一种高度自由的状态，他一面以小说观察人性的幽暗和复杂的侧面，一面以随笔介入了时代的论争和文化的批评。他一面直面当下的种种问题，一面仍然在思考人类存在的微妙和复杂。他在当时毫无疑问是文学的边缘，却提供了一种和主流知识界完全不同的声音。在大讨论中他显然是站在“人文精神”焦虑的对面，他的意见当然是倾向于对“人文精神”观念表达不同，因为他知道人性的现实存在，也知道用焦虑超越这种现实的虚妄。但王小波的长处在于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仅仅来自于时代本身，而是来自对于普遍人性的一种体察。

当时的王小波其实已经得到了许多知识界明智之士的激赏。我自己可以作证的是，如刘心武先生就多次高度地赞赏王小波了，我敬佩刘心武先生的是王小波得到大名之后，他从来也没有谈起过自己和王小波的交往。可以说，在王小波没有被自己的时代所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知音。

我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形象：他对于人类的种种行为都抱有一种智者的态度。他一面带有看透世界的超然与平和，能够将人类的天真和片面作为小说的对象；但他从来没有蔑视过人们日常生活的欲望和向往。他的另一面是格外地入世，格外地喜欢普通的人生。

他并不像道德家那样有洁癖，而是对于人类的欲望有深入的理解和感情。在这方面他像写《巨人传》的拉伯雷；但他又能够穿透人生的荒谬和无聊，揭开我们可笑的东西，让我们感到自己的浅陋、荒诞和微末，这时他又像写《变形记》的卡夫卡。王小波的自由不是那种带“主义”的知识或意识形态的想象，而是一种带有幽默感的超脱和投入的不可思议的混合。在那场九十年代初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中，王小波反而是和他故去后的许多追随者不同，显然对当时被斥责的王蒙和王朔的观点有较多的同情和理解。他不是一个清教徒或圣人，而是一个人生的智者。

这让他也和五四以来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性的“文学制度”并不和谐，他并不被正统的文学界认可其实正是这一制度对他难以认同的表征。他的自由让他并不简单地成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传人，而是一个和“新文学”缺少关系的另类。王小波的自由其实在于他的边缘性，将他变成五四主流的传人其实没有办法认识他的意义。他的小说有非常普通的欲望，他对于“性”的表现也是惊世骇俗的，有志怪和传奇，有稀奇古怪的想象力在汪洋恣肆。这些其实都是新文学的旁门左道，这里没有那种宏大的话语，没有那种大叙事带来的秩序，而是有一种来自欲望和日常生活的活力与想象力和超越性的奇怪混合。其实王小波和张爱玲有一种相似，他们其实都在新文学的文学制度之外，却能够真正创造一个新的天地。他的小说和随笔的力量并不在于他有一种刻板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他对于所有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尖刻追问和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刻同情和悲悯。

其实王小波并不是在他故去之后被塑造的那个反抗世间不平的英雄，而是一个对于人类问题有异常深切体察的平常人。他所代表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外的异类，这种异类的特征在于它所关切的是和新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新文学的企图是彻底超越人性的局限,达到一种主体的解放；而王小波却怀疑人性改造的结果。王小波对于人性被欲望所拨弄的状态有深切的体察,于是他在改造和提升人性的伟大进程中,却看到了其间人性不可改造的方面,看到了人的“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超越。他的这种感官性的表现没有否定和批判，也谈不上怎样欣赏和迷恋,他并不试图改造它的读者,也不试图压抑这种感官性,而是直面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不可超越，他用一种狂欢式的风格将人们置于一个哈哈镜式的处境之中。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随笔，都饱含着一种对于感官性的高度敏感,小说所涉及的是感官性的体验和任何时代中人性所难以控制的欲望。

正是这些使得他在异常地深入了自己时代的同时又异常地出世，但他不是一个来自“鸳鸯蝴蝶派”的人物，因为他并不简单地认同于欲望，他其实看到了欲望的局限和问题，他由此而格外清醒和明智，但他又不相信那种身心二元的超越性。他还是相信人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原始本能的支配，这似乎和认知科学或者基因科学一类的知识有点接近。我有点怀疑他曾经接触过这一类的知识。

这使得王小波的声音其实仍然和其他人大不相同，他的小说让人感到一种沉浸其中的阅读的乐趣。但这种乐趣其实是来自他的对世间万物的理解和同情，但他的小说又有让你感到不适的地方，他永远挑战你所学到的一切，让你超越你的常识去看待世界。他好像一面哈哈镜，夸大了我们局限的同时也扩展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让我们重新看到自己和世界。

4.十年：和时代进行一场拔河

王小波已经逝去十年，当年寂寞潦倒的他今天已经成了大众传媒中塑造的超级英雄，如果我们认为他在和自己的时代进行一场拔河比赛的话，最后究竟是谁赢了？

王小波已经逝去十年。今天他的作品已经成了经典，今天的他本人也已经成了大众传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级英雄，但我的问题还依然存在：我觉得我们神化他，其实是对他做另外一种控制的尝试，他曾经在生前如此执着地尝试摆脱各种控制和束缚，但他阻挡不了我们来控制他。我们把他看成伟人的时候，却也将他纳入了他并不想进入的话语。他终于等到了他对于那些话语的胜利，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他却被他曾经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东西所极度推崇，当他所嘲笑的变成了他最热烈的拥护者的时候，这究竟是胜利还是报复？如果我们认为他在和自己的时代进行一场拔河比赛的话，最后究竟是谁赢了？这些话里其实是有一种和王小波经历了许多相同处境的同时代人的某种悲哀存在。

但今天的王小波仍然有巨大的意义。他有些地方能够和今天的八零后息息相通，他的思考所关心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对于人性的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所需要的。八零后其实和过去时代的人们大不相同，他们有一点像王小波的地方，他们和王小波一样自我，一样重视人类的感官性的存在，一样有一种对于我们世俗性的直接的感觉。但他们似乎缺少王小波的那种力量，那种对于人性的通达和敏锐，还缺少他那嘲讽的微笑里所隐藏的真正的智慧。这种反讽不是今天的“恶搞”所能企及的。但王小波的遗产仍然在向我们提出着挑战，他的微笑里面仍然有一种让我们捉摸不透的光芒，吸引我们去认知他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