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人几条忠告:我们外国人不是傻瓜

作者:[加拿大]Paul James   管锥编译

2008年奥运会即将到来,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两万多名记者将会聚北京,感受中国的“闪光时刻”。在此,我想向我的“中国同胞”们提几条忠告,为他们成为“发达国家”的国民助上一臂之力。

1.别用那些陈词滥调当借口。我听够了中国人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之类的话,来为自己明显无礼的行为辩护。看看美国吧。人家不认同南方乡巴佬的愚昧行为,在电视上对他们极尽嘲笑之能事……然后选其中一位作为美国的总统。

2.别那么没有创意。对那些老掉牙的骗人伎俩我早已厌烦。你得记住,我们外国人不是傻瓜!如果你在街上走近我,开始用英语跟我交谈,我敢说,十有八九你以为我这个老外是乡巴佬,不懂得人家竭力向他兜售的,是价格高得离谱的毛主席挂表或烂中文书法。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而且,我可以肯定,你喋喋不休向我兜售的货物根本用不了一个月。

3.别把我当英语教师。如果我想来中国教书,用不着你来提醒。我没有兴趣帮你提高语法水平。在大街上,我不会随便走到哪个陌生人跟前,跟他用中文攀谈。即便我的中文水平够档次,与人对话不成问题,我也有自知之明,明白一般人每天都在忙忙碌碌,没空跟街上的陌生人闲聊。

4.别碰我。你或许把我当成动物园里的动物。但动物园里的牌子上明明写着:别碰动物!乘坐地铁时也该这样。当然,我也知道,当上下班高峰时段几万人挤在车厢里时,免不了会有摩肩接踵的事发生。一旦空间宽绰,就别白白浪费了。如果我想要中国人摩擦我,我知道到哪找专业人士的付费服务。

5.别以为我不懂中文。经常听到中国人当着我的面谈论我,他们根本没意识到我也能听懂一些。对此我真是受够了。难道你不晓得这是无礼的行为吗?

6.别盲目恨日本人了。没错,60多年前他们是很讨厌。但是,你没听说过在特拉维夫的德国大使馆前经常发生暴力事件吧?

7.别把历史当消遣。郑和没有发现美洲。苏格拉底不是中国人。高尔夫是在苏格兰被发明的,与中国旧时的王公大臣不相干!你们拥有伟大灿烂的历史,但请别把显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

我敢肯定,还有许多其他可以罗列的,但眼下上述这几条已经足够。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中国没有魅力。但是,类似的事情正在限制中国从一个“不错”的国家晋升至一个“很酷”的国家。

荣耀还是罪恶?英国废奴200年

 

最近,英国各地不断举办展览、音乐会、游行、演出等活动纪念“200周年”,然而这些活动所传达的声音却迥然不同。

“就像讨论二战时期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人们开始比较公开、诚实地面对奴隶贸易了。” 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3月23日提议,为了让公众记住英国在奴隶贸易中的所作所为,将在6月份设立固定的纪念日。

此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曾于21日表示,他对英国过去参与奴隶贸易感到抱歉,英国当时的作法“完全不可接受”,但英国政府迄今为止仍然拒绝就此正式道歉。

孰是孰非?

 

甜蜜事业中的罪恶

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欧洲人开发美洲新大陆的产物。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造就了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当年“五月花”那样的移民船并没把所有英国人运到美利坚。17世纪70%英国移民的目的地是中美洲的西印度群岛,因为那里有糖——财富的来源。

早在1660年,英国进口货物中糖的价值就超过了其他商品。但是中美洲热带岛屿气候恶劣,人口死亡率极高。在巴巴多斯,15万白人移民活下来的只有2万。1700年以后,这里的英国移民锐减。但是英国市场对糖的需求持续增长,欧洲糖消费量的1/3属于英国。历史书上记载:“到了1750年,就连英国农场里最穷的农民媳妇都要在茶里加一点糖了”。用甘蔗汁和废糖蒸馏制成的朗姆酒特别适合英国人的口味,成了英国海军的军需品。这些糖是谁种的?18世纪600万非洲奴隶的一多半去了加勒比海沿岸岛屿,这些低廉的劳动力让英国人过上了甜蜜日子。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又叫“三角贸易”,三角是航线的形状。英国商船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等港口装上英国货行驶到西非海岸,卸货装奴,再到西印度群岛把奴隶贩卖给种植园主,装上糖、烟草和朗姆酒返回欧洲。非洲奴隶到达大西洋另一头后价格上涨七八倍,从1662年到1807年,巨额利润驱使英国贩奴船在这条航线上走了一个半世纪。

什么样的英国人贩奴呢?约翰·牛顿20多岁就当了贩奴船船长,不过他也是一个虔诚的牧师和世界闻名的作曲家,后来参加了禁奴运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和非洲奴隶贩子讨价还价的细节。一次他用木材和象牙换了8个奴隶后觉得吃亏了,因为其中一个“嘴巴不好看”。他在日记中抱怨:“身体好的男奴买主太多,价格是以前的两倍。”至于女奴,牛顿不要“乳房松懈”的。当一个女奴死亡时,牛顿这样记录:“一个身体好的女奴死了,11号。”这些奴隶不但没有名字,而且连人称代词都不配用,牛顿用的代词是“它”(it)。

贩奴的风险很大,航程中不但可能爆发霍乱和痢疾,而且要经常提防奴隶暴动。在甲板下,奴隶被铁索拴在一起,蜷缩在70多厘米高的空间内,牛顿曰“像架子上的书”。牛顿一旦发现奴隶私藏刀子一类的危险品,就用脖子上的枷锁和拇指铐管束。由于过分拥挤、卫生条件恶劣、缺乏运动和营养,航行中奴隶的死亡率是1/7,而船员的死亡率居然更高——17%。后来,白人海员的高死亡率受到舆论谴责,并成为掀起废奴运动的原因之一,着实令人费解。

更令人费解的是贩奴者的心态。牛顿在航程中肩负着拯救灵魂的使命,他要向所有船员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对拥挤在甲板下的那些苦难灵魂,他居然心安理得没有任何愧疚。在给妻子的信中,牛顿说这些奴隶被巫术和魔法欺骗,满脑子恐惧、无知和迷信,完全是一群陷入邪恶的另类生灵。牛顿认为这些奴隶根本不能理解上帝赋予人类的宗教、自由和爱。在那个年代,牛顿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一些种植园主干脆坦言,非洲人就是劣等种族,既没有道德感,也没有推动科学和文明进步的能力。

到达目的地后,奴隶的命运更加悲惨,死亡率高得无法想象。到1750年,先后有80万奴隶被卖到英属加勒比群岛,而奴隶总量不到30万。一个巴巴多斯种植园主甚至计算出蓄奴公式:“要维持100个左右的存货,每年需要购买8到10个新奴隶。”除了死亡、疾病、苦疫和热带气候的折磨,女奴还饱受性侵犯,混血后代则在备受歧视中重复着被奴役的命运。

Olaudah Equiano是奴隶中的幸运儿,他没去种植园,而是被卖给了皇家海军军官。Equiano跟随主人周游世界并接受了教育。他赎回自由后来到伦敦,在废奴运动中冲锋陷阵。在他的帮助下,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暴行得以在公众舆论中曝光。1781年,装载了440个奴隶的Zong号英国商船由于顶风和迷失航向延长了航行时间,眼看着疾病蔓延夺走了自己的利润,船长想起了骗保险的损招,他把133个病奴扔进大海。回国后,船长以航程过长,饮用水耗尽为由要求赔偿,被拒绝。官司打到法院,133条人命的“民事”保险赔偿案以船长胜诉告终。

船长的罪恶被揭露后引起极大的社会愤慨,这件事成为废奴运动走向成功的一个里程碑。1807年英国禁止了奴隶贸易,1833年英国宣布其所属领地上的奴隶制非法。

民族自豪?

对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段历史,英国的主流媒体上经常出现辩解的声音。一些社会精英认为政府没有必要道歉,赔偿更是无稽之谈。相反,废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光芒足以引起民族自豪。

首先,奴隶制在非洲根深蒂固。以当年的黑人废奴领袖Equiano的身世为例,他的酋长父亲就蓄奴。根据Equiano自传,他和妹妹是小时候在外面玩的时候被掠走的。再比如,阿拉伯人早在7世纪就在非洲东部贩卖黑奴。在当今的苏丹,阿拉伯人政府纵容、鼓励对黑人的驱逐和杀害,达尔富尔地区已经死了20万黑人,这和奴隶贸易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在长达4个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等诸多贩奴国中,英国不但不是始作俑者,而且在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率先禁止。英国禁奴后,跨大西洋的贩奴航线并没有寿终正寝,又有190万黑奴被贩卖到美国南部和拉丁美洲。为了维护正义,英国还派军舰在非洲西海岸拦截他国运奴船,并为释放奴隶的船员提供奖励。这足以证明英国人道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超前。

再次,成功禁止奴隶贸易是英国社会开明、民主制度优越的表现。在废奴运动中,公众基本站在正义一边,而且领军人物都是白人。不仅如此,英国的农田里没有奴隶,城里的黑人劳工也不多见。而美国大不一样,那里的革命者在废奴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虚伪。1865年美国废奴,然而社会歧视又让美国黑人等待、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才迎来自己的民权运动。还有,当年的英国废奴勇士大多是激进分子,而提出禁止奴隶议案的议员William Willberforce却是保守党人。这种通过激烈辩论和严格法律程序推动社会进步的稳健模式是世界民主的典范。

最后,英国人没有刻意提倡、推销非洲奴隶。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导致非洲成为商品生产链条中的劳动力输出地,巨大需求和利润驱使非洲人互相追捕,争先恐后地为新大陆提供廉价劳动力。

如此说来,何罪之有?

然而,这些辩解并不能掩盖英国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巨额原始积累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著作《帝国》所述,英国商船贩运了350万非洲人,占奴隶贸易总量的1/3还多。值得注意的是大西洋奴隶贸易持续了4个世纪、参与国众多,而英国人只用了不到150年就贩运了总量的1/3,其崛起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可见一斑。1768年的一份记录说,欧洲商船当年贩奴总数是9.71万,其中英国人运了5.31万,占总量的一半还多。更有历史学家指出,英国商船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就已经初露锋芒,偶尔出现过贩奴数量大于竞争对手之和的情况。

如此后来居上的“骄人业绩”绝不是因为运气好,英国人曾为此颇费心机。航海力量崛起、出口产品价格低廉、宽厚的金融信贷“功”不可没,但是英国商人积极主动打破奴隶贸易垄断是关键性一步。1660年,英国皇室和伦敦商人组建皇家非洲公司,在陆、海军的保护下专营奴隶贸易。在各地商人游说之下,1697年垄断被打破,私人商船蜂拥加入贩奴行列,此后10年,贩运数量激增5倍。《剑桥不列颠帝国史》记载了1749年一名英国绅士的肺腑之言:“来往于新大陆的众多航运生意、海员家小的生计、不列颠制造业的饭碗,这些主要归功于黑人劳动力……对于这个民族来说,黑人贸易是财富和海军力量取之不尽的基金。”

从更宽阔的世界经济发展视野审视奴隶贸易,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各国历史学家的共识。17世纪初,毛纺加工主导英国制造业,外贸的4/5是纺织品,主要市场在欧洲。17世纪中期,英国人口增长到达关键点,如果不拓展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工业化进程可能倒退。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加入贩奴行列。英国制造业产品在非洲换奴隶、在西印度群岛换糖、烟草和酒,在巴西换黄金。而英属北美殖民地成为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后勤供应基地,鱼、木材、马匹和大米源源不断送来,换来的收益又买了英国商品。总而言之,这个商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英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延伸,而流通得以循环运转的关键是奴隶。

在这样一个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殖民经济体系中,收益高、回报快的投资使英国私人资本迅速膨胀,而私人资本的充足使英国手工制造业顺利完成扩大再生产。试想,一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变如果主要靠政府投资推动,势必增加国民赋税,从而引起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而奴隶贸易客观上避免了这样做的风险,为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开始奠定了良好基础。

换一个角度说,奴隶贸易在英国经济增长缺少投资的情况下弥补了这一不足。到了19世纪初,英国俨然已经在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争斗中独占鳌头,国内工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时的经济增长则更多地依靠不断推陈出新的发明和技术创新,适可而止地禁止奴隶贸易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无妨大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兴衰录》中写道:“18世纪英国在工业化前的重商主义斗争中已经极其成功,工业革命无非增强了这一地位并将其变革为另一种权力。”

从立法程序上讲,英国率先废奴也不完全是良心发现的结果。首先,拥奴战线内部出现分裂。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大种植园主是最主要的拥护奴隶贸易利益集团。18世纪后期,法属西印度群岛制糖成本降低,为了维持利润,英属种植园主越来越多地依靠英国糖业市场的垄断经营维持高价,这招致航运商和糖经销商的反对。此外,在贩奴起家的英国西海岸城市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自由贸易观念开始影响商业阶层,海运商品种类增加,贩奴量下降。

其次,虽然奴隶贸易给英国带来巨大财富,但是暴发户毕竟不是立法者。有政治影响的议员、乡绅、军官、政要以及地主阶层极少与奴隶贸易有个人利益关系,而且他们对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当废奴派把议会辩论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向贩奴贸易的残忍和种植园主的人格时,极其容易从人性、人权、宗教和道德立场获得支持。再次,拥奴派曾力图为奴隶贸易穿上“道德”外衣。他们渲染非洲食人族等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习俗,将非洲描绘成荒蛮社会。他们还提出,由于非洲气候恶劣,白人无法生存,无法改变现状,而非洲人乐意成为文明社会的奴隶。对此,废奴派将计就计,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于是废奴之后,更为严肃和广泛的传教活动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深入非洲大陆,这为后来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证禁止奴隶贸易这一“义举”不被他国破坏,英国的确派出军舰在非洲西海岸拦截其他欧洲国家的贩奴船。但是这种做法昂贵、危险,不但收效甚微,而且被法国人讥讽为“愚蠢地断送了自己的财路又见不得别人发财”。英国军舰在非洲西海岸巡逻的结果是在当今赤道几内亚附近岛屿上建造了永久性军事据点,为树立英国在西非海岸霸权奠定基础。

至于说阿拉伯人古往今来的贩奴行为,倒不妨把旧账新账都翻出来。阿拉伯人没把那么多非洲国家变成殖民地,阿拉伯人没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阿拉伯人也没有把非洲变成冷战的政治和军事战场,阿拉伯人更没有把津巴布韦几乎所有的肥沃土地据为己有。

英国19世纪初率先禁止奴隶贸易是多种因素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和国内政治经济框架内互相作用的结果,当然不能排除人道主义因素,但是硬把它说成启蒙的灯塔未免自欺欺人。

美国黑人历史学家Anne Bailey教授2005年出版了专著《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非洲声音:沉默之后》,这本书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展现了非洲奴隶后裔的痛苦回忆。Bailey在书中写到,“无论在哪里,只要和非洲人谈起大西洋奴隶贸易就会有震耳欲聋的沉默,而沉默无法掩盖后悔、痛苦、忧伤、罪恶和耻辱的悲叹。”

Bailey从牙买加的奴隶后裔开始采访,并亲自前往西非的加纳追寻他们家乡的亲人。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造成了难以计算的骨肉分离,而Bailey在大洋两岸的探询却没有拼凑出完整的历史,“无法填补的裂口就是历史”。

这本书仔细分析了西方政府在赔偿问题上的沉默,她赞成以经济援助作为补偿的办法。同时, Bailey认为对非洲人最好的补偿就是把这段记忆变得透明,与其被痛苦和沉默支配,不如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口述历史,并让这段历史走进课堂和博物馆,以“缅怀不幸的灵魂并正视幸存者后裔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樊百华:何苦自焚?(《1989后的中国》之二六)

 

房子是不动产,说说不动的“死相”吧。诸如住宅区的绿化面积、体育设施、休闲娱乐空间、文化设施(如图书馆)等等的严重缺乏,以及房间的采光透风,楼群间的热岛、聚光效应等等问题,这里就不谈了。非不重要,而是很重要,但问题太多太多,只能省略。只说质量问题。

朱又红、宓小雄等学者认为,中国的住房质量、建筑质量是个“制度问题”,而不是一般的质量问题。何谓“制度问题”?说白了就是当官的有权瞎胡来,老百姓拿他们没办法想。

北京市建委为了掌握竣工工程质量,切实解决工程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1998年曾对全市1995-1997三年来竣工工程质量进行了全面检查。据统计,共复查工程6241项,其中住宅工程5257项,公建工程984项。市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抽查的416项建筑工程,存在一项以上质量通病的工程占受检查工程总数的98%,主要问题是影响住房使用的老毛病仍未根除。屋面、厕浴室、地下室渗漏现象或多或少存在,开裂问题占受检工程的10%。 

北京市阳光广场位于北京亚运村,是集公寓、写字楼、商业、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商住建筑,其结构采用北京四合院式与西方罗马风格合成。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投资总额10多个亿,是1992年底北京市政府首次赴港招商引资第一个签约的超亿元项目。1993年6月阳光广场全面开工,并在短时间内售出公寓住宅470多套(户)。按原定计划和阳光广场房屋预售合同,阳光广场公寓部分定于1996年8月31日前完工并交付使用。这期间,阳光广场曾因在房地产开发中“资金到位最好、现场管理最严、施工进度最快、工程质量最优”,而被市政府称为“四最工程”,被市房地产展销会多次特邀作为北京房地产业的一个典范向国外推出。

但这“典范”却被几十位业主告到了法院。缘何被诉?花36万美金买来的被称为“京华最富丽的传世巨作”(宣传语)的房子,不仅没有带来家的温馨,反而引来无尽的烦恼。业主董微这样控诉她的遭遇:1994年与金马公司签的约,按照合同她应于1996年8月31日前拿到房子,可直到交房期过去5个月她才收到发展商的入住通知书。当她如约交齐了房款赶到北京阳光广场来收楼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眼前的阳光广场仍是一座工地。看楼人问她来干嘛,她说来收楼,“谁让你收楼来?我们的工人都回家过年了。”“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根据合同条款给我退房款。”

业主王笑菊称花了140多万港币买房,在延期243天拿到房屋后,不足4个月房屋就因漏水不能入住。她讲,这里什么东西都往下掉,碰不得,上层的浴缸底也看得见,上面洗澡我这里就漏水,连上边小孩子叫“妈咪,给我毛巾”,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宁瀛说:阳光广场除违约外,还有侵权、欺诈行为。原样板房和现房多处不符,买房时我们测量和录像样板房,被时任总经理刘建国拒绝,他称你买的是楼里的房子而不是广告和样板房。我买的房与合同图纸也不符,我付钱买的三室一厅,可现房他们把公共管道放进我家,成了二室半一厅……29户业主相继上诉的理由大致相同。

除走上法庭外,有不少业主到市委、市政府和信访、建设等有关主管部门上访,有的甚至找到了全国人大,还有的业主气急了就干脆声称:“要在两会期间去天安门前自焚”。德国某大制药公司驻华首席代表、业主胡小姐说:谁是真正的投资者?谁在破坏中国的投资环境?即使金马公司倒闭了,拿不到一分钱,我也要告。业主叶青的委托代理人、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吴建中等律师更是慷慨陈辞:我们不仅是为了业主的利益,更是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和声誉而努力。中国房地产业成为经济的增长点,如果游戏规则既不能健全又得不到普遍遵守,房地产市场能得到健康发展吗?

“中国质量万里行”接到的投诉:北京市丰台区恒富中街有几栋住宅楼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有关部门几次三番下令开发商重新异地安置住户,居民多次投诉反应情况,有关新闻单位也对此作过报道,但事情拖了二、三年,仍然没有结果。

走进恒富中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3、4号院东西山墙上用红笔刷写的大字标语:“盖危楼已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房产主想阴谋逃脱罪责!跑不了!”“誓死不住四环外新楼”。在鲜红的标语后面,还依稀可见已褪色的旧标语。居民代表刘守仁向记者介绍说,恒富中街3、4号院6栋楼的质量问题可概括为“三裂”:承重墙开裂、顶板(地板)开裂、门窗过梁开裂;此外,严重漏水,有的单元从6层一直漏到1层;地基多处塌陷。在1996年夏的暴雨、1998年夏的地震等灾害侵袭下,裂缝还在扩展。

天府华侨城国际大都会位于成都市郫县西府镇,1993年9月动工开始预售,1995年初建成,同年10月,173户住户集体状告开发商——香港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东洋公司由开初的纠纷转为法律诉讼,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广告中说“建学校、医院、娱乐中心,迁入户口”等许诺始终没有兑现。二是房屋普遍存在墙面、地板裂缝,厨房厕所漏水等质量问题。三是开发商没有按期交房,而且至今没有提供房屋质量合格证。住户们说:“上厕所要打把伞,不打伞上层一冲水,下面的人全被浇湿了。”“轻轻一抹,这水泥就往下掉,你说这怎么住?”根据有关部门介绍,香港东洋公司在广西南宁也有一个合作企业——东洋集团南宁成片土地开发公司,1992年底开始投资建设商品房,1995年以后陆续开始出现消费纠纷和法律诉讼。南宁瑞士花园的住户们说:“我们所住的17楼的地基,一直有个裂缝,已经有两年了,我们就住这楼上。”“现在我们住在楼上,好像是睡在定时炸弹上面。”

住房质量差,直接的原因首先在于投资的“钱”出了漏洞,被例如挪用、贪污、回扣等弄得不够了,其次才是施工管理问题。腐败管基建,还能管出好东西来么。50年代建筑的楼房,一般15年以后方有维修问题,而今建筑的楼房,尚未住人就需多处维修,甚至刚建起来就成了危房。据有关部门统计,1992年全国住房倒塌20起,死亡100人,重伤55人;1993年,倒塌23起,死亡52人,重伤52人;1994年,倒塌18起,死亡57人,重伤75人;1995年,倒塌12起,死亡46人,重伤27人。近年来,随着住房建设规模的日益扩大,塌楼事件更时有发生。1999年1月25日,湖南长沙县一幢四层在建楼房坍塌,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

据广东省审计厅1998年8月公布的报告,广东住房基金被挪用情况十分严重。此次审计发现,全省将“两金”用于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和商业性流动资金贷款的数额达13.29亿元,占住房基金和住房公积金总额的17%。其中动用住房基金11.78亿元,动用住房公积金1.51亿元,超过两年以上的逾期贷款已达5.92亿元,对“两金”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但腐败不是“瞎来”的,而是有“分寸”的,这“分寸”就是:越是与权贵靠得紧、靠得近的,工程质量越会小心;相反,越是与无权的百姓靠得紧、靠得近的,越是敢挪用、敢贪污。

YS论坛

川 歌:中国人终于懂得重视民生了

 

当今中国社会里,民生一词十分流行。这自然得益于中国政府的竭力倡导。报刊上、电视里,领导人的讲话中,无一不充斥着民生一词的字样与声音。无疑,这是值得称赞的现象,毕竟表明:中国人终于懂得重视民生了。无论人们持有怎样的政治观点,无论人们怎样质疑中国现政府的政策,但是,应当看到,即使是尚未完全遵循国际通行的政治原则治理国家的中国执政党,当这个党开始向社会公众强调民生这个词时,多少还是含有一定的真诚的意味。

然而,这仍然是令人叹息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现在才开始重视民生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初,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并努力在社会变革运动中予以施行。

“三民主义”中即含有民生主义,即人民的生计、经济、生活。应当认为“三民主义”学说具有伟大的前瞻意义。若是中国社会以“三民主义”作为基本的社会政治原则,作为真正的立国之本,那么,中国社会将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行驶,而且将会行驶得很快。中国的台湾地区长期以来即是奉行“三民主义”的治国政治原则的一个典范。众所周知,台湾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与台湾奉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反,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就粗暴地抛弃了“三民主义”,而代之以祸患无穷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的生计、经济、生活是受到漠视的,民生问题从来不曾得到过很好的解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均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准。社会主义社会既不重视民生,则社会的民生问题就十分严重。人民的生计、经济、生活存在着太多的缺憾。中国自49年以来至目前为止的国民生活如果与同时期的台湾地区或其它相似国家与地区人民的生活比较起来,人们不难看出,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极低。用苦难二字来概括并不过分。当然如果进行纵向的比较,那么,进步也并非没有,只是进步指数并不很高。一个在理论上不承认、不重视民生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在民生问题上取得多大的成就呢?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思想对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消极作用是巨大的,在毛泽东严酷的27年统治下,中国人民在深重的苦难生活之中苦苦挣扎。

人民没有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人民也不可能得到自由幸福。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将全体人民变成为现代的奴隶,人们有什么自由幸福可言呢?毛之后在中国执政的邓小平显然是一个比毛泽东务实的政治家,无论他在政治上、在社会改革上有多少过错与缺憾,他的贡献在于使中国社会开始变得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邓小平实际统治中国的近20年间(自1978年~1997年),中国社会的经济有了不小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的提升,中国的民生问题虽然仍很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世人的眼睛是明亮的,人们不会不看到进步,正如人们不会不看到问题一样。

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在“三个代表”的政治旗帜下,也对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作出了努力,现在的胡温政权,对民生问题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这是值得人们称道的事情。事实证明,凡是政府重视民生问题,社会的民生问题就解决得较好,反之,民生问题就解决得不好。综观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实况,人们不难看出正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对民生主义的背离,才导致了中国人民生活的不幸。

现在中国人终于知道要重视民生问题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缺失的课程必须补上,正如我们中国人要补市场经济的课一样。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的课要补,比如民主政治的课,比如自由文化的课,比如新的自由意识形态的课,现代文明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的课等等。

还有“三民主义”,才开始重视民生,还有民权呢?民族呢?民权即是民主,即是人权,即是社会自由,这些课程都要补上。还政于民,将人民应有的权利还给人民,将人民应得的自由还给人民。真正振兴中华民族,真正使中华民族平等地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这都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强调民生,高喊民生,我们还要强调民权,强调民主、强调自由、强调民族,强调其它我们应该强调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正确、全面、均衡地丰富着我们的政治社会理念,同时正确、全面、公正、均衡地丰富着我们的社会变革实践。

民主论坛

陈子明:《改造与建设》复刊告慰何家栋先生

 

2004年2月1日,“改造与建设”网站创刊。2004年5月,网站在北京市通讯管理局办理了ICP备案(编号:京ICP备040046号),登记的法人代表是何家栋先生。

到2005年8月5日,“改造与建设”网站每日登录数已达7000人次。原订服务器空间已经不堪重负,正在向更大的服务器空间转移数据的时候,有关网络公司忽然接到指令,立即封杀“改造与建设”网站。

何家栋先生一直盼望网站能够获得新生。他在2006年10月去世前的两个月里,曾三次催促我想办法尽快恢复网站。他说,经常有新老朋友向他询问网站的消息,希望“改造与建设”的理性声音能够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做出更多的贡献。

现在,“改造与建设”网站(http://www.bjsjs.org/)的恢复,得以了却何家栋先生的一桩心愿。我们复刊后的第一个专辑,就以“怀念何家栋先生”为题。

2007.4.7

王一梁:《蓝色幽默》序

 

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观察的方式。

一本好的哲学书,可以用一堆笑料写成。

——维特根斯坦

尽管黄色笑话不堪入目,但其中却不乏天真的成分。象黑色幽默一样,蓝色幽默也是现代人的一种文化制成品。当年,林语堂把humor译为幽默时,他的本意是想突出幽默中的智慧成份。而他绝没有料想到的是,在他把幽默与笑话做出区分时,其实已经在高雅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

这一切无疑使我们想到人类一去不复返的“天真时代”的结束。

蓝色幽默,在西方更接近于智慧幽默或哲学幽默。在英文中,蓝色也有忧郁之意。其实,早在二百年前,德国诗人席勒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就指出:凡属人工的制品都有其伤感的成份。从这一点上说,至少按林语堂与中国民间固有文化的笑话脱离之后的幽默的语境说来:幽默的本质就是忧郁。

另一个早于席勒半个世纪,我们差不多都已忘了的贝克莱的名言是:我们总是先扬起尘土,然后责怪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楚。

象其它出自于当代个人书斋里的创作一样,《蓝色幽默·后现代主义滑稽剧》也是一部擦洗清眼睛后才看清楚我们可笑境遇的书。

因而,它既是一部“忏悔的书”——但愿人类从来就没有自己扬起过尘土;同时它又是一部“暴露之书”——它揭示出当代许多知识分子引以为豪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文本,其本质上是多么的一堪不击!

福柯的理想是回到理性与颠狂还没有区别开来的中世纪。而在中国远不比福柯走运的费耶阿本德说得更为直接了当:“我认为科学哲学、基本粒子物理学、日常语言哲学或康德主义这样的领域不应该改革,而应该让它们自然死亡。”“给那些受到伤害、感到失望、受到压抑、被某种‘真理’或死亡的恐怖吓得目瞪口呆的人脸上带来一丝微笑,在我看来,这个成就的重要性比令人尊敬的理智发现的重要性要大得无法比拟。”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一本从网络上东拼西凑编译出来的作品,贯彻它始终的制作精神一直是:对于中国当代文人应该是笑,而不是批评,更不是谩骂!

而“蓝色幽默”的初衷却是:让我们一起在自然本真的蓝天之下,有着更多的笑吧!

如此说来,我们确实已经与来自民间的笑话,隔得很远很远了。

是为序。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

 

王一梁:《拷问灵魂》序


黑夜中的吟唱 

 

二十四年不是一个短日子。一个孩子可以长大成人,而且已经度过了最为美好的年华:青春!

蓦然回首,阿钟的写诗生涯至少有二十四年了。

当人在异乡读到《拷问灵魂》,发现使我感动不已的并非是阿钟的诗歌造诣、成就,而是阿钟在这个世上苦吟的编年纪事时,这个事实使我知道,我是永远也成不了一般意义上的阿钟诗歌的读者,更不用说是他的诗歌鉴赏家了。

如果将比喻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可以说,我只是阿钟诗9岁到17岁的见证人,即1989年——1995年,对他长大成年后的诗则知之甚少。不过,由于机缘,我还是有机会读到他的后期的诗。像他去年写下的诗:“田野里一片茂盛”,”早春” “继续给枯死的桃树浇水”……在我看来,仅凭这些我偶然读到的诗,阿钟便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当代最为杰出的诗人行列了。

但诗歌不是奥林匹克赛场,当身处黑夜中的诗人正孤身奋力于和自己的灵魂搏斗的时候,任何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如一定要注重于诗艺的话,我宁选取阿钟的短诗,那些战士休息时的牧歌作审美评价,而对他作为一个灵魂探索者在黑夜里所发出的厮杀声继续保持沉默。

从阿钟走过的诗歌道路上说,《新生》与《昏暗我一生的主题》是他早期二篇最重要的作品。写作时间的跨度也很长,《昏暗我一生的主题》竟写了近7年(1988岁末—1996夏)。在这期间,阿钟还写了一本当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著作:《梦海幽光录》,是对他几百个梦境的真实记录。从精神的完整性上说,我倒是更希望将这三者合而为一,一起展现在读者面前。

而这本以编年史的方式编排成的诗集的好处则在于:它使读者有了更多的机会看到诗人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方式。让我们看一个诗人对自己的血统的处理方式的例子:

“我可以坦言相告我祖上的劣迹——这真是一个庸人辈出的家族。商贩的荣耀,农民的质朴和油滑,兵痞挥马扬鞭,衣锦回乡,给村民们分发光洋,仅为了收取惊羡的表情挥掷千金。我的祖父精通房术,娇宠的妻妾分置各地。革命以前,既是乡绅,又是驰名一方的产业主。祖父,你这个老滑头,革命以后,你成了赤贫,用一杆烟枪为自己赢得了无产者的美名。祖父,你的种子遍撒海内,你死后怎会寂寞?”(选自《新生》) 

这段文字写于1992年。是由内向外写的,表面上花团锦簇的文字下掩饰不了诗人内心的紧张。据我所知,这是诗人第一次表达自己对于祖先的看法:“祖父,你这个老滑头”,对读者说来这种陈述也许平淡无奇,但当时的诗人却肯定被这种大胆的叛逆吓坏了。我清楚地记得,好多天后,日常生活中的诗人还战战兢兢于这种称呼的回响。 

9年后,2001年,阿钟在处理同一题材“外公的一生”上就轻松得多了,文体也一改从内而外,变为一般的陈述句了。

“老头不识字/却喜欢我的字/春节的时候/我的字被贴在他的门上//新四军动员他参加革命/他说不/跑进这个东方大都市/做一个家族的皇帝//天空渐渐变色/家族渐渐崩裂/年老的皇帝/坐在门口发呆//未曾识过字的神情/漾在外公的脸上/一种轻松的悲痛/在葬礼上传扬”

1999年,有关诗艺问题我和阿钟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他说,诗的起源大概在于古人的结绳纪事。阿钟诗风的重大转向大概也正完成于那时期。自此,他的诗对于现象的陈述变得更大于内心的描述了。从诗艺上说,他那种兼有日本俳句之风、禅味十足的诗所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瞻目。不过,我仍然十分怀念阿钟早期的诗。那是一种对文字充满着禁忌的诗,每写出一首诗,就像为自己的生活埋下了一颗地雷。

我和阿钟同属一个内心大胆、外在物质生活却极其贫瘠的年代,那时候的我们,除了心之外一无所有。自然,风物诗为我们所不屑。不过话得说回来,叙事的种子其实为阿钟的诗与生俱来的东西,像《静坐》:

“门把浓黑的月亮关在外面/灯却不肯安宁,喊叫不已/算是歌唱/我对着镜子吹胡子瞪眼/桌上的钟不理会我/眼睛被时针拨转/猛然裤腿被按上一段/白天,急步匆忙累得/死去活来,一折身/白煞煞的墙壁向我扑来”

该诗写于1985年。毛时代的大叙事体虽然乏善可陈,但若认为我们的童年就是文化空白则是失忆的。我最近老是想起这首童谣:

你会弹什呢(什么)琴啊?/你会弹钢琴吗?/不会!/你会拉胡琴吗?/不会!/那你会弹什昵琴啊?/我只会谈爱情啊

这是很多年前,阿钟用上海苏北话在我江湾小屋里唱过的一首我们童年的歌谣,这是阿钟轻松愉快时的幽默一面。当我此时此刻自由自在地坐在自由世界的海边,看着白云、海鸥翻飞,不禁想道,假如天假以年,我和阿钟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生活在诗人永远假想中的另一个世界上,阿钟的灵魂吟唱还会这么苦涩吗?我对他二十四年的诗歌成就还会这么感叹吗?

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我会说我会!以阿钟的才华,以他对这个世界的情怀,他无穷无尽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永远在梦想着远方……

但作为他的朋友,当我重读这些真实地记录他灵魂轨迹的诗,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

既然偶然成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开始,那就让我们注定背上这个十字架吧。既然没有玫瑰花向着我们的童年盛开,那就让我们继续在黑夜中吟唱下去吧。我想,会有孤立无援的读者,当他或她偶尔地读到你的诗时,也许就会说道:让这个世界继续它的喧嚣吧,既然诗人在黑暗中的吟唱这么美妙。那就让他继续这样唱下去。

至少我深深地感激你这个黑夜中的诗人!并深深地祝福你生活快乐!

 

花城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一版

 

王一梁:《根号作家》序

    二十年前,在上海这座分外希腊化的城市里,掀起了一场“宁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现代主义思潮。

    1989年是平静的先锋派登台的一年。

——陈接余

 

迄今的文献资料表明,上海的“现代派运动”始源于有“大杨浦”之称的前殖民主义厂区的遗址上。1983年,在那里出现了三本现代派诗集《梦与真》、《梦与真之二·走调》、《梦与真之三·移动》,作者吴非。此外,还出现了二本现代派小说集《梦之雁之一》、《梦之雁之二》,作者梦雁(陈接余)。这两名作者都是不满十七岁就进入工厂做工的青工。时年,吴非25岁,梦雁21岁。

白洋淀之于中国七十年代的诗歌的作用与意义,已获得广泛的肯定与研究,然而,发祥于大杨浦的“现代派话语”就象上海的传奇中许多个被湮没的如洋泾浜英语一样,这二十年来,不是遭到普遍的忽视,便是受到严重的歪曲。

但文学史方面的重现价值,肯定也不是本文集的旨趣之一。对我说来,谁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象这样的争辩便毫无乐趣可言。一首诗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它写于哪一年,比如说,吴非的《升华》:

 

升华

先输个精光
先点点头上跳蚤般诗行
再耸耸
肩上的凯旋门肛门地狱之门

就这样走向

四 面

八 方

醒来后象葡萄又落下
踏一脚气流

有的是发生

我们走向半径
开你的封封闭闭
开你的

就这一次


读者一旦知道该诗写于1985年1月25日,或许会吃惊不小,可这首诗的审美价值,无疑除了在诗歌的一个门外汉眼里,并不因此获得改变。从文学史上说,把某个诗人重新奠为“撒娇诗”或“下半身”们的鼻祖,于我说来,也同样是一件索然寡味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撒娇诗”或“下半身”们“造就”出来的美学趣味,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吴非写于八十年代的诗。

八十年代,陈接余的主要成就是在小说方面,但本文集只收录他主要写于九十年代的文论。理由也是一样的:历史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还在今天活着,还在继续影响着明天。

2003年3月14日傍晚,上海下起了一场罕见的大雨。“‘在与不在’画展诗歌朗诵会”在即,而我却依然站在大雨的路边。

我从浦东乘地铁二号线,除了知道不远处是人民广场外,我的感觉只是雨越下越大、路灯金黄、人群熙熙攘攘的闹市。

半小时过去了,连一辆出租车也等不到。我想也许等的不是地方,便走到马路对面。刚在丁字路口、明亮的路灯下停稳脚步时,一辆急驶而来的出租车奇迹般地在我身旁停了下来,那车上坐着的竟然是阿钟!他也乘地铁二号线从浦东赶来,仿佛我们约好似的。我在丁字路口上站了前后不满半分钟。是的,肯定不满半分钟,因为站在大雨的街道上,我的手上中没有伞。阿钟乘的出租车恰巧就遇到了我。

“诗歌朗诵会”其间,我把这段奇遇告诉给坐在我身旁的青年诗人韩博听。韩博笑了。他说,差不多的时候,他也在马路上等出租车,但等了半小时后,最后只好乘公共汽车赶来了。

如果没读过我的《金花的秘密》的人,也许难以理解我为什么会花费笔墨在这样的小事上。是的,它确实是我们生活中的小事一桩,但我们的生活却因此充满了灵性。一刹那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八十年代,我们的“萨波卡秋”刚刚开始的年代。

阿钟的《梦之旗》与我的《金花的秘密》是两部差不多写于同一个年代里的作品,如果将它们参照着一起阅读的话肯定大有益处:那是一个写诗、遭遇激情、走在路上的年代。

某种程度上,京不特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虽然京不特最初作为“撒娇派”的代表人物成名,但其实它只是诗人早年生活中的一段短暂的插曲。张广天是第一个把京不特的青春唱成歌的人,他的《我的朋友京不特》作于1995年。《日子流转在音乐中》是我们的诗人自己讲述的一部传奇的部分(发表在这里的文字,约为原文的四分之一),主要讲他在老挝坐牢、及初到丹麦的经历。原文为丹麦文,现在再由我从英译本把它译成中文,这对一个中国诗人的写作经历说来,本身就显得反常。

作为“现代派”作家的吴非、陈接余,他们最初的写作生涯从反抗文字开始,但我在翻译京不特的文字时,心中想到的最多的东西显然不是文字。比如说,当我译到“第二天,鹏滩监狱的上空,阳光灿烂。我们都早早地醒来了”。我很压抑。

是的,我很压抑。越是“阳光灿烂”、越是“早早地醒来”,它对一个囚犯的心情压抑程度就会越大,因为它毕竟是“鹏滩监狱”的第一天啊

“夜晚,我从男囚和女囚的牢里听到有人在唱歌。有时,我听到绍也在唱。每一次,听到他悲凉的歌,我都会被它深深地打动。或许,在越南有许多这样的歌–―悲哀、热情、多愁善感。从内心深处,我尊敬越南人民。有一天,当我离开这里后,我要找到这些歌。我忘不了在鹏滩监狱里的这些夜晚!”

我为这样的文字所感动。

然而,假如一个读者无法想象真实的监狱的,无法想象真实的绝食,也许就不会象我一样地感动着了。

读者从《日子流转在音乐中》中可以看到,京不特在失去了自由的日子里,在监狱里竟然是通过学外语来打发时间的。除了作品原文中提到的朝鲜语、越南语、泰国语、英文、丹麦文、德文之外,京不特还懂得瑞典文、挪威文、法文。

面对这样一个语言天才,让诗人京不特的作品“重新回到母语”来,于我始终是一桩勉为其难的事情。读者或许会想:让京不特自己通过自己的“母语”回家,岂不是更好?是的,其实我比任何一个读者都更希望看到京不特的母语原文回家。

但艺术不是科学。艺术与科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非累积性的。艺术永远都象是放射出异彩的光芒、沉沦的了慧星一样。

就这个问题,我问过吴非、陈接余,我问过阿钟、京不特,也问过我自己。答案几乎是相同的:艺术是持续地反叛,不断地创新,艺术最大的敌人就是反复复制的平庸!

如此说来,我们永远也回不到“青春年代”里的写作了?!

这里不仅说的是“非母语”的京不特,还包括这本文集里的所有的作者。从这点意义上说,《根号作家》就是本文集中,每一个作者的青春的诗。

我爱,始终都爱着唯一的不可复制的东西!

尤其是到了一个克隆时代,根号2乘以根号2等于2的时代里,我更爱他们!这些永远不可除尽的无理数。

 

 

高智晟家中坐牢 致电外界打开黑箱内幕

去年十二月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后释放的北京人权律师高智晟,星期五致电胡佳,讲述被捕后引起外界诸多揣测的内情,以及获释后却仍过着牢狱般生活的情况。当事人授权本台发表对话录音。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 听报道
  • 下载声音文件
    图片:高智晟在晟智律师事务所内(法新社)
  • 高智晟律师去年年底获释回家后至今近四个月,外界没有听到他的任何声音,甚至关系密切的胡佳,星期五下午接到高律师电话是也是非常惊讶,通话中高智晟说, 一家人至今被严密看守、威胁、以及截断了所有与外界通讯,是非常偶然的机会才能打通电话:

    “我们现在全家就像被捂在一个盖子里面,写了几次信都发不到你手上,跟外面所有电话都打不通。现在就是要置我们全家于死地!我难过的就是这一方面。如果说我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惹怒了中共,但是老婆和孩子有什么罪呢?要么你把我投入监狱,你现在把我的家变成监狱,让全家人跟着受罪这怎么行呢?(现在在你家外面加上楼道里有多少人?)每天不低于一百多人,四周都是,他们甚至支了小摊儿卖菜卖水果。古玩城停车场停了他们超过十辆车,不知他们想干什么。”

    高智晟被判煽动颠覆国家罪罪成,判刑三年,五年的缓刑后,引起各方揣测。对于当局判决中称他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立功获得轻判的说法,以及由此引发外界一些对他人格的怀疑和批评,

    高智晟做出了自辩:”他现在把我从监狱关到家里面,实际上彻底转移了国际的视线,好像他已经放了我。准备宣判之前还是说高于六年刑期,十二月十三号还是这样跟我谈。十二月二十二号突然开庭的时候说控方有新的证据出现,北京市公安局发现了高智晟重大立功表现,说我揭露了范亚峰、滕彪,许志勇等人的犯罪证据。法律上构成重大立功表现的不是他这样认定的,而是我揭露的人已经被判了刑,有生效的裁决,这是一个钥匙的判定标准。现在所有批判就指向了我们出卖谁,这简直是扯淡,我们能出卖谁?哪些人跟我打交道过程中给了可以出卖的东西呢?没有一个人跟我打交道中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因为我的’出卖’被抓捕。 这些方面我也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有过多的计较。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灵魂我们自己了解。”

    纸面上发生的是事实,但是背后发生了什么?我的所谓的公开声明换来了五千块钱的生活费给孩子,而那些钱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官方没收的)合法收入

    高智晟

    高智晟去年8月在山东姐姐家被捕直到被判刑,外界甚至家人都只有一些由官方过滤或刻意传出的关于他的消息,其中主要的是一封由他写的称不要律师和外界介入的声明,其后也成为官方拒绝律师会见他的理由。高智晟星期五讲出这封信背后的故事:”纸面上发生的是事实,但是背后发生了什么?我的所谓的公开声明换来了五千块钱的生活费给孩子,而那些钱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官方没收的)合法收入。”

    高智晟还讲述了他从被抓捕到审判过程中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从八月 15日到12月 22日,我的名字被改为815,整个审讯过程中任何人不能问我的姓名。 我总共被关押129天,其中被扣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定铁椅子上达 590 多小时(一次最多超过一100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 多小时,被强制盘腿坐在硬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800 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超过390 小时,

    交由同监的囚犯强制执行。另一方面长期拿我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老家亲人作人质,公然对他们持续精神折磨,以彻底毁掉我孩子的前程、及我妻子两大家庭所有亲属的生存条件为威逼。我没有足够的道德资格对妻子和孩子见死不救。11 月 29 号,双方同意在技术层面上寻求妥协局,配合他们导演的摄像过程几十次,诸如声明自己 ‘自愿’认罪,’自愿’写公开声明及’重做笔录等过程。129 日时间,警方所谓预审时间最长,检察院从介入到起诉仅仅8个工作日。开庭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谓公开审讯。开庭时动用的警察警车难以计数。”

    星期五记者不断拨打高智晟用来致电胡佳的号码,一直无法再接通。

    一直致力于协助基层民众维权,从05年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到其后发起抗议当局打压维权人士的全国接力绝食活动,成为中国维权标志性人物的同时,也成了当局的眼中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瑞典汉学家,读《左传》不如读《红旗》

    罗多弼1947年生人,属猪,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上,罗多弼是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但很多人不知道,罗多弼跟中国文学最深的渊源其实是他写于1980年的博士论文:《1928一1929年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此后,他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思想史。

    同为“1960年代制造”的汉学家,罗多弼和他的德国同行顾彬有很大的不同。

    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的圆桌论坛“汉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上,顾彬重提他几个月前抛出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这次的言辞更加形象、锋利:“1949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是二锅头”;“中国没有话剧,没有小说”;49年以前的作家都是翻译家,49年以后的都不是,一个作家应该用外文的体系来看待自己的母语……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激动难捺,针锋相对地指出,因开骂中国文学在中国“暴得大名”的顾彬,以霸道而偏激的全称判断吸引大众媒体的眼球,已越出一个学者应恪守的界限;他为中国作家开出的学习外语的药方则更加不切实际,不通外语的沈从文同样写出让世人惊艳的文字。

    罗多弼对顾彬的看法不以为意。他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学有远比顾彬的表述更复杂的现实。话题拉杂展开,自由散漫,然而其中很大一块居然是围绕“红色中国”的。看起来这是我们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罗多弼的笑容纯真、坦率,像一个坐着麋鹿突然降临的北欧小男孩。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实习生 周华蕾

    “为什么美国不和红色中国建交?”

    南方周末:说来有些话长,您是1968年开始学汉语的,那个时候家里反对您学这个专业吗?那时候瑞典人,比如您的家人对中国话是什么印象?

    罗多弼:只要我愿意学习,无论学什么家人都不反对。我是在瑞典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刚开始我对外语特别喜欢,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背英文,接着又把俄语学了。14岁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记者采访高本汉,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起中国。那时他差不多45岁,我感觉他很有魅力。他讲了自己的很多故事,讲了辛亥革命,讲了他20世纪初去中国,路途很远,要坐船,到中国之后,他从海边深入到中国腹地,去山西太原调查方言,还要骑驴,还要和当地农民交谈……这一切对于十三四岁的我来说,太神奇了!那时,高本汉就是我的偶像。

    几年之后,大概是在1963年,我代表瑞典去美国参加一个学生交流活动,在纽约待3个月。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接见我们,跟我们交谈。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不和红色中国建交?罗伯特·肯尼迪有些措手不及,他想了想,才说:美国只承认那些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只和那些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建交。他的答案并不能使我满意,我想,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美国也是这么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怎么能彼此视而不见?

    可见,我当时已经对中国产生兴趣了。我差一点学了国际关系。不过我觉得哲学跟语言、文学关系更为紧密,它可以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

    实际上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中文。那时候我的政治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年轻的时候我加入了瑞典的自由主义党。

    “文革”的爆发对我有相当的影响,1969年我就退党了,我觉得我的思想比自由主义党更“左”,我对他们不满,但也没有加入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1968年,我开始学中文,这里头有个契机,我听说一个叫马悦然的年轻教授,刚从澳大利亚学成回瑞典,教中文,很有魅力,而且他对文学的兴趣要比高本汉浓一点。我就去追随马悦然了。当时,欧洲到处在搞学生运动,我开始读毛泽东的书。

    南方周末:那时候一个瑞典人能很方便地看到毛泽东的著作吗?

    罗多弼:是。非常方便,什么书店都有他的书:精装封面,两层,上面一层是白色的塑封纸,下面一层是红色的,有毛泽东的头像。“左”倾的著作不止毛泽东,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九大文献,我们都有研究。

    南方周末:是学者才研究吧?

    罗多弼:不不,我们的报纸有很多文章,不仅左派看,比较保守的人也看。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对我们不太合适,但它在中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学中文的人这方面就更热情。

    马悦然当时可能有点不高兴,有一个学期,他要讲《左传》,学生们说,读《左传》还不如读《红旗》杂志。马悦然很开明,虽然不高兴,也同意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觉得毛泽东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问题。毛泽东说要“又红又专”,“红”比“专”更重要,我们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他说要“缩小三大差别”,我们也觉得不错,这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平等。

    南方周末:该读《左传》的时候,你们读《红旗》杂志,那你们这一代汉学家的古文功底是怎么锻炼出来的?还是你们的工作语言就是现代汉语?

    罗多弼:我跟你说的这个现象比较短,可能四五年。没有教《左传》而教《红旗》杂志这个具体的现象是一年。你应该意识到,瑞典的传统汉学就是古文,高本汉给马悦然上课的时候,教了三个星期的白话文,然后就是《左传》。到马悦然教我们的时候,大概三分之二是现代汉语,现在古文的比例更小了。

    “看哪看哪,阿尔巴尼亚人!”

    南方周末:您后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那段经历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罗多弼:非常重要。回顾起来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光之一。我第一次有机会跟中国人成为很熟悉的朋友,我生活在一个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环境里,非常之高兴。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光会看一些中文,但不会讲不会写。半年以后,我有机会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回到香港之后,中文大学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让我用汉语演讲我在北京的见闻。

    还有两件事,我觉得跟我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有关系。第一件事,刚到香港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一些很残忍的故事。我当时想,他们说的也许对,但你从宏观的视角看,他们的经验还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好的东西,所谓“现象”和“本质”,正面代表本质,负面的是现象——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教训。这个观点共产党很喜欢用,儒家也有很多这种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面对具体,而不是笼统地抽象。后来后现代主义出来的时候,我也非常反感。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很极端的相对主义。当然,我明白“真理”这个概念很复杂,不过还有真理和谎言的区别,生活在中国的人应该最清楚这一点。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住在火车站附近,有一个早晨我上街散散步,我就听到对面两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指着我说,“看哪看哪,阿尔巴尼亚人!”(笑)。

    南方周末:(笑)可能那时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惟一的“外国”就是阿尔巴尼亚。

    罗多弼:是。当年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不一样。但是我也有另外的经历。我坐火车从广东去北京的时候,跟我一个车厢的中国老百姓并不像有些书上说的那样怕我,相反,我引起他们的好奇,他们很喜欢跟我讲话。

    “文革”当然是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情,但是也不需要夸大,说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一点友好都没有,对陌生人都特别戒备,我跟列车上的普通中国人有很多有意思的交往。他们问我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你们欧洲人的主食是什么?我就问他们一些政治问题,比如怎么看现在的社会形势,他们争着给我背毛主席语录,他们很高兴,好像这是一种玩笑、一种娱乐。可能他们家里也有一些很残忍的事情,但当他们跟外国人谈论这些的时候,这变成一种很好玩的东西。

    1973年到1976年,我在北京当外交官,我开始理解宣传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当时,中国的外交部给我们配了一个手艺很好的厨师。他很热情,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一天,他突然没来。我就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去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跟我说,你汉语说得不是很好,你弄不明白。更具体的事情他们不愿意跟我讲。这个人一直没有回来,直到毛泽东去世,我们才知道他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抓了。

    南方周末:一个厨师能有什么政治上的问题呢?

    罗多弼: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或许有关。当时台湾出了一套《中文大辞典》。他问我什么地方编的,我说台湾编的。他说,怪不得,我们这里不会出辞典。当时正在“批林批孔”,他说他觉得很奇怪,怎么连孔子也批判。我想他说的这些话已经有足够抓他的理由。

    在中国那三年,我经历了好几次政治运动,但当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批评周公就是批评周恩来?为什么说林彪是儒家?我在使馆的任务就是读这些。

    你知道他们说林彪是儒家的证据吗?就是在林彪出事之后,他们在他家里发现一个写着“克己复礼”的纸条。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很多中国人都会写。你知道是谁发现了这个证据吗?乐黛云的丈夫汤一介,因为当时他参加“梁效写作组”(“文革”时期,“四人帮”组织的写作班子,成员为清华、北大两校教师,取“两校”谐音),领导就派他们到毛家湾去找证据。这件事后来被乐黛云写在她的自传里,公开发表了。我很佩服乐黛云和汤一介的勇气。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那个时候中国有不少御用学者,学术上非常高明,也同意这种风气。你知道冯友兰,蒋介石掌权的时候,冯友兰马上写信祝贺他,毛泽东掌权,他也一样。毛泽东就回答说,做人要老实一点。我不清楚冯友兰的想法,但我明白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

    “70年代的汉学著作把中国美化到荒唐”

    南方周末:我想知道,当时您在北京的生活圈子有多大?除了使馆这个圈子。

    罗多弼:我的生活圈子也就限制在使馆。我跟中国人可以简单说两句,但是不能说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南方周末:我采访了几个跟您年龄相仿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在1960年代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您认为,全球左倾的1960年代对汉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罗多弼:很大很大,非常不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970年代的汉学著作,把中国美化到荒唐的地步。南方周末:您自己写过这样的著作吗?

    罗多弼:文章写过。书我很庆幸(没有)。那个时候,我太年轻,没来得及。我最不好意思的文章……

    南方周末:是您的博士论文吗?

    罗多弼:不是。那篇文章可能题目很“左”,但我的分析是很客观的。通过做我的博士论文,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那么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悖论。我最不好意思的文章,是1969年写的中国当时的监狱和劳改制度,我的题目叫《治病救人》。我认为中国当时以思想改造为主,对挽救一个灵魂很好。

    南方周末:在您的博士论文里,对您感兴趣的问题给出什么答案了?

    罗多弼:我当时想得很简单。我认为,毛泽东的文学鉴赏力很强,他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他禁止的东西他自己能欣赏。而鲁迅是非常的好,所以毛泽东也不能不觉得好。而且,虽然鲁迅没有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但是他跟毛泽东都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思想很犀利。鲁迅说的“痛打落水狗”,这句话毛泽东当然也会赞成。不过,鲁迅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说他是什么“文学革命的大将”这样的说法,有点可笑,他是一个批评家,他不是歌颂家。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马悦然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次他陪我们大使去递交国书,那个时候毛泽东是国家主席。大使和马悦然提前准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言稿,说中国的文化多么好。毛泽东听了以后,他说,你说得不好,中国文化根本没有什么传统,只有三个东西值得保留: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中医,第三个你不好猜:麻将。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南方周末:做完博士论文之后,您是不是跟中国文学的关系就不大了,因为我看到,您后来就去研究戴震、研究儒家了。

    罗多弼:对。这个跟我性格有关系。我对文学的理解力有点不太好,不过还能欣赏,所以我常看一些诗歌。比如我非常佩服的诗人冯至,我和我太太翻译了他的十四行诗,文字非常美,也很有内容。不过,我一直是以思想史研究为主。我对“五四”运动有一些研究,后来我对戴震、儒学、鲁迅,还有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都有研究。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叫《从毛到财神》。

    “我们认为你们早就站起来了”

    南方周末:顾彬几乎是和您同时代的汉学家,他比较看重精神和理想层面的东西,他觉得毛时代至少提供了信仰的空气,但现在的中国人忙着赚钱了,这让他很失望。您有这种感觉吗?您认同顾彬对1949年之后中国文学的评价吗?

    罗多弼:归根结底我不同意顾彬,尽管我可以理解他。毛泽东以后,中国文学的形式都是一个模式,在形式方面需要有所突破。所以很多文学家开始重视文学形式。这是需要的。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实验。虽然我自己最欣赏的文学是需要有精神上的内容,否则我不感兴趣。

    但是文学也不断需要形式的变化才能好好地表达一种深刻的内容。所以,毛以后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形式方面的多样化,我欢迎。况且,中国也有很严肃的文学。自从朦胧诗人、伤痕文学,一直到李锐、王安忆、残雪、余华……这样的名字我能说出二十几个。

    南方周末:这样的作家,在您的国家是主要被学者所阅读,还是能进入大众的阅读范围?

    罗多弼:基本上没有被大众阅读。很可惜,不过这不一定跟这些作品的内容有关系。在瑞典,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流行的文学一部分是瑞典的,一部分是英美的,其他语言的文学虽然有些被翻译成瑞典文,不过读者很少会读。这些中国作家的书可能有两三千本发行量。

    南方周末:中国作家每年围绕在马悦然周围的公关活动确有其事吗?

    罗多弼:你是指作家去瑞典跟马悦然谈?这个有是有,但是比较少。但是不断有人跟他联系,发电子邮件,寄作品给他。虽然我跟马悦然这些事务没什么关系,作家们也会找我。很多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很强调诺贝尔奖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问题。这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有关系,也跟中国人的自信心有关系。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还在向世界证明“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实际上,我们认为你们早就站起来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比其他国家作家积极得多,惟一的例外是韩国,他们对此好像还要热心一些。

    一方面,顾彬的论点有点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我们和你们必须付出的代价。用刘再复的话说,这几年,你们从一个独唱的社会进入到一个复调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中国人缺乏理想,需要重新开始有一个信仰。但为了寻找这个信仰决不能回到过去的时代。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之后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恢复了一个可以用的语言,最早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是王蒙、张洁他们那一代人。这和德国的情况很类似。你听说过一个叫“47年团体”的组织吗?二战以后,作家们认为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一个健康的语言。

    南方周末:对,我知道。甚至歌德学院的成立跟这个都有关系。

    罗多弼:格拉斯来过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我很激动,因为它非常重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里很有市场,跟“进化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有关系。你们和你们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认为,越是新的思潮就越好。既然“后现代”在“现代”之后,你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就更好。

    南方周末:在瑞典像您这样想的知识分子多吗?您受过理想主义的教育,可比您年轻的学者也这样想吗——认为后现代非常荒唐?

    罗多弼:你猜对了。很多瑞典年轻人对后现代很喜欢。我反对这个,跟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中国的经验告诉我,真理和谎言的区别不能是任意的。

    “从孟子身上有所得”

    南方周末:进入1990年代以来,儒家在中国有复兴的趋势。有好几派,有一派是新儒家,这一派里极端的人认为应该把儒家奉为国教。您对这种提法怎么看?

    罗多弼:现在中国人在寻找药方,寻找信仰:儒家、基督教、新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我认为对寻找药方这件事应该持怀疑态度,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药。作为现代人,我们要承担的第一个责任应该是自己界定我们是谁,自己界定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参考别人的体系,这和100年前不一样。那时候你一出生,你就成了基督教的信徒,爸爸、妈妈、学校告诉你什么是对,国家像一个大的教会。但现在,每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有人面对这个任务有点受不了,就去找一个他们可以把自己寄托于其中的传统。这方面最极端的就是原教旨主义者。这个在我心目中就意味着,你不能为自己负责,你需要一个人或一个学术来托管你。

    我不认为中国人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儒家传统上,但是儒、道、佛这三教传统都值得看,你可以随便看,保证能丰富你的人生。儒家传统里我非常喜欢读《孟子》,我觉得《孟子》看似简单,但有很多深刻的道理。我这么说不是号召大家学孟子,我是说罗多弼从孟子身上有所得。

    南方周末:我能这样概括您的观点吗,任何信仰只要成为原教旨主义信仰都是非常可怕的。

    罗多弼:不一定可怕。不过我的人生观是,如果一个人长大了,他就要对自己负责任。

    南方周末:这是西方的文化传统。是康德提出来的。

    罗多弼:是。不过孔子也说,“君子不器”。我想很多传统里都有这种想法。我对儒家的理解比较多,对道家的学习少一点,不过可以说我喜欢道教,道教有自由理想。

    南方周末:北大学者李零做过一个统计,如果按出版物的数量计算,《老子》、《易经》、《孙子》对外国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孔子,为什么你把孔子当作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罗多弼:《孙子兵法》的销量有一个特别原因,因为有些人告诉西方人:如果你读这个,你就可以做生意。当然这是一种“东方主义”,跟现实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条宣传法宝,是说这个可以教人打仗,所以,瑞典最高的军事学校也读《孙子兵法》。

    道家作品翻译得多,原因更深刻一点。我想可能因为很多西方人喜欢道家的自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