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一京油子”——看王朔上海“舌战群雄”

无论阅读他的书,还是听他说话,都会进入一个王朔制造的“场”,说“被唾沫淹死”可能太过夸张,可是他的这个“场”确实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聊天是我强项呀,是我的主要娱乐。”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王朔一人,舌战几十家媒体的文化+娱乐记者,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境。感觉就像儿童游艺机里面的“敲榔头”,哪儿冒一脑袋,就管哪儿敲一下——哪儿出一声儿,他就“灭”哪儿,见声灭声,枪枪命中,无一脱靶。正为他的表现惊诧着哪,忽闻“聊天乃娱乐”之说,才知道咱众人今儿是陪王大师娱乐来着,只是顺带各自完成了写稿的任务。

王朔说:你们都是文化记者吧,我和文化记者还愿意聊,娱记不行。他不知道,这年头,文化、娱乐都不分家了,全民娱乐。谁让他一出马,就替人娱乐明星打官司呢?注定了这次复出再也脱不了“娱乐”的名义。

4月1日,愚人节,王朔的新书发布会在上海最贵的私人会所星公馆内召开。王朔一出场就有惊人之举。台上原先摆着一张皮制的古典沙发椅,主办方原想让他坐那儿好好聊,谁知道王朔不乐意了,说我一人坐在上面,你们都在下面站着(当时他一出来,前面的媒体都站起来了),这不行,那我也下来吧。于是他便也走下台,站在“人民”中间,拿一话筒,摆开了聊天的架势。本来以为他就站那儿聊,聊不长,谁知我们都累了,他还“欢蹦乱跳”着呢,说着“你们都没问题了吧?怎么没声了?聊够了吧?”一副小孩游戏胜利后的洋洋得意。

在根据《六祖坛经》而写的小说《我的千岁寒》中,王朔写惠能出场说法,面对台下一千多民众,“臊了”,因为“人一多就起急”。“为什么人一多,称赞我,我就严重不舒服,只能忍受五分钟——这五分钟臊眉搭眼,过了五分钟,对方话头再不收,心里就翻脸了。”“翻脸后心理处于临战状态,最大的渴望是眼前这称赞变成敌视,不礼貌就发生了。”现在,王朔面对的也是台下的人群——主办方邀请的和未邀请的从各地赶来的记者,可我想他不会“起急”,“臊”那是他刚出道那会儿吧,现在他百炼成精了。但是后面这一段微妙的心态,私以为还是跟王朔自己挺像的。

就如同他的新书《我的千岁寒》一样,他的聊天也是“语言乌托邦”。王朔用北京白话来写历史、写经,是个尝试,话语极端膨胀。无论阅读他的书,还是听他说话,都会进入一个王朔制造的“场”,说“被唾沫淹死”可能太过夸张,可是他的这个“场”确实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他说,“我就一京油子”,谁敢跟他“单挑”呀,他啊,还真适合“群聊”——车轮战。

王朔能“侃”,他说侃大山应该是这个“砍”,而不是“侃”。所以呢,王朔聊天,好像也暗藏把大刀,聊着聊着,冷不防就朝某某人“砍”去。不是都说他攻击性强吗?王朔说了,“你们为增加发行量找我聊,还不是我聊得有杀伤力吗?”不过,王朔也知道自己,聊多了,会“没谱”。可现在他与媒体是共生的关系,他爱聊,媒体也需要他聊,哪能说停就停呢?

王朔说,我的书,现在出,10年后出,其实都一样,20年后谁也见不着谁了。这是我的谢幕演出了。人不看怎么上台,而看怎么走下场,要好好下。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原谅他一时的口是心非、一时的目空一切、一时的咄咄逼人吧。现在,全中国媒体都记着这个圆圆脑袋的说话大师了,连带他那仰着头、露着牙、特别的呵呵笑声。

后记:

这连绵不断话语的高潮让人兴奋,也容易让人疲劳,一如他2007年高调登场至今的全过程。在这个兴奋又速朽的王朔的高潮中,最后出场的是一本27万字的书,提醒世人这滔滔不绝的中年人的身份,原来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作家。是的,一个作家。他的新作甚至一改从前的语言风格,显示出突破的努力,可惜,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在盛大的发布会上,媒体将滔滔不绝的他包围在中间,几乎无人提及这本白色的书。写作的得与失,成与败,都不再重要,也无人评价。这个高度兴奋的“人来疯”,这个文学上曾经的重要人物,他的影响还在方方面面发挥余热,本人却乘着娱乐的狂潮,在口语的自我复制中,一阵阵爆发出微醺般的高亢大笑,越行越远,渐渐难辨来路与去向

王  朔:我没病,严重正常!!!

王朔新语录:

湖北交警自办杂志被辞退 曾在网上公布警方内幕

 

2007年04月04日

3月16日,当了13年警察的吴幼明被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辞退了。

  这一天,该局政治处向他宣读了一份决定,辞退他的原因是,他所办的民间杂志《水沫》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

  在当地不少人眼里,吴幼明是个“另类”,爱好办杂志、拍电影、搞行为艺术,最让常人难以理解的是,身为警察,却在网上公布了当地公安系统内部的一些“秘密”,比如,现身说法反映当地交警系统给民警下罚款任务的“内幕”。

  黄石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张立新表示,“辞退他,就是因为他非法出版,不再适合当警察,与他在网上的言论无关。”

  大哭数场后,这个33岁的男人笑着告诉妻子,“终于轻松了”。

  恐惧

  2007年3月18日,33岁的吴幼明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号啕大哭。62岁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母亲听到了风声,两天前儿子丢掉了“铁饭碗”。

  吴幼明,是赶回家安慰老人的。可是劝着劝着,他和母亲一起抱头痛哭起来。

  这一幕,被来自北京的纪录片导演黄文海拍了下来。黄文海本来是想拍一个警察的日常生活,但就在赶到黄石的第二天,吴幼明就被辞退了。
  吴幼明说,担心父母和妻子受到牵连,那几天异常紧张。
  黄文海决定把大哭的镜头当做纪录片的开始。在他看来,一个体制内的人,突然被体制抛弃了,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可怕的。这种撕心裂肺的哭,释放出的是正是人物内心强烈的恐惧感。
  10天后的中午,吴幼明拿着一截甘蔗,听身旁的妻子周莉给记者讲述他最近的故事,不时会心一笑。
  “别看他现在有说有笑,被辞退的头几天,他经常哭得一塌糊涂。一个星期里,我看见他至少哭了5次。”周莉说。
  周莉记得很清楚,3月16日那天,从得知被辞退交出警官证,到去派出所搬行李,吴幼明一直都没有哭,只是比平时沉默。第一次哭,是他晚上6点多在博客上写《一个被辞退民警的自白》时。
  “边写边哭,写了几百字,他哭了好几次。”周莉说。

  较真

  2006年一开头,警察吴幼明就干了件轰动的事。他把黄石交警系统下达罚款任务的事,实名公布到了网上。
  2003年11月,被调到黄石市交警支队二大队的吴幼明,没有完成下达的查处交通违法次数,大队要扣他180多元钱。在会上,吴幼明不接受处罚,并要求队长“要扣钱就给我一张收据,我再拿收据向上级机关反映。”
  第一次较真,吴幼明胜利了,没有被扣钱。此后,他很少完成罚款任务,也没有被扣过钱。
  2005年5—9月,吴幼明连续5个月没有完成任务。9月下旬,大队再一次决定扣他798元的奖金。吴幼明不服,要求“即便罚,要给收据”。
  同事劝他不要跟领导较真。吴幼明却认为,“有我这样的民警向领导提出质疑,可以提高领导的管理水平。”他开始给支队领导写信申诉,没人理,就再给更高层写。
  2005年12月21日,吴幼明给黄石市公安局局长王庆华写信,并明确表示15天若无答复,就把信公布到网络媒体上,让大众评理。
  “按程序逐级向上级反映,是希望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他说。
  当天下午,吴幼明接到了调岗通知,他被调到偏远的西塞山派出所。
  2006年1月5日,15天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晚上,在父母家吃过晚饭,他悄悄进了房间,把这封信公布到了网上,题为《交警为什么都爱罚款》。吴幼明署了真名留了电话,表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一个小警察,被领导扣几百块钱,可能是个小事,不会有人关注。”吴幼明没有想到,这个帖子会改变他的生活。
  那晚,他平静地回家睡了。
  6日上午,吴幼明在所里值班,手机不停地响,都是来自网民的支持。他开始有点兴奋。
  所里没有电脑能上网,他打电话给妻子周莉,中午和下午各打了一次,让她上网看看点击率和回帖率,并要她择要念一些回复的帖子。
  7日,值班结束的吴幼明回家了,第一件事就是上网。
  回复网友时,周莉看到穿着警服的丈夫哭了。

  名人

  吴幼明这样“较真”,是当了11年警察后才开始的。
  此前的吴幼明在同事眼中:沉默、不合群,但也还算随和,说话总带着笑脸。
  1994年参警到2005年,吴幼明都是下班后就回家,8小时以外基本上不和同事们一起玩。同事们也觉得他太书生气,在派出所当民警的3年里,很少会叫他一起参加抓赌抓嫖的行动。
  1999年,吴幼明被调到黄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成为一名交警。
  值勤休息间隙,其他交警都会在执勤路段附近的茶馆喝茶聊天,而吴幼明总是一个人在隔壁的书店看书,甚至背着麻袋去买书。
  吴幼明爱书,爱买书读书,尤其是爱读人物传记。“我特别喜欢甘地的传记,崇尚非暴力、诚实,这些很吸引我。”
  吴幼明说,自己很多的行为,都受到甘地的影响。
  2000年前后,兴起一股办民刊的风潮,“一帮文学青年,没人发自己的稿子,干脆就自己办个刊物,自娱自乐。”
  吴幼明也办了一份文学杂志《水沫》。
  虽然平时不怎么与同事来往,但吴幼明还是给同事们送去了自己的杂志。同事们开始对这个沉默的交警刮目相看,也有人不能理解,一个小警察,花自己的钱出杂志,有什么用?
  吴幼明并不气馁,开始给文艺界的名流邮寄自己的刊物。慢慢地,吴幼明结识了艾未未等一些文艺界的名人。
  “文艺圈里的这些朋友,大多都没有工作,在常人看来像疯子,但活得很自在,让我开始觉得,人活着不一定要依靠体制内的工作。”吴幼明说,和这些艺术家交往,慢慢让他胆子大了起来,开始不太在乎工作。
  而此时,《水沫》也名声渐大,当地很多媒体开始报道。警察吴幼明,成为当地文艺界的名人。
  也就是此时,他开始不愿完成罚款任务,“这是对弱者的剥夺”。
网络
  第一篇网络文章,反馈如潮,吴幼明自信起来。不断有网民给他打电话发短信或跟帖表示支持,甚至有网友说,如果他被辞退,可以给他提供新的工作,还有网友愿意捐款。
  这些回应,让吴幼明很激动,也很受鼓舞。
  “第一个帖子,是我作为一个弱者给自己维权,但网友们的热情回复,唤醒了我的公众意识。体制里有太多不合理的弊病,我想用自己的文章去指出问题所在,让体制透明,以利于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解决问题。”他说。
  身边的人,只有妻子周莉对他表示支持。2006年11月,刚刚新婚一个月的周莉,因为厌倦了高校里的“沉闷生活”,辞去了高校教员的工作。
  但父母无法理解他们夫妻俩的所作所为。
  在以吴幼明为原型的影片《黄石大道》中,他与父亲曾有这样的对话场景———父亲坐在餐桌边,责备儿子,“隔壁的小陈已经是科级干部了,你怎么还是个民警?”吴幼明的回答是,“你不懂”,“我要的不是这些。”
  吴幼明说,他不希望年迈的父母担心,所以在外的很多行为,都瞒着父母。
  而网络上热火朝天的支持声音,让他找到了继续坚持的信心。吴幼明开始频繁在网络上写文章,内容多涉及公安系统内部问题,如《罚款任务猛于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警察回忆录》等。
  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用了实名,并留下了手机号码,他甚至给自己印了名片,但名片上没有留下自己警察的身份。
  吴幼明说,如果没有网友的热捧,就不会有他后面的那些网络文章,“没人关注,我就不会有兴趣再发帖子了。”

 吴幼明与妻子戴着写有“水沫”的口罩。

  水沫

  就在吴幼明成为网络名人时,他办了6年的《水沫》出事了。
  黄石市新闻出版局市场管理科副科长殷少武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在检查时发现,广州一家书店内出售未经新闻出版部门审批就自行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水沫》,发函到黄石要求协查。
  2006年4月开始,黄石市新闻出版局先后派人前往广州、北京、兰州等地取证调查。随后,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定性《水沫》为“非法出版物”,夹杂违禁、淫秽内容,代售及个人直销该非法刊物则属违法经营。
  吴幼明承认,一年出两期,每期成本在3000—5000元左右,月收入仅2000元的他为赚回一些成本,让开书店的朋友代售,自己也网上直销一些;此外,收到过约5000元的捐款。
  但对于淫秽的界定,吴幼明不认可,“很多正规出版的小说里,都有大量的性描写。”
  “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人家写性写得有文学的美感,而且是为了主题需要进行适当的描写,但是吴幼明写得很庸俗。”黄石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曹树莹说。
  经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2007年1月26日,黄石市人民法院判决强制执行,对吴幼明处以2万元罚款。

  辞退

  虽然《水沫》不再出版,吴幼明仍不时在网上实名发帖。
  3月16日,吴幼明被通知“到分局去一趟”。等待中途,他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一本人物传记。
  上午10时50分许,吴幼明得知自己被辞退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民警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否则可以辞退。
  现场,吴幼明交出了揣了13年的警官证。“被辞退,我早已预料到。”
  但那一天的晚上,吴幼明还是失眠了。
  很快,有网友发帖声援他,看帖子的时候,吴幼明又泪流满面。妻子周莉在一旁,不住地用纸巾给他擦眼泪。
  支持的短信越来越多,吴幼明开始抄录这些短信,记在“警察工作日志”上。
  “他已经抄了两本。”周莉翻出一本给记者。里面,记录着每条短信的号码、内容,还有一些吴幼明的回复。
  在黄石待了10天的黄文海注意到,虽然每天能接到很多支持的短信和电话,但10天里,吴家没有一个朋友上门。
  这种强烈的落差,让吴幼明和周莉更加密切关注博客的点击率。在吴家采访,一旁上网的周莉不时插话,告诉吴幼明“博客的点击率又上升了”。
  3月28日中午,黄石市西塞山交警大队。多数昔日的同事表示,大家对这个结局并不感到意外。
  张立新,是黄石市公安系统惟一一个实名与吴幼明在网络上对话的领导。他也说,“吴幼明不适合当一名警察,我如果是局长肯定开除他。”
  3月21日,被辞退5天之后,吴幼明在回复网友时说,“被辞退,是我能接受的后果,不怪领导,我反映的是体制问题,他们解决不了。”
  他还拿到了一些辞退金,“如果他们开除我的话,我一分钱都拿不到。”
  吴幼明说,他不会要求行政复议。“我们双方最后能这样合法的理性分手,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脱下警服的他,准备安心做个文学青年。

□本报记者 褚朝新 湖北黄石报道

一  平: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与土地革命——土改奠定极权中国之二

 

1930年,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寻乌调查》,这他系列农村调查的经典之作,也是他的唯一得到完整保存的农村调查报告。毛在该文中说:“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该调查七万多字,虽不专业,也有重要缺失,但还算详实。1930年前后,毛在党内正受排斥,这使他有机会更多关注一些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瞎说”,毛是有针对性的。

毛的这篇调查基本是求实的,涉及广泛,所记事物真实准确,某些方面甚至非常详细,比如寻乌的物品和生意,乃至盐、豆腐、糖块和理发的价格。正是由于毛的调查是求实的,因此该文没有全然意识形态化(不是没有),这在毛的文字中为数不多。对于这篇调查,“史家”评价很高,但是它的基本问题却被忽视了。即从该报告,看不出寻乌需要土地革命,相反倒是对阶级论和革命的否定。寻乌70%的人吃不饱,大地主没几家,所占有也不多,而80%的小地主也是艰难求生,朝不保夕。土地革命后,人们的生活仍有三分之一没着落,倒是增加了税收,平白多出了革命军队和政府需要供养。再细读一下,其中就还有革命发动的战争、抢劫与杀戮。寻乌是个贫穷的小地方,虽然人们艰辛茹苦,有种种不幸,但也还算安和;红色革命没解救农民,倒是灾难。《寻乌调查》是中共土地革命的反证。

奇怪的是,毛看到了寻乌的真实状况,可是为什么还要坚持红色革命呢?当然,人们可以说是出于共产主义信念,有一定的因素。但是如果人完全笼罩于信念,就不会这么清醒,有如此的现实感,比如彭湃就没有毛的现实感。可以反问,如果没有红色革命,毛——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怎么可以最终主宰中国呢?我在这里提醒读者,在历史中,政治家的个人权力意志常常高乎一切,并且操纵社会和民众。因此,人们必需警惕政治权力,对之制约,无论其代表什么真理。

《寻乌调查》中毛记县城:全城2700多人,收租地主12家,占人口的3%;其中中地主2家,小地主10家。城内第一个大地主,何成治年收租三百多石;而刘段轩只收几石;平均每户年收租百石左右;何德新年收租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毛计算,当时一个农民一年需要15石稻谷,才可勉强维生。这说明城内地主平均靠地租仅够维生;最富裕的地主年结余也不过二百石稻谷;而有的地主甚至难以维生。

毛记全县:7 区12万人。地主占人口3%,他们占有总耕地的30%。其中“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数,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大地主只有20户,占人口比列0.045%,占地主总数1%。其中头等大地主8户,最富有的地主梅洪馨,年收地租万石,其田产加上他的药店杂货店,全部家资30万元;其他7户年收地租在千石以上。此8户头等大地主年收地租,毛没有具体记述,根据他的简单描述,我们可估算大至是2万石。毛记:二等大地主12户,其中年收地租500石的8户(按说这8户该算为小地主),600石的3户,700石的1户。他们年共收地租6500石,平均每户541石。由此看出,寻乌的大地主极少,土地占有比例也不大,大约占地主总土地的25%,占全县土地的7.5%左右。

中地主,113户,占人口比例0.4%,占地主总数19%。他们大约占地主总土地的28%,全县土地的8.4%。毛逐一记了他们年收地租数目:其中年收地租200石的61户,占中地主比例的54%(这一部分人该算小地主);年收地租300石的35户,占中地主比例的31%;年收地租400石以上的14户,占中地主比例的12%;其他还有几户年收地租不到200石;全县中地主年共收地租29000多石,平均每户260石左右。毛统计,一户七、八口人家的地主年收租百石也仅够维生。如此计算,中地主的年结余至多150石。毛记寻乌当时米价每担8元,折合下来每石稻谷价格是3.6元(毛记:180斤米合4石谷),150石稻谷合540元。而30年代中国大学教授的月薪300元左右,中学教师月薪50元左右;毛记,寻乌铁匠师傅的年薪包伙食近500元,铁匠帮工包伙食年薪100元,店铺伙计包衣食年薪60元。中地主的比例也不大,他们仅比勉强维生稍好,可算小康。

毛关于小地主的记述特别值得注意。毛记:小地主占地主总数80%。他们占地主总土地的46%,全县土地的14%。按照毛的统计,我们计算寻乌的小地主有475户左右,按每户平均年收地租100石计算,共47500石。100石的地租,如果他们自己不劳动,仅够一家勉强维生。

毛记:小地主中一部分是“新发户子”,占地主总数48%,“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 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 “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上面所说那种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说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首先,“新发子”占地主总数的48%,但他们实际不是地主,而是自耕农。“终日劳动”怎么是地主呢?中共一九五零年八月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隻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二、平均计算,他们除去生活必需,加上自己的劳动,年结余至多几十石稻谷,算稍有些结余的穷人。毛的父亲就是此类农民,毛回忆早年的生活,那也是挺艰苦的。三、这些“新发户子”是靠勤俭“致富”——多有了一点土地。他们“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以期多赚几个铜钱。”如果剥削那么容易,何必如此?四、在旧农村,农民靠勤俭善经营是可以积攒些田产的。而就中国细碎农田制,中国的大部分地主是这种“小地主”。五、他们靠勤俭由贫穷成了“新发子”,也就意味他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农民,是中国农村最积极的经济力量,农业生产的领头人。土地、勤俭、积累,是中国农民的中心意识,支撑着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小农经济,他们代表了这一传统。六、他们也做一些小生意和小借贷,按照“进步”观该说他们代表新时代,是“资本”经济的萌芽。七、毛说,新发子“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为什么“最恶劣的敌人”不是大地主,倒是“富裕”的自耕农? 这非常关键。当然,他们苛刻,招人恨;由穷变富,让人忌妒。但更重要的是,“新发子”比地主更顽强地体现了中国的小农经济:私有观念、家庭中心、个体劳动、勤俭积累。他们抵制革命,不是因为他们更富有,而是他们更不接受公有制、集体化、共产与平均,因此他们是革命“最恶劣的敌人阶级”。中共革命、土改打击消灭的主要是他们,他们是最冤枉最无辜的受害者。革他们的命,实际就是革中国农民的命。上世纪50年代后中国农民的灾难,是由消灭“新发子”开始的。可以说中共革命是中国农民“最恶劣的敌人”,历史证明了这点。

毛还记:其余的小地主,占地主总数32%,他们的土地是由祖上传下来(老税户地主):其中很少一些人年有结余,占地主总数0.96%,他们反对革命;而绝大部分小地主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这部分占地主总数的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再,“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小地主,占地主总数的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地主总数中48%的“新发子”不是地主,另外31%的地主“变卖田地”或“靠借债”才能 维持生活,那么真正的地主到底有多少呢?更蹊跷的是,31%的地主居然“也是革命的”,“很有革命热情”。这又怎么用“阶级论”来解释呢?连地主也要革命,这说明中国农村是整体的贫困和破产。农村本来就穷困,地少人多,生产有限,而军阀打战要征粮征钱征人,政府征伐要征粮征钱征人,而革命除了征之外,还要抢和杀,此外还有土匪、重重官吏和流氓,这些都要落到农民的头上。因此彭禹廷才提出他的小三民主义:自卫、自治、自富。第一条就是建立武装民团保卫乡村。无论成败,梁漱溟、彭禹廷的乡村建设是真正为农民着想,而中共在农村发动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是另有它求。这也就难怪,解放后梁漱溟向毛为农民争利益,说“农民在九地之下”。

毛说:“为什么小地主阶级……,他们的革命要求与活动如此迫切与猛进呢?则完全是因为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这已是革命套话了。寻乌12万人,全县大中小地主年收地租共10万3千石,合37.1万元,平均每人3.1元。这3.1元就是农民受苦的原因吗?这种丧失常识的“阶级革命”是什么逻辑呢?这个逻辑很简单:目的是建立红色政权,而取得政权必由暴力“革命”,因此凡拥护“革命”的就是自己人,反之就是敌人;而且为了“革命”,要设定敌人,没有敌人,“革命”就没了对象和理由。因此,本文中毛记述人大多都要加注:某人“反动”、“极反动”、“不反动”;甚至说“他那村子整个的反革命。”

对寻乌土地革命,毛算了一笔帐,承认由于“人稠地少”,民众仅靠分到的土地不足以维生,尚差三分之一。他记:“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 丧年节)的日常用度。”因此,人们要做些杂活才能维生,如挑夫、小买卖、打工等等。毛说“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可是,革命后都平均了,家家都难以维生,百姓除了养点猪、鸭,又到哪去找杂活呢?而做杂活不又是阶级和剥削吗?革命了分了地,可是人们一年仍有4个月的日子过不下去;既然如此,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毛记,寻乌的贫农占人口70%,中农占18.25%,又说:“什么是贫农呢?就是不够食欠债的,中农够食不欠债。”农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就不是内部分配的问题。一个饼,十人分,怎么分也就那么点儿。这就让人想起狐狸给熊兄弟分糖饼的故事。土地革命不是为了农民,其目的是建立红色政权,争取民众、兵员和物资,和国军作战,实现苏维埃。1946年开始的土改是有传统的。

毛没讲事情的另一面,苏区的革命政权、军队、战争对民众意味着什么。毛记当时寻乌每年土地税收:地丁每石谷田大洋二分,官租每石谷田小洋二毛, “合计地丁、官租二项,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过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几种原因,每年有两成收不到手,实际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上述田赋数量,每年不过六千一百余元,而县署用款如行政经费、司法经费、监所经费、人犯囚粮、慈善经费各项,每年须用一万余元,以之抵充,不足远甚。”寻乌的其它财政收入,毛记:“财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护商捐(年二万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宾兴租(以谷折钱计三千元左右)、孔庙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计年收三万元左右。其用途是,国民党县党部、靖卫队、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清乡局、公安局、新寻学校(何子贞、何挺拔办的)、普化学校(在澄江,谢嘉猷、蓝玉卿办的)的开销……”。此两项捐税加起来不足4万元,全县12万人,按人平均每人0.33元。另外毛记:“派款借款。省政府的赣省公债派过三千元,二五库券派过二千元,中央公债派过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过四千元,军阀过往,如林虎、刘志陆、李易标、黄任寰、许崇智、赖世璜过了多回,前后派过四万多元。以上这些派借款项,由县署分摊到各区、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资本以上的,均要派到。”这几笔派借款加起来共5万元(不是每年都有),其中4万元是军阀派款,1万元是国家借款。如此看,当时寻乌的税收和摊派并不重,政府财政相当拮据,难以维持(毛记:烟、酒、屠宰等税,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而当时朱、毛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万人,仅吃饭按每人每天两斤米计算,每天共需要444石稻谷,全年共16.2万石,合58.34万元,是寻乌大中小地主全部年地租10.3万石的1.57倍;是寻乌年土地税的95.5倍;县财政年总收入的14.6倍;寻乌全年主要物产输出43万元的1.35倍。并且苏维埃政府、红军还要其它开销,还要打仗,这些费用远远超过吃饭。毛记:“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寻乌双季稻,每石田年产稻谷2石(1930年,毛在《分青和出租问题》中记:“每石田(谷二石)”),10%地税合0.72元,土地革命后,地税是革命前0.22元的3.27倍。这仅是地税一项。到底是谁给农民带来了灾难呢?是地主、国民政府,还是红色革命?苏区的土地革命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在《寻乌调查》中,毛透露了寻乌革命的零星信息。“前年三二五暴动,抓了邮政局长,罚过五百元。此次新局长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动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范家声,百多石,……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易展良,五百石以上,开头反动,田快被分掉,又罚去千多元,穷了,不反动了”;“赖文莲,三百石,红军二十一纵队捉着罚了二千元,田分掉,现不反动”;“刘篁先,三百石,反革命,枪决了。刘添运,三百石,反革命,杀了他一个儿子,屈服了。刘焕通,三百石,被红军罚款 千余串。”“ 陈德全,二百石,在留车开盐行,反动,二十一纵队把他枪毙了。”;“陈二赖禾,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侄子被红军枪决,很反动。”

中共革命大多在贫困的地区进行,这些地区大多数人吃不饱,那么中共政权和军队的经费从何而来?不言而喻,这主要来于抢劫有产者——地富、生意人和业主。由毛以上的零星记述中,可看出凡是稍有财产的都被勒索。范家声年收仅百多石,但仍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相当他大约三年的收入。苏区的土地革命,除了为争取农民分地之外,很大一部分也是掠夺财富,获取经费;而且他们对有产者资产的掠夺近乎100%。“共产”不仅是革命的目的,同时有“现实意义”,而“共产”思想又为抢劫提供了“合法”理由。“革命”使抢劫与杀戮合理合法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是一个血腥暴力的过程。虽然,毛刻意回避了土地革命的残暴,但由毛在文中偶然的提及,可看到当时红军杀戮的随意。“刘添运,三百石,反革命,杀了他一个儿子,屈服了”,这是一个十分随意而肯定的句式。现在,人们通过历史资料对中共革命的残暴看得比较清楚了。

“192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江西省委说;……我们党和农协有点力量的地方,要求不客气地实施红色恐怖。”(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6册170页)。1927年11月中共建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大会宣言说:“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根本肃清土豪、劣绅、地主及一切封建势力”,口号之一是“大杀土豪劣绅!”(同上,202页)。彭湃公开提出要“大杀特杀”,“杀到汕尾港马官港的水都成赤色,各兄弟的衬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得通红”(《彭湃文集》291页) 海丰革命政府发布“七杀令”: 凡向农民收租讨债者、私还租谷者、私藏土地契约者、为地主作工役向工农勒债者都要枪决(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6册198页)。这场革命,海丰一县杀地主豪绅,“据最近确实的统计,共一千八百二十二人。”(钟贻谋:《海陆丰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月出版)寻乌革命到底杀了多少人,
至今无法考证,我们只能从毛的记述中去推测。

《寻乌调查》中,毛记南八区35户中地主,有4户6人被杀,占户数11.4%;15户逃亡,占户数42.8%。革命给寻乌经济和社会带来严重破坏:胡东林的木器店是寻乌最大的一家,开了二十多年,“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 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着反动派跑了。”“ 南半县完全没有僧尼、道士、传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们一概改了职业。”毛还记:“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 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在《寻乌调查》中,毛无意中透露了一些革命带来的破坏。

在这个调查中,关于土地占有,毛记:“公田40%;地主30%;农民30%”。太简单了,这是全文 的重要缺失。将地主中48%的“新发子”的土地刨除,地主的占地也就23%左右;如果不算31%入不敷出的破落户,地主占地只有15.9%。

《寻乌调查》中,毛将40%的公地归于地主占地,于是地主占地就成了70%。这也就是后来中共“地主占地70-80%”理论的根源之一。毛如此归算,实是为了迁就“阶级论”。比如他立名的祖宗地主、神道地主、政治地主,在概念上本不成立,其下没人头儿,只是说公田的来源和用处。毛记:“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 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宾兴田的来历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县各堡,多数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获之五成与县城宾兴祠。宾兴祠在各堡设有分局掌管田产。田产的用途是作为乡试、会试的路费及中了举人、进士的奖赏(主要还是作为乡试路费和乡试奖赏),奖赏的别名叫做花红。县宾兴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谷租。乡试(省考)每三年一次,……每届寻乌试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费二十四元,中了举的有花红百多元。” “科举废后,凡在赣州第二师范毕业的,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元,使他们好往江浙一带参观。此外,往外国留学的也曾津贴过一回,一个留学日本的给了三百六十元。县城办简易师范及高等小学,即是用的宾兴祠的经费。”可见,公田是用于公的。原田主管理,留下收获的五成,那也是佃户劳动所得。无论如何,这扯不到祖宗地主、政治地主,地也不归地主所有;相反公田大多倒是地主所捐。

一个县40%的土地是公田,难以想象,现在的话说寻乌“社会主义”的成分已经很高了。中国农村的公田主要用于祭祀、帮助贫弱孤寡和教育,再就是一些公共事务,比如修桥铺路等。关于公田的使用,毛也承认是比较公道。毛记寻乌山林:“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开圳,修桥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开山, 三年两开,树木两年一开。由禁长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场议定开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蕗或树卡(开树木山又叫落卡,即砍树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产情况分成若干小块,召集公众到场拈阄,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以上是家族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还有地方主义的山林‘共产’制 度。多半以村为单位,由村内各姓人等公举禁长。严禁私采,定期开山等等……。禁长均由选举,任期不定,有一年换两回的,有四五年不换的,全看他尽职不尽职。凡做禁长的都要铁面无私,公公道道。”“ 禁长们每年召开禁山会议一次,一切关于禁山的规矩都是由这种会定出来的。……开禁山会的那天,不但禁长们到,而且那个范围内每家都到一人,每人自带酒饭,另外出一毛子或半毛子买菜,并买敬’伯公’(作者注:土地神) ”。

不可思议的是,中共主张“共产主义”,但在土地革命中倒将寻乌40%的公田给分了。这到底是什么“主义”呢?毛说:“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分公田:一是说明地主占地不多,没有多少地可分给贫农,因此只能分公田。寻乌的这次土地革命,除去给地富家留下的谋生耕地,65%左右的土地分的是公田。二是牺牲农村公共及长远利益,满足贫农,实际这是挖肉补疮饮鸠止渴。三是等于接受土地公有不如私有,此违背“共产主义”原则。因此,分地的同时也就意味,“共产”革命会将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转交革命政权。分地不过是为了取得贫农的支持,打倒“地主阶级”,摧毁农村“封建制度”;而这只是革命的第一步,以后则还要建设“新世界”。由于红军在苏区没有站住脚,这部剧没能演完,倒上世纪50年代,他们终于有了机会,土改和合作化是一剧两幕。

人存在于个体与群体的平衡间。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不会全然为“私”或“公”,而是在不同条件和处境下二者恰当的比重和平衡。而这是一个长久的磨合与经验积蓄的过程。文明是时间的积蓄。任何依据概念,以暴力一次完成的社会都是灾难的,也是反文明的。

中国的公田制,各地不平衡,有的达土地的40%,但有的地方只有百分之几。这取决于各地经济和社会情况,一般来说氏族观念越强的区域,公田比例越高。公田是中国普遍而古老的土地制度,在先秦分封时代就有。早期公田是官田——政府发放;以后是民田——民自己捐献。关于公田,学者们的论述已经很多,我需强调一下它的社会意义。中国传统社会的凝聚性非常强,中国人也有很强的群体性,而且中国文化强调“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当然,中国的群体不同于西方,其不是以抽象原则为基础的社团,中国人也难以组织以法律为准则的公民社会;中国群体以人情为基础,由人情而伦理,由伦理而礼仪,它的中心是家庭,根在血缘崇拜。中国文明尚繁衍,这决定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有较强的共生性、群体性和稳定性。由于阶级论的长期灌输,中国文化的共生特征被掩盖了。

民间公田制,表明中国乡村很强的自治性。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氏族亦有自身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作为土地制度,公田是对私有的一个补充;对于贫富,它是富者的回馈,融合穷富;就社会,它是公益,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伦理和精神的。中国的帝王和官僚代表国家,抵御外敌与维护国内治安;而中国社会则在无以数计的自治乡村,它们是中国社会的实体,是整部中国文明的基础。半个所世纪,国人已经习惯将传统中国称之为“封建专制”,并将中共与之等同。这是错误的,是对传统中国缺少起码的了解。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专制不是极权。专制有文明传统,遵从制度和典章;而极权反文明),这体现于帝王和其官僚体系,但是我请人们注意,与帝王专制对应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乡村自治。官不下县,国家对乡村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正是乡村自治。这一条非常重要。中共正是在此摧毁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乡村建立了基层武装政权,由而建立起对农民的极权统治。“阶级斗争”、“土革”、“土改”,最终是为了建立极权统治。

当然中国的乡村不是乐园,如同任何社会,有其黑暗和残酷,如毛在本文所记的高利贷、卖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中国地主中也不是没有恶霸、欺男霸女,但这些不是制度性的,也不是阶级的。就是现今发达国家也有其“不幸”与“不合理”。就人性的有限,就自然环境,就经济和历史条件,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还是成熟有序的,不仅是长幼男女,而且包括贫富、贵贱、主佃。如果我们不用今天要求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机而稳固,到了人文秩序合理的饱和点。两千多年,中国乡村基本没变化,自然孤立,自治自足。乡民以家族为根据,以儒家伦理为准则,贫富依存共生。中国村落很少从内部崩溃,如果不是外部暴力,它们相当稳定,即使改朝换代,也依然如故。中国文明绵延几千年,稳固的农村是基础。中国乡村的稳定,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阶级斗争摧毁了中国传统乡村——由社会到经济到意识,也即摧毁了中国社会和文明的根基,由此中国民族的连续灾难也就是自然的。无此摧毁,极权制是不可能建立的;或者说,要建立极权统治,必须摧毁中国传统乡村,也就是他们说的“彻底铲除农村封建制度”。在此过程中,中国农民是最悲惨的受难者,特别是“地富”——中国农民的带领者,他们被连根铲绝,连及数代。可以说,中共土地革命是一场暴力摧毁传统乡村,建立极权统治的革命。由此,中国数亿自耕农才沦为了农奴。

2007年3月于  伊萨卡

(待续)
首发民主中国

贺卫方:与《南都周刊》谈所谓钉子户事件

 

采访:《南都周刊》记者彭晓芸

贺卫方按:这是我接受《南都周刊》采访的一篇接近原始状态的记录稿。出差在外,记挂着那座房屋,也不知采访稿是否发表,姑且借一网吧把它发到这个博唠阁中。

南都周刊:我看到您在博客上贴了重庆钉子户事件的照片,您关注此事,是什么原因?

贺卫方:这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嘛,我是一个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人,关注这样的事件是很自然的。

南都周刊:不仅仅是法学专家或者方方面面的学者在关注此事,这个事件,也成为了媒体的一场盛宴,大众的狂欢,在您看来,大众关注此事,有着怎样的心理诉求?

贺卫方:实际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虽然说有《物权法》这些法律在制定,中国的法律制度从立法层面来讲也是越来越完备,但是,公民权利的保护,包括财产权利,也包括其他权利,在法律保护上依然还是力度很不够的。不仅仅是拆迁问题,也包括农村土地的征用,还有其他类型的财产保护,都是特别紧迫的事情。有些地方发生了农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都跟土地的征用有密切关系。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另外,这些年对于《物权法》的争议,也引发了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关注。这些都是促使那么多的人关注这起纠纷的因素。

南都周刊:近年引起关注的维权事件往往都有这么一些特征,比如其方式方法相对比较极端,在公民社会的成长过程中,这种极端的抗争方式是一个必然的代价么?有评论者认为,此事受关注程度如此之高,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可喜的案例。

贺卫方:任何社会的演进,包括国家法制建成的过程中间,都会跟某些引发关注的、带有某种极端性的事例有关系。平常有些事情不会引发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因为它太平常了,属于常态性的事件。但是我们眼前的这个事件,我最初看到那个照片以后,心中的感受可以用“震撼”这样的词汇形容。真的是很少见到这种情况,周围都已经挖出一个大坑,一个房子成为孤岛,这个画面相当有震撼力。其实如果说极端,也不算太极端,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房子早就被推倒了,这个个案独特的地方在于那样的画面太惊人了,让人们思考是怎样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场景的出现。所以,这样的极端事例我觉得能够引发关注,不仅仅是看热闹,应该关注的是更普遍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是关注那些个特别极端的特色。

南都周刊:在人们的经验当中,这种拆迁的事情几乎是天天发生的,只不过好多都是在一个时间段以内都被解决掉了,但这个被称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坚持了三年多的时间。所以,人们也提出问题,政府和开发商没有利用别的手段强制执行,似乎也开始尊重公民的意愿?

贺卫方:对,这个力量对比是很有趣的。开发商能把周边的土地挖成那个样子,表明了他有非常强势的地位。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已经侵犯了一个公民的民事权利,比方说相邻权,户主已经无法依照平常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比如说不能出自己的家门,实际上已经构成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了。但是,他毕竟没有直截了当地把房子推倒,而是认认真真地挖成这么一个孤岛,这个其实说明了法律上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说开发商很强势就可以对公民的权利为所欲为。这两位房主,他们自己还是自信自己背后有一种力量让他们能够坚持住。

南都周刊:坊间有些传闻,认为重庆钉子户所以成为史上最牛钉子户,可能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背景和势力,如果这些传闻有事实依据,会影响这个事件的性质吗?

贺卫方:这事实其实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去猜测背后的因素其实没有多大必要。就事论事,在本案中,拆迁是否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实际上是这些案例的一个关键词——在这个案例来讲其实是再清晰不过,事实上开发商不是为了公共利益,但是他们似乎也拿到了某种意义的尚方宝剑,否则他们不敢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去进行这样的开发。似乎大家背后都有某种依托,当然,如果说被挖的那一家依托很强大的话,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从整体的对比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还是非常清楚的。现在也是对于我们的法律和司法的一个考验了。我之所以说比较失望,其实是对法院是比较失望,因为法院在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还开一个听证会,让双方都去发表所谓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个听证会不是走过场,而是一种决策方式,那么听证的结果一定会存在两种可能。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下,是不是会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说被拆迁的人的权利会得到一种保护,开发商挖地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的,是不是还要把挖去的土地给填平,把房子恢复原状呢?这可能吗?

南都周刊:在双方利益的博弈当中,他们之间的抗争,谈判抑或无法谈判,是不是证明了我们目前在这两者的利益分配上,是存在不公平的?比如,直接对拆迁户适用的法律条例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些条例,是不是在照顾老百姓的利益方面是有欠缺的?

贺卫方:我的同行当中,一些民法方面的专家,他们认为这个“拆迁条例”是一部相当糟糕的立法,都是偏向于政府或者开发商,而对于财产的原来占有人的权利保护相当不足。这个条例甚至根本没有对于因公共利益和因商业利益所进行的拆迁作出区别。不仅如此,我知道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所有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因此,民法上面对于附着于土地之上的财产权利的保护相当不足。一个人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等等,其实所有权是非常重要的,像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其所有权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绝对的,你没有办法通过强制的方式去剥夺他的所有权。虽然后来对所有权有了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国家想轻易地逼迫你走人你就得走人。另外,补偿的程序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论证等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好多年前,有一个德国的法官跟我说,现在德国的一个城市要是想修建一个机场,简直困难到了不可能的程度,因为打不起这官司。哪像我们过去那个小汤山建一个非典医院,十几天时间,从征地到建成都可以解决,这在那里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英国历史上,全国的土地似乎在理论上来讲是属于王室所有,那是1066年以后的一个理论性的假说,实际上,人们对自己占有的土地具有所有权,就是说,他可以自由地买卖,可以自己行使其他的一些处分的权利。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城市的土地所有权都是属于国家的话,你所拥有的权利不过是一个使用权,这个权利总是缺少一个坚实的根基,这是法律上许多缺陷的根源。

南都周刊:也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在这个事件当中,吴苹他们早期就要求在原址给予他们同样面积的实物补偿,但是开发商认为新建的商住楼其价值肯定远远超过原来旧房的价值,因此开发商不同意。就是说,土地的增值是原来的户主无法享有的。

贺卫方:开发商没有道理的地方就在于,既然你说人家原来的房子不值那么多钱,那你干嘛一定要拆人家的房?因为人家原来那个房子所占据的地面有价值呗,你不会明知道赔本还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于吴苹他们这样的要求来说,并不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这完全是维护自己权利的一种非常合情合理的交涉。

南都周刊:网民的意见多数是支持钉子户的维权精神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此事该理性冷静看待,认为钉子户的存在影响社会的和谐,认为钉子户是在漫天要价,是借机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您怎么看?

贺卫方:这个说法我不能同意。我觉得一个和谐社会绝对不是说政府要老百姓做什么老百姓就一点也不发出不同的声音,只有屈从的份,这不是和谐社会,这是奴隶制社会。现在我们既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叫共和国,这个国家无论什么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那凭什么说我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去进行抗争,会变成漫天要价,会妨害社会和谐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相反,在一个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权利去斗争,反而会导致真正的和谐。就是说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那么,在经济上强势的一些个公司——他们中的一些实际上是富可敌国了——他们在其行为当中也必须尊重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样的话才能构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南都周刊:其实无论个人还是开发商,他们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有没有相关法律来让他们各自都不漫天要价,遵循公平原则,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

贺卫方:对,法律方面的欠缺太多了。说到土地和房屋到底值多少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也超越了法律,现在我们没有标准去衡量一个特定的土地或者房屋的价值到底有多少。这里面的症结就在于,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土地的所有制决定了它没有进入市场,不是可以买卖的东西。不能去买卖的东西,其价值怎么去体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

南都周刊:但是土地问题上,政府是卖方,而开发商是买方,他们之间形成了市场,只是这是一个垄断的市场。

贺卫方:那不是市场,至少不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市场。当然开发商对某个地方的价值会有大致的判断,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去跟政府保持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甚至给政府某些好处,然后政府出面才能把他们开发的行为说成是公共利益。而没有真正的市场标准,使得土地的价值无法达成一个共识,这是许多地方发生纠纷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另外就是程序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极少数蛮不讲理的人也许存在,但是实际上有太多的争议发生在程序上的不合理。就是说,老百姓不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对他的利益有一个真正合理的判断,没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那个法院。我们就很少发现有那样的案例,就是说法院会在政府已经决定拆迁的一个大项目中判决政府败诉。法院在地方层面上本来就是政府的一种打手,一个“看门狗”。这样一种角色使得人民无法相信法院是公正的,事实上在这样的问题上法院往往也的确是不公正的。所以这个纠纷就没法解决,只好用这种方式。其实,如果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的话,这种困境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说法院能够真正公平地判断利益冲突的话,老百姓会接受法院的判决的。最可怕的就是法院永远站在政府一边。从前有一个思想家说,其实如果法院能够在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判决政府败诉,对于国家非常好,只有这样,在法院判决政府胜诉的时候老百姓才会服从。如果老是站政府一边的话,老百姓会觉得官官相护,官商一体,最后对国家无可奈何,或者说忍气吞声,或者起来造反。

南都周刊:也有很多人寄希望于《物权法》,认为在《物权法》生效以后判决就会大不相同,您认为《物权法》在处理这些相关具体事情方面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贺卫方:《物权法》其实也非常的麻烦,也很难说它就能解决多少问题。其实如果说法律的话,我们国家的法律里头规定的好东西太多了,比方说《宪法》里头我们有言论出版自由,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各方面法律都天花乱坠。实际上,如果社会实际的力量对比,或者权力结构没有达到使得法律必须被政府官员或者强势群体所遵守的话,那么单纯的法律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具文而已。

南都周刊: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是不涉及公共利益,但《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表示,这条理由不能成立,“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江平教授认为,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您同意江平教授的意见吗?究竟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由谁来界定?

贺卫方:公共利益应该是为不特定的人来提供服务的一种公共产品,包括比如为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廉租房,比如交通设施,马路、机场等,这些属于公共利益。但是,再怎么解释也不能把房地产开发商要建一个商业楼盘说成是公共利益。至于江老师具体怎么说的,我不能确定,我只是看到一个片段的报道。当然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公共利益不能由当事人一方来决定。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确定公共利益的程序和标准应当是非常透明的,应该是得到某种程度的业界共识和司法的严格界定。另外就是,这个事件前面的那个问题其实值得去研究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在一户人家还没搬走的情况下挖成这样,这是否是一种侵权行为?对于这种侵权行为,如果吴苹他们到法院起诉,法院是否受理?事实上,按照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房屋管理部门或政府的裁决不服的,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南都周刊:就是说您认为这个程序的公正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程序上出现偏袒,那么后面出现这样的局面,程序也要负很大的责任了?

贺卫方:是的。现在有某些地方政府有意识地把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合在一块。比如说,本来该政府修的路,政府就跟开发商签协定要求既要盖房也要修路,搞得比较混乱。这个是需要通过司法的决策过程加以清晰界定的事项。

南都周刊:专家的关注,和媒体的激情,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此事赋予了一些标志性的意义,甚至希望能够推动立法,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比如出台《拆迁安置法》?而不仅仅是由各地方根据国家的管理条例各自制定细则。

贺卫方:现在《物权法》已经制定出来了,其实里边一些条文可以说为今后的法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其实倒不一定说要推出新的立法,而是更多地通过司法解释,来把相关条文更加具体化,让它的含意更加具有确定性,律师们或者老百姓也就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条文和相关解释知道他们的权利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不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必须搬走。这样就不会像现在这种除了媒体以外谁都不好受的困境。

昝爱宗:新闻出版总署居然管不好一个记者站

 

记者站也好,记者也好,每次出事,多为丑闻,总是见新闻出版总署被动地”下指示”,所谓三令五申,表示要严格管理记者和记者站。其实,无论是从《中华工商时报》、《经济日报农村版》等四家中央级新闻单位因为以曝光为要挟收取财物和强拉广告来看,还是从《中国贸易报》兰成长采访被打死来看,在种种丑闻和悲剧面前,新闻出版总署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新闻出版总署在这些事件中,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又管好了哪项工作?

新闻出版总署总是把权力和好处挂钩,大权揽在手里,比如全国各地几十万记者领取一个记者证,必须要北京的新闻出版总署垄断。领取记者证之前,还必须要先有总署垄断的新闻记者资格培训证书,每人收费400-1200多元不等。再者,新从事记者职业工作的记者,居然要一年以后才有资格领取记者证。这样看,记者一年之后才能领证,记者资格培训岂不是多此一举?

新闻出版总署几乎年年都下文件要求整顿记者站,可实际上通过年年整顿,年年丑闻高发来看,新闻出版总署的文件完全是纸上谈兵,毫无用处。2007年4月2日,自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出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以来,又开始了新的”老一套”:该署下发新出报刊[2007]27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报社记者站管理的通知》称,自2005年颁布施行《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以来,各报社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了记者站的工作。但其不得不承认”仍有部分报社记者站存在多种违规问题,主要表现为:记者站从事广告、发行等经营活动;擅自聘用工作人员从事采访活动;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象摊派报纸、强拉广告或者索取财物;不按规定参加记者站年度审核,等等。这些问题干扰了正常新闻采访活动的开展,严重影响了新闻机构和队伍的形象,在基层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在中国,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令人尴尬的事实,有时候不光法律说了不算,法院法官说了也不算,难道新闻出版总署的一纸文件就可以让中央级新闻单位及其记者站遵守吗?所谓规范管理,往往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如何规范?

首先,中央级新闻单位往往是隶属于自己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该主管部门与新闻出版总署平级,或者是新闻出版总署的上级,新闻出版总署的权威何在?其次,报社的主管部门各自独立,他们是企业行为,自收自支,新闻出版总署如何插手?岂不是干涉企业经营行为吗?报社拉广告是天经地义,至于为什么有些记者愿意拉,是因为报社明知是乱来却不出钱让他们搞新闻,在经费上也是一毛不拔,所以动员他们拉广告。在这方面,新闻出版总署应该从制度上入手,国务院明明要求新闻出版法律的起草权在新闻出版总署,可该署不是从法律方面来规范,而仅仅是一年下一个文件,搞不具实质意义的形式,似乎年年有问题,年年有成绩,其实都是回避根本问题,有好处就领功,没好处就不作为,混饭吃。

可笑的是,该通知还声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兼任记者站站长和记者,记者站不得自行聘用工作人员”,那么为什么《人民日报》记者站和新华社分社领导都是正厅级干部呢?有些报社的领导还兼任中央委员,是正部级官员,新闻出版总署管得着、管得起吗?

现在看看众多中央级新闻媒体的记者站,不少是空手套白狼,上面不拨款,全由他们自己赚钱,养活报社,兼顾养活自己。所谓记者站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新闻报道或者记者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有以新闻报道为名要求采访对象订报纸、做广告,或者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象索取财物等行为,大量存在,普遍存在,国家又没有新闻法,新闻出版总署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无可奈何。

至于如何管好记者站敲诈乱来、借曝光搞广告,不是单靠新闻出版总署的一纸文件,新闻出版总署必须尽快推动新闻法治,比如应尽快放开报刊审批限制,由行政审批许可制改为登记制,新闻舆论是社会公器,不容宣传部门插手管理。报刊除了服从法律之外,不服从任何政府组织任何执政党派;应尽快废止《记者证管理办法》和《记者站管理办法》,由各新闻单位自行核发记者证;尽快起草《新闻法》、《出版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保障公民享有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神圣权利。有了新闻法,实现新闻法治,保障新闻自由,那些敲诈乱来、借曝光搞广告的行为就必然得到制止。不过,今后真是到了有了新闻自由和新闻法这一天,也就是新闻出版总署到了该解散的末日。

--博闻社

李昌玉:要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要民主社会主义?

 

不久前读到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后,我写了一篇《春节拜年,盛传谢韬“救党”之声》,表示赞赏之意。

谢韬的文章已经引起广泛的兴趣。以济南为例,因为订阅《炎黄春秋》的人不多,春节期间邮局不投送,因此,那几天前往山东图书馆复印该文的读者,络绎不绝。

最近友人传来谢韬据以申述的辛子陵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的序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辛子陵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著有《毛泽东大传》在海内外颇为流传。辛子陵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我读了之后写点读后感。

现在,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是要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要民主社会主义?

这不是词序颠倒的差别,是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执政观点与施政理念。

(一)先说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不懈地宣称:他们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民主”。

按照《共产党宣言》的区分,“社会主义”有:

1,反动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a,封建的社会主义,b,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c,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没有确定的内涵外延,谁都可以挂这个羊头,至于卖的是狗肉、牛肉、猪肉就因人而异了。可是毛泽东打天下的旗帜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许诺的是民主自由,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夺得政权的毛泽东虽然实际执行的还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但是挂出的羊头是“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在反右开始之后才修改定稿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于民主做过极为到位极为坦白的解释。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这是我们破解中共有关民主问题的一把解剖刀。把“民主”当作“一种手段”使用,哪里有民主可谈呢?但民主这件大氅是不能扔掉的。这时的毛泽东,他坐进了金銮殿。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呢?社会主义民主好不好呢?我们都领教过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解释里,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段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邓小平一方面开门引进了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关门阻挡资本主义政治。但是他不敢说不要民主,所以他依靠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上台,却高调推行比“两个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的“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他一语破的地解释道:“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政权,而恩赐给人民民主,也是为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他们不是正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而且紧固阶级斗争的弦,时时想到敌对势力要推翻他们的政权,结果,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搞得天下都是敌人,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邓小平更是采用坦克机枪,在首都镇压群众的民主诉求。江泽民也不示弱,对法轮功展开无孔不入的镇压。因此,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已经信誉扫地。不是海内外“反华”的学者专家批倒批臭了“社会主义民主”,而是执政党自己把它搞臭了。

如果说,华国锋搞的是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江泽民、胡锦涛搞的则是邓小平的“四个凡是”。凡是涉及到根本利益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成了一面挡箭牌。

共产党对于自己的政策、方针、理念的阐释也会与时俱进。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善于把一些概念的解释,不断地翻新,推陈出新,解释得适合反对者的口味,解释得叫西方人士也颔首称是。比如“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共产党的传家宝,它也像变色龙一样,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色彩,以追赶“时尚”,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一位法国记者的提问时说:“你提到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就是要实行依法治国,完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

这些漂亮的言辞几乎到达无可挑剔的完美,似乎反叛了毛泽东、邓小平,也应该公正地说,现在的胡温政权确实给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但是,如果要问:人民怎样做到“当家作主”呢?像现在这样的人代会、政协制度能够保证吗?据报道:这在这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张贤亮在两会期间说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直至乡镇城区都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行政区还设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多达三百万人。从中央到地方有这么庞大的一支被赋予法律责任的监督队伍,理应能够严密监督公务员的工作,但近年被揭发的贪官,却极少甚至没有一个是因肩负监督职责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质疑而被查出来的。”张贤亮是曾经打过右派的作家,以电影《牧马人》而蜚声中国。他还能说出这样一针见血的话,真不愧是右派。

电影演员巩俐提了一个“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提案,被网民讥讽为“小学生作文水平”。不过,我更要为巩俐鸣不平:请君查考一下,连这样“小学生作文水平”的提案也提不出的代表有多少?问题是现行的人大制度必然造成这样的尴尬。

每年的两会,通过每天的电视新闻,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第一是代表们提出提案,你提我提他也提;第二对政府工作唱赞歌,好,好,好,仅仅有一点美中不足的缺点;第三是举手通过,全票一致通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对政府、对公务员行使了多少监督权。这方面都患了顽固不化的“失语症”。我们也不知道每年的两会要花费纳税人的银子有多少,然后,全国各级的人代会、政协会还要花多少,这笔投资的“回报率”有多大。这样大吹大擂的两会,颇有点像大型的文化沙龙,工农兵学商、汉满蒙回藏的大PARTY.

我到香港,看到大街上挂了许多议员的个人广告,宣传个人的专业范围和方向,可以接受选民的投诉、建议,为选民服务。选民就是他的上帝,就是他的衣食父母。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是按照党委指定的候选人“选举”出来的。选民和代表、委员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他们当选或被推举,有的人是组织的安排,有的人纯粹是一种荣衔,表示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任,器重,恩宠,招安。

假若中国的人代会制度好得不得了,那么为什么至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学习、仿效、采纳?难道全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

这种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摆设,就是八大民主党派。他们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都是“建言献策”的专门人才。1957年章伯钧因为一个“政治设计院”的建议,成了头号大右派。今天的八大民主党派都降格成了共产党的“支部”或研究所。他们就是靠了这么一套“建言献策”的高超本领,每个月可以到同级共产党党委那里领取工资和办公费出差费。他们的基层组织,每年可以吸收几名成员,吸收对象是谁,都要由同级共产党组织事先批准。他们没有公开出版的报刊。回想1957年,共产党要打民主党派中谁的右派,那是“打你不商量”。杭州叶孝刚先生为民盟在反右中的遭遇鸣不平,写了文章发表在香港,然后转寄给民盟中央,可是民盟中央拿到这个烫手的山芋竟然呈送中共中央,而后再由中共中央交给民建中央查处,因为叶孝刚是民建成员。试问:这样的民主党派能够显示出什么有价值的民主监督吗?如果要写一部政党概论,中国的民主党派足可写出别具一格的章节。

至于新闻管制,舆论封锁,出版禁忌,依然如故,就不必再说了。

因此,积58年的经验,我们实在看不出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高明之处。它无法阻止毛泽东以及后继者的恣意妄为,也不能代表民意对政府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例如敝省青岛市的市委书记杜世诚受到查处,不是本省查出的,也不是该市自己查出的,而是中纪委查出,越级处理的。这就是典型的实践社会主义民主的案例。

我们确实看到共产党查出、查处了许多腐败官吏。但是,这种自行监督的方式能够突破权力垄断的制度屏障吗?没有权力制衡,没有制度制衡,哪能做到防患未然、防微杜渐呢?共产党的死结就是一党专政,有宪法,没有宪政,有党主,没有民主。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化解反右、六四、法轮功这些积怨,还得依靠共产党自己。那些争抢中共第一把交椅的人,如果你没有胆略直面历史的是非恩怨,还是请靠边站吧。共产党至今仍然没有走出“自在之物”的怪圈。为共产的赢得体面的做法就是直面历史,让事实裁判,让选票裁判,俄罗斯共产党、台湾国民党就是榜样。

说起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与之相互对照对应的概念资本主义民主。毛泽东们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民主的无限优越性拿资本主义民主来作为反衬,官方政治学学者和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缺点弊端黑暗做过不胜其详的论述,用来骗人骗己,自欺欺人。时间老人是最公正最无私的审判官。半个多世纪来在地球东方和西方各自封闭实践的事实足以判断哪一种民主弊端更多,哪一种民主弊端更少。我们不可能选择十全十美的制度,但要选择一种弊端较少的制度,在弊端的多和少之间选优汰劣,抛弃实践已经证明是弊端丛生的制度。中共的先贤陈独秀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转引自丁弘《光昭史册、拥有未来――怎样认识陈独秀》)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陈独秀做过共产党的五届总书记,化过国产国际和苏联的卢布,因此才能说出这样的真知灼见。

(二)再说民主社会主义。

我从旅游白公馆说起。2003年我到重庆旅游,前去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导游小姐是曾经解放重庆的军人后代。途中我问这位导游小姐:“今天我们去参观渣滓洞有什么意义呢?”我本来以为导游小姐会给我上一堂继承先烈精神之类的红色教育课,没有想到他竟然淡淡地说:“我也不知道,老先生请你自己看吧。”

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周居正的故事。

周居正,1945年参加了地下党,1947年参与领导重庆“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和发动“民变武装”,因而被国民党逮捕,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9月,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和罗广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血洗渣滓洞,狱中的共产党员策反敌特然后越狱。在枪声密集,血与火的生死关头,周居正不顾身体瘦弱和个人安危,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他的四岁小孩。

就是这个周居正,后来到西南局党校工作,1957年打了右派,被发配到四川“415”劳教筑路支队“劳教”。在“劳教”中,他被人告密,从他的笔记本中查出如下一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必须领先知识分子中的先觉分子,工人阶级中的先觉分子和农民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即,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的建议,发展工农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建立民主、富强、自由的新中国,……”结果,他被打成“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枪决。

今天来看,这个周居正的观点,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滥觞。他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可谓一言中的。

不过,这样的认识,远在右派鸣放时期就已经有了。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是右派大学生中最锋芒毕露因而也是知名度全国第一的右派大学生,她到北大参加辩论。她在会上说,八年来中共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爬上了统治地位,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其实这是最笨的办法。

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这是最愚蠢的……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转引自丁抒《阳谋》)

林希翎不但说出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而且他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在林希翎,在周居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为了追求这个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社会主义,多少先觉者遭到打右派、打反革命、坐共产党的大牢、吃老妈埋单的五角钱一粒的共产党的子弹的命运!

我们读到好多中共给老革命的悼词,千篇一律地称颂他们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其实,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完全诚服了毛泽东、邓小平,并且为专制独裁效尽犬马之劳。具体说,就是在党内斗争中,每次站队都站对了,忠于某个最后获得权势的领导人。党内斗争,那是残酷无情的,中共老干部哪个不是谈虎色变?党内斗争的失败者,一失足成千古恨,性命身家常常难保,功名富贵都要丧失,甚至于连老婆也要拜拜,那真是后悔莫及了。所以,在党内斗争中,那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瞻前顾后,战战兢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所以还能够维持的个中奥秘。

在这方面,周恩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模范共产党员。晚年仰卧在病榻上的周恩来,唯一的企求就是保住“晚节”。周恩来所谓的“晚节”,第一是历史清白,不要变成刘少奇第二,成为“叛徒”;第二是忠于毛泽东,一忠到底,绝对不能有一点违背毛泽东的言语行动。为了保住这个“晚节”,周恩来付出了自己最可宝贵的人格尊严,在我们后人看来,代价实在太大。

我们从反右看到文革,看到六四,看到反法轮功,多少人不过是因为有一点“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而被整肃,被枪毙,像周居正、林昭。

辛子陵破除了《共产党宣言》的神话,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定位到他们晚年对自己的修正上,为人们解读马恩提供了一个新境界。笔者近日阅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远在1957年,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北大最著名的右派学生之一,自称为“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就朦胧地感觉到还有別一个马克思主义。他说:“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他进而大胆地冒犯天条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第一株毒草》)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对于这个狂妄的“小伙子”理所当然地打了右派。

这次两会现在终于在反复折冲之后,通过了《物权法》。“左派”之所以拼命反对这部法律,我想从历史上来看,它意味着在事实上否定了土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倾尽全力“共产”。首先是剥夺地主的土地,而后再搞“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手上的土地化为集体所有,把资本家的财产化为国家所有。1957年7月,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始之后,毛泽东在青岛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因此还要有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一语道破了他发动反右运动的原因,也就是要用强力的手段来镇压对“共产”的不满。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发动了内战,为了夺取“物权”――“共产”,倾全党全国之力,搞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是一次彻底的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共产”,把人民手中有形的“资产”和无形的“思想”,剥夺殆尽。

毛泽东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住在青岛信号山下的德国皇太子的别墅里,那是一幢富丽辉煌的建筑,而我就住在每天都可以遥遥看见它的山东大学八关山上的学生宿舍里。我当然不能赴会,而且正在胆战心惊地交代自己的问题。

左派为什么拼命反对《物权法》呢?我能够理解,一个人,一个老革命,一个老共产党员,当他听说历史上他一向认为是神圣的崇高的,而且可能还是自己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东西,原来却是应该否定的东西的时候,那种痛苦是莫可名状的。他们虽然可以继续享受离休干部的优惠待遇,继续得到当政者的抚慰,但是,他们在精神世界,那些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的革命伟绩,原来却是历史的错误。这种精神支柱的崩塌,其痛苦是别人难以理解的。其实,远在“改正”右派的时候,许多人就难受了。因为许多人就是踩着运动的台阶走上科、处、局、厅……的登泰山的阶梯,不过后来他们发现当初被他们打的右派,后来却是由他们的手“改正”。这些人依然官照当,权照握,所以还能保持心理的平衡,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们照样要退休,社会也要“与时俱进”,现在他们感到了失落,一种精神的心理的失落。我们应该理解他们。俗话说:理解万岁啊!

“物权”突破了瓶颈,终于有了法,人权还没有法。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无法可依。言禁党禁依然是中共的看家法宝。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48年写了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说的是大洋国有一个真理部,还有思想警察“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如今中共的宣传部、公安部、国安部就是大洋国的真理部。

在中国,普世意义上的民主依然是可望难及的好望角。照我的理解,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心、要义就是废除一党专政,这当然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到位,但是只要一党专政继续存在,还不能叫民主社会主义。辛子陵认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可能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因此,中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自然应该是最不坏的选择。

温家宝最近大谈“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原因,就是它越来越受到实践的质疑。温家宝能够扶大厦之倾挽救“社会主义民主”吗?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枝头能够开出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自由鲜花吗?毛泽东死了才30年,变化就这样大,温家宝竟然敢于大言不惭地预言一百年!难道擅长预言、百年早知道是共产文化的秘诀?

陈独秀认为,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否则就是专制独裁的斯大林政权。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夺得全国政权的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反对,才没有取消民主党派,但是经过反右运动,他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治得服服帖帖的了。

“民主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民主主义宪政民主,把“民主”附丽在“社会主义”的身上,甚至于在现行宪法的基本框架内推进,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可能具有更多的“听众”,为社会的和平转型――和平过渡减少阻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如果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以英美的经验来参照,那么倒也可能真是需要一百年。总之,中国社会承受不起、世界形势也不允许中国再来一次1946—1976年的大洗牌。

(三)一个质问

中共领导人和主流马列教授学者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倡导者,如果你们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从1949年以来,共产党所有的反民主、反人权、反文明、反人类的实践都与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因果关系,完全是偶然的人为,那么,我也拥护再验证一百年,记得《红旗谱》里有一句名言:出水才看两腿泥。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一百年不过是白驹过隙。

(2007/3/21于山东大学附中)
首发民主中国

王德邦:警惕《物权法》通过后引出的新一轮官权疯狂掠夺及我们应该坚守制度改造的立场

 

3月16日,中国每年的例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夕,历时十几年官场反复扯皮的《物权法》终于高票通过了。对《物权法》学界与民间一如官场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有认为它将成为私有财产保护的利器,为有效防止公权肆虐提供法律依据;也有人认为它将为官场贪腐所得提供保护,为进一步官权掠夺注入活力。然而究竟《物权法》最后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从以往中国法律实行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因《物权法》出台而引起的中国新一轮官权疯狂侵夺财富的灾难却已经在这遍原本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劲刮,这是我们不得不马上正视并引起高度警惕的。对此,我们仅以中国已经报道出的2月与3月土地强征,或强行施工事件,就可以清楚看到这种现象。

从《维权网》上的“维权动态”栏目中的统计可以看到:

2007年2月强征土地、暴力施工事件:

1、浙江丽水政府出动警力铲除村民农作物

2月5日,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政府在没有任何公告情况下,派出工程人员,在70多名公安的戒备下,将官田村一遍500多亩土地上的农作物铲除。在没有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当地村委私自代表村民同意县政府征用这片土地兴建工业区,并只给每平方米33元到50元的土地赔偿,另加少量青苗补偿金,突然又出动警力,强行铲除村民土地上的作物,引起村民极大不满,村民要求省政府介入此事,交代清楚有关赔偿的法律依据。

2、安徽巢湖拆迁打伤村民

2月14日,安徽省巢湖市政府派出干部、公安警员和临时组建的拆迁队,手持各种拆迁工具对安桥新村百姓的房屋强制拆除,遭到了广大村民一致反对和抗争,拆迁队在有关领导的操纵下对在场的妇女老人进行人身伤害,用头上的钢盔猛砸妇女和老人,导致现场四名老人和妇女受伤倒地,一对聋哑姐妹被他们群殴昏死而无人施救,而当时在场的警察和一些领导无动于衷,在她们被送往医院抢救期间没有一位领导前去探望和了解事实真相。

可见《物权法》出台前的2月份,全月可知的暴力征地及因此引起的强制拆迁是两件。

同样,3月份《物权法》出台前半月,已知的强制征地及拆迁事件是:3月7日,湖北随州市政府及开发区工作人员连同警察近千人到望城岗村强行征地填土,上千村民意图阻止施工时被打伤了十多人,抓走一人。望城岗村九个组共2,000多亩土地被村委会在去年8月私自以一亩地25,000元卖给了当地政府,2,000多村民去年底发现土地被卖后,便不停申诉抗议。

与此形成鲜明映照的是3月份《物权法》出台后仅仅半个月,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强制征地与暴力施工、拆迁事件竟然急剧增加,犹如瘟疫一下弥漫全国。

1、重庆暴力拆迁打伤抗议居民

3月20日,重庆银星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了推动“东方港湾”商住项目,强行拆除重庆搪瓷总厂的职工宿舍,殴打当地居民,居民随后堵塞交通,抗议暴力拆迁,又被赶来的警察殴打、驱散。

2、广州从化沙贝村17名村民因反抗强征土地被捕

3月27日,广州从化当地政府出动上百名防暴警察及政府工作人员进入沙贝村被征土地的果园里,指使几十名工人强行将果树砍掉,数十名村民闻讯赶来阻止,有村民搬来液化气罐,有人往身上淋了汽油,以誓死抗争,后警察强力将村民制服,当场抓走17名村民。一名到场试图报道的记者在冲突中受伤,摄录机被警察抢走损坏。这起事件起因是从化政府于1993年违法徵用沙贝村3,000亩农田,赔偿额远低于合理水平,村民对此极为不满,多次向村委,市国土局及市政府,甚至广州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反映,但一直没有解决。

3、广西北海发生暴力拆迁十数名村民受伤

3月28日,广西北海市三合口被上千名武警、公安与拆迁人员冲入强拆房屋,一些欲阻止拆迁的村民被强行押送上车,引起冲突,在这过程中有十多名村民被打伤。3月16日,北海海城区政府对不同意拆迁的三合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28日前搬离,由于村民普遍对拆迁补偿不满,大家拒绝搬出,结果遭到暴力对待。

4、四川自贡官商黑勾结强行占地施工,打伤三村民

3月29日上午,四川自贡地方政府出动警察、官员与开发商、黑社会人员联合共约200人,各种车辆13辆、挖掘机一台、十吨翻斗车两辆,赶到自贡凤凰乡大湾村三组,对一遍荒废近十年的土地强行施工。60余名年龄都在50岁以上留在村中的村民闻讯前去阻拦。警察与涉黑人员联手打伤赖有芳、温群芳、李淑芳等三女村民。后来刘正有赶到,对现场进行了拍照。警察发现后,担心事件闹大,匆忙撤离现场。30日,村民利用当地市长接待日联合上访,要求政府出示土地征用批文及给予农民土地赔偿,却被公安、保安联合阻拦于门外。

5、长沙太平街被强行拆迁打伤居民逼得人跳江

长沙太平街被以修复为名事实是准备开发房地产项目而强行拆迁,从本月5号贴出强拆通知以来,近日许多还没有协商好的户主被拆迁公司人员强行闯入,搬走家俱,打伤居民,逼得有人跳水自杀。直到本月30号、31号强拆仍在持续。

6、重庆“最牛钉子户”仍坚守孤楼,面临强制拆迁

3月29日,重庆鹤兴路被称为“中国最牛钉子户”的吴苹面临最后法院的强制拆迁。3月19日,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裁定,户主杨武夫妇俩必须在22日以前自行搬迁,否则将实行强拆。此后,有关部门又留给“钉子户”和开发商一个星期的协商宽限,但协商还是没有成功。到3月30日,九龙坡法院发布公告,责令被执行人杨武在2007年4月10日前自动搬迁,否则将强制拆迁。看来最后命运还只能是强制拆迁,只是以法院的名义而已。

从这简单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物权法》通过之后的半月,发生的土地强征与暴力施工事件比之前的一个月还要多三倍,如此急剧增加的强征土地事件,我想这不应该是巧合。它有力地证明着中国大地上掀起的以土地征占施工为主攻方向的新一轮疯狂掠夺已经到来,而诱发这一轮疯狂征占的直接原因,我们可以想见与《物权法》的出台是相连的。对于《物权法》导致的这种新一轮的疯狂掠夺,外界通常解读是因为官权恐惧《物权法》出台后会结成阻止下一步掠夺的屏障,所以抓紧在它还没有生效前,赶紧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瓜分一切可能的资源。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对将来掠夺所得资产安全性保障的预估是否也是促使官权更大胆抢夺的原因呢?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方面的可能。

在官权刮起新一轮掠夺时,对于被掠夺者而言,《物权法》的作用究竟怎样,在此其实不必费心去追讨。因为中国今天还远不是探讨法律的时代,一个法律的好坏,事实上与百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文字上读来好的法律,在实际运用上却可以完全相反。远者不说,就是前年出台的《信访条例》,最后也只是沦为打压信访者的工具。还有中国《宪法》,从文字上也有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然而现实中却横行着因言获罪、因出版入狱、因集会判刑、因结社坐牢的邪风。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这遍土地上这种法律上的文字保护与现实中的酷刑侍候,实在太多了,简直举不胜举。那么今天立法还是那么些立法,执法还是那么些执法,官权还是那么个官权,我们怎么就能指望今天的《物权法》就会有什么保护个体的起色呢?

在一个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一切法律都是统治的工具,这是他们明确宣布的,法律是服务于权力的。这种情况下,法律对老百姓的作用远没有权力直接而巨大。所以当我们在努力去挖掘一部法律的意义,去预估一部法律的作用时,我们千万别忘记了产生与执行这个法律的体制,这个体制远比法律对这个社会影响要直接而巨大。也就是说,对于《物权法》的出台,我们千万别寄予过高的希望,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直接诱发官权新一轮更疯狂的掠夺外,对明天我们也不要指望它就会提供出比以前其他法律更有力的保护。面对这个现实,如何形成社会制约强权的现实群体性力量,远比指望一部法律来改变现实要有意义得多!

面对今天《物权法》出台后肆虐的官权,我们想想如何有效尽快扼阻这种肆虐,远比探讨这部法律明天可能带来的结局要迫切而有意义。

(2007-04-03于北京)

民主论坛

陈破空:谁是“钉子户”?

 

因未能与开发商达成补偿和安置协议,重庆市民杨武、吴苹夫妇坚守旧居,与开发商对峙。事件在互联网上曝光,迅速传遍世界。此时,正值中国通过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使该事件显得更为突出和敏感。《物权法》规定:只有公共利益的需要,才有拆迁的合法性。显然,开发商的利益,并非公共利益。

在没有达成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开发商擅自开工;还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不准杨武夫妇回到旧居。当近日杨武夫妇回家时,发现,墙被开发商打破,大部分家物都已被偷,水电都已断绝。

在文明国家,只要还有一户居民没有达成拆迁协议,开发商就不可能开工。对余下居屋,任何人破坏门窗或拿走财物,都属于犯罪行为,必受到法律追究;至于断水断电,也属侵犯他人权益,往往吃上官司。

重庆某法院虽然裁定强制拆迁,但过了最后期限(3月22日),却并没有执行。这是由于,事件受到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法院有所忌惮。持续报道这一事件的,包括各大网站、中央媒体、外地媒体、以及境外媒体。但重庆当地的媒体,对此却只字不提。原来,市当局已经强令当地媒体,一律不得报道。有人目击,法庭判决当日,所有重庆媒体记者都被一辆市政府汽车载走。

这一情节,再次泄露了中国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格局。3月23日,中共政治局内,胡锦涛主持学习《物权法》,表示:要按《物权法》,维护民宅权。3月26日,重庆市长王鸿举表态:绝不迁就漫天要价、毫无道理的要求。王鸿举的表态,显然是与胡锦涛别苗头。

这个发生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鹤兴路17号的故事,之所以能吸引媒体和民众的视线,关键在于,互联网最早刊登时,用的那个标题:“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在中国,人们已经默认,只有牛气的开发商,没有牛气的拆迁户。在开发商的背后,是官府,是权力,是权钱交易。官商一体的黄金组合,许多人望而生畏,更不要说冒险去“拿鸡蛋碰石头”。少数敢于抗争者,轻则头破血流,重则家破人亡。

多少年来,在“城市形象”和“国家利益”等冠冕堂皇的招牌包装下,在“发展”和“崛起”等名词的蛊惑下,当局可以任意发令,开发商可以为所欲为。无权无势的拆迁户,犹如案板上的鱼,只能听任刀俎。

2005年6月,河北定州,为强行征地,当局派出大批打手,上演“鬼子进村”,以各式凶器袭击村民,当场打死6人,打伤几十人;2005年底,广东汕尾,当局出动武警,镇压护地村民,打死3人,打伤8人;2006年底,江苏扬州,当局派人强行拆迁,爬上一户薛姓人家房顶,用大铁棍强行捣毁房顶,直至房屋坍塌,房主薛祥谷当场被活活砸死……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由此制造的血泪与血腥,在整个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举不胜举。中共官员公开扬言:哪有拆迁不死人的?

在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的狂潮中,除了血腥的痕迹,还伴随着肮脏的腐败丑闻。举凡上海、北京、福建等地,高官落马,都涉及拆迁中的贪污受贿劣迹。推理下来,谁能够说,在重庆市的这起拆迁案背后,没有腐败丑闻?如果杨武夫妇和官商持久对峙下去,如果媒体细究蛛丝马迹,最终在重庆扯出一桩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的腐败大案来,将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杨武夫妇的坚守,加上他们可以熟练地引用法律条文,大大方方地捍卫自身权益,连同至今没有被官商赶尽杀绝的例外,引来大众目光的惊奇。杨武夫妇因此成为异数,被评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物以稀为贵。该户女主人吴苹说得恰如其分:“我不是刁民,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重庆法院以“影响城市形象”为由,裁定强拆杨武夫妇旧居。然而,真正“影响城市形象”的,却是强行开工的开发商。在四周挖下10米深坑,使杨武夫妇的旧居独立如孤岛。这一景象,并非出自杨武夫妇,而是出自开发商。

与其说杨武夫妇是“钉子户”,不如说承担该项目开发的重庆南隆和智润两公司,才是“钉子开发商”;与其说这两家公司是“钉子开发商”,不如说庇护他们的重庆市当局,才是“钉子政府”。只是,中国的“钉子政府”,又何止重庆市一家?

深坑中的孤岛景象,活脱脱写照了官商合谋的“钉子”嘴脸,也活脱脱写照了中国社会现实。说起来,那个把持国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统治集团,至今拒绝选举、排斥监督、独霸政权,才称得上是当今世上“最大最牛的钉子户”。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A Track All His Own

A Track All His Own

By Sanford Schwartz

Martìn Ramìrez
Catalog of the exhibition by Brooke Davis Anderson, with essays by Vìctor M. Espinosa and Kristin E. Espinosa, Daniel Baumann, and Victor Zamudio-Taylor, a foreword by Maria Ann Conelli, and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Storr.
An exhibition at the American Folk Art Museum, New York, January 23April 29, 2007, and the Milwaukee Art Museum, October 6, 2007January 8, 2008
Marquand/American Folk Art Museum, 192 pp., $45.00

Ingenious, enchanting, and mysterious, and with an underlying note of relentlessness and rigidity, the work of Martìn Ramìrez presents a way of newly seeing a specific physical terrain. In the pictures of this self-taught or “outsider” artist, a Mexican immigrant who spent half his life in American mental institutions, where he made all his art, we are given distillations of a rhythmically rolling, mountainous, and largely sand-colored land. It is crossed with sweeping, serpentine railroad tracks and highways, busy always with the movement of trains, cars, and buses, and it is punctuated here and there with dark entrances to tunnels through the mountainserotically charged zones, in effect, which swallow up the various vehicles or send them zooming out. We see horsemen brandishing pistols, Madonnas, and the towers of Catholic churches. There are hares, antelopes, and wild dogs as well as glimpses, via images from magazines that Ramìrez collaged onto his drawings, of a more modern western landscape, one marked by the smiling, pert young women in cowgirl gear and the huge new locomotives and automobiles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of the 1940s and 1950s.

Martìn Ramìrez has for years be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masters of self-taught art, but his drawings and collages (he apparently never painted), rarely seen in number, are probably little known beyond the art world. Long overdue, his retrospective at the American Folk Art Museum, the largest and most representative showing he has had, certainly justifies his word-of-mouth reputation. In pictures of considerable vigor, muscularity, and sizeRamìrez was at home with sheets of paper four or five feet on a sidewe are presented with a layered, many-sided body of work. It is one that makes an organic unity of the underpopulated western American terrain and of Mexican life and, even more, presents an utterly original vision of continual travel in lands where cities are scarce.

Not that Ramìrez’s art is in any way straightforward or naturalistic. In his drawings especially, we are given an entirely linear universe, where so many independent, straight or curved pencil or crayon lines, shown frequently in repeating, parallel form and usually set against a good amount of untouched paperwhich accounts for the predominantly buff tones of his workmake up nearly everything we see. (Ramìrez was a sensitive colorist, but his purples, oranges, and greens are largely there to add heft to the lines.) Recalling on the one hand such beguiling masters of linearity as Klee and Saul Steinberg, or more dynamic ones such as Piranesi and the Futurist Giacomo Balla, Ramìrez’s drawings have aspects, too, of the suave zigzags of art deco architecture, the traditional blocky forms of Mexican folk designs, and the curvilinear patternings of many different tribal cultures.

——————————————————————————–

——————————————————————————–

What is Ramìrez’s own in all this derives from a seeming inability to show the illusion of a volumetric form, combined with an unfettered go and drive. Because he couldn’t get (or wasn’t interested in getting) his trains, mountains, canyons, or interior spaces to sit right on a page, and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he wasn’t content to represent them as purely flat, silhouette-thin shapes but had to show what he knew to be their full volume, he wound up making pictures in which, whether the lines are curving or straight (or both in the same picture), the overall effect is that we look at intricate, interconnecting scaffolding sites. We often seem to see the underside, the side, and the top of something all at once, with every element held tautly in place in a web of uniformly firm, dense line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Ramìrez’s pictures are of boyish, wide-eyed, gun-toting horsemen. They are invariably set in wonderfully busy stages, with countless short, angled parallel lines forming the elaborate floor and curtains around them. More enveloping and extraordinary, though, are landscapes where, entranced by the way his repeating lines form rounded mountain humps, plunging ravines, and sinuous roadways, he takes these shapes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look more like monster-size loaves of bread, giant mussel shells, or immense slugs, and his subject seems to be the sheer pleasure of drawing parallel lines. In many works (none of his pictures are titled) the bulging ovoid shapes, placed with nonchalant gracefulness here and there on the sheet, have a life of their own, and what we look at are near abstractions that somehow recall landscapes. It is in these pictures, which can be six or seven feet long, where Ramìrez’s similarities with cartoonists, fine artists, and folk creators are forgotten, and he is, so to speak, on a track all his own.

——————————————————————————–

It must be said, however, that we have no way of knowing how Ramìrez wanted his pictures seen. He never uttered or wrote a word about them; and it is easy to find yourself responding to his drawings not as artworks on their own but as illustrations of his life’s drama, in which the conditions of mental illness and of being an immigrant are intertwined. The pull of his life story is all the greater as crucial aspects of it have only recently been unearthed. When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5 Ramìrez found work in mines and the railroad; but by 1931 he had been picked up by the San Joaquin County police on charges of highly erratic and dangerous behavior, and he spent the remaining thirty-two years of his life in mental institution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dying in the second of them in 1963, at sixty-eight. He was ultimately diagnosed as a catatonic schizophrenic and, believed never to have spoken, was considered mute and possibly deaf.

Although Ramìrez is known to have made drawing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it wasn’t until 1948, when he was moved to DeWitt State Hospital in Auburn, that his pictures began to be saved. There he came into contact with a man uniquely able to help him: Tarmo Pasto, a Finnish-American psychology and art professor who was enamored of California’s mountainous terrain and wa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how to teach drawing. He provided Ramìrez with a steady supply of art materials, and it was when the two were closes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50s, that Ramìrez was most productive. Pasto also arranged for Ramìrez’s pictures to be shown in these years, in exhibitions of self-taught artists’ work on the west and east coasts. The roughly three hundred sheets that represent Ramìrez’s surviving output exist because, before Pasto left the region in the late 1950s, he set them aside for safekeeping.

Some ten years later, Pasto’s collection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painter Jim Nutt. Along with Gladys Nilsson and Phyllis Kind, he purchased the lot fromPasto and began studying and showing it. In the decades since, the writing about and exhibiting of work by self-taught artists, particularly by artists who made their work while living in institutionsor who, if not institutionalized, functioned in a zone of their own making, apart from everyday social intercoursehave grown enormously. The current Ramìrez show is accompanied by a first-rate catalog which reproduces the fullest selection of his pictures ever. It also presents, along with a range of articles on the meanings of his drawings and on the way they have been received over the years, the first real biography of the artist, a study by sociologists Vìctor M. Espinosa and Kristin E. Espinosa, whose research is still underway.

——————————————————————————–

After their biography here, Ramìrez will no longer be quite the same person one has read about since the 1970s. That Martìn Ramìrez was a ghostly, impalpable genius of drawing who inhabited the body of an ill man and social nonentitya sense of him reinforced by his decades-long silence and by a rare photograph in which, at DeWitt, wearing a robe and looking decidedly ill, frail, and unkempt, he stands holding up one of his large pictures along with Pasto. The figure who emerges from the Espinosas’ research is still, of course, someone whose thinking we can never be sure of; and he remains a profoundly solitary man who was caught in the grips, to one degree or another, of mental illness, of the chaotic times he must have found in California in the early Depression, and of being a manual laborer with virtually no social or political rights in a country whose language he couldn’t comprehend.

Yet Ramìrez is now a particular person, from a specific town and region, and one who connects with the confident, even implacable (although not the often witty and charming) author of the drawings. We now know that when he took the train north from his native Jalisco state in western Mexico to seek work he left behind a wife, Marìa Santa Ana, and three children (a fourth, his first boy, was born some months after he arrived in California). In his homeland he had a small farm, or rancho, and, in a region of Mexico where traditional manly possessions and skills were esteemed, he was known to carry a pistol and to be an expert horseman. Through the Espinosas’ research, we learn that on rare occasions Ramìrez spoke in Spanish when he was in the asylums; and whether through confusion derived from mental illness, or from the temperamental dictates of a man who didn’t question tradition, or because, on some level, Ramìrez’s deepest allegiance was to his art, he maintained a very particular set of ties to his homeland.

The Mexico he left would soon be riven by conflict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secular government and a Christian insurgency, called the Cristero Rebellion, a movement that held Ramìrez’s loyalty. In California, he learned that, during the civil strife back home, he lost his rancho, and he mistakenly seemed to think, through misreading a letter, that at some point his wife went over to the side of the Federales. His written response was that his children should be taken away from their mother if she was still aligned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later, we learn, he rejected entreaties from fellow Mexicans in California to return home with them, saying that he wished for his brother to take care of his children, whom he realized he would never see again.

The newly discovered facts make the crisis that enveloped Ramìrez after he left home even more excruciating. But they also give many of his images a resonance they didn’t have before. His figures of armed, solitary riders now have some reason to be seen as self-portraits, or certainly to connect with the fihting back home. Ramìrez’s mixed feelings about Marìa Santa Ana might lie, as the Espinosas note, behind his numerous images of female horseback riders and even of American women, taken from magazines, whom he sometimes shows bearing arms. The finest of his pictures of women, meanwhile, his Madonnas, floating figures whose facial expressions can be serene or agitated and whose clothing and crowns call forth some of Ramìrez’s loveliest work with pure line, we now know derive from memories of Madonnas in his home parish church. Undoubtedly it is this personal tie that helps give some of these tall, narrow drawings, particularly a nearly eight-foot-high, untitled masterpiece subtitled La Inmaculada, their sense of ethereality and grandeur.

——————————————————————————–

Looking at and thinking about Ramìrez, it is hard to keep Adolf Wölfli, an equally major figure in the annals of self-taught artists (and the subject of a retrospective at the American Folk Art Museum in 2003[*]), out of one’s mind. The remarkabl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can make it seem as if all institutionalized and self-taught artists are on the same wavelengthexcept that few of these artists have made such full bodies of work, and in the e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Swiss Wölfli, who died in 1930, aged sixty-six, was also a manual laborer with little formal education who began making drawings after the authorities placed him in an asylum. Wölfli, too, lived for roughly the second half of his life in a hospital (in his native Bern), his efforts there encouraged by a deeply sympathetic onlooker. Like Ramìrez, he eventually began making collages, adding magazine images of young women, among other subjects, onto his sheets; and like Ramìrez’s pictures, Wölfli’s are often quite big and scroll-shaped in format.

Ramìrez and Wölfli were separated by a full generation. Yet each made an art that, equally stylized, fantastical, and emphatically ordered and measured, often has to do with travel and movement. Comprised of numberless little interconnecting shapes, figures, and stretches of writing and of musical notation, Wölfli’s images would seem to be the stifling opposites of Ramìrez’s airy, linear worlds. In their underlying design, though, the Swiss artist’s pictures are game boards or mazes; they form curvy pathways that, like Ramìrez’s tracks, connote endlessly alluring yet destinationless voyaging.

The two men even presented themselves in their pictures in a similar way. Commandingly self-assured creators as they were, they imagined themselves, in the various alter egos that dot their scenes, as playful littleand baldheroes. We see Ramìrez as the armed horseman taking various poses and, elsewhere, as the same man at a desk, drawing pictures, or simply looking out at us, while Wölfli clearly put a lot of himself into a fellow with an eye mask who is often seen glancing offstage, like a burglar suddenly realizing he is not alone.

If Wölfli is the more astonishing of the two it is because, especially in pencil drawings made only in shades of gray, his ability to create interlocking shapes and figures and to do so over large areas without losing a caressing, sensuous touch is stupendous. One seems to stand in the presence of an inexplicable energy. Ramìrez is not so mind-boggling. Yet the scope of his art is in no way smaller, as his looming Madonnas (which have no counterpart in the Swiss artist’s work) attest. Ramìrez’s drawings are more grounded in common human experiences, at least for American and Mexican viewers, and while Wölfli’s art subtly changed over time, Ramìrez made real leaps in his work.

Although few of his pitures can be dated precisely, it is clear, for instance, that there were times when Ramìrez didn’t want or need to show the world as primarily a matter of decisively clear lines. In certain panoramic views, we see trees, many kinds of buildings wedged together, and lots of delicate marks to indicate texture. There are roadways, tunnels, and cars of every vintage, yet the roadways are so many detoured paths or dead ends, and Ramìrez’s subject might be urban confusion in itself. Despite one of these panoramas being nearly nine feet long and clearly a major effort, the views aren’t as compellingly strange as Ramìrez’s more purely linear visions of order and movement. In these pileups of details, where he uses collage as much as drawing, his result, ironically and a bit deflatingly, is not s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umerous professional or trained twentieth-century artists, from the Cubists on, who have employed a cut-and-paste method. Yet it is refreshing to see him make so radical a change in his work. He is like any artist who feels strong enough to branch out from his signature approach.

——————————————————————————–

Ramìrez as an artist may always be a little hard to reach, and not simply because he never said a word about his artistic intentions or because his biography, with its complex social and cultural ramifications, is so powerful in itself. What keeps the torments he faced so much the chief subject is that his images, which can suggest more than one meaning at a timeas when his trains speeding into dark tunnels bring to mind sexual intercoursealmost ask to be read symbolically. Moreover, we somehow need to see these drawings, with their sense of endless movement going nowhere, as a sign language created precisely for telling the stories of being a schizophrenic and an immigrantof being someone continually torn between two identities and two homes.

In the catalog’s essays, Ramìrez’s images are perceptively and engagingly described as reflections of a man who came to live in a state of “permanent dislocation,” as Victor Zamudio-Taylor writes, and whose work was an “expression of longing and remembrance,” as Brooke Davis Anderson puts it. Yet the words that stood out for this writer in these lucid and densely informative articles came in a description by Daniel Baumann of one of Ramìrez’s pictures of ani-mals in a desert setting, where he says, “one rarely experiences a more elegant, discreet, and lighthearted way to represent the feeling of solitude.” These adjectives are unlike those generally used in regard to Ramìrez. Yet they capture much of the tenor of his pictures, which are not only about rupture and loss but, and perhaps even more, a man in love with lines.

Notes
[*] See my review, “Wölfli’s Empire,” The New York Review, May 29,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