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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亚太人权基金会主席
潘晴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

我受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会长和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委托，祝贺大会成功。感谢你们让笔会分享的喜悦–此次十名获奖人，当中有五名也在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营救名单上，这是我们笔会莫大的荣誉，也是莫大的悲哀，因为中国是抓捕作家最多、迫害作家最重的国家。

下面允许我简介狱中的独立中文作家的情况。作家[PEN]这个词，广义上还包括诗人、戏剧家、记者、编辑出版等等文字工作者。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共有大约200名会员，至今为止，共有41名会员[或名誉会员]遭受逮捕。加上其他的非会员作家，我们已提交给国际笔会的救援目标共有75名，包括今天的五位获奖人，他们案例号是：34#杨建利、35#王炳章、43#朱虞夫、50#杨天水、65#郭飞熊。

请允许我特别介绍杨天水先生，本名杨同彦，汉族。1961年出生于江苏泗阳，198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主要居住于南京，任教三年，研究四年。一位具有独立人格、才华横溢的教师和作家，一位捍卫言论自由、呼唤宪政民主的中国公民，1990年至2000年间以“反革命罪”被监禁1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2000-2005年间被当局传讯、软禁、拘留多次；2006年1月25日被逮捕因为涉嫌参加“天鹅绒行动”；5月16日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就在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独立中文笔会已经授予杨天水先生首届“狱中作家奖”。

我们知道，世上任何一个奖项都无法治疗狱中作家被禁止写作的心灵创伤，无法弥补他失去的宝贵年华。我们希望以给狱中作家颁奖的方式，能够不时提醒世人：被看作是上天眷顾的具有另类才华的这些作家，却因发挥自由写作的才华，失去了写作自由乃至人身自由。说了几句话促进中国进步的这些作家要被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徒刑十几年；而那些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和人民性命的、正在真正地“颠覆国家”的官匪们却能安乐逍遥–这是何等的世道？

我们希望这些颁奖的消息，能给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面对强权与暴力的作家，带去些许精神的慰籍和鼓励，并表达我们的思念和敬佩。我们将继续关注他们在狱中的安危，并为之呼吁直到他们被无条件释放为止。独立中文笔会郑重宣告：言论自由包括写作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人权，维护作家自由是国际笔会宪章的明确规定，本笔会将为恢复上述狱中作家的自由而作出不懈努力。

谢谢

附1：5位受奖人的有关资料

34# 杨建利 1963年7月15日
<议报>社长，返国考察工人运动，2002年6月21日逮捕，非法入境、间谍罪，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北京第二监狱；

35# 王炳章 1982年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杂志，
2002年12月5日逮捕，间谍、领导恐怖组织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广东省韶关北江监狱；

43# 朱虞夫 1953年2月13日 浙江省杭州市
<在野党>杂志编辑， (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颠覆国家政权罪 1999年11月9日(一审) 有期徒刑七年浙江省第四监狱，出狱2006年9月14日；

50#杨同彦/杨天水
江苏省南京市，自由撰稿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6年5月16日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颠覆国家政权罪
江苏省第二监狱

65#杨茂东/郭飞雄 1966年8月2日 广东省广州市
自由撰稿人兼民间出版人，番禺区太石村罢免腐败村官活动的法律顾问，2006年9月20日逮捕（第二次），广东省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第二次）

附2：
得到重点救援的27名荣誉会员当中，获释已有6人，包括罗永忠、姜维平、喻东岳、姜力均、罗长福、朱虞夫；系狱者还有21人：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高勤荣、徐泽荣、拖乎提吐尼雅孜、喻华峰、李民英、李志、哈达、胡石根、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孔佑平、吴义龙、何德普、赵常青、陶海东、毛庆祥。笔会理事会已批准增加并上报国际笔会，作为营救重点的荣誉会员9名：杨建利、赵岩、程翔、蔡卓华、李建平、李长青、李元龙、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此外，近期逮捕已经判刑的有师涛、张林、杨天水；刚被正式逮捕尚未判刑的有：郭飞熊、力虹、严正学。

[2006亚太人权颁奖大会发言整理，参照狱中作家委员会资料]

【2006年12月8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锡红专访报导）在中国服无期徒刑的民运人士王炳章遭到狱方虐待和暴力殴打，他的家人为他向当局提出两项要求。 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刚刚从中国返回加拿大，他说，这于11月21日到韶关监狱看望了王炳章，这是自3月份以来家人获准再次看望王炳章，中间有八个月被剥夺了探视权。 王炳武表示，王炳章看起来比以前消瘦，情绪激愤，王炳章向他简单敍述了在监狱遭殴打和受到虐待的情况。王炳章今年以来在狱中待遇下降，经常吃不饱，伙食很差，一度停止的政治学习又恢复了。 而且，他自被捕入狱就一直遭单独关押，狱方不许他与任何人来往，也严禁他向任何人透露他就是王炳章。所以，当一次王炳章偶尔有机会到食堂打饭，他就趁机大声呼喊我是王炳章。 王炳武：“他们对他非常残酷，猛的扑倒他并用手铐铐住他，手腕都出了血，第二天手腕肿得像馒头似的。” 王炳章自此又被关了几个月的禁闭，王炳章家人曾于5月份、8月份两次要求探望都被狱方拒绝。 王炳武介绍说，父亲3月份去世，家里无法及时通知王炳章，狱方在几个月后才告诉王炳章父亲去世的消息，王炳章为没有能够好好孝敬父亲，在他离世时没有守在身边感到非常自责。 王炳武说，这次能够获得探视相信是因为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全家人于一个多月前向加拿大政府发出求救信，加拿大外长立即就给与了答覆。 王炳武表示，由于王炳章患有严重的静脉炎和花粉过敏症，并已经在狱中两次中风，目前家人已经向中国官方提出两项要求—- 王炳武：“两个要求：一是马上改变他的生活状况，改变对他的非常待遇；第二、给他换监狱，他本人也已经发出了三封控告信。” 王炳章说，如果一个月狱方不予解决问题，他就将在监狱每天深夜大声喊冤。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庙会之日，伫立在绣楼上凭栏眺望踩高跷、舞狮子的大户人家千金，由于过于投入，一不留神把须臾不曾离身的一方香巾飘落楼下，只见这香巾忽忽悠悠、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一名进京赶考路过此地的风流才子手中……楼上的千金见此情景，在惊愕之余，又不胜羞涩地莞尔一笑，于是那幸运的才子也不去京城参加高考了，失魂落魄地留下来，与千金开始了一段曲折而缠绵的姻缘。

元霄之夜，才貌双全的员外之女，在贴身丫环小红的陪同下，提着灯笼在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闹市人流中穿行，由于过于忘情，把一个出身于穷光蛋之家的俊朗少年手中的花灯，碰得东倒西歪、付之一炬……可这穷小子不仅不生气，反而万分温柔地安慰阔小姐：“小娘子，不怨你，全怨俺”；于是，阔小姐与穷小子开始了一段惊世骇俗的恋爱。

清明之际，当然，也可能是春暖花开的别的什么日子，貌赛天仙、气死貂蝉的豪门女公子，在去给干舅妈上坟或去亲姥姥家走亲戚的路上，受到三几个游手好闲、不三不四的社会闲杂人员的侮辱、调戏，就在女公子喊天不应、哭地不灵，即将失身而尚未失身那千钧一发般的一刹那，挑着一担柴禾从此路过的古代青年楷模或背着一把宝剑的江湖侠客，就像徐洪刚一样突然从天而降，断喝一声：“住手！”……于是，砍柴郎或江湖侠与女公子最终结成了一对恩爱夫妻。

——这些都是古典小说、传统戏剧中，青年男女相识、相恋、亲热的前提与缘由。不可否认，在男尊女卑、男女有别、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混账道德观为价值取向标准的封建社会里，这些生活在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青年男女们“亲热”的理由，还是很符合时代特征、很合乎民俗逻辑的。可是，今天的青年男女，还需要找足这些“理由”再去亲热吗？

然而，我们打开小说，发现一对相互心仪已久的青年男女，由于走夜路，由于穿越一爿乱坟岗，又由于突然听到一声猫头鹰的尖叫，女孩子才“哎呀”一声扑进了男孩子的怀里。

然而，我们打开电视，发现一对相互暗恋的青年男女，由于必须要经过一段叫“鬼见愁”的崎岖山路，在一面是绝壁、一面是悬崖的最险的一段，女孩子一失足，在将要坠落但又尚未坠落那一瞬间，男孩子一把把美人抱了过来。

然而，我们走进影院，发现一对只差一层窗户纸尚未捅破的青年男女，正好公司派他们去操办同一件业务，路遇大风或大雾或大雨或大雪，总之天气坏的不得了，女孩子脚下一滑，在即将摔个满嘴啃泥但又尚未摔倒之际，男孩子手疾眼快、果断地将美眉托了起来……

然后，他们才相互地注视了一下；然后，他们才开始拥抱；然后，他们才开始庄严而郑重接吻、亲热……

最近一段日子，文坛上热闹得有点不正常：东北有个叫洪峰的作家，为抗议单位停发工资，上街乞讨去了；中南有个叫黄辉的作家，号称为了安心搞“创作”，甘愿找一个比猪还丑的有钱女人把自己包养起来；江苏有个叫莫小新的艺术家，把自己脱成一丝不挂的光屁股猴，在课堂上手舞足蹈用肢体语言宣传自己的“大作”；重庆还有一个叫王琪博的诗人，号称自己的一首小诗被有钱且脑子还未进水的人以80万的天价买走了…… 够了，歇歇吧，在陌生人也可以拥抱一分钟、在什么铺垫和借口也不需要就可以接吻一下的今天，就凭当代作家们给男女青年们虚构的“亲热”的理由，就知道这样的“作家”已走到末路穷途，就知道这样的作家一旦被踢出体制、取消编制、停发工资，一定会被饿死。

 

一个年轻的记者，面对一位被救助者的下跪感谢，做出了同样的下跪动作，在10余分钟的互跪时间里，这位年轻记者完成了当天的采访——这是日前引起网络热议的“记者下跪事件”的简单情节。我不知道记者出于什么考虑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至少，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记者成了一个救助弱者的新闻事件的主角，甚至在一轮又一轮的热烈讨论中，原来的新闻——如何救助弱者——已经不重要了，甚至被人遗忘了。记者反而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接受一次次的聚焦和炒作。

不久前，被称为“中国最美女记者”的曹爱文，也曾经以同样的原因、同样的方式受到了举国瞩目，成为时下思想平庸、炒作成风的新闻界里“最亮的一颗星”。

一位电视编导曾经告诉我，在他们编辑、制作“台风袭来时的记者”这样的节目时，听到了台湾同行的议论：“中国大陆的记者已经进入了‘表演阶段’”。君不见，狂风大作、天昏地暗时，记者在台风海啸即将袭来的海岸边，手握话筒，瑟瑟发抖地发回报道。可是，你知道吗，放下话筒，收起摄像机，记者马上走到官员们的指挥中心，完全依赖官员们提供的信息向自己供职的媒体发回报道。也就是说，这种完全依赖官方信息、没有一线采访的报道方式，即使不到风雨里“出镜”也能完成，但记者为什么要加一个这样的镜头呢？要在狂风暴雨中留下一个自己“辛苦工作”的“倩影”？这是时下新闻报道中流行的“表演秀”。

这样的“表演秀”，从突发事件到法庭审判，从社会救助报道到重要会议报道，均有“上演”。如果说，记者进入了“表演”角色，成了“著名演员”，用戏剧界的行话说，是“抢戏”的结果。而在互联网舆论已经形成的当下，由于对社会公平的渴望，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艰巨，如何对待弱者成为最能牵动社会神经的问题。而一些新闻工作者很善于制造“道德伦理困境”，假设一些刺激社会神经的问题，进而彰显自身的“可贵与崇高”。这也是一些新闻工作者总是能成为“新闻主角”的社会原因。

由于工作性质，记者是与新闻现场、新闻人物、公众人物距离最近的人，一旦对新闻事件稍有放大，或者“稍有动作”，就很容易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获得广受社会关注和成名带来的好处。而从新闻职业的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而言，记者就是公共信息传播者和重大事件记录者，并且，从严肃新闻的理念而言，记者从来都应该是坚守良知、遵守社会普遍道德的职业人群。制造“道德困境”，刺激社会神经，放大自身的“崇高和伟大”，是转移公众视线的不当之举，记者成为“主角”，一定程度上也放弃了自身责任，忽略了公众应该知道而且必须知道的新闻事实，这应该引起新闻从业者的思考和警惕。

“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高耀洁

79岁的高耀洁医生下榻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简陋的小型宾馆里，带着一位艾滋病人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和《财经文摘》见面。此前的十年间，高耀洁医生在中国基层与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全面接触，和他们吃在一起过，住在一起过，生活在一起过，向他们提供着物质与道义方面的援助，并不断地无偿接收一些无家可归的艾滋孤儿，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阴影。

80年代末期，血浆经济在中国一些城镇和农村兴起，导致农民卖血狂潮出现，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1996年，妇产科大夫高耀洁在河南接诊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发现了血液问题。此后，她独自一人着手对艾滋病问题进行考察，并不断揭示存在于中国底层的艾滋病灾难的真实情况。

因为揭示这些问题，高耀洁医生的小女儿不得不流落加拿大。“她非常恨我”，高医生说，“她来电话时从不叫一声妈”。高医生的女儿在她揭示艾滋病和公立医院接纳非法行医后，失去了在卫生系统的工作。

过去10年，高耀洁医生见到了1000多位病人，有时候一天走7个村庄，见100多位病人。1999年，高耀洁医生联系到12名艾滋病患者，春节时给其中8人分别汇去100元，半个月后，有400元被退回，退款单上写着“收款人已死”。2000年春天，在河南文楼，艾滋病人排着100多人的队伍从高医生手上免费领药，一位病人获得了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并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

在中国，有一些农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仍然只停留在毛泽东主席年代，这成为他们取舍事物的一大标准。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病人们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愿望，某种层面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位能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和苦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妇科大夫高耀洁将逾80岁，不间断地投身于艾滋病拯救工作对她的健康构成了一些威胁。今年春天，一度支持她的丈夫已经因为癌症在河南逝世，这令她感到悲痛。

8月23日，她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社会问题会议，显然，艾滋病问题无可避免会被进行讨论。高医生带着一位她认为随时可能死去但又不似那种传统的不善讲述只知哭泣的病人来到北京，试图让病人临场带给人们一些实际影响。那一天，高耀洁医生还随身携带着一些药物胶囊，以此对付可能随时出现的血压升高。

在交谈中，这位医生掉了三次眼泪，她那干涩的眼眶里泛出一些湿润，眼睛红红的，话音凄凉。高医生说，她正在为自己料理后事，从去年开始，她陆续将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来，分别送往各地的图书馆，她已经写好了遗书。这是一位天伦之年的老人的忧伤和哭泣，迷茫和怀疑使她落泪。十多年以来，她恐怕从来没有找到过一条顺畅的路。

以下是高耀洁医生与《财经文摘》的交谈：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会关注并参与艾滋病救助工作？

高耀洁医生：我是不小心陷进去的，看见死的人太多，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财经文摘》：您认为您与艾滋病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耀洁医生：一个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财经文摘》：您能给他们什么？

高耀洁医生：我在尽一个人的责任，虽然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我个人的力量而言，也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中国很大，艾滋病是全局性的问题，我做的工作是寥寥的。可是我来到这个人世，作为一个人，我就要做一些有利于人的事情。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孙。

《财经文摘》：有利于人，利在哪里？

高耀洁医生：那些没爹没妈的艾滋孤儿，我把他们弄出来，让他们接受教育，有一个归宿，会慢慢好起来的。可是，我也没法保证他们不受大环境的影响。

《财经文摘》：什么影响？

高耀洁医生：缺德！

《财经文摘》：缺德？

高耀洁医生：因为有好处，可以名利双收。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贪污问题是普遍的，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

这不光是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我退休后没回医院坐诊，就是不忍心欺骗病人。看着他们骗病人，我难过。现在的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是个名利组织。如果不同流合污，那是站不住脚的。

《财经文摘》：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很严峻吗？

高耀洁医生：很简单，一是道德沦丧，现在的血液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第二就是一切向钱看，不管病人死活，只要钱。现在如果不用狠手段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将来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不敢设想。

《财经文摘》：记得您对我说过，这是一场国难？

高耀洁医生：在1996年以前，我是相信外界传说的艾滋病只是行为不端、吸毒造成的。1996年以后我第一次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抱着这个态度，我进一步接触了许多病人。

穷卖血、病输血。如果当初制止血传播，现在不会这样的，这都十几年了。我承认，性行为或吸毒都能导致艾滋病感染，但我同时也认为，血液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概率非常大。现在卖血现象还是不能制止，死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下去，国将无可征之税，亦且无可用之青年。

《财经文摘》：您在最底层都看到了什么？

高耀洁医生：现在主要是信息不透明，宣传不到位，妨碍了知情权，有些人连艾滋病都不知道，怎么防治？还有就是官员说瞎话，现在地方上一直在捂，捂得太严了，从前是公开的，现在则是变相的捂，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要想做好，一定要说真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掩耳盗铃。

《财经文摘》：当您不断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公众时，有没有压力和阻力？

高耀洁医生：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这样痛苦？

高耀洁医生：现在我是欲罢不能，病人为什么都来找我不去找政府？因为你没有为他们办好事。做工作是要看成绩的，要是不断有人死去，要我们医生干什么？我对不起那些病人。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944年，卡尔.博兰尼在《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译本标题为“大转变”，似不妥）中指出，一个原本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市场经济可以凭借其力量逐渐重塑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使社会最终丧失对市场的制约力从而任由市场疯狂撕扯母体社会并导致社会解体。这样的社会，他称为“市场社会”。晚近的观察告诉我们，市场社会可能演化出恢复自身健康的机制，故而，市场社会可能避免卡尔.博兰尼预言的悲剧命运。

1949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的结尾预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注意，他所说的官僚化传统，是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内的官僚化过程而不是韦伯所说的“欧洲理性传统”内的官僚化过程。后来的事态表明，我们社会背负的这一官僚化传统果然很沉重，或许，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不堪官僚重负，我们社会的精英群体曾发动过一场历时十年、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政治运动，试图寻回几十年前这一精英群体风华正茂时的清纯。

这一“史无前例”并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思想政治运动戏剧性地告终之后的第三十年，费正清的预言仍挥之不去。与欧洲的“市场社会”相对而言，我们的社会似乎应被定义为“官僚社会”——嵌入在这一社会内的市场经济似乎正逐渐被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内的远为强大的官僚化传统重塑为一种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场经济。

所谓“公务员热”，只是上述“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社会演化趋势的千百种表层现象之一种而已。虽如此，我们仍可借讨论这一现象来剖析我们的社会。

基于常识，概括而言，“公务员”这一社会阶层享有下列生存优势：（1）公务员阶层与权势集团保持着密切且不必合一的关系。此处“不必合一”至关重要，惟其如此，“文官制度”才可能为社会提供不随政治情形变动的公共服务。又，不必合一并非不能合一。惟其合一，才导致腐败丛生，并且导致文官制度失效。在常态下，因其社会职能而必须与不论何种权势集团保持着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公务员阶层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2）基于超常增长的政府岁入，公务员阶层的物质生活正在迅速改善。虽然，在探讨了政府岁入超常增长的各种可能原因之后，一位明智的观察者或许会认为，几乎不受立法权和司法权制约的执法权（即政府权力）的“利维坦倾向”和同样地没有受到前两项权力制约的赋税政策，伴随着恰好处于迅速扩展阶段的市场经济，才可能支撑政府岁入和公务员薪酬的“恶性膨胀”。换句话说，明智的观察者不会不同意，已经维持了若干年的“岁入膨胀”，绝非长期可续的；（3）与转型期社会的其他阶层的处境相比，部分地由于文官制度的内在性质，部分地由于我们社会的政治文化（稍后再解释），公务员阶层的生活方式具有更高的稳定性。转型期社会生活越是支离破碎和变幻莫测，稳定性本身就越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之一；（4）最后，借着想象中的“布尔乔亚”情调与“东亚精英”理想的某种混合，我们倾向于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务员阶层视为我们自己的公务员阶层的摹本。这样一种阶级意识，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意识，也不同于我们传统社会的“仕”这一精英阶级的意识。但正是这一意识提供的或显或隐的满足感甚至“自我实现感”，使我们的政府确实吸引了相当多的人才，尽管这绝不意味着它不以同样的速度毁灭这些人才。

既便抽离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因素，一个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的政府，仍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双重职能——既要提供与旧制度相维系的公共服务又要提供与新制度相维系的公共服务。注意，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公共服务”类型，更何况，不同制度所要求的政府服务之间还存在许多冲突从而倾向于抵消政府服务的总效果。所以，不难想象，这样一个政府的权力不仅保持了权力扩张的本性，而且为使相互冲突的政府服务达到“道德合法性”（legitimacy）所要求的足够显著的净效果，它还必须产生超过权力本性的那种扩张冲动。

于是，从经济学的“明智的自利”角度看，唯一的出路在于——这仅仅是可能性：我们政府的精英们最终意识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在远未产生足够的来自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衡力量的时期，政府必须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尤其是限制征税权。我们说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因为滥征税相当于滥伐森林——开采速率远大于资源更新速率故使资源耗竭，从而诸如森林、土地、和水产品这些“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策略对应于使政府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对税收的最优限制。

最后，当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且迫在眉睫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由“公务员热”引出来的，那就是休谟曾经描述过的：与其接受单一的恶不如接受多种的恶，借助恶与恶之间的对抗关系，社会获得善的后果。既然不能不有权力，那就应当有多种权力的制衡关系。这一权力制衡关系要求立法权或司法权的权力来源真正独立于执法权的权力来源。

十一月上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曾庆红突然打乱了原订的议程，提出他要在十七大全退的要求，但却向胡锦涛开列五个条件……

曾庆红在中央书纪处的日子不好过

近年来，在中央书记处一个人说了算、独揽大权的曾庆红常在内部称：中央书记处很难履行好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分工上常存在不少新问题，压的担子不轻，问题积压不少。

曾承认：中央书记处一办九室，派系、山头林立，常互相埋怨、指责，推卸责任。

曾庆红在党内分工，主持中央书记处，分管组织、党校、港澳台工作，都接连受挫：组织人事上审核的省部级干部失误，十多名自二００三年上任的省部级干部相继落马：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中纪委、中央军委的关系不协调，尤其是与中央军委的关系经常发生龃龉。曹刚川、徐才厚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来不买曾庆红的账。今年八一建军节，军方拟的出席庆祝会的名单，独缺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徐才厚在书记处曾多次向曾庆红、贺国强、周永康叫板。

陈良宇事件对曾庆红的压力

今年九月下旬，上海陈良宇事件爆发后，党内外纷纷将矛头直指向江、朱、曾。上海官场、组织人事、经济金融等问题不断被揭露，使曾庆红在政坛上处于被动局面。

上海市委自二００一年以来，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集体”。去年，中央书记处将评审提名上报中央政治局时，吴官正、罗干拿出近三百封举报上海市委的举报信函摊到抬面上，问曾庆红：怎样解释，怎样对来函进行答覆？结果，删除了上海市委被评审为先进省（区）、市委的提名。

中央书记处评审先进省市优秀省级干部失误

以下是近年来，中央书记处评审先进省（区）、市委、优秀省干部失误的概况：

二００三年，先进集体：上海市、广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苏省；

二００四年，先进集体：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西藏自治区；

二００五年，先进集体：浙江省、北京市、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拟名单中的上海市、广东省、山东省、上报中央政治局后未获通过）。

二００三年，优秀省级干部：刘淇、陈良宇、张高丽、曹伯纯、王乐泉；

二００四年，优省级干部：刘淇、陈良宇、张德江、向巴平措（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王云坤；

二００五年，优秀省级干部：王岐山、韩正、张宝顺、黄华华、徐光春、李源潮。今年一月中旬公布后，党内对韩正、黄华华、徐光春劣评如潮。仅广东省，有近五百封信函反对黄华华被评为优秀省级干部。河南省的一封信函更指：徐光春是优秀干部，河南省委就没有贪官污吏了。据知，写这封信的是河南省纪委委员，署的是真名实姓。

曾庆红萌生退意出人意表

正是在以上重重压力之下，曾庆红似乎萌生了退意。他首先找到吴邦国、吴官正交心，能度很坚决，表示：顾全大局、维护大局，一切以大局利益作为出发点。又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而是为人民为祖国服务，不断上进。

当时，曾庆红也提出几点要求和看法。吴邦国、吴官正都表态：提交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但希望曾庆红对个人去留，要留待集体讨论后再定。

十一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会议，原订这次会议讨论下列问题：今年党政军、国家机关干部大幅提薪后的社会反应；如何采取措施，开创工作岗位，纾缓三百多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如何加大力度处理好社会群体和党政部门的关系等。

政治局常委会上曾庆红搞突袭

但，曾庆红在会上搞了个突然性政治反击，完全打乱了会议原订议程。曾庆红突然提出：要求在十七大退下，让较年青一代有更多条件、时间，在一线领导岗位上磨练，驾驭全局。他并提出：挂职到地方基层、乡村搞社会状况、党的建设、农业农村工作调查。个人从党的益利、全局工作，作了多方面深思后，要求党中央接受他从党的十七大全退到党员，担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

吴邦国在会上还把曾庆红对他和吴官正交心所表示的态度作了传达。

曾庆红开列全退五条件不利胡

曾庆红在会上还提交了一份《我的意见和要求》，实际上是向胡锦涛开出五个条件，作为他全退的交易。

曾庆红提出的五个条件如下：（一）维护党的十六大制订并通过的政治纲领，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思想。（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任期以二届为法定期限，由党的章程规定。（三）十七大进中央政治局的候选人的政治审查，必须坚持文化大革命中”三种情况”的人一律不能进（按，”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搞打、砸、抢的骨干分子，以及风派人物。曾庆红开这一个”硬条件”，实际是要胡不能把李源潮、薄熙来等一批人拉进中央政治局）。（四）建议凡属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决策，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则上一致通过（包括个人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百分之七十五赞成，方为通过。撤销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核心小组（指由总书记、总理、人大委员长三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五）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离退休后，一律不再享受政治上的特殊待遇。

北京政界高层观察人士认为，曾庆红这以退为进向胡锦涛的反撃，是带有挑战性的政治一搏。

编后议

胡曾博奕

在十一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曾庆红突然提出要在十七大时退下。

曾庆红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十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曾庆红削权的三项决议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深思熟虑，可能感到原来希望从胡锦涛那里获得支撑的力度下降，再在目前的位子上撑下去也很难受，所以无可奈何地做出有条件全退的姿态。曾庆红惯于搞政治上的小动作，而且政治野心很大，故此对他的突然提出全退，是真是假，还需要观察。

当然，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曾庆红以退为进，向胡锦涛反击，这是带有挑战性的政治一搏。因为他提出的五个条件，很明显是在限胡锦涛的权。你削我的权，我就限你的权。下一步就要看胡锦涛如何与曾庆红博奕了。

 

陈奎德先生的《煮酒论思潮》结集了他近十几年来讨论当代思想与文化问题的论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一九八九年以后他旅居美国期间撰写的，只有极少数是中国大陆时代的作品， 最早的一篇是一九八二年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当代科学的新思潮——耗散结构的启迪>。

奎德的专业是哲学，最初从西方哲学入手，早年曾写成关于怀特海哲学的专题研究。本书所收入的早期论文也主要集中在西方现代哲学的领域之内。奎德的专业训练虽始于西方哲学，他的根本关怀却很早便倾向于为中国思想和文化寻求新的出路。所以他在一九八七年所写的<人对自然与自然的人〉 一文中，已开始讨论中西自然观的异同。这样看来，他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密切注意中国大陆上种种新思潮的起落决不完全是时势造成的；他的哲学精神自始便贯注在这一方面。事实上，在八O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奎德也是一位有力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据苏绍智先生的回忆，奎德早就以[思想解放]闻名；一九八九年三月他在上海创办的《思想家》是一个既有分量又具潜力的学术刊物。正因如此，他当时在北京准备召开的《思想家》首发式才遭到了官方的禁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今天奎德的基本立场与其说是[思想解放]，毋宁说是[思想开放]。[思想解放]是对于八O年代大陆知识界的一般描述语；其中[解放]两字专有所指，既相对于官方的意识形态而言。思想越能脱出这个意识形态的束缚便越[解放]。奎德当年摆脱马列主义的思维架构一定比其他的人更为彻底, 因此才赢得了[思想解放]的称号。但[解放思想]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解放]以后的思想仍将发展成某种类型。据我的了解，奎德的思想断无可疑应该划入开放的一型。他自然有自己的中心宗旨，但是却能对各种不同的知识领域和立场互异的思想流派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无论以视野广阔、观察敏锐或闻见渊博而言，他都是一位最合格的思想与文化的评论家。这部《煮酒论思潮》不但是近十余年来大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纪录，而且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今后大陆的思想与文化的动向有所提示。他并没有作出任何武断的预测，但是通过他的批判性的分析，读者自不难窥见大陆人文学界几个主要思潮此起彼落的消息。

自七零年末以来大陆的思想和文化界开始有松动的迹象。进入八十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显然已失去了号召力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最後形成了着名的「文化热」。这般热流和民主运动互相支援，互相激荡，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才告一段落。经过一两年的沉寂之後，大陆的思想和文化界又再度发言了。一九九三年以来，种种新思潮随着大批新兴的刊物和丛书而出现，以致陈奎德要用「迎接新诸子时代」的标题来描述这一现象。这可以说是大陆对外开放以後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由於它刚刚开始，我们一时不易看出来其最後的趋向，不过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期的思潮在外缘条件上有两点最显着的不同。第一是思想的论说与政治行动完全脱节了。论说本身自然有深刻的政治涵义。但由於「六四」以後极权控制的严密化，大陆知识分子已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了。八十年代末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进行的种种公开化的社会、文化，以至政治活动，已不能复见於今日。第二是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社会空间反而扩大了。最近三、四年由於大陆「商业潮」的突然兴起，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下海」，民间社会出现了可以支持思想与文化发展的经济力量，这是第一阶段所没有的新情况，文化市场和市场经济开始恢复中断了四十多年的有机联系。我们观察当前大陆思潮的发展，决不能忽视上述两个新的外缘因素。

我读了《煮酒论思潮》之后，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想借此机会作一极简单的表述。

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大陆的思想、文化界虽然十分活跃，各种思潮迭起迭落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整体看起来，总不免予人以无源之水的印象。

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有些「思潮」和「主张或对策」的分别也相去不甚远。用中国传统的名词说，这些都可以算是「策论」，和具有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或思想未可同日而语。今天大陆上的「策论」很多。（即使「策论」的作者寄旅海外，其对象主要仍是大陆的当权者。）这种新式「策论」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论或观点（包括官方的马列主义和西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然後针对着中国大陆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即使是有些以思潮面目出现的文字，如细加分析，似乎也逃不出上述的公式，不过表现得较为隐晦、曲折而已。大体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和讨论的问题直接出於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关切，这是相当大一部分「思潮」文字的特色。这两者都无可非议。就前一特色言 梁启超早就主张「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胡适论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意义也特列「输入学理」为四大纲领之一。至於後一特色 则更是中国思想史上早就出现的。所以《淮南、要略》论儒、墨、道等诸子的兴趣 强调其针对当时弊病的背景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说它们都是「务为治者也」 即可以「治天下」之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梁启超、胡适的话是在七、八十年前说的。他们的本意只是要中国人参考西方学说以为自己创造的始点 并不是要中国人永远追随西方的现成理论。而先秦诸子则是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奠基者 他们之能够形成学派并蔚成一代的思潮则是由於长期开创关於人文界和自然界的知识领域而致。反观一部西方哲学史 情形亦复如是。即以本世纪而言 逻辑实证论以至整个分析哲学的兴起都是和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的突破性收成一体的 而最近三、四十年来欧陆哲学重振旗鼓 甚至在英美都已对分析哲学的传统造成威胁也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如人类学、语言学、史学、文学批评等的研究成绩尤其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与中西历史上这些划时代的思潮相对照 则近年来大陆上出现的种种论述究竟算不算真正的「思潮」？其中表性的人物又究竟能不能称为「新诸子」？ 恐怕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我对於目前大陆有关思想和文化的论述甚为重视 但是我也确有一种不很满足的感觉。过於依赖西方的论说显示出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独立创造的境界 过分针对政治现实而立说则不免自处太狭。而且现实的变化往往快得出人意表 有始立说未毕而客观的情况已变 则论述者的辛勤努力便不免落空了。但是上列大陆论述的两个特色可以说主要是环境造成的 不能由个别论述者负责。就我平素所接触到的大陆中青代学人而言 他们之中极多好学深思之士。只是由於大陆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为官方意识形态压制了几十年 至今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他们的学术凭藉远没有西方的同行那样深厚。但是他们的热诚则十分高昂 因此只要稍有自由的空间便一拥而上追求任何因偶然机缘而碰到的新鲜观念或问题。这也许是最近十几年来大陆上思想和文化界常常出现各种「热
」的原因之一。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後学』热」（即「後现代」、「後殖民」、「後结构主义」之类）都是显例。但是真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需要长时期的艰苦研究和反覆讨论 其过程与其说「热闹」 毋宁说是「冷静」。所以「文化」而能引起「热」便恰好说明这个文化」不是自生自长的 而是从外面贩卖回来的 正如市场上抢购所造成的热潮一样。

我因此十分同意奎德在[静养人文之气]和[退而结网，梳理混沌]等文中所流露的关怀。一九九四年大陆上有一批学人提倡[重建人文精神]，奎德对此作了同情的响应，而归结到人文精神的建立离不开一种人文学术研究的传统，虽然依他看来，大陆学者所提倡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学术研究之间似无必然联系。在他所谓[退而结网]的呼唤中，我们更不难看出他对重建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的重视。我深感奎德这个见解是最值得大家重视的；要想给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探求新路的知识分子，除了[退而结网]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据我所知 大陆上已有不少人文学者正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默默地耕耘。即以我接触过的中青代学人而言 这一类沉潜的工作者已比比皆是。「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这是我对於大陆上人文研究的远景始终保持乐观的一个主要根据 。

我相信他们在学术上的辛勤创获最後必能导引出创造性的中国人文思潮。但这 我想对目前一个流行的观念附带加以澄清。最近我常在大陆的刊物上看到所谓「学问突出 思想淡出」的说法 意思是说 现在出现一种风气 一方面鼓励知识分子埋头从事纯学术研究 而另一方面则阻止他们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个说法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清代中叶考证学盛行的情况。照一般的解释 清代考证学本身便是一种思想倾向的产物 而且考证学家所攻击的程朱理学正是清廷所正式提倡的官方意识形态。

今天大陆上「学问突出 思想淡出」的说法大概和正在流行的「国学热」有关 官方如果有意诱导这一趋向 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这个说法的出现也确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不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 把「学」与「思」真的看作是互相排斥的两件事。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不但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通则 而且 如上文已指出的 也同样在西方哲学史可以获得印证。事实上 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 学者只要长期从事於严肃的研究工作 他们的最後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起着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 这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关於此点可看 Michael Walzer,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一书。）总之 真思想和真学问是一事的两面 无从截然分开。我们很难想像世界上有无学问的思想家或无思想的学问家 两者的分别不过重点偏向有所不同而已。只有在人文研究取得既深且广的成绩以後 中国大陆才能在马列主义的废墟上「重建人文精神」。但这恐怕需要好几代的学人作持续不断的努力。

奎德这部《煮酒论思潮》是属于思想和文化评论的范畴。它一方面为大陆近十几年的思想变迁提供了历史发展的线索和政治、社会背景的解释，另一方面又对各派思潮的实质提出了评论和分析。这正是思想和文化处于酝酿和突破时期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上面已所过，这种工作只有兼具哲学素养和广传学识的人才能胜任。以中国学术思想传统而言，《庄子. 天下篇》　和荀卿<非十二子篇>便是评论［思潮］的经典作品。现代西方这一类的著述更是多不胜举。最近三、四十年来，由于欧陆哲学传统起而与英美分析哲学竟胜，新思潮几若雨后春笋。像我这样哲学的门外汉而又想对现代的思想动态有所认识，有时便不能不解径于思想评论家的第二手著作。在我所接触到的评论家中，我特别欣赏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自一九七一年以来所写的五大本评论集，因为伯氏不但评论公允，而且自具深识，确能做到既赏识别人的长处又揭发其短处的境界。

我希望中国的人文研究能够尽快赶上世界的水准，不断出现血深思锐的论者，使奎德也有机会施展他的身手，而不致书空咄咄，发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1996年9月18日序于普林斯顿

 

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为人生座右铭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以治中国思想文化史而驰名国际学界。经过逾半世纪的「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11 月 15 日，余英时与非裔历史学家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John W. Kluge Prize），两人将平分一百万美元奖金，预定 12 月 5 日前往国会图书馆领奖。

余英时教授 11 月 16 日在普林斯顿住宅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谦称，他是「糊里糊涂」得奖，个人对得奖以平常心对待。早在几天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已在电话中告知他这一喜讯。他虽觉意外，但内心十分平静，「获奖固然可喜，但不会太兴奋」。

学贯中西 卓然有成

毕灵顿馆长 15 日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赞他学识渊博，「而他在中 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方面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做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的同侪形容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当代以中文创作的历史学家中，其作品最广为流传」。

余英时学贯中西，横跨「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并以历史的达观、思想的缜密及分析精辟著称。主要以汉语写作的余英时，高兴首次有华裔学者获得「克鲁奇奖」。他说，这个奖凸显以华文从事学术研究的地位与重要性，也等于承认华文写作获得世界肯定，同时意味美国主流学界对研究中国历史的肯定，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来说，比个人得奖重要得多」。

中国知识界大多认为余英时作为首位华裔学者得奖，对中国史研究学界、世界华人学者都是一大喜讯。如同《纽约时报》报导所言，余英时大部分著作以中文写成。不过，他强调自己也写了不少英文论著，除专书「 Trade and Expansionin Han China 」，还有数十篇份量 很重的专门论文在各重要学术刊物和论文集发表。他现在正将这些论文编成两至三本文集，不久即可面世。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语集》，即有四册之多。而这次获奖，把他的中文著作包括在内，殊属难得。

「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于 2003 年透过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以亿万富豪、媒体大亨克鲁奇（John W. Kluge）名字命名。克鲁奇于 2000 年向国会图书馆捐款 7300 万美元，以建立一个学 者中心及其他学术计画，包括克鲁奇奖。该奖项专门颁给诺贝尔奖遗漏的领域，以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科学奖），奖金高达一百万美元。这是一个国际性奖项，得奖人国籍、语言不限，作品可用任何文字书写，目的在于表彰得奖人在人文研究范畴，如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艺文评论以及语言学等方面做出的「重大深远的贡献」，故此奖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克鲁奇奖评审委员会指出，此奖评选过程相当严谨，首先自全球范围内邀请 2000 多名大学校长、高等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提名推荐。评选标准有三项：一、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二、在人文科学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三、对公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终审评委会由五位著名学者组成，对经过严格审核与筛选后晋入决赛的九名入围者进行讨论，再由图书馆馆长亲自决定谁能得奖。毕灵顿 最后选了余英时和富兰克林为得奖人。富兰克林是非裔，毕生致力研究美国非裔史，其成名作为《从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鲁奇毕生学术成就奖的条件。

克鲁奇奖首位获奖人是波兰裔哲学家柯拉柯斯基 (LeszekKolakowski)，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2004 年度得主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 (Jaroslav Pelikan) 与法国哲学家李克尔(Paul Ricoeur)。2005 年克鲁奇得奖人从缺。

余英时表示，并不清楚是谁推荐他角逐「克鲁奇奖」，他透露两年前曾获提名，当年得奖人之一帕利坎教授，是他在耶鲁大学时的同事，以研究基督教史著称。

76 岁的余英时对自己成为本年度克鲁奇奖得主颇感意外。与他同时得奖的富兰克林，高龄 91 岁，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余英时是近 50 年来卓然有成的中国史家，尤其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别具只眼，并一直着眼于中国文化的当代研究和未来发展。余英时 说自己「一辈子在书斋工作」，得奖原因相信是由于「一生的学术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当作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则「是对学问的大不敬」。

问他将如何使用 50 万元奖金？他说还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自得奖消息公布后，来自世界各地的道贺电话及媒体要求采访的电话响个不停，他感谢大家对他的祝贺，但「希望这个『热闹』赶快过去，让我安安静静继续潜心学问」。他强调，得奖与否，并不加多或减少外 界对自己的承认，他是「被动」的，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

结庐躬耕 无欲则刚

余英时于 2001 年 6 月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夫妻感情谐乐和合，心灵沟通，他非常满意目前的家庭生活。

余英时奉为座右铭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出自诸葛亮的《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这种无欲则刚的境界，正是余英时追求的。他现在的心情「就怕曝光」。

居住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余英时退休后，近年逐渐淡出公众活动，潜心著书立说，尤其向往「东篱采菊」的生活，与当年诸葛亮结庐躬耕的心境如出一辙。他深有体会地说，退休后才有时间写自己想写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希望争取更多时间读书写作，「追求精神上的松下幽径和银河桂影」。

香港作家董桥在「随笔」中以《闻余英时荣休感兴》为题撰文说，余 英时「以历史为专业，只为学术、为国族而求博，也不以当国人导师为己任，平实得很。他今后放下杂务，坐听露华湘水，闲看风叶楚云，暂忘鱼梁渡头争争吵吵的喧哗，写意得很了。」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四年、哈佛 11 年、耶鲁 10 年、普林斯顿 14 年，以在普大最久。本来他在 1999 年就准备退休，但校方非常礼遇，一再挽留，延到 2001 年才如愿以偿。

他说退休的最大感想，就是完全自由了。「教书 40 年，现在可以自 由自在做我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这是第一次获得充分自由。」他又谦称，「我的知识太缺乏，退休后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

他自言为人低调，与世无争，没有政治野心，「从来不想捞取什么」。

余英时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是围棋高手。他写「棋道」的文章，趣味盎然，生动传神。由于名声在外，大陆的《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一般围棋国手，在紧要处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条大龙 ，牵动全局。而余英时正是「历史研究园地的高段国手」，本着历史学者的使命感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他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克尽言责，以文章报国，挥董狐之笔，经常针砭时局直言批评，文章震动士林，引起关注。而他国学根基雄厚，文笔精炼，意涵渊深，言之有物，行文富有文气和诗才，读来富感染力，如此清雅的文字功力和为文特色，别人学都学不来。他自言这与他少年时在家乡安徽潜山没有受过正式学校教育有关，因此思 想比较不受拘束。

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1930 年 1 月 22 日生于天津，小时候碰上抗战，住过北京、开封、南京，后来从安庆回到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他自言九年乡间生活，读了一本「珍贵的、无字的社会书」。

「余英时热」 应运而生

余英时 1950 年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为香港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这是他整个人生的重大转捩点。钱穆对余英时的学术思路有着重要影响，两人既有师生之谊，兼具友人之情。余英时后来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追思钱穆的治学与为人，读来感人至深。

余英时后来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师从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获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 1991 年至 1992 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中国读书界九○年代掀起「钱穆热」，继「钱穆热」后，2004 年 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十卷本《余英时文集》及《重寻胡适历程》等著作，三联书店也不甘后人，相继出版多种余英时著作，「余英时热」应运而生。这位旅美的历史人文学者，多年来对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大加挞伐，尽管北京当局对他非常「感冒」。可是，他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地位日趋重要，著作热卖，拥有众多读者。

余英时的文字可分为三方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 化评论以及针砭时弊的政论。他的近着《重寻胡适历程》在大陆发行。读书界高度赞誉说：「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余英时成为中西方学界眼中的胡适之后的第二位中国知识菁英大师，他本人却不希望任何人做「胡适第二」。他认为「做自己才最重要」，「余英时就是余英时」，每个人都做自己，这个世界才会丰富多彩 。所以，他这辈子尊敬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学者，但并不膜拜(worship) 任何一个人。

自 20 世纪八○年代以来，海外汉语学界开始引起中国读书界的关注，「当代新儒家」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余英时作为钱穆的弟子，被归入「新儒家」的行列，而他也正是以这种身分进入大陆知识界的视野。有人推崇余英时为「新儒学权威」。他强调，不希望变成某一种权威，「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在我身上出现，这是庸俗的东西。」他也 不愿接受「新儒家」的美称。

余英时的自我定位应是一个文化中国人。他在撰写《论士衡史序》一文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

余英时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把宗教与世俗关怀结合起来。他说：「与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他们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

「手工业家」 著作等身

华人父母大多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余英时对此有非常精辟独到的见解。他说，立志是读书的第一要义，人总要找个志趣出来，人可以立不同的志，传统读书人一立志就要做圣贤，做大人物，现在不必立志做大人物，立志做好某一种事情就行。「如果你根本没有志，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他说，每个人都应确定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但不需要人人立志做「大人物」，世上只有一个孙中山先生，不会有第二个，所以每个人都 只需做自己，「完善自我」，对自己负责，「这本来就是老生常谈的东西」。

有些人把知识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学者。余英时认为，立志做生意、办学校、开个小店、小工厂，都是立志，跟圣贤立的志比起来并不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一如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余英时做学问不做笔记、不画眉批，却能引经据典活用一大堆材料，有人对此表示佩服。余英时说：「那也不见得，真正写严肃东西，我必须有书房、图书馆，离开书本，写东西不习惯、不放心，随便引一、两句诗也可能错一、两个字，因为人的记忆不可靠。」他不太相信博闻强记这回事，也不赞成故意去背一些东西，把脑子填死掉了。他服膺爱因斯坦的话：「百科全书能查到的东西，我都不记。」

尽管科技发达，电脑大行其道，但余英时不用电脑，不上网，却著作等身，迄今出版了 3 多部学术著作，各种风格的文章不计其数。「太太笑我是『手工业专家』，用手『串』字串了一辈子」。余英时笑 说。

他不但以文载道，更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知识人」。自 1989年六四事件后，基于对北京当局血腥镇压的义愤，他十多年来不曾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一直坚定不移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为安置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组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做了大量工作，却从不居功。许多流亡知识菁英迄今提到余英时夫妇当年的庇护恩德，仍十分感念。

前阵子有人误传余英时访问中国，他澄清并非事实。他说，早在1978 年，曾以团长身分率领美国汉学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河南洛阳、四川成都等地。最近他的英文专著《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一书出中文版，旧事重提，时空交错，可能因此引致误会。

余英时目前不想远行，他说「年纪大了飞不动了。」另一方面，他觉得应该尽量争取剩下不多的时间，再读点以前未读过的书，也许还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多作一点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他认为，一个人要有操守，坚持原则，但不必「在政治上做文章」。 不要光听对方嘴巴说什么，而是要看他的行为。

他表示，这次得的是学术奖，不必过分强调政治，但他不讳言，从学术、文化的立场出发，肯定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价值，他认为这些都是西方的特有价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找得到根源。胡适早就在中英文著作中论证过，他觉得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他认为，他的自由主义基本立场早已表达得十分明朗，但不想多说了。对于实际政治，他「绝对没有兴趣，更无时间卷入。偶然为各种书 写序谈到政治，也只是对受压迫异议人士表示一种精神上的支援」。

他目前追求的首先是「平平静静的生活」。有道是「少年夫妻老来伴」，他说夫妻之间，不仅是生活上互相扶持，而且还要有共同语言，谈得来，才能产生精神共鸣。另外，体谅也很重要，余英时的菸龄长达半世纪，早在大学时代就已开始抽菸，成为与写作分不开的习惯，而太太却能诸多包容，「这是很难得的。」他一副幸福满足的表情。

余英时小档案

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祖籍安徽潜山，1930 年 1 月 22日生于天津。

●学历：

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和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

●经历：

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1991- 1992)。2001 年 6 月自普 林斯顿大学教职退休。

●学术荣誉：

台湾中央研究院第10届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

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

香港大学荣誉博士(1992)

美国哲学会院士(2004)

美国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06)

●主要著作：

出版书籍 30 多部，重要著作包括：《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 意义》、《史学与传统》、《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出版中文书籍目录：

1.《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2.《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注：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3.《民主革命论》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4.《到思维之路》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 ，1984)

5.《自由与平等之间》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 ? 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6.《文明论衡》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7.《方以智晚节考》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 订扩大版，1986)

8.《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9.《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香港龙门书店，? 1976；台北华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增订本， ? 1996)

10.《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1981 年?? 增订再版 )

11.《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12.《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13.《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4.《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 ，1984)

15.《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森纪子日译本，东京平凡社，1991；郑仁在韩译本，大韩?? 教科书株式会社，1993)

16.《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7.《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18.《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19.《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台北三民书局，?? 199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本《钱穆与中国文化》）

20.《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2)

21.《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

22.《民主与两岸动向》(台北三民书局，1993)

23.《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24.《现代儒学论》 (美国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本 )

25.《中国知识分子论》(康正果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6.《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27.《论士衡史》(傅杰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8.《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北允晨?? 文化公司，2003)

29.《余英时文集》(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06)

30.《宋明理学与政治变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

31.《重寻胡适历程》(台北联经出版，2004)

32.《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台北联经?? ，即将出版 )

中国的警察部门耗时三年完成了浩大的‘金盾工程’。不仅全国50％以上的警察部门都上了网，而且还有一个叫做公共安全网络安全监察局的部门，拥有一支数目庞大、技术装备先进的网络警察。这都是‘金盾工程’的直接产物。

那么，网监局的警察们是怎样工作的呢？我只需要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看到很多例子。今天我想谈两则：一则是在河北唐山市的网络论坛上看到这样一个通知说：“按照唐山市公安局网监处的要求，我论坛将严查本论坛内的有害信息。凡发现下列有害信息，版主必须立即删除并通知管理员，对于发布此类有害信息的发布者要直接封锁帐号，严重者将报唐山市公安局网监处依法处理。”这个通知还说：“市公安局网监处已经拥有本论坛管理员的网站和密码，可以对有害信息做出处理并有权查看发有害信息的帐号、IP、发贴时间等关键息。”

要是这个唐山的例子还不够全面，那么请看下面广州市公安网监分局2006年7月的告示：“每一个网站要在首页下方显著位置装设报警岗亭，在博客、论坛、社区等交互式栏目首页要装置卡通警察图标并且链接到公安机关的指定网页。”同时还说：“有博客、论坛、社区等交互式栏目网站的管理员要加入公安机关设立的QQ群，以便日常工作联系。”

看来，网络警察对网站和论坛的管理是无所不治，而且是用及时通讯的方式跟踪到人。这样一个具体的图像可以说是让每一个网民不寒而栗。

一个专制政府用庞大的警察机器控制人民的言论，没有比这些例子更清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