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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一直在想一些东西，有乱存在，现在觉着清晰了些。毕竟剔除一些习惯了很久的思维和见识，是挺痛苦的。我们总活在庸俗的现实里，一代又一代，热闹复归于宁静，肤浅那是因为被现行环境和教育所遮蔽了的缘故，而思维的狭隘亦是。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无话可说，仿佛正遭遇着一场精神瘟疫，是那种因独立和清醒而感到的孤独。

而目前的写作情景是整体缺少了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到处是精神的阳痿患者和自私的懦弱者、自慰者，这样的苟活和对现实的冷漠无疑矮化了精神的攀缘。觉得目前艺术规律所需要的大作家还是没有出现。

其实，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以人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罢了。

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因为毕竟有什么样的气候，就必然会生长出什么模样的植物。其实，某些官员的腐败从本质和人性上来说责任并不全在他们，他们其实也是制度的受害者。这些大环境下的共性问题也说明了好多老百姓的心灵和不少行为在制度的扭曲下，其实也是腐败丛生。当然也属于正常，毕竟每个人都想生活的更好一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反思传统文化，反思当前教育，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真相，我以为才可更清醒地继往开来。

比如对人人平等的理解，对自由的理解，对民主的理解，对共和的理解，对解放的理解，对世界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理解，对关心和爱的理解等等，而这些概念应是学校教育的范畴，也是现实生活里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但在我们心里和生活里可能都还比较模糊。毕竟我们的封建性还是有不少，因为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么长，所以，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质量达到现代性的路也还很长，需要渐进的，但更需要大家的清醒和责任，这样几代下来，可能就会在漫升中更好。中国目前毕竟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物质生活从纵向来看确实进步很大，但横向从整个国际环境来看，我们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啊。

而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气度，没有独立精神，没有科学的制度，这种落后很有可能会继续加大，甚至会因意识的落后和偏狭危及整个人类。其实，说到底还是整个国民的素质问题和认识问题决定着政府的决策和我们生活的质量。

相信现在的世界已经越来越一体化了，人类社会最后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地球国或地球联邦，在这个意义上，好多观念和思想，甚至某些政党的主张肯定会遭到地球人的唾弃鄙视，甚至讨伐了。

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这话是人们从漫长的社会生活事实中总结出来的，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度落后，环境污染，民性趋恶很可能会酿就中国未来的大灾难。

肉体已迷乱，思想当出头。路总是会越走越清晰和坚定，我相信，在无数被修改的现实和人群面前，清醒了的人们总是要战斗到底的。

如果不是不久前媒体披露出这条消息，谁能将高等学府与供奉“神龛”联系在一起。西安华中科技学院的副院长办公室内，一道布帘后面赫然竟是一座神龛，香炉、神像、净水瓶等器物一应俱全，前面供着水果、食品，香炉上香火袅袅。如果不是记者暗访时亲眼目睹，我们的想象力恐怕还没有如此发达。原来，这所全日制高校几年前招生困难，在校生仅200来名，经营亏损极其严重，于是找到一个“神汉”设下这个“坛场”。第二年，就招到了五六百名学生，到第三年，在校生已接近1000人，如今，学生人数已超过了1500名。“神汉”骄傲地告诉记者：“自从设了‘坛场’以后，学校才得以起死回生。”于是，这个“神龛”在学院教学楼一层的办公室中，一直存在了四年之久。

堂堂学府供奉起“神龛”来，拜神的香火“在最文明的大学里慢慢燃起”，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可悲的事，这样的“大学”还能叫做大学吗？当然，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个案，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其中传达出来的信号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近些年来，即使不在高校围墙内，我们也不难感受到扩招大潮滚滚而来，势不可挡，许多名不见经传的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动辄上万，好象大学就是以人多取胜。对那些高校来说，确实如此，多招到一个学生，就多一分利益，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利益驱动之下，才会在西安华中科技学院出现“神龛”，祈求神灵来保佑他们生源滚滚、财源滚滚。这所学校是陕西省属全日制综合性高等学府，有在校生5000多人，去年春天刚征地100余亩，大概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吧。要扩大规模，就得不断扩招，否则就是浪费，就是经济损失，在一个浓厚的逐利氛围中，他们才做出了这样的出格之举。他们被曝光之后，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很冤。

说到底，真正可怕的还不是那个布帘遮住的“神龛”，那不过是一个装神弄鬼的“神汉”骗钱哄人的玩意儿，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设立这样一个有形的“神龛”，成为世人的笑柄。在其他高校，虽然没有设立“神龛”，但他们逐利的心态未必差到哪里去了。如今，不少高校整天为利所困，利字当头，惟利是图，已经与文明殿堂的称号越行越远，仿佛它们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为了钱，不怕出丑闻，不怕被天下嗤笑，什么廉耻之心都可以不顾。这样的心态要远比布帘遮住的“神龛”更可怕。

我们知道，大学原本应该追求教育本位、学术本位、学生本位、教授本位，而不是追求利益本位，把经济利益当作主要的乃至是唯一的目标。大学绝对不能受利益主导，放弃自身传承文明、捍卫文明的责任。而今说这些有点务虚，可能还会被人讥笑，不切实际。在一切向钱看的务实者看来，大学不就是个大企业，是一棵摇钱树吗？在他们眼里，招到计划中的学生，收到预算中的学费、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费，创造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这才是根本大计，至于其他的一切，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天边的月，完全可以高高挂去，不予理会。大学，充其量不过是个名称罢了。什么教育者的责任、天职，一概都可以放弃。

“神龛”的现身，同时也是对以科学、民主为指向的高等教育最大的嘲讽。愚昧、迷信出现在文明之光尚未照临的偏远乡村，出现在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无知男女身上，我们尚可理解。大学校园里堂而皇之地信奉起这一套来，人们不能不感到惊讶，古人说利欲熏心，利欲还能蒙蔽人的双眼，让人背离常识，陷入可悲的境地。打破迷信，确立对科学的基本信仰，本来是大学的目标之一，如果连大学也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灵”身上，迷信的浓雾恐怕还将继续弥漫在大地之上。

“神龛”曝光后接着传出来的消息是，设“神龛”只是“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办公室门外那块“副院长办公室”的招牌也被悄悄拿下了。这是来自校方的说法。（据说警方已介入此事的调查。）

今天，大学版“神龛” 虽然还只是个别现象，但我们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应该引起大学反省的是，不是有没有设立了有形的“神龛”，而是有没有将追逐利益当作办校的重心，这才是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值得我们重视的决不只是那个布帘遮住的“神龛”，而是大学向何处去？高等教育的安身立命之本到底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引起国人的关心，那才是真正的可怕。

伪装的盗贼 盗贼的伪装
我挥挥手
风把它变成皮偶 举着刀嘶叫
终于
我不再置身事外

雅驯的舞者 宝剑生光
莲花
展示出她全部的生命
揣度神的悲悯
我也微笑

莲已结籽
却无人采摘

城市变成蹦蹦床
撒野 撕碎肩头的翅膀
雁群在血色中傲慢地飞远
历史在云头
把一往情深揽进衣服的最里层
独自取暖

凭借誓言的力量
把双脚插进泥土
可是 幽州台在哪
莫非 大爱只能无言

谁还共鸣
圣女林昭的哭泣



2006年11月9日
失去教师岗位的第53天，看守图书仓库的第51天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严正学等被关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紧急行动网络  2006年11月14日 06年第35号第一次补充 中国：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被关押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异议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严正学被关押。严正学于 2006年10月18日遭拘捕，11月1日被正式控以颠覆罪，这显然与他的写作和异议活动有关。国际笔会对目前中国持续、公开打压异议作家感到震惊，认为这是企图在2008年奥运会前镇压异议人士的前奏。国际笔会严重关切那些已遭关押者在监狱里面临虐待的危险。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严正学等所有目前在中国被拘押的作家，并寻求立即确保他们在关押期间受到人道待遇。 据笔会消息，作家兼画家严正学于 2006年10月18日遭到拘捕，此前警察搜查了他在浙江省椒江市的居所。据说，警察还搜查了他妻子在北京的家，并拿走了两处的电脑设备。关押期间，其家人无法见到他。  50岁的严正学是著名艺术家，有多种著作，他的画曾在中国和国外展出。因其异议活动，曾多次遭到短期关押，并于1994年4月被行政判处两年“劳动教养”。1993年7月2日，他在拘押期间曾遭北京海淀区警察局三名警察的虐待，此后他以起诉有关当局而知名。 以下为最近因批评文章和异议活动而遭关押者： 高智晟：律师，于2006年8月15日被捕，因其网络作品被控以煽动颠覆罪； 张建红(又名力虹)：著名作家，于2006年9月6日被捕，并于10月12日被控以“煽动颠覆罪”； 杨茂东（又名郭飞雄），著名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和维权活动家，于2006年9月14日被捕，并被控以 “非法经营罪”； 陈树庆：异议作家和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CDP）浙江支部领导人，于2006年9月14日被捕，并被控以“煽动颠覆罪”。 请发出呼吁： ——抗议对严正学等所有目前被捕作家的关押，呼吁根据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寻求立即确保他们在狱中不受虐待； ——强烈要求在他们被拘押期间，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充分准许他们与家人、律师见面，以及一切必要的治疗。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的复印件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提出任何意见。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或许可以请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寄出呼吁书。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劳伦斯1885 年出生，到今年9月11日，是他120 周年冥寿。作为劳伦斯译者，很想做点什么来纪念他，恰巧有出版社约一本他的散文随笔集，相信这是天意了。便欣然裒辑了其若干文艺随笔并补译几篇，聊作纪念，同时藉此机会梳理一下劳伦斯文艺随笔写作和出笼的背景故事，与读者分享。

劳伦斯的文艺随笔内容不外乎冯亦代先生当年一本书名的四个字，即“书人书事”。但劳伦斯与众不同处在于，他自幼习画，绘画才能十分了得，日后一边在意大利写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边激情作画并在伦敦轰轰烈烈举办了画展，堂而皇之出版自己的绘画集，但其画展和小说一样命运多舛，惨遭封杀。因此他的文艺随笔除了书人书事，还有一类文字谈画，既谈他个人的作画经历和心得，也褒贬国内外的专业画家，且以针砭为主。

劳伦斯早期写有一本长篇文艺随笔《哈代研究》，拖到身后的1932 年才出版。这次没有节译汇入，不仅因为那是一部长篇，与独立成篇的短文合并一册难成“体统”，还因为特殊遭遇的影响，劳伦斯在写作中离题，把这本书写成了一部他自称的“我心灵的告白”甚至是“我心灵的故事”，几乎“除了哈代”，广为涉及：哲学，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汪洋恣肆地展开去，一发而不可收，可说是一部奇书，必得独立出版方能彰显其非凡。而这样的长篇随笔却因为曲高和寡而难有独立出版的机会，摘译则有断章取义之嫌，所以暂付阙如也不失为良策，但有必要在此说明这部长篇随笔的重要价值。

话说1914 年夏天，劳伦斯从意大利回到伦敦与他“终生难遇”的德国女人弗里达成婚。此行的另一目的是与出版社接洽他自以为是创作上颇具突破性的长篇小说《结婚戒指》（后改写为《虹》）出版，果真是劳伦斯最具艺术水准的名著）。这时的劳伦斯刚刚因为新作《儿子与情人》的出版享誉文坛，正踌躇满志甚至是志得意满，前途一片灿烂。有出版社慕名约稿，请劳伦斯加盟一套名家作品鉴赏书系，写一本关于哈代的小书，书系的特点是当代青年名家论当代老名家。这种小小的约稿对一个声誉正隆的作家和诗人来说易如反掌，劳伦斯欣然接受，开始系统阅读哈代作品，准备一挥而就交差了事。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节约纸张，大战期间出版社半年内不再出版新书，小说遭到退稿，劳伦斯无法得到预期的版税，立时陷入贫困境地，靠朋友捐助维持生活。对这次物质主义加帝国主义的战争，劳伦斯和许多文学艺术家一样持反对态度。但他此时却因身无分文及意大利可能卷入战争而无法离开英国回意大利。战争及由于战争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和个人际遇，令他的《哈代研究》“一怒之下”写着写着脱离了哈代研究主题，写成了一部“大随笔”。这样的文艺随笔为他以后汪洋恣肆、谈天说地的随笔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它为劳伦斯写作其史诗般的小说《虹》找到了哲学根据，其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在这部文艺随笔里，劳伦斯有两大发现：其一是文学创作中作家的观念与创作之间的矛盾问题：一部小说必须有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框架，没有哲学理念的作品不成其为大作品；但如何让这个理念的框架服务于和服从于连作家本人都难以企及的无意识艺术目的而不是相反，最终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他看来，哈代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每当理念大于小说时，都失败了。劳伦斯的这个理论与后来大家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里“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及弗洛伊德主义里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其二是艺术家自身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冲突问题：劳伦斯认为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经历着内里两性的冲突，其“男性”代表着理性、意识，决定着作品的形而上的理念形成，而其“女性”则代表着无意识和生命冲动，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流向。只有这种两性的冲突和互动才能催生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只有当这两性的冲突和斗争达到某种和谐状态时，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劳伦斯的这个理念与后现代理论对于“性别学”（gender study）的痴迷关注是一致的。考虑到劳伦斯在1914 年就对此有了如此的真知灼见，即使这本书拖延到身后的1932 年才发表，在时间上都可以说劳伦斯在这一点上是开了“后学”之先河的。

正因为劳伦斯在早年就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文学理念并身体力行实践之，他的文学作品才可能成为文学的长青树，无论持任何一种观点阅读劳伦斯，都可以在他身后的这些不同年代里各种文学理论的沉浮中得到崭新的读解效果。足见劳伦斯的多数作品是在这两方面达到了完美结合后的产物，即理念与无意识的艺术目标相一致、自身内里两性的冲突达到和谐状态。

这之后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号称“研究”（studies ），实为随笔，且是个性化十足的随笔。此书是劳伦斯耗时四年完成的（1917－1921），一共12篇随笔，边写边在杂志上发表，1922 年全部改写后到1923 年才在美国结集出版。这本批评集当年反响不大，但随着后人对劳伦斯研究的深入，这本小说家论小说和小说家的随笔集终于引起重视，被誉为“现代文学批评中少有的杰作之一”，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亦是对（文学）批评的永久贡献，本身就是一部血运旺盛的文学作品”。其特色是“破坏，涤罪，创造”，是一副“解毒良药”。这组随笔力透纸背，为劳伦斯一段特殊悲惨的人生体验所浸润。一个小说家和诗人何以花费如此漫长的时光写作小品文，其写作背景不可不交代。

观察劳伦斯这个阶段的创作，不难发现，在1915 年前这位以长篇小说和诗歌风靡英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和诗人，居然一连几年没有长篇巨制出版。他是陷入了生活与创作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这是劳伦斯人生中最黑暗和尴尬的一章，有人称之为劳伦斯的“噩梦时期”，但又岂是噩梦二字能了得？

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风起云涌之时，劳伦斯史诗般的小说《虹》因有反战倾向而惨遭禁毁，罪名却是有伤风化，“黄过左拉”。劳伦斯在英国名声扫地。此时的他从《儿子与情人》声誉的顶峰遽然跌入事业与生活的谷底。作品难以在英国出版，贫病交加，几乎全靠朋友捐助过活。伦敦之大，居之不易，甚至连伦敦外围的几个住处生存都难以为继，只好选择生活费用低廉的西南一隅康沃尔海边蛰居。在这捉襟见肘，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劳伦斯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另一部号称探索现代人方寸乾坤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但这部文稿在伦敦的各大出版社旅行数月，最终仍遭退稿（四年后才在美国出版私人征订版），理由很简单，劳伦斯是有“前科”的作家，哪个出版社都不敢承担再次禁书的后果。彼时他能够在英国出版的只有前几年创作的爱情诗和意大利游记这类销量很小、版税很少的非小说作品，既不能给他带来声誉，也不能改善他的贫困状况。

劳伦斯受着官方和右翼文化势力的排斥和扼杀，他们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他唯一能够亲近的文化界人士是自由派即著名的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这是那个时期英国文化的良心之所在，也是英国文化艺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亦持反对态度。但这些人在生活态度、社会观念和文学理念上又令劳伦斯感到无法溶入，与他们的分歧导致关系决裂。这个圈子里的主要人物如罗素、福斯特、凯恩斯和女施主墨雷尔夫人等文化名流和年轻的艺术家都曾对他垂青，他也对他们有过爱慕、敬重，也受惠于他们。但他出身低微，自尊心不容任何怠慢，甚至不容任何人的降尊纡贵，久而久之，一旦平视这些文化精英，也就难免发现他们身上人性的弱点或污点，以他的苛刻和尖锐，无法与之为伍，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反之，劳伦斯在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的眼中本就是一个外省穷才子，出于对一个写作天才的爱护，他们对他悲悯为怀，关爱有加，但不料这小镇工人的儿子自视甚高，还挟出身于德国衰落贵族之家的妻子以自重。那个与他私奔后结婚的德国妻子弗里达也没有为人妻应有的谦卑，时时处处插话插手，很不合时宜，甚至成了劳伦斯与大家交流的障碍，大家渐渐冷落甚至恶意中伤劳伦斯也就不足为奇。福斯特在给劳伦斯的一封绝交信中表示他仍乐意与作家劳伦斯交往，但决不同“劳伦斯夫妻店”打交道，极力排斥弗里达参与劳伦斯的社交活动。还有劳伦斯察觉出这个文人圈子里南风颇盛，两相对照之下，他亦发现了自身的断袖倾向，以他的道德标准，这无异于洪水猛兽，理智上他努力与之决裂以求得自身清白。劳伦斯在道德上的恐惧也是他与这个强大的文人圈子失和的原因之一。

劳伦斯因此失去了在英国文化界唯一的强力支柱，只能作为一个拮据的写作个体，靠着几个边缘文化人和还算善解人意的代理人的周旋，在人心叵测的英国文坛上苦苦沉浮，陷于随时都被淹没的危险境地。有人说，与这个文人圈子的决裂使劳伦斯得到文坛承认的时间推迟了二十年。不仅如此，劳伦斯对当年文坛上的主流巨擘如萧伯纳、班奈特和威尔斯也不曾有攀附之举，反倒时而表示出对他们作品的不屑。这种处世态度本身就将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我们可以说是天性使然，也可以称之为“文人相轻”，但在劳伦斯刚刚开始步入文坛的时候，在别人眼里他是不具备“相轻”资本的，只能被上流文人看作是少年狂妄，遭到孤立被认为是咎由自取。对于1910 年代中期的这段恩怨，任何人都难以做出公断，只能留给历史。如果劳伦斯的妻子不是弗里达，如果弗里达甘做“贤妻良母”，如果劳伦斯本人不那么偏激、不压抑自我去殉道，如果那些上流文人多点平常心和爱心……结果就不会是这样令人扼腕。作为后人和外国学者，重要的不是试图公断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人感情纠纷，而是了解真相，从中总结一些共性的教训：文人之间到底该怎样相处才算适度，总体上处于社会弱势的文人们该怎样既相互关爱、拔茅连茹又不因过从甚密而导致琐碎世俗甚至在异性和同性感情上纠缠。但无论如何，劳伦斯是处于弱势的，因此是更多受到伤害的一方，劳伦斯也因此心生报复，在《恋爱中的女人》一书中“就近取材”，将几个熟人做了小说人物的“模特”，差点引起名誉官司，其中一人的诉讼威胁还是以劳伦斯赔付其50英镑而私了的。

此时劳伦斯唯一的救命草就是美国。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开始，美国的出版社就一直很关注他，为他的作品出版美国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美国的杂志还约他的稿子。他成了一个从未去过美国的名副其实的美国作家。这片同文同种的新大陆对劳伦斯充满魅力，他准备战后一俟得到护照并获得允许离境就首先去美国。这个契机促使他关心起英国人不屑关注的美国文学作品，边读边写读书随笔，这同时也是为自己移居美国后做一系列的文学讲演做准备。事实证明，劳伦斯此举不仅在当年傲视一切的大英帝国是首创，他甚至比美国本土的批评家更早地将麦尔维尔等一批美国早期作家归纳为“经典”，其视角之独特，文笔之犀利，更无前例。就是这种无奈中的阅读让劳伦斯写出了一部不朽的文学批评集，一枝独秀于文学批评史。可见一部杰出的作品并非出自杰出的动机。

劳伦斯的其他文学批评随笔和画论随笔则散见于各个时期，但从时间上看集中在1925年前后和他生命的最后两年1928－1929年。1925年是劳伦斯长篇小说的一个“休耕年”，他似乎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问题，因此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小说和道德方面的创作随笔，探讨小说的真谛，为今后创作上的突破进行理论准备。也就在这时，从16岁开始长期困扰折磨他的气管炎和肺炎终于被确诊为肺结核三期，在没有发明出抗生素的年代，这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眼看大限将至，自己还在创作上徘徊，劳伦斯肯定心急如焚。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

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

他的理论探索为他的扛鼎之作找到了关键词，这就是要张扬“生命”。其实劳伦斯1912 年与弗里达私奔到嘎达湖畔时就已经通过直觉触及到了生命最终结束之时那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的主题了，其理念在游记《意大利的薄暮》中已经初露端倪，他要做的只是等待和寻觅，寻觅将这理念附丽其上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将这理念戏剧化。这一等就是14年，等到医生宣判了他的死刑。随后他在1925年和1926年最后回故乡两趟，看到英国中原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在那里，阴郁的故乡与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两相冲撞，于是，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终于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1925 前后他在理论上的探索肯定使他的创作理念臻于成熟，对小说的成型不无裨益。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遭到查禁，劳伦斯的画展也惨遭查抄之后，劳伦斯以羸弱的病体写下了泣血文字《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等，是他生命脉搏最后顽强跳动的记录，是一个作家论画的绝唱。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备受攻讦、横遭厄运的那一年，劳伦斯委托友人为之筹备在伦敦举办画展，展出自己的25幅油画和水彩画并出版其绘画集。这些画是劳伦斯近3年来身染沉疴坚持笔耕之余的呕心沥血之作。这些绘画一经展出，便颇受观众和收藏家青睐。短短20天中，观众流量达12，000 人次，其中几幅画立地成交售出。那些天中，华伦美术馆门前书有劳伦斯名字的鲜艳旗帜迎风招展，观众络绎不绝，称得上1929年夏天伦敦城里蔚为壮观的一景。吸引观众的还有劳伦斯那洋洋万言的绘画集自序，实则与其绘画无半句干系，全然是对衰败的英国绘画和穷途末路中英国画家的药石之言。汪洋恣肆，铺张扬厉，嘻笑怒骂，诙谐洒脱，以画家的资质写下的这些画论随笔全然是他对自己多年来体验生命和艺术关系的高屋建瓴之总结，而其文采之斐然，又非单纯的画家所能及，因此是无双之作。

1986年米奇尼克经历着人生最黯淡的时期。那是他于1989年12月之后第二次坐牢，被判三年，时年40岁。在这种时刻，他在牢里想起了一个标准的德国贵族——托马斯。曼。曼（l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曼正好在瑞士逗留，从此开始一去不复返的流亡生涯，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根据曼写于1933－1936年间的私人书信集，米奇尼克写成了这篇《堂？吉珂德和开骂》。

米奇尼克笔下的托马斯。曼，首先是一个对政治冷淡的人。这种冷淡不是出于缺乏道德力量或者世故，其原因远为复杂。作为一个对人性洞若观火的小说家，他深谙人类处境的复杂晦涩，知悉人类命运所拥有的含混模糊，每一种表达都存在与其相反的表达，每一种权利都有与其相反的权利；在相悖的立场中，不排除各自有其中肯的价值，因而“每一个结论都是一个过于简单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曼远离政治，是防备被拖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政治化陷阱，担心自己被弱化为一个简单的政治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唯一的敌人，就是“简单化”及其造成的粗鄙。

尽管一开始就看不惯纳粹行径，但是在最初的阶段曼保持沉默，一个原因是不想失去德国的读者，希望通过作品继续和德国民众保持联系。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曼并未停留在这种为自己的理由上。他反复向自己提问：我有权利这样做吗？这是否也是一条可能的途径呢？而相反的理由也同样成立：一个在复杂的精神领域进行探索的冒险家，为什么要无视自己更高的责任，来为这种腐败的东西费口舌？难道“让这个世界感激我，也是我的责任？”

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曼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外部的现实越来越严重干扰他的精神现实，“我的道德批判意识处于持续激化状态”。他的工作计划一再受到耽搁。而他个人的危机，不是别的，正是时代危机在他身上的体现。他感到一种忍不住的冲动，想到什么时候给这个邪恶的政权以沉重的一击，尽管他并不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与德国政府公开摊牌。说到底，不管事情有多晦涩，曼一刻也没有忘记——把邪恶当作邪恶，不管它有多么高尚或者卑鄙的理由。他有朋友加入了为纳粹鼓吹的行列，向他展示了新德国的美好前景，当时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都这样做了。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潮面前，曼从来没有动过心。

结果是，这位处理人类最复杂晦涩的事务的大师，德国贵族礼仪和完美行事的典范，在私人书信中形容纳粹时，用了全部带有侮辱性的字眼，用了那种酒吧里打架斗殴的语言，对于审美家来说，是如此地不入流。看起来，这位人类最智慧的大脑之一失去了平衡，在言辞上失掉了控制？这是为什么？

这批信最终的签署日期是在1936年，距离欧洲开战还有三年，而纳粹在集中营里暴行被揭露，还在更后面。曼为什么如此被激怒？到底什么东西刺痛了他？——野蛮和荒芜！曼用得最多的是“野蛮”这个词。他的老朋友居然把席勒表述为“一个陶立克式德国－腓特烈男人”，这让他尝到了忍受的极限。精神上的野蛮（“浪漫主义的狂热”、“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骗”）和现实中制造“恐怖”和“恫吓”相结合，所造成的是民众人格和精神上的投降和屈从。这样一种政府声称代表德国，对这位从路德和歌德传统出来的、深爱自己民族的德国作家来说，等于要了他的命。“反感”是曼对于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的主导型情绪——“多么不可理解的粗野”！与这样一种蛮横不讲理的力量去争论，是徒劳和让人感到力不从心的。“他――诺贝尔奖获得者，同元首总理对话的人，最孤芳自赏的欧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钻石――感到完全的无助。”米奇尼克分析道。于是，“他转向开骂”。

动荡摇晃的现实引起了作家进一步的忧虑：眼下的危机是不是欧洲人道主义的危机？是不是人道主义这样一种价值已经接近它的尾声？你看，那么多的欧洲人接受了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感到愤怒，他们的国家高兴地接受了希特勒玩弄花招的和平宣言。难道不应该有人出来纠正它？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

曼本人的做法也变得让人不可思议。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参与提名被关押的德国记者奥西爱茨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被指责为有违作家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反讽精神，对此，曼的回答是：“一个纯文学的捍卫者应该为他自己感到可怜”。比较起所有诗篇，“当代文化环境的政治斗争”，要来得更加重要、关键和有价值。

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也必须借助人类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价值。他可以对这些背景和价值作出自己的阐释和改动式的评价，但是不存在这么一个地平线，创造的活动就失去了缘由。野蛮的纳粹是对于这些一般背景和价值的疯狂破坏，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仅一个作家借以观察世界的基本光线不再存在，而是连基本的人类生活都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废墟和荒芜。这完全构成了对于一个作家基本工作条件的破坏，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码生存条件的破坏。这时候如果继续对野蛮保持沉默，无异于认同一场对于自身的攻击，更何况这种野蛮事实上已经造成对于某些人们的实际攻击，那些素不相识又是休戚相关的受害者。

曼生性不是乐观主义者，他反对野蛮，但无法预见自己的胜利。于是只有咬紧牙关，在一个动荡摇晃的年代，反复念叨：“在没有其他路标时，自己做自己的路标”：“大喊‘根基、扎根’”。他的贵族本性通过这句话偶然现身：“没有什么比在撤退中进行光荣的小规模战斗更为美好的了。”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引用圣经里说的，十个人就可以拯救一座城市，同样十个人就能够拯救二十世纪的德国民族。他提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托马斯？曼。因此，这位波兰人民的忠诚儿子米奇尼克这样对他的同胞说：

当你读到、听到并说起在你的祖国，德国人曾经宣称他们是超人，并以永久帝国的名义大建集中营，进行掠夺和大屠杀，毁坏人的身体和精神时，你们波兰的读者，有责任记住并重复，有一个德国的堂？吉诃德，一个无助的作家，是他早在德国入侵你的国家之前，就深深地反感并希望纳粹刽子手的失败；正是他把人类休戚与共的价值，置于民族主义教条之下的种族法则之上。

因此，波兰的读者，当你想起波兰的作家和大学教授被送到死亡营和在大街上被枪决，你要咬紧牙关，固执地重复，一个休戚相关、痛如身受的密语：托马斯。曼、托马斯。曼、托马斯。曼……

2006年7月28日去八宝山送文坛老前辈严文井先生，我早到了半小时，就发现第一告别室门前已聚集二三百人左右，人群中以文井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的老同事居多，个个白发苍苍，大多一脸哀戚。门前横幅上不写别人常用的“沉痛悼念”等字样，而是独特地写道：“你仍在路上。”进场致哀时放的是舒缓的西洋乐曲，透出人生一种从容、明朗的意味，让人体会到解脱一般的轻松，压抑的心境竟有些平复。我个人觉得这很像严老生前所喜欢的格式，不由对严老家人的安排生出不少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国作协机关工作时，很少能在会议场合见到严老。从老作协人的嘴里，知道他当年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后任丁玲的秘书陈淼，另一个就是我在作协时的老领导束沛德先生，时任作协党组秘书，两人在肃反、反右运动中均遭到清算，先后被逐出作协）筹办了文协（作协前身），这个过程有些简单但也带有几分传奇。我奇怪，这个作协的开办人（或称创办者之一）为何与现在的作协关系这么疏离，与文坛纷争相隔如此之远？几位老同事说，作协某些高层人事安排对老头有些伤害，老头在延安鲁艺的学生都升至副主席的位置，而老头只挂了一个难于让人重视的闲职。从此老头毅然而然地采取了决绝的态度，对作协敬而远之。这很令我诧异，这种个性化的举动在当时官场上是难得看到的。

与严老的接触大约在1991年，之后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翻开记录本，从日期上看有一阵还较为密集，大概是我在作协机关闲来无事，一有空就骑车去红庙老头家聊天。有时聊到傍晚，我就陪老头下楼去买猫食，他走路缓慢，有时甚至觉得是在走碎步。他自称从不锻炼，买猫食就是一次身体运动，就是一次与人民群众相互接触的运动。

我那时暗地里开始收集文坛史料，收集时间长了就有些痴迷，一碰到难题就到严老家去排忧解惑。1952年以后严老长期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身居文坛要职，历经多少风吹雨打。我曾用“阅人无数”来形容他在文坛位置，他叫起来说：“看了很多本不想看的事，也做了不少本不想做的事。”

我拿了一些作协往事问他，他答得很细，老头对自己的记忆颇有几分自信。但有时问到政治运动中的某些作协党组内幕，他竟流露茫然的表情，有些不快地说：“今天才第一次听你说到。”他忿然地说：“领导层里有更核心的人物，他们瞒着我、骗着我这么多年，很多事我不清楚。文革中人家造反派一问我，我说不知道，造反派都不相信，说我狡猾。”

对经历过的人和事，他一再说难以忘怀，并在劫难过后默默地、相当坚韧地去咀嚼。他跟不少朋友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放映电影《荣誉属于谁》时，中宣部机关众部长众处长们都觉得不错，夸奖声不断。但最高领导却有不悦神情，表态时语焉不详。周扬回来后多次与众秀才揣摩都不得要领，不知如何是好？只等到高岗出事了才有所明白，因为《荣誉属于谁》的后面有高岗的插手。最高领导对高岗的疑虑和防备当时是无法同周扬他们谈的。周扬此时方觉得有些后怕，庆幸当时没有进一步宣传影片的举措。

老人说了这么一个场景：解放初期胡乔木兼中宣部副部长，开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而正部长陆定一倒坐在台下受训一样听着，也与别人一样掏笔做记录。陆定一能够承受这种处境，众人们也习惯于这种处境，似乎相安无事许久。说到这里，严老总是习惯性地总结一句：“这其中有不少奥秘可寻。”作家史铁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听严老讲了这些故事，感慨而道：“真是有趣。”又说，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想像不出这样的细节，想像不出文人与官场还有如此值得回味的场景。

后来我就此又询问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任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的熊复先生，他说严文井的表述是对的，胡乔木在部里是说得算的，陆定一的意见是可以不执行的。中宣部机关以人划线，确有几个小圈子在活动，互有防备，正常的部务会就不起作用了。熊老说：“有一次很突然，习仲勋来当中宣部正部长，陆定一屈居副部长，我们不懂中央决策的原因，只是隐约知道陆定一犯了什么错误。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陆又官复原职了。我们在机关这样复杂、变动的情况下处境很困难，难以开展工作。”

严老讲了很多文人在风雨飘荡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有爱有怜，有憎有恨。最令他感怀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小京派文人参加沈从文召集的茶会，与沈从文、林徽因、肖乾等品茗畅谈的场面使他铭记了温馨的内涵。他多次谈到与丁玲在延安共事的小细节，临结束时就说一句：“丁玲算是一个作家。”见我诧异，他又补充一句：“我称呼一个人为‘作家’是不容易的。”

他记得周扬早年在延安时的自信，周扬几次对人说：“在上海时党没有了，我们几个人就弄了一个小组织——”周扬的这点自信说了多次，在延安圈子内颇为自得，然而他也很快为此吃尽苦头，苦不堪言。

严老说，只要台下坐二三百多人，周扬就能说二三个小时，有东西，但车轮子转的话很多。1965年开青年作家创作会，底下人拿来周扬报告的原始记录稿，我坐在宾馆里就为如何整理稿子发愁，为上句子和下句子伤脑筋。周扬最后只能请中宣部笔杆子改。

他多次谈到老诗人田间在1955年肃反时受到的种种遭遇，说到诗人的不适和反弹。有一次为了收枪之事，田间不知不觉中受到刺激，突然在严老家中往外跑，边跑边喊：“你们看，你们看——”刹那间意识上有些崩溃。田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缓过来，严老心里觉得内疚，有一次就积极提名田间参加访问埃及的文化代表团。没想到埃及人在访问时顺便搞了一个照片展，都是随手拍摄的，巧的是里面没有田间的身影。田间一下子又受到刺激，很激动地表示要向埃及政府提抗议。严老提到田间另外一次波动：“胡乔木这个人有时爱管人家写的诗，有一次在大会上就点名批评田间，说，田间你的诗怎么越写越差，越写越糟。田间一下子非常紧张，情绪上又控制不住了。”

他形容文艺界的不少领导人物在政治风雨中始终跟得很吃力，对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吃透，几次跟错。比如1959年、1962年原本要开会反左，但是紧接的就是风向大转弯，弄得一批人要斗争别人，一批人却要做检讨。他回忆道，庐山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念了彭德怀的信和全会决议，然后问与会者：“你们懂了吗？”没有一个人吭气，大家怎么会想到中央开会竟是这种后果？当时连周扬都上不了庐山，谁也不知山上会议的开法，大家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慌乱。

他讲到作协诸多人物的事例时，往往几句就能概括传神，如说一个人，“善辩，能在曲里拐弯中取胜”；再说一人，“他是某某的左右杀手，一生世故，集江湖上的经验，内心隐密不向人说”；他又描述一个人的霸气：“能在会上咆哮两个多小时，无人能敌。”他会说某某某没有味道，因为某某某在延安时招供说延安的南方特务都是他联系的，咬伤了很多人。周扬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的不足，却在解放后着力使用他，让他成为一名好用的政治运动能手。

他零零碎碎地谈了一些五六十年代高层的幕后琐事，从他的个人角度提供了有意味的片断：“胡乔木对周扬是暗暗使劲的，明知道胡风和周扬不对劲，偏要安排胡风担任《人民文学》编委，偏要发表路翎的小说。后来批路翎，有人说我是《人民文学》主编，是我让发表的。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是胡乔木同意的。当时胡乔木提议彭柏山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华东局不放，之后胡就考虑让邵荃麟来作协，邵是忠厚的，有时想下点命令，但总难于实现，没有掌握什么实际权力。

“有一次丁玲和舒群吵架，胡乔木让我去开个小会解决。丁玲当着我的面大骂周扬，说了难听的粗话。后来胡乔木要我汇报，我就说了实情，胡听了就笑笑，可见他们之间是好的。丁玲借这个机会也等于向胡表明，她骂了周扬了。

“有一次胡乔木请我转告周扬，让周赶紧搬到中南海，否则会犯错误的。口气大得很。我只好委婉地告诉周扬，说乔木同志劝你搬到中南海。我猜测，当时周扬兼文化部副部长，属于政务院文委系统，归周恩来管。而毛泽东想让周扬多掌握党的宣传系统，所以胡乔木就让周扬住进来。周扬是一个明白人，就每个星期到中南海住一次，两边来回跑。

“胡乔木有一回想解散全国文联，胡风不同意，就写信给毛主席，说文联是统战组织，不可解散。毛主席就在信上批了‘同意’。毛对胡乔木说，以后你别管文艺的事了。胡跟了毛这么多年，自然心领神会，以后就少管文艺的事。”

有一次我去看严老，发觉他心事重重，细问之后才知老人所苦的是如何写好一篇新作，他甚至说早晨上卫生间时都坐立不安。他说，心里老想写一篇文章记述某文艺界领导，但不能写得中性含糊，要按着自己的思考去写，但这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突然间他大声念出文章的开头：“我怕你，我讨过你的好，但我不算你喜欢的前列干部，因为我是一个笨蛋——”老人脸涨得通红，念完后他沉默了半天，浮出一丝不易觉察到的苦笑。我知道他偷偷地写了不少类似的手稿，零碎，甚至是只言片语，记录了他的最新的思考，也记下了回想往事时所特有的愤慨。

他说1965年被挤出作协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险境。他说不去，周扬不轻不重地说：“那也有几百号人呢。”因为前任两位社长冯雪峰、巴人是那样一个悲剧下场，谁去接任都觉得害怕。严老告诉我：“巴人是冯雪峰的老朋友，调到人文社。可巴人1957年斗冯雪峰很狠，上纲上线，而巴人自己二年后也整倒了，后来死的时候是用绳索自缚的。我害怕，含着泪在心里说，不能去人文社，因为当社长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我当时不能告人的心里话。”他当时去找周扬说：“我已经45岁，我想写些东西，搞一点创作。”周扬说：“再干5年吧，如果那时我还在这圈子，我一定让你搞创作。”没想到不到一年文革便爆发了，周扬进了监狱，严老关在牛棚，因属于周扬黑帮分子屡次挨斗，处境更加不堪。老人谈到此仰头叹息：“什么都无言可答了。”

文井老人在晚年已经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对历史走向有着透彻的把握，也有深切的期待。在他们那一代文化人中持有这种思想探索的品质已属不易，尤其是老延安人具备这种反思的能力已是十分稀罕，可惜他没有机会把闪光的思想亮点展示给人们。想到他和像他一样勤于思索的老人经历如此坎坷思考如此之深，却没有留下此类文字，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国家民族都是无尽的损失。

在这样一个时代，寂寞无语有时是美丽的，结果却是异常残酷的。让人无言。

《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根据博客来网络书店、金石堂网络书店、诚品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美丽教主之变脸天书》}

^{《前进杜拜》}

^{《时尚公关·上流名单》}

^{《先别急着吃棉花糖》}

　　立冬啦！赶紧挑选一本好书，当窗外寒风大作的时候美美地享受书的温暖。本期隆重推荐罗伦·威兹博格的另一本以时尚界为背景的畅销书———《时尚公关·上流名单》。二十七岁的银行职员贝蒂娜·罗宾森辞去了银行的工作，进入极富盛名的凯莉公关公司。脱下了拘谨的套装，穿起超低腰牛仔裤跟布料少得不能再少的紧身上衣，准备和她那些光鲜靓丽的同事（一群漂亮到不像样的男女）上夜店去。他们穿着Gucci、拎着铂金包、带着她进入一个银行职员无法想象的世界。就在那里，贝蒂娜认识了一个金发帅哥。三巡水酒加上一堆热吻之后，贝蒂娜在隔天早上醒来，发现她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慌忙中离开的贝蒂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金发帅哥是个风靡纽约的黄金单身汉，他们那个“什么都没做”的夜晚令她一夕之间成了媒体宠儿。罗伦·威兹博格擅长将时尚的元素融入笔调之中，总是以讽刺而不刻薄、风趣而不流俗的方式将都市里精英分子的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她的小说仿佛是普通大众得以窥探上流社会的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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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和外国人沟通所需的单词”为前提，有系统地整理归纳出生活常用的1000个字词，不一定是最合适，但一定是迄今为止最有趣的英语单词入门书。作者以活泼、逗趣的故事，巧妙融合英语单词与惯用词汇，再搭配幽默可爱的漫画，让翻开本书的人都能轻松愉快地记住这些词。可说是结合图像、联想、幽默于一身的超级学英语书。在韩国一出版即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大卖12万本！

美国高等法院11月13日拒绝对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抄袭一案的上诉请求展开聆讯，从而使该书作者丹。布朗及其出版商兰登书屋最终胜诉。

作家刘易斯。珀杜（Lewis Perdue）诉称，《达芬奇密码》与其所著小说《上帝的女儿》（Daughter of God）在情节上多有雷同，故求判前者抄袭，并索赔1.5亿美元。但一审联邦法官和上诉法庭均认为该项指控不能成立。

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达芬奇密码》的销量已逾6000万册。

　　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府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

◎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也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民主应包容多元，尊重各方利益

笑蜀：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总结，一个是革命党人自身的缺陷，一个是我们民族本身的缺陷，正是这两种缺陷导致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短命，造成中国民主之路的百年坎坷。

袁伟时：民主共和其实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鼓吹民主共和，可惜他们的言论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王韬、郭嵩焘，特别是郑观应都主张改革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要有议会，要办报纸，要言论自由，要办新式学校，这些他们都讲到了。

笑蜀：无论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遗憾，但民国初年，确实出现了新气象，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了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袁伟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确实是空前的，但危机也同时潜伏下来了。这里的危机一个是财政危机，一个是制度上的硬伤。首先说财政。革命造成财政上的困难。

笑蜀：各省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

袁伟时：不是不上交，是没法上交；他要养民军。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大量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民军”，仅广东就有民军14.8万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增加了3倍半！这就惨了，拿不出钱来上交给中央政府。到了熊希龄上台，中央财政还剩下多少钱呢？9万元，不如一家公司的资产多。到这种地步，只能借外债，结果闹出一个善后大借款。

笑蜀：政府在财政上完全破产。

袁伟时：对。更大的危机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主要是互相制衡的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末革新势力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没有互信基础，对袁世凯不放心，老是想怎样仍然把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上。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议会权力过度扩张，议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控制国会，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掣肘。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后来国会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讥为“猪仔国会”、“万年国会”。

不平衡就必然冲突。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招揽和重用海归派，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很能干、很勤政，也很有抱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设计的这种一权独大的制度。

笑蜀：就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

袁伟时：对。这是袁世凯的一个罪恶。袁世凯有两大罪恶，另外一个是称帝。

1913年3月20日，还差半个月满31岁、实际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用手枪解决政治角力，这是民主共和的挫折。不过，当时司法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不幸，解决这一罪案的正确途径没有被国民党接受，他们不顾舆情和力量对比，7月12日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不但自己全军覆没，而且开启了在民主共和的基本框架建立后，继续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先例。

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观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过程包括政党本身的运作和领导方式的变革，完成政党本身的民主化。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笑蜀：如你所说，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而清末新政成就很大。袁世凯也并非守旧，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共和的敌人。当时袁世凯存在两种取向，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怎么对待袁世凯，怎么对待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关键人物，怎么引导他们向善，我认为是民国初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有希望双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容易两败俱伤，甚至前功尽弃，导致全面的复辟。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即革命成功后，旧派的利益要不要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暂时掌握话语优势的新派，有没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天下为公的胸怀，能不能跟旧派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达成妥协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

袁伟时：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但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没有现实的效力。而另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一方向推。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最有利的，是尽可能地把各种势力都拉进民主、法治的制度轨道。

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凶手抓到了，作为铁证的来往电报拿到和公布了，而且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赵秉钧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

笑蜀：法律之途尚未穷尽，就选择了枪杆子，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孙中山不搞“二次革命”，而是继续在法律上博弈，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

袁伟时：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水落石出，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会非常孤立。

笑蜀：不能把真相完全追出来，不能达到完全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会削弱袁世凯的权威，会造成一个弱势总统？

袁伟时：不一定弱势，但肯定是一个受到牵制的总统。他最后采取什么办法呢？他毒死了国务总理赵秉钧，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赵秉钧，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在法律上博弈，虽然查不出元凶，但袁世凯会跟今天美国的杀人疑犯辛普森一个下场，纵然逃脱法律惩罚，但逃不掉道德和舆论的惩罚，要天天被人家唾骂，天天被舆论批评、督促，同时还有一个国会牵制他的行动，那么他后来要复辟帝制也就不可能了。

笑蜀：那么，多党政治、国会政治就可能持续下去，并有机会逐步成熟。中国也就不至于陷进军阀混战的泥沼？

袁伟时：这种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也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制度只是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笑蜀：我听到这样一种解说：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说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不需要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而要建立文明国家。所谓文明国家是什么呢？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有民族特色、体现东方价值的制度。

袁伟时：制度要体现民族特色，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明确回答。邓小平有个主张，就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要有世界眼光，人家什么东西好，对中国的发展有利，就应该为我所用。根据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中国政府采取了几个步骤，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也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思维角度。什么步骤呢？其一是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上签字。前一个公约全国人大已经批准生效了，后一个公约虽然有待全国人大批准，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说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批准；就是说方向坚定不移，只是需要创造条件。这两个公约涉及的是制度。另一个步骤是参加WTO.这不只是经济上的一个大变革，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一个大的变革，也是经济制度和法治的变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约束政府行为，使之遵守法治。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不同于整个世界的自己独有的所谓市场经济。以上几方面都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笑蜀：就是说，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固然差异很大，但同为人类，总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根本需求是一致的，这些公约就体现了普世价值。

袁伟时：对啊。比如说非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跟欧美各个民族差异很大。但在基本点上，他们跟欧美各个民族应该是一致的，不能说因为他们是非洲人就可以不要个人自由，就可以不要男女平等，就应该被歧视、被奴役。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应该受到保障，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笑蜀：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民族特性可言，起作用的只能是普世价值。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在技术层面，各个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只是体现普世价值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但跟着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还要不要民族特点、民族文化了？

袁伟时：这个问题很简单。制度层面上尽可能与国际惯例接轨，并不等于不要民族特点，不要民族文化。民族特点、民族文化是私人的东西，只要在制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空间，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就一定能传承下去。

政府当然也有责任。例如，保护文化遗产，确保文化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此等等，要做的事情很多。

笑蜀：你的意思是说，个人偏好可以有东西方之分，但制度只是个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袁伟时：对啊。人类文明进展到今天，形成一个共同的制度结晶。制度就是规则，现代文明规则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对它需要敬畏，需要珍重。中国政府坚决参加WTO，在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是非常明智的制度选择。

对法治的虔诚信仰是民主的根基笑蜀：制度结晶或者说文明规则就好像一条大路，无以计数的人走了几千年，碰了无数次的壁，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才踏出来的。走这条大路最安全，最便捷，这已经是人类共识。

这里我想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是怎么思考的？

袁伟时：应该承认，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他才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非常可贵的精神，但也有宝贵的教训。

一是空想。比如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就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非常准确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宪法”，空想色彩同样突出，所以在民国初年无人理会，对民国初年的制度建设没有什么影响。

二是总想搞自己的特点。他一方面要顺应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总想根据自己国家的所谓特殊情况，设计出一套不同于欧美并且远远驾乎欧美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他设想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不是社会客观现实的自然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想象，闭门造车了。后来国民政府按照他的设想，搞所谓五权宪法、五院制，国民大会，军政、训政；机构上叠床架屋，制度漏洞很多；不但给后来的运作带来很多麻烦，更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理论根据。

三是不理解民主共和的真谛是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他在晚年公开提倡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这也给蒋介石利用了，成为摧残公民权利、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笑蜀：革命党人在制度建设上的理论准备不充分。一旦胜利猝然来临，革命党人无法尽快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规则体系来规范整个社会，其管理社会的能力受到强大质疑。

袁伟时：革命党人中，有过一些制度准备的是宋教仁。《临时约法》主要是宋教仁起草的。但宋教仁也仅仅是翻译过几部外国的宪法，包括德国的宪法，没有系统研究过现代政治学和法学。

笑蜀：法律是最讲实证的。这么重要的一部法律，差不多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就靠宋教仁等寥寥几人差不多一夜之间赶出来，此前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调研，更没有公开听证和博弈。

袁伟时：没有。他们没有实证经验，没有对宪政问题做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就是一心一意想搞共和。

笑蜀：这跟国民党当时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国民党当时的内部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国民党当时还没有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

袁伟时：应该说正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完成从一个秘密的会党、秘密的革命组织向一个现代政党的转化。所以才有后来的中华革命党，才有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的事件发生。而且这么做还理直气壮的。

笑蜀：实际上也不独孙中山他们如此。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气质的缺陷，我们还没有养成现代政治人格。

袁伟时：还有一个原因不可以忽视，就是制度积累不够。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做司法总长，他就推行现代司法制度，建立新型的法院，改变原来的行政跟司法统一的制度。结果呢，很多地方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没有那么多法官，或者法官的素质赶不上。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人，清末新政的时候才开始培养。1905年以后，相继有青年学生跑到日本去，上所谓速成政法班，学一点皮毛就回来，就当政府官员或者是建新式法院，但他们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行，结果建了新式法院以后，一般人反而觉得没有原来县太爷打板子公正，因为县太爷打板子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他有一套办法了，你现在废除旧的，新的接不上。没办法，只好放慢进度，撤掉一些边远地区的法院，恢复行政与司法统一的制度。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制度积累问题，没有制度积累你是做不来的。

笑蜀：辛亥革命是突变，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就那么五六年，那你怎么能够培养出足够的人才来支撑一个新的庞大的制度？人才准备不够，知识、经验准备也不够。整个社会都没有为这个突变做好准备。民主制度突然一下冒出来，各方面都没法适应，这就不免冲突。冲突的过程就是排异的过程。

袁伟时：归结起来可以这么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到二三十年代情况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他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特务政治，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更大规模的革命。回顾百年共和，创深痛巨，其中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