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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抵墨开始文化之旅
墨尔本刮起龙旋风
星期日演讲“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
南半球春夏之交，蓝天绿地，在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文世界有旋风之称的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昨天早晨坐国泰班机自香港飞抵墨尔本，开始她为期四天的墨尔本文化之旅，并将在明天（11月19日，星期日）下午一时三十分至四时三十分，假座艺术中心ANZ银行大厅，举行题为“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的大型演讲会，并当场回答听众提问，届时，将有一百本新书《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签名售书。
墨尔本华裔市长苏震西当天下午在市政厅接待了龙应台女士，并设茶点款待。
龙应台本次墨尔本文化之旅 ，由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和台湾福陞文教基金会联合举办，媒体协办为墨尔本日报、澳华导报和悉尼的澳洲日报。自十月下旬开始，各报已陆续刊出消息，龙应台的精彩文章、以及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各地华文作者对龙应台及其文章的介绍评论，引起不小反响。
台湾福陞文教基金会负责人黄重生专程从台湾来墨尔本，将全程陪同龙女士的文化之旅。
台北驻墨尔本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严克明当晚宴请了龙应台女士。
（墨尔本）老戴唯
看清楚，是梁山泊不是梁山伯，是龙应台不是祝英台。
把风马牛不相及的梁山泊和龙应台扯在一起，似乎有点搞笑。现在是网络时代，还有时间读一遍《水浒 》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了。有的年轻人连“浒”字都认不得，偶尔拿书一看“噢，水许”就放下了。
没看过书，梁山好汉还是知道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群聚众造反的草莽英雄，月黑风高，杀人放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李逵，只知道打打杀杀，奉行个人英雄主义，赤膊上阵抡两把板斧，嘴里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其实是“想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也出手。杀起人来是“排头儿砍将去”，不问青红皂白，连县令的四岁小儿也不放过。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农民起义不胜枚举，以暴易暴的造反和革命既使取得成功，也不可能构建一种理性的，更文明进步的社会。当革命成功之日，造反者也就走向反面，成了当之无愧的新独裁者，用自己的独裁统治代替前朝的独裁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皇权意识，使这个民族对专制体制的认同高度一致。
多么美好的理想和憧憬也从未超出专制思维。说到底也是“天子圣明，奸臣当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更不可能质疑这种专制是否合乎人性。梁山好汉们的“豪杰行径”，杀人如草芥的血腥场景，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是野蛮可耻，但数百年来的中国读者，却将其视为英雄壮举，津津乐道，如醉如痴。以梁山泊的草莽英雄成为几百年间中国民众喜欢和崇拜的偶像，足以判明，无法走出暴力非理性的怪圈是因为我们对文明社会的人道精神，对生命的尊重意识，民主和自由的理念，贫乏得近乎于无知。
龙应台在《百年思索》，中曾引用过一个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千年封建史的评论，这位西方学者说：“几千年的中国人永远捧着一个瓷瓶，这个瓷瓶掉在地上，打碎了。又把它一块一块捡起，重新粘成一个瓷瓶，就这样一直捧着，直到今天。”（大意如此）农民起义，非理性的暴力革命，是打碎瓷瓶的原动力。瓷瓶，则是中国人至今捧在手里的专制制度。
无论是起义、革命和改朝换代，没有给中国带来基本制度的突破和创新，也从未冲破中国历史的循环状态。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今天的文化界、理论界人士，他们不思考变革这样的制度，而是积极地调整和维护这种制度，使它变得更科学合理，伪装性更强。表面上看它有盛世的光环，实则控制更严密，人民更驯服，造成国民性格的退化和缺乏心智的种族群体。
龙应台，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共知识份子，她关注着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希望中国大陆的政治走向开明，实行民主、自由和均富。她从小叙述引出大道理，理性而非暴力，点燃了希望的火炬，照亮越来越上升的公民意识。她认为，在一个多元及自由民主的体制里， 人才能以一种更体面、更人道和更合理的方式生活。这并非是台湾经验，而是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一言而动天下。龙应台驰援大陆“跪在泥巴里造反”的知识份子，参与他们的“文字起义”。争取博弈空间，推动大陆的言论自由进程。可喜的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思考的大陆知识份子，以先驱者的勇气，敢于以这样“中国特色”的方式坚持说一点真话。“跪在泥巴里造反”，和梁山泊的造反是两回事，相比之下比打打杀杀更难，更文明，也更需要道德勇气。“泥巴”是专制制度和保守势力，“跪着”是理性、和平、非暴力，“造反”则是冲破新闻管制的封锁，发出真实的声音，唤起人们的公民意识。在混沌的大陆传媒界吹起一阵思想言论自由的清风。
龙应台，在准确的时间，用文明的语言，以不卑不亢的姿态，面对权力说了应该说的真话， 维护了知识份子的尊严，也因此受到了全球华人的尊敬。
整体而言，大陆的知识份子们尚不具备这种素质。他们缺少公共知识份子的情怀，没有承担历史责任的肩膀，不具备中西兼通的学识，也鲜有龙应台这样的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正直良心。他们习惯于接受和重复谎言，拜倒在当权者的声势之下，在物质欲望和利益诱惑前把握不住自己，也就丢弃了作为知识份子应有的独立、思想的人格境界，丧失了监督社会，反思历史的功能使命。面对中国的社会现状，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国当前面临的文化困境，和国民道德素养问题，很少有人敢象龙应台那样直视面对。他们只是回避，或忸怩作态， 或视而不见，全无真诚严肃地探求。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为自身和大众文化事业增加坚实的分量，尽到知识份子应尽的时代责任。总而言之，其“假”的烙印太深，“善”的品格欠缺。学识满腹者众，唯独缺少一份可贵的真性情。
被压抑和摧残了心智的大陆知识份子，不可能具备真正的人文情怀。比起既通晓西方文化的精髓，又传承中国文化儒雅的龙应台，这种境界的区别，借用谢青桐的说法就是“并非才情之高下，而是人格品位与文化涵养上的落差”。公共知识份子是个很平常的词， 然其高度对某些文人、学者、教授而言，是他们所无法企及的。
龙应台把国际观引入华人社会，她不仅仅属于台湾。她的叙述和理念，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统独之争，开拓了世界华人的视野，从而影响和推动了两岸文明和改革的思潮。概括起来 ，人们这样评价龙应台——她是一位见解深刻、语言幽默犀利、敢说敢为、才情兼备的女性。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深思熟虑的感悟，同时又保持相当清醒和冷静。儒雅从容、诚恳深邃是它的文字魅力。而最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拥护的，乃是她客观而理性的立场。
龙应台并不高深，尤其她不故作高深。你可以与她讨论观念，交流看法。也可以批评她， 说服她。当然不要忘记“请用文明”。文明二字，何其重。摆放在一个公共知识份子和当权者之间，谁是谁非？孰优孰劣？泾渭分明，真伪立判。
你现在明白梁山泊与龙应台的关系了吧。
（作者系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墨尔本）一如
我认真地把她收藏起来，这是一篇《玻璃鳗》，龙应台的散文。有一天，朋友手抄了一份给我，问我是不是也喜欢这篇“美丽、悲伤、又充满生命张力和不屈精神”的短文﹖我读了，而且不止一遍。每次读，都会有种想要流泪的感觉.玻璃鳗，你让我为之动情。一条透明的、没有秘密的鱼﹐怎么就比形形色色、色彩绚烂的鱼，更惹人怜爱，唤起我心底沉寂积蕴的思绪.莫非你就是一条玻璃鳗。龙应台。你，你的一串串文字﹐你的漂泊阅历﹐你的品格个性﹐怎么看都似她。从《野火集》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弹指二十多年过去了﹐你就像一条游进大西洋的玻璃鳗。“它的身体已经粗大如人的手腕﹐体色稍黑﹐但晶莹剔透如故。”玻璃鳗一出生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天涯海角。而你﹐从台湾到美国﹐又转赴欧洲。旅居瑞士﹐迁居德国﹐目前定居台北和香港。多么似曾相识的生命之旅﹐如同浮沉辗转数千里﹐寻寻觅觅﹐穿过冷暖相异的海潮最终又回到星光闪烁的港湾﹐一条个性鲜明坚韧顽强而又透明柔软的玻璃鳗。
因为所有自海入江的旅程都是逆流﹐玻璃鳗必须用柔软的身体顶着水流﹐开始她不折不挠的逆旅。从淡水河到大西洋﹐越过深浅不一的海沟﹐抵挡浪的翻腾﹐在湍流中竭尽全力。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她遇到瀑布﹐竟会用柔软的身体﹐去挡那猛然冲下的水箭﹐并试图翻越。这样会受伤﹐会死去﹐也会成功地翻越﹐朝着一个方向。令我钦佩的是那敢於阻挡水箭的勇气﹐一个看似弱小微不足道的生命内﹐竟有如此顽强炽烈的意志﹐不折不挠的信念﹐怎不让人肃然起敬。
龙应台的故乡﹐或者说祖籍是中国﹐生于台湾﹐赴欧美攻读﹐研究﹐讲学﹐然后回到香港台湾。这一生命历程约有三十年。她的理念和文化情怀﹐让她穿越地理与历史的疆界﹐她语言文字的护照﹐不断地盖上全球华人的心灵签证.经历沧桑﹐穿过烟云﹐她的文章带着墨香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她的思想如清晨的空气在我们之间散发开来。玻璃鳗﹐於我是个难解的谜.柔弱的、连内脏都纤毫毕露﹐历历可数的鱼﹐为什么选择出走──漂流──-回归的生命之旅﹐为什么舍命千里奔波﹐去到陌生的异地﹐就像我们这些移民旅居国外者。为什么别的鱼可以不走﹐走的偏偏是透明不设防的玻璃鳗。她把生命的过程纳入一路的漂泊和寻觅﹐对阻挡水箭和试图翻越视为不可动摇和别无选择。她的与众不同和自身价值﹐也正体现於其中。
有一种激越的才情﹐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使玻璃鳗“忍不住身体内如滚水沸腾的冲动﹐正窜出泥潭﹐狂奔大江大海”。当她回到了出生地﹐星光闪烁的墨西哥湾﹐有身体如柔细水草的小玻璃鳗出生了。那无数身体晶亮的小鱼儿﹐都向一个方向划开去。虽然柔弱﹐但却充满生命活力﹐像一串清新鲜活的文字章句。无论何时﹐无论游到何方﹐永远晶莹剔透如故。
读懂了玻璃鳗﹐也就读懂了龙应台。
●（悉尼）施国英
这几天，龙应台女士的《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于台湾《中国时报》首发后，在海内外华人世界又掀起了一股“龙旋风” .该文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借用一位大陆网民的话说，是“既有女人的感性，又有理性的反骨” .也有人说，龙应台终于公开批评中共了，听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这之前的龙应台，是同李敖一样的媚俗之辈，如今翻然悔悟，终于站到了反共的行列。
其实要我说，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龙应台从来就是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左右的特立独行的典范，和李敖这样的投机文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远的就不说了，就拿龙应台近年来的一系列的贯穿始终的言行举止和结果来看：
在台湾一波三折的大选之后，她写下了《为台湾民主辩护》一文，为此，极左和极右两翼的华人均不体谅她，喝“狼奶” 长大的大陆愤青甚至扬言“哪天登陆台湾后要杀死她全家”。
在客居香港的日子里，她是七一50万大游行中的一员，并且写下《民主大道四公里》，为香港民众的民主化诉求作声情并茂的呐喊。
借连宋访问大陆的所谓“祥和” 之氛围，她在被视为大陆主流媒体的《中国青年报》“冰点” 专刊发表《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以“曲线救国” 的方式向大陆民众传递已民主化的台湾的种种好处，连中宣部的鹰犬也嗅出了“处处针对共产党” 的味道，这也是“冰点” 被割断喉咙原因之一。
当下，在晶亮的“冰点” 被割喉的黑暗时刻，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龙应台在第一时间写下了上述的那封公开信，向中共的最高权威挑战。她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她依然义无反顾，象一个真正的巾帼英雄。更确切地说，她从来就是一个巾帼英雄。
也许，对于那些曾经指责过龙应台从来不公开批评中共的人来说，她今天的举动颇出人意料，然在象我这样的“第三种人” 看来，她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什么偶然，而是她一贯“价值认同” 的必然结果，是她英雄本色的集大成之表现。
试想，一个视民主自由理念为至尊的知识分子，一个执着于“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 ，一个“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的文化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对中共极权视而不见，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者？更何况，龙应台的本性更是和所谓乡愿相差十万八千里。
至于龙应台以前为什么不直接公开的批评中共？其实有这种思维者本身就有原教旨的极端倾向，也是喝“狼奶” 长大的表现之一。难道推动中国民主宪政就只有一条公开对抗的道路吗？在目前中国特定的后极权环境里，乃至在海外派别复杂的华人社会，有时用迂回曲折的方法其实更有效，也更易为普通民众接受。
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就在二周前，我应邀参加一个题为“当代文学艺术和中国” 的讨论会，会议开始后，一连3位发言者都在用最激烈却很空洞的言辞抨击中共，自发来参加会议的听众有好几位离场，有人实在忍不住，开始频频打断发言者的讲话，指其严重偏题，双方发生激烈争执，我这个所谓嘉宾只好出来打圆场，请大家耐心一点，保证接下来我的发言不让大家失望。我用一些很具体的作品，诸如书籍《上海宝贝》，《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乃至影视作品《走向共和》，《英雄》，《无极》等为例，既有对自由主义作家的赞美，也有对党国文化的批判，没有人打断我的发言还兼收由衷的掌声。会后那几位被称为“捣乱者” 的听众跑来跟我说，其实他们也来自大陆，知道共产党是什么货色，但对那种以共产党的思维反共产党的做法同样反感，他们更愿意接受我这种具有亲和力的方式。
说到这里，我也似乎有些离题了。其实，我真正想要说的是，龙应台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她这么多年来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借用另一位也受我尊敬的自由主义学者陈奎德评陈寅恪之语） 的绝对坚持，作为一个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知识分子，她以她自己独特的感性和理性兼俱的思维，在捍卫已经民主化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在为推进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中，做着她认为她可以做或她应该做的那一份贡献。
一位澳洲的文人朋友对我说，象龙应台这样一贯“中性”色彩，且在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社会皆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中共倒行逆施，变本加厉逆世界主流价值而动的时刻，终于出重手给胡锦涛写这样的公开信，合时合适，此举对普通民众的震撼有着特别的意义。我对这话深以为然，我想，这就是龙应台给我们大家的启示。
（本文于2006年3月载“观察”网站，作者系悉尼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墨爾本）丑女
龙应台女士十年前到过上海，她用其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敏感、独特的眼光发现了上海滩上的一道风景线——那个黄豆芽式的，骑脚踏车，拎一条带鱼的上海男人，并大呼小叫找到了世界上的稀有品种。还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温柔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不属于中国女人”。那么，请让我来告诉您：在一些成功的精明强干的上海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甚至三个会”啄”的上海女人。
有一段辰光，上海人是自恋自爱自说自话的。他们把自己以外地方的人，其中包括祖辈在上海生活的山东人、江北人等都称为”乡下人”；他们还把生活的区域分为”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是指徐家汇、淮海路、南京路，那里走出来的男人是住洋房，很洋派，说话带点”洋径浜”的；”下只角”的男人住在宝山五角场，从那里走出来的男人踏黄鱼车，出苦力，说话”拆那，拆那”的。龙应台笔下的那些上海男人应该是从界于”上只角”和”下只角”中间地带的里弄、石库门里走出来的”长脚”、”黑皮”、”小排骨”.我想告诉龙女士的上海女人是从苏州河边棚户区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不要小看伊是”乡下人”.”上只角”的派头她们全晓得的：做头发要到南京理发店；拍照片要到王开照相馆；吃西餐要到红房子天鹅阁；买点心要到老大昌；鸿翔的衣服蓝棠的鞋；白相要去大世界。她们是做梦也想嫁到”上只角”的。
金凤凰偏偏碰到了”长脚”，上海女人的”啄”从”轧朋友”就开始了：小姑娘是拎得清的，爷娘老早关照过了：男人老实伐？捏得牢伐？房子有伐？海外关系侨汇卷……事体不弄清爽，侬是碰也不要想碰她的，更不要想”香嘴巴”了。”毛脚女婿”上门看丈母娘，光拎只蹄膀，买条香烟是不来肆的。还要拖地板、修门窗、烧小菜，样样事体要做的来的。要让丈母娘看在眼里，吃在嘴里，甜在心里。终于有一天，眉开眼笑地对囡囡讲：”长脚人老实，眼皮又活络，要是有这样的儿子我算是福气了。”小姑娘心领神会。就这样，出身不硬，经济勿灵的”长脚”要娶”金凤凰”了。
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上海男人是怜香惜玉的，他们被上海女人敢于下嫁而感动了，于是疼女人、爱女人、宠女人，因为女人讨的来勿容易，发誓要让自己的女人过上好日子。于是螺丝壳里做道场。不足十平方的亭子间硬劲塞进”三十六只角（家具的三十六只脚）”，还隔出了”灶披间”；上海男人香烟、老酒勿吃了，每个号头一塌刮子几张”大团结”全都交给女人。上海男人买小菜、烧饭、汏衣裳，他觉的天经地义。即便这样了，上海女人还是要”啄”，她们是要风光的，要在小姐妹面前 “扎台型” ；要和街坊邻居”别苗头”，只好”啄”自己的男人：”长脚，侬晓得伐，厂里厢的月仙的小娘舅从香港给伊带来一件衣裳，样子老时髦咯。”上海男人自觉理亏，马上去南京路看橱窗，用女人淘来的”料作”翻花头，什么”铜盆领”、”泡夫袖”式样比起商店里的一眼眼也不”推板”的。女人还是不肯罢休，因为对过的”小排骨”用侨汇卷买来一只电视机。”长脚，我也想櫈在屋里看电视的。”上海男人想尽办法去撮”外快”，有一点”进项”一歇歇辰光，里弄里的小姐妹、单位里的同事、屋里厢的亲眷全都晓得了。
小人养出来了，上海女人自认是功臣了，事先讲好的，生小人是我的事体，养小人是侬的事体。白天，上海男人要做”生活”（工作），回到屋里要服侍女人，夜里要照顾小人，时间都是精算到每一秒钟的：困觉前先把奶粉冲好、尿布摆好，小人的第一声啼哭，上海男人就冲起来，按顺序操作，先把奶水放进保温瓶里，然后换尿布，这时奶水的温度正好，吃好奶，把小人竖在肩头让她打咯，这样小人就不會吐奶，放下她就又可以安心睡觉了。闹忙是闹忙的，但是上海男人心甘情愿。因为女人、小人全是自家人呀。
上海女人也有关于”啄死”的传言：讲一个上海女人实在”啄”的太”结棍”，上海男人勿当心”张”了几句。乃上海女人受不了了，扬言要跳黄浦江。上海男人开玩笑：”侬去跳呀，黄埔江又没盖头。我同侬一道跳。”这还了得，上海女人拽着上海男人就来到河浜前。不曾想，上海男人是识水性的，一计头先跳了下去。上海女人勿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跳下去。先喝了几口水，上海男人把她拉出来，上海女人眼珠也要弹出来了：”做啥？十三点啊，拉我啥体。”又把头放到水里，一趟两趟上海男人吃不消伊，索性将她拖出来：”好来，勿要‘啄’ 来，回去吃夜饭啦。”上海女人头一别：”回去就回去，反正横竖横了。”唉！上海女人有辰光‘啄’ 起来没道理，瞎三无四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人大起来了，上海女人突然发现自家的男人头发白了，背也有点驼了。看到他踏着脚踏车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做生活养活一家门。上海女人开始收心收骨头，肉痛自己的男人了。礼拜天，老清老早爬起来，帮男人掖掖被头：”老头子，再困脱些。”自己就穿着困衣困裤拎着篮头去买小菜。三分钱葱五分钱姜地与摆摊头的讨价还价来的个起劲。马路上偶尔也会看到夫妻”吵相骂”、”打相打”心里庆幸：自己的男人识”啄”的。心里懊恼：不应该”啄”男人。
经过三代上海女人的”刁啄”，上海男人不是”精品”才怪哪！嫁给这样的上海男人是女人一辈子的福气。顺便提一句，象我和龙女士这样的女人，上海男人是不肯讨来做老婆的，他们会说：”帮帮忙嗷，吵死来！”
初民面对虎豹猛兽，绕村筑篱，意在自保御袭.当今封山围地，划地为牢，设所谓自然保护圈，却为护兽防人，藩篱虽同，但于强弱双方却互换位置。对于强者，藩篱是进攻的障碍；对于弱者，藩篱是御敌防线，是使强大对手不能为所欲为而卫护身家性命的屏障。强势一方高喊甚至“动手”拆除，其用心很经不起推敲，其结果更是一目了然，即使他满面友好满口亲善。弱势一方若天真地以为拆除藩篱便意味着与强者靠拢一步，自己也成为强者，其结果很让人心惊肉跳。
龙应台教授在《人在欧洲：诗人拎起了皮箱》中记叙了她在瑞士参加第五十届国际笔会的情况.当年笔会的主题是，“以文学来拆除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围墙”。认为文学可以超越政治、种族、宗教而成为全人类、起码是全世界的作家们的“救星”。然而，亲历之后，她“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她看清了拆除围墙后的情形。
如果一个外星人听说有个属于全人类的国际笔会而来到Lugano（该届笔会的举办地）实地观摩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种人！”
笔会安排在大会中发言的只有两个亚洲人，当那位日本作家上台发言时，“原来在台前忙着闪光照相的记者们就收下相机，坐下来休息。”所有发言的主题都是“绕着欧洲文学打转”。当亚洲作家用典故时也“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去迎合欧洲人的知识范围。”“欧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学范围中，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既无了解也无兴趣，而他们又有自我沉溺的权利，因为别的民族也都把欧洲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龙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们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身上。这个世界的现实是：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龙应台女士说，“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这次笔会是“欧洲作家聚集一堂，同欧洲的语言，引伸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非欧洲的国家的在场，只是个不足轻重的陪衬.”
笔会看上去是大不同了：谈的是相同的话题，用的是大会规定的语言。可那是与谁切肤相关的话题呢，可那又是谁所熟习的语言呢？一句话，这是谁想要的“大同”？“大同”难道是欧洲文化消灭其他文化的冠冕堂皇的旗帜？大会也有一个脆弱的声音在忧虑世界的“同质化”，可被主流话语淹没得细若游丝.
这并非耸人听闻，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人类交往史并未摆脱“肉搏”：金钱及其支配下的“坚船利炮”尤如虎爪豹齿让人在同胞的白骨堆上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应该说这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和痛苦，而绝非人类文明的勋章和荣耀。当初，一群先磨砺爪牙的老虎说，你们应该拆除藩篱与我们“交流”。人类的智慧乱了手脚，在最初的抵抗之后，藩篱被全面摧毁，老虎就凭一身的蛮力气，打劫了桑田阡陌炊烟袅袅的村庄.黄土地上的我们这一群被蹂躏得奄奄一息的人一度筑高了藩篱，闭门疗伤，谁知服错了“药”，旧病未除又添新疾，不仅没获得打虎的本领，连走路的气力都快丧失殆尽.人们悄悄地拆掉一点珊栏探出头来，此刻的“老虎”已是发达后的大人物，无须再像海盗般凶神恶煞，而有了胜利者的大度，绝对优势下的自信使其一派雍容。他们即使肯伸手“援助”你，事后他们一定从中获得优厚的“回报”，因为世界已经被他们玩于股掌，能够做到“他们吃肉你喝汤”就算对得起你了。早年的强盗使人害怕而不得不屈服，而暴发户的儿孙们现在早已洗尽祖先手上的血污而成了翩翩世家子弟，接受他人的顶礼膜拜。在“肉搏”中败下阵来的人们全面向“老虎”投降，认可他们的强盗逻辑和规矩，甘拜下风，以为他们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以为自己一旦把这个真理握在手里自己也就是“老虎”了。所以与他们的“规矩”进行“国际接轨”成了时下的时髦药方。且不说，“老虎们是否真的愿意你也成为老虎，单是老虎们修炼的那套方法就未必适合你的身体.
最具悲剧意义的是，“坚船利炮”已经成了人类成就的唯一价值标准，即使是宣称以“反强权”，“想抵制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为宗旨的国际笔会尚且如龙应台教授所言，乃强势文化一统天下，则普罗大众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就更不要说了。举一个不很恰当的例子：两个孩子打架，一个身高马大拳脚熟练，一个文弱单薄不谙角力，两相交手，后者必败。一架打下来，后者的一切都错了，都失去了价值，因为这一切使你挨了打。后者的母亲如果因此认为自己的儿子要痛定思痛，一切都要向前者学习，包括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作息方式，岂不荒谬！可当这一切发生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时为什么就觉得理所当然呢？凭洋枪洋炮打出一个英语的天下呐！所以才有龙教授痛心的感慨：“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
仔细想来，人类无需急着去拆除藩篱.如果说藩篱像家园的栅栏，你拆除了，别人未必肯拆；如果他比你强的话，他不仅不拆，反而可能把他的栅栏扩大，使你的家园成了他的后院，这时藩篱的确没有了，但你安身立命的家也没有了。也许更理想的未来是：当两家人真的势均力敌时，他们坐在自家的花园里，隔着白色的木栅栏，互相欣赏各自的红花绿树，互换互赠你有我无的果实。此时，白色的栅栏只是家园的装饰而不再成其为藩篱.可见人类消除藩篱只能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后的结果，而绝不是前提。
（作者为大陆旅澳学人）
今年 11月，是当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整整 50周年。这场匈牙利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的运动，最后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这场被称为”人民起义”的反抗事件，标志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崩溃的开始，因为它已经无法靠意识形态来维持，无法靠控制的媒体等继续宣传欺骗，只得摘下面具，用坦克机枪镇压，暴露出它的暴力统治的本来面目。
当年目睹这一事件，后来随父母逃离匈牙利，转辗来到美国，目前在阿什兰德大学（ Ashland ）讲授政治学的施拉姆教授（Peter W. Schramm ）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基于原则》（On Principle ），对这个事件有清晰的描述。加州克莱蒙研究所刚出版的”书评”秋季号，发表了该书片断。根据该书，在镇压匈牙利事件时，苏军调动了大量军力，包括战机、大炮和六千辆坦克。匈牙利人拿起武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有 2800名匈牙利人、 700苏联士兵丧生。另外有 2万名事件的参与者被随后判刑， 20万人（当时匈牙利人口 9百万）逃离他国，其中 4万 7千人定居美国。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 33年之后，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同样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也是遭到了军事镇压。今天回顾这两个事件，它们的异同很值得深思：
第一，在匈牙利事件初期出任总理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公开提出，要”结束一党专制，自由选举”。而当时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从没有提出这样鲜明的政治诉求，他在事件中的最勇敢行为是到广场声援学生，说他老了、来迟了等。
第二，纳吉始终拒绝认错，监禁一年多后被判处私刑，在监狱中被绞死。他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如果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那是违背我的意愿的。”纳吉对那些镇压者（包括后来的匈牙利共产政权）持道义谴责的立场。中国的赵紫阳也没有认错，但没被判刑，被监禁在家，直到去世。但赵紫阳从始至终都是共产党员，并以党员身份上书中共中央，等于承认这个杀人政权的合法性，更别说否定共产主义。
第三，匈牙利人在面对军事镇压时，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近一周的武装抵抗，甚至把苏军抵制在一个海湾几天，击毙了七百苏联士兵。最后一些游击战士还撤退到其它国家，继续组织地下抵抗。他们认为自己有武装抵抗的权利。而在中国，当时的天安门运动主要领袖，几乎一面倒地强调”非暴力”是最高原则，并把要武装自卫的人视为”不和平、激进”，更有学生领袖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对皇帝进谏般苦苦劝说，期盼皇恩浩荡。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塞尔登（ Mark Selden ）曾对此评论说：”1989 年的天安门运动仍遵循中国古老的对朝廷滥用权力的进谏传统，……和东欧的运动比较，中国学生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匈牙利的运动，则是跟共产党对立，最后成功地推翻了共产政权。”
第四，匈牙利的大学生和工人等各界密切合作，没有像中国学生那样以什么”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排斥工人和知识分子。而且匈牙利人也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仅仅在街头抗议示威，他们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共产党办公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把它在大街上拖碎。在苏军要攻进起义者占领的国家电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用各种语言播出当年美国总统林肯的著名盖茨堡演说，并向世界发出 SOS 的求救信号。
第五，虽然美国一直期待中国发生政治变化，国务卿杜勒斯有名言：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下一代，但对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那些所谓”中国通”，完全没有预料。连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在六四枪响时，也只是感叹，中国的事情像深渊，他没法看清了（他去世前交稿的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其中”新”字就有修正他原来旧想法的意思）。在六四开枪时，美国总统老布什，还想给邓小平拨电话，劝说他，而邓小平根本不接他的电话。美国对匈牙利事件也是如此，美国的情报部门等，根本没有预料会有个”匈牙利起义”。虽然”自由欧洲电台”等呼吁共产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支持他们追求自由民主，但真的匈牙利人民起义了，美国却退缩了。当时被视为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匈牙利人不是我们”潜在的联盟”（ potential allies ），等于表明西方不会干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以《古拉格》一书获普利策奖）阿普尔鲍姆（ Anne Applebaum ）最近在她专栏中批评说，美国当时所以这样愚蠢，就是因为视”区域稳定”高于”推广民主”。因而她提醒布什政府，千万要吸取教训，不要一边向中东传播民主，一边还要保护什么沙特阿拉伯等的区域稳定，而把民主的价值打折扣。
第六，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最初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后降级为”动乱”，后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种不断降级说明，中共自己已经越来越无法理直气壮。但中共至今对此根本不认错，更完全不认罪。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那一年的七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宣判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罪（第二年匈牙利加入北约）。戈尔巴乔夫曾谴责当年苏军入侵；叶利钦访匈时，向当地人民”道歉”。今年三月普京总统访问布达佩斯，表示虽然俄罗斯不是苏联，但对当年的事件仍有”道义责任”。
从匈牙利事件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事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关键是要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实行一种尊重事实和真实的民主制度。如果期待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获得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最终结果，首先和前提条件是，结束共产党的专制，让中国人像匈牙利人那样，有定期的选举和新闻与言论自由。
2006 年11 月17 日于纽约
洋相，被《现代汉语词典》注解为“出丑”和“闹笑话”。生活中因各种原因，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自己的和别人的洋相，因为是寻常人身上发生的寻常事，通常是一笑了之。
但是，国家元首级人物，在外事活动中出丑或者闹笑话，就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国际影响甚至“震惊世界”，轻则使该元首个人形象受损或者矮化，重则降低国格伤及国家民族。因为这类洋相的非比寻常，完全有资格享受“国际洋相”的“美誉”。
当代史中，几桩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国际洋相”无不发生在极权国家的元首们身上，最典型的如当年苏联领导人赫魯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皮鞋砸桌子，其次如契尔年科、江泽民等极权首领在“国际洋相”方面皆有不俗的“表演”。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另有什么带有规律性的原因，真有点发人深思。
若谈到“国际洋相”的数量，并非我莫某的虚荣心作怪，故意给中国领导人开后门加分，因为事实上肯定没人能比得上刚刚卸任的前中国党政军一把手江泽民，因为他经常不断的洋相表演，有的外国媒体竟授予了他“东方戏子”的特殊称号。
他曾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小梳子，在众目睽睽的主席台上梳理自己的“秀发”，这张照片的出现几乎造成世界性的“洛阳纸贵”。这位表现欲异常旺盛的国家元首，像唱歌、拉二胡、背诵英文教科书这类小打小闹的即兴洋相层出不穷，倒也花费了摄影记者们不少胶卷，也正因为其屡见不鲜反而未能取得轰动性效应。
直到在奥地利维也纳参观莫扎特博物馆那次，才真正让这位“东方戏子”如愿以偿地抢了个头彩。那天，当导游引领着这位中国国家主席来到一台钢琴面前时，这位“东方戏子”竟然嘻皮笑脸地对导游提出要求说∶“我想弹一下这台钢琴。”面对突如其来的要求，训练有素的导游只好说∶“这是莫扎特生前使用的钢琴，按惯例参观者是不允许弹奏的，考虑到您是一位来访的外国元首，我们只好破例。”这时迫不及待的江泽民，早已坐上了琴凳，叮叮咚咚地弹将起来。
要知道，维也纳的当地居民绝不会给被誉为音乐之都的家乡丢脸，他们几乎人人具有极高的音乐鉴赏水平。像江泽民这类只会弹点《东方红》之类的简谱歌曲的班门弄斧者，除了给当地牙医增加财源之外（估计有人会笑掉大牙），还会有什么效果？难怪第二天当地一份最具影响的报纸，登出了一幅江泽民弹钢琴的巨幅漫画，独具匠心的画家，画在琴键上方飘浮的不是通常象征音乐声的音符符号，代之以共产极权的图腾——刺目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这是一幅令人拍案叫绝的漫画，人们看到的除了画家的匠心之外，还有他的一双慧眼，能看穿江泽民心灵的慧眼。
在国内外出尽洋相的“东方戏子”卸任以后，许多中国同胞终于松了一口气，满以为从此将结束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洋相生涯”（毕竟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嘛）。
这时，刚刚接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登上了国际舞台，这位五官还算端正的钦定接班人，只要他永远不开口说话，在外观上看倒也并不令人十分厌恶，可他一踏上俄罗斯国土就说出几句让中国人丢尽脸面的话。当俄国记者向这位新任国家主席问到他读过些什么俄罗斯文学作品时，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生回答的并不是举世闻名的托尔斯泰、普希金、或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传世经典，而是流行于斯大林时代的一本儿童文学小册子——《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个回答令全世界与论既吃惊于他的浅薄，又吃惊于他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胡锦涛在访问美国之前，就其访问规格问题双方争执不休，中方要求的是国家元首出访的国事访问规格，坚持民主政治原则的美国对这位并非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共一把手不愿鸣二十一响礼炮，争论结果，中方终於让了步，降低了门坎。今年胡锦涛终于实现了他盼望已久地美国之行，他一路谨言慎行，虽然他明知遇到的是一头“纸老虎”，但心里还是担心是真老虎老是忐忑不安。终于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专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露出了洋相的马脚。当盖茨向胡锦涛抱怨说，中国的软件盗版太猖獗，他在中国赚不到什么钱，胡锦涛立即表态：“我回国后一定要求政府机关都用正版软件”。他这句话无意间透露了一个国家机密，我们的政府机关使用的也竟然使用的是盗版软件，这些言行十分遗憾地增加了我国充当“流氓国家”的嫌疑。
人们可以拭目以待的，必然是贴着胡记商标而出台的系列“国际洋相”。
现在不妨回过头来，对这些极权国家领导人屡屡表演洋相的原因进行一番探究，其实，这仍然是制度造成，因为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者施行的是“朕即国家”的政策，党魁就是皇帝就是“朕”，没有人敢违抗“朕”的意旨。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也就是全党甚至全国的兴趣爱好。例如毛泽东喜欢利用跳交际舞的机会和妙龄女郎们“亲密接触”，在西方生活方式被视为瘟疫的共产群体中，这种跳舞的“西方生活方式”却从延安到中南海都“一花独秀”了几十年。又例如江泽民喜欢展示他唱歌之类的雕虫小技，中央电视台就会出现他带领全体政治局委员合唱《国歌》或者《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的特写画面。而音乐不及格的毛泽东统治了大陆几十年，他和他的委员们做梦也不敢想到当众表演唱歌。
极权社会对统治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没有真正独立的在野党的说三道四，也没有自由媒体的说七说八，有的仅仅是独裁暴君的“老子说了算”。这样他在国内为所欲为，形成了唯我独尊的习惯，到国外以后，仍然按老子天下第一的方式行事，高兴梳头就梳头，要弹谁的钢琴就弹谁的钢琴, 没有任何人敢于阻止，如果钱其琛阻止他梳头或者唐家璇不让他弹钢琴，回国后三天之内中国人就会被告知∶“外交部长因健康原因而请求辞职”。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大陆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新京报》的时事专栏上，刊登了暨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庄礼伟先生所写的《警惕“圣徒式的洁癖”》一文。这是对我的一篇批评文章的回应。庄礼伟曾写过一篇题为《总统大选，一地鸡毛》的评论美国总统大选的文章，我曾写了短文《且说“一地鸡毛”》批评之。针对这篇新的回应文章，我认为有必要继续与之深入讨论。因为这场争论涉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那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的民主制度？
美国大选不是“一地鸡毛”
庄礼伟在《总统大选，一地鸡毛》一文中认为：“此次选举，花钱很多，撒得到处都是，创下了历史纪录，可留下了什么呢？一地鸡毛。”他认为，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不到半数，表明美国公民患上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症”，也显示出“受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选聒噪太虚伪令人恶心”。于是，我在批评文章《且说“一地鸡毛”》中针锋相对地指出：
美国的民主制度固然不是一套至善至美的制度，正如其开国元勋杰斐逊所说：“我们的制度的伟大，正是因为它的不完善。”但毫无疑问，在世界民族之林，美国走在了民主化的前列。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建设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国家来说，究竟是高高在上地挑人家鸡蛋里的骨头，还是虚心地学习人家的长处；究竟是通过批判对方来获得心理上虚幻的满足，还是通过吸取对方的优点来促进自己的进步，应该不是一种艰难的选择。
庄礼伟不愿承认错误。在这篇洋洋洒洒的回应文章中，他辩解说其文章的“文眼”是肯定美国大选“赢家有压力，输家也有机会”，对美国大选基本上持正面的评价。但是，他对使用“一地鸡毛”和“令人恶心”等侮辱性说法来概括美国大选偏偏只字不提。在我看来，经过两百多年发展完善的美国大选，并不是庄礼伟所讥讽的“一地鸡毛”，而是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与张扬，是四年一度的、轻轻松松的学习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参与民主生活的好机会，也是整个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石。美国大选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和缺陷性，如候选人之间过度的诋毁和攻击、金钱的投入越来越趋向天文数字等等，但总体而言，这样的选举制度仍然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将来。
庄礼伟指责我未读完他的文章便发表评论，根本是没有道理。相反，他才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我的批评文章。他在文章中批评我“完全拜倒在某种‘经验’或‘模式’面前”，甚至用一种夸张的比喻形容说：“他比较关注某种事务的优点，他承认这种事物有不足但总是忌讳提及，就像爱一个女人爱到别人一说这个女人的有据可查的不足，他就要跳起来，这就有点将心爱之物‘圣洁’化的倾向了。”这种批评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自我想像”，我本人从来就没有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圣洁化、完美化的企图，我既看到了“光”的一面，也看到了“光”的背面。我从来不曾将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作为某种凝固的“经验”、“模式”、“榜样”而加以理想化。正如没有完美无缺的人，由有缺陷的人所组成的政府、所建立的制度，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如今，美国的总统选举成了一架巨大的烧钱机器，候选人的筹款能力与当选几率有重要联系，寻常人等很难问鼎白宫。美国大选也存在着投票率低迷的困惑，对此学者威布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一方面，投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并非完全是负面现象，“冷漠和无能为力与公民被雾化有密切关系，这种相互联系不仅在各种基层政党组织的衰弱中被显示出来，而且也在民主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力量中被显示出来。同样一种文化特性在使个人获得自主追求个人满足之自由的同时，也抑制了个人对权力的追求。”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公民对政治兴趣不大，反倒表明这个社会的政治运作比较正常；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公民都对政治非常热衷，则说明这个社会的政治运作比较不正常。
美国的选举制度设计精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意。在备受争议的两千年的大选中，作为竞选双方的布什与戈尔，在发生了严重的争议之后，均静候法院的裁决。而一旦法院作出了裁决，输赢立判。输家极有风度地鞠躬认输，绝对不会出现台湾选举中的那种情况——输家坚持不服输，甚至轻率地诉诸于民众的街头运动。美国人相信法律的力量，竞选中亦有许多周密的法律约束，使得候选人不能乱来。两千年大选的戏剧性争执以及平稳解决，即显示出制度设计者的前瞻性和参与者的民主素养。不是民众天天都走上街头才显示民主无所不至，就像威布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更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政府做它需要去做的事情；政党运转得也非常好；政治行动委员会使政治游戏保持在公开状态；而普通公民接受结果。”
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我在看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时，始终以老邱吉尔的名言“民主制度仅仅是最不坏的制度”为前提。两百多年来，美国也出现过若干反文明的逆流。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若干反民主、反自由的行径，固然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自私考量，更是源于人类内在的罪性与有限性。直面历史学家尼德曼在《美国理想》一书中的告诫是必要的：“探索人生的人们绝对必须正视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的劣根性，同样，也必须正视这个劣根性同样体现在历史上的伟人们作为人之行为之中。我们需要的是既能使我们以真正的人类尊严昂首挺胸，又能使我们以真正的忏悔低头思过的神话、象征和故事——然后使我们能直视前方去迎接问心无愧的生活，跨进我们在内心世界中和脚下的大地里发现的一个全新的美国的未来，它正在召唤我们所有人去做一个真正的、具有高尚灵魂的人。”
不可否认，美国的历史固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颇多污秽不堪的部分，如：早期的黑人奴隶制度，向西部殖民的过程中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屠杀，延续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二战后屈从斯大林的压力未能竭尽全力确保东欧诸国的自由与独立，冷战时代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盲目发动越南战争，以及为适应冷战形势而支持过南美、中东和非洲的若干右翼独裁政权等等……美国的历史学家们都不曾讳言，尼德曼就坦率地反思了美国政府屠杀印第安人和虐待黑奴的历史：“一个建立在如此伟大理想基础之上的国家，和现实中的野蛮和压迫行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伦理的自相矛盾，是非常独特而又惊人的。” 历史是不能遮盖的，现实依然不尽如人意。出于地缘政治和能源问题的考量，今天的美国政府仍然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君主独裁制度的海湾国家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未能向其施加更大压力促使其民主改革。对此，我在文章中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对于他人的批评我也十分欣赏，我从来没有像庄礼伟臆想的那样一听这样的批评便“挑起来”。美国和人类都是在不断的反省中进步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人如此勇锐地面对其历史与现实，我们是否能采取同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呢？
我深知，现实中美国政府的诸多政策与《独立宣言》和开国元勋们所设想的更美好的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比如，我在许多文章中尖锐地批评过美国外交政策中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和功利主义倾向。正是这一势力的无限纵容，才延续了苏联、东欧以及亚非拉若干专制政权的寿命，使得数亿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正是这一势力的作祟，才导致了尼克松在毛泽东暴政的高峰时期访问中国，给毛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
二十一世纪初，当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全面崛起之后，小布什政权才开始着手更正此一系列严重的错误。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布什总统在参加欧洲纪念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活动的时候，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他公开对当时美国政府默许斯大林帝国侵占波罗的海三国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表示歉意，坦承美国在导致欧洲大陆分裂一事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这是“数一数二最严重的历史错误”。布什毫不留情地指出，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袖史达林和英国首相邱吉尔于一九四五年在雅尔达敲定的战后利益分配的协议，“承袭了慕尼黑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的不义传统”，雅尔达密约导致苏联进占和兼并波罗的海国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对此，布什明确表示，这样的错误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不容其他世代重蹈覆辙——姑息或原谅专制暴政、牺牲自由谋求稳定却徒劳无功”。我非常欣赏布什总统的这种自揭伤疤的作法——我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明智而富于远见的美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我看来，民主问题向来就是参与问题，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民主不可能立即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在美国，总统和议员们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互相监督，并受到另外一个权力分支——法院的制约。毫无疑问，美国民主制度中“三权分立”的重要原则，正是基于基督教中“人皆为罪人”的观念而设计出来的——昔日，大陆会议和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并没有将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当作躲在修道院里的、一尘不染的圣徒来看待，他们思考的重点是如何更加有效地约束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他们是好人当然最好了，即使他们是坏人他们也不能胡作非为、过度危害国家。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点便是承认人的有限性、人的罪性，我自然也没有愚蠢到将政治家们统统“圣徒化”的地步。如果庄礼伟要将“圣徒式的洁癖”这顶高帽子硬塞给我，我受之有愧，还是改送给别人吧。
批评美国不需要勇气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美国社会所存在的诸多缺点，也没有否认过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骂美国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我又认为，骂美国首先还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那不仅是他们的自由，更是他们的责任。我在几次美国访问期间，所接触的大部分美国民众，对政府都充满了怨言，即便是那些投票给小布什的百姓，也不见得就对白宫、共和党及小布什本人有多么“爱戴”。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半都是左翼的天下，每天都充斥着关于政府的负面新闻。如果仅仅是看报纸和电视，那么你还真以为这个国家正处于民不聊生、百业不兴的光景呢。不必吃惊，这就是美国人看待政府和总统的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的媒体上天天都是太平盛世、莺歌燕舞的景象，那么中国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我始终认为，我们有作为旁观者批评美国的自由，但我们还有两项比骂美国更重要的使命：第一是拓展自己言论自由的空间，尤其是争取批评中国的现实的自由。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沦为那个有名的笑话里的苏联人：美国人和苏联人争论谁的国家里享有更多的自由。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到白宫门口去游行，去骂罗斯福。”苏联人立即回应说：“我们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宫去游行，去骂罗斯福。”其次，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比在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某种“鸡蛋里挑骨头”式的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踏踏实实地实行民主启蒙的工作——包括客观地、全面地报道和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而不是像庄礼伟那样居高临下地作“恶心状”。
在这篇回应文章中，庄礼伟还宣称：“我比较喜欢做的事，仍然是对各种成为‘中心’的现实事物‘冷嘲热讽’，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污迹和鸡毛。这是我个人的作战岗位。”我想反问的是：难道美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成了“中心”和“主流”吗？看看央视和《环球时报》，每天都在丑化美国、攻击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美国的真相。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民众所获得的关于美国的资讯全都是片面的、有限的、不完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妖魔化”了的。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已经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势文化，但在中国这一特殊的环境里，美国及其价值观并未占据“中心”位置。在大部分中国民众的心目中，美国是一种被情绪化、被偏见所笼罩的负面形象。我们需要向公众介绍的，应当是一个全面而真实的美国，而不是轻率地下一个“鸡毛”的定义。
在此背景下，庄礼伟一边故作公允地作旁观的哲人状，一边又把自己打扮成“战士”的模样，仿佛自己真的有一个“战斗岗位”似的。其实，与其说他是在真诚地战斗，不如说是在作一种表演式的战斗——在中国批评美国，从来就不需要勇气。庄礼伟轻率地将美国总统大选贬斥为“一地鸡毛”，不仅让普通的中国民众远离了美国这个可以部分借鉴的制度资源，而且使得某些夜郎自大的国人更加故步自封、拒绝一切形态的改革——既然美国大选是“一地鸡毛”，那我们何必学习之？
庄礼伟的“恶心”显然是用错了地方。包括庄礼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公民们，迄今为止就连选举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的选举权都还不能完整地运用；就在庄礼伟生活的广州，像孙志刚这样的大学生，会因为没有带上暂住证而被警察活活打死。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历来就喜欢对美国鸡蛋里挑骨头，却漠视自己身边可悲、可怕的现实。庄礼伟更应为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些邪恶的事件感到恶心和愤怒，却偏偏对美国大选感到“恶心”——这种“恶心”也未免太过于矫情了吧？这不是庄礼伟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被偏见、被意识形态的教条所束缚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其价值几乎为零。
在舞台上表演京剧不是战斗。对于一名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战斗，是为那些矿难中遇难民工的权益而呼喊，是关心每一个被凌辱和被虐待的同胞，是谴责那些暴虐的官僚和警察。真正的战士、真正的作战岗位，不是色厉内荏地指出美国的“鸡毛”，而是指出中国这个“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之处，并对这个“太平盛世”发出“盛世危言”——这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庄礼伟愿不愿意冒着失去学术地位的风险来试一试呢？我想提醒这名位子差不多坐稳了的教授：在中国从事批评美国的工作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远远不足以形成一个所谓的“战斗岗位”。
“半神半人”的开国元勋
庄礼伟在反驳文章中将“圣徒”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提出，认为“这位校友所喜欢的美国，它的历届领导人中间可以说没有一个‘圣徒’，应当说这是美国的幸运”。而在我看来，“圣徒”乃是一个正面的概念，真正的“圣徒”并非像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列宁那样企图将别人变成圣徒、自己却大肆杀戮的暴君；真正的“圣徒”乃是像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曼德拉、教宗约翰·保罗二世那样的伟大人物（不幸的是，包括庄礼伟这样的饱学多思之士在内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把前后两者混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都具有某种圣徒的品行。这些有圣徒倾向的人物，所展示出来的人类天赋的向善的能力以及精神境界的崇高，成为人类文明中超越种族和国家的共同财富。
由于缺乏宗教感，庄礼伟无法理解这种精神价值维度，以及此维度对现实政治发挥了何等巨大的作用。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历届总统们，绝大多数都有身后的基督教信仰背景。当然，他们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缺点的人，我在为美国历史学家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一书所写的书评《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中早已指出：
美国公众对独立战争的领袖们的崇敬，并不同于纳粹时期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迷信、以及苏联人对斯大林复杂的敬畏之心。美国公众对开国元勋们的基本看法是：“他们是伟人，但也是有缺点的人。”
在这些“有缺点的人”当中，曾经有人支持蓄奴制度，有人沉溺于政党斗争，也有人参与决斗并无谓地死去，但他们在参与政治的时候并没有忽视道德和信仰的力量。他们将实现上帝的荣耀作为人生的目标，致力于发掘和展现本人身上的神性的一面，因为人是上帝所造，如《独立宣言》所云，人因被造而平等。他们是一群古典气质的绅士，杰斐逊将这群参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称为“半神半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华盛顿为何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毅然辞去军职，为何在其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平静地回到农庄中继续务农。虽然其农庄的经营一直不甚理想，但他从来没有想过以开国之父的名义向这个新诞生的国家要求些什么。他本来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权力、金钱和崇拜，因为他拥有过一支英勇无比的军队，这支军队曾经为这片土地的独立和自由而战，也可以被他利用来为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战。华盛顿拒绝了手下的军官劝其自立为君王的建议，并将此建议当作一个耻辱，他在回信中说：“我极其厌恶并且坚决否定这个建议。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使您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出如此要求。”当华盛顿结束其总统任期、发表完辞职演说、乘坐马车离开总统官邸的时候，他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遗产，如尼德曼所说：“美国的诞生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所做的第一次这一类的尝试，其最终目的在于将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引进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华盛顿让到了一边，其目的在于让高尚的精神力量发挥作用，让一种高于个人荣誉的力量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也许这样的举动只有向往圣徒境界的人才能做到——为了公众利益自动放弃积累的个人权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已经八十一岁的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的旁观、等待、发言、倾听和祈祷，以及为宪法的通过所作的漫长而琐碎的努力。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堪称在平凡的世俗生活中追求崇高境界的典范，他把“通往道德的最高境界”当作人生的目标。在制宪会议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富兰克林没有动用自己的威望来压制大家表决，而是带领大家回忆说，在独立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也是在这间会议大厅里，大家祈求上帝保佑。他说：“我们的祷告，主席先生，上帝听到了。上帝仁慈地回答了我们的祈求。投身于这场战争中的我们所有人，一定都注意到至高的上帝在护卫着我们。……我已经活了很长时间，我活得越长，越相信这个真理：上帝掌管着人间的事务。”靠人自己是无法写出一部宪法来的，惟有全身心地信靠神，他接着说：“我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我还相信，没有上帝的赞同，我们此刻在从事的政治建设，结果不会比巴比伦塔的建设者好到哪儿去。我们将为了本地的私利而四分五裂，我们的计划将失败，我们将成为后世的笑柄和耻辱。更糟糕的是，从我们这不幸的先例开始，人类将绝望，将不再试图用人的智慧来建立政府，而把政府的建立交给机缘、战争和征服。”回应着富兰克林对上帝的呼求，一个崭新的国家、一套了不起的民主制度终于诞生在北美蛮荒之地。这片新大陆确实是上帝的应许之地。
“上帝保佑美国”
“五月花”号上的成员们远渡重洋、美洲殖民地的建立以及美国的诞生，其内在动力乃是为了追求自由——更确切地说，是信仰的自由。换言之，信仰自由先于其他的自由，这个国家是由一群追求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忽略在美国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面发挥重大影响的新英格兰清教传统，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建国之间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前者狂妄地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后者谦卑地坚信与上帝同在。因此，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人潜在的魔性，最终导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而美国独立建国始终行走在上帝所设定的车辙上，深受上帝的祝福和保佑。正如尼德曼所说：“人类‘平等’和‘独立’的概念都是有一定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或者一盏‘内心的明灯’，人生的目的在于让每个人都认识到有意识地和置身‘内在的神性’相通，并且在社会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必要性。这个‘内在的神性’——用威廉姆斯·潘的话说，‘内在的耶稣’——是一个人的幸福、智慧以及道德力量的真正来源，这个‘神性’应该作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以及衡量我们生命和义务的最高准绳。”怀着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战战兢兢地从事政治事务的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等人，从来没有将自己凌驾于法律和历史之上，这是他们与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拿破仑等帝王枭雄之间最大的区别。他们服膺于“内在的明灯”的指引，谦卑如小孩子的模样，却又堪称上帝的精兵。
在儒家文明的框架内，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近代以来中国的军阀和领袖家们无不将对军队的控制作为权力的源泉，也都把宪法当作一纸空文般的幌子；而在基督信仰的层面上，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们的选择乃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他们都有自己所坚信的“真正的宗教”，这种宗教尽管有一定的自然神信仰和泛神论的倾向，但整体而言深深地打上了新教传统的烙印——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写下了这样一些原则：“只有一个上帝，他创造了万物”、“我们必须对他崇敬、祈祷和谢恩”、“最佳的为主服务的方式是为人类造福”；华盛顿则严格遵守以下的戒律：“当你谈到上帝和他的功德，态度必须严肃、虔诚和尊重”、“在你的心中努力保持一星叫做良心的圣火”。在制宪会议上，富兰克林建议大会请来一位牧师，每天早晨带领与会代表祷告，祈求上帝的保佑和祝福，以此唤起代表们的谦卑之心，避免争论陷入人的血气之中。大概这也就是庄礼伟所批评的“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原教旨主义症状”吧？庄礼伟反复说他尊重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根本制度”——殊不知，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根本制度”最深厚的基础乃是对上帝和圣经虔诚的信仰。
“上帝保佑美国”不仅仅是一句印刷在美元之上的应景之语，它是大部分美国公民真心诚意的信仰。昔日的圣徒们如彗星掠过星空，认罪的信徒们却遍布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据各种权威调查报告显示，在高度世俗化的今天，仍然九成以上的美国人承认上帝的存在，有七成以上的美国人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有接近一半的美国人经常去教会。而多元、宽容和差异这些庄礼伟和我都很推崇的现代价值，也是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生发出来的——这里的多元、宽容和差异，乃是在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普世价值之下的多元、宽容和差异，而不是混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绝对的相对主义”。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包括二十世纪以来从威尔逊到小布什的当代美国的打着“传教士”烙印的外交政策。不理解这一点，即便是像庄礼伟这样的“国际问题专家”所作的洋洋洒洒的分析和评论，也都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基于我们自己所生存的中国的极其糟糕的现实，我当然不能同意庄礼伟将美国大选形容为“一地鸡毛”——正如生活在猪圈中的猪根本没有资格嘲笑在湖水中游弋的天鹅无意间溅起了几滴水珠。自从美国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也没有翻天覆地的政治动荡，这不是奇迹，乃是上帝的看顾，乃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体现的政治哲学的功劳。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论<独立宣言>》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独立宣言》建立在上帝的律法和人类的良心之光之上，《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权力哲学“是一种仁爱高尚的信仰，提倡以善意取代仇恨，以和平取代战争。它教导人们说，纵然有着种种时间地点的差别，纵然有着将人权和民族区分开来的各种表面上的特质和禀性，可是就大家都有着共同的人性而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最终笼罩着世界的不是争斗而是和谐。它促使人们去促进将他们与他们的同胞联系在一起的人道，塑造他们的行为和制度以与之相协调。”这也正是我认识美国的方式，以及我所企盼的未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此愿与庄礼伟学长共勉之。
从字面意思看，流氓就是失去故土的人。文化史家朱大可对流氓的历史有过精彩的论述。失去故土的流民百姓，其心态当然不会太平常，他是暂时的、过渡的，得过且过的赌博式活着，撞大运式地赚出活法儿，他的言行举止都少了生活的理性，没有长远的考虑，他有的只是生存的逻辑，诸如暴力、血酬一类。真正的民众说他是混混儿。一个混字，说尽了流氓的本质。城里多流氓，城市市民多无家园、乡土的感觉，城里流氓人挤人，城里流氓成堆儿撮。
流氓多了，就会出现无序、混乱、危及大家的生活的局面。流氓们在打杀中分出了大小，这时候，流氓们不得不有所改变。就像蛹变蝴蝶一样，流氓们把“混”字放在心底里，而开始为自己文饰。混乱的人群一经文饰，就像风吹过流沙，沙聚的地方有了某种秩序。比如，流氓成群，大小成帮，尚黑成党，有了群、帮、党，流氓的力量就如同超人一样，有了为所欲为、无所不能的可能。历史有恶推动，文明有流氓创造。流氓们说，人群需要他们才成社会，社会谁都离不开谁，社会需要秩序，秩序是管出来的，社会总要管的。故流氓虽多在城市，却不妨碍是城市创造了现代文明。墨索里尼带人进了罗马，罗马才有了一个现代的样子。墨索里尼跟他的流氓军师洛可先生想出了一个词：统合主义，就是要让流氓们和百姓们相安无事地接受彼此被捆绑或说联盟在一起的生存格局。捆绑、联盟、统合，就是法西斯一词的字源。
社会要管，这种思维给予了流氓很多的方便。就像硬道理和软道理，大流氓和小流氓，必须管着才好。大流氓管着小流氓，一个“管”字，是流氓心智里最了不起的思维认知，虽然他的生存仍是“混”，但管久了，流氓摆脱了打打杀杀一类的街头状态，而进入了客厅、广场、大会堂、国家层面。我在罗马街头欣赏墨索里尼时代的建筑，那种重光帝国时代的建筑梦想，虽然用大理石圆柱建造成了的大会堂跟帝国时代的万神庙不能相比，但多少有着巍峨或崇高美学的影子。流氓管理国家社会的要义在于这种正经，管的大流氓们就从老大、斧头帮帮主一类的角色转换成“领袖”、“元首”。如果流氓的“管”不能一本正经，那么流氓的存在就失去了喜剧效果，而跟他们的来路，跟黑社会的混混没有任何区别了。但“管”起来的流氓跟混着的流氓最多有五十步百步之别，何况在大流氓的管治下，真实存在的则是众多小流氓们的混，有老大罩着，小流氓们乐得“闷声大发财”，混吃混喝混天黑了。
对大流氓的感恩是小流氓们常做的事。金庸感受我国的文革时代，而在《天龙八部》里写丁春秋，在《笑傲江湖》里写岳不群，在《鹿鼎记》里写神龙教，就因为感受真实而写得很传神。但流氓的存在既成生活的前提和条件，市民百姓们也会对大流氓感恩。比如墨索里尼上台后说，“让火车按时开动！”此话成为名言，如同上帝说要有光一样。因为这个大流氓确实让意大利的火车按时开动了。
流氓创造了文明，甚至流氓也通向了民主。流氓民主论者就认为，无论流氓是张三李四，是阿猫阿狗，只要他们按程序，在台上斗争、打杀，社会就会发展进步，民众就会受益。据说这是一种弄假成真的民主，是哄骗流氓的结果。流氓管人、统治、盘剥民众，有人帮他数钞票的同时，一方面恭维流氓，你长得真帅啊，你这样下去，明天就会得到大家的爱戴；另一方面劝导民众，他还不错，肯听意见，大家都哄一哄，骗一骗，他就会变成好人的。有人甚至说，这个秘密是公开的，所以大声说，大家可以“骗来一个新体制”。例如台湾，有人就说，它的民主过程其实是流氓打架斗殴的过程。最初是大流氓让大家搞假民主，形式民主，但程序有了，大家都参选，就弄假成真了。另一方面，尽管台湾的流氓极多，台上竞选的都是阿猫阿狗不三不四的混混儿，但在选民的鼓噪下，流氓越来越表现出正经人的样子。
流氓民主论有大批的信奉者。但是，对流氓史漫长的地带来说，人们更信奉稳定论。据说，法律也承认，不公正胜过无秩序。暴君胜过暴民，流氓胜过乱世。他们习惯了流氓的存在，他们往往患有极深的、甚至不为己知、不为自己承认的绑票心理，他们把流氓当作一个文明必然的人格来接受。尤其对大流氓，他们觉得那是自古而然天经地义的，是超出他们之上的成功人士，是他们需要的须臾不可离弃的权威，是他们生存于世的最有效的裁判。因此，他们甚至接受不了流氓民主论，他们的神经心智听不惯各种流氓在台上吵嚷、揭老底、打架，一统天下，耳根清静，多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流氓。
一个流氓社会里的大小流氓不承认自己是流氓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怜的倒是那些被他们管着的大小驯民们不承认统治他们的是一群流氓，官员、干部、公务员、服务生，这是他们给予流氓们的荣誉。他们已经不考虑流氓的未来，似乎流氓是跟文明相始终的一类人。既然如此，流氓统治他们就是一种“必要的恶”。
的确，在诸如家族、部落、种族、国家等文明单位里，流氓是最为重大的人格形式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氓在任何文明单位里都能永远地混下去，永远地管下去，用我们古代汉语的话，“唯彼作威，唯彼作福，唯彼锦衣，唯彼玉食”。对流氓的驯服是文明演进史上的重大课题。从驯服家庭的流氓开始，到驯服国家的流氓，人类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让每一个人自成主体，让每一个发挥创造潜能。就是说，在个人无限丰富的创造力面前，流氓的“混”与“管”都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恶。
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其“明德”，都认知到人的目的性和人的创造力。他们在摆脱自身的流氓属性方面总显得三心二意，不够有信力，有慧力。比如他们总要搞一下比较、权宜，他们说，民主是他们同意的，但他们觉得一个企业内部必须独裁才行；企业怎么发展，必须听一个人，所以他们要呼吁善待企业流氓，要鼓励企业流氓们放心大胆地骗钱。他们还说，比起法西斯德国来，意大利的流氓政治就是一种“较轻的害”。甚至在今天，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都显得疲软无力的时候，各阶层、种族、地域、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墨索里尼把大家捆绑在一起的办法，那种办法似乎是有用的、有效的，那种办法今天在东方国家的部分实践正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但流氓就是流氓，这里没有任何假借。有的大家长对内不错，或说是仁慈的权威，或是由家庭成员民选出来的，但他们对外却是流氓十足的。有的国家似乎上层共和了，但它的元首和共和机制却也是流氓十足的。有的民族已由民主致富了，但一提起它的毛病，它的全体成员就会跳脚大骂。对流氓家庭、流氓民族、流氓国家的态度几乎是文明史上最为蒙羞的一页。直到今天，人们仍无诚实地表达对流氓的嫌恶之意志。文化史家、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们甚至多把流氓当做人类社会的常态。
对待流氓和流氓社会，作为旁观者，参与者，人们有时候不得不表态。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不正当的。因为他们心里有权宜。墨索里尼统治的二三十年代，意大利确实被管得相对有序，他也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在外面，萧伯纳崇拜这个流氓，说“终于有了像似负责任的领袖”——我们得原谅萧，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之前，各国的大流氓只混不管，萧只是误把墨索里尼说成社会主义同路人；庞德公开支持意大利国家流氓，说墨索里尼延续了杰斐逊的事业——我们得原谅诗人，他不懂政治；弗洛伊德送亲笔签名著作给墨索里尼，把这个流氓称为“文化英雄”——我们得原谅大师，他在寻找文化的出路时饥不择路；美国驻意使节查德替流氓的自传写序，称墨索里尼是“此空间此时间最伟大的人物”——我们得笑话美国人的幼稚，改不了见老大就拜的幼稚病；丘吉尔则在流氓起家的时候就称赞他，说墨索里尼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立法者”和“列宁主义毒药的解药”——我们得笑话这只狐狸，就这么出来混，最终是要还的，英国为它的乡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今天我们都知道墨索里尼是什么人，一个流氓，一个喜欢在阳台上发表演说的丑角和小打小闹的流氓，甚至可怜地做了希特勒的傀儡。我数次在流氓演讲的阳台下走过，那里早已成为人民闲庭信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