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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傅国涌笔耕甚勤，收获颇丰。据我所知，他从90年代末开始写作，短短几年就有四本书问世，加上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已经超过200万字。

我和他只是一面之交。记得前年春节刚过，我们那本对话集——《思想操练》正在酝酿的时候，他来太原探亲，顺便看看朋友，我俩才初次见面。当时人多，没有机会深谈，只知道他在一家私人公司打工。这让我十分惭愧。心想：我是搞专业的“专业户”，却远远不如人家“个体户”——不知是天赋太差，还是努力不够？

惭愧之余，也让我对他的经历产生好奇。今年夏天，我收到他的新书《百年寻梦——傅国涌历史随笔》，才从作者简介中知道，他“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曾在中学任教”。这本书还没有读完，又收到他的新著《叶公超传》。我心里暗自吃惊：这家伙真厉害，写得比我看得还快！有了这种诧异，再加上对叶公超的兴趣，便想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感受。

为此，我给他发了个“伊妹儿”，想勾引他介绍一下个人经历和成功经验。但他没有“上当”，只是在回信中说：“十年中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不过从来没有放弃读书，然后为了生存，误打误撞拿起了笔……”。看来，除了“读书”之外，我几乎一无所获。

说罢作者，该介绍一下作品了。叶公超出生于书香世家，因早年丧父，从小在叔叔抚养下长大。他的叔叔叶恭绰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还创办了交通大学。因此他从9岁到22岁，曾两度出国留学。在美国，他是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最器重的学生之一，被认为若能致力于诗歌创作，成就不在泰戈尔之下；在英国，他与艾略特亦师亦友，多年后艾略特遇到一位中国朋友，首先打听的就是他。

叶公超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废名、梁遇春、杨联升、钱锺书、常风、卞之琳、赵萝蕤、吴世昌、季羡林、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杨振宁等一代精英，都是他的学生。教书之余，他还主编过《新月》、《学文》和《文学杂志》，这些刊物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是他培养学生的最好园地。

1940年，叶公超为了保护国宝毛公鼎，从昆明到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39天。他虽然受尽折磨，却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藏在何处。顾毓秀说：“公超在沪被日寇拘捕，严刑拷打，不屈不挠。……誓死不屈，大义凛然。”所幸在家人营救下，他才携带宝物逃出虎口。

经过这场劫难，叶公超改变不问政治的倾向，开始弃学从政。抗日战争中，他在海外从事反侵略宣传工作。新加坡沦陷后，他组织华侨义勇军继续抵抗。这与他“手拿烟斗、一付西方绅士派头”的形象判若两人。

抗战后期，叶公超被派到英国，以出色的表现赢得国际友人的尊敬。据说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高傲，对中国的印象也不大好；但是与他交谈后，马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到英国度假，约他到伦敦郊外的一个小镇看电影。正式影片上映之前，电影院特意播放艾森豪威尔前来度假的新闻，以表达对这位英雄的欢迎。第二天，伦敦各大报刊登照片，坐在英雄旁边的居然是叶公超，这使当地的华侨华人非常兴奋，非常骄傲。

书中说，叶公超生性旷达，鄙视流俗，豪爽坦荡，不失书生本色。这本来是做人的优点，却在官场上成了“缺陷”，这是他晚年成为悲剧人物的主要原因。当然，叶公超毕竟不是“超人”，他有脾气、有缺点、有错误，他后半生的政治选择，也成了被人遗忘的主要原因。我注意到，傅国涌很欣赏叶公超对鲁迅的态度：鲁迅与“新月派”势不两立，但鲁迅去世后，叶公超却连续写文章肯定他的贡献。我觉得，对于叶公超，也应该抱这种态度。

在发给傅国涌的“伊妹儿”中，我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这本小册子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叶公超小传，我更关心的是叶公超和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概是基于这一考虑，他把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篇写传主经历，下篇写传主交游，其中有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吴宓、浦江清、周作人、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梁实秋、张大千、陈香梅等人。傅国涌希望，经过长期沉寂之后，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人文素养以及深入其骨髓的现代文明因子，能够重新回来。我想，这也是他把《百年寻梦》中写叶公超的那篇文章，命名为“一道已逝的风景线”的原因吧。为此，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电话中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文章写得浅些、再浅些呢？”

读书也是读人。傅国涌说：“我全部的写作只不过是为了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如果说这也是西湖边上一个“景点”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这类景点也能连接起来，成为遍及全国的一道风景线呢？

何怀硕手中的那枝健笔，不但能画，而且能文。他的书法也很俊逸：三十年前为我所写的黄庭坚水仙诗，一直高悬我客厅的显处。何怀硕当然是卓越的名画家，也是犀利的评论家，笔锋所至，广阔的题材如生命与社会，专业的领域如中西画史与画家专论，无不雄辩滔滔，趣谈娓娓，动人清听。

到1998年为止，他的著作已有十三册，但其中有部分重叠，而《怀硕三论》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即《孤独的滋味》（人生论）、《苦涩的美感》（艺术论）、《大师的心灵》（画家论），当为他一生评论的核心。加上2003年新出的经验之谈《给未来的艺术家》，评论家何怀硕的成就相当可观。

《给未来的艺术家》令我惊喜，因为所附的插图令人大开眼界，不但有中西现代画的名作，还有当代日本与中国的佳作，大多为我生平初见。而尤其令我兴奋的，是其中还包括何怀硕的最新作品《梦幻金秋》（2000）与《观音山》三幅（2003）。另一新作《川端康成》（2003）肖像，继以前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杜甫》之后，说明了何怀硕的人像画另有胜境，不容他当行本色的山水画完全遮掩。

《孤独的滋味》是何怀硕的人生论，是他从在台港报刊所写的专栏中选出的六十六篇文章，题材自宗教到文化，美容到嗜好，自由到自卑，悲观的快乐，有的形而上，有的尘世间，有的说理，有的抒情，显示作者兴趣之广，学养之富。大致说来，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却不时透出幽默，甚至冷嘲热讽，有时更正话反说，大做翻案文章。例如《说减法》一篇，就指出现代人物欲太重，凡事贪多，反为所累，所以若求心安理得，就应舍无厌的加法而行有守的减法。又如《说自由》一篇，开端就跟卢梭抬杠，迳说“人乃生而不自由”，因为时代、地区、家庭、体质、相貌等等都已先天注定，不由自主。又说人之一生，孩时固然不能自主，老来又何曾能得自由；中间的青年与中年更是难关重重，沦为虚荣与贪念之奴，所以自拯之道只有在精神上超越这种种束缚。

何怀硕的文笔大致流畅自然，不时有警策之句；说理的时候不沦于单调，故有理趣，而抒情的时候则更见生动，富于情趣。他不仅是人生世态的评论家，更是相当出色的散文家，甚至颇具抒情散文家的潜能。其实中国艺术的传统本来就有“画中有诗”之说，非但画境有诗，抑且画上常常题诗，所以凡有中国文化修养的画家，本质上都是诗人，而会写抒情散文原很自然。所以在《绘画与文学》的长文中何怀硕就说：

诗为“精神理念”与“感性形式”之中庸，为客观艺术与主观艺术两端之和谐的结合。所以，我以为诗为一切艺术之灵魂。但这样说，似乎说一切艺术只是一具躯壳，我不是这个意思。换一句话来说，其他艺术与诗在最高精神上是殊途同归。

我曾有《缪思的左右手》一文，比较诗与散文的关系，结论是：“诗是一切文体之花，意象与音调之美能赋一切文体以气音：它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等艺术达到高潮时呼之欲出的那种感觉。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此意与怀硕之说当可互相印证。

怀硕的艺术论，体大思精，是他专业评论的扛鼎力作。其中的四十多篇文章里，有些地方会相互重复，但是不论研讨的是艺术的本质，艺术与其他领域的关系，中外艺术史观，或是个别艺术家的评价，何怀硕的论述都“吾道一以贯之”，基本的信念谨守不渝，那便是：一位艺术家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在民族性的本位上发挥自己的俱性；如果越过民族性而要追求所谓的世界性，则不但民族性会被架空，而且会发现，所谓世界性实际上只是文化帝国主义泛西化的幻觉而已。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绘画的传统累积既久，陈陈相因，对现代画家的压力太大，无论在题材或技法上都必须突破，所以向西方借石攻错亦为生机。不过，取法西方只是一种手段，不能误为目的，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民族性。同时也不必赶着西方的潮流一路追踪步武，成为西化之奴。中国绘画需要现代化，但西化不等于现代化；西而不化，就不能为现代化带来生机。美容，毕竟不是变化体质的健美之道。正如何怀硕在《说美容》一文中所说：“过度‘美容’的后遗症就是‘毁容’。”他更指出，改善中国绘画之道，也不尽在向西方取经。例如沿习日久的文人画，养成了以简驭繁，以逸代劳，以不画为画，以留白为含蓄，以文人名士遗世忘俗自高，甚至沦绘画为文学雅趣之附庸。于是豪杰之士力图自拔，而有吴昌硕与黄宾虹向金石的铁画银钩去求古拙，任伯年与齐白石向民俗的江湖市井去求天真。

何怀硕的结论是：传统艺术要现代化，外来艺术要本土化。这信念与我在文学上一贯的主张完全相同。

《大师的心灵》一书是何怀硕的画家论。此书使我得益匪浅，不但可以认识中国现代画个别的大师，更可进而窥探百年来中国画史的演变。何怀硕在近百年来的画坛名家之中，严格选出了八位大师，依次为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

《大师的心灵》一书由一流的名家来细说他的前辈，诚然高明，而所附的插图也选得很丰富，可以大开读者的视野。例如傅抱石的那幅《湘夫人》，印证的诗境是“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那帝子绰约的丰姿，那漫天降落的枫叶，衬着洞庭层层迢遞的风涛，那种神秘的清淡高雅，虽然没有波提且利的《维纳斯之诞生》那么富丽，性感，但其微妙的魅力却不逊色。连屈原见了，怕也会惊艳不已吧。好在枫叶没用艳红著色，否则就堕入商业气息的陋俗了。

翻开第七次作代会代表名册：900余位代表中，没有一位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即便是70年代生人也只有寥寥数位。当然，这并不能指向“中国作家的年龄结构出现断层”之说，毕竟“80后”作家横扫市场的气势有目共睹，但这本名册至少说明一点：“80后”作家中缺少分量很重、足以服众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淘沥尚存悬疑。与会的作家们依旧对“80后”作家表达了不一般的关爱、担忧和慰勉。

　　“80后”不能排除在文坛之外

上海代表团中，最年轻的要属35岁的殷健灵。她对“80后”未能参加作代会表示遗憾：“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都是很有才华、富有灵气的作家，他们不能被排除在文坛之外，作协也应该向他们敞开大门。”出自“80后”之手的《幻城》等作品，在网络文坛和传统文坛所占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几乎可以和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平分秋色。“这些作品中的语言是发自真诚的挚情，甚至是露骨的率真，虽然难免也有些刻意和故作姿态，但是，从中的确可以发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

　　要写“长销书”而非“畅销书”

“一下子发行几十万册，大家像买传销产品一样去买，这正常吗？这很荣耀吗？”著有《解密》、《暗算》等作品的四川代表麦家并不看好“80后”写作的类似遭遇：热上一阵子，但几年后，大家就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和作品。麦家告诉记者，2003年，曾有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说是“80后”作家出现过300来人，“但大家现在记得的又有几位呢？”因此，麦家更愿意把“80后”写作界定为“票友”写作。四川代表阿来也认为：“目前风头正劲的‘80后’有多少能留下来？而真正以后叫得响的，或许还在默默积累呢，或许连一部作品都没有写呢。”

麦家说他看过很多“80后”作家的作品，总体感觉就是质感蓬松、水分很大，思想也停留在表层。在他看来，好的作品，发行是不焦不躁、细水长流的。这是因为读者只有在作品中品出了味道，才会推荐给亲朋，亲朋再去买，然后再推荐。只有写出“长销书”而非“畅销书”，才能证明一个作家的实力。

“80后”作家有意无意被伤害

阿来把“80后”作家的命运归咎为有意无意所受到的伤害：“书商和媒体形成合力，推着这些作家往前走，小作家们赚到了钱，却失掉了对文字本身的亲近。”

麦家说，大多“80后”经不起市场的诱惑。其实，越迎合市场，结果往往是丢失市场。作家要自己寻找写作的兴奋点，万不能人云亦云。

“铁饭碗”和“泥饭碗”

上海代表赵长天认为，当代文学代际沟通的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文坛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前辈作家与青年写作者之间存在的隔膜和误解，需要有效的平台进行沟通，文学的未来，寄托在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身上，因此对“80后”作家多一些关爱、中肯的批评和勉励是必要的。

中国作协机关代表胡平对“80后”给予了足够的理解：“‘80后’把写作当作闯社会的手段，作品更重包装而缺少打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今天，我们在这里批评他们的文字，因为我们衣食无忧，可以不去顾及市场，可以在家埋头写阳春白雪的东西。而他们能行吗？他们像下赌一样，能不博一回吗？”

中国作协机关代表蒋巍干脆将作家的“专业”和“业余”比喻为“铁饭碗”和“泥饭碗”，他认为铁饭碗和泥饭碗之间应该打破壁垒，形成能进能出的机制，只要“80后”作家有实力，也可以成为专业作家。

我们中国语文究竟有无标点符号？

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是近代从西洋借鉴来的，其中，即便象“。”“——”“《》”等，有明显中国化的特点，其使用办法还是严格按照“主谓宾定状补”的叠床架屋结构来的。比较激进地推行西洋标点的是鲁迅、胡适一班人。传言鲁迅曾寄稿出版社，故意省去标点，以报复出版社不计标点付稿酬的态度。

但中国古代实际也有一套我们的标点。东汉开始句读，宋有明确的间隔符号以断句，明开始较为成熟地使用句号、逗号和人名地名划线。其实，在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或对仗工整、上下文较有固定表达规律的时代，标点符号的作用的确不大；但话本小说记言书写，却比较生活化，不用标点歧义颇多。但古人何以只用句号、逗号和一般的划线就可以敷衍了呢？这和汉语文的表达实有密切关联。

我国语文的特点，叙述大于引用，就是间接引语的使用要明显多于直接引语，大有“述而不作”的遗风。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那是因为，中国语文，以文为中心，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基本在先秦就成型了，比较固定，不仅在区域上可以统一方言，在时间上也可以贯穿始终。

另外，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吗呢也焉盖夫”等前后语气词也甚多，这样语文本身就起到了标点的作用，这也就省却掉好多“？”“！”“……”等奇形怪状的手脚爪牙。

因此，严格地讲，少用标点，可以精简文字，也可以提高以文为中心的写作表现力。我们今天如果用这样的原则去检视一篇作文，你往往会发现，使用句号和逗号较多的，其行文简约而准确，文笔较为优美；而使用其他标点多的，往往有力不从心、上跳下窜亦词难达意的尴尬。

我们讲一个故事，总是间接的叙述多些，这就是为什么相声、说书、弹词、说唱比较盛行的缘故。当然，即使比较人物化的戏曲，其承接、描述和人物内心表白也占主导地位。这样的文艺形式，多让人感觉不真实。不过，我们的艺术，恰是来源于生活而反生活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梦想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总是希望以梦想来对抗现实的。这就是传统的美学，一种把握精神真实而淡化生活真实的美学。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三次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点。达赖喇嘛每天起床先要念经修法，然后是讨论工作和早餐。在见我之前他先有一个会见，然后跟我谈，再去法会讲法。这次见面地点是在饭店他的房间。我和WA先去BQ的房间等待。BQ的房间和达赖喇嘛的房间在同一层，相隔不远。

等候时，达赖喇嘛让他的藏汉语翻译——一个二十多岁的台湾和尚先过来跟我聊天。不知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和那年轻和尚没有专门话题，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十来岁时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学习藏语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谙世事。他主要是为达赖喇嘛做宗教方面翻译。这几天的传法就是他在现场翻译的。我昨天去听法会时，感觉他可以把话译的通顺，却不太能传神。以一个细节对比——法会上的美国听众用耳机听英语同声翻译，但经常是听耳机的人发出笑声，听现场中文翻译的却没人笑。这个翻译太年轻，又出生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类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对大陆汉人的翻译。英语翻译就不同。流亡藏人中英语人才多，达赖喇嘛的英语翻译据说极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愿意，西藏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汉人，因此发现和使用好的汉语人才，对流亡西藏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还不够。

好在给我和达赖喇嘛做翻译的是WA，让我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很多话不用我说完，他已经按照我要表达的意思进行翻译，有些词汇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却能给我恰当的提示。为了保证我和达赖喇嘛谈话的质量，WA中断自己的工作，横跨美国来当翻译，这一方面看得出重视和认真，另一方面也说明达赖喇嘛身边的确缺乏优秀的汉语人才。

因为这次见达赖喇嘛是额外安排的，不像上两次必须抓紧每秒时间把话说完，无法顾及其他，我就带上一本达赖喇嘛写的书，台湾译本名叫《生活更快乐》。原本只想请达赖喇嘛在书上签一个名，我回去把书送给西藏文革照片摄影者的家人，作为对照片的回赠。但是达赖喇嘛拿着书和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开始写。不是一个签名，而是是写给我的一段藏文。WA后来给我翻译了那些话，大意是”赠给学者王力雄先生，祈愿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事物的真谛，来为己为人作出广大而有益的贡献”；签名是”释迦比丘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当然，我不会把书再送人。只是因为担心回国进关时被查出没收，我只能把书留在美国，暂时没有带回。

这次谈话我先从昨晚听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演讲说起，谈到流亡西藏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然后谈到我对他首先是精神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的认识。我说，他作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对藏民族而言，而作为精神领袖，却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众中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精神领袖获得的。然而对汉人这方面做的却不成功。同样的话我对LD也说过。多数汉人目前在西藏问题上都和政府观点差不多，基本把达赖当作企图让西藏和中国分离的藏族政治人物，对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无所知。这当然是与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有意扭曲有关，但也与流亡西藏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够重视针对中国本土和汉人的工作有关。而且在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过多，没有着重区分政权和人民，也没有有意识地在汉地民间扩大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以及在汉人百姓中培育达赖喇嘛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另外还有一对关系该如何调整也值得斟酌——流亡西藏对西方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不成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反比关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国汉地就越不成功。因为获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汉地往往就成为失去民心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关系究竟怎样定位，应该重新考虑。达赖喇嘛听我发表这些意见时，不断点头。

另外，我说即使在政治范畴，目前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如达赖喇嘛提倡不求独立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仅他一个人这样说不够，因为如果没有详细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体化，就容易流于抽象理念，甚至被认为只是口号。达赖喇嘛无疑不能自己去做具体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见有人做。

我举例说，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给予国民有迁居、旅行的自由，实行了高度自治的西藏对中国也是同一个国家，那时西藏境内是否允许汉人自由往来？如果允许，藏人现在抱怨汉人大量涌入对西藏文化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怎么解决？如果不允许，与宪法的矛盾怎样解决？限制的措施又是什么？是用户口限制？还是用发护照、办签证的办法？是不是要在藏区和汉区之间建立边防和关卡？藏区有没有能力担负设立边卡的人力和资金，还是要汉区为之来建立？等等。对这些问题，我曾问过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没给我明确回答，看得出没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成熟方案。

还有，达赖喇嘛提出将来西藏实行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欣赏这种理念。然而具体而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制度？仅有理念还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和细节描述。西藏流亡政府公布过未来西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未来西藏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主要从经济上区分，如果没有形成具体制度，许多障碍就无法克服。西藏境内目前仍有大批被称为“翻身农奴”的人，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一直疑虑高度自治的西藏会不会要他们把土地重新交还给过去的领主？虽然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西藏不会回到旧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确新制度是什么，“翻身农奴”们就不会停止猜疑和担忧。

还有共产党在西藏留下的遗产，几十年时间产生出的一大批同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藏人，如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职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各个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现体制密不可分。如果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现体制退出西藏社会，这部分人会发生何种变化？能不能保证生存？怎么处理现体制留下的“国有单位”？能不能消化十多万集中于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转化他们？方案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和周密安排，设计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人们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欢欣鼓舞，什么事都好说，问题往往发生在变革实现的第二天。一旦西藏真开始高度自治，所有责任就再无他人承担，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对十分具体的柴米油盐，缺一点都不行，但流亡西藏现在不要说做好这些准备，连细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结论是，要跳出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打“中间道路”旗帜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应的方案。北京现在指责“中间道路”是一种欺骗手法，先搞半独立，再作为跳板走向独立。反驳这种指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间道路”具体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藏人的简单回答——达赖喇嘛做了如此妥协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只有继续争取独立！那正好会被北京用来证明“中间道路”只是谈判手腕和独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较容易向汉人证实“中间道路”的真诚，是目标而非手段。汉人多疑，是因为历史上受过的欺骗太多，习惯了猜忌。他们不会像藏人一样，对达赖喇嘛的话视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头允诺，只有看到实际作为，眼见为实，才可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

听到这里，达赖喇嘛表示说他百分之百的赞成我的话。不过我知道不要为他说的“百分之百”得意，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我见过好几个人描述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都得到过达赖喇嘛“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赞成。达赖喇嘛接着开始对我具体地解释“中间道路”的内容。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是为举例说明“中间道路”没有进入到具体化。他似乎是认为我想得到对那些问题的具体回答，话题便转到那上。

达赖喇嘛首先谈高度自治后西藏与汉人的关系。他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凡是在西藏出生的人，未来可以算西藏居民，有留在西藏的权利；不是西藏境内出生的人，则应该回到汉地。这种说法我以前看到过。但如果只有在西藏境内出生的人才有长期居留西藏的权利，那种人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本人在西藏生活了几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汉地，因为他们认为汉人母婴不适应西藏的海拔高度，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西藏出生。那么在西藏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离开西藏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够做到呢？居民权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来西藏是否允许汉人自由进入？是不是要把西藏变成香港一样，凭特别通行证才能进？香港还好说，那里原本中国人就进不去（但仍然引起内地汉人反感，说统一跟没统一没有区别），而藏区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汉人原来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却变成必须拿通行证才进得去，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达赖喇嘛接着谈西藏未来实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有很多不满，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给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同样造成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适合未来的西藏，他说那需要学者和专家们去做研究，并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时间安排，我们至少超时了二十分钟。九点半他应该去法会讲经，不过法会时间有弹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诵和默祷，是信众进入状态的时间，那时间可长可短，因此他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达赖喇嘛可能认为我既然是一个作家，一定需要做些采访，所以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倒宁愿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复谈过的定型说法，大部分我早已看过。

茶几上放着一条哈达，那是准备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送给我的，也就意味着最后告别。但是这次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表示中午还要再见一面，让BQ和他的秘书安排，因此哈达也就没给我。然后他背上一个黄色香包去赴法会，我们先留下，等他离开后再走。他还是光脚穿着拖鞋。我看到他刚一出门，两个早已等候的美国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两边。他们是被安排在去法会的路上跟他谈一会儿的。看来他的每一个时间空隙都被排满。

我十分赞叹达赖喇嘛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赖喇嘛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赖喇嘛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赖喇嘛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赖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赖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政权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画问号的。

出门后WA总结了几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还有就是达赖喇嘛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着四次接见一个人，也没有过。本来担心LD没来洛杉矶，由别人安排日程不会多给我们时间，不想由达赖喇嘛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两次见面，结果就很圆满了。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中共十六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作出“建设和谐社会”决定，可以预料“和谐”两字将在日后的媒体和官员口中有极高的“出勤率”。较之“三个代表”，将“建设和谐社会”定为新的大政方针当然是一可喜的进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能否和如何在实践的层面将“和谐”安顿落实到“社会”之上，使之不至于成为又一个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新画饼？

何谓“和谐社会”？如果按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谐社会”大致必须包括有：政党轮替和票选政府的政体框架；分立制衡的权力构架；独立自主的司法和媒体；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和公平竞争；公民结社、言论及示威抗议的自由；良好的福利、医疗和教育等。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所理解的“和谐”，不是整齐划一沉闷死寂的“和谐”，而是各种声音有序的组合互动，各派力量有效的协作制衡，是各党各派公开地争权夺利、各种宗教信仰互竞高低、各类思想学术争奇斗艳、各路舆论媒体尽显神通、国人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一种充满良性互动活力的稳定秩序状态。但可惜，这据说是人家不同国情下的另类文化，只适合高鼻子蓝眼睛的人种，照搬到中国是不宜且有害的。本文不辩说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安排正在我们的左邻右舍近似的文化圈内运行得并不坏，只就按照我们的本土文化和国情来看看“和谐社会”又该有怎样的内涵。

好在我们祖先发明的方块字也是象形文字，仅仅从字面直观，“和谐”社会大体之“形”就得以彰显：“禾”和“口”为“和”，“言”和“皆”为“谐”，即人均有粮可吃，人皆有话可说谓之“和谐”。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观照下的“和谐社会”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有足够的食品物件以保障全民能够安居乐业（民以食为天）；二，有文明的契约法规以保障人人可以畅所欲言（人是能思会想要说的高级动物）。我们当然不希望建设和谐社会只停留在“口”头上，但“和谐”二字一入（吃）一出（说）却都与嘴巴紧密相关，想想我们的方块字也的确奇妙。

就此我们祖先明示的“和谐”内涵而言，通观十六大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的“建立保障经济平稳的体制机制以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兼顾强势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及先富起群体和后富群体的利益”等说辞，就只是表述了“和谐社会”中“禾”（利益分配）的一半，并未涉及“和谐社会”应有的题中之义“言”（言论自由）的另一半。显而易见，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朝野新形成的共识固然可喜，共识如何能够变为实在则未可乐观。因为，中共从一开始准备建设的，似乎就只是一个遗失言论自由的残缺“和谐社会”。

细看和分析“禾”（利益分配）和“言”（言论自由）的现状和前景，人们的确很难鼓起“和谐社会”能在中共主导下兑现的信心。

先说“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松绳解套的改革开放以来，放开手脚的国人经近30年的辛苦“锄禾”已创造出可观的经济物质成果，积累了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餐盘做大了，盘中餐丰富了，但“盘中餐”谁享用？十几顶“大盖帽”和他们背后那些剥夺式的商贾吃下来，草帽下“锄禾”者满是厚茧的手又拿得盘中的几粒? 脑体力当然都是劳动，但“大盖帽”等赢家们的多吃通吃靠的是辛苦脑力或是绝对权力？

众所周知，中国的贫富悬殊的严重不“和谐”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是官商联手的强势利益集团享有“抢来本钱做生意”和“化公为私”把公有财产窃入腰包的高度“自由”，及其以改革之名圈钱却只承受极低的风险（国土资源部2003年的统计透露，一千多个土地案件只有一个人被判罪）所致。这种冰冻三尺的严重不“和谐”有着深层的制度原由，绝非“帝师”们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和“协调”一下“不同利益团体的关系”的点子所能化解得了。依照“决议”的算盘，“不同利益团体的关系”是由我党来“协调”的，而我党的大片高官恰正是“为富不仁”商贾们的靠山。如此的“协调”无异于让盗贼当守夜人的监守自盗，又如何能让“全体人民和谐相处”“共同分享改革成果”？

以已造成 严重教育危机的中国教育产业化为例，新权贵高官们以教育改革为名将私校的肥水“纳入”“挂靠”在大学之下，再将公校的空地以支持私校发展为由几十年不收费划给私校创办者，私校创办者当然得把从学生身上榨到的“油”拿来与权贵高官分红。在冠冕堂皇“理直气壮”中完成的陈仓暗渡，不仅立刻导致真正私校性质的“南洋集团”倒闭，还引发南昌赣江职业技术学院及南昌服装大学为主数万私立大学学生不满骚乱的严重不“和谐”。

很难叫人相信，在菜市捡烂菜、为亲人无钱看病子女交不了学费而揪心揪肺的“手”能诚心诚意与那些点石成金、拿公产如拿私物的“手”相握“和谐”。饭饱酒足、“留一保二争三四奶”的强势利益通吃者凭着不对等的绝对权力优势，再凭着保护这种“不对等”的强大国家暴力，对着失语和没有代言团体和媒体的弱势者说：“我们就好好地和谐吧”。这滑稽的情景使我想起唐弢写于1960年代的杂文中谈到潘金莲与武大的不和谐的一段话——我们总不能说：潘金莲同志，为了社稷的安定，你就忍一忍吧（大意）。

 腐败任何国家都有，结构性腐败却是党国体制之特产。从陈希同到陈良宇，除了不断的制造新的期盼效应以拖延执政合法性危机爆发外，只能让人们看清党国体制固有的周期性痉挛。不幸的是，执政高层及其“帝师”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通盘筹划和构想中仍感觉良好地将反腐的“路径依赖”寄托于“纪检”“双规”这早已证明失灵的老套设置上。

再来说“言”。

应该说，今天国家的市场经济虽未尽完善却已有长足进展，只要动真格在反贪和公正上出利剑，“禾”这分配不公不义的一“碗水”还是可望略为端平的。于是，若真心要“构建和谐社会”，重头戏就势必落在“言”这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一边。

实事求是来看，近三十年来，国人的言路也已有所拓宽。但一条红色底线横在那里——仅限于“单子化”的自话自说（时不时连这种自话自说都惨遭国安践踏）。虽屡遭讨伐，我党“久经考验”的中宣部淫威依然，牢牢控制着大小媒体和网烙不动摇。先前军医蒋彦永因道出一、二句真话而成为网络民意造就的民间英雄，近日学者丁东出版何家栋文集的自由被闯入家中的北京国安野蛮剥夺引起海内外的舆论哗然，已足见今日吾国言论限制的严酷、言论自由的稀缺和文字狱的坚固。

民之口如川，是挡不住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没有言论自由，以民为本就成为空话，“构建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压制思想及言论自由只能带来谎言欺骗和社会的堕落，故近代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先贤都把言论思想自由看成是文明时代的第一重要条件。“由于缺乏言论自由，许多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发现了不能充分表达，表达后不能充分讨论，讨论后不能传播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各种问题日积月累得不到及时解决，这是我国重大灾害事故不断的深层次原因。”（参阅司马函：《扼杀言论自由无异于向人民投放神经毒气》）善哉斯言，只有让人和媒体能言，敢言，才能有效阻遏腐败的滋长；只有让不同党派独立自主媒体，执政党的权力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不幸的是，眼前的特殊利益集团既是利益的包揽者又是信息话语的垄断者。从1980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今天的“网络博客实名制”，这些强势者们仍在挖空心思频出新招来限制言论自由，继续垄断独占信息话语并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何家栋老先生一生为党的出版事业长期奋斗，到头来连自己送亲友留念用的文集都不能出版。革命吃“言”，构建配套有言论自由“基础设施”的真正“和谐社会”之艰难由此可知。

刚读到《人民日报》发出“全面”阐述“和谐社会”的宏文，该文虽也承认“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却硬给“构建和谐社会”套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紧套。（参阅刘鹤：《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2006-11-5 ）。对于宏文和决议都在“和谐社会”之前冠以“社会主义”定语，我只想引述何家栋致李慎之信（1999.9.11）所说：“社会主义如不和自由主义结合，绝对没有前途，也不可能长治久安。”

其实，撇开宏大叙事，中共只要能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在制度源头解决“禾”（利益分配不公不义）的问题和放弃行政控制言论的传统手段取消中宣部来开“言”（言论自由）禁，就已经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

我个人倾向于相信此次胡温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与诚意，但遗憾的是，我老想到《甲申三百年祭》的一句话：“他（李自成）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中共立党80年来，给中国国民开出太多空头支票。这一回，中共能否将刚画出的漂亮馅饼兑现成香喷的实在，从而刷新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Uìí??…

20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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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业入关被拒事件是一起政治迫害事件。作为独立的人道救援项目负责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道主义者，被剥夺回国的公民权利，这表明胡温政权将对民运人士，政治反对派，维权律师、独立知识分子和法轮功人士的政治迫害正在进一步扩大化。江泽民时代尚允许我归国为父奔丧，胡锦涛时代竟不让我回家探母，这个体制在政治上的急剧左转和倒退，使人们预感到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和政治迫害正在回归。

伯兰特•罗素将毋须人民认可的权力称之为“赤裸的权力”。不经人民委托的权力，大都经由革命暴力或军事征服夺取政权，之后又继续使用暴力这一野蛮的方式维持政权，并毫无二致地都演变成赤裸的权力。罗素又称其为“屠夫对羊羔”的权力。虽然，一个专制会以欺骗的手段诱使人民象羊羔般温顺地暂时服从，但是，更为普遍的是这个专制会更赤裸地使用暴力迫使不愿服从的人们长期地服从下去，以达到一个专制的政权所需要的“稳定”。

赤裸的权力都是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权力也都是赤裸的。政治迫害作为“赤裸的权力”的标志，习惯以非正义的手段制造假案冤案，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轻则限制自由，重则逮捕入狱；或放逐海外，或禁止入境，或制造丑闻，或致死地而后快，以政治暴力制造恐怖环境和恐惧心理，以此扑灭政治和思想上的异见者和反对派的抗争。近期，中国政府为陈光诚律师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对高智晟律师进行政治诽谤，为郭飞雄律师制造一个假案，从限制他们的自由到将其逮捕，都是赤裸的权力制造的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里，政治迫害少有所闻，即便有，也是非常态；但是，在一个专制和极权的国度，政治迫害却是常态，政治宽容反而是非常之态。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的政权，不使用镇压和迫害是无法维持的。他们总是习惯把政治宽松与他们的末日联系在一起，他们预感到一松即乱，一松则必垮无疑。於是，宁压勿放，宁紧勿松，宁严勿宽，沿着政治迫害的惯性，不断地扩大化。他们利用手中拥有的无限权力，残酷无情肆意妄为地从精神到肉体上对人民进行绑架和迫害，不仅仅对政治反对派，而且对维权律师；不仅仅对自由知识分子而且对普通的人道主义者，都一一不予放过。

政治迫害的不断扩大，一定是当权者面临巨大政治危机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毛泽东或是为了扫清其走向权力的障碍，或是为了他的权力免于受到政敌的挑战，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拉开了对政治异见者实行政治迫害和血腥大清洗的序幕。毛泽东在面临政治危机时使用政治迫害的技巧十分娴熟，不论是对党内的政敌高岗、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的清洗，还是对党外政治异见者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梁漱冥的肃清，都毫不例外地使用政治迫害的手法。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将政治迫害扩大到了全民，波及工人、农民、教师、职工、普通市民，低级军官，这个时期的政治迫害和全民清洗可谓登峰造极。

在共产党的权力交替中，一方面，野心家和诽谤者不断地制造着惨烈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政治迫害；另一方面，不断的政治迫害又造就出新的蠢蠢欲动的野心家和诽谤者。共产党的权力就是这样在政治迫害中完成传递的。从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政治迫害的传统一脉相承。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政治迫害，因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拒绝与他人分享权力，因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政治迫害的得益者。在政治迫害中高度集中个人权力，在政治迫害中巩固极权制度。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的政治迫害，邓小平是得益者；邓小平对民主墙运动和六四的镇压以及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迫害，江泽民是得益者；江泽民对后六四时代知识精英的肃清和对法轮功的镇压，胡锦涛是得益者。如今，胡锦涛正沿着政治迫害扩大化的道路走下去，一手在党内清洗政敌，如陈良宇，黄菊；一手扩大对民运、维权和法轮功的镇压，大有回归极权政治不可遏制之势。

政治迫害的不断扩大，标志着当权者的政治道德开始全面堕落和沦丧。政治迫害的规模越大，权力的政治道德就沦丧得越深；权力的政治道德沦丧得越深，政治迫害的规模就更为扩大。当人们批判一个专制的时候，通常是重点批判其权力缺乏合法资源，而不是批判它的政治道德，比如对於后极权主义，乃至对於权威主义亦如此。只有当这个专制丢掉道德的面纱滥用权力实行政治迫害时，人们才批判它作为极权政治特徵的政治道德的堕落和卑劣。政治迫害作为一种极权文化已深深镶嵌在共产党的机体内。腐败的权力不得不依靠滥施政治迫害来维持时，道德制约已变得无效，换句话说，它的道德资源已完全丧失。

罗素指出“赤裸权力的时期一般是短暂的”。共产主义没有征服欧洲却被欧洲和平地征服，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深信中国回归极权政治无论结果如何也将是短暂的。

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似乎首推“五胡乱华”的一百多年，可能是战乱把大部分的文人墨客都杀掉了，历史、文学史在这百多年往往如同“黑洞”一样，知道其黑暗，但不知其有多黑暗。

简短的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现代人眼中，最为黑暗的当属1957年“反右”之前的那七年时间：“镇反”“三反”“五反”“高饶”，种种历史事件仍然像黑洞一样，知其名不知其实。但是，这七年却大大不同于“五胡乱华”时期文人被屠光杀净式的黑暗，因为，1949以后，文人与政权开始了“与狼共舞”的蜜月七年：笔杆子拥抱了枪杆子。

“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胡适、鲁迅式的那群现代文人，在共和后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中，普遍把批评政府、代言社会当作安身立命之本，他们的舆论监督对社会和政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抗战和内战中，劣势中的中国共产党抛却意识形态不同，以“统一战线”拥抱各类文人，也是看重了这种较为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监督力量。

在胡风抒情着《时间开始了！》的时候，党内外的文人们，像李慎之一样欢呼着“从此站起来了”，纷纷地涌进政协、作协、文联、大学和研究院，当“国家的主人”去了。批评政府、代言社会的职责变成了“与狼共舞”的容忍或献媚，缺失了社会良知的文人们，从此金屋藏娇般的被圈养。

1950年到1956年，在政协、作协、文联、大学和研究院等“笔杆子拥抱枪杆子”的舞厅院墙之外，中国大地上悲惨着“镇压反革命”等等至今讳忌莫深、黑幕重重的历史过程，因缺少了文人的参与和文字的记述，而成为文明的阴影。而本当为历史执笔的文人们，却在“胡风反革命案”“红学批判”“胡适批判”和“武训传”等文化批判的大型Party中争相邀功、曲意逢迎、落井下石、阉割良知（见注一）。

七年来，聚光灯下历史舞台上，除了帝王将相失和（“高饶”事件），就是才子佳人反目（文化批判）；而阳光照不到的黑土地上，“镇反”“三反”“五反”“土改”“商改”多场运动数百万亡灵的凄惨叫声，却唤不醒那迷失了的社会良心。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见注二）。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阳谋”）期间，在政权的一再怂恿、鼓励之下，“新中国的主人”文人们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忧国忧民的言论秀，毫不客气、信以为真的把自己当作了国家的主人，直到真的主人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反右运动” 开始了。

1957年，政权与文人的七年之痒，终于以反目成仇而告终结，时间又开始了。这一次，再也没有可能还有人能够站出来为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说话了；报应开始了，苦难开始了，记忆和文字也开始了。

当文人终于体验到“牛棚”的滋味时，数百万人的坟头已经野草苍茫；当知识分子以文载道，能够呻吟出自己的苦难时，永不瞑目的在天亡灵却托梦无门、报冤无路。

1957年是毛泽东与文人们7年共舞好时光的结尾，是共产党战胜了所谓敌对势力之后，最终对文人舞伴开刀的胜利祭祀，文人们正如十年之后屈死开封的刘少奇，“与狼共舞、终葬狼口”。当社会的良知趋炎附势，当党内的良知相互压制，毛泽东，为何不能被神化成救星、魔化为撒旦？

官方语境中，1958-1976年是极左路线的时期；大多数文人都由此而认为，57年反右造成了其后真话的缺失，并因此导致了此后臭名昭着的“文化大革命”。而事实上，文人们对始于1950年的“镇反”无动于衷的话，那么1957年的“反右运动”只不过是“镇压反革命”、“镇压土匪”、“镇压地主”系列中的下一环而已：镇压文化人。

毕竟，一个巨大的国度、数亿人口的社会，不会突然之间从零度烧到100度，前一个历史阶段是后来苦难历史阶段的台阶。假如社会话语权的拥有者们不能维护社会良知的话，社会只能在堕落中挣扎，在挣扎中堕落。

反右之后，至1980年代知识分子被“解放”，苦难经历中的文人们为后代留下了灿若星辰的文字记录，尤其是当他们被赶出象牙塔，贴身于广阔的黑暗土地上，亲身体验整个社会所遭遇的苦难历程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才真正的觉醒：知识分子应当对社会承担道义和责任！

我们无意于指责、苛求那代文人，趋利避害毕竟是人之本性；然而，他们毕竟欠了那段历史一个忏悔，因为1950年——1956年并不总是阳光明媚、值得歌颂的，鲁迅、胡适那代文人的榜样作用也还没有消失，而当年社会舆论环境还远远好于之后的十数年。从1980年代“伤痕文学”到今天的各种回忆录，当他们舔着当年的伤疤回忆自己的悲惨经历时，难道就不能将心比心，感受那些先于他们被枪毙、被屠戮的死难者？

当后代文人们聚集苏州灵岩山墓园，祭扫自由主义英雄、“反右运动”中落难并在文革中被枪决的林昭时，能否顺便查勘那个墓园1950—1957年几场运动无辜死难者的坟头，并凭吊他们永不瞑目的亡灵？

注一：1955年《人民日报》开始批判胡风反革命，一大批文人加入到“脚踹落水狗”的批判胡风行动中，其中的用语如“狼种”、“九尾狐”、“灰蛇”、“白蛇”等。

注二：牧师Martin Niem？ller关于面对罪恶而不行动的警示名诗，曾被改编成多种文艺方式传颂。

最近中国文联和作协换届结果出来了，文化部长孙家正当选为文联主席，而女作家铁凝当选为作协主席，剩下的副主席名单一大串串，我也无心细读，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文联、作协恐怕是社会主义国家独一无二的产物，它基本上是个官办机构，一切围着统治者服务，作家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创作自由，写着所谓的狗屁文学。作协的全称就是作家协会，按理说应该是作家自己的组织，属于自愿的，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但是在中国，作协也被打上了各种政治符号，成了一种政治工具，成了政治宣传的棍子。中国的作协是个庞大的组织，全国作协会员据说有十万多个，而且主席、副主席，主要成员政府要给开一部分工资，养家糊口绰绰有余，弄得好的就到外面去找食，富得流油。当然如果没有这部分工资，中国的作家许多都是要饿死的，你想他们写出的那些鬼东西，老百姓哪个爱看？除了党和政府需要外，市场不需要，老百姓不爱看，他们的作品就等于废纸一张，还不是要饿死马？所以前几年有人呼吁撤销作协，引起一片争议声，其中不乏反对者。从中国政府的本义来看，作协是不可能被取消的，因为作协的存在当然十分有利于它的管理和掌控。让写什么就是什么，让怎么写就怎么写，需要传达什么党的文艺方针，就立马执行，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机构呢？作协的成员有一部分是专职作家，他们享有一定的创作任务，当然也每月发一定的工资，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自由成员，他们没有创作任务，当然也没有工资，而且据说还要向作协缴纳一定的费用。交就交吧，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包装的社会里，哪个人挂的名头越多越大，哪个人就越好招摇撞骗，因此尽管对这些人来说作协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但是仍旧令他们趋之若鹜，几乎挤破了头。中国的作协分为全国作协，省市作协，在过去作家要加入作协难度是比较大的，首先是比较听话的，再次据说还要有点创作量，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的利益化，作协也相应的市场化了，只要哪个人有关系又愿意交钱，就可以加入作协。

我有一个朋友，就去找了省作协主席，拉上了同乡的关系，被吸收进了作协，他在名片上就印上了作协会员，发表了多少多少作品，尽管现在的社会已经对作家不屑一顾，但是他的心里却美滋滋的，骗骗一些文学爱好者，引起一点自豪感。

正因为作协的这种情况，有人戏称中国的作家是“圈养”的，这“圈”类似于牛圈猪圈羊圈。作协实际上就是一个紧箍咒，就是一个笼子，就是一个育卵袋。不过随着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一些作家也开始走向了市场，哪管什么作协不作协的，除了那根政治弦不怎么敢动外，中国的一些作家是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编，却唯独缺了社会责任感，当然这也不怪那些作家，关键是党的文艺理论就是歌功颂德，他们哪敢触及社会现实呢？作协只是一个“圈”，不过这“圈”只是圈住了一些老实的作家，对于那些看透了社会现实的作家似乎没有用，这些大作家一般拿着不菲的工资，又在外面吃野食，稿费也不菲，而那些老实的作家却熬熬待哺，没有了那点工资就会流落街头的。

作协虽然在一般人眼里，并没有实际的用处，因为它对作家的创作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禁锢限制，但是在作家眼里却是个香饽饽，每次换届都要争破头，斯文扫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旦当上了作协的什么官儿，你的身价就倍升，机会也就多了，可以多接触那些达官贵人，可以多有获奖的机会，就象那个什么矛盾文学奖，哪次评奖不是受官方的影响呢？这就好比圈里的猪，当然会获得更多的喂食机会，哪象野猪，要饥寒交迫自己找食吃呢。所以他们不争才奇怪呢？

中国类似的机构还有美术协会、书法协会等等，就拿那个书法协会来说吧，也是争得头破血流。今年我省书协换届，换上了新主席，这个新主席过去的字几百元一幅，可是一当上了书协主席，立马涨到了8，000元一幅，难道是他的书法水平提高了，当然不是，是因为他当上了官，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谁要当上了官，谁的价位自然就高，而不是以艺术价值为衡量的。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那个老主席退下来了，他的字立马降了数千元。而中国美协面临着换届，于是明里暗里涌起了一股“跑官”洪流。艺术家们“八仙过海”各显身手，纷纷找自己的后台老板。本地的一位著名画家，据说找的是曾庆红，言谈之间就是庆红怎样，庆红怎样怎样的，那种献媚之态令人作呕。他先给曾庆红画了精品画，再给江泽民也画了画，而这位画家平时是惜墨如金唯利是图的，除非钱摆在面前，否则画免谈。他的画价也是非常高的，达到每幅五、60，000元，五、六万啊，要等于一个农民干多长时间，要等于一个城市职工多少年的工资啊，而他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画完了，人称“印钞机”。象这样的艺术品，又能有多少艺术价值呢？

艺术无疑是人类精神追求的产物，它与人们的吃穿用相比，是更高层次的追求，其社会责任感也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艺术家其实正在偏离了这一方向，变成了官场的奴隶，变成了金钱的狗腿子，艺术也变得日益浮躁化和利益化。如此下去，又怎么能产生艺术大师呢？

我骂中非论坛该死，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由于北京举办中非论坛，害得我在论坛期间连北京也不能住。北京是我家，不住北京我住哪儿？那就回老家跟老娘待着去吧。要说论坛期间我被驱逐出北京也不客观。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有关方面通知辖区派出所，说论坛期间必须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看住焦国标。派出所人力极为短缺，觉得派人三班倒盯着我顾不过来，便徵求我的意见，看可否暂离北京几天。我能不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吗？于是就回老家待了几天。

我骂中非论坛的第二个理由是，它发表的北京宣言，通篇没有民主自由人权这几个词，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和非洲，民主自由人权状况臭成这样，在这么重大的场合居然提都不提这一嘴，实在是该死得可以。根据中非北京宣言不涉民主自由人权话题，就可断定中非双方皆属彻底败坏沉沦放弃自我救赎的该死之辈。

要说北京宣言里绝对不见民主自由人权字眼也不客观，民主二字倒是出现一次：“我们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际准则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世界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应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和谐共存。”

“国际关系民主化”，好哇，你们连国内都没有民主，就到国际上要民主，爬还不会就要跑了！还是先让你们的人民享有了民主，再到国际社会争民主吧。

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全球倒数第六，非洲有几千万的女孩子惨遭割去阴蒂和阴唇的所谓割礼之害，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文明，也要人家尊重，也要人家借鉴，也嚷着要与人家共存，别人不嫌寒碜，你们自己也不嫌吗？

首发ＶＯ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