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十诫》第九条：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大约一周前，有凯迪网友告诉我，说在他们的内部网上看到了余杰揭批我的文章，并发给我看了看。俺这些时太忙乱，要跑医院照料生病的家人，要处理稿件混饭吃，还想坚持每周至少写一篇文章挣稿费，没时间理他。今天闲一些，从网上输入他和我的名字，很容易就搜到了这篇文章《 余杰：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先生的文风问题》，出处是”多维新闻 2006-10-26 05:53″。原始出处我就不说了。国内若有人想看这篇文章也应该很好找。
文章很长,分上中下三篇发出。第一段就说”鄢氏已衰老不堪，勇气不再，甚至满口昏话胡话。”文中又骂我”是《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见了，恐怕也要自叹不如吧？”是”坐稳了奴隶的人”，而他余某则是一个”秉持良知的写作者”。
听说余某早已是基督徒，大约不会再说”我来剥钱穆的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之类狠话，而应该每日自我忏悔，至少不会有意犯诫”做假见证陷害人”吧？
可是这篇文章通篇都是在造谣污蔑，真的是”满口昏话胡话”，虽然他正青春年少。我没有工夫也不屑于逐段逐句驳斥他，只说几点局外人最容易判断是非的。
余杰这篇文章显然主要针对我的近作,即9月发表的《愤世与媚俗 ——我们今天的言论需要怎样的文风？》。此文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和《杂文报》上，一些网站有转载 ，至今保留在上海《东方网》评论频道我的个人专栏上。想知道我究竟说过些什么的人可以去查证。
1、余文称”鄢氏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言论自由的社会……”
我这样”认为”过吗？我会说出这种屁话吗？
除了某些水平极低的新闻发言人，中国领导人恐怕也不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新闻界是人皆知，有文件有宣传纪律规定地方媒体不得搞”异地舆论监督报道”；上网的人都知道上网贴文章会过滤掉”敏感”字词，知道有些思想学术网站被关掉了，且每天都会在跟贴中见到”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一类字样。不论我的处境顺逆、心怀满足还是怨怼，我若说上面的昏话，我的文章还要不要人看？我虽然没有读北大，从市场角度讲也不会那么愚蠢地自毁声誉吧？
我确实写道：”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恶攻罪’，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还说过：”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
这讲的只是一个基本事实，讲的是管治策略的”与时俱进”，即主要着力于控制言论发表媒介，通过”把关”不给你发表不利于当局的言论，通过奖惩让你”自律”。我说得很清楚，对于”单纯的言论”一般不追究个人。至于像南都的程、俞，因孙志刚事件涉及到具体的人事、地方官的政绩和形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高与郭的入罪，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与某些人的直接利益发生了冲突。
余某对此十分清楚，他对政治界限、言与行的区别拿捏得十分精准。否则，他就不用装神弄鬼受”天启”，摆出见布什总统有他无我的架式而与”熊飞国”划清界线，并不惜诬陷强调”非暴力”维权的后者是”民运”人士；要不，怎么现在在里面的是”熊飞国”而他照呆在首都北京？否则，他怎么会撰文谴责”郭标焦”，不该不请示他这个介绍人就在日本去见”轮#子%会”的成员？他对”言论自由”的政治底线有聪明过人的把握，所以欧美日满世界发表高论，而还能在国内每年出书、在报刊发表文章（我欣赏那些发表余杰文章的报刊，不想在这里举例）。
余说，” 鄢烈山攻击那些走在言论最前沿的写作者’有更为精明的利害算计’，’有的人正是看准了这种政治行情，仔细预测了安全系数，反复评估了成本收益率，于是把握时机，一反小心翼翼的故态，装出一副比谁都要彻底要激烈的模样，俨然成了唯我独革的体制外’斗士’。”我说”精明的利害算计”，说的就是余杰这样的人，而不是所有”那些”；坦白地说”一反常态”的”有的人”云云，自然也是有感而发，倒不是指他余杰。
2，余谓：”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可以是鄢先生个人的选择，但请你从此安逸地过自己月薪一两万的好日子去，不要再继续装扮出一副忧国忧民、正义化身的模样来。那样做你不觉得太虚伪了吗？”
请问你怎么知道我的月薪是多少？这些年发工资都是直接打到个人卡上，同事之间互相不知情，你是国安、公安的还是税务的，有特权查我的银行账户吗？你受过研究生的正规训练，知道说话要有证据。就算月薪三五万又怎样？你早就明白阶级分析的思路在恩格斯、伏尔泰的时代就不管用呀。
3、余说：鄢氏暗示某些体制外写作者拿”美元”，潜在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汉奸”，他们的钱来路不正（鄢先生认为：除了稿费之外，还有”馈赠”）。这与当年鲁迅的论敌污蔑鲁迅拿”卢布”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暗箭最为阴毒，可以致人于死地。……鄢氏同时又暗示当局：如果你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扣住他们的支票，让他们拿不到从海外寄来的稿费。其实，中共当局还用你来提醒吗？
我还没有这么狂妄，要做当局的”国师”，我知道当局根本不需要我来出谋划策。只有余杰为抹黑我需要！
我像你余杰这么年轻有为的时候，都没有想入党做官没有想当局重用，如今”衰老不堪”了，我还犯得着为党国效力吗？
我从不骂人是”汉奸”。”中国可以说不”的小子这样骂我我也不大在意。因为自知根本没有汪精卫曾有的那种”引刀成一快”的勇气。
余杰哪配跟汪精卫比？汪当年北上行刺摄政王是真打算为民主共和而死在北京的。
4、余说：”鄢烈山一直很喜欢谈鲁迅，在文章中引用鲁迅文字的频率，不亚于引用江泽民和胡锦涛讲话的频率。大概正是此原因，鄢烈山才得以’荣获’了官方所设定的’鲁迅文学奖’。”
”一直很喜欢谈鲁迅……”不是罪过，但他这样说，足见其信口雌黄”做假见证”的人品之卑劣。我的文章在那里摆着，是否常引用江胡的讲话看过的人会有印象。《愤世与媚俗》这篇文章谈到鲁迅，也只是分析他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这句话的语境，并指出鲁迅不足为训的多疑易怒的性格缺点。去年我那篇《告别”翻身”观》就是讲我为何要”先胡后鲁”。
不说余的成名作《铁屋子里的呐喊》，今年在国
内出的书”沉默”什么的，单看骂我的这篇文章，至少有4处引用鲁迅的话和意象。什么拿卢布、祥林嫂、坐稳了奴隶的人、”人一阔，脸就变”，满口鲁话。按他的逻辑，莫非他是想在国内得什么奖？哟哟……
5、余说：”曾经与鄢烈山一起合着《李贽传》的杂文家朱健国，前两年提出’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外思维’的观点。此观点在杂文界引起很大争议，也导致鄢、朱这两只同样来自湖北的杂文健笔反目成仇。”
对此，我懒得说了。朱怎么与我”反目成仇”的，相信很多网友自有判断。
难得余说了”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我对前半句加一点补充：”人”分的这个”体制内外”的”体制”是狭义的，指是否公有制单位的员工。广义地说，在中国生活的人就在中国的体制内，公安国安税务居委会都可以管治你。”余杰书系”一版再版的出版社也是共产党管的。所谓”体制外”的作家，有不少是令人尊敬的；也有不少为了生存吧，替老板当写手树碑立传骗人，替官员写”报告文学”涂脂抹粉，比娼妓更下贱可怜。不说也罢。我敬佩喻希来、余世存等”体制外”的作者，鄙视余杰之流的道德优越感。
6、最后说几句闲话。
2006年1月17日，余杰在对中国广播的有”亚洲”一词的电台发表的访谈节目播出，朱某”据节目录音整理出《余杰评鄢烈山》一段的文字”，春节后于3月份贴在国内一些网站。此文中，余将我作为”近十年来，官方对知识分子的招安收买政策相当成功”的反面典型。我看后托到广州的北京朋友SC传话给余杰，不要再瞎说攻击我了，叫某些人笑话，并说我的修养也不到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基督徒做不到别人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伸过去……
不想，他还更来劲了。除了想借攻击我捞回拒郭后的声誉，还有什么原因呢？上述电台讲话可是在会见布什之前呀。以他的名声也不可能是嫉妒我。
这篇文章提醒了我。文章一开头他忆旧了，说”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颇为痛苦，因为鄢烈山曾经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师长，尽管这种尊敬已经属于过去。我还记得一九九八年夏天与鄢烈山一起参加’草原部落’组织的笔会，在满天星辰的夜晚漫步在草地上的美好时光……”瞧，多么重情义的人，只是更重真理而已！
那年8月，他的出版商贺雄飞邀请他、我和摩罗一些人去内蒙开”笔会”。我与他不仅同吃同游，还同住了几天蒙古包和宾馆。此前，他给我写信、寄自费印的书，还真够”尊敬”的。
那年10月我到武汉动了一个大手术；期间，上头第一次派人来整顿《南方周末》，他的师兄沈灏被撵出报社，调去参加筹办南方日报出版社；我被不给任何理由撤销”编委”职务，并指令将我调出。1998年底我从武汉回来了，正好贺雄飞带他与摩罗、朱健国三人炒作贺给他们出的书到了广州。贺雄飞作为商人，上门到我家去看望我。余杰当然是知道我当时状况的，但他连电话或口信问候也没有。这也没什么，人与人讲的就是缘分，但他这种人扮什么多情重义真好笑。这篇文章，他这个据说自由主义的人还问我，为什么在程益中们挨整时不挺身而出呢！
受人挑拨离间或自己心中有鬼，他总想把我的名声搞臭，这样我说话就没人信了。今天我要声明，他与贺雄飞为稿费分成闹翻后，贺讲的他的臭事，与我无干。
1999年或2000年，南方周末的同事盛大林从广西北海开会回来（从复印的与会者名册看，有上百人参加，是迄今杂文界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问我，与会的贺雄飞对人说余杰如何如何，是不是真的？后来又有学者向我求证。
冤有头，债有主，若有不利于你的传言，找贺某算账去吧，我相信贺很乐意奉陪。
只有上帝能拯救余杰的灵魂，诋毁我救不了你。如果你确实犯过诫，应该向上帝悔过自新。没有做愧对神明的事那就更好，不要疑心生暗鬼总跟我过不去。我虽不是基督徒，也还想讲点恕道；千万莫拿”伪君子”之类的话激我，上了法庭我可不会做伪证的！
2006/11/05
【争鸣】余杰：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先生的文风问题
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颇为痛苦，因为鄢烈山曾经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师长，尽管这种尊敬已经属于过去。我还记得一九九八年夏天与鄢烈山一起参加”草原部落”组织的笔会，在满天星辰的夜晚漫步在草地上的美好时光。那时候，鄢烈山执笔生机勃勃的《南方周末》，其杂文针砭时弊，深受读者喜爱。没有想到，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几经波折之后，鄢氏已衰老不堪，勇气不再，甚至满口昏话胡话。你的匕首和投枪对准的不再是当权者，而是处境比他艰难得多的同道中人。尽管鄢烈山不承认今日中国的写作者的身份存在着”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差别，但从其滑落的人生轨迹恰恰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宣体制和思想控制，是如何缓慢而精确地让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
曾经与鄢烈山一起合著《李贽传》的杂文家朱健国，前两年提出”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外思维”的观点。此观点在杂文界引起很大争议，也导致鄢、朱这两只同样来自湖北的杂文健笔反目成仇。我并不完全赞同朱的观点，但我认为提出此说法颇有意义，我们可以用它来疏理和分析当今中国写作者不同的身份与境遇。
我个人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就客观事实而言，写作者的身份确实存在着体制内外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足以成为个人的道德水准和作品的价值水准的评判标尺。某些体制外的写作者，因为坚持个体写作的独立性，自动放弃或被动失去了在体制内的职位，而成为真正的”独立写作者”（我不愿使用”自由撰稿人”这个概念，今天的中国连自由媒体也没有，何来”自由撰稿人”？）。这些体制外的写作者，由于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医疗保险等等，需要承担比体制内的写作者更大的生活压力，他们确实为了写作的纯粹性付出了更大代价，我们理应给予这些人士以充分的尊重和敬意。另一方面，某些体制内的写作者，虽然依托于现行体制，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与体制外的写作者一样热爱民主自由，并通过个人所具备的有利位置，竭尽所能地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他们在某些特定时刻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体制外的写作者。因此，这些身处文化、学术和新闻体制之内、仍然领取工资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受到指责和鄙视，他们同样值得公众尊敬。体制外的写作者，如刘晓波、廖亦武、焦国标、北村、余世存、昝爱宗等；体制内的写作者，如胡绩伟、吴思、卢跃刚、章诒和、秦晖、陈桂棣和春桃夫妇等，均是今日中国之脊梁。职之是故，体制内外的差别，仅仅是上帝所安排的位置和使命的不同。而衡量知识分子是非善恶的标尺，应当视其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究竟如何。因此，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
不同的身份必然带来不同的境遇。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常识：尽管体制外的写作者当中亦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大多数体制外的写作者，为了坚持和捍卫写作自由，备受官方打压、监控、骚扰乃至承受漫长的牢狱之灾。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格局之下，他们艰难的处境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内市民社会逐渐成长，公共空间逐渐扩大，加之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到全球化体系之中，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西方政府的人权外交日益有力，以上诸多因素使得部分体制外的写作者得到了一点点生存空间。一般而言，体制外的写作者或通过写作或通过其他的谋生手段，还不至于会被活活饿死。当局再也做不到毛时代那样，谁不听话就不给谁饭吃了。但是，此种生存空间及异见作者的人身安全并无制度保障，仍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这种脆弱的平衡，随时可能会因为当局的突然翻脸而被打破。过于乐观地评估体制外的写作者的生存境遇，要么是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便轻率地发言；要么是故意美化现状，以此为官家涂脂抹粉。
鄢烈山认为中国已无文字狱
遗憾的是，理应熟谙时事的鄢烈山，却在多篇文章中大肆传达与中国现状完全不符的论调。鄢氏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因为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而受到迫害。因此，鄢氏论说那些严厉批评官方的意见作家乃是出于”政治投机”，只有他本人才是”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作为体制内的成员，鄢氏不是致力于同体制外的同道一起拓展言论空间、推进民主进程，反倒对根本无法与之公开辩论的体制外作者大施讨伐。鄢氏这样写道：”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攻击罪’，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鄢氏还说：”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
中国真的不再有文字狱了吗？老实说，鄢烈山的这些话连中宣部的发言人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不知道鄢先生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来的。胡适说过，”大胆假设”之后必须要”小心求证”，如果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环节，”大胆假设”则有可能成为一种贻笑大方的谬论。当今中国的司法体系中确实没有了”反革命罪”，当局却以”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新罪名取而代之，可谓换汤不换药也。据独立中文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便有七十三名作家因言论而被以各种罪名构陷入狱，如今仍然被监禁的尚有一半以上，许多人在狱中受到了酷刑和虐待。其中，比较为公众所熟悉的有：因撰文揭露中宣部禁止报道六四事件而被判刑十年的作家师涛，因撰文呼吁中共十六大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而被判刑两年的教师欧阳懿，因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当局而被判刑三年的残疾人罗永忠，因揭露山西地方政府腐败而被判刑十二年的记者高勤荣，因报道福州爆发”登革热”而被判刑三年的记者李长清……以及姜维平、杨子力、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卢雪松、黄金秋、郑贻春、杨天水、杜导斌、刘荻、蔡卓华、赵岩、李智、阳小青、程翔、力虹、努尔莫哈提？亚辛……这张名单实在是太长了，我无法全部抄录下来。
可见，文字狱不仅没有消失，近年来还呈现为愈演愈烈之势。这张名单上的名字，鄢烈山总不能说自己一个也不曾听说过吧？如果鄢先生确实连一个名字也没有听到过，那只能说明如今鄢先生的身份已经很尊贵了，不屑与这些草根写作者为伍了，对他们的命运自然也就漠不关心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可以是鄢先生个人的选择，但请你从此安逸地过自己月薪一两万的好日子去，不要再继续装扮出一副忧国忧民、正义化身的模样来。那样做你不觉得太虚伪了吗？当然，我不相信鄢先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因为，在这张名单当中，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等人是《南方都市报》案件中因言获罪的牺牲品。《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同属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鄢先生总不至于对这起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文字狱闻所未闻吧？据说，该案被广东当局炮制出笼之后，《南方日报》系统数百名记者编辑签名抗议，一向以坚持正义自诩的鄢先生大概也签名了吧？如果鄢先生知道其中一两个名字，却仍然声称如今的中国” 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那就是将自己的献媚建立在别人的眼泪和苦难之上。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大谈鲁迅呢？
异见作家群的真实处境
我们必须直面异见作家群体的真实处境。除了遭受牢狱之灾的危险之外，若干异见作者还受到各种各样的监控、骚扰，被非法剥夺各种公民权利，甚至无辜的家人也受到连累。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著名政论家刘晓波，今年二月至三月长达两个多月被软禁在家中，从七月起再次受到软禁，至今仍未解除，一年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失去人身自由。其他异见写作者如王力雄、张祖桦、江祺生和胡佳等人，也都有相似的经历。这样的生活状态，鄢先生尝试过吗？愿意尝试一下吗？
说到出国，拥有护照、出入国境，这本来就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然而，刘晓波、包遵信、廖亦武等人却被剥夺了此项权利，长期被禁止出国。廖亦武先后申请办理护照达八次之多，迄今为止仍然不能获得护照。被官方禁止出境的人士为数众多，其中既有一些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也有许多是异见作家。这张黑名单从来不曾公布出来，谁也不知道是由什么部门拟定的、谁也不知道黑名单上面究竟有多少人。
即便能够出国的少数几位异议作家，如王怡、朱健国、焦国标、王力雄等人（也包括本人在内），亦并非如鄢烈山所想象的那样”来去自由”、”里外通吃”，他们的处境个个堪忧。焦国标不久前赴美领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在其出国前几天，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打来的电话，警告他在国外不得”乱说话”.朱健国在赴美参加文革四十周年的学术会议前夕，深圳国保人员多次恐吓他不得与会，否则后果自负，此前他还被国保抄家，电脑亦被查扣。王怡近年来虽然多次出国，成都方面一直采取多种方式骚扰其日常生活，他所在的成都大学将他长期停课，只发三百元的”基本工资”，当局甚至使用下三滥的手法制造大量给他妻子的匿名信，企图以此破坏他们的夫妻关系。鄢烈山先生是否了解过这些情况呢？
我本人的经历也算是丰富多彩。在第一出访美国前夕，国安方面约我吃饭，建议我回国之后将所有见到的人的名片给他们复印一分，换言之，就是希望我成为”线人”，结果被我断然拒绝。此后，我虽然多次出入境，但经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检查和刁难。有一次，我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时候，在北京海关被扣留长达一个多小时。海关工作人员在一群便衣特务的唆使之下，强迫我为身上携带的旧电脑和旧相机缴纳高达三千元的税款。然而，即便是这种残缺的、如履薄冰的自由，也随时会遭到”合法”的剥夺：近期，官方通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名誉权案件，让法院下达了禁止我出境的命令。我告知法官，愿意先放一万元的保证金在法院，以解决所谓的”执行难”问题，却被法院拒绝。这是数十年来惟一一起因民事案件而被禁止出境的个案。对此，鄢烈山先生该作何感想呢？是一声叹息说”他终于被禁止出境了”，还是继续坚持他那自以为是的看法——” 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乐观地评价，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官民互动和国际互动，是最终走向’和解’、’双赢’和社会进步的良性开端。”我当然希望鄢先生的设想真的能够实现，但”体制”的胸襟似乎并没有他所想象或建议的那般广阔。
就收入而言，部分只能为海外媒体（包括网站）写稿的异见作家，也远远低于能在国内写稿的鄢烈山们。比如，海外网站的稿费，通常一篇文章只有区区二十至五十美元；而国内主流报刊的稿费，有的千字即达千元人民币。鄢烈山却抓住这点少得可怜的海外稿费，给体制外的写作者们无限上纲上线：” 就算你当真去搞什么’体制外写作’，挑战’体制’所有文字只在境外发表（姑且不论完全发表于境外的言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有多大），你在国内总有生活来源吧？而这生活来源，不论是辗转汇来的稿酬，还是出于何方馈赠，纵然是来自海外慈善基金或个人的纯人道主义捐助，也仍然与’体制’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容忍有割不断的联系：是’体制’意在改善国际形象（人权纪录）的表现；甚至是’体制’本身（作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这段话说得实在是太恶毒了。
首先，鄢烈山置疑在那些海外发表的文章对中国社会究竟能有多大的影响，其言下之意是：我的文章能在国内发表，我的影响比你们都大。你难道不知道：部分异见作家的文字无法在国内发表，这不是他们的错，乃是中共严密的新闻出版控制与检查制度所致。谁不希望自己的文字在国内自由地传播、被同胞自由地阅读呢？你不去谴责加害者，却来嘲讽受害者，这是什么逻辑呢？其次，鄢氏暗示某些体制外写作者拿”美元”，潜在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汉奸”，他们的钱来路不正（鄢先生认为：除了稿费之外，还有”馈赠”）。这与当年鲁迅的论敌污蔑鲁迅拿”卢布”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暗箭最为阴毒，可以致人于死地。第三，鄢氏为此大唱当局的颂歌，把异见作家顺利拿到海外稿费当成是当局的额外恩赐。我想反问的是：当局究竟有什么权力、凭借什么法律来扣押这些劳动所得的汇款呢？鄢氏同时又暗示当局：如果你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扣住他们的支票，让他们拿不到从海外寄来的稿费。其实，中共当局还用你来提醒吗？诸多意见作家为海外媒体写作而获得的稿费经常不能收到。比如，海外媒体寄给刘晓波的支票，即便写上其妻子的名字，也被中国银行拒收，此情形已经持续了三年多。鄢先生为何还要雪上加霜呢？
坐稳奴隶的人无权辱骂不愿做奴隶的人
我们不是要比谁最勇敢、谁受到的迫害最大、谁的生活最困难。但是，对于那些因为不愿做奴隶而遭受压制、承担苦痛的异见作家，总得有中肯的评价吧？总不能帮助官方出谋划策来抹黑他们吧？有人愿意当奴隶，有人不愿意当奴隶，这是各自不同人身的选择。我不批评那些愿意当奴隶的人，但我无法容忍的一种情况是：愿意当奴隶的人恳求奴隶主残酷制裁不愿当奴隶的人，用鲁迅的话来说，叭儿狗往往比主人还要凶。这是中国知识阶层中不断上演的悲剧。鄢烈山本人也曾一度不能用真名发表作品，那么你完全可以像焦国标那样，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讨伐中宣部上。但是，鄢氏却打着”匡正文风”的幌子，挥刀砍向言论空间已经极度蹇逼的体制外异见作者们。我想，这已不单纯是一个”文人相轻”的问题了。
有趣的是，鄢烈山引用小说家余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段访问来反驳作家身份的体制内外之分。余华在访谈中说：”不存在体制内体制外的区别。例如莫言、苏童、贾平凹，他们都是在体制内，但他们依然很优秀。读者要明白这个一个道理：只要作家是生在中国，就是在体制内写作，不可能独立。要说不同无非就是有的人有工作，有的人没工作而已。”这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除了圈子内部的肉麻吹捧之外，有一句真话吗？余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呢？余华是一名大唱毛泽东赞歌的作家，是一名把毛泽东时代看到无比美好的作家，是一名不承认发生过大饥荒的作家。鄢烈山引用这样一个”过于聪明”的人物信口开河的论调，不正说明鄢氏本人与之日渐趋同吗？
鄢烈山一直很喜欢谈鲁迅，在文章中引用鲁迅文字的频率，不亚于引用江泽民和胡锦涛讲话的频率。大概正是此原因，鄢烈山才得以”荣获”了官方所设定的”鲁迅文学奖”.鄢氏以能获得此奖项为莫大之光荣，并以之作为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中国作家可以进行”公民写作”的例证。尽管鄢氏仍然抱怨说，获奖之后并没有让他本人在《南方周末》的边缘化处境有任何改观，虽然自己曾是报社的”编委”和言论版的主编，如今却只能充当一名不入流的编辑——” 正当盛年时，不明不白被贬抑且将终老于每周听从一审二审裁决发落的最底层编辑……偶然得个文学界的大奖，无改于我在新闻单位的处境”.这种抱怨是主子可以宽容的抱怨。抱怨归抱怨，其实鄢先生对目前的处境还是比较满意的。有了这样的”心满意足”，鄢氏才会尖锐批评另一些写作者，因为心中有”不平之气”而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当然，如今《南方周末》的高薪，岂是昔日湖北乡下的乡村教师所能比拟的？而能够将孩子送到海外留学，其费用恐怕也并非工薪阶层所能够承担吧？我不禁感叹：为什么人们总是逃不脱鲁迅所说的”人一阔，脸就变”的宿命呢？
鄢先生的日子过得好，这本未可厚非。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但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便不惜恶毒地辱骂那些一个字一滴血泪的体制外作者，这就未免太不厚道了。鄢烈山攻击那些走在言论最前沿的写作者”有更为精明的利害算计”，”有的人正是看准了这种政治行情，仔细预测了安全系数，反复评估了成本收益率，于是把握时机，一反小心翼翼的故态，装出一副比谁都要彻底要激烈的模样，俨然成了唯我独革的体制外’斗士’.”鄢先生，你知道这些人士和他们的家人被监视、被跟踪、被骚扰的种种情形吗？大部分异见作家已经习惯了此种”透明”的生活，他们没有像祥林嫂那样对自己的遭遇喋喋不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是”正常”的。我想，包括鄢先生在内，没有人”心甘情愿”选择这样的生活。例如，湖北网络异见作家杜导斌被捕之后，他的孩子在学校中饱受歧视，心理遭受重创，一度患上了自闭症。这难道是精明的利害算计、看准政治行情、预测安全系数、评估成本收益的结果吗？对比能够将孩子送到海外留学的鄢先生，谁更”聪明”、谁的生活更”幸福”呢？
我想对鄢先生说：虽然某些异见作家与你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中的某个人与你之间还有过激烈论争，但你也不必对此群体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吧？难道非得如此才能挽回你的”面子”吗？如此气急败坏的诛心之论，哪里有半点你本人所倡导的、 《书经》中评述的”好文风”——”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呢？你口口声声说：”对于个人，对于私人领域的事，涉及个人隐私不谈，对私德（动机之类）的批评也应当心怀善意，不搞’有罪推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乃至’话到嘴边留半句，得饶人时且饶人’.”对照上下文，我发现你似乎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明明已经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却又号称”仁厚君子”；明明早已”有罪推定”、将对方看成了”坏人”了，却又宣称”心怀善意”.即便是《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见了，恐怕也要自叹不如吧？
坐稳了奴隶的人无权辱骂不愿做奴隶的人，这是我所坚持的一个常识。倡导”好文风”的鄢烈山，其文风偏偏最为恶劣。我想，”鄢烈山现象”对我们任何一个秉持良知的写作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警醒。逆水行舟太难了，而放弃又是那么容易。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十八日
王德邦：“朱翊钧籍没张居正，胡锦涛法办陈良宇”—-制度困局中的人事奔突
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于1584年5月下令“籍没”已故两年的张居正。张居正生前是首辅、皇帝的老师，临去世前9天万历还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明朝二百多年历史中，除了张居正没有人生前得到过这种荣誉。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生前有着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元辅张先生”，原因是在万历九岁登基的艰危之际他出面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殊勋，并且后来10年辅佐万历，治国理财功绩卓着。 后来公布张居正的罪状是：“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仅仅因为他多年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与此案相关的还有一直伺候陪伴皇帝成长的“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
200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撤消了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公布了陈良宇的初步问题及阶段性处理：“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中央决定，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从公布的罪状来看，张居正“专权乱政”，陈良宇“以权谋私”，都是有凭有据，名实相符。然而张居正当时已故两年，若说生前所为确有这种乱政嫌疑，但此时应该也可以扭转了，对于明朝一尚倡导以道德治国，讲究忠孝与仁义宽恕之道，何至于对一个生前建有奇功且享尽殊荣的死者要如此不依不饶？如果不从万历时代的整个社会背景中很难理解到这事件的深层原因。
万历皇帝九岁登基，在首辅张居正的精心辅佐下，10年平稳地走到了成年并且社会呈现出一定的繁荣，府库也比以前充实了，按理张居正有功。然而张居正生前身处高位，任人用官上难免以自己的标准来取舍，这得罪些人也在所难免，这些人在张居正死后发难，控告张居正生前一些罪状本是正常，列举张居正贪赃枉法，生活糜烂，也是事实，但这一切都没能引起皇帝的愤怒而决心惩罚张家。因为在当时官僚腐化贪赃已是普遍，以此治人根本就没法治尽，所以万历在了解到一直教育督促自己节俭严谨的首辅却积聚大量珠玉玩好与蓄养许多绝色女子时，也只是伤心地认识到人的阴阳两面性，但并没有因此下决心要清算张家。最终导致万历同意“籍没”张居正是他听到了张居正常常自比商朝的贤相伊尹，这勾起了他对张居正常以师尊与首辅对他施压的回想，联想到“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现实，同时了解到张居正竟敢“侵犯皇室以自肥”，从而坚定了他清算张居正的决心。可见左右皇帝、影响政治才是万历最大的心病，这是皇帝的痛处。
按理皇帝年少时张居正代理一些朝政也属正常与不得已，死后两年还用得着清算？原来万历在成年后，也即在张居正死后，深感到官僚集团所行与自己意志相左，他越想励精图治，结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驰。他发现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他这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个人意志，而他却没法抵御这种力量，他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却受制于廷臣。那些不符合这个官僚集团利益的法令根本就没法实行下去。如此状况对于一个有着人生抱负的万历显然是痛苦的，他要整顿朝纲，拿回大权，让官僚集团按他的意志去办，于是选择张居正开刀。这才是“籍没”张居正的真正原因。显然张居正是万历皇帝与官僚集团角逐的一个牺牲品，但绝不是冤死鬼。
今天胡锦涛入主中南海后，陈良宇以“以权谋私”罪被拿下。试看今日中国官场，我们不敢说没有一个清廉之士，但可以说这种清廉之官是寥若晨星。象陈良宇罪状的比比皆是，抓不胜抓。但为什么选择了陈良宇？这除了他经济犯罪，罪有应得外，我想背后还有跟万历时代相似的社会背景。从最近在网上流传的陈良宇言论节选来看，完全验证了经济背后的的政治原因。陈良宇的一大堆言论归结起来就是我行我素，对我有利的我照办，对我不利的我不办，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官僚集团的诸候意识。
近年来中国官方报纸也曾透露出“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其实这个表达很不准确，应该说那些不符合官僚集团意志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出了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相反那些符合官僚集团意志的是完全可以出中南海的，甚至拦都拦不住，只要中南海有点风，那下面立马就起大浪。中国官僚集团已经结成一个强大的利益团体，任何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若与这个官僚团体的利益不太一致，那就不可能出得来，更不可能执行得下去。
陈良宇的言论与其在上海的所行就是这种精神的充分代表。
面对这种状况，作为中共最高统治者的胡锦涛，他要么完全听凭已形成的官僚集团的摆布，顺应它们的意志，充当他们的利益代表（这在他的前任身上有充分体现），要么自己就重整朝纲，扭转官僚集团的这种腐化堕落，让官僚集团执行自己的意志。拿下陈良宇就是胡锦涛试图摆脱被官僚集团操控的努力之一。所以陈良宇也是胡锦涛与整个官僚集团角力的一个棋子。
无论万历“籍没”张居正，还是胡锦涛拿下陈良宇，都是专制政体下最高统治者与专制官僚集团角力戏剧的一个情节。本质上就是官僚集团意志与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较量。
为什么作为官僚集团最高统治者会跟官僚集团产生这种较量？这是由专制集权体制所决定的。在专制集权政体下，无论是作为家天下的皇帝，还是党天下的党魁，他们身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肩负着社会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责任，社会兴衰荣辱说到底最终是要他们来负责的，也最终是他们来承受的，所以他们在考虑事情，作出规划，出台政策法规上通常不敢竭泽而渔。而作为官僚集团却不是那样，它们通常只顾眼前不计后果，只顾个人或局部不理他人与全局，于是常常是不择手段地为恶，穷尽智虑地渔利。这种利益与责任的不同就决定了专制集权的统治者事实上跟官僚集团是存在矛盾。
这对矛盾的解决途径：其一是强势元首以个人威望与铁血手段让官僚集团执行自己意志。这种通常是在开国之初的领袖身上表现，但也不可能持续太长。这在明朝朱元璋与现代毛泽东建政后屠杀一块打江山者，可见他们权力的恐慌与意志执行的受阻；其二是弱势统治者被官僚集团所摆布，随同于官僚集团的意志，成为官僚集团的象征性代表。
事实上这是中国专制集权下最主要、时间最长的状态；其三是非强势非弱势的最高统治者，个体试图摆脱官僚集团意志控制，但又难以成功，而个体又不愿意完全屈从于官僚集团意志，这种情况常形成一种相持消耗的状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通过籍没张居正本希望整顿朝纲，一扫官场腐化堕落之颓势，结果后来他发现这一切都落空了。倒掉张居正后官场还依然地不听使唤，自己选继承人不能遂愿，自己的警察情报被官僚集团扼阻，甚至官僚
中有想执行自己意志的，反而成了官僚集团群起攻击的对象，以致不得不辞职离去。结果自己的意志还是得不到贯彻，那些不符合官僚集团利益诉求的政令还是得不到执行。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制度的摆设而已。面对这种困境，万历被迫选择了一种消极怠工的方式。既然官僚集团不能执行自己的意志，那么自己也决不作让官僚集团感到满意的事。于是他宁可让高级职位空缺也不任用提升人去，对许多奏折也不答不退。最后当然除了作满他的生命年限的皇帝外，他一事无成。死后二十多年，明王朝也随之灭亡。
今天胡锦涛先生拿下了陈良宇，这显示他力图挽救官僚集团的颓废之势，也想重振朝纲，以求人生有所作为。然而从万历皇帝的经历，以及他们所选择的相同整治之路，我们似乎很难看到一个光明的前景。胡锦涛先生最终能否挣脱官僚集团的捆绑，而实现政策出得了中南海，让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吗？显然这还需要时间来回答。
最后从万历皇帝悲剧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制度设置不改变的情况下，身为皇帝也不过是制度的摆设。在这种制度下的一切人事努力都将是徒劳的，纵使有效果也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很快这种成效就将被制度所吞噬，一切又回到原位。当然在万历时代，我们不能要求他找到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不能指望他会从制度改换入手。
然而今天，世界文明已经向人类昭示了走出专制困局的路径，那就是宪政民主！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扼制官僚集团的腐化堕落，只有在社会民主监督之下，国家元首反映民众意志的政策法规才能得到最有效、最少折扣的贯彻执行。不跳出专制的制度藩篱，再怎么在人事上下功夫、动刀子，都必将是缘木求鱼，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最后要么自己为官僚集团所辖制、绑架，要么就如万历消极一生，接受精神活埋。
2006-11-9于北京
首发议报第276期
写给王朔先生的公开信公开文章
作者：世界第一流的作家 （2006-11-9 10：08：00）
那个王朔，那个今天振臂一呼的声音在哪里？
那个在社会生活中
杨宽兴：对陈光诚案“发回重审”的一种解读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陈光诚案做出刑事裁定：第一，撤销山东沂南县人民法院2006沂刑初字第193号刑事判决；第二，发回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曾经被沂南法院非法剥夺辩护权的陈光诚的委托律师李劲松表示，这是陈光诚案的二审辩护工作取得的最理想的结果。在迅速抵达沂南之后，李劲松律师第一次单独会见了陈光诚，李劲松表示，他与陈光诚面谈了近一小时，这次会面与过往不同，没有工作人员在旁监视，可以畅所欲言。
与此同时，沂南地方政府对陈光诚家人的监控也有所放松，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说：“今天早上村民告诉我，村口只有两个人（把守）。以前李劲松每次来，都会增加到十几甚至几十个人。”虽然二审的结果仍无法揣测，但分析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大致可以断定，陈光诚案有望迎来柳暗花明的结果。
著名律师刘路指出：沂南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上，都存在重大错误。我们知道，自去年8月以来，陈光诚就处于沂南地方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同时，陈光诚以及沂南地方政府的作为，也一直受到境外媒体的密切关注，这种关注使此案的前因后果十分清晰地得以显现，任何具备起码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明白，对陈光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和“故意毁坏财物”的指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陈光诚所揭露临沂市在推行计划生育中肆意侵犯人权的事实，以及沂南地方政府对陈光诚的非法监禁，其行为实施者，才是应该站上被告席的人。
其实，对陈光诚所谓“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和“故意毁坏财物”的指控，不过是沂南地方政府对陈光诚进行人权迫害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迫害的发端，是陈光诚挺身而出揭露了临沂市计划生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侵害人权现象。陈光诚案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法律案件，而是两种人权理念的较量。而在陈光诚被软禁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关注和支持，又使此一案件的判决，成为两种政治理念的对决。
我们很难相信2006沂刑初字第193号刑事判决的结果是由沂南法院独立做出的，庭审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人士多次汇集沂南，其中包括身份十分敏感的高智晟、胡佳、孙文广、赵昕，以及国内知名的法律专家滕彪、许志永等，在众多海外媒体的聚焦之下，可以说，对陈光诚一案的审理结果已成为2006年中国最受关注的法律事件之一，因此，陈光诚四年七个月的刑期即便不是来自最高层指示，那么，也不会是沂南县法院的法官乃至院长可以做主的，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沂南县法院的法官私下抱怨：上面让怎么判，他就怎么判。
正因为如此，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所推翻的，不只是沂南县法院的审理结果，而是对一种政治审判的否定，当然，我们也不能由加盖在裁定书上的公章而断定这种否定果真来自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基于这样的判断，应该对临沂中院的裁定应做出一种法律之外的解读。
首先，对陈光诚的一审判决量刑之重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尽管通过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了所谓陈光诚的作为“犯罪证据”，但这种小儿科的把戏自然不可能让沂南县法院的法官们真正信服，另外，作为盲人，即使有罪，陈光诚也应受到轻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的，然而，正如刘路律师所说：“零口供的案子，残疾人的案子，悍然判了最高刑。”除此之外，刘路律师还指出一审判决中存在的其它问题：千方百计地公然阻挠律师取证、辩护；指派当事人不同意的律师参与辩护；一个案子，拆开审理。“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这些问题随便哪一个都能导致案件撤销。”如果没有上面的政治压力，沂南法院为何要对陈光诚做出这样的重刑判决呢？沂南属于中共做说的“革命老区”，号称“山东的延安”，官场作风相对左一些，保守一些，并不奇怪，另外，由于陈光诚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揭露有可能影响临沂市委书记李群的仕途，沂南县主要领导或许存有借重判陈光诚向李群书记献媚的动机，但这都不可能成为陈光诚案一审判决的主导因素。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政治。陈光诚案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借助陈光诚案，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现实的真实演化。
与陈光诚案一审结果的指令来自何方的猜测相比，讨论“发回重审”的裁定来自哪一个权力层级似乎更容易些。在中国令人失望的法治状况之下，对这样一个举世关注的人权案件朝向正义方向的裁定，其背后的推力，似乎只能掌握在中共最高层官员手中，这正是李劲松律师在激动当中向胡温曾中央致谢的原因。自中共建政以来，政治上的“宁左勿右”是各层级官员自保权位的首要本能，在一种“你反对将某人打成右派你就是右派，你替反革命分子说话你就有反革命嫌疑”的思维模式下，谁有胆量和能力为已经形成一审结果的敏感案件说话呢？只能是中共最高层。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不会忘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连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都曾因为“清理精神污染”以及电视片《河殇》争论中表现出的开明态度而大受党内左倾官员指责，作为邓小平时代就已接近最高权力圈子的胡锦涛来说，自然知晓这宁左勿右的官场秘岌，为什么会做出这种罕见的“开明指令”呢？
陈光诚一审——江泽民文集发行——陈良宇被抓——陈光诚案发回重审，这条线索应该能够部分说明问题，对于一个掌握了最高权力的人来说，他终于不必过分在意那条官场秘岌了。事实上，胡锦涛已经掌握了自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内部不曾有过的党内至高权力。在邓小平时代的前期，也就是六四之前，他的权力一直受到陈云、李先念甚至于邓力群这些人的制约，除了以“改革开放”的旗帜抓住民心之外，他必须借助于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鼎力支持，而在六四之后，既失去民心也失去改革派盟友的邓小平面对岌岌可危的政治威胁，被迫再次借助军队的力量，由杨尚昆跟随一路南下发表他的“南巡讲话”，但这已是他最后一次显示他的政治影响力，在他活着的最后几年，中国的最高权力再次处于分散状态；而江泽民时代的开始，大致是从邓小平去世之后形成的，高潮则是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但由于江泽民进入中央最高权力圈子之前没有自己可以借助的广泛权力根基，他只能不停地从上海上调官员，“上海帮”这一政治概念的出现，似乎也显示出了江泽民的无奈，不仅如此，因六四屠杀造成的官民分野、腐败升级，对法轮功的打压，以及无法制止的民间传言和笑话，使之一直无法将自己塑造成被民众广泛接受的国家元首形象，因此，他的最高权力，也只能是政治局常委内部控制多数的权力而已。
胡锦涛的政治基础显然比他的前任要好得多。首先，在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和两个省区的最高长官之后升任政治局常委，并且韬光养晦地做了十年储君，他对中共权力体系的观察与揣摩显然比江泽民更为细腻，而在中共权力道统中，“团派”掌权比“上海帮”掌权也更容易被接受；第二，由于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共建国以后的第一代高层官员中那些富有传奇色彩和强烈个性的人物基本辞世，已不能对政局形成影响，不再可能形成“元老干政”的局面；第三；六四之后几无例外的官场腐败，为胡锦涛提供了对付任何党内异己力量的“杀手锏”，在陈良宇倒台之后，谁还敢挑战大权在握的“真命天子”呢；第四，胡锦涛的清华大学背景，显然也利于他在权力最高层中结交私人盟友。
而胡锦涛已经表现出的政治手腕说明，由于在二十多年前就接近了权力核心，并有过作为第三梯队接班人和正统储君的经历，他所具备的权谋素质，使之有异于中共第三代那些技术官僚。身处危机重重的当下中国，能够掌握好左右平衡，逐渐抓住最高权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够维持较好的政治形象，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确有高明之处。从上任之初与曾庆红同赴西柏坡重申“两个务必”，到纪念八二年宪法颁布二十周年上的讲话，从处理SARS危机中表现出的镇定从容，到废除收容遣送的快刀斩乱麻，从“朝鲜政治正确”的讲话，到允许高智晟二百多天自由的发声，从废除农业税到大张旗鼓地反对腐败，从强化对互连网的管制到人权入宪??????他既懂得拉拢左派，又懂得向右派做些暧昧的暗示，另外，他摆脱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和私生活上长期被民间怀疑和指责的不利局面。
到现在为止，他是成功的：政治盟友逐渐被提拔到权力中心，民间对他（以及另外几个个性鲜明的高层官员，而不是中共）的政治认可较之第三代领导人显著提升。如果这样的势头维持下去，到明年十七大召开时，他可望达到三十年来不曾有人掌获的最高权力状态。
为此，他仍然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向各方释放暧昧的信息。对陈光诚案的“发回重审”，似乎就是他的一招妙棋。高智晟、郭飞雄、陈树庆、力虹、严正学等人在短期内相继被抓，使异议者对胡锦涛大为失望，这种失望当然会扩散到民间各界。谁也无法否认，在六四之后，尽管被严密封堵，但异议者的声音一直是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它直接或间接地为民间社会提供一种话语基调。胡锦涛显然没有必要与这种力量彻底闹崩，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的脚步已逐渐临近。
对陈光诚案的发回重审带有明显的胡锦涛个人色彩，那就是；追求出其不意的效果。在此之前，即使最乐观的律师也不敢对此有所期待，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裁决会在关注陈光诚的人群中产生强烈的心理影响。这种追求出其不意的心理效果的行为特点，在此前的胡氏决策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废除收容遣送的问题，即使上层已经做出决定，他也完全先大张旗鼓地让民间进行“听证”，这样既可以缓解民众对孙志刚一案的愤怒，又可以做一做“民主”的文章，但他不搞得那么麻烦，而是直接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在宣布免除陈良宇职务的决定中，所有的文告均令人惊讶地少了从来都不曾少过的“三个代表”字样；在内部讲话中，他声称朝鲜一贯政治正确——超出顽固派期望值的表态！——可以想见，带给那些残留老左和党务系统的僵化官员们的，是一种怎样的欣喜和鼓舞。
但这种处理个案问题上出其不意的风格，并不意味着目前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在民主问题上会有大的变化。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只能掌握在全体中国公民手里。由于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由于传统政治理念与当代社会的冲突，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成本日益增加，使之不得不做出顺应时势的具体变革：孙志刚案在网络上掀起的汹涌浪涛，是中共此前不曾遭遇过的；自陈光诚被软禁之后，全国各地的支持者一直在为他呼吁呐喊，并且形成了两次有影响的庭前聚集，身穿光诚文化衫的人们公然走上沂南街头，显示出民间人士的勇气与毅力的增强，另外，以李劲松为代表的律师们，以顽强的敬业态度，坚持为陈光诚做无罪辩护，表现出了令人尊重的勇气和良知。
在民主化问题上，如果没有民间的强大压力，那么，即使存在相对开明的当政者，他也不会主动将民主权利送到民众手里。
陈光诚案的发回重审，正如这个案件的每一步演变一样，都是维权史上重要的记录，但即使陈光诚被当庭无罪释放，也不表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大的变化。现实处在变化之中，但远未形成突破。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某些个案的处理结果作为一种象征，也许，借助于制造某些虚幻的“象征”符号以麻痹和应付民众的迫切要求，正是最高当局的一种策略。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难定义的时代：传统政治势力和传统政治手法逐渐弱化的同时，人权迫害仍无处不在。当人们以严肃的表情义正词严地声讨专制强权时，它可能突然冲你露出一个可爱的笑脸；而当你转而对它寄予了太多期望，甚至满怀自家人的“亲情”想给它一些忠告时，它可能突然翻脸，把你投进监狱。
不过，总体而言，镇压力度多数情况下有所减弱，这一点我们应予以正视。对民主的追求和对人权的渴望不应总是表露一幅过分悲苦的脸面。正视这种变化，既是对中共理性力量的善意回应和鼓励，更是对无数民主先行者成绩的肯定。当人们看到高智晟被抓而胡佳仍在家中享有部分自由时，当人们看到郭飞雄被抓而黄崎仍在运作他的《六四天网》时，那些应该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人，也许可以更客观更准确地评估其抗争行为的风险与收益。7月20日，我曾身处沂南法院门前，便衣队开始打人之前，我听到穿便服的警察头子以令人恐怖的声音喊道：“所有人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这种声音仿佛是从1989年6月3日夜间的广播和电视中传来的，但是，几个小时后，身穿光诚衫的声援者从派出所的问讯室里全身而退了，即使在他们重新聚集来到陈光诚的家乡东师古村后，也只是遭遇了便衣流氓的推搡和殴打，没有人被抓入狱。这超出了所有现场声援者的预料。
我们不禁要问，从技术上来说，把这些人抓起来，同1989年，同1995年，同1998年有什么区别吗？没有。那么，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想，这种变化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找到答案，一是民间各界在逐渐形成和强化维护权利的意识，二是面对越来越多的维权事件，政权内部和掌权者内心的镇压冲动被迫一点点地垮塌。
通过陈光诚案的发回重审，我们应该看到，韧性的抗争，从整体和中长时间段来看，总会是有效的。有人说，声援者一审之前的两次沂南聚集加重了对陈光诚的判决，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点：在陈光诚被刑事拘留之前，由于普遍认为沂南司法当局会对残疾人手下留情，而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为陈光诚呼吁的努力，就是在这种沉默的状况之下，陈光诚从被软禁的宾馆走向了沂南县看守所。
当然，即使陈光诚被宣布无罪释放（这种可能小于轻刑判决），也不具备法律上的任何进步意义，因为陈光诚本来就是无罪的，而且他还是一个残疾人。即使中国法律将引入判例规则，陈光诚案的发回重审也不会直接惠及其它异议被捕人士，对政治异议者的“法律”惩罚，一直以来，基本上属于法律之外的政治打压，并无确切章法可循，只与政治形势或者说政治人物对政治形势的判断相关，正如对高智晟的前呼后拥或“一举抓获”，大概只属于不同阶段的政治需要。
但当局在人权及良心案件上的任何妥协之举，都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会让我们看到当局推进民主的决心，却可以使我们感到它正逐渐丧失将专制进行到底的胆识和意志。也许，这已经够了，我们不敢奢望毫无牺牲的民主变革，如果民间社会不能形成足够坚韧、理性和广泛的维权意志，谁又有资格向这个政权索要浓香馥郁的民主和人权之花呢？
2006年11月6日
首发民主中国
丁子霖 蒋培坤：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想起十七年前与汪道涵的一次会面
说起这件事情，我想首先做一个声明。汪道涵先生是中共高干，我丁子霖是“六四”难属，两人的政治分野不言而喻，两人的生存境遇也迥然不同。因此，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两个人坐到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嫌疑；或者说，这正好印证了时下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丁子霖今天之某些作为（比如主张维权的非政治化，比如不赞成把“退垮中共”作为纪念“六四”的口号等等），原来事出有因——她本来就是一个中共体制内的人，没有走出党文化的阴影。我在这里要声明的是：我不想掩饰什么，更不想改写什么，包括自己的历史。我只想活在真实之中，按自己的意愿来活，不是按别人的好恶来活。我之所以一直到今天才公开十七年前那次与汪道涵先生的会面，只是考虑到此前他还在台上，有所不便。今天，汪道涵先生一生的行藏、事功，都已进入历史，也就应该可以任后人去评说了。
事情还得从1989年6月的那个黑色周末说起。在众所周知的那个周末夜晚，我失去了我深爱着的儿子。那突如其来的灾难，那钻心锤骨的丧子之痛把我彻底击垮了。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家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我的同事、同学、学生、亲友，纷纷前来探望、安慰。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但我的神志是清楚的。有一个念头始终困扰着我，在脑际不停地盘旋着，那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这个问题，所有来看望我的人都不能回答，即使有人回答了，也不能让我信服。我满脑子都是亡儿生前的身影，满脑子都是亡儿冰硬地躺卧在医院太平间床板上的情景。要我承认自己儿子是一个反革命的“暴徒”，死得活该！那除非把我也杀了！
这个念头苦苦煎熬着我，令我日夜不得安枕。在恍惚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似乎早已在我的意识中消失了的人。他，就是我十六年前与之相识并有过一段交往的汪道涵先生。我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员，从未与共产党的高官有过任何接触，与汪道涵先生相识，也是在他“文革”期间落难沦为“逸民”的时候，而且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在我深陷于痛苦之时会想起他来。也许是因为他曾经给我留下过平易近人、深明通达，还有那么一点知识分子书卷气的印象，可以把压在心底的话向他坦露吧；也许还因为他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对世事，对人生，对他所置身于其中的共产党有一个比别人更清醒的看法吧。总之，在那个时候，我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吐露心曲的人了。
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到上海去找他，从他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究竟为什么，共产党非杀人不可？”
我随即给一位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老同学写了一封信，请求她帮助我尽快与汪取得联系。为了不让汪道涵先生为难，我请那位老同学如实地代我向汪申述如下三点：
一， 请问汪道涵先生是否还记得有一个叫丁子霖的人大教师；
二， 告诉他，丁子霖的儿子在“六四”惨案中被戒严部队枪杀了；
三， 丁子霖想专程来上海找他面谈，如不便，不必勉强。
几天后，我从同学的回信中得到了汪道涵先生对我请求的肯定性答复，只是要我抵沪后提前一两天通知他，他好作出安排。
尽管这个答复是我所期盼的，却还是令我感到意外。汪虽然早在“六四”之前就从上海市长任上退下来了，但他毕竟是共产党里边的高级干部。凭我在共产党里将近三十年的经验，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的所言所行，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尤其是在涉及到党、国命运的重大问题时，是绝对地要与党的中央保持一致的。那时北京尚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很多学潮的参加者一个个落网了，还有一些人包括学生领袖四处藏匿、逃亡，可谓惶惶不可终日。紧接着是一场全国性的“清查”运动，一时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如果按共产党的惯例，我自然属于“反革命暴徒”家属，人人避之犹恐不及。一个共产党人，而且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能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接待像我这样的人，确实超乎我的意想，这使我打消了连日来的疑虑和不安。
于是，在1989年9月11日我连儿百日祭后的一周，即9月18日，我和我丈夫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两天后的下午三点左右，在康平路上海市委的一个小会议室，我见到了阔别十六年的汪道涵先生。他如约健步走近小会议室，一眼看去，他模样依旧，只是略微胖了些，而且比我印象里的他要精神的多。他猛地见到我时，眼神似乎显得有点意外。或许，我那憔悴的面容，怅惘、失落的神态令他一时认不出我了。
我忍不住劈头问了他一句：您还记不记得我啊？
“记得，记得，当然记得！”他爽朗地回答。
不知怎的，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于是，他安慰我，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一起在沙发里坐了下来。我把憋在心里好几个月的话都倒了出来。我对他说：
“我这次来上海是专程见您的，见了您我就走。”
“我想请您开导开导我，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非要开枪不可？我了解我儿子，也了解我的学生，他们都是怀着一片爱国热情走向天安门广场的，而且始终没有什么出格的行动，政府不让他们再在广场呆下去，难道不能用别的办法，非要动用军队不可？”
最后，我重重地说了一句：“要知道，这一枪伤了整整三代知识分子的心啊！”
他低着头，默默地倾听我的诉说。我告诉他，1973年，也就是我认识他的那一年，我的儿子还在吃奶。十六年过去，他已经长成了1米8的个头，成了一名很为我争气的中学生。没有想到，竟在他刚过十七岁的第二天，就被戒严部队的子弹穿透了心脏，活活打死了。……
我无法控制自己，我把我儿子生前的一切都对他说了，包括儿子在学潮期间所做的全部事情。我说了很长时间，他一次都没有打断。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似乎连时间都凝固了。他耐心地等着我说完，又过了很长时间，看我似乎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才开口，一字一句缓慢地说：
“丁老师，你是知道的，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也很残酷，给全国，也给全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次事件那样的惨烈。”他接着说：
“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宽慰你，我只想对你说，这不仅仅是你个人和你家庭的不幸，而且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不幸。这件事现在很难说清楚，上面的情况很复杂，也许过一些时候会清楚。我想，我们只能从历史的高度来看这一场悲剧。”
接着他说：
“很多人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像我这样岁数的人，更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是有很多情况造成的。其实，当时上海的情势也很紧张，江阴、常熟一线和吴淞口都已部署了军队，出动了坦克，只要一声命令，随时都有可能进入市区。”他说他当时曾与陈国栋等一些老同志（陈原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当时任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多次协助上海市委领导向中央打报告，希望中央不要派兵进驻上海，上海的学潮由上海自己来解决。 他接着说：
“此前上海的的情况是，示威的学生白天在街道上设置路障，晚上政府就动员工人纠察队把路障搬开，第二天白天学生又把街道堵上，晚上工人再搬开，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为的是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扩大事态。”
他把话题转到了北京，他说：“北京的情况就不同了。俗话说：‘相打嘸好拳’（南方俚语），双方都把脸撕破了。”
汪还对我们谈起当时上海市长朱镕基在处理学潮上所做的一件事。他说：“北京开枪后，上海的学生、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集会，表示抗议。6月8日，朱出席了人民广场的群众集会，并讲了话。他公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这让老百姓出了一口冤气。再说北京已经开枪了，这对上海的学生、市民也是一个警告。几天后，上海的事态就慢慢的平息了下去了。”但是，他说：“你们大概不会知道，朱在讲话后，立即给中央如实打了报告，要求中央给以处分。后来中央表示，上海情况特殊，追认了朱的做法。我们老同志当时也都支持朱的做法，得知中央表了这个态，大家心里的石头也就落了地。”
在这次见面中，汪还讲了学潮初期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情。他说：当时也就是在这个小会议室里（汪特别提到，这个小会议室在“文革”时期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经常开会的地方），他受市委委托，同钦本立先生谈过好几次话，有一次从深夜一直谈到天亮。开始时市委要钦本立认个错、做一个书面检讨，然后让《世经导报》复刊，但钦坚持无错可认，后来市委又说做个口头检讨就可复刊。他说，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扩大事态。但是，正在相持中，从北京传来了爆发学潮的消息，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也许是为了减轻我心里的痛苦吧，这次会面他又向我重新提起他本人和他家人在过去岁月里遭受的种种不幸。他说的很多事情，我不敢说记忆犹新，却还依稀记得，因为他早先曾断断续续地对我讲过。那是在“文革”前后，先是他前妻患尿毒症病逝，接着是二女坠崖身亡，那时他正受审查，只能用一张草席裹尸匆匆料理了后事。其他子女，除长女在北京石化工作外，或被发配到外地，或留在本市当工人。至于汪本人，则顶着“历史反革命、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帽子，抄家、挨斗、住牛棚，最后被开除党藉，每月发生活费150元。我还记得，那时我曾多次去东城区汪芝麻胡同他的家里，他虽仍然留在一个有着几进房屋的四合院里，但整个院子一片败落景象，冷冷清清。先是公家把他的住宅电话撤了，说是怕他搞“反革命串联”；后来又把冬季的取暖锅炉也撤了，说审查对象不应再享受高干待遇，他也就只能靠自己生一个煤炉过冬。我还清晰地记得，每当我去他家，他总是一边同我说话，一边不停地搓着双手取暖，因为屋子里实在太冷。他曾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人民大学对受冲击干部“落实政策”的情况，他想知道，像他那样有“历史问题”的人组织上究竟会怎么处理。他当时只想能让他做一份技术工作，他说他是学技术出身，做一般的技术工作还可以，哪怕让他去外地，他也很满足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所在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把他放在一边不管他了，他就靠读书打发日子，偶尔也写一些旧体诗。他给我看过几首，写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留下，但饱含在字里行间的那一份凄苦悲凉之情我至今未能忘怀。
后来，“四人帮”倒台了，中国的局势大变，人们也似乎看到了希望，各人忙各人的事情去了。80年代初，他复出后被派往上海去当了市委书记和市长，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当时我的想法是，他既然已经走出了逆境，重返政坛，当了高官，那么随着地位的改变，也就同我这样一个只是一心想着把书教好、有时间就去校外挣钱养家的大学教师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了。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1989年9月21日与汪的那次见面，因为那次会面在我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面中，双方都说了很多话，我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但是，看得出来，他也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无奈。因此，在我临别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又突然让我留步，用一种很温缓的语气对我说：
“丁老师，我看你的气色很不好，身体很虚弱，是不是在上海多住一段时间，我去安排你住医院，找一个好大夫给你检查、治疗一下。你就好好休养一下吧！”我想这也不是一种虚意的应付。
但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自己清楚，我的“病”是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一位医生都无法医治的。我脑子里盘旋着的仍然是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非杀人不可？”这个问题，即使像汪道涵先生那样有着丰富阅历、又饱受过共产党整治的人都无法回答，何况他人。
在汪的眼里，也许那时的我已与十六年前判若两人了，而且也一定意识到，他不能解决我思想上的问题。他是想通过以他所能的方式，多少减轻我的一些痛苦。出门时，他一再叮咛有事去找他，并告诉我，他现在就住在身后的那一幢楼房里。
然而，我始终没有再找过他，只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给他邮寄过与难友们联署的一封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当然，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复。我想，他作为一个江时代的共产党高官，不可能同意我以后的想法和做法，而我，也并不期望他能同意我的想法和做法。给他寄那封信，只是想告诉他我没有被苦难所击倒，我重新站起来了，我正在做些什么。我也想告诉他，当年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解答的那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要开枪杀人？”今天我已有了自己的答案。我不知道他看到这封信没有，也许，这封信压根就没有到他的手里。
现在回想起来，我必须承认，我那时确实愚昧之极。共产党都已经把自己的儿子打死了，还要不停地问一个“为什么”？而且还偏偏要从一个共产党的高官那里去寻求答案。这不是太愚蠢了吗！然而，那个时候的丁子霖，就是那个样子。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掩饰什么，也不想改写什么，包括自己的历史。我所能希望的，就是我的后代不再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
我至今并不后悔那一次会面，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次会面本身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越来越失去了意义。但我仍然有所安慰，在已经逝去的那个腥风血雨的年月里，我毕竟曾从这位老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一种人性和良知的脉动，尽管这种人性和良知是被层层包裹着的甚至是被扭曲了的。我不想用单纯的党派观点来看待一切，也不想用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区划来判断是非。在我看来，人们看任何问题，都应该有一个最根本的观点，那就是人性和人道的观点。一个人，或者一个制度，其真伪、其善恶、其优劣，皆系于人性之有无，或者换句话说，看其是否具有一种人道的关怀。
2006年11月2日
何清涟：中非合作：对付国际社会批评人权的非正义利益同盟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及欧盟等民主国家的关系阴晴变幻，与日本的关系短期内亦难以进入“友好”状态，倾力喂饱的北韩更是成了一只时时给中国难堪的白眼狼。中国当局于是又师当年毛泽东故智，将友谊之手伸向了远隔天涯的非洲国家。这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努力抬高11月上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规格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峰会上，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向非洲慷慨地送出了一个巨大礼包，其中包括从2006年至2009年间将对非洲的援助提高一倍，今后3年内向非洲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和20亿美元的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免除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债务最重的穷国截至2005年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一些最不发达非洲国家出口到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的产品从190个扩大到440个税目。此外，胡锦涛还保证3年内要在非洲建立3到5个经贸合作区，为非洲培训1万5千名各类人才，派出中国专家，提供药品，并援建非洲联盟会议中心、30所医院、30个抗疟疾中心和3百所农村学校等。
如果中国人民（不是政府）真富起来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援助贫穷国家，本来也是一个大国应尽的义务。但中国目前本国尚有一亿多贫困人口、几千万失学儿童、政府积欠退休职工一万多亿巨额养老金，50％以上的城市居民与90％以上的农村人口甚至连医疗保险都没有，在此情况下，要求中国政府优先考虑本国人民的福祉，在援外问题上量力而行完全是民众应有的权利。更何况，中国援助非洲并非真正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是为了与民众利益背道而驰的政治考量。
第一个考虑是为了对付美国在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在现有的联合国体制下，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之外，其余的国家不论大小，一国一票。多年前，中国就成功地利用了联合国这种体制，让台湾从联合国出局，自己成功地成了“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非洲这些国家的投票，当然是中国政府花费巨资，用援外这种金弹外交买来的。而近些年来，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使得中国在与美国对垒的过程中屡有斩获。仅在“人权战”上，中国就战果辉煌：先是成功地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暴政者践踏人权的俱乐部，所有针对中国及古巴等暴政国家人权状态的批评都被化解于无形；继而又让联合国花费九牛二虎之力重新组织的人权理事会无法达到改组的预期目标。
中国与台湾通过经济贿赂竞相争取非洲与拉丁美洲的支持，早已成为国际外交舞台的一大景观。按照中国的说法，现在非洲只有七个国家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在“中非友好”这大势所趋下，中国对金钱的魔力从不怀疑：只要再多烧几把金钱，即可望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一来，立刻又成功地限制了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而非洲国家对于中国，除了对其经济上的慷慨感谢之外，同样也有政治上的需要。中国政府很自豪地宣布：“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公司在非洲国家的投资从来不与那里的人权等政治问题扯在一起。”肯尼亚政府发言人说，肯尼亚愿意同中国发展紧密的经济合作，因为跟中国做生意很容易，中国不会把他们的经济活动或援助与政治挂钩。这位发言人说，“你从来不会听中国人说，你们政府如果不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我们就不让项目完工”。这次峰会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府再次强调“互相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即专制暴政及其理论基础）。
中国不加任何条件地援助非洲的政策，以及中国向一些非洲国家如津巴布韦政府提供电子监视和互联网审查技术等恶劣行为，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猛烈批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上个月指责中国无视非洲的人权和环境状况，为其提供大量援助。他警告说，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大幅增长只能加剧非洲的腐败和债务负担。西方国家的一些批评人士表示，国际间正在努力提升非洲的透明度和人权，中国的作法损害了这种努力。
孔子云：君子相交以类。物以类聚，只要看看中国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做“朋友”，双方结成非正义同盟的基础是什么，就可以明白中国当局是个什么样的政府。
綦彦臣：另一种数字化生存
中国的文化虽不讲精确，但于数字却有多钟情，如《梅花易数》搞得不少落魄文人发高烧似地胡说八道，当然易学的二进位原理对计算机的产生亦有贡献。大牌历史学家黄宇称中国历来缺乏数目化管理，几成历史定论，但每每新王朝建立与大危机到来前，讲究数目管理的经济普查如量土地、统计人口，亦是“常规”之举。
到了毛时代的大跃进，数字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为达到年产若干万吨纲铁，连百姓的饭锅都当了炼铁原料。到了江泽民时代，就有了另外版本。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表现在统计工作方便也就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我刚就业于银行时，就听“老银行”们说：“铁会计，烂统计”到了后来，这会计也不“铁”了，以致于前朱总理给国家会计学院题词曰：“不做假帐。”
比之于世界的高科技所云“数字化生存”，中国现代化追求以来，“数字化生存”也算颇有新意，亦中国特色之一。
但是，更有趣的是另一种数字化生存，那就是把国家政治生活多用不大于十的数字予以形象化，个别情况下，也有所突破而用大数目。其始作俑者虽有数人，但毛泽东当为其首，一曰“三要三不要”，二曰“七、八年乱上一次”。祸国殃民之深，于今不绝。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亦有重大创新，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是也；毛夫人江青也类于此，创了八出样板戏，而后又被指为“四人帮”。
邓小平时代，算是比较理性，仍然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口号，相应的机构就叫“五四三办公室”。邓小平虽为改革之设计师，也不乏用数字之兴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00年不动摇”，以及“香港50年不变”，也为这另类的历史补充了不少内容。
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出身的次品级政客，数字观似不太清晰，只留了一个三，即所谓“三个代表”。这个短命的三，很快被“两个八”即八荣八耻取代。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两个务必”产生，以及有如昙花一现的另外的“两个八”。
在2005年的“保先”运动中，有一个不太为人注重的说法，就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其中最后一条，称为“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似乎提前预测了江泽民在陈良宇问题上的责任。
此者，也算是一“数”吧！又给遍及闹市一隅的阴阳先生们提供了不少研究资料。
（2006年11月9日写于小城泊头运河边）
民主论坛
狱中作家王小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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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小宁
笔名 石城，陈平，天地评述，十二月党人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50年1月7日
出生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
居住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
教育程度 南京华东工程学院毕业（1977）
职业 自由撰稿人，网刊主编
笔会会员 否
拘捕日期 2002年9月1日拘留，2002年9月30日逮捕
拘捕机构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拘捕原因 在互联网上发表异议文章，自编电子刊物在网上广泛发送，宣传筹建“中国第三道路党”
罪名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审判日期 2003年7月25日（一审），
审判机构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刑期 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辩护人 律师白宇，郝军
关押地点 北京市第二监狱
狱中情况 不明
出狱时间 2012年8月31日
家属联系 无
捐款办法
救助小组 独立中文笔会
个案现状 笔会重点联络
参考资料
http://www.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38885
http://www.asiademo.org/gb/author/wangxiaoning.htm
http://www.weachina.com/author/wangxiaoning.htm
http://gb.hrichina.org/gate/gb/www.hrichina.org/public/PDFs/PressReleases/Wang-Xiaoning-27Apr06.Judgment.pdf
http://www.ifex.org/eng/layout/set/print/content/view/full/74074/（英文）
http://www.fidh.org/article.php3?id_article=3290 （英文）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06/04/29/2003305143 （英文）
伍尔夫的自言自语
伍尔夫在《墙上的斑点》中曾这样写道：“窗外树枝轻柔地敲打着玻璃……我希望能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没有谁来打扰，一点也用不着从椅子里站起来，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不感觉敌意，也不觉得有阻碍。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上的生硬的个别事实。”伍尔夫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生存之态——尽可能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喜欢独自一人自由地思考，坐在沉默的房间里。这儿，玻璃窗完成了双重的隐喻功能。它不仅使房间得以完整，也使它更为闭塞。它阻拦了试图闯入房间的所有陌异物，也割断了外部世界聒噪的声源。沉默，成为了言说主体的最大诉求。沉默，决非无声。它只是对通常意义上的语义的可交流性的抵制和拒绝。从本质上说，主体的沉默意味着她有可能更充分地拥有自身的本质，使人回归自己。因为，存在本身乃是沉默的。在沉默中，存在的惟一对话的对象就是自己。坐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就是伍尔夫最常见的言说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伍尔夫的“沉默”中包含着无比喧嚣的内在声音。它超越了言辞的声音形式及意义的有限性。
《伍尔夫读书随笔》就收录了她许多自言自语的范本。在这本集合了散文和评论文章的随笔集中，伍尔夫以一种轻松的姿态，随性地和自己漫谈着。从怎样读小说、读传记和回忆录以及怎样读诗歌、女性的权力和自由，到经典的作家作品，全都成为她言说的对象。随着语言缓慢的延伸，她的内心逐渐敞开。我们甚至可以轻松、愉悦地步入她的“房间”。这是伍尔夫小说所不能给予的。她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一种闭合的状态。她总是试图在自己和读者、世界之间建立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围墙，将他者阻拦于墙外。自己则在意识的旋涡中游刃有余，自得其乐。读者所有窥视、交流的欲望，都在她汹涌澎湃的意识之流前消失殆尽。而与之恰恰相反，伍尔夫的随笔则具有一种开放性。
她不再拒绝读者，而是主动地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她甚至把自己看成是普通读者。面对一个个同时代的经典文本时，她和一般读者一样，随性而言、爱憎分明，毫无顾忌。比如，当她谈到阅读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感受时，她就直言不讳地说，“读最初两三章时我还觉得很有趣，很兴奋，但是越往下读越是觉得迷惑不解，读到两百页之后，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依我看，这本书的作者既没有语言的素养，也没有必要的审美情趣，倒像个刚学会写作的搬运工。我很知道这类人，粗俗不堪，还自以为是，简直令人作呕。”还说，“一块肉明明可以煮熟吃，为什么偏偏要生吃呢？要是有人像汤姆一样患有贫血症，那么就让他去称颂血红素吧！我不贫血，所以还是继续读我的古典小说。”这段话初读上去，绝不像一个有点理论素养的评论家或作家所言。它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受众自言自语、不负责任的牢骚和漫骂。但它却千真万确地出现在了伍尔夫的这本随笔集中。事实上，如果仔细聆听和甄别，她的这种“口无遮拦”的自言自语，也存在着迷人的闪光点。它既继承了传统英国随笔娓娓而谈的特点，又以女性的细腻，巧妙地糅合了英吉利民族所固有的含蓄、幽默的风趣。在她轻盈、平易近人的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是敏锐的观察力、一针见血的杀伤力以及细腻的感受力。这儿，自言自语成为了伍尔夫最好的情绪宣泄的出口。所有的不满、压抑和愤怒在自我言说中得到排泄和缓解。同时，在外部声音缺失的情况下，自己的音调和声音的弥漫，又给主体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亲近感。
从《伍尔夫读书随笔》中不难看出，伍尔夫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找到了女性独特存在的言说方式——自言自语。它既不同于阁楼上疯女人的尖声叫喊，也不同于精神病者无意识的自我分裂，它是女性在丧失话语权后，平衡内心、缓解压抑、解决自我矛盾的一种最本质、最纯粹的言说方式。它摒弃了外部世界的言说常态，阻断了语义链的连续性，拒绝了男权世界的话语规则。在自言自语中，她可以恣意妄为，可以无边无际，可以抵达言说经验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