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镜子前，所有的脸孔都将变得苍白。
——题记
1
这是一个暴日当空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沉沉的时代；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时代，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时代；这是一个规整划一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声吆喝的时代，这是一个窃窃私语的时代；这是一个莺歌燕舞的时代，这是一个鱼龙寂寞的时代；这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这是一个急剧倒退的时代。
法国社会学家杜兰把文革称作“反社会运动”，大约认为文革并非是固有的社会冲突的产物，而是人为的战争，是个人或集团精心策划的结果罢？
目的在于解放人类（可能仅限于被压迫阶级或群体）的社会运动，即称为“革命”；否则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子，都是奴役的代名词。
从个人崇拜的自发程度看思想奴役的累积性。
如果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废除奴役契约——与卢梭的“社会契约”相对立——，就不能指望产生美德。而第一美德，就是由个人的独立自由所显示的人性尊严。
法国大革命中，尤莉娅夫人写信给儿子道：“狼总是要吃羊的，难道这一次该羊吃狼了？”其实，羊永远吃不了狼，除非它也变成狼——但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情况也一样。虽然羊群踊跃一时，而狼群倒伏，然而终究是狼吃掉羊。
暴力并非绝对不义，征服或者解放，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性质。而革命的暴力永远是被迫使用的，第二性的，是对前革命时期的合法性暴力的反抗。
2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个人制造的“革命”，而非历史地形成。个人于顷刻间翻云覆雨的魄力，不禁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统摄宇宙万物之神宙斯——奇怪的是，中国神话从未有过如此掌控一切、权势煊赫的神祗。
关于发动文革的动机。对此，历史学者的结论有二：一、思想实践；二、权力斗争。如果发动者需要动员亿万人众实践他的“理想国”的话，那么，至1968年不会匆遽间断然中止红卫兵运动，而当继续向前推进；而且，当他挥手让这群曾经为他浴血奋战的“革命小将”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文革开始时，强调“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之后，再也不曾发布过任何与政治实验相关的具体指示。显然，他动员造反的意图已然实现。这个极其迷恋“导师”称号的人，深知“思想权威”并非完全可靠，试看在纸面上批判《海瑞罢官》一剧的曲折经过（由上海至北京，由《文汇报》至《光明日报》，由边缘到中心）可想而知。因此，他不但要借文革夺回在十七年间日趋庞大的官僚制中失去的那部分权力，而且仍需通过选择“接班人”（公然写上宪法）等方式，进一步巩固无人敢于觊觎的权力。就他的政治生涯而言，文革无疑是“最后的斗争”。
无论是为了解决政治危机，还是出于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力与权威的考虑，毛泽东不惜发动文革，借助群众的力量，粉碎然后重组一个党。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强调指出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那样，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打倒“党内资产阶级”。在国际共运史上，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应当承认，“党内资产阶级”不失为一个创造性的概念。戏剧性的是，它与共产主义的“叛徒”，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吉拉斯早期的政治发现——“新阶级”——正相吻合。其中很大不同的是，在吉拉斯看来，“新阶级”与共产主义是共生的，只要共产主义体制存在一天，“新阶级”就存在一天，它不可能从内部被提前消灭；而在毛泽东这里，“党内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为党的存在所不容的。
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论述，是晚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斗争学说，“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颇具“原教旨主义”的意味，但在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却明显地带有一种机会主义色彩。它所以最终为后继者所抛弃，盖在于揭示了党内派别以及特权存在的秘密，从而有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成为“统一”、“稳定”的干扰源。
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干柴烈火般地发动起来，与其说是因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毋宁说更多地得力于他对民众，其中主要是青年学生的利用。的确，他创造了他的方式，这种方式以神秘（迂回）诡异（突袭）迷惑了他的政治对手。他把群众十七年间累积起来的普遍的怨愤，以及文革前夕学生领袖被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施以临时专政所点燃的愤怒，引向高层，殃及基层组织及其负责人，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热认知”，即“造反有理”，借着因“放手”造成的权力真空，通过造反派的临时结盟，大串联，以及以此相伴随的民间信息传播（包括传单、红卫兵战报之类），滚雪球般迅速形成并扩大体制外组织。
如果不是存在集权主义、官僚主义的宿疾，不是固有的体制将矛盾和问题发展到“顶峰”，文化大革命决不可能于顷刻间发动起来。
毛泽东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即培养“歌德派”，反对“暴露黑暗”。丁玲、萧军、王实味，以及其后的55万右派先后罹难，从现象看大体与暴露有关。然而，至1964年，毛泽东一反常态，在两个文件批示中，全然抹杀文化教育、文学艺术部门的“成就”，措辞极为严厉。文革开始后，乃扩大到党组织及社会全体，以致成为发动集体造反的根据。
可见，在毛泽东那里，黑暗并非完全忌讳，只是归属于政治对立面，而与自身无关。他永远是光明的化身，所以是“太阳”，“红太阳”，“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喜欢阅读本国的古代史。在古代帝王中，斯大林喜欢伊凡雷帝，毛泽东推重秦始皇。“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关于个人的政治哲学的一种天才表述。
毛泽东实际上是一个继承者——“百代都行秦政制”——而不是创建者。对于现代政治制度——民主制（共和制）和管理制度——科层制（官僚制）不但没有兴趣，而且十分反感。对于一个唯意志论者来说，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制度，确实是个人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一大限制。文革中所有被称之为“新生事物”者，如“三结合”之类，无一不是本土的、封闭的、累加的、循环的、内卷的，总之与现代性无缘。
3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是基于党的立场的否定，基于已经确立的“集体领导”的立场的否定。他害怕触及“斯大林问题”中最本质的东西。
有关赫鲁晓夫及其后的改革，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承认：“可以部分地同意，改革带有迫不得已的性质。”
《权力学》一书作者，阿夫托尔哈诺夫对于后斯大林时代的变化有一个悲观的估计，认为苏联社会中所发生的自由化转化的过程，进化的是社会，而不是制度，制度只是在适应现代条件。在实行现代化的过程中，这制度作出一连串的改革措施以迎合社会，但这些措施并不涉及政权的组织，更不涉及政权的本质，他在书中引用了列宁的朋友兼敌人、老牌马克思主义波特列索夫的话：
“指望可以驯化布尔什维主义是毫无根据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性格特征就是不让人驯化。它是不可动摇的。可能将它折断，但不能使它弯曲。”
美国西奥多？罗斯福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主义者，相信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为了道义而作根本上的斗争”。美国举国上下普遍表现为对权力的不信任，所以要立法加以限制；而中国盛行权力崇拜，所以要巧取豪夺，虽反对特权却又形成新的特权。
比起此前的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没有新的主题，新的制度，新的成果。它不是冒号，而是句号，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者也可以说是省略号，意味着一种体制的绵延。
4
文化大革命所以不能称作革命，是因为它不是促进人的解放的，相反是驱使人、奴役人、征服人，使人自动或被迫地为某种教义所束缚，无条件地皈依组织整体。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波及整个欧美的学生造反运动，并不能看作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回声。虽然，其中不乏所谓“毛派分子”，但是整个运动是旨在改变现行的文化教育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事实上，西方此后在制度上也确乎作出了很大程度的改革。而中国红卫兵并不曾想到与处于统治地位的体制相决裂，与带决定性的社会标准相决裂，他们固守着“齿轮和螺丝钉”的位置，仍然沿着原来的轨道滑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在某个时段，速度突然加快而已。
红卫兵运动与历次政治运动——可以上溯至湖南农民运动，江西整肃AB团，延安“抢救运动”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使用暴力进行“同级斗争”——并不限于阶级斗争——并非一代红卫兵的发明，而是他们对其父辈，包括斗争对象（“走资派”）当年的政治行为（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种简单摹拟。
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集权主义可以繁殖奴隶主义，也可以产生无政府主义。
红卫兵运动常常被指责为“无政府主义”。
其实，无政府主义有种种派制，其本质的特点是无视权力和权威中心的存在。红卫兵群体却几乎没有片刻脱离“最高统帅”这个中心；在文革初期，领袖崇拜代替了政府崇拜。
所谓直接民主，不仅仅在于代表的大多数和行动的直接性，而在于民主的本质，它在集体行动中体现了参与个体的自由选择。但是，红卫兵运动的发动并非来自人民的意愿；也非自发进行，而是屈从于君主式人物的个人意志，而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民的自主性。
前后不足三年时间，红卫兵便从天之骄子沦为一代弃儿，可见他们并非运动的主体。他们只是一堆活动的肢体，而头脑确是另有其人。
把红卫兵从“与人奋斗”的舞台撤下，置换为一个没有“人”的亘古如斯的大自然背景，所谓“战天斗地”，造反英雄便长此失去了用武之地。这时，虽然文革的主要目的——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达到，但是，为了消除政治上的隐患，仍不惜把一个民族的最富有创造活力的一代青年同“现代”隔离开来。
五四时期，知识青年“到民间去”，毕竟怀有一种文化理想，是个人的自觉行动；而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则是指挥刀下的产物：从自觉到被迫，不但把苦难强加于个体，而且，作为一种政治、经济、伦理负担，被转嫁给了广大社会与家庭。
对红卫兵-知识青年来说，所谓“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都是在“上山下乡”（部分也称“插队”）中公开赋予他们以一种准罪人（带有“原罪”性质）身份，通过体力劳动以及其他各种受洗方式，达致自我拯救。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除了同原住民一起干活，几乎没有别的可供选择的途径，唯参军、招工、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寥寥几项，而且人数极其有限。这就给当地大小权力者以弄权之机，也使知青学会顺从、排挤、钻营与取巧；自然，其中受害最深的是女知青。这是多年以来，生活给予他们的最深刻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
知青成了“流放者”。从当年集体回城的那种爆发般的情状看来，他们对下乡处境的不满程度，已经无可复加。
能够保存下来的红卫兵墓地愈来愈少，无论圣徒或是魔鬼，都不容留下他们的踪迹。
在当年刻下的碑文里，他们被他们的战友（流行的口号是：“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亲属（流行的口号是：“亲不亲，线上分”）称为“战士”、“烈士”，而且冠以“最优秀”、“最忠诚”的评价性词汇。曾几何时，这些文字已被视同恶草一般，先后被铲除干净了——
当年，他们是怀着何等的热情慷慨赴难的呵！
5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整体处境恶劣，大多数被动、消沉、绝望，其中自杀不少，如老舍、傅雷等；还有至死表示效忠的，如翦伯赞。但也有开始即主动迎合，如梁漱溟，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拥护文革；也有周旋其间，态度骑墙者如章士钊；还有充当御用文人，甘于为权势者服务的，如大批判写作组成员，大儒冯友兰、学者周一良也被网罗其中。个别持批判立场的，惟保持沉默，如顾准。
集体不抵抗。
九十年代自命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者大倡“宪政建设”，鼓吹代议制度，而反对革命。据说这是对文革反思的结果之一。
文革初起时说到巴黎公社。从红卫兵运动的某种自发性，自由结社，自由论辩，强调集体参与等现象看来，确乎有点“直接民主”的意味，但是，公社的行动实质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和意向，与红卫兵那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奉旨革命”大为不同，因此不能把红卫兵运动等同于“直接民主”而加以否定。然而，我们的学者对两者的异同并没有比较的兴趣，只是一味迷恋代议制。代议制度反映了一种精英意识，它并非是绝对优越的制度，实际上是对民众力量的恐惧；它反对普遍的政治参与，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众多人们的正常的、正当的政治行动。代议制度与协议制度并不一致，协议不是个别党派主导下的协议，而是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结果，体现了各个政治团体及其政治行动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学者鼓吹宪政，告别革命，究其实并非着眼于公民社会，而是着眼于国家-政府，并非着眼于个人的行动自由，而是着眼于管治的秩序，以及少数管治者的利益。
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如一人所愿地发动起来有许多因素，除了上层集团的姑息态度以外，与社会各界人士的盲目响应有关，其中知识分子集体的投降性行为是有代表性的。实际上，长期以来，尤其在1957年之后，知识分子已无良知可言。
直到文革后期，他们还歌颂五七干校，歌颂集中营，歌颂惩罚性劳动，甚至清醒如顾准也一度如此。
巴金的《随想录》，是关于文革中个人以及同行的苦难的记述，但并没有深入发掘苦难的根源；也就是说，巴金的言说仅限于官方允许的范围。是官方关于文革的灾难性结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个呼应。
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可供思考的新的东西。
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始终不被接受，大约为他始料所未及；以他的设想，此馆大约也无非实物的陈列与实事的记录，一如其《随想录》，把所有一切罪愆都归之于“极左”这一虚构的怪物。
——文革种种，怎一个“左”字了得！
关于文革，知识分子的结论与官方的结论正相叠合。两者都把文革看成是百分之百的灾难；至于产生的原因，则大体归结为：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二、红卫兵是一群专事“打砸抢”的十恶不赦的流氓。
他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孤立的政治实体从一个制度或一个集团那里脱开，并且把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完全集中在认识论上面。至于将红卫兵妖魔化，则既没有看到一系列非人性化行为背后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长达十七年的型塑力量，更没有看到在铁板一块的“党天下”里，红卫兵-造反派作为一种活跃的政治因素对特权阶层及官僚机构的冲击力量。知识分子从来不接触自由、民主和人权在前文革和文革期间的处境及相关的变化，不接触体制问题。他们在文革初期等待批斗，普遍的怀有侥幸心理，连“内心流亡”也没有，文革结束后则一方面谴责他者，另方面庆幸胜利，少有忏悔的表现。
知识分子长期把自己同底层分开，与社会相隔离，害怕社会运动，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非政治化倾向，以及九十年代提出的“告别革命”的口号，都是其基本性质的表现。对文革所持的不负责任的阐释，仅是其中之一。
民粹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权力者有权力者的民粹主义，大众有大众的民粹主义，但是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的反智主义。
传统士人在森严的等级社会中出于底层，所谓“九儒十丐”，地位和乞丐同。到了文革，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遭到同样的贱视，沦为“臭老九”，在运动中首当其冲：书籍被焚，人身安全不受保护，随时被揪斗，关押“牛棚”；教育荒废，长时间“停课闹革命”；以突出政治为首要条件推荐“工农兵学员”进大学；表彰“白卷英雄”，等等。
一个与知识和知识分子为敌的国家，必然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6
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有群众，没有人民。
“最高指示”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给出路”等等提法，都是典型的恩赐观点。
文革初期，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作为变相的种姓制度的产物，其实与上述的思想观点是有联系的。正统的唯“出身论”，成为随后断然划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对立派别的滥觞。
文化大革命若以十年计，前三年乃乱局，后七年乱极而治。“乱”是治中之乱，即红卫兵运动。“治”是乱中之治，消弭造反因素，重建“革命秩序”，统一稳定中仍然运动不断，所谓“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基本上体现“文革精神”；惟最后一年试图恢复“十七年”，结果无疾而终。值得注意的是，此间的“治”未必优于“乱”。用奥威尔的小说作比，“乱”尚可“上来吸口气”，“治”则有可能成为“动物庄园”。君不见“思想犯”遇罗克、张志新均毙命于文革后期，李九莲竟延至文革结束后处决。
文化大革命存在两个空间，一是官方的，体制内的，崛起的新贵所掌握的；另一空间是民间的，其中既有与官方相呼应者，也有越出体制轨道的，是为异端。
文化大革命的“相对论”。
文革中被称为“异端”而遭到关押、批斗和处死的，从遇罗克的《出身论》到李一哲的大字报，涉及1949年以后的不少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特权阶层”等等，但都无一例外地披了正统意识形态的语言外衣，即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来显示了当时思想探索的限度，二来可以看出思想禁锢的强度。
在自由匮缺的社会里，只有思考的碎片，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对生命的漠视，莫过文化大革命。这在流行的口号中可以见到，其中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国由来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的国家，贱视生命的国家，“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国家。
文革死人之多，打破了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纪录，质之漫长的帝制时代，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1968年8月下旬至9月底，仅北京市就有1700人被打死，8月27日至9月1日，几天之内，大兴县“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即有325人被杀害，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仅满38天，其中有22户全家被杀绝。“一打三反”运动中，据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0万以上。
由于死者是“贱民”，所以不会在“正史”上留下记录；而刘少奇之死，朝野上下反复提及，盖因国家主席之故也。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多次提到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运动期间，也确曾出现过诸如“北京公社”，“上海公社”之类的组织。实际上，“公社”所以讨毛泽东喜欢，只是出于民粹主义的误读。
巴黎公社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自由、平等、博爱”是它的灵魂。民主在它那里，不存在预设的程序，而是斗争的需要，随着运动的推动而自然涌现的；其中许多不同的方式和形式，都是民众的创造。中国文革时所谓的“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造反派”为恩赐的民主而惊人地爆发出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时候，正如1968年所看到的，这些为之欢欣鼓舞的人们便随即尝到了“革命委员会”的铁拳的滋味。
曾经写进一度成为文革“圣经”的《十六条》的巴黎公社，到了运动的中后期，便不复见诸于官方文件，也不复有人提起，它不过是在东方瞬间闪现然后倏忽隐没的一个异国的幽灵而已。
文革期间，到处响起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敲门声。
文革涌现许多新名词，如“牛鬼蛇神”、“造反派”、“红卫兵”、“三忠于”、“四无限”、“样板戏”、“站队”、“学习班”等等，实际上，骨子里是陈旧的，与清末民初舶来的名词不同。
“红色经典”——毛像章，语录本，语录歌，样板戏，宣传画之类——在文革中第一次出现并且得以盛行，是一出悲剧；在后文革时代重现而且流行不衰，则是一出喜剧。
文革期间，政治以更为狂暴的方式侵入私人空间。历次运动的斗争、告密之风侵入家庭，派性使家庭发生分裂，传统道德中的一切委地以尽。没有温暖，没有秘密，没有任何可以信守的地方。
现代宗教运动有庞大而严密的组织，有教义，有教仪，有神职人员如“宣传队”、“讲用团”、“政治辅导员”等等，但也如同原始图腾——日崇拜——一样粗糙，没有任何现代性内容。
人类的自觉行为不一定源于个人主义。组织灌输，机械训练可以使个人思想和行为达致自觉程度，即如永动机一般。所以，不能全然否定“洗脑”的效果。文革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地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洗脑”的产物。
现代造神运动中的一切被神圣化的事物都没有能够维持长久，几年之后，用一句马克思的话说，“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政治局，“接班人”，红皮书，白皮书，各种宣传品，都在文革中被蒙上了灰色调。
不能说封闭的社会里没有真理，真理在“伟大”的背面；不能说黑夜里没有光，光在裂缝中。
7
文化大革命犹如创世纪的一场洪水，罪恶泛滥，没有方舟。全国都是受害人，但是同时也是加害人。倘若过于强调受害的一面，便有可能宽纵每个人所应负担的责任，哪怕是“平庸的恶”；但是如果过于强调加害的一面，便有可能放过真正的罪人。
阿伦特在阐释德国纳粹头目艾希曼的罪恶时，突出地提到一个“责任”问题。九十年代媒体曾就上海大批判写作组“石一歌”成员的“忏悔”问题引发讨论，在这里，忏悔问题其实就是“责任”问题。
对于责任的认识，与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如果对于曾经发生的罪恶失去记忆，则根本无责任可言。历史记忆需要有一个二度转换的过程，即：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个人记忆。为了达致一个民族、社群的共识，首先需要把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因此，建博物馆，编修教科书，开放建筑物及其他文物，开展纪念活动，举办公共论坛及创设公共节目，出版纪实性著作，包括日记、书信、回忆录、传记等等，鼓励学术研究，就成了急迫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一切，任何许诺对文革的谴责都是空洞的，虚伪的。惟有当集体记忆清晰而牢固地建立起来，才有可能进行历史主体性的重建。但是，集体记忆如果不能转化为个人记忆，就不可能把政治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把认识问题转化为心灵问题，从而由众多个体促进并形成一个民族的善。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又是体系性的，可称“文化大革命体系”。毫无疑义，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它的复杂的型构，无论是几经反复的法国大革命，还是一气呵成的第三帝国，都无法与之相比。
贝尔特？布莱布特（Bertolt Btechc）说：“将要从淹没我们的这场大洪水中浮现出来的你们，在谈到我们的软弱时，务必要记住你们所逃离的这个黑暗的时代。”
人类可否对抗遗忘？鲁迅对此持悲观态度。他把易于遗忘的原因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一、中国人健忘的天性；二、时间的洗涤作用；三、权势者对历史遗产的掌控，或是不许写出，或是加以删改和粉饰。其实，还有一个现代因素，就是市场力量的参与。市场重视即时性、日常性、实用性，其本质是反政治、反历史的。
毛泽东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国度，社会问题不能靠日常性调节而只能靠政治运动来解决。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制度产生运动；另一方面，运动从一开始便获得正统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支持，因此也可以说是与制度共生的。要避免文革一类运动——其特点是按权力意志行事，在大范围内对无权者施以合法性暴力——的发生，除非改变原有体制及其意识形态。
如果说文革的发生，主要以牺牲一个民族的物质生命为代价，那么，把文革列为禁区，将使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彻底沦亡。
历史如果与当下的生存无关，就不可能被激活。但是，活的历史是可怕的，幽灵一旦活动起来，就很难保证再度跟随同一个节拍跳舞。
所以，对于文革，有人主张把记忆埋进深渊，把有关历史的争论搁置起来。
约翰？密尔说：“根据强制（restraint）的特性，一切强制都是恶的。”
忘记文化大革命，意味着切断与人类的苦难和罪恶的关联。
在中国，现在要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公正的评价为时尚早；要使结论比较地符合历史真实，必须等到形成文革的政治因素完全消失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