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在山村插队，生产队建猪场，我给石匠们打下手，背石头。一位30多岁的石匠问我：“你父亲挣多少钱？”我说：“一个月八十七块五。”当时我们队的壮劳力每天挣三毛五分钱，八条壮汉加起来也没一个普通的行政18级干部挣钱多。
石匠瞪大了眼睛问道：“干什么一个月挣那些钱？”我说：“不干什么，开会，看报纸，学文件。”
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我什么时候能挣八十多块钱！下井挖煤能挣五六十块钱吧？他妈的，要是一个月挣五六十，天天吃肉，痛快几个月，哪怕大煤块子砸死我！
我一直感觉这位石匠自私。听了这番感慨，心下大恶。听他的意思，为了吃好喝好，他宁愿冒死拼命，用流血代替流汗。我认为他有杀人抢劫的倾向。
血汗替换的心思其实不难理解。每天单调辛苦的劳作，还吃不饱，一天到晚脑袋里的念头都围绕着吃打转。在这种情况下，痛痛快快大吃大喝的欲望、求生畏死的欲望、逃避辛劳的欲望，等等，彼此冲突，上下翻滚，催生出各种冲动和幻想。消磨这些冲动和幻想需要长久的岁月。山村生活不过一年半载，我在自己的内心活动中，也发现了血汗替换的变形：我越来越频繁地幻想中苏战争爆发，成为战争英雄，成为游击战士，或在什么突发事件中轰轰烈烈大干一场，摆脱艰辛乏味的劳作。
那么，在生存资源、辛劳程度和死亡风险三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心中模模糊糊地存在了30年。完成《血酬定律》（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和《弯腰下跪：命－财关系曲线》（《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1期）之后，混沌状态逐渐澄清，我终于有能力把模糊的感觉变成简明的问题：生命与生存资源如何交换？作为生命付出的血与汗，彼此如何替换？
血汗替换率的计算公式
为了获得等量的生存资源，卖力还是卖命？流一时血还是流多年汗？这个问题几乎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也是人们至今仍然面对的重大选择。所有的财产犯罪，撇开道德考量之后，最终都要经过这道计算。
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生存资源往往有卖力和卖命这两个选项，并以不同的比例混在一起供人们挑选。例如死亡风险较高的井下挖煤作业和风险较低的土木建筑工程，辛劳程度差不多，死亡风险和工资收入却有明显差别。仅仅这两个行业之间的选择，就涉及到上千万中国劳动者的人生计算。
那么，他们是如何计算的？辛劳程度与死亡风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替代关系？
在现实世界中，上千万中国的农民工可以用两种方式挣到1.67万元人民币。
1、卖力，做苦工1.83年。2003年，中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房屋和土建行业的人均年报酬为9125元，挣1.67万元需要1.83年，即一年零十个月。
2、卖命，更准确地说，就是折寿1年。
2002年至2003年，中国挖煤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比建筑工人高出3.89‰，年收入也高出2578元。这意味着1‰的死亡风险获得了662.7元的补偿，1%的死亡风险获得了6627元补偿，100%即全部预期寿命获得66.27万元的补偿。对于现年30岁，还有将近39.63年预期寿命的中国男人来说，每一年的预期寿命价值1.67万元（关于中国煤炭工人的命价及生命年价格的详细计算，参见拙作：《中美煤矿工人的命价》，《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10月）。
由于卖命与卖力的这种替换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我们可以确立一个等式：16700元（年命价）=1.83 x 9125元（年工价），年命价与年工价之比为1.83.我把1.83这个数值称为血汗替换率。
抽象地表达：血汗替换率=年命价/年工价。以H表示血汗替换率，以M表示生命年的价格，以G表示做苦工的年收入，字母表达式为：H=M/G.我们用这个公式计算一下美国工人的血汗替换率。
美国人对生命年的估值，医疗保险专家戴维？德兰诺夫给出的最低价是10万美元。时间在2002年左右（戴维？德兰诺夫：《你的生命价值多少》，第14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该年度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年薪为56606美元，套用血汗替换率=年命价/年工价（H=M/G）的公式，他们的血汗替换率为1.77.
采用中国煤矿工人血汗替换率的计算口径，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1980年左右，维斯卡西（Viscusi）算出美国从事极端危险职业工人的命价不到100万美元（《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册，第859页，“生命的价值”条），当时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年薪为14194美元。假定从事“极端危险职业”的美国人平均年龄和中国煤矿工人同样为30岁，预期寿命同样还剩39.63年，命价为100万美元，那么，他们每个生命年的定价为25233美元，血汗替换率是1.78.中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大约只有美国同行的1/50，二者血汗替换率的差距却不足3%.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公式有哪些人生和社会涵义？
贪生怕死与好逸恶劳的强度对比
为了获得一定量的生存资源，付出辛劳或生命的代价，这其实是对人生的各种需求或内心欲望的计算与比较。血汗替换率所涉及的仅是其中两种，即所谓贪生怕死和好逸恶劳。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两种欲望是对长寿和安逸的追求；从消极方面看，则是对死亡和辛劳的规避。
这两种倾向天然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而且有不同的强度，其强度也是可以量化比较的。
血汗替换率1.83的含义是：在其他条件一样时，人们对1年寿命的渴望，相当于对1.83年安逸的渴望。人们对折寿1年的畏惧，相当于对辛劳1.83年的畏惧。如果都以生命的最后一年为单位，那么，人们第一怕死，第二怕苦，怕死强度是怕苦强度的1.83倍。
对于当代中国建筑业的农民工来说，每个工作日往往超过11个小时，很少有节假日。假如辛劳强度体现为劳动时间的长度，那么，11个小时的1.83倍约为20个小时。如此苦熬，几无人生之乐，即使不出现“过劳死”的问题，“是活还是死”也会成为问题。
作为人类的天性，“好逸恶劳”的强度大概是递增的，每日劳动强度越高，厌恶程度也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会感觉生不如死。但好逸恶劳又是有底线的。国外研究表明，每周通过锻炼消耗2000卡的热量，人类就可以保持健康，延年益寿。这意味着每周消耗2000卡的体力活动是“好逸恶劳”的底线。这个活动量大约相当于每周6小时散步或3小时慢跑。运动量一旦低于这个水平，人类天性就应该把体力活动当作收益和享受，而不是成本和辛苦。这是造化对我们这个物种的规定。
我不清楚1.83这个数值是否适用于其他社会阶层、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度。这需要大量的统计和比较。美国高危工种工人的血汗替换率大概是1.78，他们似乎不如中国工人怕死，但比中国工人怕苦。不过，这个两个数值的差别太小，计算未必精确，外部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很难从中得出可靠的结论。
无论如何，血汗替换率1.83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上千万中国煤矿和建筑工人对谋生策略的选择。这个数值代表了一种血汗均衡，卖命与卖力的均衡。一旦均衡被打破，社会就可能发生动荡。
假设煤矿工人的死亡风险补偿从每个百分点6627元提高10倍，也就是说，过去下井挖一年煤，比在建筑行业打工多挣2578元，现在，死亡风险照旧比建筑工人高3.89‰，却可以多挣25780元。仅此一项，就是建筑工人年收入9125元的2.8倍。可以想象，在这笔重金的刺激之下，进入煤炭采掘行业的人数必将大幅度增加。
反过来说，如果年工价降至原来的十分之一，年命价不变，在建筑工地上辛苦一年才挣912元，只有井下挖煤的风险补偿2578元的35%，那么，卖力的人们将大批涌入卖命色彩较浓的群体之中。
暴力抢劫之类的犯罪也是卖命。如果不考虑道德良心的因素，或者赋予道德良心一定的估值，便可以推出一个结论：随着卖力收入下降，或者卖命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暴力抢劫之类的犯罪将随之增加。相对原有秩序，血汗均衡向有利于流血拼命的方向倾斜了，整个社会的暴力浓度必将随之提高。
个人偏好和价值观的影响
这里算出的血汗替换率的具体数值，仅仅反映出2003年中国煤矿工人的生活环境和选择偏好。
人们的个性和偏好不同，价值观念不同，血汗替换率也应该不同。很多军人都知道，一些士兵在战场上很勇敢，平时却怕苦怕累。读读著名将领的传记，看看刑事犯罪的案例，不难发现一种厌恶劳动却勇于冒险的人格类型。如果能找到统计数字，我估计这类人的怕死强度就不到怕苦强度的1.83倍，或许能低至1.5甚至1.3倍。他们对吃苦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差不多。
有这种玩命性格的人，往往在乱世最先出头，大显身手，甚至成为贵族。同样，高风险行业本身也像一面筛子，进入采煤行业的工人，可能比进入建筑行业者更胆大，更不怕死。他们能接受的血汗替换率应该小于或等于1.83.建筑行业的工人之所以不冒险多挣那2578元，除了职业选择的成本和机会之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乐于接受的血汗替换率大于1.83.他们比较惜命，或者更不怕苦。
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有一些暴力集团，无论是土匪、海盗还是贵族，特别崇尚掠夺，颂扬流血，却蔑视生产劳动。这种价值观也能降低血汗替换率，有助于培养玩命性格。
生存资源与生命付出
本文一直假定以血汗换取的生存资源的数量不变，并在此前提下讨论了血汗替换关系。现在引入一个新变量，即生存资源的丰裕程度，或曰收入水平。引入新的变量之后，就出现了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问题，血汗替换不过是生命付出的不同形式之间的替换。
我在《弯腰下跪：命－财关系曲线》一文中讨论过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问题，并根据生命与生存资源的关系，按照丰裕－稀缺的排列顺序，划分出三种境界（详见《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1期，第49页）。
在生存资源非常丰裕的情况下，人类继续挣取生存资源的动机越来越弱，他们将从“身为物役”的状态中逐步解放出来，进入相对自由的境界。这时候，人们既不肯为钱拼命，也不肯为钱辛劳，生命与生存资源之间的矛盾最为缓和。他们可能为了某种精神追求吃苦冒险，也可能为了金钱所代表的荣誉而吃苦冒险，却不肯为了金钱所代表的生存资源而吃苦冒险。他们不缺这个。这是神仙般的境界，在此不展开讨论。
在生存资源非常稀缺，温饱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生存资源继续减少，意味着生存本身受到威胁。为了不多的生存资源，人类可以吃大苦，冒大险，生命与生存资源的冲突最为激烈。这是紧急求生的境界。这时候，通过正常劳作往往难以获得生存资源，因此流血拼命的行为更为常见。流血拼命的计算是：拼死的风险与饿死的风险孰大孰小，如何争取生存机会最大化。我用血酬定律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生存资源不丰不歉的温饱－小康境界，人们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生命支付与生存资源收入呈正比关系。经济学中的劳动供应曲线讨论了这个问题。不过，劳动供应曲线关注的是劳动付出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涉及生命的付出。恕我孤陋寡闻，尚未见过经济学或其他学科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在现实生活里，即使在温饱－小康境界中，在血酬定律讨论的紧急求生境界之上，卖命现象也是很常见的。
为了方便讨论，先讲一个矿工老徐的故事。2006年6月3日《京华时报》上有一条消息：“暴利驱使村民冒险盗采北京门头沟煤矿”，消息写道：昨天凌晨4时30分左右，记者在山脚下见到了坐在路边石头上抽烟的矿工徐广（化名）。老徐说，他在此已经干了10多年，他有3个孩子，大儿子今年上大二，另两个孩子正在上高中。“地里刨出的那点钱根本供不起孩子上学，只好出来挖煤。”
老徐听说了有两个人刚刚因采矿而死亡的事情，他说：“挖煤就是用命在赌博，以前我总是冲在挖掘的最前头，现在我也不那么拼了，太危险。等孩子们上完学，我准备回老家种地去，收入虽低，但不担风险。”
由此看来，老徐可以选择两种生活。一种是高付出－高收入，另一种的低付出－低收入。他愿意选择低付出－低收入，回家种地过安生日子。但三个孩子上学开销太大，只有高收入才能支撑，于是他被迫选择高付出－高收入的生活。高付出之中又有卖力和卖命的选择，卖力所得不敷使用，冒险赌命就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这种情况是选择主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不同需求造成的。一个独自支撑较大家庭的家长，在家庭义务解脱之前，个人的高付出是必须的。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假定某人没有孩子，却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他的嗜欲迫使他进入高收入－高付出状态。如果劳动收入不足以支持这种生活，或者当事人好逸恶劳，好勇斗狠，冒险犯罪就成为最有可能的选择。
在温饱－小康境界中，到底是高付出－高收入好呢，还是低付出－低收入好？这本是无所谓好坏的个人偏好，但这种偏好容易受到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影响。
世俗社会往往赞扬高入高出的高均衡，其中的原因之一，大概是高均衡的选择者对其他社会成员比较有利，他们的亲友可以沾光。低均衡者的亲友却难以沾光。试想一下，陶渊明的亲友是愿意他当隐士呢，还是愿意他当县令呢？
陶渊明所代表的低出低入的低均衡，在世俗价值体系中一直不是主流，但始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古诗云：“将军铁马夜渡关，朝臣侍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这首诗可以体现此派的偏好。不过，我对这首诗的算法不以为然。高入高出的高均衡，对比低入低出的低均衡，应该是各有长短，这首诗却故意以长比短。一般说来，在既定的付出－回报格局中，要享受八分丰裕的物质生活，就要付出八分的辛劳。只付出三分辛劳，只好享受三分物质生活。在温饱－小康线境界里，这两种选择大体是等价的，即8/8=3/3.诗人仅仅比较付出的多少，不比收入的多少，偏向未免过于明显。
总之，生命付出的总量与生存资源的丰裕程度有关。生命付出中的血汗比例，则取决于对生存资源需求的数量和迫切性，以及可供选择的获取手段。对生存资源的需求，除了受生理因素影响之外，也受到生命不同阶段的任务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全生模型
以上计算，将人生简化为付出和收入的关系，又将付出分作卖命和卖力两类，并算出了特定条件下的两者关系。实际上，人生要广阔复杂得多，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量化的分析模型。
《吕氏春秋？贵生》篇引用子华子的话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这是一种包含了正负数的人生计量框架。
“贵生篇”解释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作者认为人生由六种欲望组成，根据这些欲望的满足程度，人生可以算作“全生”和不同程度的“亏生”。“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作者把死亡看作回归出生前的无知状态，这相当于数轴上的零点。“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故曰迫生不若死。”作者把六欲不仅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戕害的状态定义为“迫生”，例如服劳役和受侮辱，认为迫生还不如死掉。这相当于数轴上的负数。负数的存在，可以解释自杀现象和人们在酷刑下的选择，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理解血酬定律。
那么，人类的六欲究竟包括什么呢？“贵生篇”没有一一列举，但在解释“迫生”时提到了“服是也，辱是也”。服是从事劳作的意思，有受人强制和驱使的涵义，于是成为肉体和精神双重劳苦的付出。辱则是纯精神的东西，即自尊和荣誉遭到践踏。
给《吕氏春秋》作注的东汉高诱，把六欲解释为“生、死、耳、目、口、鼻”，竟然不提“贵生篇”作者提到的“服”和“辱”，还把生与死并列为人类的欲望，在训诂和逻辑方面未免欠妥当。
孔子关于人类欲望的著名说法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再综合《吕氏春秋》“贵生篇”和“仲夏篇”提到的欲望种类，六欲可以包括：一、饮食之欲，对食物的需求，维持生存之必须，要求更高一些则是“口之欲滋味”。二、男女之欲，即性欲，繁衍后代的要求。三、长寿欲。“仲夏篇”所谓“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四、安逸欲。“仲夏篇”所谓“欲逸而恶劳”。五、眼、耳、鼻等感官愉悦的欲望。六、尊荣欲，“仲夏篇”所谓“欲荣而恶辱”，进一步还可以扩展为精神领域的追求。马斯洛所谓自尊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即属此类。按照马斯洛的说法，这类需求的重要性将随着生理和物质需求的满足而逐步提高。
佛家有著名的“六根”说，即“眼、耳、鼻、舌、身、意”，“身”应该可以再分为性欲、安逸欲、长寿欲和对适宜温度的欲求。佛家的分类与上述中国各家颇为一致。
六欲的分类太粗，分上十类八类应该更确切。不过，如何分类，分作几类，大可不必拘泥。各种欲望，都指向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也分别满足着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同需要。只要给出一个无逻辑矛盾的分类体系，全生－亏生模型就不难建立。在此模型之中，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就是追求全生值的最大化。这是贯穿自由境界、温饱小康境界和求生境界，贯穿包含正负数的整个数轴的追求。
本文对血汗替换的计算，涉及到长寿欲和安逸欲之间的关系，即所谓“欲寿而恶夭”和“欲逸而恶劳”的强度比较。卖命和卖力所换取的生存资源，又可以分解为食和色，即对食物的欲求，以及与异性建立家庭并抚养后代的欲求，或许还可以加上眼耳鼻等感官获得愉悦的欲求。生存资源正是满足这些欲求的东西。于是，血汗替换和命－财关系都可以视为六欲之间的关系，可以一并纳入全生－亏生的计量模型。除了“尊荣”一项仅在英雄梦和价值观等文字中掠过身影，六欲中的五项已在模型中现身，并且呈现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
这是典型的亏生之境。享受名利就要吃苦冒险，享受闲暇又难免单身茹素。六欲只能“分得其宜”，不能“皆得其宜”。这种境况，正是温饱小康境界的特征。
在生存资源非常丰裕的条件下，在人们从“身为物役”中得到解放的自由境界中，全生是可以实现的。人们以合乎造化设定的强度，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衣食无忧，各种需要都得到不过分也不亏欠的满足，这样的生活并不罕见。那些有足够积蓄的人，那些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并得到丰厚报酬的人，只要不陷入纵欲之类的偏执，都有享受“全生”的条件。
在全生模型之中，不同种类的亏生年，例如饥寒的一年，劳苦的一年，目盲的一年，高位截瘫的一年，都可以换算为不同成色的全生年。西方医疗保险领域已经做过这方面的调查测算。不过，“全生年”的概念，在那里是医疗健康领域的“质量调整生命年”：完全健康的一年为1分，疲劳失眠的一年为0.82分，目盲的一年为0.5分（《你的生命价值多少》，第89页）。“全生年”则从生理健康领域扩展至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其描述和解释范围也因此大幅扩张。“质量调整生命年”可以作为全生年中的健康部分占有一席之地。
倘若把六欲比作人性国度中的几个省份，这个国度及其下属各省市县都有自己的领域疆界，有自己大体确定的“分”。不同的欲望既有常度，又随着亏欠或满足程度的变化而收缩或扩张。先贤用“性分”（性分一词，首见于范晔（398－445）的《后汉书？逸民传序》，经唐宋至晚清严复和今人徐复观，一直活在汉语使用者中）一词描述人性国度中的这些领域，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用这个概念分析测量不同欲望范畴之间的平面和立体关系，进而分析人性的整体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对血汗替换率的计算，作为这种全面测量和计算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初步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