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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青岛去，因为我喜欢青岛，并非喜欢这个旅游城市，而是因为那里有刘路。如果他的巢穴不是在青岛而在包头，那当我觉得应该选一个能够静下心来写作，又不乏沟通对象和困境中的依靠之地时，便会跑到那风沙之地去找他。换言之，便是落魄江湖的家伙，去投奔柴大官人。柴大官人不会拒绝，无论是洪教头还是林教头。

我所认识的刘路是个有意思的家伙，尽管我到青岛是为了揩他的油，但我依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用“家伙”一词来称呼他，因为一个真正的“家伙”，只会对着这个头衔会心一笑。这称号并非没有道理：第一，这个家伙酒量不行，却很喜欢喝酒；第二，这个家伙钞票不多，却很舍得糟践钱财；第三，这个家伙是个“软蛋”，却当了律师。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律师并不需要有凶悍的个性，恰恰相反，凶悍的人当不了一位好律师；但是在当今社会，似乎得做到足够凶悍才能和悍匪们周旋。我也是个“软蛋”，比刘路更软的“软蛋”。但是我现在得好好想点办法，让自己变得凶悍一点，用悍匪们的话来说：“跟你丫死磕！”

在我这个角落，刘路或是李建强这个名字，意味着在他那里有便宜可占，而且你不去占他的便宜他还不高兴。面对这样的困境，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硬着头皮去占他的便宜，譬如李剑虹，每次得了他的便宜都诚惶诚恐；要么大大咧咧占他的便宜，譬如我，每次占了他的便宜还把他训一顿，嫌这便宜没占到位。

7月22日，清晨5点，我乘火车到达青岛。因为担心他还在睡觉，便在街上溜达了两个钟头才给他电话。太阳出得八尺高之后，刘路来了，他似乎受了什么惊吓，见面第一句就说：“我真担心你在临沂下了车。”我说：“这趟车不走临沂过，要是过临沂，没准我真在那下了车。”因为那些天陈光诚家被悍匪围得水泄不通，我真想跑到临沂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出动一团人马围困一个弱女子和她的乳下婴的？

再看看能不能“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将我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在青岛找房子，但大学生刚毕业，房子不好找。很多天后才租定。其间刘路没事就跑来请我吃饭。我在青岛呆了不到一个月，吃过他十多顿白食。这令我有点受不了了，但有没法抗拒。农历七月初六，那天房子还没租定，我乘坐11路公共汽车在街上晃悠了一白天，到了下午，被街上的尘灰弄的既肮脏且疲惫，浑身臭汗。便坐在一个小小的广场旁歇脚。这时刘路电话又来了，问我在哪里？我告知后，片刻功夫他又出现在我面前，拉着我去吃饭。吃罢晚饭天早已黑透，我说我得投店去，你回吧。但他却又慌着要去给我找住处，我说：“我都快30的人了，难道连个住处都不能自己搞定？

这种小事你就别操心了，等哪天要是我出了事，你帮我辩护辩护，倒是真的。“不过后来又想，哪天要是出了事，我也不要辩护律师了，律师办案的钱，无论由谁出，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我就要两个他们指定的律师，到时候审判长问：”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补充？”之类的，让那俩饭桶一概答：“没有。”

我觉得那场面一定是人间最有趣的问答，比庄子和惠子的辩论还要精彩无数倍。我不仅有一种想要亲耳聆听这种问答的欲望，要是这种问答还是关于我的，那一定是人生莫大的一堂系统工程课。

我的日子过的平静，除了叨扰刘路之外，近乎完美。每天七点起床，外出寻些吃食。然后回来写作；中午又外出觅食，然后回来睡觉；下午再外出觅食，吃过晚饭后在街上溜达一会，看看下岗工人的地摊上有什么廉价货可买，逛到天黑，寻觅还剩些残货的水果摊贩，花一、两块钱给他们收脚。我很爱吃水果，每天吃二、三斤不在话下。

我租的房子有两个房间，青岛流行“团结户”，认识或是不认识的单身男女合租一套，一人一间。我找过几家，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肯定没法写作，不如租个套间图个清静。那房子在青岛理工大学附近，租金比其它同类高出20%，所以租了间空毛坯房，除了两张单人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很久没有踢过足球了，准备等到学生收假，天气渐凉，便跑去和学生们踢球。住处附近有块小小的临街空地，人们喜欢到那里纳凉，下岗工人们则趁着热闹所在摆摊。有一群退休老人，吃过晚饭在那里跳国标舞。我时常停下来看他们跳，想要和他们学学，但我一直无法鼓足勇气去请他们教我。

一天清晨，刘路来了，把我拉上出租车，到了目的地我才知道是拉我去参加家庭教会的查经聚会。后来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信基督？”他说：“因为我是个王八蛋。”我说：“我们谁不是王八蛋？”

到了8月中旬，李剑虹说她不想在上海呆了，空气压抑。我说：“来青岛吧，我这还有一间屋子，这里除了条件简陋，一切都如意。”她说：“俺不在意。”于是她到青岛来了，到下已经很晚，刘路急急火火跑来做东。他有些得意，觉得青岛从此会热闹了，要把剑虹姐安排到一家靠海的宾馆里。他说：“晓波来青岛，就是住那，他们夫妻俩夜里三天爬起来去海边散布。”我对晓波老师羡慕无比，都50岁的人了，经历过这么多风波，还能保持如此性情，真是不简单。年初高律师也曾说过要来青岛，刘路早就做好准备迎接他，但是以那时高律师的处境，并非说去哪就去哪，最后没能成行。

次日，我与剑虹姐去逛晚市，看到有卖花的女工，花三块钱买了一盆不知名的红色小果子放在她的窗台上。她说深圳的一个年轻朋友也步她后尘，丢了好几个工作，想要撰稿为生，我说：“让他到这来，我这里欢迎一切人等，无论相识或是不相识。他来了，我和他就住你现在住的这屋，你搬到我现在住的小屋来。”她大笑：“你想把你这当反革命根据地吗？”我只好感叹，如果你选择当一名反革命，那就得去做一生无根的漂泊。不过转念一想，这漂泊也许是有根的，这根的名字就叫作监牢。幸亏那位朋友没有来，他要是来了，到时侯只能一起被抓。

又过一日，刘路来带我俩去游崂山，他包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他把崂山吹得天花乱坠。但我并不觉得崂山有什么好，海水脏兮兮的，山也不美。我想浦松林笔下的道士们在此修道时，应该不错，但现在搞旅游开发，全给毁掉了。

我们先爬山，爬到半山腰两位便支撑不住，只好下山，到海边去。我把他们一仍，脱掉鞋把他们一扔跑进海里，对着涌上来的潮水叫喊。

有时回头看一眼他俩，他们正蹲在石头上说着什么，面对大海，却掩饰不住忧思与无奈。他们是老反革命，眼见过无数苦难和别离，生活对他们来说，艰难无比。而我这新反革命，仍沉浸在投身追求的自由的美好憧憬中，未知的前路神秘而又扑朔迷离，似乎是在一个变幻莫测的空间里漫步，有时落入陷阱，有时却遇上奇迹。

我要感谢青岛，至少，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感到了平安。四天后，我忽然想起自己买过一盆小果子，以为几天没有浇水，它快要枯萎了，但是当我跑到窗台上看它的时候，它依旧红润鲜艳。剑虹姐说：“我每天都在给它浇水。”

这小小的果子，不知能不能吃，只需查一查书籍，也许就能找到答案。正如那远方的自由，不知能否来临，只需你的心灵是自由的，那她就在你怀中。

民主论坛

近几个月以来，胡锦涛上演了一场反贪治腐的重头戏。上海第一把手陈良宇中箭落马，北京、天津和其他各地涉贪的一把手们杯弓蛇影，人人自危。这场反贪大戏的主角是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中纪委、中组部组成的中央巡视组。据熟悉内情的人士说，中央巡视组去年到上海巡视，从一些干部的谈话中，了解到陈良宇等人的腐败内情。这些内情\x{7232}直接查处陈良宇等人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陈良宇一案来看，胡锦涛近期推出的反贪大战，是做足了Home work的。他不仅在组织上有准备，在理论上也有准备。组织准备就是他的已有三年组龄的中央巡视组实力迅速扩张。三年前，中央巡视组只有45人，而要监督的省部级干部却有2000多人。现在，他们在上海反贪战役中动用了二百来人，在北京一役中则用了三百多人。其力量之雄厚，与三年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钦差们也确实为胡锦涛横扫京津沪的贪官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于理论准备，胡锦涛于2005年1月的中纪委会议上，提出了从源头反腐的思路，并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胡锦涛说，反腐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要“从源头上不断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胡锦涛的首席钦差吴官正也在今年的多次讲话中，阐述了胡锦涛的从源头反腐的思路。这个思路归纳成十六个字，就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胡和吴钦差提到，要从源头防腐，就要形成防止腐败的有效机制，要制度管人。

胡锦涛反贪的组织准备和理论准备管不管用呢？平心而论，他的反贪大举措确实有新意，有魄力，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却有致命的缺失。

第一，腐败的源头是什么？胡锦涛大谈特谈源头，却从来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吴官正倒是把一些腐败现象归于“制度上的漏洞和手中的权力”。这就等于间接承认权力产生腐败。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权力产生腐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连民主国家都有因官权而产生的腐败现象，中共何必羞于承认？不过，中共的要害是，普遍的大规模的腐败来自于绝对的无限的党的权力。这是中共腐败的源头。对于这个要命的源头，胡锦涛和吴官正都予以回避。他们说，防腐的关键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就回避了对权力本身的制约和监督，把腐败源头的要害问题弱化为操作问题。于是，反腐就又回到了治标不治本的原点。

第二，谁定制度？谁管制度？胡锦涛和吴官正提到中共要制定反腐制度，要用制度管人。中共最近确实颁布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文件，包括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还通过了《监督法》。其基本思路是党定制度，党管制度，党管党。问题是，在一党专制下，自己定规则，自己管规则，自己用自己定的、自己管的规则，来监督自己人。用这样的办法自编自演，难道不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吗？

第三，谁来监督钦差们？巡视钦差们监督各地一把手，有生杀予夺大权。制度在他们手里，可方可扁可园。他们修理贪腐官员，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可以选择时机，选择地点，选择对象，选择政治气候。谁来监督他们？如果他们游离于制度之外、淩驾于制度之上，他们手中的整人权力就比其他权力，更易产生腐败。湖南郴州纪委书记就是利用手中的整人权力，和市委书记沆瀣一气、合夥贪腐。

胡锦涛反贪治腐，雄心万丈，雷霆万钧。不过，他的组织准备和理论准备恐怕难以奏效。其根本弊端，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仍然是人治不是法治，仍然是自己监督自己，民\x{8846}和媒体照样没有监督权。在这样的一党专制下，反腐怎么会有解？

波洛西 首位女众院议长

（联合报）美国期中选举揭晓，民主党将重新掌控国会众议院，现任众院少数党领袖南西．波洛西将成为美国首位众院女议长。波洛西二○○二年当选众院少数党领袖时，即已创下女性首度出任国会主要政党领袖的纪录。

国会公认穿着、仪态最佳的波洛西最擅长筹款，这次期中选举为民主党共筹得五千七百万美元（台币十八亿七千万元）。

波洛西出身政治世家，父亲和兄长都当过巴尔的摩市长。波洛西本人直到廿年前已四十四岁时才进军国会。波洛西代表美国最自由派的选区旧金山，最初是靠主张同性恋者权益而当选。

波洛西来到华府不久，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说天安门造就了波洛西当不为过。波洛西多年来一直领导众议院反对给予中共「贸易最惠国待遇」，虽然并未成功，但她促使国会通过六四绿卡，让许多大陆留学生得以留在美国。

波洛西极力支持中国大陆和西藏的人权。她曾在天安门拉布条抗议中共迫害人权，险遭公安逮捕，也曾为了大陆的人权问题，挂断总统柯林顿的电话。

这次期中选举不少共和党人拚命打波洛西牌，她是支持堕胎和拥护同性恋的大自由派。虽然不少人担心国会未来可能过于左倾，但分析家认为波洛西应会谨慎将事。作为领导人，她会顾及全党的共同利益，并着眼于二○○八年的下次选举。

很多人在想民主党大胜后会不会在伊拉克等问题上弹劾布什，但波洛西表示不会，未来的众院掌柜岁出入委员会主席蓝哥说得更绝，「只要钱尼还是副总统，我们就不会弹劾布什」。

至于中国议题，从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波洛西就没有再碰触中国议题，更遑论她二○○二年当选少数党领袖后，有许多更重要议题要处理。

美众议院新议长是十足亲台派 对中国有相当偏见

（重庆晨报）随着选举的结束，美国众议院首位女议长也浮出水面，她就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然而，布什认为最不配当议长的人也正是佩洛西，但在未来两年中，布什不得不与这位新女议长打交道。

改变伊战政策

反对所谓的“爱国法案”、反对成立国土安全部、反对推翻萨达姆政权、反对继续对恐怖分子实施监听、反对中情局对恐怖分子的调查、认为所谓“解放2500 万伊拉克人民”是一项错误、认为“即使抓到拉登美国也不会比较安全”。从佩洛西过去的表决记录看，她确实很令布什头痛。

佩洛西目前已做好与布什打交道的心理准备。她8日晚发表胜利宣言时已公开表示，她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变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因为美国人民已在这次选举中传递出了非常清楚的信号，就是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决定，美国不能再这样下去，美国必须调整方向，布什得改变。

十足的亲台派

佩洛西还是十足的亲台派，同时对中国存在着相当的偏见。

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佩洛西是最早打电话向陈水扁祝贺的美国国会领袖之一。2001年11月，当中国反对台湾地区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峰会时，当时担任众议员的佩洛西与95位众议员共同联名，致函布什总统，要求他“为台湾主持公道”。

2004年1月，陈水扁以“中国武力威胁台湾”为由，主张在大选中举行公投。在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一片反对声中，已担任众院少数党领袖的佩洛西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大放厥词，公开歪曲事实。

如果我们不幸已经生活在一种病态制度之内，那么，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提倡批判性思考，或倾听批判性话语。因为，这是恢复制度健康所必须的呀。

在病理学视角下，天下没有完好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有改善的余地。

早就应该写这篇文章，但我近年来养成了写文章”学术化”的弊病，遣词造句务求无懈可击，于是提笔就想到无从起始，从”制度”概念出发吗？我已经与另两位朋友写了一本《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出版之后被一些读者批评为”云雾缭绕”并且”不知其终”.不从”制度”概念出发吗？这大概会好些，更由于最近目睹大众媒体以及多数专业媒体每日每期俗不可耐且自鸣得意的表演，不仅于制度改善毫无补益，而且大有扬害蔽善之倾向，于是就有了这里的这番努力。即便如此，我也不指望在一篇文章内对这一标题所求的解释求得令人满意的解释，还是先求一令人满意的开端吧。

基于常识，我和读者们大约都同意，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不会没有人试图改变一套坏的制度。例如，”丛林制度”特指这样一套制度，它鼓励并迫使每一个人都试图或者不得不把他人当作改善自己福利的手段来加以利用，霍布斯称之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并且他论证说，”政府”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是因为丛林制度实在太坏，以致相比之下任何管制都显得更好些。

远比上述问题难以回答的，是”怎样判断一种政府比另一种政府坏？”这类问题难以回答，是因为”制度”必须涉及至少两人，而不能仅与一个人有关系。但在至少两人的世界里，任一人对既有世界状态的主观判断——”好”或”坏”或它们之间的某一程度，未必与另一人对同一世界状态的主观判断完全吻合。经济学家们谈论”改革”，较肤浅者往往只谈论所谓”帕累托改善”——即每一个人都同意某一世界状态比既有世界状态更好，故而社会应从既有状态改善到被全体社会成员判定为更好些的那一状态内。较深刻者，如阿罗和森之类，便知道现实世界里很少有帕累托改善可言，大多时候，他们必须谈论的是涉及广泛利益冲突的改革。所谓利益”冲突”，特指对世界状态的主观判断之间发生了难以弥合的差异。

鉴于我只能在一门被我称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里讲授阿罗和森等人对”非帕累托改善”的改革方案所提供的各种理论，我在这篇文章里只满足于讨论”健康”与”病态”的制度。也就是说，我打算以一种病理学的视角来判断制度的优劣，故而不采取上述的那种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病理学视角下，天下没有完好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有改善的余地，关键在于，有些制度允许自身改善，有些制度则不允许自身改善，多数制度在充分允许自身改善与几乎不允许自身改善之间徘徊。

生病很正常，生，就不能不有病。不正常的，是以病为幸福。更可怕者，是以害别人生病为最大幸福。后者，很不幸，往往是病态制度的特征。

制度的病态，以不允许发自内部的寻求改善制度之努力为特征。仔细观察我们亲身经历过的病态制度，不难看到，那些不允许对既有制度加以改善的制度代言人，通常会宣讲一套曾被马克思批评性地概括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大约是说：既有的制度安排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任何试图改变既有制度的努力，都十分反动，如果不是必须被暴力删除的话。

制度的健康，以允许发自内部的寻求改善制度之努力为特征。仔细观察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健康制度，不难看到，”意识形态话语”虽然仍被主流媒体使用，却经常遭遇所谓”批判性话语”的挑战。更健康的现象是，批判性话语的代表人物们，通常以教书为职业，满足于校园和课堂。意识形态话语的代表人物们，则承认批判性话语来得更深刻，只是”不合时宜”而已。所谓”合时宜”，就是有利于赚钱的，而不是不利于赚钱的。在健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倾听那些有利于赚钱的话语，而且更注意倾听那些不利于赚钱的话语。所谓”忠言逆耳”.

人脑与其他动物脑之间有一极端显著的区分，前者具备符号想像的能力，后者则通常不具备。在符号想像的基础上，人类有了文字，又在有了文字之后，人类话语便可以保存。前辈人类所说的，典型如《易》的”系辞”，被长期保存并被后辈人类视为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久而久之，历史经验可以成为神圣不可变更的，应予誓死捍卫，不惜杀人，不惜内战，捍卫这一悠久从而被证明为带来了最大幸福的指示。僵化到如此地步的制度，便很难不导致”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呼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了。其实，汤因比所谓”文明兴衰”，基本原理在于一套导致了文明昌盛的制度，往往日益僵化导致自身改善极端艰难从而不能不从外部推翻或从内部炸毁，结果导致了文明的衰微。当然，这也已经包含在我们祖宗的遗训之内了，例如”盛极而衰”，又如”亢龙有悔”，总之，是教育后辈人类不要自鸣得意甘于肤浅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以致衰微，最终败坏了祖先的荣耀。

如果我们不幸已经生活在一种病态制度之内，那么，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提倡批判性思考，或倾听批判性话语。因为，这是恢复制度健康所必须的呀。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2006年11月11日狱委讯】今天下午19点，六四天网与严正学先生的夫人朱春柳取得联系，朱春柳告诉我们：下午4点半，她接台州国保的通知，前往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领取《不批准聘请律师通知书》，该通知书如下： 朱春柳： 因你丈夫严正学的案件，涉及国家机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暂不批准你为严正学聘请律师。 特此通知 2006年11月10日 台州市公安局 据悉，严正学目前被秘密关押在台州市路桥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朱春柳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不仅剥夺了我为丈夫聘请律师的权利，也剥夺了严正学得到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

今天，11月7日，我读到了一则很感人的故事，一个小男孩，一生都在走向他将要去的地方，直到最后一天，已经苍老年迈的他，意识到”我的寿数就要到了，就像一件滑落的外衣马上就要离我而去了，我就要作为一个孩子走向那颗星星。哦，我的主啊，现在我要感谢您，感谢那颗星星常常开放，收留了那些等待我的亲人”。

这个故事就是英国大作家狄更斯写的，原名为《一个孩子的星星梦》。1850年，狄更斯创办了一种综合性的周刊，叫《家常话》，这个故事便刊登在这个周刊上。狄更斯本人，一辈子坚持不渝的道德信念——博爱、仁爱、宽容，他的这个关于人进入永远生命的故事，便是关于生命与爱的寓言，有一个不容任何怀疑的主题：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只有向善、行善、爱，灵魂升入天堂，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

是的，不论你是否是基督徒，不论你持有何种信仰，你都无法回避人生的极终关怀。

今天晚上，我向两位可敬的老师大致提了一下这个故事，我觉得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也是每一个内心有爱的人最终要到达的彼岸。

这两位老师都是我们值得尊重的老师，她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丁子霖教授，以及他的先生蒋培坤教授。

我相信，上帝是我们遇到的惟一爱我们的主，我相信上帝之所的天堂有我们的身影，只要有信就已经足够了，我也和那小男孩一样希望见到那颗星星，自1989年6月3日晚从北京天安门附近升起的亮闪闪的星星——丁、蒋两教授的儿子蒋捷连，就是天堂已经收留的亲人，我希望真的可以遇见他，问候他。

我不禁想说，主啊，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很难啊，天国的努力进入的，我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啊。

丁老师，蒋老师，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已经是满头白发了，精神状态却很是自然，很是平静，我认为是美的，他们没有把苦难写在脸上，但他们的心头已经包容了天下最难以承受的苦难。

正如《一个孩子的星星梦》开头所言：从前，有个小男孩，漫步山间田野，四处游荡闲逛，脑子里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有个姐姐，也是个小孩子，是他形影相随的亲密伙伴。他们常常终日神思遐想，对一切充满好奇。他们惊叹花的美丽，惊叹天空的高远和蔚蓝，惊叹明媚河水的幽深，惊叹上帝——这个可爱的世界的缔造者——的仁慈和力量。

他们常常相互问询：”如果有那么一天，假使世界上的孩子都死了，花和水还有天空，它们会感到难过吗？”他们坚信，它们会感到难过的。”因为，”他们认为，”蓓蕾是花的孩子，山谷里奔腾的欢快的小溪流是河水的孩子；通宵在天空中玩捉迷藏的那些最小的亮点，想必是星星的孩子；当它们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伙伴——人类的孩子，它们肯定都会伤心的。”每天晚上，在教堂尖顶附近，墓地的上空，就会有一颗闪亮的星星先于其他星星，出现在夜空。在他们的眼里，它比其他所有的星星都更大更美。

每天夜晚，他们都手拉手站在窗前守候着它。无论谁先看到那颗星星，都会大喊道：”我看见星星啦！”读到这里，我们是应该悲，还是喜？

假如没有上帝，我们天天都要成为泪人，就有益于这个社会吗？

幸好我们有了上帝，不至于让我们天天哭成泪人，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最终最美好的归宿：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只有向善、行善、爱，灵魂升入天堂，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

博闻社

在高智晟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之后，如无出人意料的变化，等待他的将是十年以上的刑期，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他承担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然而，中共警察当局并不以此为止，三个月来，便衣警察继续对高智晟家人住处进行严密监控，并在小区内搭建了板房，大有将监控进行到底的架势。

我们知道，就在逮捕高智晟的同时，大量警察闯入其住宅，采取换班的方式直接对高智晟的妻子耿以及两个孩子进行贴身骚扰。近日，又传出便衣警察阻拦耿和下楼寻找失踪的三岁幼童致使其精神波动，几次产生自杀念头的消息，除此之外，对高智晟十三岁女儿耿格的跟踪骚扰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便衣警察竟然挑衅性地以不堪入耳的语言辱骂尚未成年的孩子。不仅如此，就连专程来京照料女儿和孩子的耿和的母亲，也在警察的威逼之下只好打算离京，孤独无助的耿和女士被迫多次给她的母亲下跪，哭求母亲不要离开……

这些一再突破人类基本道义底限的消息传来，令人揪心。将株连政策如此违背天理的程度，实在是当今人类文明的极大耻辱。我们无法不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怒与谴责。在此，我要真诚地为耿和母子祝愿，希望这段对他们来说最黑暗无助的日子尽快过去，同时，我也呼吁国际社会能对此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给予足够关注，向中共政权施加压力，不要让更恶劣的人道悲剧发生。

更要提醒那些掌握警察权力的官员和负责具体监控的警察，即便不考虑高智晟作为道德英雄为整个民族的福祉与前途而入狱这一高尚动机，单从基本人权和中国传统所说天理人情的角度，也不要继续对耿和及其家人施压，面对一个处于灾难之中的家庭，请给于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同情与关照，目前，这个妇孺相依的家庭已经十分脆弱，如果因为过度的压力给这个家庭造成不可逆转的身体和精神损失，那么，对罪责的追究与惩罚，将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忽略。

同时，我注意到，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被指控“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和“故意毁坏财物”的案件突然出现令人欣喜的转机，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做出裁决，撤消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这预示着陈光诚先生将获得较轻的判决甚至有可能无罪释放，对此，我们认为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我更希望陈光诚案件的转机不是孤立的人权烟幕弹，希望中共在处理高智晟、郭飞雄等人的案件中也能拿出这种符合法治原则和人道精神的积极态度，不要继续通过制造冤狱的方式压制民间社会的声音。更为迫切的是，我呼吁中共内部具备基本良知和道德水准的人，能够为改善耿和及其家人的艰难处境作出努力，以切实有效的方式，约束政治警察的权力，使之不能肆无忌惮地对弱小妇孺进行无休止的侵害。

突破人伦道德底限的恶劣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总统先生，民主党人南西•佩洛西说你 ‘无能而且是个说谎者’, 你怎样能跟一位如此不尊敬你的、可能是未来国会议长的人今后共事呢?”当中期选举的结果于11月8日揭晓，显示民主党在参众两院获胜时，CNN的女记者向布什总统提出了这个的问题。布什总统尴尬地顾左右而言它，无法正面回答。其实，在选举结果明朗后，他挥泪斩马稷，宣布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让位，新接任的是前中情局局长盖兹时，他的答案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布什总统在最后任期期间将要、也必须修订他单边主义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拉姆斯菲尔德是布什的爱将，一周前总统还信誓旦旦地宣布，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钱尼将和他共进退，做到四年任满。总统再次食言，媒体再度借机渲染：总统一星期之前，宣称拉姆斯菲尔德的工作极佳，令他非常满意，那是不是在说谎？

时间一再证明美国的宪法是一部极具智慧和远见的法典。这次国会中期选举之能拥有历史性的意义，使布什政府出现偏差的外交政策（当然失误的并不只限于外交，国内问题亦多，如卡崔娜水灾的善后、税制改革等，但这不是本文重点）得到改正的机会，就是受惠于宪法赋予了选民直接监督政府的权利。宪法规定总统四年一选，而国会两年一选。这次中期选举，众议院全部的435名众议员和参议院三分之一，即33名众议员和36州州长都进行改选。民主党在参众两院赢得多数，从共和党手中接过了国会控制权。

乔治•布什执政六年，面临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挑战，可以说，他躬逢时代创造英雄的契机，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智慧和魄力来处理危机，因应局势。这次中期选举美国人终于醒悟过来一个事实：911发生的时候，全世界同仇敌忾，在道义上同情美国，愤恨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滥杀无辜。五年之后，美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然而恐怖主义并没有得到遏制。美国“先发制人”发动伊拉克战争，牺牲了跟死于911 相等数字的美国军人，连带赔进伊拉克的65万条性命，美军在伊陷入泥潭，进退维谷；美国在国际上相当孤立，自己得不到多数盟国的支持，自由世界也失去了一个盟主；“赚得”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极度仇恨；中东的局势更加不稳定；以色列和邻国的关系愈加紧张。今天的美国没变得更安全，世界的和平也不是更有保障了。这次的中期选举被人称为全民“公投”，的确是美国人民从狭隘和被误导的“爱国主义”中觉醒过来，重新检视美国作为一个领衔自由世界的超级大国的脚色的理性表现。

美国总统的权限很大，历届的事实证明，总统所属的党和国会多数党最好不要相同，这样可以彼此有所牵制。布什2000年尾上任以后不久受到911事件的影响，朝野空前团结，2002年中期选举时，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一举拿到多数，让布什的总统位子因而坐得好整以暇，从预算到各种提案，都能相当轻松过关斩将。加上美国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国家进入非常时期，全国上下士气高昂，不仅对执政党、也对反对党形成巨大的要求团结的压力，使得民主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真正发挥正常反对党脚色的监督和批判功能。以致布什总统的权力十分膨胀，下面几件事就是明证：2003年3月美国国会将宪法规定的宣战权拱手交了出去，參眾兩院以絕對多數對布什总统武力打擊伊拉克作出了全面授權；911后通过的《爱国法案》，其中许多反恐措施对社会的言论甚至公民的基本自由构成考验， 而布什总统下令批准情报机构国家安全署（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在境内有权窃听美国公民，这更雪上加霜，嫌涉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了；布什政府拨款数十亿、网罗了十七万员工、安装最新的电子侦测设备，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反恐机构——国土安全部，此组织的结构和人员配备之巨大，如同一头怪兽，从一开始就注定它不可能有高效率。

美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经济实力雄厚，从建国以来就施行的民主制度相当圆熟，因此在短时间内可以承受不明智的政府决策；经济民生也经得起战争的折腾；侵蚀到媒体的盲目爱国主义也会随时间而降温；普通老百姓的“唯美国独尊”的幼稚心态有涨潮也有退潮。最重要的是，公民觉悟后，可以把误事的政府选下台。

如今小布什总统身边那些“牛康”泰半已去，剩下的也锐气大减。余下的两年任期他必须跟民主党旋斡、配合。在人事上，首先他要面对的就是民主党领袖和未来可能的议会议长佩洛西女士。对于在美的华人来说，佩洛西是个熟悉的名字。这位身材修长、气质优雅的加州众议员，出身政治世家，为意大利后裔。她的父亲和兄弟都当过巴尔迪摩市的市长。五个孩子母亲的佩洛西从政不过二十年，却始终是个开明的自由主义派政治家，她的政治主张都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开放性和同情弱势族群的人道主义。虽然是天主教徒，她主张妇女有自己决定是否堕胎的权利；她提倡政教分离，支持移民法，保护非法移民的受教育权；反对枪支的自由买卖流通；她要努力使伊拉克的美军能于明年内撤出；主张增加最低工资等等。

天安门事件之后，佩洛西就立场鲜明地支持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1989年她牵着柴玲的手走进国会的镜头，相信令无数为天安门冤魂哭泣的中国人再度双眼润湿。十数年来如一日，她始终对极权的共产主义政权持怀疑态度，支持并亲自参加华人在美组织的许多民运活动，多次出现在华府中国大使馆门前的抗议活动中。她也无数次出席各种有关中国的听证会，真诚地关切中国的人权和异议分子的命运，也反对中国残忍地施行强制性堕胎和结扎。她并且督促美国政府禁止劳改产品进口，释放政治犯等等。她对台湾西藏的命运也充满同情和关注。可以想见，这样一位政治家担任众议院议长，成为美国政坛的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的第三号人物，她的理念和政治诉求必然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

这次的中期选举，欧洲国家特别关注，他们欣喜民主党的胜利和拉姆斯菲尔德的下台，认为这标志着布什那种“不跟我，就是反对我”的“黑白论”以及“好人、坏人”的二分逻辑，已渐式微。新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理念跟欧洲传统更为合拍。的确，一个新的方向已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不仅是美国人和那些军人的家属正引领以待，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抱着乐观态度在静观美国的变化，人们期盼着美国能回到它原来所具有的兼容并蓄、从容开阔的大格局中。

──《观察》首发  

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是受人们尊敬的特殊群体。然而，直面人类社会面临暴君所实施的灭绝人性的暴政时，这些有学识的、对某个学术领域有着深刻研究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却极为不负责任的。他们带着惧怕暴君的战战兢兢的神色，背叛着自己自由而独立的人格，支持和捍卫着专制独裁的原则与暴政恐怖的体制，用自己精心设计好的棱模两可的暧昧语言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暴君们大规模的迫害与镇压、甚至屠戮人类的立场上沾沾自喜。

一群群知识分子蜕变成暴君的帮凶和奴才，这不得不使人们惊异和警觉。为什么在现当代科学昌明，文明正在持续不断地发展时，暴君的时代还是这样地顽固不衰，甚至更变本加厉地对人类社会发动无数次规模巨大的屠戮行动，以至于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不公正的质疑。难道这些都与知识分子的蜕变，以及他们在暴君时代为了自己的私欲而运用自己所积累的学识；用以研究如何对暴君在成长的过程和其如何在攫取绝对权力之时，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人们在经过具有证据性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和上述的论点基本是一致的。

我们应该看到，专制独裁与恐怖暴政对人类的政治生活的挑战是持续不断和经久不衰的。然而，这一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持续不断的挑战以及在渴求其绝对权力的暴力革命之时，暴君就需要一种思想理论来为自己的暴行而张本。在政治铁幕的威逼利诱下，有些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以及诗人伸直着自己的精神脊梁，不为所动地倾其全力地抵抗着暴政的威逼利诱。但是，另一些患有精神脊梁软骨症的知识分子，却在经不住这种威逼利诱的前后夹击下而随波逐流、而同流合污。有些甚至同暴君们走上了反人类、反宪政、反自由以及反民主的专制独裁的可怕路径。

这些同暴君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学识为暴政研究、制订提供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军事的种种理论资源。在整个现当代的世纪中，孕育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等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他们无限欣喜地张开臂膀大加欢迎着这种暴政时代的来临，并声嘶力竭地为已死去的暴君和健在的暴君歌功颂德。他们将其所有的学术研究经过了偷换概念和断章取义的整理后，将其奉献给暴政的邪恶权力。

在中共集团用暴力革命以及对人民的虚假承诺，煽动和颠覆了一个经由议会选举通过的合法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僭主似的独裁政权之时，那个被称之为大学者的郭沫若，便以欣喜的狂态簇拥着这个新生的即将对全国人民进行大清洗和大屠杀的暴戾政权。这个学者所召唤的“女神”终于以杀戮的气慨，以灭绝人性的威武，以扫荡一切人文精神的暴力而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余下的日子，便是为了这个专制独裁的暴政，在土地革命的清洗中，在反革命运动的屠戮；以至于在历次无情而残酷的运动中，充当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辩护人。而这个政权也以极大的回报使他在历次的大清洗和大屠杀的革命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悠闲自在。在他所著述的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遑遑数百万字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表述：奴才似的歌功颂德以及奴性似文字垃圾。

类似于郭沫若这样的奴性学者，在当今社会里比比皆是。那个以新国家主义理论家自称的新左派的所谓思想者何新，当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国家主义政体在受到严厉的质疑和挑战时，在某个政治铁幕的操纵下，何新把过时了的国家主义主权论者布丹、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断章取义地混杂起来而形成了他的新国家主义论。在《论政治国家主义》这本大杂烩的书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具有的思想，看到的却是上述国家主义理论者的只言片语以及反人类、反宪政、反自由、反民主的恐怖论调。实质上，整本书的主调，就是倡导国家主义以及统治这个国家的主权者──实际上应该被称为暴君──有对追求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创造者；和对反叛暴君的人民实施残酷的镇压和迫害，甚至杀戮的绝对权力。在那句名言“一个最坏的政府也胜过没有政府”的鼓吹下，支持着这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岌岌可危的；即将垮塌的专制暴政的制度。

从现当代政治经验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追求的是维护人民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好政府，而唾弃屠戮和践踏人民的自由生存和自由创造的坏政府。所有的坏政府，都是制造乱象社会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滥觞。所有提倡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国家主义者，都应该被视为全人类的公敌。宪政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将在《论政治国家主义》的陈词滥调中，走向崭新而辉煌的自由的国度。人类需要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而反对和唾弃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国家。

1935年5月，《存在与时间》的作者，大思想家海德格尔举手宣誓效忠希特勒，并以极大的热情加入了德国纳粹党。从1933年末这个大思想家就公开表示对纳粹德国的拥护，并为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同时积极争取担任纳粹党所统治的大学的校长，并不遗余力地对其管理的大学进行法西斯纳粹似的改革。在德国各地进行宣传法西斯纳粹主义的讲座。每次在讲座结束后，他总是忘不了要高呼：希特勒万岁。那个新左派的倡导国家主义的思想者何新，在思想的最高层次上，能和海德格尔相比吗？在思想的最高层次这个意义上，何新无非是一个被打断了精神脊梁的侏儒。但是在效忠法西斯纳粹主义和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层面上，他们却是同路人。可以说，在这个新左派的专制暴政的国家主义者的所有的著作中，我们也只能看到这样的字眼：奴才似的鼓吹暴政恐怖的国家主义者，以及奴性似的误导和肤浅的制造文字垃圾的愚昧者。在他的所有的文字垃圾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用象征的字句高呼着：暴君万岁。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堕落。不管是布丹、马基雅维里还是霍布斯。以及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孙中山还有纳粹主义的海德格尔、施米特。专制暴政的拥护者郭沫若，新国家主义恐怖学说的何新，都无法摆脱他们对人类社会在文明的进化中所犯下的邪恶的罪行。他们的蜕变与堕落，正是宪政自由民主学者与自由文化学者的经验参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宪政自由民主的学者与自由文化的学者们，就意味着在自己的政治信念上要终其一生而苦苦的搏斗和抗争，不能仅仅为了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私欲和需要而苟且地活着。为了自己的私欲与需要而不惜为暴君的邪恶行为在政治理论上为其作秀和张本。必须在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力量和创造的激情的驱策下扩展自身的能量，并进而将其所扩展的能量转化为新的奋斗目标。

（2006-11-09）

民主论坛

俞心焦是个天才。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包括反感他的人， 对他的诗歌才华也一定是认可的。

关于俞心焦，有诸种不利于他的传闻。我甚至曾听一个朋友言之凿凿地对我说，俞心焦的诗都是抄袭别人的。那个被抄袭者曾流着泪对我的朋友说，他曾把一个写满了诗的本子交给俞心焦保管，但最后，这些诗都被署上了俞心焦的名字。

这个传闻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从逻辑上来说，这个被抄袭者更应该是个天才，但却从此湮没无闻，而抄袭者却名扬天下，这样的事怎么想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俞心焦难道盗得的是一架写诗机器，可以帮他一步一步进入天才诗人的行列？！

但这种传闻发生在俞心焦身上至少证明一点，俞心焦有时不讨人喜欢，他让许多人对他产生反感。

我和俞心焦认识估计应在1994年，那年孟浪还在上海，俞心焦来的时候，孟浪带他去复旦大学参加一个诗会，诗会的组织者中就有马骅。 那天我和王一梁也去了。开始的时候都是复旦诗会的成员在台上朗诵，后来，孟浪低声建议我上去朗诵，但由于没有准备，我推辞了，于是俞心焦便上台去。俞心焦的感召力立刻便显现了出来。走廊外的人纷纷被吸引过来，朗诵会现场很快便容纳不了了，许多人只能挤在门外或窗外朝里张望。据说后来校方把学生会的人找去训斥了一顿，因为现场效应超出了预先的估计，校方担心出事，警告组织者以后不准擅自邀请校外的人来校活动。

1995年，我和王一梁应俞心焦的邀请赴北京，用俞心焦的话来说，就是专程跑去与他讨论文艺复兴的问题。俞心焦来车站接我们，他见到王一梁的第一句话便问：

“阿钟呢？我来背他。”

这使我感到温暖。他把我们接到圆明园画家村，安排在圆明园艺术家苟红冰的家里住宿。苟红冰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由此开端，我还结识了很多艺术界的朋友，这都得益于俞心焦的结缘。我们在圆明园画家村待了一段时间后，转往东坝河。在我们之后，许多画家也开始陆续迁往东坝河，使东坝河渐渐成为北京又一著名画家村。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曾讨论过创办《文艺复兴》刊物的事，由于我们的意见没有达成一致，使这一议题最终流产。我回上海之时，俞心焦正住在医院里。他与街头一群流氓发生冲突时受了伤。我相信俞心焦是个硬汉子。因为我后来曾目睹过俞心焦与人发生冲突的场景，尽管势单力弱，俞心焦似乎也决心要与对手大战一场。这就是一个男儿的血性。

我不准备详述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直到1998年俞心焦被判了八年重刑，消息传来我感到震惊。据说他的罪名是强奸罪。和以往有关他的传闻一样，我对这项罪名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俞心焦最终坐牢并不在我的意料之外，他的自我中心和狂妄野心必然使他不能见容于我们这个平庸的时代，八年大牢反而突显了他高标于这个时代之上的鲜明个性。

今年7月，俞心焦在蹲满八年大牢后出狱，8月份他来到上海。他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希望和我见面。但不凑巧的是，我妻子刚好准备去美国，赴美行程定在10月初，经过多年周折刚拿到签证不久。这使我有些犯难。俞心焦肯定是一个带尾巴的人，而我自己多年来一直都是有关部门的监视对象，生活在莫名其妙的忐忑之中。我不愿意因我之故使我妻子赴美受阻，我借故取消了与心焦的见面，而不惜让心焦责怪于我对他的冷漠。但无奈之余，我除自责于自己的懦弱外，自叹做不到心焦那样的决绝。

我不知道心焦现在哪里，但我深知心焦必定是一个要担当大任的人。

在此我衷心祝愿他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

（2006-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