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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九段家的猫在我这呆的最后一天，明天就得送回去。此时，这可爱的猫高高翘着尾巴，在脚下蹭来蹭去撒娇，真要人舍不得。

　　五一前夕，到九段家吃了一片排骨，于是就答应帮他在五一休假期间代养猫的任务。不知何故，有些人出于偏见，认为把猫委托给我养真是活见鬼了，似乎我没有养好一只猫的耐心，甚至提前造出许多迫害猫权的谣言。我以行动回击了这种想当然的歧视。事实是，整个五一休假期间，我都没敢离开家超过４小时，一直守着这只黄色的土猫。从一开始进了屋它就躲到床底下不敢出来，到后来可以允许我把它轻轻抱起放在膝上，当然，很长一段时间它还是觉得不大安全，耳朵紧贴在脑袋上半天才舒展开来，现在，那更是越来越熟了。伸出手指头，它立即跑过来拿脑袋在声面蹭个不停。

　　我甚至怕它光吃干的猫粮会便秘，小心挤出袋包装的湿猫粮小心试着看它觉得什么比例合适。它似乎更爱吃干猫粮。它每拉一次大便我就立即将猫沙换掉。不管怎么说，至少在答应的休假这段时间，我是非常用心地照顾了这只猫的。

　　然而，９号我们上班了，可想休息这么多天后，我们那是相当的忙，而且我立即英勇地恢复了上班时期的作息，——我经常是晚上不睡觉就在单位电脑前熬着的。大前天那两天，的确是有两晚上我忘了回家，而且干猫粮正好给它吃完。我当然经常惦记着猫，但在深夜，的确真是忘了家里还有只断粮的猫。

　　大前天很晚离开办公室抵达一群朋友吃得只剩下几块腔骨的桌旁，我立即想起那只猫来，是啊，甚至萨达姆大叔在被捕后一想到那么多老百姓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都难过得语无伦次，我那时怎么吃得下饭？于是我立即匆匆离席在便利店买了袋猫粮。不怀好意的一位叫老雕的家伙听到一只猫的悲惨故事后，怀着希望看到饿蜉倒地的险恶用心，一定要跟着到我家看看那猫。

　　看到他幸灾乐祸的信心，我甚至都怀疑猫被饿死了。

　　真是万幸，猫有九条命。

　　除了地上有个可疑的小小残破塑料袋外，家里没发生有什么东西被猫吃掉的迹象。喊了一声，猫立即从床底下兴奋的跑出来，还是胖乎乎的，相当精神。把粮食倒在盘子里，它也不回避失望的老雕这个生人，大口吃着猫粮。幸福极了。

　　那个破塑料袋是湿猫粮的袋子，被咬得已没了形状，还有一个当时没找着。

　　不过，我准备睡觉时，在许多衣服中发现了另一个袋子的残骸。拉过卷在一边的被子刚盖到身上，我无意中放到被外的手摸到了一个手感陌生的东西，还没感觉是什么，立即本能地把它丢了出去，地上啪地响了一声。是猫把什么奇怪的食物带到床上吃剩了？我脑袋的疑问才升起，放回的手又摸到和刚才一样的东西，象是鸟巢里掉下的蛋在空气中干燥掉后，被破碎的蛋壳包着软乎乎的一堆，啪地又一声扔在地上。

　　一种要人不愉快的怀疑涌上心头。小心把手伸到鼻子下闻了下，刺鼻的巨臭。

　　我一下从床上弹起来，抓过一只台灯，原来是这只猫拉的屎，被子上留下一大团印记，那摸上去碎蛋壳般的东西，原来是它咬烂吃下去的塑料包装袋。

　　惭愧。

　　第二天晚上回家又很晚，满怀愧疚一进门就喊了猫一声，听到低低的应答，循声探去，它正像蚊香般盘成一团卧在我堆在床上新被子的中央。

　　妈的，它不会又把这当厕所吧？凑过去看，干干净净没任何异常。异常的是，它看我把头伸过来，手在被子上到处摸索，居然只是把头抬起来叫了几声，完全没有惊恐和担心的意思，更没像往常那样一见我凑近就立即警惕地换个位置。我心一下凉了。

　　——该不是饿了几天，吃得太多，撑出了大毛病吧。

　　我小心地摸摸它的脑袋，它撒娇，但却不站起来，担心地逗了它半天，看上去它还健康，而且竟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袄买噶的！我以为九段家这知猫是个例外，不懂得人在挠它时发出咕噜咕噜声呢，那么多天了。原来它也会啊。

　　等它感觉非常受用了，这才站起来，它大方而夸张地伸了个懒腰，才噌地一声跳到地板上。等确信这知猫不会有生命危险后，我注意到，这只猫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只要喊一声咪咪，它立即高高扬着尾巴跑过来，不再是离开三十公分冲着你警惕地撒娇，而是直接在你手指头上蹭痒，亲热得不得了，娇得不得了，简直要人心都快化了。这变化也太突然了。

　　是了。在此之前，这猫大约是以为，猫粮是自动定时出现在盘子里的，人是天生该陪它玩的，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全无感恩的心。现在它知道了，我几天不在家，它就会饿死，也没人陪它玩了。是这难以忍受的饥饿和孤单要它深刻地明白这一真理。是我在养活它，它离不开我，得感谢我。

　　深刻地体验过饥饿的煎熬，才会知道感恩啊。猫如此，何况人乎？

　　由是，我一下明白过来，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明，全在于当年肯定养过一阵猫，通过无意中的饿饭，知道了要使一只猫或一群人拥有感恩的心，首先得饿它个半死。是了，饿几天，猫知道原来是你给它提供的食物，要是饿上几年，更聪明的老百姓，则会明明是在养活你，但也会认为，是你在养活他们。感激涕淋，再造父母。饿３年饭，管５０年稳定。今天的安定团结，真得感谢当年那只在老人家身边的猫。

　　——当然，肯定有人问，为什么不说老人家也许是养的是狗呢？因为狗这东西贱，你给不给吃的都挺忠心耿耿，而且，你看现在北京养的狗，越是对它好，它就越无护主之心，越拿自己当回事。——而老人家动不动就要大家忆苦思甜，想来是养猫得来的经验。再一层，如果狼这畜生竟然也可以成为进取、勇敢、团结之类美德的图腾，那猫是最适合做臭知识分子图腾了——对像猫这样的家伙，不加倍要他们九死一生，他们怎么会晓得你对他的好？

　　所以啊，８荣８耻什么的，现在被一些不知好歹的家伙不当回事，甚至是恶搞，不就是欠饿么？也是，清华的刘海洋就知道拿硫酸泼熊，哪会养猫啊。

　　　公正元年５月１４日凌晨２：５３

几天前曾读到陆文先生的《夜郎爱抓残疾人》一文，深以为然而颇多感慨。陈光诚是一个盲人，郭起真是一个重伤未愈（大腿骨折）的人，却先后被当局抓捕入狱，不能不让人产生许多的联想。何况，两人究竟做了什么，居然惹得当局如此动怒，以致于完全不顾了理性和道义。然而仔细看去，陈光诚不过是反映了基层计划生育的违法状况，而郭起真则是为了自己所曾受过的冤屈写了些文章发泄自己的不满。这些难道就成了他们要失去自由的理由？

当然，如果我们非要找出他们之所以不容于当局的原因来，或者还可以找出这样一些问题：比如陈光诚也许不应该与当局总理一起成为美国时代周刊选出的2006年“塑造世界的一百人”。而郭起真一不应该去为当地一个死刑犯鸣冤叫屈，狗拿耗子的去管本来应该由专业的法律人士处理的问题，从而给当地司法部门带去了太多的尴尬；二不应该参与高智晟先生组织的“绝食抗暴”行动，从而某种意义上成为“代罪的羔羊”。

然而，无论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拘捕吧，我们最起码应该看到他们的审判能通过一个正常的司法程序来进行。而这个正常的司法程序，首先应该是他们的律师能够不受任何非正常因素阻碍的工作。然而，我们遗憾的看到，这一点在现实中完全无法实现。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地是作为郭起真辩护人的李建强律师和助手在6月10来沧州后根本无法开展相关的工作——无法会见郭起真，更无法得到当局对郭起真的指控材料。毫无进展的盘桓数日后，他们只好两手空空的离沧返回青岛。而在陈光诚那里，律师们享受到更“优厚”的待遇。它们分别是：6月22日，作为陈光诚辩护律师之一的李劲松先生只是给当地一位警察发了一条短信，希望能送陈光诚的母亲到医院就诊，于是他便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为由拘传；6月22日，为陈光诚案赴鲁的第二批律师共3人，在到达山东临沂后被一辆无牌照车上下来的人殴打。当时律师拨打了110和120，警察把律师带到派出所问讯，但奇怪的是，警方用各种理由把这三名被殴打的律师羁留在派出所，不让离开，致3位律师无法开展任何工作；当天晚间，承办陈光诚案的律师李劲松和程海，在所住宾馆受到十多个气势汹汹的便衣男子寻衅围攻长达一小时以上；6月23日，李劲松律师和李苏滨律师在前往陈光诚家时，在村口遭到大约二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围攻；6月24日晚十二时左右，持续为陈光诚呼吁的北京学者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至今未归。

我很纳闷，无论陈光诚、郭起真们犯了什么罪，难道他们没有权力接受律师的辩护？我想当局绝不敢肯定这一点，那么我又实在不明白当局为什么做出那样一些无法解释的不理性的行为？他们是怕什么吗？他们怕什么？

我相信我的这些疑惑不会得到当局的任何解释，所以我们也许只能说，这是一个缺乏理性的时代。而正是因此，也许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关注陈光诚、郭起真们，以唤醒当局理性起来。而对于被囚狱中的陈光诚、郭起真来说，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自己能够保重身体了，他们都有残疾，他们应对那个恶劣的环境比普通人要更困难。所以我真的担忧，他们还能健康的、甚至只是活着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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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两百余年了，死刑的存与废、限与增、具体针对什么人、什么案，以及与此问题相关的法律、社会、思想、伦理、组织、机构、系统、物质等改革，一直争论不休。这个话题牵涉的面积实在太大、太沉重，换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方乃至任何人，都不一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我注意到，最近两期的《南方周末》都在死扣住“废除腐败官员死刑”这个话题，用了颇为浓重的笔墨。近两年，媒体、民间、海外都对此争论过无数次，每次都是激烈异常，各方僵持不下。最近，我甚至注意到一种极端的情绪，“谁废除死刑，我就杀他全家”，总之社会反弹得很厉害。

大陆官方的表态几乎完全一致：“出于我们的国情，我们不能够取消死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目前还不符合国情，不可能废除死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华璞）。倒是《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别出新裁：废除腐败官员死刑！其理由是：“有利于惩治贪官，瞬间的猛烈不一定能真正杜绝腐败现象和震慑犯罪分子。”这是该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的言论。我认为，法律可以引领时代，有甚者甚至可以脱离民意而立法、执法（亦即不必全民公决），但要切记一点：在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之下，对强势群体（强权者）袒护、宽容、轻处理，更易激起庞大弱势群体的反弹。当然，在这反弹之中也穿插了不少要求发泄被长期压抑的冲动者。

最近流行的废除死刑反对者对支持者的鄙视，凸现在“与国际’接鬼’”这五个字上。《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联合声明（大赦国际等）》等，只因“中国国情”，在死刑问题上被全然拒绝。这个国情，是报应主义、治乱世用重典、以死相逼威吓预防犯罪的传统，但更是基于统治者利益的稳固。然而，“司法杀人”的极端刑罚，在中国的任何乱世都无法奏效，反而变本加厉。威权体制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统治者的利益即是最高的利益，其实终无一人是幸运者，最惨的是底层的民众，若没有活路，就会选择走三条路：让统治者（政府）养起来；乞讨；骗，抢，盗，反抗，要么鱼死网破，要么你死我活。

在中国，怕死的人多，不怕死的人更多。挣扎于苦水中的人，最易出豪言：“杀就杀，命值几个钱？”统治之下，统治者已几无余力摆平这些烂摊子，这个严重状况绝非今日才有，而是个体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观念、家庭、情感等冲突了很长的历史才有的。那是几千年的血泪史啊，凭一两个政令焉能立时奏效？在中国，智慧的人多，聪明的人更多。谁不会计算成本？人生犹如赌局，下些赌注，会损失多少，捞回多少，清醒的人太多。谋杀、贪污、受贿、抢劫、盗窃等犯罪，时至今日更是高度智能化，如何留后路，如何逃避惩罚，这些人早已想得一清二楚。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命吗？他们赌了便是，孤注一掷，死刑对他们的震慑力早已荡然无存。一句话，他们已然麻木。再者，任何时代都有相对于统治者的异端，其理想、信念、信仰早已越过生死，何足惧哉？有甚者，乃是时代之楷模、民族之英雄，为万世所景仰，往往一个“死”字，非但不能除掉异己，反而激起千万人的前赴后继，变革时代潮流。

死刑源于复仇制度的演变，在中国尤其如此。平民愤，正视听，大刀阔斧澄清天下，纷纷然乱糟糟，杀他个干干净净，严厉刑罚制度之下带来的是人人的愤怒，并上升为所谓的“正义”，暴力引发更大的暴力，暴力又再引发更大的暴力，生命价值被抛弃、剥夺、鄙视，且不论民众对犯罪者的憎恨，即便是守法公民之间也相互防范，在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情形之下，算计、陷害、栽赃于他人。如此一来，无论任何运动，只要涉及到安全，一旦爆发便如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这一点，1949年之后的人们理解得何其切肤！何为人性？何为人道？在中国要体会起来真的太难了。究竟大多数是坏人，还是大多数是好人？要记住，吃过亏、受过教训的经历，从历史到现在，从国家到个人，从上层人物到底层百姓，都一一存在，并被反复宣传和教育。在一个实际上动荡不安的社会体系里，任何个体都是紧张、防范的，缺乏安全感和自由度，并视大多数人为危险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人人都有犯罪动机”，原因就在于犯罪的土壤、根源早已遍布大江南北，要制止这种状况，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个人主张中国趋于世界潮流和历史走向，废除死刑，但这个主张依然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储备才能实现。事实上，从立法方式来讲，“条文法”的弊端在今日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符合死刑条件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界定？凭经验、凭舆论、凭社会影响、凭死者数量和伤害程度？还是凭个案参考？说到个案，从个人情感上说，死刑的存废的确大伤脑筋。例如，辽宁省大连市黑社会老大邹显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死缓，投监后买通监狱领导，又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还在高墙内住高级套间，专人伺候，召妓，乘豪华轿车随意出入，最终又在社会上滥施淫威，杀死一人。这个邹显卫，究竟是杀，还是不杀？倘若有真正的无期徒刑，让他减不了刑、出来不了，在中国的许多烂摊子、烂角落里，又怎能办到？的确，如同有的朋友所说：抽象地谈，必须废，肯定要废；现实地谈，至少是目前，废不了，没办法废，但将来一定要废！

后记

今早起床，我问母亲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家的狗咬伤了别人，你准备怎么处理这条狗？会不会把它杀了？”母亲回答说：“人最重要，要赔医药费，跟人家道歉、赔礼。杀狗干什么？杀了它，别人就会跟没被咬一样吗？把它拴起来，不给它饭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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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随着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主要人物在十六大时的基本隐退，一直被外界看好的胡锦涛等年轻一代便脱颖而出，占据了中国政坛的颠峰位置。此前独揽中国党政军大权的江泽民因为苦苦恋栈而不惜违背大恩人邓小平定下的规矩，年过古稀依然舍不得军委主席的宝座。不过，与其说是江泽民坏了规矩，倒不如说是邓小平的遗毒太深，为江泽民所仿效。不管怎么说，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忠心程度还是值得称道的，他除了在其任内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举得比当年的毛泽东思想还要高之外，更是言听计从地按照邓小平的旨意逐步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已经钦定好的第四代掌门人胡锦涛，胡锦涛因此成为继江泽民之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中共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过渡告别了之前换代时权力交接的悬念迭起和变数无穷。胡锦涛的顺利接班除了可以让人感到胡锦涛在中共党内的支持度之外，更能让人感到中共党内在现阶段的团结一致。即使存在一些对胡锦涛能力和人格不太认同的党内高官，但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他们仍然要顾全大局，和别人保持一致，否则的话，自己的权力很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胡锦涛的登台照样不能摆脱这种中国人为官的传统，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胡锦涛等人除了在非典时期表现出了所谓“胡温新政”优良的一面之外，更是将“三农”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并且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这一运行多年的违宪恶法。毫无疑问，胡锦涛最初的表现确实让人对中共第四代寄托着无限期望。然而，在中共这种独裁专制的制度下，注定不会产生什么杰出的领导人，权力的交替只能是同性质统治的轮回，在实质上，胡锦涛所领导的第四代和江泽民所领导的第三代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胡锦涛上任后，虽然有过一些得民心的举措，但在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心里，却不会解读为所谓的“为人民服务”，胡锦涛在中共的政坛里面同样充当着维护专制制度和集团利益的角色。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原本日益萧条的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执政合法性日益危机的中共注入了能量，胡锦涛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背景下最大的受益者。大陆媒体每天对GDP数字狂升的叫嚣确实为资历和威望多有欠缺的胡锦涛脸上涂了一层照人的油光。出国访问时的胡锦涛因为出手阔绰而被某些观察人士称之为“世界第一金王”，这种称谓当然合情合理，因为再也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有胡锦涛这样炙手可热的权力，能够不顾人民的意愿而随意支配国家的钱财。不过，中国总体经济水平的持续攀升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在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均财富占有量仍然还和其他发达国家有着天壤之别。加上中国当前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横行现实，分配不公现象已经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近年来的社会突发事件有增无减，这标志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意味着胡锦涛政权的岌岌可危。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一直都热衷于个人崇拜，胡锦涛也概莫能外。如今的个人崇拜和毛时代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一定的区别，但在实质上却并无二致。随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政治生命的终结，“红太阳”和“社会主义总设计师”的肉麻称谓逐渐烟消云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也被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以及“八荣八耻”所取缔。中共一直都以“伟大、光荣、正确”而自居，但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却从未间断，从文革到六四，再到镇压法轮功，这其中既有制度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个人原因。因为个人崇拜现象之严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往往有着一言九鼎的权威，因此，一些有违良知甚至是灭绝人性的国家犯罪行为就极有可能在现实中得以实施。胡锦涛虽然作事稳重，但也难免胆小怕事，让人看不到一个国家领导人应有的大家风范。江泽民因为踩着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上台，并且不顾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反对而将法轮功定为邪教加以打压，所以，他在国际社会难有好的口碑。江泽民让中国人大失所望暂且不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如今的胡锦涛似乎更不如江泽民。胡锦涛在今年访美前的大讲排场以及访美期间的待遇和表现，越来越让世人感觉到他的无能和脆弱。中国人将自己的国家尊严和这样一个人捆绑在一起，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羞辱。

从中共喉舌媒体对胡锦涛的相关表述不难看出，胡锦涛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力远不如之前的“毛、邓、江”。虽然表面上胡锦涛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并不能象江泽民那样奠定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他在政治局中所占的分量和其他常委几乎没有区别。江泽民虽然已经退下了政治舞台，但他在中共党内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在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中共官场里面还有很多他的亲信，而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成为掣肘胡锦涛权力的工具。胡锦涛上任后对团派人马的大加提携，曾一度让江泽民对交权给他后悔莫及，但胡锦涛要想彻底清除江泽民的人马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已经日益临近，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也变得异常激烈，中共太子党在中国政坛的庞大势力已经让胡锦涛这样原本不具有良好政治背景的人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有媒体报道说，曾庆红在中共党内的支持度已经超过了胡锦涛，这被认为是对胡锦涛扩充权势的最大障碍。胡锦涛面对曾庆红等人咄咄逼人的气势，谋求保持现有的政治地位也许是他最明智的选择。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熏陶下，现在的中国人大多不太相信算命、看相等传统文化，据一些民间人士分析，从胡锦涛的面相看，他是一个心性恶毒之人，相生得很薄，难有“毛、邓、江”那样的福分，而且明年的流年对胡锦涛也颇为不利。看来，胡锦涛能否在十七大之后继续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还是一个说不准的未知数。胡锦涛近年来对法轮功的继续镇压和对异议人士的不断抓捕，以及对民间维权运动的血腥处理已经让他丧失了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道义资格，如果他真能在十七大后淡出人们的政治视野，于国于民都不是一件坏事。当然，仅仅告别胡锦涛也并非中国社会的终极理想，实现政治民主应该是朝野上下的一致追求。

胡锦涛能否挺过十七大？十七大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共同期待！

200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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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看动物学的书，我们知道，鼓掌并不是人类的专利，动物界中至少猴子和狗熊就会鼓掌。但与人不同的是，猴子和狗熊——落到人手里的例外——的鼓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赞成或欢迎，并不像人的鼓掌有时仅是一种表演，一个姿势，一次成功的动作伪装。因为人比猴子、狗熊聪明的地方在于，人知道鼓掌可以用来表示高兴、赞成或欢迎，但反过来鼓掌也可以掩盖不高兴、不赞成或不欢迎。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写到苏联大清洗年月里常有的情形：区党代表会议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甚至连那些真心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感到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的前任刚刚入狱，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会场里，也有内务部人民委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在场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些，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参加会议的有一位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物，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掌着！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区委的头头们也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都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表示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肝脏碎裂倒在地上，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不，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我也决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了平常办事的姿态，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热情顷刻间化为乌有，大家几乎在同一鼓点上停了下来。他们得救了！

然而，就在当天，造纸厂厂长深夜被捕。罪名当然很多，但绝没有一项是“不鼓掌”。当局以其他理由判了他十年有期徒刑。在侦查笔录上签字时，侦查员告诉他：“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看来鼓掌，对当权者来讲，就是一种遴选异端的办法。他们当然知道，鼓掌者未必真的高兴、赞成或欢迎，但你从掌声中无法判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而不鼓掌则一定表示不高兴、不赞成或不欢迎，至少不能说，他比鼓掌者更高兴、更赞成或更欢迎。因而，这个方法成本低，见效快。对于随波逐流的鼓掌者来说，内心也是经过一番算计的：鼓掌带来的好处是合唱所得的利润或份额。它可能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也可能什么也没有；但不鼓掌带来的损害则是百分之百，就像哈维尔笔下的蔬菜店老板，在他的橱窗里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并不表明他真的对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有想法，而只是他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罢了。想想看，只要我将手掌轻轻或重重地对打，大不了忍着疼再坚持几分钟，就可以回家照顾孩子，就可以和家人团聚，自由谋生，就可以躲避来自国家的“合法伤害”，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

在这儿，群体性的盲目表演却显示了个体的理性考量。人类的一切生活实践甚至是动物的生存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有选择的可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类以及所有动物的生存行为总是朝着风险小，收益大的方向涌动的。在一个没有表达自由的环境里，人们恰好是用外表的鼓掌来掩饰内心的“不鼓掌”的。人们把自己的这种行为解释为“趋利避害”，动物学上则把这种伪装称作“拟态”。

不鼓掌的意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上显示出来的。他把人的良知打入了选择的成本，并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当人的良知和现实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首先考虑的是良知的纯粹性，毅然放弃的是现实的得失算计。在他看来，生命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正是这“放弃”将人从动物性的生存中剥离出来，并赋予“不鼓掌”以权利和尊严的意义。

是的，当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晚会，莅临各种各样的演出、会议，当我们听从各种各样的主持人娇声嗲气的诱劝举起双手时，我们何尝意识到“不鼓掌”也是一种权利？当我们对着一场根本没有听懂的讲话，压根不认识的领导、大腕，我们内心反对、鄙弃甚至愤怒的决议鼓掌时，我们不认为这是在放弃权利，玷辱自己。相反，在许多场合，我们只要一听到“掌声有请”，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动手的时刻到了。一位在政界供职多年的朋友告诉我，长期在官场厮混，他患上了一种自称为“鼓掌综合症”的病，临床表现为，当大大小小的领导讲话，以至后来是普通朋友、家人聊天，甚至在公共汽车上，只要谁故意拖长了尾音，加重了语气，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抬起了双臂。

这种类似邪灵附体的现象我只在金庸的《天龙八部》里见过：星宿老仙丁舂秋是江湖上一位恶贯满盈的魔怪，每一开战，弟子们便高帽与马屁齐飞，锣鼓与掌声四起。通常是还没有过招，就有弟子出班朗声诵赞：“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无比！”其余弟子击掌应和，号角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有一回，慕容复手下包不同看到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恶作剧心大起，就对星宿派门下弟子说，贵派神功有三项最厉害：“第一项是马屁功。这一项功夫如不练精，只怕在贵门之中，活不上一天半日。第二项是法螺功，若不将贵门的武功德行大加吹嘘，不但师父瞧你不起，在同门之间也必大受排挤，无法立足。这第三项功夫呢，那便是厚颜功了。若不是抹煞良心，厚颜无耻，又如何练得成马屁与法螺这两大奇功。”包不同本是出言讥刺，料定说完星宿派弟子必恼羞成怒，拳脚相向。谁知这些人听后，竟甘之如饴，默默点头，一个劲地称颂包不同聪明过人，对本派神功知之甚深。只有一个弟子补充道：“最重要的秘诀，自然是将师父奉若神明，他老人家便放一个屁……”包不同抢着说：“当然也是香的。更须大声呼吸，衷心赞颂……”那人道：“你这话大处甚是，小处略有缺陷，不是‘大声呼吸’，而是‘大声吸，小声呼’”

这使我想起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次政治“运动”：镇反、三反、五反、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哪一项运动不是“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当然，如果内心真的高兴、赞成或欢迎，“拍手称快”也是一项体现人性与尊严的权利，但奇怪的是，后来为这些“运动”举行“平反运动”，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时，这些高呼过“打倒”、“消灭”的手现在又举起来表示支
持、拥护；也就是说，先前“打倒”时“拍”的与后来“平反”时“拍”的是同一双手，先前“消灭”时“称快”的与后来“恢复名誉”时“称快”的是同一张口。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如果我们真的高兴、赞成或欢迎，鼓掌当然是可以的，虽然也未必是必须的，但在鼓掌之前，至少得弄清为谁而鼓，为什么而鼓，是“情动于衷发于外”鼓于不可不鼓，还是诱于名利，摄于权势鼓于不得不鼓。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好，那么不妨先不要鼓。不要鼓的好处就是，你有足够的时间抬起双臂，看一下上帝亲自锻造的这双手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日后由于盲目动手而造成的尴尬和侮辱。

发生在洋人国家的另一个例子是，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从伊朗访问回来，发现西北部蒂米索拉的动乱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一发不可收拾。具有雄辩演讲才能，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就在首都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十万人应召前来参加。12时，齐奥塞斯库出现在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并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表示讲话到了高潮，暗示“人民”鼓掌。但在广场的某个角落他听到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这口号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齐奥塞斯库惊呆了，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这不是几天前还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他的人民吗？他正要侧转身子问旁边的“第一副总理”兼夫人埃列娜“怎么回事？”突然，人群中传来“蒂米索拉！蒂米索拉”的欢呼声，接着“齐奥塞斯库滚下台！”、“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汇成一片。他不得不终止了讲话。第二天，伟大领袖在一个县植物保护站被捕，三天后被秘密处决。

看来，那种固定了地点，约齐了时刻，把握好火候，成群结队的鼓掌是靠不住的。那些没有经过内心同意的，由“导掌”和“掌托”诱逼出来的“拍手”与“情动于衷发于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灵光闪耀相距不可以道理计，与马戏团里猴子的敬礼、顶碗倒在伯仲之间。正人君子之流常把妓女的工作叫“卖肉”，那么，奉命“鼓掌”是不是“局部的卖肉”？如果不是，那么，在大大小小的会场里，我们为什么看见那么多的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手在“热烈地鼓掌”，脸却像追悼会上的家属？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一次敷衍了事的鼓掌竟被你上升到出卖良知与尊严的程度。是的，相对杀人越货、焚书坑儒来说，无原则的鼓掌也许是小事，但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不能坚持原则，怎么能指望他“大节不亏”？古人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这个道理。但更多的人漫不经心地鼓掌恐怕不是因为鼓掌事小，而是认为不鼓掌又能怎样？它能阻止一项坏决议的通过吗？它能改变一个领导人的任免吗？它能废除一项恶法的实行吗？一句话，它有用吗？如果真的没用，那就不用“导”，不用“托”，也不用主持人或领导自己挤眉弄眼、咳嗽扬声来暗示了，造纸厂厂长也不用收监了。大凡一种事物被利用，恰好说明它有利用的价值。

具体到鼓掌的问题上就是，也许我不鼓掌不会改变一次会议、一场报告、一个讲话的根本性质，但就算是谎言注定要生成、传唱、荼毒天下，在铺天盖地的喝彩声中也不应包含我的一嗓；一个无辜的人即使注定要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在那血肉模糊的尸体上也不应留下我的脚印。你当然可以沉默，当然可以见死不救，但一旦参与了，你就不能说你是一个灵魂清洁的人。因为根据灵肉一体性的原则，任何一次身体白璧微瑕的记录都是对灵魂纯洁性的亵渎。因而，在一个罪恶和谎言充斥的时代里，每一个鼓掌的人都是有罪的；反过来说，在一个邪恶而弯曲的世代，拒绝鼓掌就是拒绝合唱，拒绝成为暴政和谎言的同谋，拒绝将上帝亲自锻造的双手典当给魔鬼做工。一句话，就是要在一个神迹和公义普遍不在的时代，成为一个手洁心清的人。

我知道，这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不容易的，但在所有不容易的道路中，这却是最容易的一条；也许对肉体来讲，我们还有别的选择，比如构陷、撒谎、自欺欺人，但对灵魂来讲，这却是唯一的选择。

──《观察》首发 

【新世纪新闻网编者按：本新闻网刊登张鹤慈先生的文章，并决定为各方提供辩论场所，任何支持和反对绝食运动的文章或与此相关的文章都可以在此发表。本新闻网声明：所有文章不代表本新闻网的立场。】

作为「修改宪法维护基本人权宣言」我基本同意，和绝食联系在一起，觉得不可理解。「如果中共当局拒绝这次主动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机会，我们将在 180 天过后，发动全球华人，为推动修宪和解决紧急的人权问题展开接力绝食运动」这77 个人，那一个会相信中共当局今天不会拒绝这个机会？那一个会相信中共当局 180 天后不会拒绝这个机会？明明知道不论是今天，还是 180 天以后肯定会被中共拒绝，这里提出的180 天，让人感到只是在作秀。

我写的冰点模式， 当时针对的就是 高智晟的绝食。从高智晟绝食的开始，我就不赞成，因为朋友的劝阻，我没有公开说话。

反对的理由，第一就是师出无名，高智晟的绝食， 是以郭飞雄被打而开始，维权是具体的案件，必然是和基层打交道，触犯的是基层的切身的利益，甚至是生死相关的利益，基层的利益集团更会不按规矩出牌，和黑社会的勾结的可能性当然也更大，当然会有对维权人士的打击，正像战地记者可能伤亡，这是这些维权律师在加入维权运动以前，最起码的精神准备。维护律师的人身安全当然应该维护，但这是维权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维权运动的主旋律。以律师被打，就放弃维权，而搞绝食，使人怀疑，他们是舍身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还是利用弱势群体的苦难。「律师被打，被迫害是他们事先肯定会被预料到。他们加入维权，就是为了被迫害后，增加自己的知名度？绝食更是为了获得同情，增加知名度？」 看看 高智晟的几百篇的每日公告，他的那些所谓的受迫害，就是全部是事实，比起全国的大大小小的被迫害的案件，也不应该用如此多的笔墨。

第二，就是绝食斗争的特性：绝食是一种以死抗争，绝食的实质是以死相拼。但绝食又不像民工的以跳楼的威胁来讨还工资，因为民工跳不跳楼，人们可能会怀疑，但绝食是一步步的正在走向死亡。绝食又不像自焚，跳楼，行为一旦开始，就不可中止。绝食是一步步走向死亡，可以随时中止。所以可能成为和当局斗争的一种讨价还价的方式。

绝食斗争是为了给对方压力，达到绝食者的要求……我在 冰点模式中，写的：” 目标的可操作性。目标具体和相对的低调。要求冰点复刊，矛头针对这次发难的团中央，而这次团中央的发难，又的确有点底气不足。目标如果是新闻自由，或激进点，撤销中宣部，或再激进点，推翻共产党，谁也不能说不对，但就一次具体的新闻维权，这不具有可操作性。”高智晟的绝食的目标是什么，不论是上次的绝食和这次的 180天后的绝食。都没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目标。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高智晟的绝食的动机。 再有，高智晟的每周一天的24小时的绝食，只是一种姿态，已经和绝食的以死抗争毫无关系。而绝食就是作为姿态，如89年的学生绝食，也必须有公开性。「在监狱里，没法具有公开性的绝食，基本上是要搞的鱼死网破，刺刀见红」在家里的绝食就显得不可理解。至少，绝食没有公证，没有监督。你在互联网上声明你绝食了，就可以大功告成。绝食又搞什么接力。抗议可以搞接力，但绝食是个人行为，正像吃饭，睡觉不可能搞什么接力一样。最为荒唐的是高智晟居然公布，有多少人化名，匿名的在家里绝食。

高智晟 每天一个公告。先不说他所说的多次对他的暗杀如：「高智晟披露了其夫人接到的神秘电话：中共高层已下令实施从健康上至高智晟于死地的秘密方案。该方案扬言： … 不出半年，就能让高律师得上一种致命的病，也可以让他的全家精神崩溃。」什么每天在他的家门口，有上百的公安，十几辆车在监视他。他居然还拍了录像，在国外放，他照了几辆没有牌照的车，就说都是公安的车，公安连一个车牌都弄不到？ 政治如果说成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在战场上是可以不讲诚信的。但兵不厌诈只能对敌人，不能对自己人。

宣言中的：「中国历史又到了这样的时刻——必须有人敢于站在危险的锋刃上」也让人觉得难以认同。77个人绝大多数在国外，何来的站在危险的锋刃上？高智晟的风险也是非常小。他闹的动静越大，他就越安全，中共可能根本就不动他，如果动了他，这可能是他所希望的，他的名声反而会更大，中共最后可能是把他请出国外。站在危险的锋刃上的是那些跟在后面的小人物。

我对 「修改宪法维护基本人权宣言」的内容，基本是赞同的。但我不认为有必要，再搞什么接力绝食运动。就是作为促销也没有必要。 这次的绝食，同样是师出无名。「你们给中共一个180天，然后等中共不答复，就可以算作师出有名？」同样是不具有可操作性。「你们在宣言中的目标，基本就是共产党下台，难道你们要等到共产党下台，再结束绝食？」 中国的政治，当然不用等到黄河请，圣人出。那些把民主运动当作生意来做的人，精明的计算投入，产出，成本，风险。我们可以讨厌，但也不必过多指责。但，商业也有商业道德，就是赌徒，拿一支胳膊，拿一条命来赌，也只能拿自己的手和自己的命。不能拿普通老百姓的手和命来赌。不负责任的搞一个又一个，没有明确目的的抗争，一次又一次的，搞没有可操作性的运动。为了什么呢？如果你们真的偏爱绝食。 为什么不再陈光诚这样的具体的事情上搞绝食？

张鹤慈24、6、06墨尔本

3月9日，在《爱琴海》网站被封杀的当天，在北京的著名时政评论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已经通过《苹果日报》，对这一突发事件作了评论：“最近，胡温政权打压媒体和严控舆论之不智，倒霉的不管是自由派，也波及左派。自《新京报》和《冰点》被整肃之后，自由派文化网站《爱琴海》也被杭州市网管封杀……”

在这篇《胡锦涛政权左右开弓》一文中，刘晓波说：“‘6．4’后，中共的既定方针就是坚定不移地‘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大陆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和开明媒体、自由主义网站一直是现政权打压的重点……无论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高调唱得多么华丽，但其现实统治却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只要对政权稳定这一最高目标构成挑战，它才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只要它觉得且权威遭遇挑战、政治稳定遭到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会推动它痛下狠手，管他左右，统统封杀。”

刘晓波，1955年12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8年获文艺学博士学位。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刘晓波以其天马行空般的一系论文，猛烈冲击了旧有的理论樊篱，被誉为文艺理论界的一匹“黑马”。1989年六.四之前，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他提前回国，全力声援学生民主运动。

当时，我在参与了北大学运后，因故准备离京。记得6月2日下午，在诗人王家新的陪同下，从西单王家新寓所出来，步行去北京火车站。我们路过天安门广场时，看见刘晓波与侯德建等人正在英雄纪念碑前的台阶上演讲、演唱。当时，广场上的学运高潮已经过去，但刘晓波凭着一位知识份子的良心仍坚守在那里，继续鼓励着人们的斗志……

这历史性的一幕过去已经整整17年了。17年后的今天，刘晓波先生与近期崛起的高智晟律师一起，已经成为当代的“中国良心”和批判极权主义暴政、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自由民主的旗帜。没想到的是，随着爱琴海事件的爆发，在“自由写作”理想的召唤下，我能有机会荣幸地与刘晓波先生站到了一起，为了共同的明天而奋斗！

2006年3月16日，一直密切关注着爱琴海事件进展的刘晓波在北京的家中，撰写了《爱琴海 自由的海》这一雄文，给正处于鏖战之中的广大网友网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刘晓波: 爱琴海 自由的海

在胡温政权严控互联网的一片肃杀气氛之中，大陆网络上已经找不到几家敢言的网站了。

经朋友介绍，我游向“爱琴海”。

爱琴海，令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蓝色和自由；进入这片网络之海中的蔚蓝色，首先跳入眼帘的是表达网站宗旨的四句箴言，如同一片蔚蓝中最醒目的白色浪花：

在麻木中催生觉醒

在谎言中说出真相

在腐朽中孕育重生

在黑幕中寻觅希望

“催生觉醒”是启蒙愚昧和麻木，“说出真相”是戳穿制度性习惯性谎言，“孕育新生”是化腐朽为神奇，“寻觅希望”是以乐观的信心面对未来。

再看网站的形式和内容，偏重于文学性和文化性。站长林辉先生介绍说：爱琴海致力于中国新文化力量的凝聚，及时上传国内文化界的民间活动，发表作家诗人们的优秀作品、提携新生代文学青年，面向海内外举办诗歌、散文的大奖赛。但由于封杀，最近的两个文化活动将无法继续，爱琴海网与香港银河出版社联手的“中国桂冠诗丛计划”也被迫搁浅。

同时，爱琴海致力于对社会现实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设有每周评论、专题专访、民间立场、思想前沿、时代导读、汉诗天空等专题；所以，爱琴海并不回避敏感的时政事件和敏感人士的言论，主页的重要位置常常留给被封锁的敏感事件，如刘宾雁辞世、冰点事件；放在最醒目位置的定期更换的文章，大都是尖锐的批评性文字，比如余杰、龙应台、秦晖、何清涟、王怡、刘晓波等人的文章。

总的感觉，严肃而温和，高雅而锐利，活力而包容。更重要的是：独立。

正因为如此，爱琴海网迅速在中文人文网站中脱颖而出，吸引了大批热爱文学和关注严肃问题的网民们，正处在欣欣向荣的急遽上升时期。自从第一次浏览了爱琴海之后，我也像其他喜欢蔚蓝色的网民一样，每天都要上去“畅游一番”。

然而，爱琴海被封杀了！正如冰点被停刊一样！

中共当局就连这样一家相对温和的人文性民间网站也不允许，让我再次领教了什么叫老大权力的小肚鸡肠；浙江省网管部门提供的封杀理由，也让我再次见识了中共新闻管制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的蛮横。

可恨吗？当然可恨。这个仇视民意的政权，什么时候主动地倾听过、尊重过民意？什么时候在乎过、保护过民权？民意所爱正是官权所仇！民权所争正是官权所夺！

可笑吗？当然可笑。但一向自奉为“伟光正”的傲慢官权，天生就患有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它什么时候意识到过自己的丑态百出？即便是偶尔意识到了，也要假装一脸镇静、满不在乎。在官权权威大幅度贬值的今天，它早在遍地开花的民间戏谑中练就了一身“滚刀肉”。正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

据林辉先生介绍，爱琴海网被当局封杀过三次。第一次封杀是因为官权不喜欢网站关注“冰点事件”；第二次封杀是因为官权特别恐惧“蓝色道路论坛”中的部份帖子过于敏感；第三次是新闻办出面的“终极封杀”。当日，网站总编辑力虹去当局交涉，试图通过沟通商榷来解决问题，得到的却是官权的冷酷回应。

执行封杀的浙江有关部门辩解到：爱琴海“在向有关部门备案时所提供的电话和地址均是虚假的”“他从办站伊始，就在有意逃避有关主管部门的依法监管”和“大量转发境内外时政新闻报导”。然后拿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于联合颁发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引证其中的第5条来说明是依法关闭。该条规定：“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

首先，按照国际互联网惯例，只要申领到ICP（营运）证，任何一个网站都是合法的，理应受中国宪法的保护。但对中共来说，与国际接轨只意味“要美元而不要自由”，要“大国崛起而不要人权落实”。

其次，时政新闻乃公共信息，与民众生活、社会公益息息相关。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信息，每一个公民也应该享有知情权。媒体提供的公共信息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独家新闻，一类是转载新闻。独家新闻非但不怕转载，反而转载频率越高越好！世界上的所有媒体都会“转发境内外时政新闻报导”，只要在转载时标明出处即可。

然而，《规定》居然明目张胆地实施信息发布权的独家垄断，把时政新闻的发布权授予所谓的“新闻单位”，而对所谓的“非新闻单位”则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稍微了解点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被授权发布时政新闻的“新闻单位”大都是“党的喉舌”，而无权发布时政新闻的“非新闻单位”大都是民间网站。

就在“爱琴海”被封杀一周后，停止滚动将近一个月的“世纪学堂论坛”再次开张，但网站贴出的《世纪学堂公告》称：

“世纪学堂从即日起参照同类网站的管理方式，实行事先审贴制。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联合颁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世纪中国网（包括世纪中国系列论坛）不属于有资格登载或转载时政新闻的网站，请网友们不要将有关时政贴发到学堂。

由于学堂的版主皆非职业版主，不一定随时在线，主贴审核会有一些时间延误。因此给网友们带来的不便，我们深感同情，恳请大家谅解！2006年3月15日”

显然，《规定》第五条已经变成所有非喉舌媒体和民间网站的杀手，但即便按照中共人大制定的《宪法》、《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来衡量，这“规定”也是典型的行政违法：一，违反了《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规定；二，违反了《立法法》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第九条：“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国务院无权制定行政法规。三，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审批属于行政许可，而《规定》第五款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是非法之法，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

胡温政权对大陆的独立民间网站的封杀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江泽民主政时期。最敢言的“不寐之夜”和“民主与自由”，在被关闭几十次之后，已经在大陆网络上消失；相对温和的“宪政论衡”、“一塌糊涂”、“文化先锋”和“真名网”，也一个个消失在黑幕中；2005年9月30日“燕南网”贴出“整改通知”后，直到今天还没有整改完毕；就连自律严格“关天茶色”也麻烦不断，动不动就显示“找不到网页”，甚至连个人博客也要封杀。

在如此大面积的封杀行动中，“爱琴海”当然在劫难逃。但在这次力量悬殊的官民的对峙中，无权无势的“爱琴海”同仁并没有消沉。3月9日，他们在网站被封的第一时间发出公开呼吁《爱琴海网被封杀，紧急呼吁全球华人声援支持！》；3月13日，爱琴海网友组成“维权声援团”，发出第一号通告；爱琴海站长林辉和总编辑力虹先后表达公开抗议；愤怒的网友纷纷撰文谴责当局的封杀，境外媒体也跟踪报导“爱琴海事件”。

在爱琴海同仁的抗争和海内外舆论声援的压力下，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和省通讯管理局不得不在3月15日对爱琴海事件作出回应。但爱琴海同仁和网友并不认同当局的狡辩。力虹在接受采访时说：“看完这篇东西，我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克格勃’的气味！”

同时，民间抗争的目标也开始指向《规定》本身。署名“天理”的网友发出《“爱琴海”网站被关闭的官方说法与网友的质问！》；宪政学者陈永苗发表《彻底打倒关闭“爱琴海”网站的官方依据》文章；维权人士李健提出《关于审查“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建议书》；林辉先生在《爱琴海，不是围墙中的海》指出，封杀爱琴海是“不合程序的关闭”、“不合人性的封杀”、“不合情理的举动”、“不合潮流的规则”，可谓掷地有声的抗议。

尽管，我对爱琴海在短期内开禁并不乐观，但我仍然对民间的网络维权前景抱有乐观的希望。我认为，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一次次官民博弈，必然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喜的是，民间的网络维权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平静、理性、善意、乐观、明亮的气质，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或一夜聚变的革命，而致力于持之以恒的韧性抗争，一点点地消耗掉寡头独裁的残存合法性资源，一点点地扩大民权运动的道义资源。

以争取自由权为核心诉求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可以是低调的平和的，却是坚韧的有力的；尽量争取以法治化的形式展开，包括不间断地推动一系列恶法的废除或修改；尽量激励“沉默的大多数”敢于发声，使独裁政权对人权的每一公然践踏，皆要遭遇到来自民间的反抗。坚持关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维权方式，依靠个案维权的持续积累而逐渐赢得更多的民间支持。

面对黑箱政治和秘密警察式打压，民权抗争的最佳方式是坚持公开化原则，这既是挑战恐怖政治的最有力方式，也是清除厚黑政治和犬儒道德的有效良药；既是民间的尊严和勇气的展现，也是对民间自身局限性的反省，更是向所有死难者和受害者的忏悔。

也就是说，用公开化的良知来确立民间的尊严，来表示对恐怖镇压的蔑视，来克服内在恐惧的自戕和地下心态的阴暗。而民间良知的公开化，也是对官方执法者的职业操守和执法水平的考验。正如林辉在《让政治还原成每一个人的政治》中所言：“我们当前要做的首先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自由、正义精神的强大个体，并以自己的丰满和真诚去点燃每一个被抑制的个体内心对自由、正义的渴求，让正义与自由像一条精神的河流在绝大多数人中间流动起来、浩荡起来，成为无法阻挡的力量和人类精神的美丽景象，同时感化或涤荡那些想阻挠人类进步、谋求独断利益者。”

是的，对于反抗独裁的自由事业而言，只要独裁存在，耻辱就不会消失。在独裁下生活了几千年的国人，确实已经错过了太多挽救个体的民间的尊严的时刻。但今日的民智已经不再愚昧，民心也正在摆脱自我恐惧，民间勇气的任何一次爆发，不仅是在洗刷以往的耻辱，而且是在点滴积累地培植具有耻辱感和谦卑感的健全民族精神。

昨天是为冰点呐喊，今天是为爱琴海发声，每一个体追求自由、捍卫尊严和洗刷耻辱的行动，无论何时开始，永远不会为时已晚！

爱琴海网站是民间诗人的网络家园之一，总顾问是著名诗人北岛，囊括了一大批中国著名诗人，如邵燕祥、芒克、王燕生等。诗人的家园可以被封杀，但诗人心中的蔚蓝色不可能被污染。

爱琴海，诗意的名字，让我想起天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信的一段话：“我不喜欢大海。……那么大的地方，却不能行走。”（《老皮缅处的宅子》，苏杭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P341）女诗人对大海的感觉是独特而奇妙的，我对“爱琴海”的怀念是悲愤而欣慰的。无界的互联网比大海还宽广，它为整个世界提供自由流动的信息，也让公共发言越来越平民化大众化。蛮横的官权可以暂时封锁爱琴海等网站，却永远无法封住觉醒灵魂的自由行走。 （完）

此文在《民主中国》首发后，立即被海外数不清的媒体与网站迅速转载。因为刘晓波先生的权威性和号召力，此文的发表将爱琴海事件提升到了全球华人舆论的制高点，并更多地引起了西方主流媒体及舆论的注意力，对于推动爱琴海事件的后续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6.6.24.宁波

《民主论坛》首发

   当我在这个夏天被陈光诚牵动思绪，为他敢于向强大的邪恶势力说不的行动感召时，我一次次产生为他写作的冲动，但这些冲动又被我一次次压下去了。因为我觉得相对于陈光诚的维权行动，我所能写出来的任何文字，其分量都实在太轻了。当我终于克服内心的自卑决定把我的浅薄文字诉诸笔端时，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温家宝这个名字。
    其实我2003年还写过一篇《胡愚文与李肇星有什么关系》的文字，记录了生活中的一种荒诞。胡李二人素昧平生，是八秆子本来打不着的关系，一个是上海的普通公民，一个是中国的外交部长，因为李某天要到上海开一个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名字的会议，居住在上海的公民胡愚文竟然遭到警方传唤、并因此被拘留。说起来十分荒诞，警察传唤、拘留胡，仅仅因为胡此前一直坚持公开向上海警方申请举行反腐败游行。胡申请游行与李沪上开会本来毫无关系，但上海警方硬是找到了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把胡拘留起来就可以让李更好的开会，反过来也可以表达为，为了让李更好的开会，胡必须付出被拘留的代价。警察就是这样把胡李两人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跳出这个荒诞逻辑，回到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中，李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姓胡的人因他而坐过牢，而胡今生也可能不会去找李讨要这笔无端为其承受的坐牢损害代价。但一只看不见的手，为他们建立起了荒诞关系。
    陈光诚与温家宝也互不相识，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并不荒诞，但一只同样看不见的手，扭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一次把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是今年早些时候，突然听到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播说，纽约《时代周刊》评选了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其中有五位华人入选，在介绍温家宝之后，那位漂亮的女主播说，另一位是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这一天温家宝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更无法知道温在获知这个消息时的心情。但我知道那个时候，陈光诚正被山东临沂地方的邪恶势力画地为牢软禁在自己的家中。凤凰卫视之所以播出这个消息，是因为陈光诚被山东当地的恶势力重重围困、并严密封锁消息，电视台还无法及时得到有关部门的“敌人名单”通报，还以为陈是温的朋友呢，还不知道陈温二人之间的荒诞关系。我当时就在想，温知道自己获得了《时代周刊》的荣耀后，是否打听过与自己同登人物榜的陈光诚是谁？
    温家宝是号称负责任的大国的堂堂总理，陈光诚是居住在山东农村的区区小民，温眼下马不停蹄的走访非洲七国，向遥远的非洲传播来自中国的善意、解释什么叫和平崛起、消除中国崛起带来的敌意、给那些国家布施经济援助，而陈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他70多岁的老母亲和3岁幼儿在首都北京被野蛮绑架回到山东、有病无法及时得到医治、在自己的家里被无限期软禁。温出访结束回到国内，得到的是鲜花和掌声，连出租车里听到的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也显得格外兴奋，但此时陈却在遭到长期软禁、继而遭到绑架、神秘失踪190多天后，又被正式逮捕，投进大牢。温在向非洲小国传播大国的威仪，受到热情款待，陈在维护基层草根的基本人权，受到野蛮的恐吓与暴力威胁。温陈二人的行为和处境，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其间绝无相似之处。
    因为不了解更多的信息，我这里不便评价温家宝非洲之行的外交价值，但我可以肯定陈光诚为基层民众基本人权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他是一个盲人，但他比许多睁大眼睛的人看到的更多，使更多有眼睛的人通过他才能看清我们的现实；他是一个生理上的弱者，但他的精神比许多生理不残疾的人更健康、也更坚强，肢体健全的人甚至还需要从他身上获得力量才能站立起来；他处于社会的底层，力量弱小，但他不甘放弃自己的公民责任，挺身而出捍卫人权，使那些养尊处优、苟且偷生之士的任何说教与辩解黯然失色；站立的陈光诚成为时代的骄傲，而在权贵面前下跪的有识之士则默默忍受着自己应得的耻辱。
    写这篇文字，只是希望温家宝有机会认识陈光诚，了解他的事迹，在内心深处那怕为陈光诚精神稍微感动一下。因为践踏陈光诚及其村邻们人权的，正是温家宝的部门，他们执行的是作为政府首脑的温家宝的政策。尤其现在宣布将陈光诚逮捕、关入大牢、进行暴力恐吓的，是温家宝的手下，那些还在继续对陈光诚的家人实施围困和恐吓的，也是属于温家宝的人。至少，看在陈光诚与温同登《时代周刊》人物榜的缘分上，希望温家保能够在出访非洲之余，也过问一下自己土地上的生活着的人，关心一下他们的生存处境、人身安危和遭遇到的迫害，制止和纠正自己部下的野蛮行经，将陈光诚与温家宝之间扭曲的荒诞关系拨回正常状态。我觉得这比出访非洲也许更有意义，比在外交场合高谈保护人权更为实际。
                                    2006-6-25

美国总统布什说，1956年反对共产主义的匈牙利革命是世界应该记住的一个教训。布什总统在一座充满了历史记忆的山丘向匈牙利人民发表了讲话。

布什总统从布达佩斯盖勒特丘陵发表讲话，从那座丘陵上可以俯瞰布达佩斯的街道和贯穿这座城市的多瑙河。

*以希望开始以流血而告终的一天*

此情此景令人耳边回想起将近50年前匈牙利领导人纳吉的讲话。 那一天人们充满希望迎接它的开始，最后却以流血而告终。

1956年11月4号，苏联坦克轰鸣地开进布达佩斯，镇压10月23号开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匈牙利总理纳吉通过广播宣告这场短暂的匈牙利革命受到镇压。

*盖勒特丘陵历史的见证*

苏联军队从盖勒特丘陵上的一座宏伟的城堡用迫击炮轰击布达佩斯的各处目标，布什总统讲话的地点距离当时开炮的位置相隔不远。

布什说：“就在50年前，人们在这座山上见证了历史。”

布什总统说，当年匈牙利人民就在这座山脚下向世界宣告他们拥有自由，但是苏联红军却夺走了他们的自由。

*布什：对自由的渴望不能扑灭*

布什说：“他们镇压了匈牙利起义，但是却没有扑灭匈牙利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当时，西方国家没有响应匈牙利人民要求，向他们提供援助。布什说，西方国家从此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必须帮助那些寻求自由的人。

布什说，匈牙利人民1956年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世界树立了典范。

布什说：“通向民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你们仍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因为这是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

*布什：击败敌人要付出代价*

布什指出，匈牙利在巴尔干，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提供了帮助。他说，匈牙利人完全能够理解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

布什说：“伊拉克年轻的民主制度仍然面临顽固的敌人；这些人不惜使用暴力和残忍手段组织人们争取自由的步伐。击败这些敌人需要付出代价，也持续的耐心，也就是优秀的匈牙利人民在1956年革命之后表现出的那种耐心。”

这次讲话是布什总统这次短暂的欧洲之行最后的一项活动。

布什此行的第一站是维也纳，他在那里出席了欧美首脑会议。布什跟欧盟各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伊朗、贸易、能源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的问题。

钟南山院士的笔记本计算机丢了，接着又找回来了。这件事能够成为新闻，首先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本本丢了，根本就不可能再找回来，比大海捞针容易不了多少，因此属于低概率事件。至于有人认为在整个过程中院士的特权在起作用，还有什么勾结一类的事情，我就暂时当作心理阴暗者的臆测了。最有新闻价值的，是钟院士在找回本本之后的言论。

钟南山在被抢之后深感社会治安之乱，呼吁采取措施。据报道，

他还提出，广州治安状况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当时的收容制度还是比较有效地管理了流动人口，自从废除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另外，

他根据自己朴素的判断，提出了不同于主流宪政学者的观点：“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他呼吁用严厉的措施来改善广州治安，“其他讲太多也没用，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媒体要呼吁，我相信大多数老百姓会拍手称快的。”

看完了之后除了惊讶之外，还有不小的收获。以偏概全不对，但钟南山在专业以外的水平真的不过如此。收容遣送制度不管在一些人心目中是多么的美好，被废除是必然的。它既不符合世界的现状和潮流，也不符合现行宪法的原则。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如何维护社会治安，需要钟南山这样的高人去思考，问题是他没有什么思考，只有和愚民一样的见识。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不但是倒退，而且代价巨大。国内且不论，国际上就很麻烦。君不见，我们不是常常感谢一些不入流的国家在人权方面对中国的支持吗。支持什么呢？我们总不能让那些宝贝去支持收容遣送制度，那样难度也太大了，太让朋友为难了。

至于钟南山说，“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这更是超级的无知。人道、人性和以人为本，其对象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人。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也包括坏人。对有罪的人怎么办？只能经过审判，确实有罪者，给予法律的制裁。以好人为本，就是可以预先把一个人假定为坏人，然后不把他当人。钟南山没有察觉，但他本人不乏这样的倾向：“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这不但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而且根本就没有公民意识。解决城市流浪人员的问题，除了收容之外，还有扩大就业和社会救助。对于这么多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却为了一只本本要在他们没有犯罪之前就把他们“送进去”，似乎不合情理。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

尽管钟南山在抗SARS的过程中表现出色，但我认为他没有从中得到关于生命、怜悯、善和仁爱之类的感悟。钟南山是学医的，也许不太重视古代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不太重视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但是，钟南山应该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应该知道扁鹊、华佗、张仲景和李时珍，应该知道这些前辈留给我们的除了医术之外，还有医道。

到现在为止，我对钟南山院士仍然存有敬意。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说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连钟南山都这样恶狠狠地说话，请允许我做出这样的推测：各种社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有这么多人呼吁“重典”，说明我们并没有处在盛世之中。因此，与其大搞政绩工程，不如多投入人力物力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对于名流和学者，这是我最后的惊讶。人是会犯错误的，名人也是一样。钟南山是在专业之外无知，还有人在专业之内也不甚了了。现在还在凤凰台出镜的台湾的赵少康，就曾经把罗兰夫人说成是罗曼•罗兰夫人，北大的王铭铭所校的译文也把孟子译成“门休斯”。曾有网友认为，孟子变“门休斯”只是一个疏忽。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在学术高度政治化、商业化，高度浮躁的今天，低级的谬误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已经不像话了。感谢钟南山院士，他让我彻底放弃了对名人的幻想。

李宁牌运动服广告有这样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2006.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