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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的40周年。那个年代什么都新鲜，什么也都不新鲜。儿女喊砸烂父母的狗头，在什么时候都是新鲜的事，在那个时代就不新鲜。我与胡乔木的女儿一起喊过砸烂胡乔木的狗头。且听道来。

1966年的12月，我从新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乘大串联的余风，跑到北京学习文化革命的真经。某日，见马路上张贴的海报说北京钢铁学院今天批斗胡乔木和反动电影《清宫秘史》。当时的报纸上说：毛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刘少奇却硬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胡乔木为刘少奇帮腔，也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便跑到北京钢铁学院参加批斗胡乔木。

我对胡乔木感兴趣，除了他是毛的秘书却说他反毛帮刘外，还因为我读过他的词。那词，写得棒极了，有豪迈气，至今我还能背出一些。

彼时还有一个赵朴初，写散曲《某公三哭》，脍炙人口。我后来还仿效写了《某妇三哭》、《某君三秀》。此是另话，打住。

北京钢铁学院大操场上人山人海，都是来批斗胡乔木的。我在离批斗台20来米处就挤不过去了。台上的胡乔木是隔了40余年后我记忆犹新的人物，还站了那些牛鬼蛇神，现在全都记不得了。胡乔木戴尖顶高帽，上书什么字则忘了，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似乎是“刘少奇的吹鼓手”之类的字，胡手里还举着一根长竹竿，上面系着长长的白纸条，类招魂幡，为卖国主义、清王朝招魂的意思。一溜戴白纸高帽穿深色衣服的人手举招魂幡，白幡纸时而迎风飘舞，时而垂挂脑袋脸庞肩身，要不是青天白日、太阳底下，人头攒动，还真有点阴间的味儿。上台发言批斗的人很多，具体的都记不得了，还有印象的是两个场景：

一是主持人与胡乔木的一问一答。主持人问刘少奇对《清宫秘史》说了什么话，胡乔木就回答。那时批斗的通例，是问了，绝对要回答，哪怕问得毫无道理不着边际，也得回答。如：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答：我反动。再问：你为什么反动？这就不大好回答了。但必须回答，不然就是态度不好对抗运动。所以，胡乔木是有问必答。问答的具体内容现在已毫无记忆，但总的印象是问的没有水平，胡乔木答的模糊，不得要领，不是报纸上披露的那样明确无误。好在一旁总有一领喊口号者不时高叫口号，操场上几万人齐声呼应，山摇地动。这叫造声势，是彼时任何地方、任何大小的批斗会比法定还严格遵守的节目。胆小的牛鬼蛇神会被这群众的革命威力吓得屁滚尿流。这就让胡乔木的模糊得以蒙混过关。那口号除了万岁、打倒之类外，还有一个口号是“砸烂胡乔木的狗头！”

凡喊口号，台上的牛鬼蛇神一定要一起喊。喊口号时人人握拳伸臂，以助气势。这是人性本能，似乎全世界皆然。不过，这在中国的彼时已属于条件反射的行为，无论贵为二号人物林彪，贱为乞丐，一喊口号，一定握拳伸臂高举过头。连当今皇上毛泽东其实也例外不了。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自然会有点不好意思，不跟着喊，但他会接着喊“同志们好！”“人民万岁！”这个时候，他也会伸臂向前那么一拢过来，大约是“统统的”意思。胡乔木彼时当然得跟着喊口号，只见他一手举竹竿招魂幡、一手握拳伸臂过头，嘴里念念有词：“砸烂胡乔木的狗头！”喊打倒自己的口号我彼时认为是正常的，砸烂自己的狗头则是我第一次看见人如此作践自己。我气愤不起来，只感到有些滑稽。

另一个场景是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老爸。胡女是一个很文静的大姑娘，长得很秀气，据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胡乔木被拉到北钢批斗，是得惠于其女在北钢读书。彼时，这是一种风气时尚。胡女发言最后也喊口号，口号中也有“砸烂胡乔木的狗头！”女儿要砸父亲的狗头，这在彼时的我更难接受。彼时的口号是一组一组的，毛万岁、毛思想万岁、毛路线万岁……这叫基本口号，就有五、六句，再加上具体的打倒人事，总有十几句。胡女尽可多喊几句“坚决打倒胡乔木！”之类，免了这句砸烂狗头，应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她为什么就不呢？我不感到滑稽了，说不出味儿来。

胡乔木外形给我的印象与写词的豪迈气迥然不同。他是一个小老头，大约才1.6米高，没戴帽子，穿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脸色阴沉，抿着嘴巴。我没有恶感。批斗结束，游斗时，他举着招魂幡经过群众夹道，到了我面前。我看他看得很清楚。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有人领呼“砸烂胡乔木的狗头！”时，我也握拳伸臂过头，跟着嘶喊。恰好胡乔木走到了我的跟前，我的拳头几乎伸到了胡乔木的鼻子底下。胡乔木双手举幡，目不斜视低头看路前行。彼时的场景气氛，是由不得你不喊，或者说，你必须喊，你自然会喊。没法子的。是人性吧！

回想这一切，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胡女彼时领喊“砸烂胡乔木的狗头！”不由自主的缘由.

转眼之间，文革竟过去40年了。

这个大脑被切断电源，嘴被贴上封条的民族，对那场政治大动乱的理解和评价，仍然是文革结束后统治者钦定的那些教条。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社会（包括民间社会）的主流思想。文革中被“造反”运动一度打倒的共产党权贵们，不仅对起来反抗他们的民众采取了即刻的血腥的报复，而且利用从党决议到报刊宣传的一切机会和手段，“彻底否定”文革。文革结束后这30多年的历史，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在文革研究领域“全面专政”的历史。少数民间思想者提出，文革不能彻底否定，要从这个浩劫中分离、抢救出有价值的部分。但是，这种思想始终受到官方的敌视。因为文革中有价值的部分，正好是官方最仇恨的部分——人民趁机造反。

我是一位文革的亲历者，从身受迫害到参加造反，直到亲临武斗现场，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亲身经历告诉我，文革那种席卷全国各个阶层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并非一种不可思议的麻醉与疯狂。近一二十年以来，中国人性的普遍堕落已是不需要如何争论的事实。文革发生于中共建政后第17年，那时，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较为人性的文化、思想、道德还没有被共产社会扫除干净。那个时期的人，要比今天的中国人更正直、温和、诚实、勇敢。官方学者很愿意把文革描写成一场大疯狂，但这是经不起讨论的。我们很难想像，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人民在一瞬之间患了集体疯狂。文革之暴烈，自有其深刻原因。

毛泽东死后，“个人崇拜”轻而易举地被说成文革的动因。也就是说，文革变成一场宗教痴迷者的“造神运动”和现代十字军。

中国人不是笃信宗教的民族。

一言以蔽之：民众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主要还是因为毛号召、支持人民反抗暴政。

文革的最重要标志，是合法“聚众造反”。中国素有聚众造反之传统，但在皇上支持下聚众造反的，这还是第一次。中共夺取政权后，各种小型的动乱、抗议和农民造反就此起彼落，不曾中断，不过是始终被严密封锁，不为社会所知。“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倒行逆施，造成了极其深重的苦难，特别是那场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人的人造大饥馑，在民众心中积压了极大的仇恨。现在好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打倒党内走资派”了，何不揭竿而起？

有人说文革是“奉旨造反”，有一定道理，符合相当多青年的状态。但对于已经感觉到剥削压迫的人们，应该说是“趁机造反”才更为贴切。这里我想举一个工人造反的例子：“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以1966年10月为标志，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文革的斗争矛头从共产党的传统敌人转向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官员。文革开始显示出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的特点。在这种气氛之下，一群工人成立了“全红总”。这个工人造反组织发展极为迅速，一个多月后就夺了官办“全国总工会”的权，进驻全总大楼，接管了原属于官方总工会的全部权力。江青等毛派代表人物对他们表示支持，想把这股政治力量引向毛的政敌。很快，发现工人们是在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的示威游行，公开亮出自己的口号，其中有“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这简直就是对共产专制的直接挑战。这个工人造反组织最后发展成在全国多省都有分团的全国性组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惧怕。自成立算起，不过3个多月就被当成全国第一号“反动组织”加以镇压。在各地，都有工人领袖被捕。刑期很长，几位主要领袖分别为20年、15年、10年。

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从与官方相反的方向否定文革。他们说民众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权分立等现代民主思想，并以此来否定其反抗专制的意义。这是很遗憾的。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还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行，只能说“维权运动”，尚不敢称之为“民主”运动，更不敢挑战极权制度，提出诸如“三权分立”的口号。如此，怎么能苛求40年前的先行者？由於歷史条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提出三权分立等完备的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们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构成了对“无產阶级专政”的致命威胁。

把文革简化为“个人崇拜”、“造神运动”，也使我们看不清“红海洋”底下人民的反抗。倘若今天中共最高领袖照搬当年毛泽东那些口号，指出圈地抢钱的那些共产党高官，就是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的特权阶级，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如果是这样，试想民众会作何反应？

还会造反吗？——为什么不？当然要趁机造反！

还会搞大字报大批判吗？——不会了，抓住贪官污吏当场处决！

还会“誓死保卫某主席”吗？——当然，如果他支持人民并遭到党政军既得利益者的围攻和威胁！

如果是这样，难道也是因为“个人崇拜”吗？

拨开“个人崇拜”、“奉旨造反”的表面现象，激动过千百万民众的文革，存在著自己真实而深刻的动因。其实也很简单，文革中的造反，是毛和人民的一种互相利用。毛有意识地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仇恨，把矛头指向他的政敌。人民无意识地利用毛的崇高威望，一举推翻了共产党大小官吏。然后，毛再利用军队镇压了人民，重建了一个清除了政敌的共产党。毛当然是胜利者，但人民也可以从失败中看到自己争取自由的伟大的力量！

我始终认为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

有时候，简单化有利于暴露本质。

2006年春

──《观察》首发

_{五四时期暴得大名的胡适，因为一场开除学生的风波再次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

_{故事发生的地点：北大红楼。}

_{胡适用一生实践了自己题写过的这两句话。今天谈论胡适也应该有如此的精神。}

　　被开除的北大学生张厚载

　　上海学者吴洪森先生在“真名网”上有过两篇文章都涉及到张厚载。一次是读《京剧丛谈百年录》，说：“读了《京剧丛谈百年录》，我才知道，五四时期，有位北大学生名叫张厚载的，因为写文章批驳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京剧观，居然被北大开除了。这时离张厚载毕业只差两个月。”

　　另一篇是吴洪森先生的《五四领袖们为自由做了什么？》。文曰：“胡适也有污点。胡适乱骂中国京剧，说是腐朽文化的代表。北大学生张厚载写文章表示不同意见，胡适他们居然将张厚载开除，这时离张厚载毕业还有一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在北大校园立块碑，记载这件事情。警戒后来者以此为耻。”

　　张厚载的确被北大开除，但开除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是谁开除了他，吴文不但误导，而且还把目标引向了胡适。我特地找来《京剧丛谈百年录》，其中有关于张厚载的注释，抄录如下：“张厚载即张豂子，笔名聊止、聊公等。生于一八九五年，江苏青浦（今上海）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就旧戏评价问题展开争论后，为胡、钱等师长所不喜。一九一九年，他在上海《新申报》介绍林纾丑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的小说《荆生》、《妖梦》，被北大校方以‘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为由，开除学籍。”

　　周作人晚年回忆北大生活时，有一则也涉及到张厚载，不妨参看：“北大法科一个学生叫张豂子，是徐树铮所办的立达中学出身，林琴南在那里教书时的学生，平常替他做些情报，报告北大的事情，又给林琴南寄稿至《新申报》，这些事上文都曾经说及，当时蔡孓民的回信虽严厉而仍温和地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变下去，似乎也不能那么默尔而歇，所以随后北大评议会终于议决开除他的学籍。”

　　胡适与开除学生有关？

　　根据以上两条，我们知道，张的被开除，与他在《新青年》发表反对文章无关，更与胡适无关。吴文所谓“胡适他们”，至少是对胡适不负责任。我这里不妨是为胡适“辩诬”。如果我们读过胡适和钱玄同有关张厚载的通信，如果我们再对胡适的生平哪怕有个大概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学生和自己的意见不同，胡适就会把他开除，且不说胡适当时也没有这个权力。

　　就张的开除而言，《京剧丛谈百年录》和周作人的解释依然不够周备，而且避重就轻。张不但为林氏寄稿《新申报》，并连续在《神州日报》以“半谷通信”为名发布信息，声称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四人因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陈独秀辞职，人在天津，态度消极。而胡适等三人因校长以去就争，始得保留等。这无异制造谣言，扰乱北大。“蔡元培和北大评议会不得不于1919年3月31日将恶意损坏学校名誉、屡劝不改的学生张厚载开除学籍”。

　　开除的背后

　　张厚载自称林纾是自己的中学老师，两人有师生之谊。胡适对张厚载是邀其上《新青年》写反对文章。那么，对张的老师呢，这个新文化运动最顽固的反对派，胡适会是什么态度？

　　提起林纾，就不难想起他的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它们早已经被钉上新文学运动的耻辱柱。但，不要忘了，就文言白话之争，不是林纾骂人在先，而是新文化运动中人骂以叫阵。一个简单的事实，“桐城妖孽”出笼于1917年，而“荆生”“妖梦”已经是1919年了。其间，林纾对新文化中人的回答是很缓和的，他的意思不过是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西方拉丁文不可废，东方的文言文亦不可废。待至新文化人自感寂寞（连反对者都没有），便自导自演“王敬轩VS刘半农”（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的双簧，其实是自己攻击自己，然后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再反过来变本加厉地回击。林纾一步步被“逼上梁山”。你投之以“妖孽”，我报之以“妖梦”，林纾开始出格了。

　　《荆生》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则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约为兄弟，力掊孔子”，当然还攻击文言文。于是荆生破墙而出，将三人痛打一顿，让他们滚下山去。小说这样描写胡适等的丑态：“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胼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莫腰痛欲裂。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而《妖梦》状写的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即胡亥，隐指胡适。

　　对此三鬼，小说让“罗睺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并让他们化为臭气熏天的粪便。并声称，这些“无五伦之禽兽不可放，化之为粪，宜矣”。

　　这样的小说作法实在为人不齿。但，不为今人所知的是，林氏毕竟还有出人意料之举。

　　当他的小说受到批评后，“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这是陈独秀的话，这位“老革命党”也不得不称赞林纾，“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这话没错。

　　胡适的宽容

　　胡林之间，林纾是骂者，胡适是被骂，他不需要反躬。

　　他的姿态，可以圈点的主要是这两点：一，当林纾1924年去世时，胡适主动在《晨报》发文纪念。文章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为了给林琴南一个公平，胡适特地抄录了他的五首白话诗，以证明“当日确有一班新人物，苦口婆心地做改革的运动。林琴南先生便是这班新人物里的一个。”比照是现成的，当刘半农得知林的死讯，从法国来信，犹愤愤言“他要借助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

　　钱玄同接过话头，更是峻急有加：“我底意见，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奴，至微至陋’的东西。”最后，还来了一声“呸”！

　　二，1928年春，在上海的胡适写信给《京报》，提及报纸副刊最近发表的一篇小说《燃犀》。其中引了胡适的诗句，胡适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写的是自己、林琴南和蔡鹤卿（何识时即胡适之，凌近阑即林琴南，来河清即蔡鹤卿）。这篇小说本是当年林琴南用谐音指称人物并贬低人物那一路，属寓言体。林琴南在小说中便是一个被贬损的对象，而其手法也就是当年林琴南对付胡适他们的那一套。可是，胡适对林琴南糟踏自己的作法从未置过一词，但这次这个叫“园丁”的作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胡适却特地写信给《京报》并请转达作者。

　　从事实角度，胡适指出：“当陈独秀先生做北大文科学长时，当蔡先生去北大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当教员。”至于小说中的人物贬损，胡适说：“林琴南并不曾有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为骂过自己的人辩诬，这又是一种什么人格呢？

　　林琴南地下有知，不知将作何想？

　　◇历史文档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

　　■链接

　　1919年2月，《神州日报》发表北大学生张厚载《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无风不起浪，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阳建议用教务长取代学长。蔡元培还没有采纳，张厚载便迫不及待将此消息公布。

　　陈独秀、胡适等人名气很大，张厚载的流言立即被上海等报刊转载，《神州日报》一时走俏。张厚载见陈独秀缄默，3月初，又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3月10日，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还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3月中旬，陈独秀也公开批驳张厚载。胡适和陈独秀公开驳斥张厚载谣言后，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并依据大学规程，令张厚载退学。

　　每次走过天桥，碰到卖旧小人书的，我总会驻足良久，有时也会掏钱买下一套来。不过，不会再去翻看它。最多是在找其他书的时候，眼角扫过它们，怕再滋生出矫情的喟叹，便急急将眼光移到能创造剩余价值的书上。媒体爆炸的时代，怀旧是一种奢侈。

　　再次见到《虾球传》时，我又有了类似的感觉。《虾球传》是一本怎样的小说？相信看过它的同龄人，无需我再介绍。当年，我们都曾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过；而没看过的年轻一代，估计我说得越啰嗦，他们越没有阅读的兴趣，哪怕它现在又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列为“小说老店”系列重新出版。

　　《虾球传》原来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连载体小说”:1947年开始在夏衍主持的香港《华商报》副刊上连载，原计划写四部，但写了三部后，因作者黄谷柳先生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加入“革命队伍”而停笔。1985年，花城出版社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虾球传》，小说同时被改编为话剧和八集电视连续剧(当年，由成方圆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游子吟》曾唱遍街头巷尾)。从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红色经典”，因为它讲述了香港草根少年虾球从一个“马仔”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传奇性经历:从“黑”到“红”，这倒有点像后来的郭靖，他也是先混黑社会，后再“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侠之大者”的。

　　虾球的经历，不可谓不曲折。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也在于通过虾球的视角，详尽地展示了上世纪四十年代香港特有的殖民地景观，无论是对黑社会组织结构、入门行规、黑话手势的介绍，还是对水上人家和下层工人生活的展示，都较为真实可信。

　　但阅尽武侠，再看虾球，他的英雄故事，除了令人触发一点童年的记忆，实在再也掀不起内心的一丝波澜。而作者所采用的那种凉白开般的通俗性叙述，在今天，已造成了新的“阅读障碍”。也许有人会把这一切都推到“时代局限”和连载体小说的“体裁局限”上，但别忘了，早在《虾球传》之前26年，鲁迅的《阿Q正传》也是“连载小说”，而中国的白话小说发展到《虾球传》时代，沈从文、张爱玲等大师早已奠定了文学史上的地位；即使就通俗小说而论，张恨水的艺术成就，也远在黄谷柳之上。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价六十年前一部通俗小说的艺术成就，既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也有失厚道。作者黄谷柳先生也因为他的艺术创作被划为右派，一生历尽坎坷。但既然现在有人不止一次地要把《虾球传》列为经典，那就有必要让读者明白，它属于哪方面的经典，它的经典之处在哪里。这样，才真正有利于我们对“经典”的客观认识。就像当年，少年的我第一次看完《虾球传》时，总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老牌的“反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他们怎么可以允许这样的进步小说在报纸上连载？

　　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成问题，但有时，不成问题的问题，往往又是更大的问题。

　　《虾球传》，黄谷柳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版，24.00元。

　　思想在思想家足下

　　只有结合萧公权一生的游历，才能看出这位著名政治思想家的学术脉络
　　
　　　　
　　1968年5月31日，萧公权为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讲毕“中国政治思想”最后一课，即兴发表了简短的告别演说:

　　“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的珊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

　　据《论语》，“从心所欲”之年在七十岁以后，这一年，萧公权七十二岁。他虽自谦“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然步趋古圣的心愿终未落空，老怀可慰，实无遗憾。又过了十二年，萧公权才真的“悠然而逝”，去赴那十二万余年的“约定”。苏轼尝云:“逝者如斯，而未曾往也”；然则不妨说，斯人虽逝，犹有“未曾往”者存乎天壤间。此所谓“未曾往”者，其人之行迹与著作也；走过必有痕迹，著述或寿于金石，俱有不能磨灭之义。
　　
　　万里寄踪之迹

　　萧公权，本名笃平，字恭甫，号迹园。江西泰和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卒于1981年。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赴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先入新闻学院，不久，转入哲学系。1922年，本科毕业。1923年6月，获硕士学位；9月，入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院肄业。1926年，获博士学位；8月，归国。明年，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在伦敦与纽约同时发行。据萧氏弟子汪荣祖转述其师的“夫子自道”，则谓，作为不群不党的学者，萧公权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其博士论文“高于时贤”的出版规格大有关系。

　　1932年，接受清华大学聘书，入政治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因萧公权系从哲学转入政治学，同事认为他不是“科班出身”，不免有些轻视。张奚若就在课堂上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萧某讲中国政治思想，不过是“捕风捉影，大言欺人”。此后，相处既久，嫌猜渐泯。但是，1940年，张奚若上书清华大学校长，谓萧公权“出于计较个人小利”，于1937年“休假逾期不归”，敦请校方追究萧公权的违约责任，并应索还其在休假期间领取的薪金和经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南迁，萧公权转受四川大学之聘；自此，直至1946年，在川先后执教于四所大学(除了川大，还有华西大学及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与光华大学)。1949年9月，赴美，出任华盛顿大学教授。自是，在华大任教十九年，直至退休。1957年，撰成《中国乡村》。1960年，此书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金”。1972年，出版自传《问学谏往录》与诗集《迹园诗稿》。1975年，《康有为思想研究》(英文)出版。1979年，弟子牟复礼(Frederik　Mote，美国史学家)英译《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卷出版。1981年，逝世。
　　
　　教学相长之书

　　萧公权总结生平，尝谓，读书二十四年(1902－1926)，教书四十二年(1926－1968)，“教学相长”，“心得其乐”；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教学相长”一语最妥帖的注脚。

　　萧公权能入南开大学，乃因原任教授徐谟辞职，经其堂兄萧蘧推荐，方为校方聘请。徐谟走后，留下一门“中国政治思想”的课，由萧公权继续讲授，此课并无现成讲义，只能“草鞋无样，边打边象”。新编教材也不能一蹴而就，只得一边备课，一边上课；其时，每周课时不过九点钟，备课却要花上五倍的时间。两年中，就这么“勤慎将事”，总算“平稳度过”，编出了初稿。

　　萧公权虽出身于哲学系，然博士论文与政治哲学有关，对西方“政治学观点”自有领会。他虽未正式受过史学训练，但自小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1902－1914)，依“六经皆史”之义，可说对中国史料的掌握与解读具有根柢；而所谓“历史学方法”，本就是舶来品，若对在美所学之“科学方法”加以变通运用，信能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萧公权从未以“思想家”自命，虽然他做的工作是研究“思想史”；而史家的工作态度恰应是“规范与冷静”，又何取于“尖刻”耶？况且，此书“定位”本是教材，自应多提供知识，少灌输判断；否则，写成一部政工版两千年儒法斗争史，或五四版传统思想黑暗史，那又有什么益处？当然，若论者所谓“尖刻”，并不指观点的一味“尖”新及非黑即白的“刻”板，而是用以形容识见的“尖”锐与深“刻”，则此书之“尖刻”程度，又非一般泛泛之作可望项背也。即以名史家缪凤林对此书的赞语，稍作申说，以为例证。
　　
　　石破天惊之论

　　缪氏称此书“谓法家思想与近世法治如两极之相背，真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按，萧书第一编述先秦政治思想，于儒、法两家之异同，剖析入微，立论至当。如“尊君”一事，儒家虽持民本观念，不承认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利，但其对君主之态度则视君主本身有否“道德”而定。贤如尧、舜，当然要尊他；恶如桀、纣，不仅不尊他，还可以造反推翻他。听起来不错，但这是将道德、政治混为一谈，“不脱古代思想之色彩”。法家则不然，其视君主本身为政治上“最后之目的、惟一之标准”，不论尧、舜、桀、纣，贤与不肖，只要他依法做了皇帝，便要尊重他的“势”，别说推翻他，就是妄议治法也是不当。

　　粗一看，法家思想纯为君主专制张目，毫无现代气息；其实，法家之意，乃谓圣人与暴君都是不世出的“怪胎”，与其“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反不如“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可见，法家之“尊君”，实则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是一种“含有近代意味纯政治之政治哲学”，当较儒家“尊君”为优。但是，法家作为一种“含有近代意味”的政治思想，在秦、汉以后，终被儒家遮蔽，未能主导中国的“现代转型”，原因何在？

　　萧公权认为，这是法家政治哲学不够彻底所致。他举柏拉图为例。柏拉图曾以“哲人王”(略当于吾国传说之尧、舜)治国为理想制度，后来发现，人类社会事实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理想人物，于是，改弦易辙，“更立法治之政体，欲以可守之良法代不可期之明君”，由此，才发展出近代欧洲的宪政理论。法家则止步于“君本位的法治思想”，不仅未能订立“制君之法”(今谓宪法)，商鞅、韩非之徒犹欲“人君之地位超出法上，其本身之守法与否不复成为问题”——当然，此种论调的产生，不得不受制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及国君与贵族争夺权力的历史潮流。而且，法家因反对儒家的“革命”说，一旦遭遇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局面，便束手无策；反观先秦儒家，保持有限“尊君”的灵活立场，一旦“天怒人怨”，则不妨以暴易暴，另起炉灶，转较“立法自毙”之法家为优也。因此，萧公权才说，法家思想虽具“法治”成分，但最大功用却是催熟了君主专制理论，“去近代法治思想，亦愈辽远矣”。

　　法家思想之前卫性不及柏拉图，灵活性则逊于儒家，因此，秦、汉以来，法家思想对吾国政治之影响渐趋微弱，其间虽有王安石、张居正之徒，奇峰崛起，与世相抗，终不过昙花一见，不足以改天换地。数十年前，曾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参与辩论之学者实繁有徒，政治意味虽浓，学术含量或曰学术热情其实也不小。盖自上世纪初以来，此类政学合一的大辩论已不少见，有心读者若忽略运动背后的政争意味，仅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加以检讨，亦非毫无收益。惟所见“评法批儒”各方立论，未有如萧公权所论之深切著明者，大皆貌似“尖刻”，实则“中和”矣。再，近年所见国人述论法家政治思想者，似亦未有超出萧氏昔日范围者。
　　
　　图:

　　《康有为思想研究》，萧公权著，汪荣祖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版，38.00元。

　　《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版，58.00元。

美国畅销小说作家丹·布朗继《达芬奇密码》之后的下一部作品再度推迟了出版日期，其出版商兰登书屋上周证实，该书在今年内肯定不会上市。

　　BBC援引兰登书屋一位发言人的话说，原计划今年10月或11月出版的这本新作，可能要迟至明年。而按照最初的计划，它可能早在去年便出版了。

　　这将是布朗的第五部小说，但该书书名和内容目前仍然是高度机密。

　　它本来有一个代号式的“工作书名”——《所罗门钥匙》(The Solomon Key)，据报已被放弃。布朗曾暗示，新作将以共济会为主题。

中共、北韩、越南和古巴，这四个仅存在地球的共产党的政治实体的「贫穷」地区。其中最穷困潦倒的莫过于是北韩了，这些年以来，粮食欠收，上下贪污腐败，以致造成数百万北韩人民活活被饿死，甚至有活生生吃下已死亲人的尸骸，这就是共产党。

就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在美苏冷战时期，由前苏联带头的共产党集团，算一算也有二十来个之多，如今在21世纪初，在全球只剩下四个共产党国家，正奄奄一息的存活着。如中国和北韩的边界地带，中共调动三万名正规解放军部队，加强防堵北韩难民越过边界，甚至更要防备有些北韩军人，携械逃亡进入中国境内。看来北韩共产党，是随时都会解体灭亡的共党国家之一。

由此看起来，北韩想要统一南韩已经是不可能了，倒是南韩政府已经策划准备好了，只要北韩国内情势动乱突然爆发，南韩政府马上就可以接手管理北韩地区，只要北韩易手的话，中共少了北韩这个国防安全屏障的话，也许下一个很快的就会轮到中共，相信有许多人和笔者一样，渴望早日看到这一天的来临。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把共产党扫进历史的烬尘之中」。

台湾主权独立，又简称为「台独」。「台独」是个思想，是一个理念，它是无罪的，在台湾，或是在美国和绝大部份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中，宣传这个理念，是完全符合言论及思想自由的范围之内。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在全美国分成东西南北区的四大党部，另外还可以看到在美国南加州的台联党党部、国民党及亲民党党部的设立，建国党和「台独」联盟组织也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在美国成立了。虽然美国和中国有外交的关系，但偏偏就是看不见有中国共产党党部，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的法律中是把共产党定位在它是属于暴力邪恶的不合法政党组织。所以美国政府绝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党部或支部在美国任何地区予以成立。

但「聪明」又「狡猾」的中国人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的成立共产党党部，却大量成立「某某省同乡会」，或者是「中国同学会」等等外围组织。其实美国国家安全局和FBI联邦调查局，对这些外围组织都有一定的监视和注意，例如「双面间谍」陈文英女士，及李文和间谍案等等，否则如何能抓获这些中共间谍呢！在美国安全局所公布的他国间谍数目最多及最危害性，首推是中国共产党，共有三万名中国间谍潜伏在美国各地窃取军民两用的精密技术文件，这三万名中国间谍中绝大部份都是由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所担任，就在数年前在威斯康辛州的一对美籍中国夫妇，被控非法销售价值50万美元的电子设备给中国，这些电路版和计算机芯片可能被中共享来改善其飞弹、雷达及军事通讯装置，最后更有可能被中共解放军用来对付台湾。同案中还有两名中国公民被逮捕。

在美国公民入籍考时，移民局的考官在看入籍申请书上的出生地，如果填写出生地是写台湾的话，考官就不会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出生地是填写「中国」或「香港」的话！考试官一定会问：「你是中国共产党员吗？」或者是：「你支持中国共产党吗？」但「奸诈」又「虚伪」的中国人通常都会回答，绝不是共产党员，或者是绝不支持共产党。然而只要看看在美国每年的十一中共国庆日，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入了美籍的中国人，跑去普天同庆，说他们是奸诈又虚伪，这绝对没有半点抹黑和冤枉。那些心中支持中共，却不敢说是，就怕永远拿不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这些中国人真没有种！台湾话就是「没LP」！

美国确实是个大方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不过若中国共产党员移民美国已经被批准，在中国出境之前，必须写下一份切结书，表示自己是真心脱离中国共产党，无论经过多少年，一旦被查出还有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美国政府会立即撤消其公民身份，并予以驱逐出境。

对美国政府而言，中共是美国最大且永远的潜在的敌人，虽然有人曾经说过近来是美中建交以来关系最好的时刻，但那已经是「往事只能回味了」，但是美国政府永远不会忘记一点，那就是共产党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尤其是中国！

——作者为北美政治评论家

法国的政党，一般分为左右两大阵营。第五共和至今，经历了五位总
统。除了米特兰是社会党（左派）外，其余的四位都是右派（戴高
乐、蓬比度、德士坦和希拉克）。在戴、蓬、德时期，法国只有三个
国有电视台，到米特兰才开放多加了三个台（一个要付费，后期又增
设了有线付费台）。

当你一谈到法国，就会联想到浪漫和自由。浪漫是真的，自由则可圈
可点。

远的不谈，一个自诩为自由与人权的法国，至今只有五个电视台（免
付费），而且其中三个还是国营。回头看看台湾，一个只有2,300万
人的小国，就有几十个电视台。

标榜自由的法国，要申请一个商业电视台，简直比登天还难。从1958
年至1981年，除了国营的三个台外，根本没有商业台。目前的五个无
线免费电视台，节目当然多姿多彩，但新闻则可说是大同小异。

法国的新闻处理，在希拉克执政的这十年来，可说是采用“愚民政
策”：国际新闻少之又少，大多数是非洲和阿拉伯的新闻，并且是一
些“坏”新闻（也就是“忧”新闻），其目的是要告诉法国人：你们
是幸福的，比起其他国家。

就以“9．11”事件，由于希拉克反美（对这个问题，容后再谈），
全法的视听媒体“一致”炮轰美国和英国，尤其是新闻片的处理。

◆在今年2月，英国小报《世界新闻报》披露从录像中截取的照片，
　显示了英兵殴打伊拉克人，法国媒体的五个免费电视台所播放的新
　闻片全都是处理过，影片一开始就是英军拖了几个伊拉克人进入屋
　内，后就殴打。我再上网看ＣＮＮ的影片，一开始是一大群伊拉克
　人向英军投石块，丢燃烧汽油瓶，英军冲前去，捉了几个闹事的伊
　拉克人，把他们拖入屋内才……──处理过的影片让观众看了就气
　愤，认为英军无理，这就是希拉克的“新闻自由”。
◆当朱成虎发表了“核威胁”论，独独自翔“新闻自由”的法国电视
　台没报导。
◆法国《法兰西晚报》刊登了《真主漫画》，总编辑在“压力”（希
　拉克是亲阿拉伯分子）下，被解聘。《法兰西晚报》的记者们有为
　了捍卫新闻自由和表达自由而罢工吗？没！更可笑的是我发了电邮
　问“无边界记者协会”（或译“记者无国界”组织）责问为何没支
　持和捍卫表达自由呢？他们不敢回信。我也直接打电话到协会的总
　部，也没人敢正面回答。
◆法国也有《新闻联播》，你们一定不信。France3每天中午12时把
　频率”下放“给区，由他们播放区新闻，12时30分再由第三台播
　《新闻联播》，晚上7时30分也有一次。

当然法国的杂志和收费电视媒体也很多，但要申请办一份报纸也难，
如消费者要付费，那他会选择他喜爱的，所以最受欢迎是免费的电视
台。

读者可能还不理解，法国的宪法赋予人民有言论自由，为何记者们不
行使他们的权利呢？关键就在申请频率难。为了加强“监督”视听媒
体，政府成立了ＣＳＡ（视听监督委员会），成员为九人，总统任命
三名，参议院主席任命三名和众议院主席任命三名，后由总统签署法
令执行。一般如总统是右派，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主席也会是右派。

读者你们还会认为法国有电视新闻自由吗？会捍卫言论自由吗？

（2006-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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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文纪念我的父母。值此母亲节将到之际，附狱中怀念母　│
│　亲的诗一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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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入过党，但管江青叫过阿姨。亲疏都不能盖过一个理字。

建国初在颐和园我家和毛家是邻居。文革时我妈妈烧掉了好几张江青
抱着我照的相片。我说这也不犯忌，烧它干嘛。我妈妈说：“我不想
和她有关系，看不起她的为人。你记着：就算有一天我们倒霉了，找
人保我们时也不许找她。那会叫我恶心。”我一乐说当然同意。我妈
妈就是这么个爱憎分明的人。

接着我又问起我家和毛家的事儿。我妈妈对毛岸英的评价最好，老毛
次之，江青最差。虽然她和江青是青岛老乡，还确实亲如姐妹过一阵
子，但也和老毛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样，很快就受不了那个在生活中演
戏的真戏子了。当然，她还没敢对我妈妈霸道，我妈妈就敬而远之
了。由此可见，抓她时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和警卫保护她，不是偶然
的。

我妈妈回忆说：“当时的共产党内已经开始有等级观念了，很多‘首
长’看见象她这样的小干部（副处长），熟悉的点点头，不熟悉的就
装没看见‘视若无睹’。老毛是很少的几个大首长，见面还嘘寒问
暖，至少要打个招呼的人。”我妈妈说，从那时她就感觉到共产党在
变了，不再是以前那样“爱民如子，官兵平等”，不太象理想中那样
的“人民党，子弟兵”了。

毛岸英那时刚从苏联回来。老毛说他虽然成绩不错，但只学洋玩意
儿，不懂中国文化将来还是无用，规定他快速补习四书五经。毛岸英
不懂就去问老毛。老毛说；“我没那么多时间给你讲课，再说我也不
经常住城外。隔壁有个老魏是教书先生出身，很内行。你去请教他
吧。”并且让江青亲自来和我父母打了招呼。那时江青和我妈妈还是
姐妹相称。我妈妈对江青唯一的好评是：没见过这么好的后妈，待老
毛前妻的儿女比自己亲生的还好。

从此毛岸英每当看见我父亲的车在家，晚上都来我家听课。来时总是
先问我妈妈：“首长今天有时间吗？要是忙我下次再来。”临走时总
要鞠个躬说：“耽误您很多时间，还要麻烦杜老师（我妈妈姓杜），
真对不起。”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每次都是一样的有礼貌。我妈妈
说：“简直就象我管过的日本战俘一样，不象个中国人，更不象当时
中央军委的那种‘兵气，匪气’。”

她还叹息着说：“要是岸英还活着，主席也不会纵容江青这么无法无
天。主席很早就烦江青，最喜欢的就是毛岸英。”我立刻就讥讽她是
妇人之见：“老毛要干的坏事只有江青能帮他，毛岸英那样的娘娘腔
只有你们女人才喜欢。”我妈妈笑着骂我：“都象你这种劳改坯子的
嘴，一辈子也娶不上媳妇儿。”在政治问题上，我永远是我父母的反
对派。从开始不得不承认他们说得对，到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我说得
对。到我进监狱后，我爸爸就是我的第一号粉丝。凡是说过我坏话的
老战友老朋友老首长，一律不许登门。每天偷听敌台注意我的消息，
是按林副统帅的规定：天天听，雷打不动。

93年我假释，在院子里碰到了老邻居张玉芬（李锐夫人），一见我就
拉着我说：“你真是个大孝子，你妈妈真有福气。”弄得我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她说：“你等到你妈妈去世了才进监狱，不是聪明孝顺
吗？否则你妈妈这些年该多难受呀。”我说：“我到现在还没算计到
这一层呢。”心想，我爸爸还活着呢，就不算孝顺了吗？我爸爸不这
么认为。他说：“干得好，象我儿子。你爸爸当年也是忠孝不能两
全。”我说：“我和你们当年不一样，我是反你们共产党的。”他
说：“什么不一样，我们也是为老百姓有好日子过，才脑袋别在裤腰
带上的。”我想我也该长大了，不要每次都让人家下不来台。

这就是我妈妈常说的：“亲疏都盖不过一个理字。”这是我们家一贯
的作风，也是我父母参加革命时学来的作风；是共产党成功时期的作
风，也是他丢掉以后就会要失败的作风。正是我们民主派要学会和保
持的作风，民主的作风。

以此文纪念我的父母。值此母亲节将到之际，附狱中怀念母亲的诗一
首（83年）。

梦中又见母亲来责难我不懂得小心谨慎，顶嘴后气走了她，突然想起
她已死多年，见一面不容易。大恸而醒。提笔草就；

　　对面音容魂梦国，凄恻惶惑方寸折。
　　鞠躬尽瘁您先死，失意忘形我仍活。
　　慈母盼儿心还在，浪子回头人不得。
　　愧悔泪断黄泉路，负荆何计渡冥河。

五月，春光明媚，气候宜人，中国国民迎来又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周。在国人眼中，所谓的“黄金周”假日是中国人又一次享受到盛世所带来的恩赐，是中国人又一次南北大运动，是中国人又一次疯狂的消费潮。推动出游便成为政府官员的重要决策，渲染富足生活便成为新闻媒介的热点，灯红酒绿的繁华更成为商家牟取暴利的重要时间。于是乎，全体中国国民从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短信消息、街道广告里受到“黄金周”的洗礼，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提升顿时使许多人，特别是我们的公仆们感受到国富民强的骄傲与自豪。

窥斑见豹，从短短的七天假日里，今天的中国人在平面的、立体的媒介里，从网络与电波信号中，得知我们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消费时代。闹哄哄，热腾腾，你方唱罢我登场，使洋鬼子们认为中国的黄金周的繁荣不仅仅代表一个假日的繁荣，而是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真正康庄大道，迈进了富裕强盛的天地里。

遗憾的是，笔者从《生活报》看到夏德辉 王伟琳二位记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黄金周的七年之痒》，却使国人从中了解到所谓黄金周所带来的困惑与难解之题。此文开言白：“在今年两会期间，10名政协委员联名呼吁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虽然这个呼吁依然抵制不了国家有关部门”黄金周不能取消“的态度，但是，从盲从到理性，黄金周已经让游客们不再有最初的惊喜。”。文章还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强化取消黄金周的五大理由：一：　交通劫：繁忙的运输业二：诚信劫：无处不在的陷阱三：安全劫：来自各方的威胁和伤害四：景区劫：掏空你的钞票五：生态劫：景区环境不能承受之痛其实，我们老百姓对黄金周的理解，比起政协委员有着更痛切的苦楚，比夏德辉 王伟琳这些记者有着更深层次的反省。到底谁享受了共产党的恩赐？到底谁享受到了黄金周所带来的繁华？黄金周所带来的后果到底有大？大慨没有人来回答我的问题！笔者不妨也以事实陈述我取消黄金周的五大理由：一：公开宣扬两极分化的合法性，突出即得利益者与政策受害者的矛盾！

中国有八亿多农民，有几千万下岗工人，有上亿数的无业流民与孤寡民众，政府的七天假期，对他们而言，毫无疑问是画在一张白纸上的面包，是海市蜃楼中的一种幻象。

在中国的大地上，农民是没有任何假期的，他们日夜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为自已的生存而挣扎。现在，虽说田地荒芜了，青壮农民跑出了大山，但他们在矿井中、脚手架上拚死拚活，留在家中的老人小孩子们则天天听风呤雨，与镰刀锄头为伴。与此相反，乡机关，镇政府的公务员们却在政府放假令下达时，早已拍拍屁股溜得一干二尽。

下了岗的工人们，全然不知七日假期给他们带来的福祉，他们窜动在大街小巷里，奔波在工棚厂区中，为挣得一日三餐，不顾廉耻而向工头老板们哀求下跪，春花秋月的浪漫，万紫千红的熏陶，在饥寒交迫的时刻，他们根本无法得到任何解脱的办法的。因此，我们总在电视新闻上不时发现一个秘密，打者们为挣得一点可怜的加班费而不惜身家性命。与此同时，老板们则带着小妻老婆、大婢二奶们驱车而去，在黄金周里渡过黄金岁月。

人们从电视里看到车站码头、风景名胜、宾馆酒家里来去匆匆的游客们全部是一些道貌岸然之徒，不难发现，那些趾高气扬、游山玩水的人由五类人组成：一是官僚们，二是公务员，三是垄断企业的职员，四是私营业主，五是暴发户。

官僚出游，其花天酒地的费用不言自明。而公务员的黄金假期则基本是公费报销，他们以福利为名，通常以单位组织形式而集体活动，这一类由税务局、工商局等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为主体，是黄金周游玩的主力军。电信、电力、水务等待遇丰厚的垄断企业职员则富足之余，也赶时髦地进入黄金假日。只是他们或是结伴而行，或是三五成群，大抵是中老年人为主。至于私营业主与暴发户们，一掷千金，淫声犬马则成为黄金周一大奇观。老百姓们非常清楚，那些私营业主与暴发户们无不是昔日的共产党的官员们！

二：政治价值的低能，突显政府治政的误区。

中国一年里有三个黄金周，一为春节，二即五一国际劳动节，三为十一国庆节。三个所谓的黄金周假期，最引为注目的是升旗仪式。每到此日的清晨，天安门上万人的观礼，使全体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伴随着五星红旗的上升而炽热，不知是有意安排，而是一种潜移默化，总之，每当记者采访受访人时，无不是赞叹我们国家的强大，无不称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连骑在脖子上的小孩子也异口同声。真有点幽默之感动！

其实，春节，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放炮仗、持灯笼、贺岁拜年是国人的独有的习俗。

而五一节，则是世界劳动者的节日，是争取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佳时机，示威、游行、抗议便成为劳动者采取的惟一诉求。到了十一国庆节，江山毕竟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当然应该颂扬共和国的伟大，升国旗、唱国歌便顺理成章，只是现在的爱国主义比起五十多年的中国有着更富有意义。当今中国，爱党并不一定硬要爱国，爱国不一定强迫爱党。太平洋中一个名叫钓鱼岛的风云已使国人牵肠挂肚，东洋人那座令人憎恨的帝国牌坊仍旧使中国国民伤痛，但是，我们的国人却在政府的压制下，没有任何的声音在十一节里流出，不得不使中国人的爱国之情受到莫明其妙的嘲笑！

黄金周，中国人的节日，却是中国老百姓的无奈。遍地黄金下的中国，七日的狂欢节日，使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那是有钱人的节日，那是权贵们的圣殿！

2006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