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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周恩来作为偶像的真实性即道德真伪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国内，新华网郑重发文，“驳斥”一位名叫艾蓓的作家关于周有私生女的说法；在国外，不少中文网站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周恩来私生活的资料。

在信息传播迅速的今天，“反面资料”的披露极大地冲击着所谓着正史。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然而追溯左翼极权运动史，就不能发现“造神”乃是这个运动的内在需求，尽管它坚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０７年，俄国带有左翼极权主义色彩的革命失败后，即有卢那察尔斯基提出构建左翼极权主义（时称“社会主义”）宗教的思想，目的在于调和马克思同宗教的冲突。“大文豪”高尔基也是重要支持者之一。由于卢氏是列宁在哲学上的反对派，左翼极权主义造神运动（构想）自然受到列宁的坚决反对，高尔基也因此遭到列宁（信件的）训斥：“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代替它！！…寻神说同造神说或创神说的差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言外之意是：左翼极权主义不需要神，其领袖本身就是神。马克思已经很有意味地取代了耶稣，列宁就是圣徒或曰活着的耶稣。因为马氏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也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神性地位，他把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的人比喻成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

列宁——斯大林的神性由暴力镇制来体现，让一切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左翼极权主义的神不再是善性的了，它更倾向于惩罚。曾有个故事说：斯大林半夜里对机械问题发生了兴趣，要找三位工程师来讨论，结果被敲门的三位工程师中有二位跳楼自杀——“深夜敲门，肯定是克格勃来抓人”——他们心里这么想…

在左翼极权主义运动中，神祗的地位也是个大问题。铁托不神化斯大林，被视为叛徒；杜布切克有怀疑，结果苏军进抵布拉格；毛泽东因以中国开国领袖身份与赫鲁晓夫这个苏联三代争夺国际神祗地位致使中苏关系破裂。所有事实证明，无神论的左翼极权主义的确需要神。毛泽东在国内自我神化的过程以文革十年为期，取得了短暂成功。但对主席像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他凶残的杀人行径而失去神性。顺理成章，周恩来就成了替代品。

可以说，周成为替代性神祗，首先是左翼极权主义运动造神逻辑的结果，其次是中国政治传统治术（如权臣生祠，魏忠贤例）的一个翻版。中国政治传统治术中魏忠贤都能有生祠，“活神”栩栩，那么周恩来以法家之术“恃宠固位”也就不难在毛神（皇席）下成为“九千岁”。对周恩来的崇拜，既是左翼极权主义运动恶劣性的反映，又是中国统治集团惯性愚民行径的一个高峰。之于左翼极权主义作为人类精神史的反动性，早已由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来证明了；之于现代文明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反动性，则由周的神化来再次高峰化显现。

名义上为无神论实际上为自造神的左翼极权主义运动所迫害的“异端”，无论在人口总量上还是受害者之于人口的比例上，均超过了历史上宗教对异端的迫害烈度。

关于此点，现在反省似乎“为时过早”，但有理由相信：当红色高棉的罪状彻底公诸于世并受到最后的道德审判，当北韩（等）政权最后湮灭后，左翼极权主义必将最终受到人类良知的审判，也将同纳粹一样列为人类的耻辱。

至于周恩来个案，其实根本不用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艾蓓《叫父亲太沉重》来证实他的虚伪性，想想邓小平评周的含义，完全可以知道。邓说：如果没有周，文革的烈度会更甚；如果没有周，文革也不会延续十年。

周恩来因其无人性的凶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种“神话”既是所谓民族气节的需要，也是维护精英集团统治神性的需要。在我的少年时代（１９７０年代）就听惯了这样的神话，比如说：中国还苏联债务的每一根猪尾巴（传说苏联人爱吃此物）都是经过精选的，每一个苹果同样是精选的，但苏联人还是认为不合格；周恩来闻讯，下令倒入大海。且不论此事之真伪，仅就其传说就足以说明中国人崇拜周的代价是什么？中国因自然灾害并归还援朝战争负债使大量国民（奴隶们）处于大饥馑中，难道那一船猪尾巴与一船苹果就不该运回来，救助饥民吗？理性告诉人们：绝对应该！但是，平民社会还津津乐道于“总理的英明”。无论事件是否真实，就其文本来说，正是造神的例证。

好在中国底层社会还存在正史意识之外的“人随社会草随风”观念，因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出不同的民间文本。１９７０年代为保“民族气节”的倾倒猪尾巴与苹果的神话，在２１世纪初也变成了“飞行员的调侃”。有政治笑话云：毛泽东怀揣精致乳罩与女服务员跳舞，欲调情成功后以乳罩赠之；不料，江青中途赶进舞场，毛恐，扔怀中乳罩，正扣邓小平头上；邓极为尴尬，江极为忿怒；周以素常的和事佬手段转移现场焦点，称曰：“我看小平同志很像个飞行员吗！”

尽管这个政治笑话有失大雅，但总还是反映了周恩来作神祗遭到解构的现实。同时，《水浒传》电视剧播出时，有细心者发现：高俅的语调特像周恩来半淮北半天津的口音。此者是否属实，尚有待考证。而所幸的是，饱受左翼极权主义之苦的新自由国家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开始了神祗垃圾的清理工作，如《再见吧，列宁！》的上映即为一例，但愿中国有一天也能生产出《再见吧，周恩来！》这样政治电影，哪怕它只如《大红米店》那样私下流传而不得公映。

1990年代末，共产党就说中国只有3000万贫困人口了。最近共产党承认，中国现在还有2900多万贫困人口。实际上中国的贫困人口远远不止3千万！中央党校吴忠民等人研究指出：中国的贫困人口有2亿。不过，仅仅从多年过去3000万基本上没有减少看，共产党已经没有办法减少贫困人口，倒是一个事实了！没有办法的原因是什么呢？

后毛泽东时代的最大变化，就是官员们将主要精力转向了腐败，一是千方百计化公为私。有经济学者研究，截止1999年，腐败集团就捞走了30万亿。这两年温家宝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经济普查，说2004年的GDP应当有15万亿。那么，迄今为止，共产党的权力集团已经将至少全中国人两年的劳动成果抢走了，装在了他们的私囊。二是寻欢作乐、赌吃嫖遥。例如，中国虽然没有规范的红灯区，但无处不有的“地下性交易”主要也是权贵们垄断着的，所谓抓嫖扫黄，与公安部门的任何“打击犯罪运动”一样，主要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豪门淫浪翻，寒宅血泪飞。”年关到来，这里主要参考民政部有关官员公开披露的数据，看几个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

1，残障人

数年前中国的人口普查公布的残障人总数是6000万，而1999年学界使用的数据多为6200万，并指出这几年每年新增残障人将近80万人。中国6000余万各类残障人中，农村将近5000万，占80％。0～18岁的占1300万左右，6～14岁近800万。这800万属义务教育法范围年龄，其中视残儿占12万，听残儿占96.6万，智残儿占513.6万，他们已入学和受到一些服务的据称已达80%左右。

中国残障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筛查预防严重缺乏。其他原因排在首位的当数医疗质量的恶劣，例如仅仅因为医生用药不当每年造成听力障碍的就高达几十万人。（联合国卫生组织今年刚刚公布称：由于接种疫苗不当，中国造成了3600万乙肝患者。）各类安全保障的薄弱也是残障人产生的重大致因，例如：据最新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每年发生重大环境事件2000起左右；1997年全国交通意外事故发生304217起，伤残190128人（死亡73861人）, 而1999 年全国交通事故412860 起，伤残286080人（死亡83529人）。2004年11月号《人民公安》杂志披露：中国每年因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的人数已居世界首位，并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2003年中国农村人口、农民工和城市个体劳动者受交通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伤害最重；2000年全国煤炭行业尘肺总人数现患12.1万，占全国尘肺总人数46.5%，且每年以4000-5000尘肺患者递增；1999年5月10日《法新社电讯》报道：中国每年死于工伤的人数达10万，受伤的人逾数十万。2000年7月4日《四川青年报》报道：今年1至6月，全省共发生各类伤亡事故25300多件，其中因伤致残者15781人，死亡3394人。其中尤以煤矿事故为典型；1998年深圳外来劳工伤残12189人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80多人死亡）；2000年7月媒体报道：浙江省乐清市医院近两年来每年接指5000例。这数字仅是当地两家医院的统计，并未包括该市其余医院的业绩。……

残障人的生活保障如何呢？农村基本上没有任何政府保障，全靠家人养护。看看全国城市每天很容易见到的匍匐于地面爬行的人们吧，无论严冬酷暑，这些“真正的乞丐”都诠释了共产党“关注民生”的真实情形。

2，老年人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1％）。南京的电视台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报道，看了真叫人心酸。共产党对传媒的控制有“民权严控，民生放开”的原则，于是，为了迎合观众“恻隐之心”的本能，此类报道铺天盖地，其主要意图是引起社会同情，让观众没完没了地掏钱捐助。但无意间也暴露了共产党政府不尽政府责任、不关心民生疾苦的沉疴。2005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报报道：70岁的广州市镀锌铁丝厂退休职工谢洪均，被发现死在自己家中的时刻，已是一堆白骨，邻居们说最后见到谢洪均老人是2003年12月底的事。就是说老人死去快两年才被人发现。众所周知，共产党为了维护政权，每个社区都配有工薪不菲的社区干部5人以上，但社区干部的主要工作是监视居民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城市的老人极为孤苦凄冷的命运。这个民族所谓的敬老传统在共产党时代已经何其稀薄！

3，失业贫民

官方说，目前中国城镇还有14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2200多万城镇贫困人群。在传统的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失业人群之外，出现了“新失业人群”：一是初高中毕业生或肄业后在家待业的；（官方说的不对：待业青年是后毛泽东时代最早出现的失业群体，一点也不新。）二是怀揣高学历文凭的，他们从学校毕业就走进了失业大军。调查显示，2001年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70％，约34万人待业；2003年约有52万人待业，2004年本科生有69万人待业，这些新失业人群都沉淀在社区。

中国官方对中国的失业率一直避重就轻，只说中国的失业率没有超过5%。资深女经济学家冯兰瑞早就提出，“九五”期间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有5400万人，同期仅能安排3800万人就业，尚有1600万人失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国企改革将再产生1500万的下岗大军，加上现有的，共计3000万职工将失去工作岗位；“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加上现在剩余劳动力为2.14亿人，只能“消化”7700万人，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根据国际通用的计算方法，失业率是用失业人口除以劳动力的供给总量。“九五”末期，中国失业人口是1.83亿，包括正式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供给总量是6.586亿，得出的失业率则是27.78%。这些年的失业率一直在上升，很可能实际失业率已经高达30%。

失业群体在农村基本没有任何保障，有的地方只是对失地农民、灾民、特困户象征性地给予很少数额的补助。而即使是这些款项，也会遭遇严重的经手官僚的中间克扣。据最近的一则报道，光是巫山县国土局一位科长，采用虚列、重复报账等手段，单独或伙同他人侵占公款共计409.3万元。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３年的１０年间，重庆市先后三期移民工作，光是一二期移民中，就发生２００名党政贪官侵吞移民资金的惊人腐败。今年海南在台风“达维”中受灾较重，但琼海市潭门镇新潮村每位村民领到的救济只有8两米。文昌市会文镇沙港村在风灾过后，村民们估计缺粮长达8个月，但每人却只发给3两米。这中间固然发生了侵吞，但国家拨给600余万海南灾民的赈灾款发放到位也就每个灾民30元。

城市贫民大中城市虽然有了“最低生活保障”，但一是低得可怜，基本上是套在联合国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标准下面；二是很多人应当获得而被有意无意地疏忽，三是发放把关不严，不该吃低报的反倒吃了。走到城市的每一个农产品市场，随时都能看到有穷人在捡老菜帮。

失业大学生为了生存，变相乞讨者有之，靠说谎继续靠父母养着的有之，干每月三五百元工作的有之，进入地下性交易行列的有之，每见这样的报道，不胜唏嘘！

4，“农民工”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是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这么说这个词倒是名副其实了。

据官方的最新口径：现有1.2亿左右农民工常年外出务工，并且每年还在以500百万的速度在增长。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在第二产业占57.6%，在造大楼、修路的建筑工人中农民工占了79.8%，在电子元器件制造业中农民工占68.2%，在采矿业占52.5%，在社会服务与居民服务占55.9%；餐饮旅游业占58.4%；经销人员占58.3%。

但农民工干了最苦最累的活，却只有“同事工人”们1/2－1/3的薪酬，且因为租房、孩子上学和没有医疗保障而更多开销。即便如此，工薪还要遭到恶意拖欠甚至拒付。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多数企业存在非法加班加点现象，完全执行工时规定的只有15.8%。（外企丝毫不逊色，加上外企员工特别重的业余“业务充电”，则更惊人。）据深圳的一项调查，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日26天，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在11个小时以上。通常没有节、假日。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处于非正规部门（家政、装修、卖菜、修鞋、餐厅服务员、卖小商品）就业的农民工，他们中很多人的工作时间为每天12—16个小时，70%的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以上。保洁工一个月只能休息1天的有18%，而完全没有休息的高达34%。2004年年初，东莞市的一次检查发现，该市塘厦庆远塑胶电子厂1个月内员工的加班时间多达208.5小时，远远超出《劳动法》要求每月加班最多36小时的规定。2004年7月1日，深圳最高气温37.6度，这是深圳有气象纪录的五十二年来罕见的高温。在这样的高温下，血汗工厂也不停加班。一名叫王桂荣的女工发了高烧。次日，王桂荣体温超过42度，体温计测量不了体温，医生打针时把针扎进去，抽出针来就流血，用药棉都按不住，医生说这是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7月3日凌晨两点，医生宣布王桂荣因抢救无效死亡。王的老板表示企业没有责任。但数十名身上长满痱子的员工在王死后立即被辞退。

有调查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据2004年初国家劳动力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报告，全国24个城市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东莞农民工平均月薪却只有550元。据北京打工妹之家“非正规就业农民工权益保护”课题组，对北京31家大中医院调查表明，护工月平均工资769元，但由于是以日薪计算，吃住必须自己负担。而保洁工的月薪平均只有298元，比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545元低了247元，连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330元都达不到。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武汉市1.5万多名环卫工人中，临时工近9000人，他们每天与正式工干一样的活，可月薪只有正式工的2/5。54岁的老工人童康健干了24年清洁工，可还是个临时工。

民工们干的牛马活，吃得却是猪狗食。南京曾有过民工因为营养不良劳累致死的报道，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民工饭菜，连油花都看不到。2004年9月16日，成都某建筑工地的民工出现食物中毒。许多打工多年的民工告诉记者，建筑工地的食堂质次价高，出现这种情况是家常便饭。

两年前官方承认的全国拖欠农民工工资有1000亿元。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建设部部长汪光焘2003年12月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称，单在建筑行业，拖欠民工的工资金额就超过400亿美元。而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有十二万四千零五十九个竣工项目存在拖欠问题，拖欠总金额为1756亿人民币，其中政府拖欠624.8亿元，占总拖欠额的36.6%。两年过去，日前民政部官员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社区培训班承认：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

如果说中国存在着血汗产业，那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农民工讨要工钱是一条洒满鲜血的凶险之路。有一个民工用了长达的六年的时间讨要近2万元工钱。最后起诉到法院，赢了官司，债务人扬言有钱也不给，而法院却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好不容易等到了“市长接待日”并“被接见”，却被“遣送原藉”。2004年北京旧宫镇曾发生100多人，拿着铁棍、钢管、斧头、锤子，殴打讨要工钱的农民工的恶性流血事件；同年，还是在北京的朝阳区双井，30多名讨薪的民工被80余名手持铁棍的男子围殴，打人者还使用了干粉灭火器猛喷民工。今年11月23日，严寒中一名年轻男子出现在山东省烟台市的一座约30米高的楼顶，他怀抱着自己8个月的婴儿高喊：“天水沐浴城，还我血汗钱。”他的脚下挂着一红色条幅：“天水沐浴城还我血汗钱……不给我要跳楼”。他时而将婴儿悬空，婴儿在寒风中发出阵阵哭声。在中国，进城民工因为讨不到工钱而爬塔吊、跳楼、跳河、卧轨的行为，每天都有。但按照共产党的治安法律，民工可以在一个隐秘的角落自杀，却不可以在公开场所采用“过激办法”，那是要受到治安处罚的。原因当然是破坏了“稳定”。

    今天（2006年1月13日）晚上的江苏卫视的南京零距离节目，报道了江苏省副省长抨击企业长期不给工人涨工资的话。这是省部级官员第一次公开承认血汗工厂的事实。主持人点评说：马克思早已批判过。这种残酷剥削还有不少经济学家辩护说是为了保护投资环境。优秀的主持人痛加驳斥。但是副省长与主持人都不可能说到这是共产党剥夺国民人权的恶果。他们不可能说到独立工会的问题。但是，共产党的政治压迫是中外资本家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的根本支撑，分明已经被包括共产党高官们在内的中国人民认识到了。我的说法是没有压迫就没有剥削。

对于共产党的压迫怎么办呢？过去毛泽东已经说得很多了！共产党说它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它越是不诚实人民越是遭殃。我看，哪一天共产党公开承认“我们不是老百姓的党”，那才恰恰说明老百姓就要脱离苦海了。

                                       冰心的诗歌第一次被用阿拉伯语朗诵

朗诵冰心诗歌

2006年1月18日下午，素有”撒哈拉门户”、”椰枣之乡”和”诗人摇篮”美誉的阿尔及利亚内陆城市彼斯克拉市市政府礼堂座无虚席，阿尔及利亚”第一届妇女诗歌节”闭幕式在此间举行。

当主持人、诗歌节主席、阿尔及利亚著名女诗人拉碧娅·杰拉塔向观众介绍：”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还有一位来自遥远中国的伟大东方女性、诗人–冰心，她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正是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以她独特的睿智将著名近代阿拉伯诗人季伯伦的诗歌集”先知”译成了汉语，介绍给中国人民，她的诗歌是永恒的！”，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拉碧娅简要介绍了冰心生平之后，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文化处一秘王蔚女士和拉碧娅主席分别用汉语和阿拉伯语（由拉碧娅根据法语译本译成阿语）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冰心诗歌集中”繁星”和”春水”的片段，全场鸦雀无声，每个观众都以高度的好奇和关注悉心聆听这来自一位中国女诗人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心声，朗诵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是冰心的诗歌第一次被用阿拉伯语朗诵，在与会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文化参赞王宝义应邀作为嘉宾出席了诗歌节，并在闭幕式上发言，祝贺诗歌节成功，就中国妇女地位、阿拉伯语言文学在中国的教学与研究状况、中阿文化交流现状与展望等问题做了简要介绍。

女诗人们聚精会神聆听诗歌朗诵

阿尔及利亚文化部经过一年多精心策划和准备，于2006年1月15-18日在彼斯克拉市成功举办了本届妇女诗歌节，其宗旨是为阿尔及利亚乃至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国妇女诗人开辟一个舞台，以鼓励妇女诗歌创作。阿文化部长赫丽达·图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祝贺，她指出，此次诗歌节是一次妇女诗人的盛会，是妇女诗歌爱好者展示她们创作才华的历史性机会，今后将每年举办一次，并将邀请更多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国参与。

来自阿尔及利亚全国各省和约旦、埃及、叙利亚、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以及西班牙、中国（使馆）的一百多名女诗人、专家学者以及特邀嘉宾出席了诗歌节。诗歌朗诵以阿拉伯语为主，同时也使用法语、西班牙语、柏柏尔语和中文等不同语种，以体现文化的多元性和国际性。

                                                        

                                                          法兰西学院的创始人黎世留

 

　　40名政客、作家、律师、医生、军人等聚在一起，讨论一个国家字典的编订和修改，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每周四发生在法兰西学院的事情。自1635年成立以来，法兰西学院始终以编写法语字典、规范法语用法为使命。鉴于他们为发扬法国文化做出的贡献，法国人在过去的3个半世纪里，一直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奉为“圣人”，并给了他们“不朽者”的称号。日前，记者走进位于巴黎拉丁区北端、塞纳河边的法兰西学院，希望近距离探访这座法国人心中的语言圣殿。

　　被称为“40位不朽者”

　　法兰西学会是法国的学术权威机构，由5个院组成，其中最出名和最权威的是法兰西学院。其他4个学院也设立相应的院士，但地位远不如法兰西院士高。该学院常任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劳伦·佩尔森先生告诉记者，法兰西学院在创立之初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塞纳河对面的卢浮宫内。1635年，当时的实权人物红衣主教黎世留认识到，统一的语言是确立一个民族身份的基石。为此，黎世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并交给了最初40名院士编写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的任务。在1806年搬到现址后，法兰西学院继续以编订法语字典为主要任务，同时也负责一些文学奖的颁发。劳伦·佩尔森先生介绍说，法兰西学院目前每年颁发的文学奖项高达75个。

　　由于在捍卫法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法兰西院士在法国媒体上的曝光率相当高。只是，法国媒体很少直接将他们称为法兰西院士，而是称他们为“40位不朽者”。劳伦·佩尔森对记者解释说，“40”是因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数量始终是40人；“不朽者”的称谓一是因为法兰西学院“直到不朽”的格言，二是因为法兰西学院实行终身制，只有当一名院士逝世时，才会选出新的院士来补缺。

　　成为一名法兰西院士不容易

　　据劳伦·佩尔森先生介绍，在法兰西学院过去300多年的历史中，一共产生过709名院士。也就是说，法国平均每年才会产生两名法兰西院士。这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要想成为一名“不朽者”的难度有多大。雨果、小仲马等多名法国文学巨匠都曾当选法兰西院士，但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绝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劳伦·佩尔森先生告诉记者，历史上的709名法兰西院士来自各个不同领域，他们当中有作家、律师、医生、军人、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甚至有一名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用劳伦·佩尔森先生的话来说，是否能当选法兰西院士，不在于一个人的学科领域，而在于他是否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为发扬法语做出了常人不可替代的贡献。

　　当有一名院士去世时，法兰西学院就需要选出一名新的院士。不过，新院士的选举往往要在老院士去世后几个月进行。法兰西把这几个月称为“悼念期”，以表示对去世院士的尊重。据劳伦·佩尔森先生介绍，法兰西院士的选举由现有院士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获得半数选票以上的候选者会成为新的院士。法兰西学院规定，每次参加投票的院士数量不得少于20人，否则此次投票就会被宣布无效。如果在经过连续4次投票后，始终没有候选者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法兰西学院将暂时中止新院士的选举工作，并重新征集候选人以备在几个月后再进行投票。劳伦·佩尔森先生自豪地告诉记者，法兰西学院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开放的精神，没有对院士性别和国籍做出任何限制。1980年，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约瑟娜尔成为法兰西学院历史上第一名女院士，在当时女权运动正盛的法国被传为佳话。2002年，华裔作家程抱一当选法兰西院士，这也曾引起轰动。不过，劳伦·佩尔森先生说，要想进入法兰西学院绝非易事，雨果在连续申请4次后才被选中，而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则连续24次被法兰西学院拒之门外。

　　核心任务是编订字典

　　法国人将法兰西院士奉为“圣人”，劳伦·佩尔森先生认为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这些院士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次，法兰西民族是一个重视文化的民族，法兰西院士以纯洁和捍卫法语为使命，自然会赢得法国人的尊重；第三，法兰西院士们虽然为国家工作，但是他们并不被列入国家公务员的行列，每月也只是领取约135欧元象征性的酬劳，这种无私的精神也深深地感动着法国人。

　　在采访结束之时，劳伦·佩尔森先生告诉记者，法兰西学院的核心任务是编订字典，人数太少难以确保涵盖各个领域，人数过多也会导致出现无休止的争论，降低工作的效率。出于这个原因，法兰西学院始终保持了40名院士这一“神奇”编制。尽管法国国内时常会有人对这一制度提出异议，但是40这个数字始终没有改变。这也许正应了戴高乐的一句话：“法国有3个东西不能动：法兰西学院、巴斯德研究所和埃菲尔铁塔。”▲

凝聚铁凝六年心血的长篇小说《笨花》一出，给许多人带来惊叹。文学界的不少人发出了同一个疑问：这是那个从《玫瑰门》、《无雨之城》、《永远有多远》、《大浴女》走过来的铁凝吗？那种敏感、微妙、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心理描写让位了，一种厚重朴实的气息扑面而来。近日，记者对话铁凝，恰好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诗人陈超和省作协创作室作家、小说家何玉茹也在场，他们也表达了《笨花》带给自己的感受。 

记者：我看完这本书时，从直观上想到《清明上河图》。《笨花》的历史跨度从民国到抗战结束，但是用很平实的基调去写，就像那幅画一样，但其中每个人都充满了强烈的生活气息，可组在一起就是一个历史的断面，很厚重。 

“笨花”这两个字你在北京的发布会上也做过解释，我觉得特别好听。作为村庄的名字，这里面是不是有你的故乡情结？ 

铁凝：三四十岁以上有农村经验的河北人对“笨花”应该是很熟悉的。这两个字是最普通的两个字，我觉得它很奇妙是因为它太凡俗了，我的原籍还有我插队的地方都属于河北中部平原，都是产棉区。这段历史描绘的这些人就是种棉花的，生活的背景是一段我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所幸能够打通的就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作为高中毕业生去插队，那个地方就种棉花，就是“笨花”、“洋花”这么叫的。“笨花”让我觉得奇妙，是两三年前的特别触动。一些年轻记者好奇什么是“笨花”，以为是我的组合，其实这是最土的两个字。一说“花”，把“棉”字去了，本身有一种飞扬的轻盈的想像力在里面，还有无限的可能性，然后又有“笨”字把它给稳住了。“笨”确实有沉重的劳动基础和一种本分，我觉得这两个字的组合就不一样了，人生就是一轻一重，不可或缺。我认为这两个字非常能融入我写的这些人、这些事和小说的整体气象中。比如若叫“飞扬的花朵”、“摘棉花的时节”，那就不可想象了。 

其实在“笨”字上，涉及到现在面临的文学。这本书的准备有三年多，动笔有两年，写作当中遇到障碍停下来。去年年初初稿写出来后修改了10个多月，去年11月把书稿交给出版社，他们40天就把书出版了，在这当中我特别体会到了“笨”字给我的感受，把它从棉花里抽出来，放到文学中，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写作之初觉得写作是充满灵性的事情，需要想像力，需要才华、才情，需要飞扬，需要不停地变化，而且在实践了一些年后，觉得相对比较顺利，那时候发表作品也没有怎么接到退稿，但是越写越觉得很难。特别在写作《笨花》的时候，我能体会到每条路都是远的，每条路都是笨的。就是你刚才提到《清明上河图》，张择端要有多大的耐心和气力去画好每一个人，每一个动态、纠葛和情节。我认为这指的并不是你看到了这里面的90多个人物，而是你看到了一个作家怎么写的这些人物这些事。因为这里面的农事、劳作、医药等等，粗算下来有300多种，不能讨巧，讨巧在这部小说里是没有出路的。 

风云历史事件在书中有正面描写，但是它怎么回到村子里立刻衔接上，我觉得作家要有这种耐力。写完后我觉得这是值得的，这些描写不是泛泛的罗列，这对小说的容量、成色、品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我限定了自己八个字“结实”、“简朴”、“准确”、“温润”，游离了这些东西，我想我在修改的时候就要做很多调整，通过这样的写作，我还体会到，其实飞扬的想像力恰恰是从“笨”里升华出来的，“笨”不是呆滞的蒙昧，这个字里蕴涵着很大的智慧，很多东西是从这个字里生发出来的。这两个字我都非常喜欢。 

记者：刚开始拿到这本书阅读的时候，我没有能很快介入，读完之后我能感到这是一部不随波逐流的书，挑战着年轻人的阅读习惯。 

铁凝：前不久我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篇散文叫《车流滚滚》。现在我们讲全球化，这个时代是一个好时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代，我就谈到了快和慢的问题。有人说你的这部小说怎么现在才拿出来，人家都那么快，你却这么写，写怎么喝粥，怎么喂牲口。我们确实应该有目测前方的雄心，因为都已经车流滚滚了嘛。车对人是非常重要的，我插队时还赶过驴车，那时候觉得很奢侈，体会到的是驾驭的快乐。当今时代人们都在谈车，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时尚，可我们有时候为了快，快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全都忘了，我们要飞快地赶往一个目的地，人类为什么要节约出更多的时间来，要缩短去往目的地的时间，然后你空出来的时间你做什么呢？我们有时候都已经忘了，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要保留人的心灵当中最本真的财富，应该是越积累越丰厚，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灵魂，或者说我们理应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行头的现代化。 

记者：我读完之后明白了你为什么把西贝一家放开头了。他们一家更加平民化，更能代表那些广大的人民。 

铁凝：你说的非常对，他们代表了这样一个村庄的生存态势。我们读一些大家的作品，鲁迅、老舍的我都非常喜欢，鲁迅的小说里有什么大事啊，但没有妨碍他那么深刻、探讨国民性。所以我觉得作家必须这样写，你不能嫌麻烦，不能讨巧。像有些闲笔，比如向文成包药，可以写成向文成给张三包了一包药，你带回去吃吧，不，他包了一个五个角的药包，中药包药是四个角，他学西医是五个角，小说写到这，我做了很多权衡。像刺绣一样，一针都不能少。 

记者：还是回到笨花村，向喜在做到中将的时候，经过一番取舍回到笨花，他的乡土情结很好理解，可是取灯，这个受着西式教育，在保定市长大的姑娘，她也很快融入到笨花中，这样写是不是想说明人有着天然的乡土情结？ 

铁凝：她不是必须的，她的归来不是有意为之，如果没有战争，学校不乱，这个人肯定是要读医科，另外顺容对她也挺好，衣食无忧。因为战争她被困在村子里了，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向文成这个视力很低的大哥的魅力，给取灯有非常重要影响，他其貌不扬，但是会吸引不同文化层面的人，他的妹妹取灯，虽然是个保定的女中学生，支持她对这个家族最有兴趣的、最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下子就能沟通的就是文成，其次是她的娘，同艾。两下相比，她保定的那个妈，顺容就太乏味了，不能满足她对所有新奇事物的需要。后来的进步、革命、抗日，是理所当然的吸引，是义无反顾的。一个人的怀念乡土不能是泛泛而谈，她一下子落脚到这个家庭，就觉得太有滋味了，非常受吸引。这么一个小村庄里由于有了向喜的存在，就和外界有了勾连，你就可以打出去又拉回来。 

记者：你上个月在北京接受采访时提到了道德秩序，我想到了向喜，他是一个出身农民，忠厚、善良、聪明、重情义，伟大而又卑微的人，你是不是要在他身上集中体现这种道德秩序？ 

铁凝：他是有代表性的，但是整个的道德秩序还不是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书中还有我非常钟情的另外一个人，他的长子向文成，一个有见识的乡村医生、乡村知识分子形象。 

还有同艾，包括很小的小人物，像瞎话，还有可能有点问题的走动儿。当然向喜是第一主人公，在他身上突出一些，他面临的选择比他的家人他的乡亲更多。他是在乱世的最前沿，是被直接卷入风云里的。在那段特别的历史中，政权快速更迭，要一个文化水平并不高，也没有高远的政治主张的农民出身的军人，在关键时刻去做判断和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欣赏的不是他伟大的一面，作为一个作者，我不觉得向喜是伟大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质朴非常善良，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在乱世中做到一定阶层，如果稍不道德，他顺势而上非常容易，所谓乱世出枭雄嘛，但他最终不是豪杰也不是枭雄，我欣赏的反而是他的种种被动，和被动里的坚守。他的坚守靠什么呢？最基础的一点，就是保留在心中抹不掉的道德秩序，对人生和一个民族的生存，我觉得这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他是这群人里的代表，我坚持认为他不是历史中的英雄豪杰，可能就是尘土吧，他的宝贵不可或缺，你就可以想到我们民族那种赖以存活下去的动力，他是突出的，但不是惟一的。 

记者：顺容很泼辣、跋扈，但对取灯的养育又体现着她的善良；小袄子风流成性，虽然她出卖了取灯，但她也本能地拯救过村民；喜欢看女人的西贝二片，在救姐姐的时候很英勇；乡民们在梅阁受洗前的胡乱猜想等等，书中的人物每一个都很突出，作为文学人物来说他们是丰满的。你让他们体现着道德秩序的哪种？ 

铁凝：他们更多的是朴素的，自发的，作家人为的强加给他们的痕迹我是尽量避免的，那个人就应该寻着他做的去做，去生活，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先把小袄子抛开，她比较复杂一些。你说的这些人在各自不同的境遇、命运、选择和生活中，在关键时刻，他们是那么的不同，但是你看到了他们隐隐约约迸发出来的道德秩序，虽然是自发的，但也弥足珍贵，你会想到幸亏人类还有这些，幸亏这个民族的人们在选择的时候还能坚守住这些，尽管他们自己是不自觉的，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存在。我觉得也是非常宝贵的。 

小袄子的形象，我是喜欢作为文学人物的这个女性，我对她落笔不少。她有一个最大的出卖，就是对取灯的出卖，这是非常恐怖的，也是读者非常不能接受的。你会想到这个女孩子本真的一面，她是一个非常伶俐的乡下女孩，如果没有战争她就会顺利出嫁，过她的日子去了。你通过她的摇摆不定，就会觉出战争的残酷，她为了活命，不知道要怎么选择，可这些本来不应该由一个年轻少女来承担的选择全堆到她身上了，这点本身是不人道的，是惨烈的。我们可以先把她的出卖放到一边，把她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战争确实残害了很多人，包括这样的可能是轻浮的，充其量也就是有点放荡的无知女性。 

记者：你以前的小说中很少让主人公去亲历死亡，但《笨花》中，向喜在和日本人的斗争中自杀然后倒在粪池里，取灯的死异常惨烈。你在描述死亡时用笔不是很多，但已经沉痛无比。 

铁凝：我还是遵循前面说的那八个字。面对着我的这群人，我怎样表现他们，该写够的一个字不能少，不该多给的一定不能多给，尤其是在写一些惨烈的东西时，要节制。向喜这类人的死并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打动你的？不是他在死之前忽然想到他的三房夫人，他并不是要预谋跟日本人来一场血战，这个小说不是写惨案的，他就是两个事，一可能是日本人骂了他一句“八格牙路”，一个就是他受不得日本人铲了他一小片灯笼红萝卜，他瞬间可能想到的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然后就导致和日本人的恶战，打死他们他自己也死了。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在他去拿枪的时候已经知道结局是什么，这个时候别的都是空白。打死人在战争年代很常见，我在这方面费了一些心思，用什么样的描写才配得上这些人的存在，稍不留神就不对了。 

记者：这本书里并没有太多笔墨描述情感，但是在描写父子情感时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彼此间有隔阂，向喜和文成，文成和有备，还有向喜和文麒文麟，相处都不是很融洽，你为什么要这样描述父子关系？ 

铁凝：父亲和儿子小的时候都有距离，跟父女、母子不一样，但是儿子再做了父亲以后，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儿子成人后对父亲都有变化的。这个表现体现在有备身上，他从来不叫爹，他老觉得谁愿意成天和自己爹在一起呆着啊。具体到向文成和有备的关系，向文成的眼睛不好，他一辈子有种让儿子成材的很急迫的心情，有备就活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向喜和文成之间，向喜看向文成的时候，会有内疚，这个孩子是很聪慧的，如果他眼睛好，再强壮些，或许就带他到军中了。向文成内心有达观的欢乐，也有隐隐的自卑，他觉得他不适合出去，他没法跟他父亲相处，跟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比，也总觉得不及他们排场。文成和有备在最后让我也感动，有备成长了，一个人的成长可能就在一秒钟内，他忽然理解了父亲的所有苦心。向喜和那两个儿子之间的隔阂，政治因素太多了。向喜这个人好像总是不可堂皇的，不像我们的抗日大英雄，他是一个挑豆腐脑出身的农民，被动地卷入风云，很直觉地做过选择，每次选择都是有尊严的，保留了气节。 

专家观点 

陈超：《笨花》是历史强行闯入了小说，日常生活被历史打乱了，而不是去寻求书写历史。它从19世纪末写到抗战胜利，写的是历史褶皱里的东西，那种文学性更能打动我。比如一开头，吃晚饭，院子的形状，驴打滚，笨花的黄昏，非常能打动我，描绘历史的细腻文笔都出来了。我觉得它可以算是家族小说，中国的家族小说有这么几种模式，过去的那种阶级斗争模式，家族衰败模式。铁凝的小说给了一种新的模式。标题叫《笨花》，更改了五四以来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过去的形象要不就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奴隶，要不就是民俗意义上的制造奇观的动物，铁凝是写了一群人。 

何玉茹：我觉得最难做的就是取舍，分寸感，什么时候该止住了，非常利索、干脆地就不提了。尤其是抗日战争怎么写，抗战的作品太多了，分寸不好把握。书最成功的是这群人，这么多人很鲜明。 

1月初的2006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推介一本书，是一本散文集。这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敲锣打鼓推荐这本书的人是陈丹青，书的作者则是他的老师木心。前者声名响亮，而木心的名字却极为陌生，他是谁？

陈丹青对他言必称“师尊”，阿城称之“先生”，陈村阅其文“如遭雷击”，何立伟感慨于邂逅汉语的一个“标高”……木心终究来了。这位“文学鲁滨逊”79岁了，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名曰：《哥伦比亚的倒影》。这本散文集一经问世，就理所当然成为2006年最令人关注的出版大事。

木心是谁？

“木心可能是我们时代惟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陈丹青认为。木心，原名孙牧心，1927年2月14日生于浙江乌镇，是当地一个富商家庭的独生子。木心从小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十几岁的时候，又在离家不远的“茅盾书屋”，接触到大量西方经典著作。1946年，他离开家乡，进入了由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油画，没过多久，又转到了与他的理念更为接近的林风眠门下，入“杭州国立艺专”，继续研习中西绘画。解放后，木心长期默默无闻地在上海一家工艺品店工作，并坚持着自己的艺术创作。文革时他被囚禁一年半，作品皆被烧毁。平反后，曾任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木心形容中年“正是开怀畅饮的嘉年华”，而在人生的列车到达“开怀畅饮站”时，下来买酒，一回头，车开走了……1982年他移居纽约，那年，他已55岁。到国外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自1984年至2000年，出版了12本小说、散文和诗集，据说他曾用文言文将一本充满人间情愫的《诗经》译得至纯如水。木心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现在，木心在台湾和纽约的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有一批人会定期到他的居所听他授课。一批当代著名的画家、文学家深受其艺术影响。

木心的出现是极富戏剧性的，人们最先阅读到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许多优秀的作家、文化圈里的高人在谈到他时景仰如滔滔江水般的文字，如同武侠小说里强中自有强中手，他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木心，仿佛任何高昂的文字都不嫌夸大，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观，而这些读来让人瞠目结舌的文字也理所当然成为木心作品最好的广告。

作家何立伟在与另一位作家的通信中，谈到读木心文章的感受时说：木心“文字极精到，极讲究，亦极典雅，是汉语言文字的水准的一个标高”；文中“见地非同一般，有居高声自远的境界。随便道来，掷地有声。他是一个有文化根基的人，且是有赤子之心的人”。但“大陆文人，晓得木心的没有几个人”。

陈村在《关于木心》中说，“我这辈子读过无数中文，结识许多作家，至于业余爱好写作的文友更知道得无边无际。毫不夸张地说，木心先生的文章在我见到的依然活着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真正热爱中文的朋友，读读木心吧。”

陈丹青在文章中说，“我的所见所知是：小说、诗、戏剧，达到伟大的境界，屡见不鲜；散文达到伟大的境界，还未见过。而木心的散文，例如《哥伦比亚的倒影》等篇，无疑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陈丹青是木心的学生，1982年，他与木心在纽约结识，24年来，他目睹木心先生持续书写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其他朋友听取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长达五年。课程结束后畅谈感想，陈丹青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我不曾结识木心先生。”看陈丹青随后关于木心的演讲，会觉得他尚未尽兴。他也表示时候尚早，自己先侧出身子，让大家看书。

更有趣的是，陈丹青引用一位记者的话，“陈老师啊，我原先以为你写得好，现在读了木心先生的书，你在他面前变成一只小赤佬！”陈丹青把小赤佬“译”成小瘪三，高兴地讲给来自四方的记者、读者听。他说，“我写书，出书，就是妄图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陈丹青几时曾如此这般？看来，他为师尊真的不惜一切了。木心的文字当真如此炫目，高妙到“惊为天人”的地步？这当然要读了他的书后才能得知。不过相对于一众人的高调热捧，也已经有冷静者觉得“不要神化抬高，不要结论在先，不要以这一个压倒每一个，不要好像又是什么革命性颠覆性的时刻到来了，总之不要太高调”。的确，时间才是真正的评论家。

“文学鲁滨逊”

木心散文，作为惟一的中国人作品，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一起编在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文读物中。但是这位作家的名字对于大多数国内读者而言，却非常陌生。据悉，木心的写作生涯超过六十年，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上世纪80年代再度写作后，台湾为其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文学界人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现”这位“文学鲁滨逊”。陈丹青表示，就他所知，阿城、何立伟、陈子善及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最早在内地“传说”木心先生；第一个将他的文章逐字逐句全文打入电脑，发布在网站上的，是上海作家陈村。他读到《上海赋》，“如遭雷击”，在文章中宣告“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小子于心不安。”他指出，“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

据说，木心的名字初次出现大约在2001年，陈子善在《上海文学》杂志主持一个栏目，发了木心《上海赋》等文字，很多人便是在此间惊讶地“发现”了他。

阅读木心

陈丹青说，很多人初次读到木心先生，惊异、赞美者有之，不习惯、不懂得而茫然漠然者也有之。他认为，木心有“惟一性”。他说，70年代末迄今，我们目击了被长期遗忘的“老作家”如何在中国陆续“出土”的过程，这份名单包括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汪曾祺、废名……乃至辜鸿铭、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等。木心先生不属于这份名单。他在海外获得迟来的声誉是在上世纪80年代，而他被内地读者认识、阅读的过程，今天才刚刚开始。

陈丹青认为，将木心先生与以上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可比，都不恰当。在他身上没有断层。如果将周氏兄弟定义在五四时代，将沈从文张爱玲定义在三四十年代，将建国后的著名作家分别归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后据此规范他们的文学观、时代性与写作立场，相信不会遭遇太大的异议。可是我们如何定义木心先生的文学归属？

木心先生开始写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复密集写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横向比较，同时期国内的文学写作无论从哪一面向看，均与他不在一个时间的纬度——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写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给我们“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国”的错觉，而以叹自然而审视历史、在域外而回望家国，在五四时期并没有人取用这样的角度与写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伦比亚的倒影》，用粗俗的话说，则显得异常“洋派”、“新派”而“现代”，至于《上海赋》，不但上海不曾被这样写过，更重要的是，读者遭遇了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

陈丹青说，木心可能是我们时代极少的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40年代作者群中，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他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后来的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阿城为此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木心先生其实是在为五四文学那代人“背过”。

陈丹青说，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骤然遭遇木心先生的文学、文字、文句、文体，都会极度好奇：他是谁？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作家？

木心说，他像对待书一样对待人，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书。他的写作秘诀则是——读者观念。他说，“它比我高明十倍，我抱着敬畏之心来写给它看，惟恐失言失态失礼，它则百般挑剔，从来不满意，与它朝夕相处四十年，习惯了。”

      昨天，对于中国诗歌界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中国诗歌界近百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研究者齐聚北大，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人也热爱诗歌创作的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先生郑重宣布，中坤集团向诗歌界捐赠人民币3000万元，用以促进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

　　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说过，在当今这个务实年代，民众的精神困境是令人忧虑的，诗歌被遗忘绝不是社会的福音。幸好，像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同时也是诗人骆英这样的人始终没有忘记诗歌，3000万元的捐助，应该说给予了中国诗歌界很多的可能和希望。正如帕米尔文学工作室唐晓渡所说：“捐赠3000万元设立诗歌发展基金，即便在全球范围内，恐怕也称得上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大手笔；但惊世骇俗肯定只是其意义的一小部分，并且是最表浅的部分。正如一首大诗，也许多年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并正确评估中坤此举所具有的巨大建设性，而现在就可以确认的是：它必定远远超出报恩或反哺诗歌的原初动机，超出集团的自我形象设计、企业文化特色、综合发展战略等利害关系，超出董事长黄怒波，即诗人骆英先生的雄伟胆魄，甚至超出这一切的总和。对此我们除了赞赏，就是感佩。”

　　2005年的文化现象在年终时受到各式各样的总结、点评，这不是因为这一年文化方面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是因为只有几只猴子在如来佛的手心翻筋斗，容易吸引和集中人们的目光。尽管2005年的文化现象多半是乏善可陈，但有关的评论更是乏善可陈，所以值得重新议一议。

　　国学热。2004年的“少儿读经”、“文化保守主义年”之说已经使国学成为热门话题，2005年国学派趁热打铁，急剧加温。这样的加热升温，2006年怎么办？我的良好祝愿是不要打摆子，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进两步就要退三步。人们记忆犹新，10年前的那一次国学热，来势也是迅猛异常，但不到两年就急速降温、无疾而终。文化建设是一个稳步积累的过程，不能像我们熟悉的口号那样：“XXXX运动，七、八年又来一次”。

　　不打摆子的前提是不要生虚火，比如，读经是可以的，办国学院也不错，但千万不要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在那里幻想要立国教，甚至幻想王朝政治复辟，自己弄个国师当当。至于那种学费几万元，门票上千块，听课坐飞机的“老板班”、“大款班”，还是早早结束为好，因为国学毕竟不是钻石戒指，用来供富人炫耀。

　　超级女声。对超级女声的赞誉和贬斥，对它的过度解释，差一点形成超级男声。这一点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人人都想参与，参与的热情与激情，是人性的最大秘密，是市场永不枯竭的动力。唱得成就唱，唱不成就追和捧，不好意思去追和捧，就在一边发表评论。

　　操办超女的人有一颗超级经济头脑，他们只需有一个简单的设计，让女孩子怀着“赌赢了是运气，赌输了也不亏”的心理去报名，以后的事就不用多操心，人们的表现欲望，争强好胜心理，竞争意识，纵横捭阖，会自动使事情滚雪球般地扩大发展。他们赚足了钱，还意外地赚得深谋远虑的名声。

　　照道理，在2006年，超级女声应该是最大的看点和卖点，但我断言，不会有超级女声了。我给得红眼病的人找一个最好的借口：超女是2005年最大的群体性事件！

　　巴金逝世。虽有“字字千金”一说，但一般认为那是文人的夸张，不过有几个字真的贵似千金，能使等身的著作黯然失色，能使半生的盲从、懦弱和迷失得到宽恕，这就是巴金的“讲真话”三个字。为什么这句话引来亿万人的景仰，使得巴金名垂千古？其实这三个字是再普通不过，但有时居然是极其稀缺的资源。就像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其实也就是普通的岩石，但世上能有多少人上去？难道不是有许多勇敢无畏者为了达到这个高度而遍身伤痕，还有人为此粉身碎骨？

　　有人说巴金是中国的良心，这不知是过于抬高巴金，还是贬低中国人？不过至少可以说，巴金是向善之人。对巴金的问题是：“他到底说了什么真话？”对我们的问题是：“不说假话能不能活下去？”

　　韩剧。我没有被韩剧吸引和感动，倒是被眼红和攻击韩剧的电视片制作人震惊，他们把要韩剧还是要他们的产品提高到爱国和民族大义的高度，倒使人不禁想开导他们一下。

　　《大长今》等广受欢迎，使人感到韩国的编导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生活的立场编排故事，虽然只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但人们毕竟有亲切感，而我们的东西缺的是人情，而一旦想表现人情，也往往不是使人起鸡皮疙瘩，就是把人吓跑。中国的编导似乎乐于站在统治者，尤其是帝王的立场上编排故事，为他们争夺天下的残忍，宫廷政变的阴谋，或者为后宫妃子们的争宠掬同情之泪。

　　韩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走在中国的前头，他们的大众文化生产也走在前头，有些产品高出我们一头也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不过我们的电视剧也有一个优势，像卧龙保护区里的熊猫，虽然繁殖力不强，但日子过得挺舒畅。

　　陈丹青、贺卫方的请辞声明。一位清华大学的艺术教授，一位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对现行的研究生招考、培养机制的质疑决非偶然，他们的行动有点像唐•吉柯德，但他们面对的可决不是风车。有人批评他们为什么不在体制内谋求建设性的解决，我想原因并非是他们不想为，而是事实上不可能。他们的请辞声明毋宁是一种绝望的呼喊，意在引起同道和公众的注意，正如贺卫方所说，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回避。

　　其实，我在各种饭局上和私下谈话中，知道大学教师们、系主任们、院长们和陈、贺两位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是同样地激烈、同样地一针见血，差别在于他们在会议上、报告中说的是另外一番话。

　　刘心武和红学家之争。如果这是关于《红楼梦》理解和解释的学术观点之争，那么刘心武多半要败下阵来，但事情变成了刘心武有没有发言权，该怎样发言的争论，他就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不知道是红学家们的糊涂颟顸，还是刘心武话语策略的高明。一个名气那么大的作家在一场不涉及敏感问题的争论中成了自身言论自由的维权者，焉有不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道理？

　　也许红学家们是容不下谬种流传，有些气急败坏而乱了章法。看来中国的文化人还不习惯于参与公共事务，其实他们本不该抱怨中央台邀请刘心武去讲自己的观点，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央台作为社会言论的公器，有义务在学术文化争论中保持中立性和维持言论机会的平衡。

【2006年1月23日狱委讯】2005年12月2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异议人士许万平先生作出了审理判决。  该判决书里，对中国民主党及其海外工作人员徐文立、黄华及顾问王希哲三人有多方的涉及。并把许万平先生与三人的交往，作为判决许先生有罪的重要证据。我们为此十分的愤慨与不解。为表达我们的意见与抗议，特发表声明如下：  （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许万平先生的审理，多方涉及徐文立、黄华、王希哲三人，却片面地使用并不可靠的电子邮件信息作为证据，从未传招徐文立、黄华、王希哲三人到庭应讯，提供直接的证词和说明，这对许万平先生是不公平的。这必将发生证据认定上的错误。  例如，王希哲从未向许万平先生提供5000元人民币买电脑的资助。判决书说：“2003年7月，王（希哲）委托广东人李少彬向许万平之妻陈贤英的账号汇去人民币5000元，并为此向李付了手续费……李少彬不知道收款人与汇款人的关系，也不认识双方。”既然如此，没有王希哲的直接证词，法庭依据什么认定委托李少彬汇款给许先生的正是王希哲？仅依据所谓“重庆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安总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是必定片面的，是出于先验猜测的有罪推定的。  又例如，对黄华的汇款，只要稍微分辨就可以发现法庭使用了错误的材料进行了错误的认定。  涉及徐文立的部分，也有类似造就冤案的情形。因此，我们要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进入二审时，传招徐文立、黄华、王希哲三人到庭应讯，对一切有关证物作出直接的说明。  （二）最关键的是，许万平先生案的审理定案，以及近十年来，中国法院对中国民主党活动家近百人次的审理定案，都是建立在认定中国民主党是一个意图颠覆现存中国国家政权的“敌对组织”的基础上的。这个定案的基础，就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民主党是一个主张以“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的方式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党。她的基本纲领要求“开放党禁，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宪政”。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包括先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无数志士仁人们，共同主张的建国理想。中国民主党的基本主张没有超出中国共产党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解放而奋斗牺牲的主张。执政了的中国共产党没能实现这个理想，是他们的历史失误。中国民主党的纲领，仅仅要求纠正共产党的这个失误，有什么理由能够把她视为意图颠覆现存国家政权的“敌对组织”？  我们注意到，这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许万平的审理，第一次明确引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确认的《说明》，并把它列为认定许万平有罪的第一证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确认‘中国民主党’ 为敌对组织的说明证实：‘ 中国民主党’于1998年6月成立，在国内外设有分支机构，该组织敌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组织策划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公安部认定‘中国民主党’为敌对组织。”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法院提供的上述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确认的《说明》是错误的。  （三）我们知道，1998年6月以后，依据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中国民主党于各省先期发起成立的筹委组织，都在各所在地向当地民政部门提出了注册申请，以后部分地区筹委才改建为党部。若经审查，公安部认定中国民主党为“敌对组织”，它就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会同民政部对“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中国民主党正式宣布“予以取缔”。事实上，即使在中国公民权利最受践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谢富治领导的公安部在取缔所谓“反动组织”时，都是公开这样作出宣布的，使被取缔组织成员知所遵守和申诉。但1998年6月以后的中国公安部从未对中国民主党说明理由作出正式的宣布取缔，却把它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确认的《说明》，秘密提供给各级法院，作为对中国民主党审理定罪的内部掌握的官方基础证词。这是完全不合法的，是不符合建立一个公正的公开的法治国家的精神的，因为它事实秘密剥夺了中国民主党被中国公安部认定性质后，申请组织它的公民们的申诉权利。从这点看，难道今天的中国公安部在对法律程序和公民权利的尊重上比文革时期的谢富治公安部更加退步？  （四）我们强烈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正式公布它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的认定，并说明理由。对公安部提出的认定理由，中国民主党成员愿意依法向北京市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等待人民法院依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认定本身，作出公正公开的裁决。中国民主党将服从这个裁决。如果可能，王希哲、徐文立、黄华愿意回到中国参与这一诉讼，并承担自己应予承担的一切责任。  我们深知，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往往偏于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而不是保障，因此，未必有利于公民对自己权利保障的诉讼，但即便这样，走出上述一步，起码在程序的公正上，也将标志了中国向真正文明的法治国家，跨进了一步。  特此郑重声明，亟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级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研议采纳。  徐文立（签字）黄华（签字）王希哲（签字）  2006年元月22日  附注:  徐文立，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召集人。现居美国罗德岛州。 Email:[email protected] 黄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副秘书长。现居英国伦敦。 Email：[email protected] 王希哲，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顾问。现居美国加州奥克兰。 Email: [email protected]

 

　　罗伯特·格雷(1945—  )是当代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曾获得过许多大奖,享受英国、德国、日本及美国授予的研究津贴和基金。他被誉为英语国家中现今一位最伟大的诗人。在澳大利亚,他的诗是许多中学生的必读材料。格雷在197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溪水日志》(Greekwater Journal),接着又连续出版了七本诗册,《余像》(Afterimages,2002)是其最新佳作。他的最好作品的选集《1963—1983诗选》(Selected Poems 1963—1983)于1985年出版,随后在1998年又出版了《新诗选》(New and Selected Poems)。本中文译本选自1998年版《新诗选》,另外还包括了《余像》中的最后十首诗。

　　格雷的诗脍炙人口,令人难忘,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他的诗风以清新、明晰见长。虽然诗中充满了意象和隐喻,但并不晦涩难懂。格雷的文风,正如他在许多诗中表达的那样,力求清晰,尽可能地将他看到的和理解的精确地表达出来。他经常向我们提及著名的画家及他们的名画,似乎暗示他的诗与强调视觉艺术的画家显出的形象的敏锐与洞察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88年版的《钢琴》(Piano)中有一首名为《在夏日的绿阴下》(Under the Summer Leaves)的长诗,在这首诗中,格雷利用我们在绘画艺术方面的知识来解释他在创造意象时使用的方法:“名画大师那儿学到的详尽描述”,他讲述了他描述澳大利亚复杂的自然风景的努力。稍后,在同一首诗中,描写澳大利亚蓝天上云浪翻滚的轻柔时,他自认受到了提埃坡罗的影响。他对澳大利亚两个最著名画家的风景画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关注:   

　　在汤姆·罗伯茨的小树苗

　　和诺兰的树皮中有一种节奏。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格雷用一系列绘画的手法,如风景和具像画来阐述他最新的作品《余像》。他自己也说他的诗“是由视觉经验转化成的语言”。

　　格雷诗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他擅长描写已知的世界和自己对此的反映。他不是一个超自然或纯理论诗人,作品以对自然和纷繁复杂世界的敏锐感觉为基础。他认为明晰的写作风格最能表达他直接看到的事物。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对我来说意象似乎是表达物质观时最合适的方法。”在本书一首名曰《在一个小港湾》(At the Inlet)的诗中,他写道:生命的圆满在于对事物的沉思。1993年版的《某些事物》(Certain Things)中有一首名为《幻想》(Illusions)的诗,其中他又写道: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而在本书的另一首诗《证言》(Testimany)中,他强调不要相信那些以任何方式许诺有什么可以比地球更美之徒;相反地“我们惟一的天堂是平常的一切:我们为此处的实际存在所滋养。”

　　第三,格雷的写作技巧和多样化诗风令人瞩目。他能娴熟地驾驭自由体诗和传统的韵律诗。其诗的体裁包括短篇、长篇、散文体和叙事体。他的散文体诗(如本书中的《一首关于大自然的诗》)和他最好的抒情短诗一样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意象性。

　　还有重要的一点,即格雷对佛教中的禅宗和运用东方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反对西方的“元叙事”概念,这些概念用神学和绝对的方法来解释人类。他特别强调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些可观察到的直接的东西。格雷不认为有一种更强的力量能控制和影响我们的感受和理解;相反地,他的诗暗示我们,我们正是通过格雷所见所感来理解这个世界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他的许多佳作中,他总是在描写观察客观事物所带来的激情和愉悦之间体现一种精细的平衡,同时努力探索这些事物的意义及于我们生活的重大关系。格雷的作品告诉我们,诗人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更清楚和更敏锐地看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的世界包含了什么。

　　作为诗人,格雷对我们首要的影响是他呈现了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生机勃勃的风景,那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在《旅行:北海岸》(Journey:the North Coast)这首诗中,他描写到他在“装修好的房子过了十二个月”后,乘火车回到他早年生活的地方。以下是他透过车窗看到的情景:   

　　列车的影子,就像鸟影,

　　疾驰在银灰色的田野上,

　　越过那些看似从石头上劈开的篱笆

　　和一丛丛羊齿植物,

    　一个尽是草根的红泥土堆,

　　越过那漂满原木、树叶

　　和腐朽发黑的树干的小溪   

　　这些意象非常清晰引人,格雷用直白精确的语言来表达其视觉感受,确立了他早期的声誉。他被称为“澳大利亚诗坛上最具慧眼的诗人”。毫不奇怪,这种将视觉感受具象化和语言化的能力使格雷对用意象手法写诗越来越感兴趣,如他用日本俳句的传统手法创作的诗。在《溪水日志》中有几首诗就是这样的,而后来的每一卷诗中则更多:   

　　闷热的夜晚。

　　月亮又微小且模糊,

　　就像一杯水中的一粒阿司匹林。

　　……

　　烟囱,夜晚的天空;

　　这缕轻烟,踌躇水下的一位女子的长发。

　　(摘自《溪水日志》中的《组诗十三首》)   

　　这些诗作的魅力在于所用的隐喻是那么确切和大胆。显然格雷的兴趣和能力已远远超过对自然景色的简单描述。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攫取外部自然世界中贴近得令人惊异的形象,使我们对所看到的周围的事物更加敏锐。

　　格雷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了他对中国和日本看待世界的方法以及佛教感兴趣。在澳大利亚诗坛上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先入之见。在他的第二本书《草书》(Grass Script,1978)中,他将佛教中的发现直接体现在对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风景的持续关注上:   

　　我在树下整天地研读,

    　对中国古人

　　着了迷,

　　他们寻找正确的生活方式,

　　发现人必须顺应自然,

　　顺应

　　我们自我以外的东西;

　　他们热爱这个世界。

　　(摘自《达摩载体》)   

　　在同一首诗中格雷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自此它也一直成为他作品的中心。没有不变之物,他写道,没有什么可称永恒,只有变化。   

　　事物的本质

　　只不过是一空无

　　存在于乌有之乡。

　　这是它自有的本性。

　　它的根本特性就是“空无”。   

　　在格雷最新的书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他说,“谁可能逃脱?”任何事物都离不开自然界的法则和形式。   

　　世上的万物都在流动,这意味着

　　没有什么实体,在现实的

　　某个层面上,一切都在变。

　　 (摘自《事物的漂流》)   

　　在澳大利亚,罗伯特·格雷被认为是一个有争论的诗人。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一直信奉意象主义,这限制了他,使他不能超越眼前和表面的东西而看得更远。另一些人则认为他那种禅宗的超脱表明他与他人的普通生活是疏离的。另一方面,格雷因其写作的激情、意象的力量与纯粹,以及广泛的兴趣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受到大家的尊敬。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具有亲和力,作品有很强的可读性。他是二十一世纪初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此次将他的佳作译成中文,将有助于巩固他的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