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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怡

ISBN号：754261754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版次：2003年8月第1版

页数/字数：251/300000

开本：635X940 16开

装帧：平装本

作者笔下的杂文，可谓当今杂文中之另类。之所以是另类，不只是因为他的知识面和兴趣很广，从金庸和古龙的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中外历史、社会制度乃至当今国际时事，无所不包；也不只是因为他的笔调轻松自如、诙谐幽默，善用民间的活语言，杜绝一副天真的学生腔；而且是因为他的杂文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且一以贯之，这一点难能可贵。作者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兴趣，因而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左右摇摆。

不必担忧，未曾经历“文革”苦难的下两代人会不会真的成为糖水里泡大、思想和生活上都很幼稚的无为之人，或者如今日一些对于极左政治毫无切肤之痛的“愤青”们，重新燃起仇恨外部世界的烈火，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高调，甚至以玩世不恭的犬儒态度谈论正义、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神圣的字眼，把在这些问题上的是非界限抹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些人则把“愤青”的角色一直扮演到国际舞台上，以红卫兵的姿态到外国的名牌大学去留学，对世界文明的基本要素毫无兴趣，而只是以嘲笑哈佛和牛津，嘲笑哈耶克、波普和罗尔斯为己任，骨子里显出一种无可救药的浅薄。读了本杂文，至少可以部分打消这种顾虑，知道年轻一代中不仅有负责任的思想者，而且有踏踏实实的改革者和行动者，为国家、为民族，也为他们自己开拓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

作者简介：

王怡，1973年生于四川三台。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现在成都大学执教。在网上先后主持关天茶舍、世纪沙龙、宪政论衡等在中文网络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学术论坛。近年来在《书屋》、《东方》、《读书》、《南方周末》、《世纪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发表论文或开设专栏。出版随笔集《载满鹅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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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社会而言，刚刚过去的20世纪实在值得一再回望，此中的百年，价值观念冲突之激烈，社会阶层变化之动荡，几可谓前所未见，梁启超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论，至于对今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之深刻，称之为空前绝后似有夸张之嫌，但毫无疑问，给现今中国任何一代所存留的记忆与影响，又分明是最为直接与明显的。

在所有社会群体之中，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敏感毫无疑问又是最为强烈的，一方面，他们面对中国因落后而遭受到外来文明欺凌的现实愤慨不已，另一方面，又为未能去除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诸多弊端而感动痛心，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百年中，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从民国政府再到抗日战争，从1949年到“文革”浩劫，他们随大时代变迁而上下沉浮，他们悲喜交加的人生阅历，或许正可以视为百年风云变幻的丰富注脚。由是言之，记取他们的记忆，其实也正是丰富我们对于这近百年变革的理解的最生动、最直接、最可信赖的方式。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媒体会责任感十足又饶有趣味地在做口述历史，而观众与读者也始终对这一类的文字与节目保持着相当的热情。

作为南方都市报副刊版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栏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文化大家访谈以每周一期、每期两至三个版的频率刊出对一位国内文化名家的专题访谈，在国内文化界备受瞩目。以一家报纸之力，而能有如此宽广的视角，如此大篇幅的关注，如此持久的热情，如此高强度的付出，在当今国内媒体中实属难能可贵，其背后不仅意味着采编者的艰辛与努力，更彰显出中国媒体在正视历史、反省历史时所具备的一种冷静意识与可贵精神。在竞争激烈、拜金主义横行的今天，媒体要在这种大环境中做出近乎没有利益回报的努力，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与付出。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广州到北京、长沙，从上海到香港，大家访谈选取了多位或知名或还并不广为人知的文化学者，以他们个性鲜明的个人叙述方式，对他们的人生际遇娓娓道来，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真实地还原历史。在过往的几十年中，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治学著文的执着，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快乐与悲伤、他们的人生回望，让我们这些聆听者唏嘘不已。已经刊出的这些文化大家名录，也许未必涵盖了国内所有称得上大家的文化学者，但以一家媒体之力在为此做出的努力，我们如何可以等闲视之？

文化大家访谈系列终以《最后的文化贵族》为名结集出版了第一辑，无论从文化留存的角度，还是从真实还原历史的角度，都是一本足以让所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有兴趣者产生敬意的书。

岁月磨练即人生智慧

在书的封页上，编者写道：“他们平均年龄85岁，他们都是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历尽沧桑的履历以及超尘豁达的人生观，诠释一个时代，代表一种精神。”读者有此疑问似是必然：年长者即可称大家？大家只能存在于这些年长者中吗？

事实上，在大家系列访谈的策划之初，选取的访谈者大致确定在80岁以上。之所以选取这个年龄段，不仅是考虑到要尽早为这些尚健在的文化大家们“抢救性”地做一份他们个人的口述历史，更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大时代变局残留的痕迹，正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被淡忘，对于至今仍存留在老一代文化长者中的鲜活记忆，我们有什么理由无动于衷？

由此可见，年龄上的定格并非尊老使然，更非巧合，而是有意为之，甚至是系列访谈的一个初衷。在选取的这些文化大家中，他们的生活与治学经历，恰好跨越了20世纪最为动荡的岁月：他们感受过30年代中的混乱、抗战时期的激昂、解放战争时期的迷惘，而1949年之后，他们又大多在反右的浪潮中起起伏伏，在“文革”十年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20世纪中，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在逐渐崩溃，而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潮水般被引入，两种文明的纠缠环绕、对立融合，客观上来说，对生活在这个世纪的每一个人都产生出或大或小的影响。于这些文化大家亦然，这也使得他们呈现出既不同于20世纪前苦读四书五经的儒生形象、也与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们迥然不同的面目。

与其说年龄让我们对他们进行仰视，不如说是岁月磨练给予了他们的人生以足够的分量——这不也是给我们后代提供的另一种形式的财富？这些可亲可敬的文化大家们，在他们的耄耋之年的叙说中，我们不妨理解成是他们向我们年青一代讲述生活智慧，也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传承。阅读他们的口述历史，其实也是在读一本生动有趣的历史图本。

在大时代中起起伏伏

在《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一辑选取的16位文化大家中，可谓各有各精彩，各有各不同：有的是留洋后回国，如周有光、杨宪益；有的一生只陶然于某一城，如王世襄、钟叔河；有的辗转流离从大陆而香港，如罗孚；有的一生只钟情一事，如周汝昌；有的则生活丰富多彩，如黄苗子与郁风；有的开朗幽默，如黄永玉、丁聪、王钟翰、沈昌文、朱健；有的则性情沉稳，如文洁若、陈之藩、郑敏、彭燕郊……

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数十年间，是这一批文化大家们成长与生命力最充沛的主要时期，正好也对应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期，不论性情如何的不同，不论他们是主动或被动，受时代的影响则是他们这一代共同的表征。他们都运行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道上，有相逢又有擦肩而过，所取得的成就也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标杆去衡量，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变迁，与彼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风流人物有着密切关联，从他们的阅历中，我们得以获得更宽广的文化视野，领略到更多与他们交往过的学者们的人格风范。

周有光在上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是因为当时“左”倾的思潮影响非常大，最初因为想跟随河上肇学经济从东京大学转到西京大学，回国之后一度出任经济学教授，最终却又在领导的坚持下“改行”到他业余的语言学和文字学，成为中国文字改革的重要制定者及执行者，后半生终以此为业。

颇有风流名士风范的黄永玉，坦承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

而钟叔河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湖南士人所特有的“霸蛮气”，大概很多人想不到，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幼年时期偶然读到周作人的文章，这为他1979年复出后竭尽全力并且算是大胆地推出周作人系列作品埋下了伏笔……

片言只字道尽人生百味

比宏大的时代背景更加饶有趣味的是，这些文化大家们没有过多地渲染各自专业中的术语或成就，而是在叙说之中不经意间说出的小故事小插曲，其中不乏一些让我们在阅读之中忍不住报以莞尔一笑的片段。这些片段未必是我们需要投入精力去关注的重点，却是撩开他们丰富人生的帷幕一角，也无碍读者更真切地感受他们的亲和力。

也许可以说，文化大家们所经历的年代，风云际会变幻无常，这也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同样的悲辛交集难以言说。周有光在回顾自己生涯时提及当年，说“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王世襄一生爱好无数，音乐、绘画、家具、古琴等均有深厚造诣，但面对提问者，他只讲“鸽子”，因为“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这又是对传统文化怎样的一种留恋与喟叹？

《最后的文化贵族》，南方都市报编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定价：19.80元

 

去年在“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晚餐席上，散文家王充闾问了黄裳先生：散文能不能虚构？黄先生抿了半天嘴，不知如何回答。我在一旁就直接问黄先生：“那么你的散文中有没有虚构？”黄先生说：“难免。”

董桥先生羡慕小说家能够“遨游在虚构的时空里操纵虚构的哀乐”，可偏偏像毛姆这样写虚构故事的高手，在得到一些好素材后，却不愿多转几个弯，把那些素材来一番伪装。他在新加坡时住过的那家叫范·怀克的旅社，到了小说中只改了一个音，成了范·戴克旅社，而且他还很坦率地表白，这个故事是如何一字不漏地听来的，当然这也可视为一种小说笔法。但他把听来的故事，不管是否涉及别人的隐私，通通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他的小说中，这是确实的，那些曾经对他友好相待推心置腹的主人、朋友，都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尽管董桥先生说自己“顶多只能以虚笔烘托实情，以实笔敷设虚境”，但是我读他前几年的那本《从前》，一直没有当它是散文，而是当作毛姆式的短篇小说来读的。华盛顿·欧文在他的小说集《旅客奇谈》的“致读者”中说，“对于自己所说的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以相信，自己也搞不清楚。”就像以前有个画家，别人责备他画的人物肖像与真人不像，他回答说，几百年后，谁还在乎像不像。或者如《扬州画舫录》中说到的一位画家，为某大户人家的宠姬画肖像，改了七八次，自己以为已经惟妙惟肖了，那位宠姬仍说不像。后来他干脆不照着人画，放手画了一个绝色女子，那位宠姬笑着说，这次像了，“君真解人也！”

 

《纽约书评》一直以来都只有两位编辑：芭芭拉。爱泼斯坦和罗伯特。西尔弗斯。他们的拍档犹如一对夫妻，被称作美国知识分子的爸妈。去年，爱泼斯坦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西尔弗斯遂成为“鳏夫”。西尔弗斯也年届七十六岁，该杂志的读者和作者未免忧心忡忡。要找一个拍档可不容易，因为爱泼斯坦和西尔弗斯乃是天作之合：他们虽是两个人，却能够合成一个清晰而独立的声音。

《纽约书评》的创办，现已成为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即使你已听过，相信你还想再听一次。最近《纽约杂志》刊登詹姆斯。阿特拉斯一篇谈《纽约书评》的长文，我恭听之余，岂能不拿来与大家分享。话说一九六三年《纽约时报》工人罢工，《纽约时报书评》停顿。蓝登书屋编辑贾森。爱泼斯坦和妻子芭芭拉与他们的邻居、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和妻子伊丽莎伯。哈德威克一起吃饭。他们谈起罢工的事，洛厄尔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近来真安静，太好了，我们不必读《纽约时报书评》。”贾森插嘴说，不如我们自己办个杂志。洛厄尔夫妇笑说，这倒蛮有意思。但贾森却来真的。

这位贾森。爱泼斯坦乃出版界奇才。他除了发明《纽约书评》外，还在担任双日出版社编辑时，发明优质平装本，那时他才二十五岁。他认为存在着一个既非精装本也非平装本的图书市场，简言之，既不是高眉也不是低眉，而是中高眉，也即适合新兴中上阶层读者的版本，既便宜又优雅。这种原装本（trade　paperback）是指其版式和开本与精装本一样，但不用硬皮。这便是著名的“锚丛书”，首批作品包括埃蒙德。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贾森还是后来最权威的美国文学丛书“美国文库”的创办人（大陆中译本《爱默森集》、《爱伦。坡集》和《弗罗斯特集》等，即属于该丛书）。

就在“笑说”办刊的第二天，贾森便打电话给西尔弗斯，要他来当编辑。西尔弗斯是一位博览群书者，十七岁即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曾当过重量级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的编辑，后来到纽约，担任《哈泼氏》杂志编辑。他亦有同一个想法，他认为需要一本书评杂志，尽管一般人都认为办不下去。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这里还必须提到，西尔弗斯担任《哈泼氏》编辑时，曾约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一篇长文，叫做《书评的衰落》，该文引起轩然大波，就连《哈泼氏》老板也写信来抗议。哈德威克的文章猛烈抨击当时的书评沉闷乏味，当然包括《纽约时报书评》。她说：“通融的书评人、温和而肤浅的评论家也许可合理地在地方报纸生存下去，但是，大都会的重要出版物——不寻常的、高难度的、长篇大论的、绝不妥协的，尤其是活泼生动的——应预期可以找到它们的读者。”恐怕就连哈德威克本人也没料到，她这篇檄文，实际上成了《纽约书评》的宣言。丈夫洛厄尔是当时美国诗坛的教父，他写信给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谈起创刊的事时，也说：“我们需要一本至少相信水准和凭直觉就知道何谓精彩的书评刊物。”

也是在那次晚饭的第二天，洛厄尔去银行贷款四千美元，作为创刊资本。芭芭拉和西尔弗斯除了当编辑外，还到处接触出版社，为杂志拉广告，晚上两人则在《哈泼氏》办公室做编辑工作。他们打电话向作家们约稿，要求他们三周内寄来一篇书评。没有稿费。结果是，群英云集。苏珊。桑塔格那篇后来收录于《反对阐释》的有力短文《西蒙娜。薇依》便是发表在创刊号上。创刊号印十万份，旋即销售一空。数周内，编辑部收到一千多封热情的读者来信。后来该刊当然有稿费，而且不低。四年后该刊有盈利，且至今一直有盈利，可以派作者到世界各地采访，寄回长篇报道。

芭芭拉也并非没有来头，她是现时美国诗坛元老约翰。阿什贝利的同学，曾与丈夫贾森一齐在双日出版社任编辑，后来又任职于另一份精英杂志《党派评论》。西尔弗斯以严肃庄重闻名，而芭芭拉则以轻松活泼体贴周到闻名。但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丝不苟，对每篇文章都精雕细琢，常常出五六次校样，有时帮作者修改，有时建议作者修改，结果都是质量大大提高，作者们无不佩服。芭芭拉有时会给作者寄红酒，有时借钱给作者，当然，作者们收得最多的，是不厌其烦的校稿，还有突如其来的新书：“你有没有兴趣写一篇？”

《纽约书评》不只是一本群英云集的杂志，而是自成一个世界。除了有精彩纷呈的深度文章外，还有争论激烈、常常刊登作家联名声援外国作家或就国内外政治局势表态的读者来信栏，有一页一页的出版社广告，甚至，也许更值得细味的，有房地产广告：那些租售的乡间别墅和公寓遍布巴黎、伦敦、纽约、旧金山、波士顿，由此也可见其读者面之广。

但该刊最大的魅力，是独立精神。西尔弗斯说：“我们对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绝不会犹豫。世界上没有任何基金会、政府或其他势力可以左右我们。”他们倒是左倾的。当然，这是美国的左倾。右倾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看看吧。几年前创办、水准颇高但销路不如《纽约书评》的新保守派杂志《标准周刊》，每个星期日都会派人给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送去三十份。

 

在本月的文学期刊中，格非的长篇小说《山河入梦》是如此地耀眼（《作家》，2007年长篇小说春季号），他几乎可以让我们忽略当下文学的普遍不堪。

《山河入梦》一承《人面桃花》，讲述乌托邦与现实的纠缠不清，在那满怀希望的“建设”过程中，作者直面了生存溃败、个人挣扎、信念残存，他的精神指向是“不可实现”。自从乌托邦介入日常生活，它的动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作为一种看似美好的理想之病，当代作家，很少有人能对乌托邦的寄生性与腐蚀性有清晰而透彻的理解。

《山河入梦》有两个重要人物：县长谭功达（陆秀米的儿子）、县长秘书姚佩佩。县长谭功达一心一意要努力让他的辖区提前进入大同社会，但他遭到了生存的本能反抗，人性私欲也时时干扰他的行动与意志，他的生活节节败退，要改变全世界的人，结果连自己的内心也被禁锢。姚佩佩是由上海来投靠姑妈的孤儿，因偶然的机会，成为县长秘书，感情与身体的朝向发生了分歧，姚的身体最后沦陷于权力的交易场，受害者变成杀人犯。作者为姚佩佩的逃亡画了一个圆，她不可能逃出那个圈；作者又为她与谭功达的交往画了两条平行线，他们暧昧相望，她悲他，他哀她，他们无法向对方交付心灵，肉身却早已被旁人占领，最绝望的深刻体验者，不是他，而是她。观念的先天之罪，与后天的人为之祸，为害人间。谭姚之间，不是情爱悲剧，而是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的重合，肉身与内心严重分离，肉身不听取内心的召唤，内心时而对肉身发出错误的信息。最触目惊心的是花家舍，它拥有最严密的监控系统，而那竟然是桃花源的真实写照。

格非笔下的乌托邦，其思想脉络不会出于托马斯。莫尔等人以外，但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理解，小说的最后一段话，其实是对1956年前后至1976年的乌托邦之想的精确描述：“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贪污腐败；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长江不再泛滥，连江水都是甜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不再受到检查；……如果你决定和什么人结婚，再也不会有年龄的限制。”“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死亡结束了一段乌托邦，但另一段乌托邦却将从这里生长，人的本性决定了，乌托邦会随时发作。乌托邦永恒存在，永远干涉现在的生活，“假如乌托邦就是现实”——这个说法，只不过想表达我内心的逆反，我不希望乌托邦成为生活现实，但总是有人要把黑暗硬变成光明。乌托邦不是现实，但力图实现乌托邦却是一种现实，这一过程，可以浓缩人间的所有耻辱、所有悲哀、所有龌龊，它可以令死亡比活着更有尊严。

借用谢有顺的说法，好的文学，应该“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关于文学写作的通俗讲演》，《花城》2007年第1期）。在谢有顺看来，作家要跟现实签一份契约，这份契约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写作面貌；同时，必须讲究小说的物质外壳，否则就会像某些作家那样，总能把真的东西写假：“文学最终所见的是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

以这样的思考角度来看，《山河入梦》的物质外壳相当坚硬。诚实地来讲，《山河入梦》的开端，作者行文有些紧张，人物自白与对话略嫌文气过重，语言与人物身份相处得并不是特别“严丝合缝”，但这既可以看做是作者对文学纯粹性的热爱，也可以看做是作家本人的文字趣味，不必过于苛责。就小说语言而言，格非不是感性的天才，但他非常审慎，小说中每一个语词都扣着严密的叙事环节，每一个环节又清脆有声、郑重准确。举一个例子，可看出作者缜密而突出的叙事能力：司机小王经常滥用成语（初读觉得突兀），到小说中途，作者才交待小王是因为爱上了姚佩佩才故意颠倒成语，这个安排，让我想起了薛忆沩《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一滴泪，不显眼，但前后惊人地密合。这样的细节很多，只要细心，就可以发现作者的独具匠心。

物质外壳下面，隐含着更深沉的文艺探索。格非以凝重而精炼的现代艺术叩问了历史、观念、人性的深处，另一端，历史、观念、人性相应地发出了沉重的回音。

而另一位作家，也正解读乌托邦。他的经典式口语，总是先于他的作品出世。那个著名的王朔，谈起了“众生平等”（《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月22日出版），平等的号召力显而易见，但平等本身有着更复杂的伦理内核，我们在欢呼众生平等的时候，是否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绝对的平等，反而走向不平等？王朔可能不喜欢后现代这个词，但他事实上深谙后现代观念运作的所有秘密。他的行动总是先于他的观念，他的本能直觉总是优于他的理性反应。王朔惯于反讽，当他说众生平等的时候，也许他想说，众生不平等。

现实的极度匮乏，就这样催生了乌托邦之想，山河入梦、众生平等，都正“在路上”。让我们牢记卡尔。波普尔的警世恒言：“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地狱。”

　　生活毁于清洁

　　《收获》，2007年第1期，12.00元。

　　读完余岱宗的短篇小说《护士罗婷的敏感锁链》，有触目惊心之感。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桃色事件，护士罗婷的生活主题就是清洁、与病菌作斗争，性生活、身体接触更是清洁的重点，“我”在清洁的压迫之下，与大学同学鹿博导发生了关系，这当然逃不脱清洁卫士罗婷的“慧眼”，最后，“我”也患上了清洁的强迫症，生活败于恐慌、毁于清洁。

　　文学的通俗讲演

　　《花城》，2007年第1期，12.00元。

　　谢有顺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一文，谈到他理想中的好文学：文学既要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要有深广的灵魂空间。事实上，很多写作者，上述两个层面都无法达到，很多作品，满天神佛，独缺地气。谢有顺对作家与现实契约的看法，以及他对小说具体物质外壳的分层阐明，于未必自知的写作者而言，将是实实在在的启发。

　　大师的绝望

　　《译文》，2007年第1期，10.00元。

　　本期《译文》“关注”的焦点是菲利普·罗斯，那个写出《鬼作家》、《人性污点》、《垂死的肉身》，且深得索尔·贝娄欣赏的菲利普·罗斯。《出路》(曼德尔松)一文准确把握了——罗斯对肉身腐朽的高度神经质，索尔·贝娄的去世，进一步打击了菲利普·罗斯对生命的信念，肉体的速朽过程、生命尽头的一无所有，成为罗斯小说的普遍主题。

　　“虚构”真实

　　《作家》，2007年春季号，14.80元.。

　　邱华栋的长篇小说《骑飞鱼的人》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我写的是一部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虚构的新历史小说”。邱华栋通过英国人弗兰克·林德利之口，描绘了由1859年至1860年间的中国部分景象，他者的眼光定格于太平军的最后时光。想像历史未必是邱华栋的长处，值得注意的是，林德利悲天悯人的情感，隐约可见。

　　王朔的乌托邦

　　《三联生活周刊》，1月22日，8.00元。

　　把王朔与乌托邦扯在一起，实在是有些不靠谱，但这一回，王朔谈到了“众生平等”。封面故事《王朔的思想武器》之访、谈、评相当精彩，由系列专访中，可看出王朔在琐事上比谁都明白：超常精明，但在大事上依然迷茫，尽管他说他想明白了。喻王朔为六七十年代的正宗遗物，对于文学大家、文化大师的王朔来讲，也许太悲凉，我们也矛盾。

　　萧张往事

　　《万象》，2007年1月，9.00元。

　　萧乃萧公权，张乃张奚若，同为民国重要政治学者，《萧公权与张奚若》(孙宏云)一文披露了二人当年的分歧、误解、成见，二人由政见不合始，致人事纠纷，再致人格互疑。实际上，当年在萧公权与张奚若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不堪往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今人可以循着当年的非凡往事，发掘出二人对历史所分别作出的重要贡献。

　　选票的历史

　　《书城》，2007年1月，12.00元。

　　《选票的故事》(田雷)一文以非常巧妙的角度切入人类民主政治的历史。“古希腊公民曾以陶片为选票，现代中国民众也曾用豆粒选村长”——选票有自己的进化史。作者之聪明处，就在于他能由方寸之票勾勒出人类民主政治的特殊变迁。作者虽言选票，实说选举，选举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无须过多证明。

　　文明的焦虑

　　《城市画报》，1月12日，10.00元。

　　尽管凯鲁亚克们后来走上了禅宗的自救之路，但“垮掉”的幽灵一直在现代文明的路上出没。你可以把“垮掉的一代”看做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潮流，也可以看作是，文明压抑达到顶点之际，文明内部的自我分裂。《在路上50周年纪念特辑》既呈现了《在路上》的读写真相，也隐含着价值期盼。　

　　门罗的想像史

　　《伦敦书评》(2007年1月25日)

　　加拿大女作家艾莉斯·门罗不常谈论自己的写作，但在新作《城堡岩风景》里，她首先直接在序言里解释了短篇小说集的组成，随后在《没有优点》一文中，描述了她自己所做的家庭史研究，而研究结果带来了后面几个短篇。门罗以她的写作，追随着想像力的历史，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魔术般的叙述。

　　门罗的优点在于人们生活经验的独特性。她的天才之处在于：当她想像个人生活的封闭世界内发生的一切时，总是对他人的世界、对他们理解力的状况、对他们看世界的方法保持着一种特别的开放性。

　　森林里的城堡

　　《洛杉矶时报》(2007年1月21日)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新作《森林里的城堡》以类似魔鬼的角度讲述了希特勒的早年生活，引来媒体好评。

　　《洛杉矶时报》的评论则略有保留：书中的大部分历史材料都是合理的。梅勒在《刽子手之歌》和《奥斯瓦德故事：一个美国之谜》的俄罗斯部分里已证明：他有能力进行一流的、甚至创新的研究；而且，他是一位文体大师，其作品的神韵和古怪的视角从来不会无趣。但从整体而言，虽然引人入胜，但这仍是一本古怪的书——有点像叙事的游行，一个事件紧接着另一个，并无我们期待的小说里那种提升的轨迹。在结尾“森林里的城堡”里，希特勒仍是个青少年，那个声名狼藉的希特勒似乎尚未成形。其恶名仅仅在有100多条记录的“参考书目”中才被充分考虑。

　　孤独的优越者

　　《金融时报》(2007年1月19日)

　　试图解读其个人关系的传记作家常常受挫。所以，很容易理解《博尔赫斯》——他最亲密的朋友、作家卡萨雷斯的日记选集出版时的兴奋之情。卡萨雷斯与博尔赫斯不仅是朋友(最常见的日记是“博尔赫斯来吃午饭”)，也是文学创作的密友，他们一起阅读、写作、计划及编辑合集、起草序言、翻译经典作品、创造博学的旁注、寻找晦涩词句的起源。

　　40年来，卡萨雷斯勤勉地记录了博尔赫斯的各类观点。这本厚达1663页的巨著既显示了博尔赫斯广博的智慧，也暴露了他毫不掩饰的高傲。他认为莎士比亚是最被高估的作家，乔伊斯的书像白痴但令文学评论家们有活可干，崇拜波德莱尔的人都是笨蛋。博尔赫斯对他的同胞尤其冷酷：“诗人需小心两个陷阱：做现代人的诱惑，和做阿根廷人的诱惑。”我们通过这些不加防备的评论，而非他炫学的妙语，更多地了解他。

 

太阳照样升起。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里有点大事小情时，恐怕夜半还会失眠。然而，总是有人断定我们睡着了。不久前，有“十博士”联名号召大家不要过圣诞节，为的是“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就在这两天，据报道又有几位学者主张恢复“黄帝纪年”，其目的同样是“唤醒国人、恢复和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

又逢“众人皆睡我独醒”，莫非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专家一呼吁，民众就昏迷”的文化怪圈里？同样身为国人，我们每天有条不紊地计算着自己拥有的时间与闲暇，准时约会、交朋会友、浏览网页，其间怎么就睡着了呢？然而，“唤醒者”总是信心满满，像是飞进我们鼻孔里的瞌睡虫，对我们脑袋近期及将来的运行状况了如指掌。

熟悉电脑者，知道自动恢复系统要有一个具体的备份时间，不知道几位学者们主张“恢复黄帝纪元”究竟从何时谈起。印象中中国并没有“黄帝纪元”这个传统。有据可查的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经学大师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主张以传说中黄帝降生的那一年为纪元元年。但是，刘师培反对的主要是清朝披着帝王马褂的年号制，其所谓“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个笑话。至于其后诸如《民报》采用黄帝纪元也只是昙花一现。

无论如何夸大黄帝纪年在弘扬传统方面的作用，归根到底它不过是个计量时间的工具。中国从辛亥革命后的次年（1912年）起采用公历月、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采用公元纪年制度，都是基于“便统计”、“便于交流”等考虑。

今天，中国使用公元已近百年，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传统而启用黄帝纪元，除了制造计数上的混乱，让大家徒劳地多做几次四位数加减法，显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在我看来，“黄帝纪元”在中国不过是一种“伪传统”，或者说充其量是一种已经“死去了的传统”，以捍卫“死去了的传统”或者“伪传统”的名义来埋葬活着的传统、正在成长中的传统，不仅不是文化自救，反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虐与自残。对自己的文明做如此“净身运动”，长此以往，中华文明就只能退回到山顶洞里去画竖条来纪年。

公元纪年通行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纪年传统里找不出好产品。以传统纪元为例，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深受“拆迁文化”所害，留不下自己宝贵的东西，事实上，这种拆迁不止于地理或者空间层面（比如像火烧阿房宫那样的改朝换代），它同样表现在时间或者纪元层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皇帝信奉“应天承运”，历代帝王甫一登基，纪元自动复位到元年。为了开辟政治新篇章，皇帝在位时多注册若干吉祥如意的马甲作为年号，不厌其烦地让手提算盘的史官们跟在后面做加法。

细心者不难发现，这种在时间上改天换地、推倒重来的计算方法，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起构成了专制王朝的时空二维。一方面，皇帝老儿占尽了天下无双的沃土良田；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个个元年完成纪元上的一统江山、时间上的从头再来。

只可惜没有一个皇帝长生不老，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皇位更迭中，我们宝贵的历史光阴被无数年号割裂成文明的碎片。

回到公元纪年在全世界的普及，我们理应欣悦于人类文明的交融、认同与共同成长。近百年来的实践同样表明，公元纪元早已在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没有花纳税人一分钱，我们却可以尽享人类文明的无数成果与惊喜，岂不快哉？！

附:许文胜教授简介

许文胜教授，新生代著名易学专家，他潜心研究二十年，将中国易学及太极精髓与西方先进管理模式及经验相结合，成功创立了极具影响力的太极管理理论，震撼现今管理学界，带给企业决策者和管理者强烈冲击！它赋予了企业管理全新的理念与思维模型，特别适用于中国本土企业，同时也是对国际企业管理瓶颈的重大突破！

许教授现任北京博士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培训师，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易学管理研究室主任，国际新生代著名易学专家，国际太极易学会理事，东方网景创始人，赛达集团董事，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管理顾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ASU、Monaco、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学府客座教授和特聘教授。

 

 

都是好人，和三峡有了牵连，与20世纪末世纪最大水利工程有了某种联系，便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幕幕“小人物、大背景”的凄凉故事。

（一）两个人的故事

韩三明，一个山西挖煤的民工，十六年前花三千元钱从四川奉节青石镇5号“娶”了个幺妹回家，生了一个女儿后，其妻子被“公安”当作拐卖人口解救回了四川，那时幺妹年轻，心里还存在很多爱情、生活的美好梦想，毅然抛弃了与韩三明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十六年后，韩三明为了见自己女儿一面，在三峡建设高潮时期、在移民拆迁高潮时期坐船到奉节寻找奉节青石镇5号的“麻幺妹”和“女儿”。知道幺妹随着货船到宜昌运货，要很久才能回来，便加入了拆迁民工的队伍，在奉节住了下来。

当见到麻幺妹，一对曾经的苦命夫妻在破旧的帐篷前简短的沟通了十六年来的生活，“你过的好吗”，“不好”，十六岁的女儿到比四川还南方的广东东莞打工去了。韩三明决定带麻幺妹回山西，但是得知麻幺妹替哥哥还三万元债务把自己“送给”了船主，于是带着拆迁民工兄弟一起回山西挖煤挣钱回来赎幺妹。

沈红，另一个从山西来到奉节的女护士，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来寻找两年没有联系的丈夫，没有丈夫的电话号码，只有去丈夫已经离开的原工厂查找，最后在丈夫的战友带领下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两人在江边蹩脚的跳了段舞，沈红提出自己喜欢了别人，提出离婚，然后在丈夫的默许下离开了奉节。

（二）三大背景

背景之一：三峡移民。

三峡工程的建设，使得四川很多地方都处于新形成的库区之中，最后海拔185高程以下的居民都必须搬迁或者移民，2006年蓄水156米高程，三峡移民构成了中国世纪之交的最大风景。电影中用如下几个镜头表述了这样的场景：坐船到崇明岛的移民；到移民办质问移民款发放的居民；丈夫残废的妻子最后被迫选择去广东；被水淹没的青石镇5号和小马哥的家；在船上度日的麻家弟兄……，不管如何，背井离乡终归是与高兴难以挂钩的，最近曝光的移民资金被挪用的案子更是加深了三峡移民的悲怆。

背景之二：拆迁与建设

老奉节城将被水淹没，拆迁成了三峡工程库区范围内很多地方的显著风景，轰然倒下的墙体，满目皆是的废墟。在拆迁中还有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保护，有些文物可能永远无法移动到博物馆加以保护，可能要沉默于库区水中。与之对应的是新城市的建设，拆迁是建设的前提，虽然要建设就要先破坏，但是在三峡库区中的拆迁显然包含了血腥的韵味。电影中：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被打破头颅，群起拎着刀棒的指挥部工作人员；每人50元出去摆平拆迁钉子户的小马哥及其弟兄们；响起上海滩雄浑歌曲的瓦砾中的小马哥的尸体；人们处事不惊、麻木寻常的表情和拆迁构成了明显对比，墙倒了，血流了，钱有了。依靠拆迁积累原始资本的血淋淋的“淘金”运动成为了三峡工程中的隐藏的一部分。

拆迁积累了资金，资金变成了投资，投资变成了挂在墙上的光荣榜，投资者-企业家-政协委员等成了三峡缔造的有一拨致富者。电影中：老板花了两亿多的“天堑变通途”的工程居然在客人来后没有给灯光夜景供电，老本很不高兴，拿起电话打给了一位官员，在电话中用命令的语气说“一、二、三、亮”，整个大桥顿时灯火辉煌，老板得意地展示着自己的作品。我们看到，官员成了金钱指挥下的奴隶。

背景之三：底层人民的生活

在韩三明做的船上，底层的民众被社会的底层混混要挟进去学魔术，强行教学费，同样麻木的表情、默默的忍受，变成了长期受奴役看不到任何希望、不能有任何挣扎的写照；

随处可见的麻将桌旁的人们，将被拆迁的楼房里，江边的废墟旁，拆迁指挥部里面，生活在麻将的哗啦声中被定格，没有变化、没有别的慰藉，没有改变的可能，没有精神的支撑，生活没有亮色，只有苦闷中的自娱。

拆迁民工除了喝酒，就是看那些“光头”和“美女”们的声嘶力竭的歌唱和丰乳肥臀的扭捏，精神变成了如此的不堪，生活变成了如此的单调，与那些在企业俱乐部里面打球、跳舞的“上流社会”比起来，高尚和庸俗可见一斑，然而，这种“高尚”同样的庸俗不堪，底层的民众真的没有了出路了吗？

路边拦着沈红渴望打工做保姆的小女孩，以及韩三明未见过面的出外打工的女儿，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更是悲悯有加，难道世界上最美丽的三峡大地真的无法养活这些善良的人们了吗？打工成为了这个世纪广大农村的主题词，农民工成了这个世纪最悲苦的代名词。看看麻家兄弟每人一碗的面条，看看在贫苦面前失去招待能力的麻家兄弟，看看那些头上包着纱布的底层民众，为了口饭吃、为了活命和生存的挣扎状态，还有那些没有泯灭的人性光辉，让我们震撼。

拆迁民工面对去山西挖煤的高薪水诱惑，同时面对每年死十几人的危险，大口喝酒，没有争论、没有犹豫，在生活面前，生存和贫困让他们没有可能去选择，危险相对贫困来讲一样可能剥夺他们的生命。

（三）好人，工程背后的人性

韩三明，悲苦的找不上来媳妇的山西老粗，迫不得已花钱买了个媳妇，当媳妇和女儿被公安解救回四川，虽然，幺妹可能不是被暴力逼迫而是被贫困逼迫，甚至可能是自愿通过这种方式为家里挣钱的结婚。由于对婚姻的不甘，借着打击拐卖妇女的运动而离开韩三明，然而十六年后，更加困苦的生活降临在她身上，依然是为了哥哥欠款依附于另外一个男人。

韩三明从父女之情出发，要来看望自己的女儿，而后看到前妻生活凄苦，决定回家挣钱替幺妹还债。一个山西老粗，一个没有真正爱情体会的男人，从自己的人性最深处的善良和宽容出发，选择了拯救幺妹。

好人，不是因为爱情，不是因为回报，就因为十六年前的曾经的露水夫妻，和一点点亲情，依然选择了责任，人性的光辉在底层百姓的身上照亮了这个世界。

沈红，一个具有知识的现代女性，却具有十分古典和传统的东方女性美德。支持自己的丈夫出来创业，支持整个家庭，没有丈夫的电话，两年来，只是静静的等待丈夫的电话，电话里面没有甜言蜜语，只要知道妻子的存在电话就挂了。忍受，中国再传统不过的美德，通过两年的等待体现的淋漓尽致。

郭斌，沈红的丈夫，依靠着大老板，另外一个女人，自己也当上了拆迁公司的老板，功成名就，忘却了自己的女人和妻子，整天忙于应酬，感情在轰轰烈烈的三峡工程背景下慢慢迷失了。郭斌，不存在忍受，他什么都不缺，只是在苦苦的熬着，不能主动抛弃自己的妻子，不能面对自己的家庭和现在的成就之间的矛盾，懦弱和不负责任构成了他的生活，人性的挣扎构成了他的矛盾，他选择了回避，不讨论婚姻，不关心家庭。

沈红，一个好人，静静的提出了自己的离婚借口，她喜欢上了别人，把离婚的责任归结在自己身上，既没有像一般的妇女那样苦苦纠缠，也没有想到要从丈夫那里获取什么。只是忍受到了不能再忍受的时候，等待婚姻等到没有希望的时候，选择了离婚。

一个被妻子抛弃的山西老粗，宽容而富有责任；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山西女护士，宽容而富有贤淑；一个为钱嫁给韩三明的四川幺妹，为了婚姻的理想离开了韩三明，悔恨中带着悲苦，也是个好人，知道年轻时候不懂事，实际是被贫困和生活逼迫的无路可走；一个为钱离开家到三峡创业的复员军人，为了事业离开了沈红，内疚中带着挣扎，也是个好人，知道自己无法提出离婚选择了逃避，实际是被所谓事业俘虏而人性尚未完全丧失的普通人。

三峡，

好人多，

伴着滚滚的长江水、轰隆隆倒下的瓦砾废墟，命运被搅拌成丝丝苦咸的云烟，飘荡在三峡库区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