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千惨景，一堆烂账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关于父亲在这场劫难中的经历，我已另文记述）。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 被剃了「阴阳头」，由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全国被从城市赶回原籍的有397400人， [3] 其中北京市85198人。 [4] 后来「红色高棉」在柬埔寨采取的灭绝城市人口方式，即效法于此，不过手段更加残酷。我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活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儿子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 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纳粹德国的「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 [5] 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有多少人死于冻馁，则更无从查考。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母亲属于海外归来人员，又曾留学东洋，加上与父亲的关系，何以当时能幸免于难呢？一是她的邻里关系不错，二是管片民警对红卫兵说，此人自解放以来，从无海外联系，这性命交关的一言，对母亲的命运重于九鼎。不过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她还是没逃过被单位关押审查的命运。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奉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