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引
潘维一篇《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①派给思想界一个任务：“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跟西方的竞争”。为此，首先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
什么是潘维号召解构的“普世价值”和要说破的“皇帝新衣”呢？——是“如宗教般俘获民心”的“自由民主”！是“‘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据说，这种“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如果不是充溢字里行间的强烈情绪，乍看到“政治蒙昧主义”、“洗脑”什么的，多半会把它们看成倒着说事的幽默。但不是。
这篇号召解构、揭穿、竞争的宏文，写法特殊。道理是不需要讲的，只管结论下得痛快便是；结论多得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否自相矛盾、有无背离常识，管它呢，只要符合潘维自个认定的政治正确性，哪怕梦中呓语，哪怕逮谁骂谁、无端侮辱也无妨。
所以，潘维可以断言“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却不履行告知义务：究竟谁说自由、民主、市场是三位一体。还可以断然宣布：“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却对一个明显矛盾不管不顾：如果“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战争的胜负”真如他斩钉截铁宣称的那样“从来不取决于物质状况”，而只由民心向背决定，那么清国肯定不该败于日本，除非他能证明当时的民心向着日本。
至于侮辱性言辞，文中多了去。怀抱民主理想给说成“被洗了脑”，却根本不理会被指者肯定会发出的一个无关乎政治态度而只关乎常识的质疑——突破信息封闭而拓宽了眼界的人容易被洗脑，还是自我封闭、井底观天更容易被洗脑？对别国人民，也不无侮辱：南斯拉夫，“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好家伙！南斯拉夫人民的选择不合潘维政治偏好，就给定了个“缴械投降”。针对印度人民的“改宗”一说更是奇怪。印度一独立就采用了民主制，而之前是四分五裂的王公统治和外国的殖民统治，再往前，是莫卧儿皇帝的统治。用“改宗”一说嘲讽奚落印度人摆脱王公统治和殖民统治而选择了民主道路，莫非印度人命该接受王公或皇帝的“正宗”？说人家的生存质量无改善，也是信口开河，选票、言论表达和结社的自由使普通人也不乏力量感，他们可以不被官家欺负而活得有尊严，穷人无须提防一支未注册准武装力量的“踢掀砸抢和追打”，国家不富裕，但没闹饥荒、没饿死人……难道“生存质量”可以没有这些个维度？今天的西方人民在他笔下就惨得没法说了：是被“‘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的“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
侮辱远不止这些。当潘维把一批批思想者对我国自秦始皇起实行专制达两千余年这一事实的揭露指为“在我国影响很深”的“新蒙昧主义”，把对自由民主的信仰说成需要“摆脱”的“思想桎梏”和必须“解构”的“政治蒙昧主义”，这一来，所有反思历史的思想者就都成了“新蒙昧主义”的中招者和制造者，中国近百年的追求也成了一场虚无，而在亚洲最早进行共和试验、开发民智、实行新闻言论自由，自然就统统成了自套枷锁、由文明返蒙昧的蠢举。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一批人，他们在自由民主理想激励下放弃安全、优裕的生活而投身到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的斗争之中，按潘维的说法，也是被洗脑而落入了“政治蒙昧主义”陷阱。可我知道，父辈们当初的选择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尽管南辕北辙的结果为他们始料不及，但独立思考跟蒙昧主义天然对立，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倒是后来有没有被洗脑而少了独立思考多了盲信，那倒真是个问题，值得通过若干个案研究来寻找答案。
现今中国老百姓，潘维也没放过。前引“端碗吃肉，放筷子骂娘”一说，直译出来不就是说老百姓是忘恩负义、不宜好的一群？不就指他们吃政府喝政府的，吃饱喝足了就拿政府开骂？可是，此说内含的关于人民、人民与政府关系、究竟谁创造财富、谁供养了谁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念，我国政府官员怕是不便欣然接受，除非脑袋进水了。
不过，这类信口雌黄，提一下足以。真正需要重视的，是潘维称要打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这场战争是主要针对民主的解构和以自己的政治观念跟西方展开竞争。
纵观潘文，解构民主，大致几步曲：第一，定位：民主是一种“政治观念体系”或曰“意识形态”；第二，定性：这种意识形态是西方制造出来俘获民心的现代宗教，是“国内外意识形态话语掌握者”当“普世”尺度来测量政权合法性的“空洞的概念”和“政治标签”，体现了西方话语霸权；第三，后果：对整个世界来说，“自由民主”这种“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对国家来说，“转奉自由民主”不仅“不会使国家变得繁荣富强”，而且“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据潘维说：“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这里顺便插一句：既然说自由民主观念把世界带入政治蒙昧时代，自然就意味着此前是政治文明时代；说民主化使第三世界“被边缘化”了，也就意味着民主化之前曾居世界政治舞台要津。这两点本该用事实说话，但被潘维当成了无须提供事实依据的不言而喻之理，双双作为隐含前提连同其明确的断言一起兜售。
而竞争，则是针对“世界的‘主流’色彩”，以中国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
解构民主、解构普世价值，或者针对世界主流政治观念的竞争，都不是可以当呓语或耳旁风的，果真捣鼓起来的话，后果是要每一个人来承受的，也是要后代继续承受的。
二．民主是可以解构掉的意识形态吗？
1．民主很实在，不是什么浸透着党派精神的意识形态和“空洞的概念”
潘维把民主界定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马克思视之为虚假意识的代名词，视之为具欺骗性的观念体系。曼海姆等现代思想家也指出了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扭曲和操纵，认为这种观念体系跟包含着人类探索未知成就的知识体系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国度，身处其中，对意识形态的这些特性是不陌生的，对意识形态体系漂亮言辞下隐蔽着的真实意图，对它强烈的党派性、排他性和对人们精神世界的遮蔽和操纵，也都不缺少认知和实感。
而民主制度是作为一种公民自治体制诞生的。
事物的起源往往可以提示这一事物基本特征的重要线索。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古希腊，民众对来自当权者威胁的觉察和担心，使人民不能放心地把管理城邦的权力交付任何个人，而是创造了一种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公民自治体制。
这种制度当然也有一系列观念与之相应，比如权力观和人性观：相信权力具有的侵略性、扩张性和对掌权者的诱惑、腐蚀性，必定使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对民众构成威胁；相信人具有基本的理性判断能力，在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个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可靠看护者，但在种种诱惑面前特别在受权力诱惑时人的德性很脆弱——人性的前一侧面使公民自治成为可能，后一侧面使人民对掌权者的控制约束成为必要……。这些观念是从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它们都很实在，没有意识形态高调的虚妄性；它们的可观察、可验证，不同于意识形态把美好允诺无限后推而具有不可验证性。而这些观念折射的权利意识对人来说具有自生性而无须外部灌输，跟意识形态那种垄断事物解释权，控制人的思想、遮蔽人们精神的观念相克而不相生。
可以说，民主从理念到制度都极其平凡。民主认可和包容人的利己天性，对人的认识平实而低调，不试图去改造人。不象那些把不切实际的道德高调作为制度之人性要求的体制，非得把大量精力耗费在对人的改造、控制上。因为这种平实性，民主制度无须靠折腾人性来维系，但人民——民主制下，人民是拥有平等投票权、发言权和平等法律地位的公民的总体，而不是一个具政治排斥意味的意识形态用语和由权势者垄断了解释权可以随心使用的政治符号——在自治实践中自我教育；公众的福祉不依赖一个头顶神圣光环的圣人或者一个天纵英明有着“十全武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人，而是由普通民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如何实现对自己命运的掌握？相应的原则和措施同样实在。公民平权原则、统治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授权必须通过自由、公开的选举来进行，为防范选举产生的掌权者僭越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及人民的主权地位而设立制衡、监督、问责、弹劾机制，等等。这些原则和措施具有中立性和可操作性，跟意识形态的党派精神无涉，更不是什么“空洞的概念”。
现在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选择了民主，理由也是高度现实的。诚然，现代民主政治中相互竞争的党派为了凝聚政治共识和实现力量整合，都各有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但是决定它们在政治竞争中胜负的主要是现实政策。党派意识形态固然可以对部分人的选择产生影响，但多数选民并不在意什么意识形态，而在意跨党派跨意识形态的价值原则能得到多大程度体现，在意每一种政策对自己现实利益的影响。台湾地区刚结束的选战就很说明问题：多数选民不管两党有什么理念，但关注一条：什么对民众最有利，对台湾最有利。
2．民主、专制不以东方、西方为分野
就民主所依托的那些基本观念来说，如，作为民主制前提的公民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以及对权力本性的认识，前者跟人最深刻的人性需求相符，后者给人们以警示——断不可把维护个人利益、增加社会福祉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善性上，对社会和其中每个人来说，最大的危险来自无制约的权力，乃是一条被历史和现实反复验证的铁律。只有民主的制度建构以及它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和权利，能够有效应对这种危险。就此而言，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或者说包含着普世价值，并不为过。
但潘维却描绘出一幅“‘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的图景。这样的描绘和指控不仅反映潘维的阴谋论思维，还透露出他自己恰恰已经陷在对事物截然两分的思维之中。这种思维使他假定了东方跟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对立，假定民主、专制是以东、西方为分野的，并指控民主是“西方”对第三世界、特别是对东方国家进行洗脑和思想征服的工具，必须解构掉。然而，无论历史还是当代的事实并不支持这样的分野，更不支持基于这种分野的民主作为“洗脑”、“征服”工具的阴谋论。
西方历史上跟东方一样有专制主义，它曾长期存在于教廷和世俗社会。就世俗方面，西欧专制王权在17世纪前后达到极盛。但最终在跟民主立宪的斗争中落败了。
民主的价值突破西方范围，被越来越广大地区的人民所了解和追求，是在经历了给人类带来空前劫难的极权主义灾难之后。通过了解，就有了比较；通过比较，被遮蔽的（比如作为民主根本关注的人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解蔽。而“洗脑”、“征服”，对这样的过程来说，风马牛不相及。
举两个最近的东方例子。一是不丹王国在国王主导下向民主转型。国王的一番话道出了理由：“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国王看得明白，对于不丹人民的福祉来说，制度保障远比国王的贤能可靠。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地区。台湾走向民主，是威权政府在强大民意之下解除党禁报禁后，人民适时作出的政治选择。而刚结束的大选还证明，台湾的民主在走向成熟。这个事实打破了所谓华人不适合民主或者即使转向民主也只能是劣质民主的咒语。
民主，曾经不过是一个小小城邦的自治试验。由这个试验激发的信念能够在后来专制主义呈强势的漫长时期延续下来，民主政体能够在专制政体似乎如日中天的近代重新崛起并在20世纪以不可阻遏之势向全世界传输，是因为由民主政体所体现的人民与国家之间合乎理性的关系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公民自由判断的鼓励和尊重，使民主迟早要成为世界广大范围内人民的政治追求。可以说，民主诉求就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也许需要通过某种契机去激发或唤醒，却决不需要洗脑和强加。这样说吧，民主最初是出现在西方，近代的重新崛起也是在西方实现的，然而这只证明了民主作为人类伟大的自治试验，是由西方开始的，却并不意味着是西方的专有物。其他地区的人民在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决定性选择，是通过了解、比较而发现民主的价值之后作出的。
而作为一种政体，民主曾经只局限在少数人范围，也曾经十分粗疏，但它具有突破自身局限和在不断摸索中调整、完善自身的潜力，能够通过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良治方式和优秀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宪政思想及其制度安排）来改良自身、丰富自身以获得应对各种挑战的力量。
在民主所体现的价值和民主制度的改进力这双重意义上，潘维把民主当意识形态解构，都不会有结果。
三．中国可以自外于世界民主大潮吗？
民主跟中国相克吗？中国人拒绝民主、不需要民主吗？不！中国人追求民主已达百年。而反专制反独裁，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更是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作出的历史承诺。但过去百年追求，也许有人会说是百年迷思；历史承诺，也可能此一时彼一时。真正使这个问题没法回避的，是现实：官本位下的官尊民贱，使宪法载明的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被现实演绎成法律在平民头上利剑高悬，却对官员“宽仁厚德”；人民时常处于被监护状态，权力却无往而不在自由之中；而权力自由状态下的“权力下崽”、权力滥用早就不是秘密，日前人大校长纪宝成在《人民日报》撰文抨击的公务员“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现象，其实是常态，诸如公务员个税缴纳情况成国家秘密（根据南方都市报3月30日顾则徐文）、被记者揭露的官员差警察千里迢迢赶赴报社拿人之类趣事频频上演；官员升迁沉浮的决定权在上而不在下，则使民众无可奈何地眼看一些官员带“病”升迁，无可奈何地眼看着部分官员不明财产越来越巨大，还得时不时忍受官家拿荒唐事来恶心你，比方说，醉死、嫖死、赌死了，还得要你当烈士供奉……
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权力缺乏制约的直接恶果。民主起源从某种意义说是民众对觉察到的危险的反应。中国人不迟钝，对来自权力的危险不是没感觉。事实上，我国原本就因缺乏制约而倾向于专横和腐败的权力利用经济转轨时期一些不确定因素迅速扩大自我授权致使专横和腐败更趋严重，这早就超出了社会容忍度。如何管束权力，是我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对政府与人民、与构成人民的个体的关系作明确定位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而这正是民主的核心关注。
没错，民主不包医百病——潘维所谓“一个药方应付百病”之说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但民主厘清权力来源，在人民与政权的这一根本政治关系上解决权力的最终归属，给权力这匹野马套上羁勒，把它导入正轨发挥正常的服务职能而难以为祸社会；民主没法让腐败绝迹但会使官员因腐败成本高昂而望而却步；民主并无保证决策最优的野心，但保证决策的公开、透明和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保证及时纠错；民主以公民权利为前提，相信和鼓励公民的自由判断，在民主制度，选举权、表达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使公民有必要的手段参与和影响国家政策，有必要的手段对政府及官员进行约束。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是其中最重要手段之一。定期举行的选举（当然是全程自由、公开的选举而不是在钦定名单上画圈的把戏），对于在利益、价值、生活追求上千差万别的公民来说，是以选票自由表达意志的重要时刻。通过千万选民的意志碰撞和交汇过程决出的领导人，无论是否符合选民各自预期，但他们的意志都加入到结果的产生过程之中。而对政府来说，公民手中的选票不仅提示着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选民的预期反应也对政府构成根本性约束……
当然，潘维有他自己对现实的判断。通过一个反问——“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就既把“六十年的巨大进步”说成无可置疑的事实，又把现有体制的优越当了不容怀疑的定论。只是，不知道“六十年巨大成就”是否也包括“挖”出五十万右派？三年大饥荒？革“文化”命、停课停产、把国家经济推向崩溃边缘？诚然，如果限定在最近三十年范围内谈“巨大成就”，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事实。但以下重要事实可以视而不见吗？其一，作为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主要因素的工人劳动的高强度、高工时与低工资、低保障和恶劣条件，这个事实跟劳工群体民主权利的严重缺失直接相关。其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以及社会不公导致的贫富悬殊埋下了重大社会隐患。其三，中国人承担的制度成本之高，从政府及官员的耗费（包括著名的三“公”消费）远超GDP增长速度可见一斑。其四，国库装得很满了，政府权力越来越大了，但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少了……这些事实说明，制度有病，即使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却没能享受到应有的实惠，特别是广大农民、广大劳工和城市贫民处境艰难。一个学者，如果真正在意国家的健康发展，是不可以回避严酷真相的。而以“六十年的巨大成就”来证明制度优越和排斥向民主的转型，依我看，在这种坚持和排斥中，还暴露出潘维在乎的只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符号，至于人在这符号之下的状态和感受，似乎没放在眼里。然而，谈政治观念竞争而不考虑人的生存状态和感受，是不是太目中无“人”了？
四．潘维要我们拿什么去竞争？
“解构”民主的目的是要拿自己的政治观念跟西方竞争。自己什么样的政治观念？潘维这篇文章末尾只说了“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并摆开了跟国际主流价值对立的架势：“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可是拿来跟国际主流价值对立的“我们自己的生存方式”究竟是什么，却语焉不详。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国问题——核心价值观的迷失》②中挑明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说穿了，是要人们效忠中国政治传统，欲用来跟民主政治竞争的自然也是它了。不过“说穿”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是潘维自己。他用一种七拐八弯的奇怪论证方式绕到了这个结论上。
他先承认：“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如何？这是个政治价值观问题。”但紧接着一番话撇开涉及这一根本关系所回避不了的“应然”与“实然”问题，以似是而非的断言——“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个独特的政治文明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他要说穿的结论就露出了一个头顶盖。也许担心人们不明白他的意思，潘维又说：“政治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应当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以及应当如何约束政府的观念。倘若精英们认同的政治价值观过于”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实际的社会条件不兼容，就会撬动并扭曲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社会就不可能和谐。”
再接下来，是潘维在“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三个问题中“如何约束政府”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见了）的问题上拿他心目中一反一正两个例子作对比。现代民主及其价值观自然是反例：“而今，流行于全球的政治价值观是选举，是直选，是多数决定，是人民组成阶级和利益集团，由集团的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占有政府权力来保卫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于是，政治成为政府权力的拍卖场，相对势大者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政治价值观变成了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激烈冲突的催化剂。”中国是正面典型：“中国因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而拥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从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来领导；在今天，中国由一支称为‘共产党’的‘先锋队’来领导。两者之间显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的传承，异曲同工。”不过，潘维在把现今跟历史一脉相承的政治关系格局当正面典型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倒是已在不言中，那就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可是如何遴选，看不出来。但潘维在该文另一处给了答案：“继承中国政治文明传统，靠考评考选的‘绩优’原则来公开透明地选拔”。话说得闪烁其词，可意思很清楚，所谓考评考选不就是现正用着的任命制吗？不就是在官员去留问题上继续排斥人民的决定权而继续由上级圈定吗？——看到这里，我有点好奇，潘维在把民主政治丑化成“政府权力的拍卖场”和推举中国现行官员遴选制度时，有没有想过中国官场历史上就盛行、现在越发盛行的买官卖官现象？
到此为止，潘维认为可用于跟民主政治的价值观竞争的东西便已经呈现出来。其实，他所呈现的一切，是不是可以拿去跟主流政治价值竞争，先得看看用它解决我们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管用。而管不管用，没必要费笔墨，事实早就摆在那里了。可是潘维要人们固守传统的政治价值观，还把这上升到“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的高度，实在太邪门。按他意思，我们历史上形成了皇权至上、官尊民卑的政治价值，就得世世代代固守；既定关系是什么样的，民众就得拿这当最不可动摇的关系来接受，不如此，就缺乏了“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这一来，潘维就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一劳永逸地否定了人民的选择权；而且否定这种根本性权利，甚至连乌龙理由都没给一个。
然而，排除了人民的授权，人民对权力的产生、转移、使用统统无法控制，这样的政治能够是文明的吗？如果谈不上政治文明，谈何“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
至于还拿它去“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除了把中国推到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对立面，给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恐怕别无效果。当然，如果在国内思想领域捣鼓起这一套，那可又是一场重新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运动。而这，中国从来不缺少，也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只是，这种运动现在再怎么搞，怕也是难以再现昨日辉煌了，但这会阻挠向民主转型的进程，却是一定的。
2008-4-3
① 环球时报
②该文发表在《领导者》第十九期。笔者引自天益网站。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来源：中国报道周刊 发布日期：2008-06-27 13:5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