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从反对研究生招生教育体制，辞去清华教职开始，陈丹青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他在媒体和各种场合频频出现，但谈的大多不是他的本职工作美术，而且往往一语中的，批评嘲弄痛快淋漓。这让他赢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头和一大批拥趸。仅是一本集合了媒体访谈、对话和演讲稿一类杂乱文章的《退步集》就卖出了10万册。

今年1月，陈丹青正式离开了清华大学，成为了完全卖画为生的自由职业者。《退步集续编》也开始出版。这本新书同样涉及教育、城市、文艺诸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讲鲁迅、文艺复兴和木心的文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陈丹青说自己仍然不得安生，仍然被媒体围追，而且做太多“捞过界”的事情已让他开始感到“凉飕飕”了。但陈丹青显然仍然不甘寂寞，他说“有意思的话题我仍然会发言”。

关于《退步集续编》

赶鸭子上架了，我就只好顺着想下去

南方都市报：据说在《退步集续编》里，你对教育体制的批评更直接了？

陈丹青：谈不上。教育批评大家都在做，不是我一个人。《退步集》主要是围绕招生、考试，是个局部问题，是我的个人遭遇，结果给你们媒体瞎折腾一通，我就仿佛变成一个专门批评教育的家伙。赶鸭子上架了，我就只好顺着想下去，看问题角度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视野比那会儿更宽广一点。

南方都市报：余秋雨“劝”你说，光靠大学艺术学科考研体制的改革，并不能解决艺术虚假繁荣的问题。而且上研究生也不是搞艺术的必由之路。

陈丹青：余老师说得有道理的。我关于招生的愤怒，是很局部的问题，是傻逼闹情绪。可是中国你不当研究生，上哪儿去学呀？谁看你一眼啊？像西方那样的美术馆，我们没有，艺术爱好者没处开眼界；像“文革”那样的无政府状态，如今也不可能，那时我遇见多少好老师，比今天艺术学院好太多啦！今天只有一条路，考试，不然死路一条。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忽然跑去谈鲁迅？

陈丹青：不是“忽然”，是有人叫我去，前一回是鲁迅博物馆孙馆长叫唤，后两回是鲁迅长孙周令飞叫唤。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不知轻重。但话已说出去，就说出去吧。

南方都市报：你说鲁迅已经“面目全非”，你心目中的鲁迅是什么的人？

陈丹青：我心目中的鲁迅就是个长胡子的浙江人，穿件长袍，经常愤怒，随时好玩，笑笑世界，笑笑自己，很认真，很随便。还原是不可能了。没有人能够“还原”，全是后人的解读和想象。我有兴趣的是怎样想象，谁在想象，是什么让他们这样想象。

关于“捞过界”

“妾身未分明”，耍得多了有点慌

南方都市报：呵呵，你说被弄得“不像人样”了，主要是说太忙了吗？

陈丹青：学校里反正干不成什么事情，都是碎时间，又得上课，媒体找的人也太多了。情况至少得遏制一下，不能无节制这样下去。还有一个原因：话题越讲越多，我有点不知轻重，走太远了。我不是学者，没有那么多学问和资格，谈什么文艺复兴啊之类，都属于捞过界的事儿。起先在本行范围往外探头探脑地讲，现在整个跑到外面来了，有点凉飕飕。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还是应该回去？

陈丹青：倒也不是想回去，画画的只知画画，我也受不了。可是像我这样又好像有点过分……“妾身未分明”，老婆也不是，小老婆也不是，晚上好多床等着我上呢，自己都有点乱了。

南方都市报：对，画家、写作者、演说家，到底哪一个才是你觉得自己分内的身份？

陈丹青：我不在乎什么身份。我发现我是个人，那就好。“人”是个身份吗？

南方都市报：你说你“老捞过界”，写东西什么也属于玩票性质，但是你捞过界做的那些东西，好评还是很多的。

陈丹青：我这是耍猴。人总爱看耍猴嘛。只是耍得多了，有点慌了，就那么点拳脚。我不是不愿意耍来着，得回去睡个午觉再说。学问太少了，太业余了。所以我谈的态度是那种蹭在边上的姿态，并不假定我是对的，只表明我这算是有此一说，应该大家都来说。

关于辞职

别太从道德上去渲染

南方都市报：你是去年年底离开清华，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陈丹青：生活状态还是这样啊，给你们媒体撵过来赶过去啊。不上班了，但另外的锁链立刻套上来，就是你们，我要学红色娘子军，挣脱锁链求解放。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能不能回到一个很平静的状态？

陈丹青：内心平静就好。慢慢来。我闹成这样子也是慢慢地，要逃出去，也得慢慢地逃。

南方都市报：觉得很高兴吗？

陈丹青：也没很高兴，也没“若有所失”，就是终于这段光阴过掉了。我已经活到对这些事情不会过度反应的年龄。事情是一件件做到这一步的。但这段生活很可珍贵，学到许多经验。此前我从来没想到会当教师，会谈教育，更没想到会变成我的一个话题，从来没想到过。以前我的生活里根本没有教育和大学这回事，它帮助我更了解中国，了解什么是教育，教育跟年轻人什么关系，真的，学到很多。

南方都市报：估计出书这一波闹完之后，你可能就稍微安静一点，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陈丹青：文章还是会写。遇见有意思的话题，可能还会说说，但不要再变成过去几年那种状况，就是三陪小姐那样，你手指勾勾我就敲门报到。不行，要专注一点。

南方都市报：以后要靠卖画为生？

陈丹青：我一直靠卖画为生。靠清华几万年薪怎么转得过来。27年前去纽约，每一块钱都靠卖画才会有。这两年我不参加拍卖了，太热闹了，一热闹我就害怕。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能大胆地辞职跟这个也有关系。

陈丹青：对，有关系。我还有另外拿饭票的路。所以我一直说别把我辞职的事情太从道德上去渲染，好像不辞职的人就不好似的，这样效果很坏。探讨辞职的原因，但不要渲染我辞职。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声名之累？你好像很讨厌这种状况。

陈丹青：我要是说很讨厌，有点做作，但确实挺打搅的。这不是坏事情，大家很善意，纵容我，瞎撩拨，但对私人生活有影响，平均每天都会有媒体来找。你得费口舌说，不行啊，没时间——不是我可怜，是媒体可怜，每天要等米下锅，像我这样的刺头，就老被你们盯上，拽出来，说三道四，然后你们版面也填了，差也交了。

南方都市报：你对自己将来绘画有野心吗？想要画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陈丹青：总会有一点想象，脑子里有点画面。但真要去画，我也不知道会画出什么来。我现在不是一个天天画画的状态，这得转起来才慢慢进入状态，现在说不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写生。

南方都市报：现在说起你的时候总是提到20年前的《西藏组画》。你会不会想画出新东西超越这个作品的影响呢？

陈丹青：以前有过，现在不再这么想了。这是个圈套。你画出所谓成名作，被承认了，就自己设一套子。人家提起，你永远拿这个套子套自己，这就是圈套。然后你又想超越它，又上了自己的当，又设一圈套。别想这些，往下走就是了。早些年，二十来年前吧，我会想（超越自己）：不服啊！老子得超越啊！现在可不想了。超越又怎样，不超越又怎样？超越了有什么了不起？不超越又有什么关系。

关于木心

你不是随时能遇得到值得这样去做的艺术家

南方都市报：你前两年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推广你的老师木心。一般人不会像你这么高调地、努力地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因为你的性格吗？

陈丹青：中国这么多作家，但大家不知道有一位木心先生。我一路过来，在美术界推举过很多人，但是像你说的那么高调是惟一一次。我告诉你，我非常低调呢！出书发布会念一篇稿子，高调吗？书市里那天每个摊位都在推作者啊！

并不是你随时能遇得到值得这样去做的艺术家。我此生不会再遇到。我才开了头，很低调，对咱们这难伺候的空间，我很客气了。

南方都市报：但他的书出来以后也有很多批评啊。那你怎么看？

陈丹青：别人说别人的看法，我做我的事。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他值得推荐？

陈丹青：为什么纠缠推荐这件事？全国每年推荐多少作者、多少书，怎么我这一回就要来追究？我已经做得太晚了，二十年前就应该做。可是大部分读者恐怕到现在还没准备好，还很难接受这样一种文学。或者说，我们被别种文学填满了。

南方都市报：就说他的风格可能有点让人消化不良？

陈丹青：消化不良，是肠胃的问题吧？我们对文字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对写作、对世界的理解，早就有自己的一副肠胃。我们被洗脑五十年。绝大部分都被洗过脑，包括我，而且根本不知道被洗成什么模样了。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的推荐还是影响了国内很多人。

陈丹青：你这么说比较客观一点。我不是要影响很多人，文学不可能影响很多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既然有文学这回事情，大家都在找好作品，那么我告诉大家，请阅读木心先生。你不要读，请便。

南方都市报：你担心别人会说你是以一个外行身份来推荐吗？

陈丹青：是的，我非常外行，请懂行的大人先生们多包涵。我这些年没做一件行内的事情，全和我无关。我还会做，我只做了一小点呢。

但我听说一些私下的表达。北京一位著名剧作家读了木心先生说，好啊！可陈丹青这么介绍，等于“包饺子喂猪”啊。还有一位老编辑跟我朋友说，木心是“百年以来第一人”。孙郁先生持续在读木心先生的书，说他以前写的文章对木心评价还是低了。

有人骂，很对的。如果我做这事儿没人骂，我会很沮丧。那说明我不值得去做了嘛。我做的事情都是要犯众怒的，非常犯忌的事情我才会去做。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很随缘，不会说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

陈丹青：做事情得认真，事情出了门，就得随缘，不可强求。现在你们看到这些我做的小事，都不在预料范围内。不知怎么就弄成这个样子了，那就让它这样吧。小意思。我没做多少事。

南方都市报：你有没有自己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

陈丹青：没有，从来没有。媒体老要问这个，这说明大家对目前的生活不理想。我只要活着就好。每天醒来，又是一天——不是理想不理想的问题，而是谢天谢地。你们年轻，不懂。真的，谢天谢地。

 

 

城管和小商贩发生冲突的消息时见报端。城管暴力执法的传闻，常受到网民们众声谴责。可是城管和小商贩其实双方都有一肚子苦水。

城市必须有管理，小商贩必须谋生。可我们该想想，城市管理和小商贩，不是只我们国家有，也不只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活跃起来才出现。人类文明有了商品交换就有小商贩，出现了城市就有了城管，少说也有一千年了。如今到欧美旅行，从巴黎塞纳河边闻名世界的旧书摊，威尼斯的小船贡多拉，佛罗伦萨的皮货摊，还有美国大小城镇的街头节庆，小商小贩是名城一景。更不要说小城镇的日用品商贩了，那是当地居民赖以取得日常食物用品的必需行业，是城镇之所以为城镇的第一条件。没有商贩，欧洲历史上就不会有城镇。但在那里，你从来看不到警察和小商贩的口角争执，更不可能动手动脚，大打出手。这是为什么？

我在旅行中看到过无数各种各样的小商贩，还在美国做过多年小商贩。小商贩这个谋生不易的行当，可以说秩序井然，像钟表一样准确。欧洲的小城镇，商贩集中在中心广场附近，那里白天常常实行交通管制，以利行人。每天清晨，居民们还没出门，广场附近却提前繁忙异常，因为一切商品都要在规定时刻前运送进来。每天晚上，行人都回家以后，那里又有一阵繁忙，小商贩收摊，打扫清洁，入夜后像水洗过一样干干净净。

在欧美城镇，警察就是城管。人们看到警察在商街人流中巡行，却很少和他们打交道。一般情况下，打交道就是为了要他们帮忙做点什么，比如问个路，帮忙借个工具，疏通车道之类。在小商贩的概念里，警察在场，坏人就吓跑了，警察是安全保障。除了安全，警察还要提供一点服务，这是警察或者城管这种公家职务的题中应有之意。

除了法律对公务人员执法权力和行为的严格规范以外，应该说那里的小商贩比较好管。那里的小商贩，除了需要许可证以外，还都知道必须遵从的规定，时间上规定几点收档就是几点，商品货架摆到什么地方，一根线非常明确，前后左右互相参照，违规侵占公共空间为同行所不齿。也就是说，那里小商贩们好管的原因，是小商贩们行为的自律程度很高。而小商贩的自律，不是因为城管的惩罚，而是因为同行们的互相观察督促。小商贩是世界上最善于利益算计的行业，别的行当很笨拙的人也能做，小商贩却都是聪明人，他们天生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商贩同行们互相敦促，遵守规矩，共同利用时间空间，善待顾客，不搞恶性竞争，搞好环境清洁，以及遵纪守法，纳税缴费，对别人有利，归根结底也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天下小商贩们都有强烈的趋利避害观念，天生是良民，最不愿无端惹事，也最容易理解，个别人的违规占小便宜，开了先例，会对整个行业造成长远危害。他们最明白规规矩矩做生意的重要性，最明白规矩一定要大家来守。可见，小商贩这个行业，天然地促使他们有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在中世纪欧洲城镇，就是商贩们首先组成了行会。行会是商人们和工匠们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建制之一，一千年中对欧洲的社会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现代西方的社会制度离不开城市自治的传统，而城市自治是从商贩们的行会开始的。

如今，尽管已经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欧洲中世纪以限制竞争，自我保护为特征的行会已经不复存在，但商贩们的自行组织，自我管理的自治传统依然在发扬光大。归根结底，这种自治，这种自治下的行为自律，互相敦促，互相保护，对商贩是有利的。他们在这种自治的框架下，寻求一日一日做生意的平安和公平，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也组织起来面对政府和社会，保障在他们的市场范围内，所有人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的警察或城管，根本就用不着成天提着个警棍，在市场人群里，像盯着坏人一样地盯着辛苦忙于谋生的小商贩。他们的警察或城管，是应该为商贩和顾客提供服务的。

在我们国家，城管和小商贩关系里，没有小商贩们的自治组织，小商贩们一盘散沙，各自照管自己的利益。而城管是上面的权力，就是来管小商贩的。几乎古今中外小商贩们多少都有一点的自治和自我管理，偏偏在我们的城镇里非正常地消失了，于是我们的小商贩在行为上只需要寸土必争地攥住自己的利益，不再有可能用心营建良好的共同的市场环境，表现得更自私，缺乏自律。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小商贩素质差，这是制度缺失造成的。一盘散沙的小商贩，面对城管的权力，没有用合法权利来制约和平衡的能力。于是，在他们的眼睛里，城管就是官家派来找麻烦的，而自己就是任人欺负的对象，要么忍气吞声，要么盲目反抗，甚至酿成悲剧。

现在，我们社会的很多麻烦，源于社会层面自治组织的缺失，庞大的社会在结构上退化为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个人的单一关系。于是，城管竟然变成官家管坏人那样的局面。中国社会历史上也不是这样的。建设和谐，光上面建是不成的，应该从下面建，从民众的自治和自我管理组织建起。城市管理也是这样，小商贩的自治和自我管理组织，是改善城管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是我们自己堵死的，现在到了打开的时候了。

 

中国的流行观点是，美国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它的国际战略完全受制于它的国家利益，它依仗其强大的实力，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争夺和控制世界的利益和资源。于彦智的看法恰恰相反，“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

听这些专家的解读和预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我发现，中国人是完全把美国当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来看待的，而这个帝国主义是西方传统帝国主义的一个延续，它与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苏联帝国没什么不同，是弱肉强食，唯利是图，同时又打着美好的旗号：过去的帝国主义号称传播文明，开化蒙蛮，现在的帝国主义打着人权和民主的幌子，在掠夺，在侵略。那时，我才对中国人的美国观，也就是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有所了解。

关于民主主义的基础问题，在自由主义在欧洲获得全面胜利之后，个人主义是民主的基础，就成了常识。但是，我们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然对民主主义的基础就不容易看到。所以，也容易在这方面引起争议

《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何三畏

于彦智,南方人物周刊供图

“业余作家”的国际视野

关于美国的中文书籍早已汗牛充栋，还有什么样的介绍美国的书能给人一个惊奇并且突然走红呢？眼下就有一本。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于彦智所著的《美国的本质》甫一出版就上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引来不小的反响。

中国的流行观点是，美国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它的国际战略完全受制于它的国家利益，它依仗其强大的实力，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争夺和控制世界的利益和资源。但是，于彦智的看法恰恰相反。《美国的本质》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

于彦智的基本的立论是，基督新教构成了美国的国家本质和决定了美国的外交实质，美国的外交不是世俗化的外交，而是“意识形态外交”。《美国的本质》写道，美国“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人权状况及民主与否一直是美国对外交往中衡量敌友的一个标准”，“美国人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社会秩序。”

针对“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的“外交定律”，于彦智说，“美国有永恒的敌人，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例如，“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该书写道，美国人为了对付它的敌人和维护它的价值观，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现实利益。最后，该书告诫道，“解读美国，不要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中国不会仅仅因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被美国视为威胁。

对于在基督教支配下的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在于彦智的书里，也跟通过好莱坞等美国市场文化机构输出的不一样。他写道，“多数美国人私生活保守，循规蹈矩。尤其是在性问题上，美国人的保守态度可能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而“真正酒池肉林和性混乱的，是在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

除了上述给人“刺激和震惊”的观点外，他在书还阐述了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马丁·路德·金的黑人维权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美国对华外交的基督因素，以及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等论点。作者自述道，这是他的“个人的心得”。

在写作过程中，他把一些章节陆续放在了网上，引起一阵阵沸腾。有人表示怀疑和反对，有激烈的叫骂，也有热烈的追捧。一位网友留言道：“美国人的狗写的一本书而已！”另一位网友真诚地表示了他的困惑：“我看作者写的也不无道理，但是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有些偏激，有些危言耸听，听后更是心神不安。”还有的网友留言，表示从该书得到前所未有的启示，令人豁然开朗。等到正式出版以后，反响更加热烈了。在纸质图书的阅读者里，以表示支持和感谢作者观点的为多。

没有人想到，这个触动了人们心中的一块敏感区的，是一位“业余作家”。这个1980年高中毕业，以陕西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哲学系的才子，上了一年本科就被公派到日本学习社会学去了，直到1991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没有进入学术机构，而是获得了相当有利的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机会。他先在国务院法制局作翻译，这份工作使他对中国的法制现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时，他吃惊于一些基层法制工作者之不懂法，常常违法违宪而不自知，他明白了“法律在地方还处于普及ABC的阶段”。之后又到了地方工作，再后来转到了日本。目前，他经营着一家给国际性公司提供咨询的公司。他一边干“挣饭的活儿”，一边从事学术写作。

但是，在于先生看来，这并不妨碍他的专业和研究。他的个人历练使他有机会以国际的视野观察世界，这是他能完成这样的著作的条件。

于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是严谨的，采访中，他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议论的问题”，就“请容日后做一个负责任的探讨”，不做勉强的回答。

面对“凭良心和常识”的误解

人物周刊：美国已经是中国人说滥了的话题，你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本书？

于彦智：这要从 伊拉克战争谈起。

那期间，由于要掌握 原油价格，我天天看电视节目，关注战争进程，当然，国内专家的一切解读和预测，我也很感兴趣，力图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但在听这些专家的解读和预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我发现，中国人是完全把美国当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来看待的，而这个帝国主义是西方传统帝国主义的一个延续，它与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苏联帝国没什么不同，是弱肉强食，唯利是图，同时又打着美好的旗号：过去的帝国主义号称传播文明，开化蒙蛮，现在的帝国主义打着人权和民主的幌子，在掠夺，在侵略。那时，我才对中国人的美国观，也就是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有所了解。

我相信电视上做节目的多数专家，都在凭着自己的良心和学识，在讲他们自己相信的事情，讲自己相信的观点，不是故意在编排一些东西，在骗人。我相信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看美国和世界的。

他们对美国和世界的解释，与我在日本学习期间的知识和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很不相同，我感觉到了巨大的差异。我感觉，依照他们的看法和逻辑，其实你没法把握住美国人的行为动机，没法把握住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区别。这对我们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我们百姓个人对外打交道，其实都很不利。会造成很大的认识上的冲突。

而依据我在国外学到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把美国人的行为逻辑和美国与欧洲的区别，以及近几百年世界的外交规律解释得比较清楚，于是，我就萌发了写一本关于美国书籍的想法。

人物周刊：你书中什么是你最想表达的？

于彦智：这个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点。

第一点是：要想了解美国，了解美国人，把握住美国的本质，把握住美国人的行为特点，就一定不要忘记一个事实——

美国人有将近百分之九十相信基督教，其中的百分之六十信仰基督新教，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又是一个主张积极入世的宗教，是一个热切地强调人与社会的原则和伦理的宗教，所以，美国人对现实、对历史、对国内国际政治的认识和理解，都深深地受着基督教的影响。这些影响，又一直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上，表现在他们祖辈的行动上，因此，也表现在他们国家的现实当中，表现在他们国家的历史当中。

第二点就是：想了解近代世界，根本离不开对基督教的理解。近代世界的起点，其实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 中央电视台谈到大国的崛起时，都是从十六世纪谈起，十六世纪是一个什么世纪呢，正是宗教改革完成的时期，受宗教改革的影响，西方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兴起了荷兰、英国这样的大国，而这些大国都是新教国家。我们把近代的开始时期，归结为英国的克伦威尔革命，中国叫资产阶级革命，而国外的教科书，称它为清教徒革命，也就是宗教革命。韦伯在他的书中充分地论述了新教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影响，我在书中也说了，在此不再多说。

宗教改革，变生出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基础上，产生了人权思想和民主主义。人权思想和民主主义以后又分为两大传统：一个是神本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还保持着宗教改革的原始色彩，在强调个人主义的同时，还强调人要生活在神的控制下。这个传统以清教主义为基调，在这个基调上现在还活跃着美国，所以，美国人在表达民主主义和人权思想的时候，带有强烈的神学色彩，说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各种人权。美国总统说，我们不是受制于上帝，就会受制于暴君。另一个就是法国传统，发端于宗教改革后的法国启蒙主义，它以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为基调，在这个基调上，产生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影响到中国，产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它们都高举无神论和人本主义，把人视为至上。法国革命时，把巴黎圣母院改为理性之殿，共产主义者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两个传统，在近代统治着世界。

我在书里，为了把美国讲明白，也不得不追溯了美国精神的欧洲源流，所以，讲的不只是美国，也讲了欧洲近代的两百年，讲了欧洲与美国的区别。

人物周刊：你考虑过它可能给你带来什么社会反应吗，今天看到的是否在你的预料之内？

于彦智：现在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确实是我所没有料想到的。我以为，充其量像一般社会学科书一样，走个几千本，但事实上走得很好，在北京的大书店，一直摆在畅销书位置上。而且，这本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荐给了政府高层，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在余英时获得“社科诺贝尔奖”克鲁格奖而采访他时，也谈到了这本书。

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已经到了很广泛的程度，学术界也很宽容。

民主的基础是道德

人物周刊：你提到，你引用的多数观点，应该属于政治常识，在国外也确实是常识，只是在我们这里才是有争议的问题，请你分析一下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于彦智：前面讲到，中国的五四运动，继承的是法国人文主义传统，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上承续，是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以后，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

这条线，有一个传统，就是反宗教和唯物主义。我们知道，法国革命的一个精神源流，就是法国的伏尔泰，伏尔泰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大师。共产主义遵循的也是唯物论。因此，中国自五四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着一种强烈的反宗教精神，“五四”是把什么宗教都砸了，最著名的，就是“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国民政府期间，民间也兴起了“非基运动”，就是要把基督教从中国赶出去。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宗教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了。

因此之故，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在近百年，在看待国际事务的时候，不会考虑宗教这个因素，宗教成为一种很偏激和幼稚的东西，容易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当然，这个角度绝对有它的合理性，而且是普遍的合理性。但是，这角度也容易让人忽略宗教对人的心灵和行为的影响，尤其是观察美国的时候，容易忽略基督教对美国的影响。

此外，关于民主主义的基础问题，在自由主义在欧洲获得全面胜利之后，个人主义是民主的基础，就成了常识。但是，我们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然对民主主义的基础就不容易看到。所以，也容易在这方面引起争议。

人物周刊：你的思想渊源在哪里，看得出来，你对韦伯很推崇，韦伯、托克威尔给了你什么。

于彦智：韦伯是现代思想界的巨人，我经常有疑问，韦伯的脑袋，为什么有那么丰富的知识和锐利的剪刀？韦伯未曾到过中国和日本，但它对中国的儒教道教以及日本的佛教有着深刻分析，关于日本净土真宗与新教的共同点的分析，让日本的学术界一直很佩服。韦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和预言很经典，以后社会主义就沿着他说的道路发展了，也沿着他预言的遭受了挫折。他也预言了我们现在这个冷战后的时代，他说，今后，地球上的各类的价值体系的冲突与力图把它们统一在一个原理之下的努力，肯定是势不两立的。世界将越来越多元化，曾经被埋葬了的各类神明，都将从坟墓中苏醒，并走出坟墓，继续他们的永无止境的斗争。诸神的斗争将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现代人必须忍耐这种宿命。我们现在不处于这个时代吗？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不就是对韦伯这句话的一个注释吗？中国人读韦伯，我觉得很有必要。

托克维尔给了我很多思想上的启发，尤其是关于美国的论述。我谈了美国的宗教性，他也谈了，并且比我谈得更彻底，他有一句经典的论述我再次引用一下，他说：“我竭力寻找美国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我到它的海港中去寻找，我到它肥沃的土地和无边无际的森林里去寻找，也到它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和巨大的世界商业帝国里去寻找，我到它的公立学校和各种学习机构中去寻找。我也到它民主的国会和举世无双的宪法中寻找。我都没找到答案。直到我走进教堂并听到布道讲台上散发出来的公义的激情和光芒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美国的天赋和力量的秘密。”瞧，比我说的要绝对和彻底多了，当然，这是法国式的浪漫的表达，我不这样说美国。

人物周刊：你是否肯定世界政治文化会归于某一种主流、存在一种普世价值？

于彦智：这个肯定是这样。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胎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因为欧洲的世俗化，现在已经获得了很充分的世俗的表达，在美国之外，民主和人权思想，已经看不出宗教色彩，成为一种普世的理念。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敢于像黑格尔或纳粹那样批判民主和人权，大家可能不知道，托马斯·曼早期也指责民主是盎格鲁萨克逊的产物，不符合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精神，但后来，他成为民主的狂热鼓吹者。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敢于向民主与人权这两个普世理念叫板了，即便是反对它们的，也以它们为外衣，打着它们的旗号。所以，可以肯定，这两个理念，将成为未来文明的主要基本价值。

人物周刊：那么，是否应该为人权划定地方标准？对于某些经济落后地区和国家，是否现在不适合推行人权和实行民主？

于彦智：这两个人类的理念，肯定是没有地方标准的，它讴歌的是人的生活状态，一种理想的状态。

人权没有地区和时代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得到保障。你不能说，在陕北，夫妻俩在屋里看了色情录像被警察拘留，是可以容忍的，因为那个地方落后；而在上海，就不可以容忍，因为那个地方发达先进。

但是，民主作为一种与政治相关的制度，受着现实的影响，所以，在实现民主的道路上，有着当然的地区差别和民族差别。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想，只要中国人还在随地吐痰，还在争抢公共汽车的座位，还在把宗教对不道德的恐吓当作玩笑，经济还落后，那么，中国引进激进的民主，肯定是个灾难。

但是，中国肯定应该追求民主，不追求民主的政府肯定是个不反映民众利益的政府，也不是一个能够有效率的政府，但作为政治制度，当然要受现实的制约。

人物周刊：书出版后，听了这么多的赞赏、批评，有什么新的想法。

于彦智：朋友和出版界的人士鼓励我写写日本，因为我毕竟在日本生活过很长时间，有很多很生动的资料，有大量的素材。因此，我想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但还是想从宗教与社会的这个角度来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的专业，写出来的东西，应该可以对读者负责。由于现在是个国际化的时代，也想谈一下宗教有可能对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影响。现在基本的提纲都准备好了，手头的一些“吃饭活”做完之后，就着手写。

 

中国的事情，大家常常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既然明白，为什麽还要装糊涂呢？原因很简单，你把事情说明白了，有人不高兴，而那人是你得罪不起的。

我说这话什麽意思？不外乎因为常常看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上）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分析胡锦涛「可能」的施政思路，还有什麽万恶的中宣部和英明的胡锦涛作对等 等，觉得好笑。为什麽好笑？因为就施政思路而言，胡老总的思路早就很清楚了，分析固然需要一些，「可能」却早就都是「不可能」的了。就胡锦涛和中宣部的关 系而言，那也是主人与狗的关系，而且那是调教有年、忠心耿耿的一条看家狗，断没有忽然发了疯而反噬主人的可能。

看胡「用干部」与「拿主意」
两者结合起来，我们不妨拿周围朋友切身体会的意识形态管理来说，究竟胡锦涛是「打算」推动政治改革，给大夥儿多一点儿说话、出书的自由，而中宣部在那里给他捣乱呢，还是胡总本来就压根儿一门心思控制舆论，中宣部完全是秉承上意胡作非为，大夥儿有点儿自由也是我党力不从心从手缝里露出来的呢？媒体一边不能不 承认後一方面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我党还在不断提供新的事实材料继续证明这一点，另一边却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请什麽专家、学者分析，说其实如何如何，如 果怎样怎样，反正是说胡锦涛现在权力还不如毛主席当年大，江泽民、李长春、刘云山都不尿胡锦涛那一壶。当然，结论也是很明白的：一旦胡锦涛到了当年毛主席 的份上，就会给全国人民以自由，届时大夥儿有屁放屁，有话说话，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要「民主」。所以，眼看着十七大快到了，大夥儿应该齐心合力帮胡锦涛 巩固领袖地位，最好也当上第四代「核心」，如果一时要大家对着小胡他老人家跳忠字舞还有点儿心理障碍的话。

这样的专家，这样的媒体，不说是吃屎长大的，我看也是污染水喝多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没有一个记得了。毛主席说过什麽？说的很多，至少有两条这里用得 上。第一条，老人家早就说过：所谓领导，不过是做两件事，拿主意，用干部。当然，用胖子司令吴法宪的话来讲，这是老人家「伟大的谦虚」。所谓「拿主意」，就是决定方针政策。胡老总究竟拿的什麽主意，据那些媒体和专家来看，迄今还是整不明白的。好像胡老总现在做的那些抓人、禁书等伟大事业，都不是胡老总所愿 意做的，而是他被人逼着做的–当然，好事又当别论，如果有好事的话。那当然是胡老总最愿意做的。可是，不要忘了，毛主席还有一句话，大家更熟悉：「政治 路线确定之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话老人家其实也打了点儿埋伏，因为这政治路线的决定与干部的使用之间，并不是这样一种你先我後的逻辑关系。准确地 说，应该是：干部的因素确定之後，政治路线不用决定也就决定了。所以，这又回到毛老人家上一句话：「用干部」与「拿主意」，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你不知 道某位领导的内心打的是什麽主意，看看他用的干部就会明白了。如果你不清楚中宣部究竟是不是胡锦涛在掌握，看看中共意识形态都是些什麽人物在当权，还不就 清楚了？

「团派」加「贵州帮」双料胡党
可惜，那些喜欢谈论中国官场人事变动的媒体，包括我们的党报党社，现在不都专门开辟了人事变动的专栏吗，却不肯看看胡老总在意识形态管理上用的都是什麽 人。没错，人都是好人。在腐败没有被揭露出来之前，我党干部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但好人与好人不一样，有的喜欢放屁，而且放得很响，显示他喜欢声音，甚至喜 欢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有的则是闷头子狗，三个碌毒压不出一个屁来，就算压出来了，那个屁也与中央文件是一个腔调。前一种人，虽然制造些臭味，小面积污染 空气，却似乎懂得自己方便，给人方便，小小不然的自由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後一种人呢？他自己一脸一屁股的正儿八经，能让你们胡说八道？

其实，在意识形态管理上，胡老总老早就把自己的顺手队伍搭起来了。尽是嫡系班底，「胡系」色彩深入到肠子，毫无争议。谓予不信，不妨一一点将看来：

–「喉舌」的层面，当然首推新华社与人民日报。新华社社长田聪明，是胡锦涛当年在西藏主政时的第三把手。我们知道，西藏的第二把手，毫无例外必是藏人，这第三把手与第一把手一样，那是中央特派的干部，两人之间又比一般同事合作之间外加一层亲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胡锦涛那时大半时间养病在京，这西藏的日 常党务就靠田聪明替他顶着。这样一个人物，你说他是江泽民的人？你说他今天反而要给小胡捣乱？哈哈！那人民日报社长呢，叫做王晨，本来名不见经传，当年在 光明日报当总编辑。这光明日报的员工中，不想却也藏龙卧虎，其中一位叫做常大林的，与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有着某种我们所不了解的亲戚关系。一般员工开始 不会知道，可王晨早就摸清楚了状况，这就搭上了天线。好处来得非常快，胡锦涛一接班，王晨就到人民日报当一把手了。剩下的光明日报，既然在王晨时代就已经 圈进了胡的地盘，这王晨去了人民日报之後，胡总还能狗瞎子掰棒槌不成？立马从西藏调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苟天林，补上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缺–一个小小 的光明日报尚且不能放过，你说胡总尚未掌握中共宣传系统？

–除了西藏，胡锦涛早年的另两块地方势力范围，就是贵州与安徽。他在贵州当过省委书记，这很自然；安徽是他的籍贯所在地，而读者或有不知，我们党有一个其来甚久的封建传统，那就是领导人与老家的特殊权力关系。八十年代，安排山西的班子，彭真和薄一波有最大的发言权；那山东呢，就得多听万里的意见了。九十年代後半期的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因此与胡锦涛有特殊的关系。此人现在干什麽？早就调到中央了，官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兼国家广播电视局局长。接王太华安 徽书记职务的，则是从西藏书记的位子调来的郭金龙–这再次说明安徽与西藏一样，完全属於胡总的势力范围。自己人把持广播电视，那是抓到了要害：想当年打 倒「四人帮」，华国锋、叶剑英这边布置汪东兴、张耀祠动手抓人，那边就同时派出了耿飙接管中央电台、电视台。贵州的人马呢，不妨举一个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 文为例，那是胡锦涛当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时的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团派」加「贵州帮」，双料胡党。宗教局也属中宣部系统，因为是管理我们的灵魂的。

党校、社科院和中宣部的胡党
–意识形态系统的再一大块，是党校和社科院，进行政策研究献计献策不说，还养了一群党的吹鼓手，不是给党送终，而是为党辩护。随着我党的宣传水平越来越 高，这些单位的重要性，早就超过传统上老毛所重视的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了。单说行政级别，党校与社科院，也比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高出至少半级。现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长陈奎元，是二○○三年上任的，也就是胡锦涛接班之後任命的。此前，他的职位是河南省委书记；再前，则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陈奎元之前的西藏党 委书记，那就是当今
皇上本人了。作为当年胡总离任西藏时的接班人，这陈奎元的皇恩，可想而知了吧？而且，他现今还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属於国家领导人，显见 是胡总用来掌握意识形态系统的一位大人物。至於中央党校，那本来就是胡总本人苦心经营十年的地盘。去年夏天，胡总又从自己的发迹地甘肃，调来了省委书记苏 荣，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这个布局，对贯彻胡总的意图，可以说妥帖稳当了吧？

–当然，中共意识形态系统的最大衙门，那是中宣部。老毛也目之为「阎王殿」的。近年常有论者说，这中宣部喜欢与胡锦涛作对，但凡胡锦涛行所谓「新政」，中宣部就出面镇压。听了这话，真不知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作何感想？胆战心惊，还是邀功请赏？这就需要那些自作聪明的分析家们来判断了。反正，刘 云山没有官位不稳的忧虑。事实上，刘云山既是胡总当团中央领导人时的部下（当时在共青团内蒙古区委员会主持工作），又是田聪明的好友，两人在新华社内蒙分 社共过事不说，好像田还是刘进入政坛的引路人。十六大的时候，刘云山与王乐泉、王兆国一样，是胡锦涛提名进入政治局的。胡的嫡系，却偏偏在施政上与胡唱反 调，这个现象怎麽解释？是甘心为主子背黑锅，让主子唱红脸，自己当万夫所指的恶狗，还是当官当烦了，故意找上司的麻烦，甚至这个中宣部长宁愿不得总书记的 欢心也要为了维护中共政权而歇斯底里？这一点，恐怕也要请分析家们解释解释。而且，中宣部的领导人，还不止一个刘云山是正宗团派、胡总嫡系。主管常务的副 部长吉炳轩，是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子上调过来的，专干那些关刊物、禁书报的脏活累活。不是说胡总领导的团派代表这中国的明天吗？我看也是，中国的明天 一定更美好，因为那些在党看来不美好的声音都会被吉炳轩们柔性「割喉」的。

胡锦涛用人打破章法的新意
我看不用更多的例子了，已经可以知道今天谁在真正控制中国的宣传部门。不错，胡锦涛在用人上很有一套。就拿这些干部的任用来说，就很有打破章法的新意。新意当然不在於任用亲信，那是「江湖中国」的惯例；新意在於：胡总用来控制意识形态的负责干部，往往都是从内地边远地区调上来的。西藏、甘肃、贵州、内蒙， 相比之下，安徽恐怕都得算是东部沿海地区了。而且，这些干部大多没有相关经历，似乎更没有什麽相关的文化修养。这一点新意，如果对比一下江泽民时代的类似 做法，那就更清楚了。想当年，十四大前後，江泽民在北京刚坐稳了屁股，也要拉一帮亲信来控制宣传部门，接二连三从上海调入周瑞金、刘吉、龚心瀚、金炳华等 人，分别进入人民日报、社科院、中宣部和全国作家协会。这几个人到了那里都担任副职，这固然说明老江不如小胡有办法。可是，很明显，老江调的那几个文化干 部，还算是比较有文化的，在思想上也是相当开放的。这不是说老江的时代就比较开明。而是说，那样开明的干部掌管意识形态，尚且万马齐喑，难道思想不开明的 干部掌管意识形态，反而更会导致舆论开放不成？内地边远地区的老百姓，也许不一定就比沿海地区的老百姓思想保守；但是，可以肯定，内地边远地区的共产党干 部，那是一定比沿海地区的共产党干部更正统、更顽固的。让这些人主掌意识形态，对於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很明显是反动的，只能更加不利於思想文化的自由和发 展。胡锦涛是不是在继续坚定地采取新闻控制、文化愚民的强硬路线？对於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是相信那些分析家们的巧舌如簧呢，还是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 教导，「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呢？

——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4月号

 

今年中国纪念几个70周年，几天前的一个80周年却被遗忘了：1927年4月12日中共史称“四一二政变”，这是蒋介石与中共决裂的一天。如今国民党被大陆称为大哥，这个日子便无人再提。然而，德国（极）左翼的社会主义替代组织却没有忘记这个日子，在一篇长文里，阐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这个“事变”前后的分歧。德国之声记者摘译如下，作为一段历史的回顾。

四一二前后

1922年，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此后，中共发展迅速，从995名党员、2632名共青团员，到1925年发展到1万名党员，9千名共青团员。这个趋势进一步发展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中共有了57963名党员，35000名共青团员。

中共高度重视“工人运动，”在1926年的长夏里，仅6月就在107个企业里发动了有69556人次参加的罢工，罢工的原因是米价的上涨。中共参与的工会联合会下面有187个工会，共7万6千名会员。到1927年3月27日时，仅上海就有了502个工会，82万1280名会员。在1927年3月4日到4月4日期间，上海中共经历了空前高潮，一个月内这个城市的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从3856人增至8374人。国民党增长更速，1月至4月间党员数从2700人增至16000人。

高速发展的国民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左右两派之争。共产国际为了平衡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力量，特将国民党左翼领袖人物汪精卫从巴黎送回中国去。

随着北伐军之靠近上海，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筹备之中。这牵涉到了谁来执政的问题。此时，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多数认为应该建立苏维埃委员会。但共产国际的代表坚决反对，认为苏维埃委员会跟与国民党的联盟不合拍，会孤立工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同意放弃建立苏维埃委员会。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1927年3月21日的总罢工开始。几小时之内上海就变成了死海。总罢工的消息由359支宣讲队（其中包括1270名大学生）在全市宣布。罢工第一天有20万工人参加，第2天参加的人数在30万至80万之间（有不同说法）。约4千家企业卷入。这两天里，工人占领了市内所有重要的地点，也跟警察发生了武装斗争。部分私人卫队和黑手党徒也参加了工人的战斗，他们一个区一个区地占领了上海。23日，工会联盟宣布罢工结束。

3月24日传来英美军舰炮击南京的消息，反外情绪激烈起来。工会考虑对所有租界采取大罢工措施。4月3日，一名苦力之死导致若干名日本人被杀。一些当地共产党领导人支持这些反对外国租界的罢工，并把日期定在3月28日。在汉口，1927年1月已经发生了占领英租界的事情。

莫斯科苏共政治局为此连续发来两份电报，反对占领租界，理由是：“这会孤立上海工人，给对工人采取暴力提供方便。”3月28日的反租界罢工因此取消。武汉也开始与英国谈判交还租界的问题。

北伐军3月22日进入上海。在3月26日共产党人林均领导的5万人欢迎大会上，中共代表宣布，没有实施共产主义的意图。莫斯科又发来指示，不要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必要时可以把武器藏起来。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沃金斯基（Woitinski-鲍若庭？）在武汉却发出指示：要对解除武装进行反抗。不同的指示在上海中共中引起混乱。

蒋介石在上海会晤的第一人是黄金荣。由于共产党人渐渐威胁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上海黑帮开始希望扑灭起义。3天后，蒋介石会晤了上海商业和金融界代表，代表们抱怨工人的罢工和工会严重影响了工厂的经营。蒋介石答应帮助他们，他们几天后便给蒋集资1000万美元。同时，上海的黑帮开始招兵买马。至于他们购买武器的60万美元是他们自己出的还是蒋介石给的，一直是个悬案。

4月11日晚，工会联盟主席被谋杀。4月12日，黑帮开始与工人战斗。军队开始收缴工人的武器。4月18日，蒋介石开会与3千人共庆“胜利”。4月24日，国民党举办宴会为蒋介石庆功。上海黑社会发出一份电报，称：“共产党在我国摧毁几千百年的文明，我们怎能安静地坐着呢？”不久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反共联盟。

接下来，原来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被禁。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开始建立支持政府的工会。4月13日，由上海黑社会组织领导的一个反共委员会建立。至1927年底，共有5600人被捕，2000人被杀。27年6月时，上海中共党员只剩下了1220人。一些中共党员跑到武汉去寻求国民党左派的支持。7月15日，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向蒋介石低头，与共产党决裂。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中国政策分歧

斯大林在事后这样为自己的中国政策辩护：“一个正确的政策绝不需要永远地，在任何情况下都通过对对手的胜利来加以证明。”

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论”，由布哈林作了进一步发挥。它的内容包括：在这个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事情。在殖民主义国家，急迫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四一二事件后，斯大林仍然视国民党为同盟军，视蒋介石为革命的。有所区别的仅仅是：“武汉的国民党是没有右翼国民党人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大众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斯大林把中国革命分成几个阶段，他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即在北伐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与革命共进。这是一个联合民族阵线的革命。”他认为，在以后的阶段里，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才到来建立苏维埃的阶段。

斯大林指出，由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殖民主义国家的第一个革命阶段里是革命性的，在中国，他们的政治表达就是国民党，所以共产党应该在国民党内，服从于国民党。区别只是，斯大林在四一二之后把他所说的革命的国民党局限在了国民党左翼，即武汉帮。斯大林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蒋介石已经在上海镇压了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之后，然而在全面禁止共产党之前，主要在他于1927年4月21日发表的“中国革命的问题”一文里。5月15日，在禁止了托洛茨基之后，他写了此文的补充版。

托洛茨基则于1926年广东三月事变之后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托洛茨基在1926至1927年间在一系列信件和文章里发表了他对中国的观点，于1928年6月28日收集在“中国革命的结果和前景”一书里。

针对“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论点”，托洛茨基要求彻底修改共产国际政策。他认为，中国的殖民主义特性和帝国主义的存在不能够构成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理由；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个阶段跟帝国主义是串在一起的，他们的利益不同于工人、农民的利益，“相反，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存在于，政治上和组织上与资产阶级决裂。”

托洛茨基还指出，由于国民党有一个资产阶级的领导层，不会去符合工人农民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建立苏维埃委员会。这也是为了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苏维埃将从现在开始伴随中国革命的进程，反映它的命运。”

一年后，托洛茨基回顾中国革命进程时说：假如在北伐刚开始时就在“解放区”建立了苏维埃，就有了必要的基础，有了自己的军队，能够粉碎敌人的军队，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这样却能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熟起来，夺
得政权，即使不是在全中国，也能在相当大一片中国土地上做到。

四一二事变后，托洛茨基失去了权力，被禁止在苏联讲话。他写道：“我们看到，错误接连着错误，塑成了一条越来越脱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

这篇文章最后归纳道：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害怕在其它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会损害他们自己的特权，使苏维埃委员会制度在苏联重新复活。

历史没有假如

在此摘译德国（极）左翼党派写的关于中国历史这一段的文章，并无给读者什么启迪的意思。这篇文章引据历史资料，总可以让人从一个侧面看一下这段历史。

谁也不能说，如果当初托洛茨基路线胜利了中国会怎么样，或者说，如果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直延续下来，不发生四一二会怎么样；或者说，中国既然走了半天，至少在经济上又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何必当初那么多的激烈。这些都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些都是假设。

历史不能假设。事情已经发生了，早已过去了。现在，为了和平统一，中国大陆又与台湾国民党称兄道弟，连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80周年不是小日子）也不提了，这也是历史的发展。（平心摘编）

 

当我回到一别三十多年的邢台段庄，站立在残留的水泥台上，望着那已经不存在的场院，我想起了祖建军。我们一起在邢台呆了三年多。

89年的6.4后，北京第一批宣布处死的十几个”暴徒”中有祖建军的名字。

67年。一天我们收工回到宿舍。看到了从北京来的新同学【本篇文章，会使用一些劳改队的语言】。我简直不敢相信，来的差不多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后来知道，年纪大一点的，都到隆尧采石场劳改去了。祖建军就是这四，五十个孩子中的一员。

虽然说都是孩子，但也是藏龙卧虎，年纪最小的一个是现行反革命，他是铁路员工子弟，当最疼他的姥姥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后，他就把火车上的毛泽东像，全部毁坏。孩子的直觉和单纯，应该让那些在牛棚等着毛泽东路线来解放自己，和自杀时还写毛泽东万岁的成年人感到羞愧。

也有非常不单纯的孩子。右派杨平，第一次和孩子见面，就把近十年积累的，如何干活可以省力气，怎样可以避免手打泡等全数的教给了一起劳动的几个孩子。第二天，杨平就上了批斗会。十四，五的孩子也早懂了揭发立功。

我在教养队，遇到的刑事犯中，最聪明，也最有政治头脑的，就是我以前提过的，在大雨天，从十几米高的围墙，三千三百伏的电网上爬过的唐毅鸣，他对我说，如果新来了一个队长，三个星期后，他还叫不出你的名字，你就算炼出来了。我做不到。祖建军可以做到，他是一个不显山，不显水的人，走路歪着身子，一颠一颠的半走半跳，嘴里吹着连自己也几乎听不见的口哨，不知道谁恶毒的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水，发音应该念水儿，不是老北京人，发不好这个儿化音。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小小，瘦瘦，脸干瘪的象一个老人。他似乎什么都缺，但最缺的就是水。

教养他基本上平静度过，解教前，卷入了同性恋，这里的规则是处理岁数大的，他按时解教。

故事发生在场院。麦收时的场院，没有脱粒的麦子堆成一座小山，麦子前是两台总厂自己制造的脱粒机，大功率的马达，粗糙的大滚筒，一捆腰那么粗的麦子，在滚筒上也就是几秒，就干干净净了。暴土攘烟，呼吸困难，人们从总厂的喷漆车间借来了防毒面具。

劳动的强度象篮球赛，机器的隆隆声，面对面说话听不见，只能是靠打手势，暴土攘烟，能见度也就一，二米。用麻绳捆的一捆捆的麦子，堆成小山。想从半山腰里把麦子拉出来，异常费力。不知道谁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镰刀把麦子捆给刀出来。这办法省力，可行，但一切问题就出在镰刀上。

半夜，震耳欲聋的场院，突然没有了声音，脱麦机不动了。开始以为是电源有问题，但很快就发现，滚筒上的铁板断了，没有多久，在场院的地上发现了断的铁板和一把变形的断镰刀。

一桶，一桶的井水从头上倒下去，才看得出原来在尘土下的一张张脸。都是没有表情的脸，但每个人心里都是幸灾乐祸，高兴可以暂时摆脱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苦役。

一连几天，场院居然没有动静，但祖建军被关了禁闭。这把惹祸的镰刀，是否真的是祖建军的，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总得有顶缸的。祖建军又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我不在三分队，具体的情节，我就不知道了。

禁闭了两个星期，人放回来了，还是走路歪着身子，还是一颠一颠的半走半跳，嘴里还是吹着连自己也几乎听不见的口哨。

一个月后，突然从总厂开来了一辆小汽车，把祖建军叫到了队部，然后，又让祖建军的组长，把他的行李一卷，和本人一起离开了段庄。

人们相互转告，祖建军被逮捕了。说的和听的，都是心平气和，就象告诉别人，今天要下雨一样。

每次劳改队的逮捕，从来都是大张旗鼓，开宣判大会，小组讨论，肯定要热闹几天。但这次祖建军的逮捕，从上报，到抓人，都是静悄悄的，事后也没有列入学习，讨论中。

这里的奥妙要从上级给农场压下来的硬性任务说起。

农场每年都为完成生产任务发愁，劳改队早就有：亩大，秤小，亏心表的说法。亩大是为了增加亩产量，就是苦了干活的人。

段庄沙地的能力，实在和上级的数字对不上号。于是，又把一些地种上树，不算耕地。在宽宽的两行树之间，种上麦子，来补足耕地的产量。但树也不是想怎么种就怎么种的，种多少亩，仍然要报上级批准。

正在队长为完不成任务发愁的时候，祖建军的”反革命破坏生产罪”及时的救了驾。当年的生产任务漂漂亮亮地完成，而且还是略有盈余。

当然，上交的粮食没有那么多，其中的差额，就算在反革命祖建军罪行的名下。

这次我回邢台，见到当年的蔺指导员，想问问他这件事，不知道是他不想和我谈过去，还是真的老糊涂了，反正他说他是什么也记不得了。如果他真是想回避，他也只是想回避关于有关我的事，他不大可能想到，我会问起祖建军。

人们还是每天出工，吃饭，睡觉，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当然，每个人都清楚，祖建军的反革命罪行是莫须有。

我无权谴责周围人们的冷漠，因为我也同样是沉默。刚进劳改队时，比这样小得多的不平事，我也会出头，我曾不只一次的挑战牢头狱霸在队长的纵容，默许，和授意下打人。

不是劳改生活磨去了我的棱角，也不是当年我多么的勇敢，多么有正义感。只是当初我有折腾的本钱。

那时我是周恩来的钦犯，只要我占理，队长也得让我三分。

而文革后的我，在监狱仍然是特殊人物，不过已经不是特别需要照顾的人物，而是特别需要修理的人物了。

听到有人为祖建军追债，就是收集别人”欠”他的钱。祖建军所在的三分队，几乎每一个人都出了钱，包括外号叫琉璃猫的，那个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一毛不拔的人。又听说，下一个星期天，所有的去邢台的人，偷了的钱要全部上交，送给祖建军。

我去找那几个牵头人，给了他们一点钱，看到的是莫名其妙的眼光，我连忙解释，我真的欠祖建军钱。一个人把钱举起来，对着太阳，似乎这钱可能是假的。另一个人阴阳怪气的说，鹤慈，你饶了我们吧？你一搀和，非把事情搅黄了不可。还有更不客气的，连推带搡，说什么，你想让我们也进去？我想分辨，突然觉得说不出话，蹩的我出不来气。后来就急醒了。

一屋子的人，都睡着。这里没有人会想到祖建军，更不会有人想到自己出血去给那个倒霉蛋。

我望着窗外的一牙月亮。和我们X几个朋友在昆明湖上看到的月亮，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可能再回到十几年前了。

我又想到，祖建军这个时候，是否也能够看到这同一个月亮？

6．4事件后，用来祭旗的，都是所谓底潮的，都是过去历史上，有碴有绽的，就是象祖建军那样，被劳教，劳改过的人。

祖建军再一次的成为执政者需要的替罪羊。值得安慰的是，这次的过度使用后，没有人可以再一次的利用他了。

6月4日，祖建军和成千上万的市民一起，站立在街头。

那天晚上，我不记得有月亮。

09、03、07墨尔本

 

马寅初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有人深情地说，如果不批判马寅初，中国就可以少生几亿人。更多的人则是赞赏他不畏权威、坚持真理的精神。但将他的讨论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恐怕既谈不上不畏权威，更谈不上坚持真理。

计划经济的人口逻辑

事实上，在50年代中期，很多学者突然关心起人口问题来了，甚至包括后来组织批判马寅初的人。

人口问题之所以突然成为热点，似乎并不是因为当期人口增长太快——事实上，中国城市的生育率当时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在上海，生育率下降不迟于1955年。人们关心人口问题的一个起因不过是，1953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人口已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5.9亿。人们有点震惊。

不过，更重要的起因则是，当时，国家正雄心勃勃地实施赶超战略，其制度手段就以国营企业为基础的全面计划体制。到50年代中期，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城市的私人经济逐渐被消灭，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政府计划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尤其是苏联援建中国一批工厂，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基本成型。

但是，计划经济要能够正常运转，要做到所谓的”有计划、按比例”，就不仅要对生产活动进行全面计划，也必须对个人消费活动进行计划，因而，政府逐渐发放各种票证，各个单位、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建立合作商业系统，集中统一消费。同时，政府也必须对各种要素的价格和供应量进行全面控制，只有这样，计划当局能够进行经济计算。

最终，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计划当局也必须对人本身进行全面控制，其中就包括人的生产，这一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口生产涉及到消费品供应，也涉及到公共品供应，更涉及到劳动力供应。如果不对人口进行控制，计划当局根本就无从制定其他方面的计划。关于这一点，米塞斯曾经就1922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就精辟地指出过：

“如无对人口增长的管制，全面计划体制就不可设想。这种社会必须有能力阻止其人口规模超出或者降低到某个可欲的界限。它必须努力保持人口始终处于最优规模，从而实现人均最大产出。与任何其他社会秩序一样，它必然把人口过剩或不足都视为坏事。由于在这种体制下，一个基于社会生产工具之私人所有的社会让生育数量与生存资料之限度卸协调的动机不复存在，它就必须管制这个问题本身……可以确信，即使这种社会可能实现’自由恋爱’，但它却不可能实现自由生育。可以说，只有在不可欲的生育能被阻止时，每个人已生下来的人的这种权利才存在。在这种社会，跟在任何别的社会一样，总有一些人，’在自然的盛宴上没有他们的位置’，在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必须向他们下达退出的命令。”

除生育计划之外，户籍制度也是政府对人口进行计划的一种手段。就在人们热烈讨论人口政策的时候，国家也逐渐建立起户籍制度，到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完全成熟。户籍制度的本质是切断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阻止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城市人口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增长。

计划当局为了使其计划看起来比较科学，倾向于不断地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因为，任何一个变量不规则的波动，都会使费尽心血制定出的计划，变得十分荒唐。切断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自由流动，是计划当局为城镇国有工业部门制定计划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对人口进行计划，乃是计划体制的内在逻辑所要求的，也是计划体制要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尽管米塞斯等学者早就论证了，计划经济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已经是另一回事。

马寅初的计划情结

马寅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气氛中，提出其人口理论的。

当时参与讨论人口问题的几乎所有人，从最高执政者，到普通学者，都以计划经济作为其逻辑出发点。其结论也就不难设想，有学者总结说：当时的理论界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密切联系，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因素之一的人口，应当包含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相适应，人口也必须计划地发展。

批判马寅初的人其实也并不反对控制人口，有人就说：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对人口进行计划，乃是计划体制信奉者的一条根本而普遍的信念。当然，对人口进行计划，并不必然意味着抑制人口增长。如果决策者信奉另外一种信念，比如相信人多力量大，那也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地安排人口快速增长。但不论在哪个方向上进行控制，反正都是控制，家庭的生育活动必须纳入国家整体计划，不能由家庭、个人进行自由选择。

马寅初的根本错误正在这里。马氏提出控制人口，不过是为了完善计划体制，让政府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控制具有可操作性。他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人口问题，而是人口给计划体制带来的麻烦。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为控制人口提出的论证主要有两点：第一，要实现赶超战略，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就必须控制消费，而要控制消费，就必须控制人口。第二，工业化意味着机械化、自动化，劳动力将趋向于剩余，所以，要保证工业化社会之稳定，必须控制人口。

这些论证十分肤浅，但并不奇怪，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普遍迷信国家计划与政府控制。严重的问题是马寅初设想的控制人口的手段。马寅初说，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教育。在此之后，即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接下来马寅初说，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马寅初的论证是：抚养孩子的花费，国家的支出要大于家庭支出，因此国家理应享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马寅初又说：况且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这样的论证与断言，恐怕老子、孔子、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路德维希·米塞斯、阿玛蒂亚·森都不会同意。笔者感兴趣的是，马氏后来是否意味着自己已陷入逻辑陷阱：既然他承认政府有如此权力，那政府回过头来管制自己的言论，似乎完全合乎逻辑。

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王小波的赞誉之声不仅来自王小波的“粉丝”、“走狗”们，也来自学者、作家，还来自更多的青年网友们。中国大陆媒体十分罕见地从不同角度对王小波的传奇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网友们和博客作者也就王小波现象展开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