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在干什么？“干那选秀下的蛋！”

一颗子弹飞出去了，有人倒下，有人惊呼，有人晕厥，有人号啕……这个场面极具戏剧效果。万众的掌声，此起彼伏，但你不能说，我爱子弹。

昨天，我朝布景的装置上扔了七、八个鸡蛋，合成现场有片刻的凝滞。

但是，人就是人，在阴沟，在厕所的外墙，在坛坛罐罐里，在苗圃，你都可以开花。她们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艰辛，也比我更操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都在走路。一条没有个性的金光大道，好比香烟纸盒上的图案，有人穿梭其中，按规定好的路线朝着自己心意的目的挣扎。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好在心意不会死去，是顽强的，在今天是顽强的。所以，她们很美丽，每一个都很美丽。你们可以诋毁她们，舞台却还她们尊严。

人，是不可以为别人活的，而人为己所爱、为己所愿而付出，也是经过选择的。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干那选秀下的蛋。我想说，我说那个蛋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说它是先锋后先锋是当代艺术是时代潮流，有谁敢质疑？我是谁？我就是那戏剧。这话听起来让很多人不舒服，又想跟我较真。好嘛，又让我干成了。你们为什么对我一直都那么好？我真他妈想不明白！没有这么帮人、这么成就人的。活该！先干那蛋，再干那艺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何以获得了自由？可以狂放不羁到这般地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搞阳谋不搞阴谋），因为，我的后面有她们。

是的，我知道，你们听不懂。

这样的基础，让我沉稳、平和、宽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睡得好，吃得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放在碗里是圆的，放在盒子里是方的。

来吧，提点要求。

在搬到目前的新居前， 我住在同一区的另一条美丽的道路。

它的名字叫做圣.乔治路 〈St. Georges Road〉。

那条路上有一栋现时为瑞典教堂所在地的地标，孕藏着被称谓为墨尔本知名最富裕区「Toorak」命名的由来。

令人难以想像的是「Toorak」，据说最早来自澳洲土着的发音，它原来的意思是指「黑色的乌鸦」或者是「沼泽地」。

在1849年有位搬到圣.乔治路〈St. Georges Road〉来的商人杰姆士。傑克逊〈James Jackson〉，在这儿盖了一栋被他命各为Toorak House的建筑物。

1874年政府沿用其命名；正式将Toorak，作为官方的正式通用的名称.此乃墨尔本驰名於世最精緻的住宅区突拉克〈Toorak〉的渊源由来。

初抵仍被浓浓的英国风笼罩的 Toorak区，不管逛街、参加 Party、或坐在街边咖啡店喝咖啡，那些穿着整齐礼貌周到的悠闲老人们对初次见面的人常有着他们固执而先入为主的品味标准。

在标榜多元文化交融和谐的墨尔本，人们常不是把肤色、种族、从何地来的移民看成重点，他们通常会在意地问你三个问题：「你住在那一区，你的孩子念那一所中学，你参加了那些俱乐部」？

那表示你与他们之间价值、教养、品味的区隔或认同。与这些老人们闲聊常让我体会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在《区隔： 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所探讨的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场域的惯习如何建构成社会阶级趣味的区隔与价值品味。

如果你参加了墨尔本市的市区一日游，搭载你的游览车应该会将圣.乔治路〈St. Georges Road〉当成观光的景点之一。

这一条长约一公里的街，两旁植满着四季各具风情的阔叶树， 一栋栋围墙高筑的豪门巨宅， 延街而立， 围墙里是花团锦簇精心设计过的各式花园， 路边是修茸整齐的如茵绿草， 在阳光普照的清晨、午后、居民们家中那具有英国传统的早茶、下午茶餐点的惯习，经常在我闲步其中的记忆里， 成为永难忘怀的扉页。

这条街背临着墨尔本有名的雅拉河（Yarra River） .有25户的人家后花园直通隄岸，有些人家还拥有小汽艇或木船， 在那有雾的清晨，或晚霞满天的黄昏，隐约可听闻到在河上徜徉泛舟的细碎笑语 .我以前住家的左边邻居，是一栋被政府列为古蹟的雄伟古堡，佔地约有四万呎，屋龄超过百年，圆型的堡项还矗立着旗竿，屋后的小树林，林木高耸参天， 许多松鼠和几只狐狸经常在林间跨跃，男主人是个着名的音乐家，记忆里的他总是喜欢穿着白色西装， 着淡粉或淡紫泛出银光的高级领带， 开一辆老古董劳斯莱斯，女主人是长得有点像导演伍迪艾伦於1977年，荣获奥斯卡的 「安妮霍尔」 里黛安基顿所饰演的那位神经质文学家。

每当周未， 邻居家常有正式非正式的各种音乐会或是艺文界聚会在进行。悠扬的交响曲经常由邻居那整夜灯火通明的音乐厅里传送过来。

住在以前屋子时， 曾有几次被邀共饮下午茶的记忆，第一次被邀访参观的记忆，如今鲜明如昨，他们那古堡共有81个房间， 外型虽然宏伟， 里面却陈旧不堪，油漆早已斑驳， 樑柱略有倾斜， 那木质的地板在走动时都会发出吱嗄声响。

只有那敞阔的宴会厅仍可感受到昔日的盛况风华，墙上巨幅的油画点粧着古堡那繁华落尽的淒冷， 与主人遥远美好的童年记忆。

这栋男主人由外祖母那边继承而来的豪宅，因为作为艺术家的子孙辈难以维持高额的维修费， 加上其被政府列为古蹟， 外观不容任意加以改造， 整座古堡成了后代人的烫手山竽， 目前产权纷杂，争扰不断，令人叹息不已。

屋后小树林尽头， 还修筑着长长的护城围墙， 墙缘有段凹陷， 主人特别介绍那是用来架置枪炮管用的，昔日的炮管早已被移走， 留下寂寞历史的陈蹟。

也许你会觉得不解？为什么我舍得离开如此美好的居所？

我的旧家是栋乔治亚式的建筑，屋龄不久， 面蹟比起左邻右舍的巨宅只能算是袖珍屋，其实还算住得蛮舒适的，它原来与我右边的邻居是同一产权，祗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地价的攀升， 开发商将原来大片土地切割为二， 邻居以前正是旧屋主的网球场。

而我家除了将前院大花园盖成住宅，我的后花园， 则保留了原来可用来当游泳比赛标准尺吋的超大型游泳池，而这个游泳池正是迫使我离开那儿的罪魁祸首，因为墨尔本的天气多数偏寒，一年之中可游泳的天数对我这种不擅泳技， 来自亚热带惧寒身子的人简直寥寥可数。而维持它清洁的费用每月结算差不多和养个baby一样多，长久下来， 令人愈来愈不能心甘情愿。

然而，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去的原因是有一天， 住在我后面的邻居， 来按我家门铃， 他带着我到他们家的前院， 我家后院与他们家的前院大约有半层楼高的落差， 后花园的地基由一道挡土墙支撑着。邻居要我看那道挡土墙， 其上已有明显的裂痕和倾斜。

他告诉我，大雨如果带来土石流很可能让这道危墙被沖倒，或者造成土壤松动游泳池漏水，位居我家下半段近河的他们一家人，很有可能会被流到雅拉河去。

被他一提醒，我愈来愈害怕，随后赶紧找工人来估价准备维修。

这儿的「工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到市公所查了一堆「歴史资料」，然后对着我讲述我所居住其上「所在地」百年来歴史的渊源和变迁.这也就罢了，还请来「专家学者」替我补习我家「财产」的「歴代祖先」。

据「专家学者」说，我家房子底下曾有过一条小河，隔壁那位主人和他小时候常常在晚霞满天的沼泽边欣赏群行起落的飞鸦.童年的记忆在他口述的歴史中栩栩如生起来。

工人告诉我，要修后花园那道挡土墙，大机器得从邻居古堡的花园拖过去，否则我家花园根本进不去，我得先去徵求邻居的同意，可是在他看来，邻居根本没理由同意这种骚扰和带给他们的毁损.哎，这可怎么办才好？我花了好多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件事，又到市公所交涉了无数次，终於，我选择了最驼鸟的方法，三十六计，搬走为上策，我找了房产经纪把问题丢给他。

更重要的，由此次经歴让我更进一步了解我自己。像我这么潦草的人肯定没有足够能力去承担如此沈重的「歴史包袱」。

幸运地，那时期房价还不错，市场也热络，我终於将这扰人的房事解决了。

房屋经纪问我，新的房子要有什么条件和要求？

我说：「最重要就是没有游泳池，花园要小，拜託千万不要是什么珍贵的「歴史古蹟」」。

房子不用花很多钱和时间打理，要新，不能一天到晚要工人来，简而言之，这房子是要用来居住，而不是要给客人参观的。

我曾经为了自己的虚荣心，付出过难以想像辛劳的代价！

现时，我的新居在距老名街不远的东南方，近距离地到处是各式风格与美感殊异的小店林立，生活机能前卫便捷。

我望着春天逐渐温暖起来的天空。

即使我真心向往那祗曾在梦里出现过的回忆……「那一片黑鸦飞行的沼泽地」，然而；毕竟我是一个没有足够能力筑梦的人。

我在上海认识罗沙，先生姓罗，沙是日文“先生”的意思。也许这个发音不标准，但是，我却习惯叫他罗沙。罗沙于1983年留日，学的是教育法。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教育法学位的学生。1986年回国时，还吸引了一位美貌而痴情的日籍女子，她为了追随罗沙，在他回国之后，频频来信，最后只身来到中国寻找梦中的情人。

可惜，神女有心，镶王无梦。那段恋情究竟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我不得而知。

罗沙给我的印象就是不断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从来没离开过他那张尖瘦的脸。脸虽尖瘦，但是，却有一支笔挺的罗马鼻子。这罗马鼻在缭绕的烟雾中露出一副沉思者的忧郁。我曾经被这种男人的忧郁深深打动了。我和他读的都是同一门学科，所以，我们相见如故。交谈起来犹如师生般亲切。

在我认识罗沙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华师大任教了。

我们的相会总共不上三次。

我在上海为了翻译三本美国儿童小说，不得不躲到闵行的乡下西渡去住，西渡，很诗意的名字。西渡与闵行码头仅一江之隔，相互可以望见楼上的灯火，看到江畔的行人。从闵行码头过去西渡只需五毛钱的渡轮，我为了在黄昏时分能看到夕照下的黄浦江，很多次特意从江的这头晃到那头。来回数次如此，过完了心瘾，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我的童话王国里去。

那是初夏，我一天翻译五六千字，也就是每天除了吃饭喝茶，基本上都在电脑旁忙碌。我的生活就被这些童话故事取代了，我热爱故事里每一个小人物。不管是《绿野仙踪》里的胆小狮、稻草人还是《奥兹玛公主》里聪明的黄母鸡毕林娜；抑或是《奥兹仙境》的小男孩蒂普，那个没头没脑但是可爱的南瓜头。当我沉浸在这片纯净的天地里的时候，我听说，罗沙此时也在乡下居住。而且，距离我居住的地方西渡骑自行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他在一家日本公司里当翻译。我欣喜若狂。立即给他打电话，真渴望一叙旧日情谊。

西渡的初夏闷热，潮湿。我特意选择座落在农贸市场上面的房子。两室两厅，柚木地板，落地窗，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每月的租金600元左右。我贪图房子上的装修不错，而且下面的农贸市场可以让我了解附近农民、商贩以及居民的众生相。几步之遥，有一个南京的水墨画家印俊和他川籍的同居女友，江畔最幽静的那片房子里，还有我认识的藏书两万册的老作家昕江敏。画家、诗人、作家混杂一起，这简直就是上海的另一个波希米亚。

西渡，吵杂，脏乱。但是，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黄浦江的另一头，一片迷人的菜田。农妇带着斗笠在太阳下耕作。有的还把西瓜摆放在路边，每次散步归来，手上总会带点什么。尽管超级市场里的物品应有尽有。那片菜田不远处，就是罗沙工作和居住的地方――肖塘了。

太阳下山之后，天开始凉快起来。我就从六楼推着我的自行车，出发去见罗沙。他的房子也在一片菜田旁边。数月未见，我们的样子都变得很农民。我的肤色明显晒黑了，而他本来就有农民的皮肤，只是衣着不像先前讲究了。我也是，有时穿小印花短裙，素色衬衫，有时，穿上军绿色喇叭长裤，和宽大的黑色T恤。头上戴渔夫帽，脚下穿休闲鞋，不穿袜子。这般景象，谁见了都会感到亲切，因为，我们都融入了乡村生活，感觉人愈加简单了。

我们都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相聚。他一番惊喜之后，依然是不断地抽烟。

房子里放了很多小食物，香蕉、曲奇、面包或者别的零食。罗沙之所以看上去形体消瘦，原来他有胃病。真巧，我也有胃病。只是，不及他严重。所以，话说着说着，那些零食也就越来越少了。

“五年前，我就不看报了。三年前，我也不看书了。”罗沙半眯着眼，烟雾中喷出这样一句貌似大哲人说的话来。

“哦，为什么呢？”

“报纸看多了没啥意思，上面有油墨，听说那油墨就含有山埃，致癌物质。”

我在烟雾中努力寻找他那属于罗马男人的鼻子。

“不看了，都不看了。没啥好看的。我现在研究太阳能。”他说着，从抽屉里找出一些他作研究的纸张。我看不懂，我对什么能什么子都不感兴趣。

罗沙，曾经在华师大任教期间，独身竞选人大代表，不是现在中国被任命的那种人大代表，而是他像西方国家竞选议员一样，亲自到街上宣传政治纲领，去拉票。但是，罗沙因此丢了他的教育职业。回想当年，若非参政，如今的罗沙已经是教授了，哪怕持续单身，也过着平静的生活。

罗沙的文章出色，他除了日文优秀，英文也好得令我钦佩。我们还有幸合作翻译过数篇捷克总统哈维尔的作品。其实，中国人学习英文，不是为了谋生就是为了出国，而他，却为了研究学问。他对文史哲的热情，我并不意外，但是，他却说他现在研究太阳能。我深深佩服一个学者身上的科学精神。

我对他研究太阳能的事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很快就收敛了笑容。

“咱们曾经都热衷于教育事业，可是，中国这教育事业似乎距离我们的理想甚远。”我感慨地说道。我清楚，我说这番话是在为他理想的幻灭而伤怀。

“这样吧，我们合作开一家英文学校如何？上海现在很多人都对英文趋之若鹜，但凡希望获得优厚收入的人都渴望能讲几句英文。我们就开家成人夜校。”

我在大陆从来没就过业，这个问题来得有点唐突，所以，我惊愕了一阵儿，还是回答不上来。

“容我考虑考虑再作打算。我是很感兴趣，可是，我的生活比较动荡，说不定哪天就跑了呢。”

他听了之后，脸上很是高兴，因为，我没有拒绝。可是，对于我来说，就等于是拒绝了。毕竟，我的这些“容后考虑”的话已经包含了微小的可能性。

我们当晚在一起晚餐，之后各自东西。直到我收到美国邀请，即将离开中国之际，罗沙始终没听到一个关于办学的满意答复。也许，我的含蓄的拒绝，使他那死灰复燃的教育理想又再度遭受沉落。黄浦江，水面飘满了垃圾，而他是否会在渡轮经过西渡的时候，想起我来？想起年轻时候从黄浦江到日本岛国的情境？那个爱慕过他的日籍女孩是否会成为他最美好的回忆？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为办学一事感到遗憾。

就因为我对罗沙满怀愧疚，他高挺的罗马鼻始终无法从烟雾中模糊，消失……

2006/10/10 SAND BEACH

当年他是一位全科医生。我在一条义诊搜索条里发现这条信息，就像那天发现他有漂亮性感的大胡子一样今人惊喜和遐想。那天抬头看到他，以往光洁的下巴往上到鬓角，半个脸毛乎乎的一片，啊，原来如此！以后看到他，目光总会从他下巴溜过，或是偷偷的停顿一下。

带了一批旧书到南通重读，其中有一本《从普鲁斯特到萨特》，这是一本当年做文学青年时读了又读的书，再次阅读，毫不搭界地从文学想到他。上帝用父亲的病作路标，今年春天把我引入本不熟悉的医院、引见本不熟悉的医生们，体会本不能深切体会的亲情，把我引向回忆，引向人们忌讳的又习以为常的生死主题。冥冥之中的上帝，在我惶恐焦虑的时刻，从茫茫人海中把他引入我的视野，让我走到他的面前、请求他帮助我。三月里父亲手术后的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来到他的办公室，站在他的面前和他谈话，有一瞬间觉得奇异的眩晕。之后，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追随他，爱慕他。

去年这时候，写作长篇小说《归程漫漫》，小说中的第二主人公是一个医生，这个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医药商，原本有远大的志向和美好前程，却吃了官司，在一个劳改农场做了30年的医生，耗掉了全部的青春。前15年是一个服刑的犯人，后15年是一个留场的医生，他是全科医生，他的医疗室只有他和一个女护士。他的身世在周围的人看来像一团迷雾，是什么改变了他命运？是谁改变了他的生活？从开始的改变到最后的改变，他自己都拎不清。他的遭遇在一个15岁的少年和一个老年护士的断断续续的回忆中，这些回忆清晰而遥远，时间跨度约莫六十年。

大胡子医生的年轻时代也像一团迷雾，一片远方的云一样神秘。我总是想象：在西北、在煤矿医院，一个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生是怎样在干燥、风沙、煤烟和寒冷的西北度过他的年轻岁月，他的手术刀和包谷面、土豆、高粱米之间的故事。从上海到西北，再从西北到上海，到美国，从美国回来……以及一路所遇那些异性目光……有一次午后在著名作家、翻译家杨苡先生那里喝咖啡，谈起医生，我说：过去没有发现医生是大众情人，作家和读者之间还隔着文字，医生却是直接的。杨先生会意一笑，说：我从小就觉得医生神秘、高尚，我有很多医生朋友……

在欧洲小说和欧洲戏剧中，医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特殊身份像艺术家的特殊身份一样，一面进入贵族沙龙，一面联系社会底层的人们如流浪者和妓女，进入他们视线的是社会的全部，以及在死亡面前，各类人的本质。

有时我问自己：为什么在一个城市里，在距离不到1公里的地方，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到昨天在书中读到这样的句子才有所悟：爱情的奇异的源泉是一种神秘感……幸福并不在现实中，而在我们的想象中……文学亦如此……普鲁斯特如是说。这些句子下面划着纤细的、淡淡的波浪线。我曾读过，在很年轻的时候。

【2006年10月14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道/屡次向中国政府透露个人资料，导致记者师涛等人被判重刑的雅虎公司，近日在美国捐赠巨额奖学金，称意图推动新闻自由，此举引起争议。 美国雅虎最近捐出100万美元给美国史丹福大学的“约翰圣奈特专业新闻工作者奖学金计划”，雅虎的捐献令该奖学金资助项目，在往后十年，每年增多一个名额。而雅虎的奖学金指明给予新闻自由受限制的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史丹福大学的公布中引述雅虎创办人之一杨至远说：“我们希望这些由新闻自由受限制国家来的奖学金得主，能借此机会为他们的祖国带来改变和启迪。” 这项捐献于上月对外公布，随即在美国引起争议。纽约时报本月报道时称：“在不久前才将记者师涛的资料交给中国政府的雅虎，现在做出这项捐献，实在是‘突变’.” 这项奖学金计划以前的得主们也反对学校接受雅虎捐赠，指“显得雅虎是在用钱为他们受指责的行为脱身。 而史丹福该计划负责人在一封给前得主们的电邮中称：“雅虎的这项捐赠表明他们意识到在这方面的责任。我们当然注意到雅虎在中国具争议性的运作，这也在我们的考虑之列。这个捐款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而我觉得不安。” 美国雅虎新闻部总编回应纽约时报询问时说“公开自由交换信息是雅虎的核心主张，虽然对师涛的事情感到难过，但这次奖学金的馈赠不代表后悔，因为这是两难情况下的选择，毕竟要经营下去。” 湖南商报的记者师涛，去年四月被当局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监十年，罪行是向外公布一份当局对媒体报道六四的指引。根据法院的判决书的关于师涛寄出电邮的地址资料，是由雅虎香港有限公司提供给中国调查机关的。 在捐献巨款给新闻奖学金的同时，被雅虎出卖私隐，导致因言入狱者的家属不但没有得到分文的赔偿，连道歉也没有听到。师涛的母亲高琴声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我没见过一分钱，雅虎也从未在这问题上跟我们通过气，不管从人道上来讲，不管它是对于错，起码给我们通个电话，解释一下也好，但从来没有，从这一点我就对雅虎有看法。” 然而除了师涛，当局在雅虎协助下投入监狱的，还有于200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入刑十年北京网络作家王小宁。及同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8年刑期的四川前公务员李智。 记者曾致电李智的家属，但电话无人接听。

【2006年10月14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因发表敢言文章遭到打压。近日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以工作调动为名注销其记者证。昝爱宗正准备对此提出法律诉讼。 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昝爱宗撰写了不少评论批评当局。今年七月廿九日，浙江萧山拆毁基督教家庭教会教堂并打伤拘捕教会人士，昝爱宗在海外网站上撰文批评，八月十一日被行政拘留，七天后刚获释就收到了中国海洋报的书面解聘通知。 据海外博讯新闻网星期四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日前正式注销昝爱宗的记者证。该总署在中国记者网上公告此一消息声称理由是昝爱宗出现“工作调动”。昝先生星期四接受了本台的电话访问： 昝爱宗：理由是工作调动主要是面子好听一点 记者：中国海洋报的人全都知道你的事吗？ 昝爱宗：知道。 记者：他们有没有表示同情还是默不作声？ 昝爱宗：文学副刊的编辑说我还可以写稿子，但不署名。但我没写，因为最后要主编审稿，他不同意还是不能登。 记者：当时是以什么理由解雇你？ 昝爱宗：新闻出版总署的人打电话给报社副总编刘涛到北京开会说要解雇我，刘涛给我解释是因为我写了很多文章嘛。 昝爱宗目前正准备采取法律行动维权： 昝爱宗：工作调动，网上也注销了，这证明是新闻出版总署的举措，因为以前准备要起诉新闻出版总署嘛。现在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记者：你准备告新闻出版总署什么呢？ 昝爱宗：告它剥夺我的工作权利。 对于昝爱宗因言获咎，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认为： 刘晓波：昝爱宗的这种调扣记者证，这种方法用得越来越多来控制记者和媒体，不听说就砸饭碗嘛。最实质的东西是，近几年它严管新闻媒媒体，越来越严格。 近年来，中国当局用各种方式打压敢言的新闻工作者。包括解雇《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记者王光泽；解雇《讨伐中宣部》一文的作者北京大学的焦国标；解雇西藏女作家，编辑唯色关闭其博客。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刊登中国历史学家袁伟时的文章引发争论后，主编李大同被投闲置散，副主编卢跃刚被解雇。中国法制早报记者王甘霖在其个人博客刊登自己撰写并公开发表的反腐文章后被终止网络服务。河南省新乡市《平原晚报》记者李金华，吕爱强因揭发当地造纸厂违规生产反被陷害索贿。湖南当代商报的师涛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刑十年。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判刑两年；报导湖南省隆回县县委书记腐败问题的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被判一年。南方都市报的喻华峰被判有期徒刑八年，李民英六年。

　

首任社长韩少功、首任主编蒋子丹讲述杂志改刊历程

^{《天涯》杂志的“改刊号”众星荟萃。在韩少功与蒋子丹的努力下，杂志获得了“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赞誉。}

^{近年来，文化界一直流传着“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说法，两种人文期刊都以思想、文化见长。与《读书》一创办就偏重于思想、文化不同，《天涯》起初只是一本名气不大的文学刊物，直到1996年改刊之后，才逐渐为读者所熟悉，继而声名鹊起。而主持《天涯》改刊的韩少功、蒋子丹都是作家，在编辑《天涯》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思想也有一个从文学到“大文学”、“大文化”的观念转换。这种变化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与文化界的思想分化如出一辙。《天涯》的转型，也浓缩着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天涯》简介

^{《天涯》首任社长、作家韩少功。}

^{《天涯》首任主编、作家蒋子丹。}

^{《天涯》现任主编、作家李少君。}

^{著名作家韩少功、蒋子丹任首任社长、主编的《天涯》杂志，是国内目前负有盛名的人文精品刊物之一。其主要栏目有：作家立场、民间语文、特别报导、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主要发表社会思想批评、社会热点深度报道、文学艺术实验新作、民间语文资料（日记、书信、契约、启事等各种民间文体）等，是一本从普通百姓到作家学者都可以参与的杂志。}

^{《天涯》改刊之初，确立追求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办刊宗旨，提倡“大文学”、“大文化”的办刊方向，刊发文章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

　　韩少功大局维持，小项得分

　　1995年年底，就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韩少功清楚地意识到，“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无法大破大立，充其量只能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竞争中每况愈下。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寄赠作者的一百多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但主管部门觉得只要还出着就还行。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非常混乱，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一桩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

　　但韩少功对办好杂志信心十足，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和一些朋友曾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如他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随后，他把《天涯》杂志当做作协的核心业务和工作重点，实现财力与人力的倾斜，使《天涯》的条件逐步改善。在主编人选上，韩少功确定了女作家蒋子丹，她以前是韩少功在《海南纪实》时的同事，也做过《芙蓉》的编辑，“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韩少功说服她“出山”的理由是：“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蒋子丹说，“这句话击中了我的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她考虑几天后表示同意做主编，并提出条件———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

　　由于蒋子丹是无党派人士，任命她当主编在当时完全是破格，也遇到一些阻力，但韩少功没有顾及这些。由于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很像地下工作者的“飞行集会”。正是在飞行集会上，韩少功谈到了杂志改刊，要求《天涯》突破纯文学的范畴。

　　蒋子丹组合“超豪华阵容”

　　蒋子丹就任主编之后，利用到各地参加签名售书活动的机会，在挎包里装上一叠《天涯》改版方案，向几乎所有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组稿。在《天涯》启动之后，迟子建、张洁、王安忆、林白、铁凝、王小妮、翟永明、陈染、张抗抗等女作家先后给《天涯》寄来稿子，以至韩少功戏称，《天涯》该不会成了女作家专刊吧。

　　在北京，蒋子丹见到了史铁生、何志云、张承志和李陀。张承志对筹划中的《天涯》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说，门槛一定要高，不能让乌龟王八都进来。蒋子丹请他举几个够门槛的作家，他笑着点了几个人。蒋子丹掐指一算，除非这些作家的文章只供《天涯》发表，否则杂志肯定要开天窗。蒋子丹回忆，“在谈话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手里一篇稿子也没有的‘空手道’主编，谁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杂志拾柴烧火呢？张承志这么一说，倒是有点自投罗网的意思，于是我揪住不放，请他在创刊号上来一篇。”蒋子丹还邀请李陀担任了《天涯》的特约编审。第一期《天涯》的作者后来被报刊评论称之为超豪华阵容，史铁生、叶兆言、张承志、苏童、陈思和、钟鸣、格非、蒋子龙、戴锦华都名列其中，因此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在头三期杂志的作者中，先后又有王小妮、冯骥才、吴亮、刘索拉、邵燕祥、周国平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在《天涯》上露面。这使名不见经传的《天涯》引起了读者与学界的关注，《天涯》改版被《新民晚报》评为当年“国内文坛十事”的第二位，一份报纸还用整版篇幅来讨论“天涯模式”。由此，杂志改版的计划得到了初步实现。

　　史铁生反对“作家立场”

　　创刊之前，蒋子丹曾去史铁生家约稿，史铁生看了约稿信之后，对“作家立场”这个栏目标题很不满意。他说，立场这个词在他看来很有点扎眼，好像要督促人们表态站队似的，容易引起一些不愉快的联想。

　　在蒋子丹印象中，史铁生是个温和的人，即使对什么事儿有不同的看法，说起话来也很婉转，可是这一次，他对这个栏目的反感表达得十分清楚和确切，让她感到有点意外。按照大家的构想，设计这个栏目的本意，是想倡导一种直白犀利的文风，便于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观点自然会牵涉到立场，所以有了这个栏目。而蒋子丹当时并没能说服史铁生，后来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创刊号上就把他的一篇《足球内外》给编在“作家立场”了，倒也没有听到他的抗议。

　　在后来的几年里，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天涯》的“作家立场”栏目，确实成了辩论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应了史铁生的“站队”说。

　　“90年代诗歌”的滥殇

　　在向文化、思想类杂志转变的同时，《天涯》并没有离弃纯文学。现任《天涯》杂志主编的李少君与天涯结缘就是因为诗歌。

　　《天涯》改刊之后，韩少功送给了正在《海南日报》副刊做记者的李少君。李少君看了以后很喜欢。在一次闲聊的过程中，有人说到诗歌界很不景气，有个著名作家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说诗坛已经被解散了，使人已经分流云散，不存在了。李少君听了很生气，他很激动地对韩少功说，这个人完全是胡说八道。然后就向韩少功介绍当时比较活跃的陈先发、伊沙、杨健、侯马、小海等一批1985年左右进大学的人新诗写得多么好。韩少功就说，“那你把你今天说的写出来，给《天涯》做一期专辑。”李少君迅速联系了陈先发、伊沙、杨健等10个青年诗人，在《天涯》改版后的第4期刊登了他们的诗，他自己还操刀在后面加了个评论，李少君特地作了一个很醒目的标题《被市场拒绝的诗歌，被文坛冷淡的诗人》。这期杂志出来后，在年轻诗人中反响很大，因为当时很多文学刊物中诗歌已经被取消了。韩少功就对李少君说，干脆你每年编一期吧，起个总标题叫“90年代诗歌精选”。后来，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北大博士周瓒写了篇文章考证“90年代诗歌”这个说法，证实这个说法是《天涯》最早提出来的。“当然这是一种契合吧，因为与80年代斗志昂扬的朦胧诗相对的，90年代诗歌表现出平稳、低沉的中年风格。”李少君说。

　　从纸上谈兵到介入现实

　　之后的李少君介入《天涯》的工作越来越深，李少君记得，“从人文精神讨论开始，作家们分成两拨。一拨认为社会需要人文关怀，作家应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另一拨认为应该拥抱市场，市场欢迎什么作家就应该写什么。当时《天涯》因为立场明确，坚持人文精神和批判反思，一下子就把有类似思想的诗人吸引过来了，《天涯》很快成为了一个平台，一个提倡此类精神和品质的平台。”此时，《天涯》也成为了引发思想争论和反思的发源地，刊物介入现实越来越深，关注的事情也越来越具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韩少功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蒋子丹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了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思想界的激烈论争，而《天涯》杂志成为了主战场。

　　温铁军到海南来，李少君和一个朋友去看他，温铁军一个人从晚上8点说到12点，4个多小时。李少君的朋友都录下来了，回来后把文章整理出来，温铁军修改后发表在2000年第3期《天涯》上的《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

　　韩少功意识到，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1999年，《天涯》在南山开生态环境笔会，发表了《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谈生态———环境？》，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因为这是社会上比较早关心环境问题的。

　　黄平、李陀、韩少功、戴锦华、王晓明、陈思和、南帆、王鸿生、耿占春等都参与了。至今，生态与环境仍是社会热点问题。

　　2001年，《天涯》组织讨论了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问题，李少君邀请了现在已经去世了的《白银资本》的作者、依附理论的创始人贡德·弗兰克到《天涯》开会。

　　“一九七○年代的底层经验”

　　《天涯》曾在文学界率先发起了“关于底层的表述”问题的讨论。并且从两个方面来引导社会关注：一是让年轻一代开始关注底层。很多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底层的生活完全不了解。

　　比如说《天涯》发表过一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这个最早是在网上的讨论，说的是一个上海白领以前一个月的工资是8000块钱，到哪里都坐飞机，而且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出入的都是宾馆酒吧。在他的视野里，看不到穷人，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穷人，直到有一天他出差到了一次陕西，才发现中国不仅仅是上海，中国原来还有陕西，还有黄土高原，他觉得很震惊，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从这个讨论开始，《天涯》发表了一系列比较年轻的作者的文章，叫做“一九七○年代的底层经验”，谈这些年轻人到工厂、到乡村的一些观察、思考，引导年轻的一代关注底层；另外就是发起一个“关于底层的表述”的讨论，当时的初衷就是觉得中产阶层文学大行其道、铺天盖地，而作家应该站在弱势者的立场、边缘者的立场，应该多关注底层。

　　这场讨论吸引了众多作家、批评家参与，讨论关于底层的表述，如何表述底层，讨论“穷人恒穷”，为什么穷人永远是穷的。这个讨论后来又延伸到其他文学刊物，现在还在继续。

　　2002年接任主编的李少君认为，“《天涯》在文学艺术界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一种精神的提升，而且是一种整体性的提升。”

六中全会公报确有新意，新在要构建“正义”、“友爱”的社会。读惯了阶级斗争丛书，突见“正义”、“友爱”字样，不免一爽耳目。这么说，胡总书记要领导我们追求“正义”和“友爱”了，心情为之一震。在构建“正义”、“友爱”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公平”、“诚信”的社会关系，那将是一幅多么美妙的远景啊！想着想着，全身心不由溶入痴迷般的梦境。

公报还有令人惊喜处：和谐社会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这条承诺较之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共富的政策棋高一着。邓的“共同富裕”不过是个幌子，毕其一生从未在“共同富裕”上采取过措施，让当权派及其子女富得流油倒是真的，中共高层权贵及其后代货真价实地“得其所哉”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群众因此颇有被邓欺骗的感觉。如今提出和谐社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而且规定：和谐社会的构建“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这样就有了一把标尺，测量建造远景的轨道是否偏离正途。千万不可象邓小平那样，挑起个“共同富裕”的幌子忽悠大众，柜房内却把财富日复一日地私分家小。

“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好！就以此为根据，规划和谐社会的构建。“人民群众”，其主体当然是工人、农民及普通知识分子。现在先说工农吧。

工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什么？远的、大的问题不说，只说一个历史欠账问题吧。1949年建政以来，国有企业不断增加和扩大，它创造的利润几乎全部上交，连必要的设备折旧费都不扣除，企业成本中的职工工资压缩到最低点，叫做低工资制，即只付有限的吃饭、穿衣和水电房租费，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都是奢侈品，子女教育费、房屋购置费、养老保险费均付阙如。这种低工资制已经降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工人计算的劳动力价值以下，劳动力仅仅是勉强维持，不致冻饿而已。国家把应付职工的必不可少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欠账扣除，以便支应内政外交之需，比如无偿支援越战即达200亿美元（要知道建政初签定中苏条件时只从苏联贷款3亿美元）。欠职工的这笔账一直挂在那里。经济学家杨启先算过：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约7500万，其中约1／3冗员，即2500万，在结构调整时势必分离出来，以买断工龄方式（这种办法对职工是不合理的）应付一次性买断费，以每人4万元计，共需支付1万亿元；在职职工还有5000万，以每人20年龄、国家积欠每人按1万元算，共需支付5000亿元；离退休职工约为2300万，国家欠账按每人2万元计，共需支付4600亿元。3项合计，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历史欠账共19600亿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济南出版社第121、124页）应该说，这是国有企业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经济学家吴敬琏呼吁，将国有资产切出足够的部分偿还对职工的欠账，他计算总数为18000亿元。（中国老年报2003年10月16日3版）李绍光教授计算为超过2万亿元，他同样呼吁以国有资产补偿欠账。他提出：必须明确职工是债权人，政府是债务人，双方需要有文字性协议和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要有相应的法规予以规范。（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日B9版）然而，所有呼吁都如泥牛入海。现在好了，要建立“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关系，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太好了！请由此开始，用偿还对职工的欠账这个具体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言而有信。“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马克思语）

再说农民群众。1949年建政后，农民虽然穷，但是搞现代化工业建设的资金靠谁？还是得从农民身上挖。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西盖个乌龟壳剧院花费数十亿元，其中也有农民汗珠子摔八半儿换来的钱。农民交的税包括“耕地占用税”，怪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是集体一员，自己种自己的地却要交“耕地占用税”。农民养头猪，自己宰了改善生活，却要交“屠宰税”。烈士、战士优抚是政府的事，农民要交“优抚费”。民兵训练是军队的事，农民却要交“民兵训练费”。老人还得交“计划生育费”。乡镇工作人员工资要由农民承担。这税那费，最后成为苛捐杂税。《中国农民调查》披露，至1990年仅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要求向农民征收的费用达149项！1996-2000年向农民征求的税款从87.9亿元增至465.3亿元，4年增长4.3倍。农民忍辱负重，他们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不要以为农业税费正在免除，只要看另一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正在上涨就可明了，实惠并没有付予无言的农民。

那么，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什么？远的、大的问题且不说，单说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吧。国家收购农产品时硬性压低其价值，向农村出售工业品时人为超越其价值，其价差源源不绝地流进国库。据学者测算：1950-1978年剪刀差总额为5100亿元，年均175.8亿元，1979-1994年剪刀差总额约为15000亿元，年均937.5亿元。（南方周末2004年3月11日C22版）这些钱流向何方？仅举一个例子就可明白：造原子弹、导弹需要高精尖的工业设备的巨额投资，需要引进耗资巨大的原材料和技术，这可都是要白花花的银子啊！据专家估算，大陆第一棵导弹制造和发射耗资410亿美元（按1957年价格）。410亿美元！约相当于1978年大陆GDP1473亿美元的28％。现在大陆的GDP已经增长到2004年16500亿美元，人均超过1000美元，政府宣布达到小康水平，那么，归还对农民的欠账应该说是有能力的。剪刀差是对农民的巨大不公，纠正这种不公是走向“公平、正义”的不可回避的课题。要建立“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关系，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再没有比这个问题更适当的了。太好了！请由此开始，用向农民偿还剥夺的剪刀差这个具体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言而有信。“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马克思语）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开造假，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比如最新的造假记录就是中国记者网最新刊登的注销本人记者证，注销原因是”工作调动”——这是天大的笑话，因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暗中给中国海洋报社施压，让报社解除我的记者站站长和记者职务，其背后的第一恶人是新闻总署——当然还有一些”影子部门”暗中作恶，实际迫害我的恶人是中国海洋报社，一上一下这两个”衙门的老爷”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使我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怎么还美其名曰”工作调动”呢？造这么大的假，也许只有这些”衙门老爷”想得出来，真是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人。

造假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超级本色”，也是海洋报的”超常能力”.9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中国记者网上对外公布，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在9月21日正式注销了昝爱宗的新闻记者证。这里要说明一下，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大权独揽，所有新闻媒体无权制作和颁发自己机构的新闻记者证，必须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作并颁发，事先要必须参加由新闻出版总署强制规定的记者资格培训，全国55万名记者，每人培训至少交纳400元人民币的培训费，55万记者就是2.2亿元。400元是最基本的收费，在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每人培训费用高达1000元，仅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就培训了5人，费用是5000元，整个浙江省有万人以上的记者，1万人就需要交培训费1000万元，还不包括记者们因为培训来回的交通等花费，可见新闻部门并不是什么”清水衙门”，而是一个”油水衙门”.现在，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海洋报社的联手下，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终于得逞了，公开在中国记者网上公布明显造假的”注销公告”，详细情况请见网页：http://press.gapp.gov.cn/ http://press.gapp.gov.cn/news/wen.php？val=news&aid=12617——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借助手中权力，非法对一个正常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记者的打击，以所谓”工作调动”为名，实际上他们意图”双赢”，既打击记者，又让记者自己承担责任，可谓名利双收。

本来，国家政府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理应依法保护记者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可中国的新闻出版总署不一样，他们不但要打击说真话的记者，还要造假，愚弄公众。如果说我是因”工作调动”，那么，是他们给我重新安排工作了吗？

此前的9月1日，中国海洋报社办公室主任陈志春受总编辑盖广生委派，为了达到让我自动离职的目的，他欺骗我说2006年全年的工资还给我保留，但事实上等2006年10月8日”国庆、中秋”长假过后，我电话询问陈志春我的未发工资情况，比如7月份、8月份和9月份的工资情况，他居然说工资已经决定停止发放，也就等于我正常工作的工资也被粗暴停止了。

8月28日，我第一次向国家海洋局局长、中国海洋报社理事长孙志辉急送传真（010-68030799），向他详细我在中国海洋报的工作情况，以及我对报社副理事长、报社总编辑盖广生的做法表示不能认可，我向他提出：因为我的事情（指在海内外写一些批评政府做法的文章）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事实上，我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批评政府，也是为这个国家能够自下到上、自上到下真正和谐好，出发点是爱国的，善意的，行为本身也是理性的。可当时盖广生总编就多次口头要求我与报社解除关系，离开报社，后居然以”掩人耳目”的说法口头撤消我的记者站站长职务，但我不认可他们的”非常做法”，坚持在原岗位保持站长工作至2006年9曰10日被强迫解除职务和记者工作为止。非常遗憾，对于我的投诉，孙志辉局长、理事长没有做出任何回应，2006年10月13日，我再次向他发信，这次是发表公开信，对他们的做法表示严重遗憾。

这段时间，中国海洋报社对如何处理我还做了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如2006年8月9日，盖广生总编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口头意见”为理由，再次口头要求我与报社解除关系，并于10日派人送达一份只有一句话”经研究昝爱宗同志不再担任浙江记者站记者职务”的所谓正式文件，要求我交出记者站的各项证件，我因报社没有明确是否免去我的记者站站长、报社记者职务而提出不同看法。此后两个星期以来，报社盖总编一直口头要求我自动与报社签订解除工作关系合同，可在未签正式书面解除合同之前，他就多次口头逼迫我不再担任记者站站长和记者职务，是不妥当的。

我与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有过多次接触，他也认识我，我曾于2003年就海洋管理、渔民权益等问题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过公开信，人民网和新华网都公开转发，当时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孙志辉也是知道的。2003年10月，在中国海洋报记者站站长会议上，孙志辉向我们介绍新闻工作要增加使命感，要舆论监督，2005年初在国家海洋局成都会议和2005年秋在北京平谷金海湖记者站会议上，他特是这样强调，可到实际工作中都成了空话。

前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迫害记者、公开造假，后有中国海洋报具体实施迫害，他们的做法天衣无缝，似乎达到了掩人耳目、名利双收的目的，但是我是知道真相的，当我把这些真相一一公开，可见他们愚弄公众的骗人之举就会被记录在案，就会被公开揭露。谁做恶谁承担责任，将来，他们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