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是一个罪人，在真理面前，人人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需要亲近真理来赎买自己的罪孽。

7月1日晚8点，我到达北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高智晟律师取回我遗留在他那里的行李和电脑。那台电脑是我全部财产的象征，没有了它，就没有了立足的根本。

下了飞机，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问我来北京干嘛？我说：“今天是伟大的党的生日，我来给党祝寿。”

然而毕竟交游狭窄，见识有限，我并不认识几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所以“祝寿”恐怕没什么门路，想递张门生帖子都没地方。我所认识的所有共产党员，无不都在逃避“共产党”三个字。他们隔三差五就要政治学习，但没一个关心政治，政治只会让他们头大如斗。人们入党，是为了活得更好一些，我并不反对人们追求自己活得更好，我支持每一个都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我想请问：你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真的活得更好了吗？也许你们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但是你们得去相互排挤、相互防范、相互猜忌……难道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好日子吗？你们因为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得到过真诚、信任、发自内心的关爱吗？难道在这种心灵壁垒之下，在这种人与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的环境中，会有什么幸福可言？

既然你们不关心政治，那你们为什么要加入一个政党？既然你们并不信仰共产主义，那你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都支持民主投票，因为只有有了民主投票，有了普遍选举，才会有真正的共产党。无论是谁，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只要他在阻止民主选举，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掰着手指头计算：在北京，究竟有几个熟人？赵昕、李海、老鼠、高智晟、马文都……算来算去凑不满一桌。大夏天，北京热得很，我和李海泡在一起，他说：“你电话打来得太早了，我平日睡到12点……”我说：“你得改改，这样下去对身体很不好。”他问怎么改？

我说：“你不是喜欢熬夜吗？索性熬它一整天，一直到第二天天黑。

那时候你肯定只想睡觉，这样就调整过来了。“老李说有道理，但是不知道他现在调整过来没。

中午，他显得很困，也很憔悴，因为没睡好，我早晨7点就用电话把他吵醒，然后他就一直等着我来，转了三次公共车才找到他住处。他问我：“住哪？”我说：“还没定呢。”于是他开始为我联系住处，找了好半天，也没捞到不用花钱又能上网的地方。于是我们只好跑去找赵昕，因为老李知道北方交大附近有个很便宜的招待所，而赵昕家就在北交大。到了招待所，我取出最后一袋速溶咖啡泡给他，但他不要，于是我喝了咖啡，和他一起倒头大睡，一觉睡到下午五点。赶紧爬起来去找赵昕，找到时赵昕已经伙同了一伙人在等我们。

赵昕介绍：“这位是家庭教会的徐永海，刚放出来不久，三年。”徐先生起身轻轻笑着，他和大多数基督徒一样，平静、安详。我们信仰基督也是有罪，仅仅因为我们不愿归民宗局管辖。如果归了民宗局管，那么可以藉着官方的渠道大肆宣扬，然后捞取信徒们的香火钱。

但那不是信仰，那是开公司。昆明市五华寺的主持，年薪12万。这位以和尚自居的老兄，本说不要薪水，只要第一年的香火钱，但是别驳回了，他只好靠一年12万的微薄年薪艰难度日。五华寺新塑了一尊佛像，开光那天，门票动辄上千，而你若是想进到殿里向那泥佛像磕个头，得花3，000多块。据说有个虔诚的女孩，买了1，700的门票，进不了大殿，便一步一磕头向大殿而去。警察立刻上来阻拦（信徒向佛像磕头，干警察屁事？），她便将脑袋磕向警察怀里，最后居然让她进了大殿。一众昆明信徒皆齐声称赞她信得虔诚。我X！花一千多块钱还不让我磕个头！什么世道！昆明是全国头号黄赌毒聚散地，某次“扫黄打非”行动中，从妓女床上抓获两名嫖客，并查获他们的作案工具──奔驰车一辆，开初以为此二君乃是鼎鼎有名的“光头党”人，疑心纳粹在中国死灰复燃，原来却是五华寺的“得道高僧”。就这群乌龟王八蛋，也敢妄称释迦牟尼弟子，阿鼻地狱伺候！

而家庭教会礼拜耶稣所有的一切用度，譬如晚餐、茶点，都由女人们一手操办，其他基督徒只管来吃，不必有任何牵挂。而准备这些餐饮的一切费用，俱是基督徒们自己的血汗钱。究竟谁该蹲监牢？是那些打着宗教旗号吃喝嫖赌招摇撞骗的诈骗犯，还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赵昕接着介绍：“这位是陈宴彬，去年出来，15年。”我惊了一下，亲爱的朋友们，15年意味着什么？15年意味你咿呀学语的女儿已经婷婷玉立；15年意味着一位羸弱少年已经能够独立面对人生，承担起他应该承担起的责任；15年意味着“9.18”的耻辱已经洗清，还多出一年；15年意味着……对于陈宴彬先生来说，只有两个字：黑牢。

他蹲了15年的黑牢，他生命最美好的年华被糟蹋在里面，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办了一份刊物，他要发表他和他朋友的思想。而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凭什么不让我们思想？

但是徐、陈二位脸上，看不到一丝乖戾和沮丧，他们静静地坐着，微笑着。我看着陈宴彬，他面庞白净，架着眼镜，依旧年轻英俊，彬彬有礼，丝毫也看不出是蹲过15年牢房的样子。反倒是赵昕，象是个刚从牢房里放出来的，首先，他头发理得很短，几乎看见头皮；其次，他一副落魄形象，脸上神色黯然；第三，他虽然在笑，却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发自内心的愉悦，越是笑，就越是使人看见他内心深处的忧愁。

我们有罪，因为我们使得我们的亲友陷入忧虑、恐惧和无助。但是当面对这片国土的时候，我们却敢于宣称：我们无罪！谁毁灭天赋的人权，谁就是对天的背叛。这世界上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权势，惹得起很多人和事。但这世上有一种东西，任何人都惹不起，那就是良知和道义。莱蒙托夫在普希金丧命之后曾经说过：害死普希金的凶手——整个俄国上流社会，都必将遭到神的审判。

被害死的又何止普希金一人？

忽然有人问：“上座怎么空着？”

于是提议谁坐牢时间最久谁上座，陈宴彬不肯；又提议谁最晚出来谁上座，徐永海不肯。老鼠在旁边凑热闹指着我说：“他出来得最晚。”最后决定，女士上座。

我的祖上曾经称得上贵族，我的祖辈有人为了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有人投身教育，言传身教一代师表；有人含辛茹苦供养大群妇孺；有人从事公职，一生从未动过纳税人的钱一个小指头。而我是个罪人，但即便是个罪人，我的罪行也要对得起这高贵的血脉。

世界上有一种人，如果你遇上了他，而不和他结成好朋友，那你就辜负了这场相逢。陈宴彬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出狱以后，生计没有着落，许多朋友都表示愿意帮助他，都被他婉言谢绝。他的父母经济状况亦不算紧张，但他执意要自己谋生，先是在街头卖煎饼果子，结果煎饼摊被地痞砸了。现又当上了小贩买菜为生。人们喜欢称大学生为“一代天骄”，但是那些在大学里整天泡妞打游戏的青年们，谁配的上这个称号？只有陈宴彬先生这样的大学生，才是真正的天骄，因为只有真正的天骄，才会为了傲骨去做个风雨飘摇的贩夫走卒。

次日，我又伙同李海、刘路等人前去见刘晓波老师。晓波老师标志性的结巴，并不象传说中那么厉害，只是说话有些慢条斯理，偶尔打个咯噔。我觉得他不象是50岁的人，只有28，反倒是我象50岁。我们坐在二楼，有时起身打开窗户，看见楼下有两个人无所事事走来走去，有时出门，见楼道上有一人一直在动游西逛，于是我问：“晓波老师，外面那几个人，是不是你带来的？”他说：“我没带什么人来。”后来他又问我：“这次出来，他们都跟你说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说，只是要我给他们当线人。”他说：“我倒是蛮希望我身边有几个线人，只要那线人写文章支持民主自由，我很乐意他们往我身边安插线人，因为我根本没什么值得挖掘的秘密材料，都是公开的。”说完伸手抓我的烟抽。

一群人自顾说话，只有刘路一人喝得烂醉，然后摇摇晃晃说：“我去上厕所。”问要不要人陪，他说不要。等到回来，他红光满面地说：“帐我已经结了！”

7月4日，找高律师拿了行李离开了北京，本准备前去拜访胡佳夫妇，但盘缠支撑不住，只好赶紧开溜。

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想要赎买自己的罪。

主啊！请赐予那些身处不幸中的人们从容和平静，请使他们所能看见的范围内，开出一朵鲜花。

请原谅我在文中失去平静，请原谅我使用了某些字眼，让我做你和平的孩子，在仇恨中播下爱的种子。

民主论坛

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华，并于九月九日发表了一篇演讲。大江深情回顾了四十六年前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访华的往事。当年，代表团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对于热衷阅读中国现代史的我来说，在那个位置上细细眺望中国的历史伟人，觉得他们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在这里特别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最爱的，就是书和树。”大江还引用了当年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作为伟大的历史象征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请允许省去敬称。我当时写到，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还有文学家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那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如此一往情深的谈话让我倍感莫名惊诧。尤其是说话的人是被文学界誉为“日本的良心”的大江健三郎。那是一九六零年六月，空前绝后的大饥荒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超过三千万百姓被活活饿死，始作俑者便是大江眼中的“参天大树”们——他们哪里是“参天大树”，他们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东条英机还要凶残千百倍的屠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者，其极端残暴之处在于：中国古代的皇帝在饥荒来临的时候，从未禁止农民外出逃荒；中共当局却派出荷枪实弹的正规军和民兵，用武力阻止农民外出寻觅生路。大江健三郎多年来一直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谴责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所秉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血雨腥风、尸横遍野，大江先生为何从来都不发一句谴责之词？难道死于中共暴政的中国人就不是人了？

当然，当时作为中共当局高度重视的统战对象，包括大江在内的访华的日本作家们，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中国的实际情况。无疑，那是一趟波坦金式的旅行——当年，沙俄帝国的大臣波坦金为博得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欢心，下令在其游船经过的伏尔加河两岸修筑了不少只有一面墙的漂亮房子，女皇看到了之后果然龙颜大喜。中共当局造假的水准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日本左翼作家们受到了最为优厚的待遇，以至于大江在四十六年后还念念不忘北京烤鸭的美味。但是，大江有没有思考过此种常识性的问题：当时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百姓能享受到烤鸭的美味？如果说当初受蒙蔽情有可原，但时至今日，大量史料已被披露出来，我相信学识渊博的大江一定触及到了其中之一二。在此背景下，依然大肆美化六十年代的访华之旅，依然为“动物庄园”的统治者涂脂抹粉，此举难道符合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吗？英国记者贾斯柏？贝克所著之《恶鬼：毛时代大饥荒揭密》一书，全面呈现了那段发生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的大饥荒，其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记叙之一，是那些受到尊重的西方观察家们所起的作用，如美国记者斯诺和斯特朗、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前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阿齐兹等人，他们无视在毛虚荣的祭坛上牺牲的千千万万生命，而将中国奉为新的发展模式，毛的政策后来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令人恐怖的、破坏性的魔影。当年，访华归来撰文歌颂红色中国的大江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在当时仅仅是一个不太知名的青年作家，没有起到像上诉诸人那样恶劣的影响罢了。时至今日，大江居然对此毫无反省，而继续深陷在红色中国的迷梦之中。

一九六零年，反右运动之后刚刚三年，离文革爆发仅有六年。当时的中国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数十万知识分子沦为“牛鬼蛇神”，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大江见到的许广平、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文化名流，都是积极或被迫地参与了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攻击、并向当局宣誓效忠之后的“暂时的幸存者”。作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违心地将鲁迅塑造成毛泽东的好学生的形象；作为鲁迅昔日论敌的郭沫若，恬然以毛泽东的文学侍从自居。悲剧以喜剧的方式上演着。即便如此，这批人也都处于惶恐不安、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在文革的暴力风暴中，老舍和赵树理先后惨死，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即便恭顺如奴仆的郭沫若也失去了两个孩子。在人类有史以来，中共政权堪称文明和文化的最大的敌人，它戕害了最大多数的作家和学者的生命。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毛泽东时代，其结局也正如毛泽东亲口所说，或者“识大体、不做声”，或者“进监狱、继续写”。鲁迅大抵会选择后者吧。那样的话，作为崇敬鲁迅的后辈作家，大江健三郎会向中共当局提出请求，到监狱中去会见鲁迅吗？而中共当局会接受他的这一请求吗？

大概是囿于“利己的记忆选择机制”、囿于“个人不可抑止的虚荣心”，大江健三郎对当年见到周恩来的经过依然感到万分荣幸。“周恩来情结”在日本左派中可谓根深蒂固，周恩来就像是大熊猫一样成为日本亲中（共）派的一个象征符号。连许多睿智的西方知识分子也将周氏奉若神明，一提起周来便毕恭毕敬，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是因为迷恋虚妄的意识形态以及空洞的东方文化而导致的高度短视，还是因为周氏熟谙人性的弱点、撩动了所接触者内心深处之软肋？长期以来，周氏以英俊潇洒的外貌、温文尔雅的谈吐和克己廉洁的外部表现，成为倍受中外人士尊重的“现代圣贤”。其实，在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内部，周氏不过是毛的家臣而已，毛所有的罪行周几乎都有份。如果有朝一日毛以灭绝人类罪受到历史的审判，那么周也必将以同犯的身份被推上被告席。

大江健三郎也是一名不可救药的“周恩来迷”，他在此次演讲中回忆说：“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六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我注意到了这个有趣的细节：周氏以法文向大江表示问候，表明周氏知道大江是学法国文学的。可见周氏不愧为特务出身，即便对代表团中年轻辈作家的身份履历也一清二楚。周更是人情炼达、世事洞明的人性大师，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施展其个人魅力、征服对方之人心。果然，大江乖乖入其毂中。而周氏脸皮之厚也举世无双，中共建政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屠杀了多少百姓，周氏何曾留意千千万万冤魂之所在，却偏偏对一名异邦女学生的死亡表示“哀悼”。大江在赢得了面子之后，果然终生为周氏所虏获，尽管周氏与鲁迅生前毫无交往、风马牛不相及，但大江仍然故意将两人并列起来：“看着周总理，我感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字里行间，充满了肉麻的媚态，哪里有半点独立知识分子的风骨？

大江健三郎由当时在日本学运中死亡的女学生，想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那些带着血的蒸气的文字。把桦美智子与刘和珍相提并论固然不错，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引述鲁迅的文字，怎么看都显得不伦不类。因为就在离大江发表演讲的社科院不远的地方，十七年前发生了血腥的天安门大屠杀。而邀请大江访华的中国政府，正是当年那个一手导演杀戮的中共政权。大江记得鲁迅文章中谴责过的“三？一八”惨案，也记得在日本学运中死去的桦美智子，却偏偏忘记了死难者数量多得多的天安门大屠杀。这是这样的一种盲点呢？这不是智力的局限，乃是道德的缺陷。这是西方左派普遍患上的“近视症”：隐瞒青年党卫军身份六十年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拜谒中东独裁者兼腐败分子阿拉法特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以及对斯大林和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法国作家萨特等人，无不如此。在我看来，影响大江思想最多的，与其说是鲁迅，不如说是那些好大喜功的法国作家们。正是那些极左派的法国知识分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大江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主义世界充满了“同情的理解”，而无视“古拉格”和“一九八四”的黑暗与邪恶。再加上在批判日本社会现实的时候，需要寻找一个正面的参照系，于是大江便取来了一个美不胜收的“镜框里的中国”。对于大江对中国的赞美，我是不会领情的。相反，我的建议是：大江先生，倘若你真要继承鲁迅精神，真要批判一切专制独裁的力量，既然你敢于批评自己的母国、敢于批评所谓的“美帝国主义”，为何单单对中共当局保持死一样的沉默呢？既然你连天皇都敢批评、并拒绝天皇办颁发的奖章，为何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哑口无言了？对于天安门母亲们的眼泪和呼喊，又为何闭目不看、掩耳不听呢？

四十六年前，刚刚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的大江健三郎对中国的访问是波坦金式的；四十六年之后，具备了一代宗师身份的大江健三郎对中国的访问仍然是波坦金式的。此次大江到访的第一站，居然是被中共当局当作花瓶的“中国作家协会”，这是一个御用作家的“黄色俱乐部”。与这些官僚作家之间能够交流些什么真知灼见呢？大江无意去探访天安门母亲，无意去慰问那些身陷牢狱的作家的家人，无意去会见被非法囚禁在家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大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也许这是出于“客随主便”的礼貌。但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于中共的安排摆布的时候，你所标榜的人道主义的力量究竟又能体现在哪里呢？也许我对作为外来者的大江的要求过高了，但这样的疑问是无法绕开的：为什么像大江这样的左派知识者在日本社会中会被日渐边缘化呢？简单地指责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右倾化无济于事，大江们应当反省了。大江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如果不走出“自以为义”的盲区、不走出救世主的道德虚荣感，便无法同每一个寻常百姓的生活融会贯通。许多诺奖得主不知何谓常识，在思想的傲慢中作茧自缚。日本民众并不都是白痴，许多老百姓自己便能够想清楚的问题，学富五车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偏偏就是想不清楚：实实在在地威胁亚洲地区的安全的，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而是坚持一党独裁的中国。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便是：如果没有中共的幕后操纵，哪里会有北韩的核危机呢？一天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化，中日关系的真正正常化便无从谈起。因此，那些有志于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民间人士，必须清醒地分割“中国”与“中共”之差异：“中国”虽然被“中共”所绑架，但“中共”绝对不足以代表“中国”。批评“中共”并非敌视“中国”，一个真正的“亲中派”必定是坚定的“反共派”。不知大江先生以为然否？

在地威胁亚洲地区的安全的，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而是坚持一党独裁的中国。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便是：如果没有中共的幕后操纵，哪里会有北韩的核危机呢？一天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化，中日关系的真正正常化便无从谈起。因此，那些有志于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民间人士，必须清醒地分割“中国”与“中共”之差异：“中国”虽然被“中共”所绑架，但“中共”绝对不足以代表“中国”。批评“中共”并非敌视“中国”，一个真正的“亲中派”必定是坚定的“反共派”。不知大江先生以为然否？

首发民主中国

读书人有时因为读书的缘故变傻，于是有了“书呆子”一说，我以为，多数情况下应归因于知识本身，而不能过多地怪罪那些作为“虚心的容器”的读书人。有关“正义”的概念，可能正是一个典型的误导性问题，对我自己和周围的很多人而言，它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给社会的走向设定了一种线性轨迹，进而由列宁的被压迫阶级反抗学说，以及毛泽东的进步力量必然获胜的中国式“大团圆”结局，给我们灌输了一种“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先进必然克服落后”的粗糙而简单的历史观。

这让我们对正义降临的等待，充满了过于乐观的情调。

一九八九年，站在历史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西望满目的旗帜，我天真地以为，它们杂乱而生动的颜色将改变那种整齐划一的僵化历史；我天真地以为，我们这一代将活在我们的父辈所不敢想象的自由起点上。

事实证明，这种想象中的起点是虚幻的，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对生命进程的遥远期待。十七年中，每一次新年钟声的敲响，都使我对自由和正义降临中国的艰巨性再多一份心理上的准备。

在思想领域内，正义，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能指。从词源学上讲，我们今天所说的正义，与中国典籍中的“正义”观念并无太大差异，而且它不象进化、主义等概念，不是为了翻译西方文献而新造的词。那种“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和“苟非正义，则谓之奸邪”的观念，与注重逻辑分析的西方思想对“正义”的表述，有着共通的语义平台。

柏拉图把正义列为“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之首。在希腊思想中，当事物的存在和运行符合理念原则的时候，这种状况便是“正义”的，对这个词最好的解释应该是“恰当”，既不能直接解释为“公平”，也不是简单地与“邪恶”相对，它保证每种事物各自安于其所当是，而这也正是拉丁俗语“各人的东西归于各人”的含义。于是，正义的观念和对自然的认识，便构成了自然法的基础。而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上帝嵌入自然法体系后，作为连接上帝和人类的桥梁，自然法中的正义观念，便带有了上帝的超验神性。上帝的权威赋予正义以永恒性，以至于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一切正义都出于神，神是正义的唯一渊源”；柏克则说：“有一种东西，并且只有这种东西恒久不变，它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并且也将存在于这个世界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它就是正义。这种正义起源于上帝，驻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胸中”。

但恒久不变的正义观和法律体系是不存在的。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思想界对形而上抽象正义的置疑，也使人类修筑正义之路的能力变得可疑起来。在对上帝的等待中，正义为何总迟迟不到的问题，削弱了世俗人生的希望。政治学的自信，已经无法抵挡来自于诗学的置疑，即使在政治学领域，在卡尔？波普之后，对“规律”、“模式”等线性的社会发展维度，也大可提出疑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诗歌都意识到了正义那偶一为之的个性。在漫长和苦难的人类生存中，我们甚至会发现，作为人类生存之最大希望的正义理念，在法治社会之前，可能并非多数状况下的世界真实，世界作为一个个偶然事件之组成，并不向人类承诺正义的慰籍。在正义问题面前，肤浅的乐观主义有时是一种宣传的需要，在某些“造反起家”政治人物那里，甚至是一种鼓动别人送死的策略需要。想一下我们小时侯看过的国产电影，“正义”的抵达何其迅速，何其容易！

让我们暂且放下对正义概念的动态定义，进入现实的考察：在六四的巨大震动之后，谁能想象一个在全世界目光的聚焦之下，公然以坦克和子弹枪杀平民的强权政府能够在此后的十七年中继续存在，继续漠视民众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侵犯人权？

即使设身处地站在观念对立一方的立场上，即使已经意识到八九学生抗议运动本身存在许多问题，仍然无法否认这场运动的进步性。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潮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观念冲击，使我们再次意识到与文明世界的真实距离，而权力腐败的大规模蔓延之势开始清晰显现，让经过启蒙的青年学子及知识界变得亢奋起来。也许，要求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是一种苛求，当时的整体中国社会对民主的社会机制尚缺乏足够多的了解，对民主与自由的呼求，事实上是在多数民众对自由与民主概念的内涵缺乏足够信息和了解的情况下聚集起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始至终贯穿着八九民运的主线。总体而言，除了对自由与民主的基本要求（当时整个社会对自由与民主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更多的是人类天性中正义本能的冲动使然。对胡耀邦的悲情哀悼，对官倒的痛恨，即使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也是可以被认可的。

尽管肉体在坦克面前是脆弱的，但枪口之下，对正义观的修正当然是不可能的。无论前现代社会的观念应该得到怎样的梳理，无论世俗化与物质化的时代变迁如何影响我们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评判，血是真实的，死亡是真实的，此后肆无忌惮的全面腐败是真实的。尽管，对于贫困中的人们来说，经济发展也可以算是一种正义，但半世纪之前的纳粹暴行早已警示我们，没有灿如星空的神圣正义观指引，物质丰盈和技术飞跃并不能担保人类不会走向自我毁灭。

在全球性共产体制体制崩溃之后，探讨中国的语境下的正义概念，不能不面对六四之后十七年的高压。甚至可以说，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正义问题，尤其具有世界性的关注价值，有必要将目光投向一个被挤出中国社会关注中心的群体——六四受害人及六四后形成的异议者。

这个曾经为数甚多的群体，在政治高压与经济窘迫的双重压力下，多数人被迫以各种方式离开了对政治异见的坚守和表达，而只有少数人仍然坚持着他们对道义理想和正义吁求的直接行动。十七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被送进监狱，长达十年、二十年乃至无期徒刑的判决，彻底毁掉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沦为中国社会最悲苦的人，遑论那些因六四事件失去亲人的家庭。

在巨大的社会震荡之后，整个中国似乎遗忘了这样一群人的存在，而在国际上，他们中间幸运者的遭遇，也只是成为书写在少数人权报告上的数字而已。差不多可以说，在一种强烈正义感的驱使下，这些人在整体上把自己抛入现代物质生活之外，抛入对正义降临的无望等待中。

世界民主的第三波浪潮、苏东巨变乃至萨达姆的倒台，都会给这个群体以飘渺的希望，但我们必须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更冷酷的分析。卡尔？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驳斥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题：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知识的增长，所以，我们也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因此，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以此观之，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对正义光临的等待，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并不是无可争辩的未来前景，即使体现着时代正义的民主制度，在最终取得战略优势的二十世纪，也曾遭遇悬崖边的命运。我们必须看到，苏东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对于中国社会的统治者来说，非但没有让他们看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反而让他们取得了如何保持独裁稳定的大量知识。这种知识的增长借助于统治手段的改进，并与漫长皇权社会积淀下的专制统治的权谋策略结合起来，形成一道对自由民主事业的防火墙。迄今为止，我们必须承认其效果显著。另一方面，在中国，西方的政治民主传统是不存在的，即便苏联的赫鲁晓夫式“解冻”也不曾有过，更不要说出现类似沙哈洛夫和索尔忍尼琴这样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以，在当下中共权贵们普遍腐败的裙带关系网中，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家也难以诞生。

我对自己十七年前在历史博物馆门前的乐观情绪感到羞愧。十七年已经过去了，十七年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我会忘记很多生活经历，却可以清晰地说出这十七年中的每一个六月四日我在哪里。对那些六四受难者的亲属来说，我相信他们的记忆比我更为真实和痛彻。

还会有再一个十七年的等待吗？

可能会的。我甚至相信，即使我能够颐养天年，在我的生命结束时，如果仍然无法看到正义的降临，那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年轻的蒲勇已经离开了我们，和他一样离开我们的，还有温杰、杨春光、王若望、邵良臣、刘宾雁？？？？？？六四受难者的亲属，也开始有人离开这个世界，而邓小平的名字，依然被庄重地书写在中国的政治课本上？？？？？？

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更重要的是，正义是否向我们许下过诺言，让我们确信它不只是“戈多”的另外一个名字？！对人类历史的回顾，不能不使我对此表示担忧。

让我们再次回到对“正义”一词的审视上。现代语言学中，任何定义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因为文字链中的相互指涉性使定义成为一种能指的游戏，与其徒劳无益地试图给正义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不如在最朴素和惯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也就是说，在一般所习惯的理解上去使用它。伦理学家指出，只有幸福原则和公正原则才能充当全社会的基础公理，而在多数近现代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概念被看成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和使用“正义”这一概念。

或者，要更加有效地谈论“正义”，不如采用排除法，将种种“非正义”列举出来，作为批评者，我们可以用无尽的篇幅来复述发生在后六四社会中的种种荒诞和不公正现象，这几乎会成为一种情绪化的控诉，事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存在普遍公正和平等的社会。这些现象当然会再次加深我们对“正义”阙如的认定，但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也使我们的信心会产生动摇。

“斯德格尔摩症候群”在我身上的体现是：如果我不接触上述那个被这个世界遗忘的群体，我想，我可能会因此减弱对正义缺失的状况的痛感。我可能愿意承认被我情绪认定为对立面的那种力量的任何历史合理性，并愿意在他们身上寻找历史合理性的微弱痕迹，因为，正义的对立面未必一定是邪恶。可惜，我总是能够看到他们无望的泪水并感受身处其中的痛楚。

他们的苦难和泪水，何时才会结束？他们对正义降临的等待，是否会成为有生可见的现实？

也许——仅仅是也许——历史会给他们比迟到更迟的安慰，那时，他们作为受害者的身份会得到承认，他们的坚持对这个社会中正义回归的价值也会得到尊敬，但这样的承认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吗？在西班牙作家安德列斯？特拉别略的小说《完美罪行之友》中，面对佛朗哥死后的社会伤痕，作者无可奈何地运用一起刑事谋杀的方式，给无比伤痛的人权受害者一次意淫式的正义回归。

而这显然不是这个被遗忘群落所需要的。

于是，对上帝的等待，差不多成了我们期望正义降临的同一种表述。绝望中，我们必须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上帝存在的，否则，仰望正义的光临，将成为难以忍受的折磨。

也许，在世俗的角度上，我们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这是1989年胡耀邦的女儿在大洋彼岸听到父亲去世时的反应。

那么，我们只能回到正义一词的最初来源，回到荀子的“正义而为谓之行”，回到苏格拉底的困境上去。

苏格拉底深深地爱着他的母邦，但理性又使他不能容忍这个城邦中社会中不“恰当”的地方，他清楚地看到雅典在道德、法律和政治体系中的纰漏，正义原则促使苏格拉底说出他的困惑，并且试图激起雅典公民的反思。可以说，苏格拉底的困惑与言说是现代意义知识分子的性格来源之一。但希腊城邦不能容许他的存在，最终以“慢神”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在死亡面前，苏格拉底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坦然饮下了毒酒，体现了他对法律正义的困惑和期待，于是，他的言论和死亡，都成为追求正义的行为的一部分。而荀子也强调了正义而“为”的重要：一个追求正义的人，必须有为此承担的勇气和行动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等待上帝之外，寻求正义者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应该“有为”。在这种“有为”的人生中，我们才能以虔诚与平和的心态仰望偶一为之的正义的光临。

毕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正义曾抵达过苦难和不义的世界。

2006年9月18日于济南
首发民主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9月27日召开常务会议，对河南省及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这一消息，在自今年4月开始国家开展的新一轮土地调控大背景下，特别引人注目。对于这件事，我看了大量报道后，感到有一个问题非常引人思考，即：对违法批准占地的责任者“中国式严肃处理”应当终结。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看河南省和郑州市的违法批地事实：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自2003年起，郑州市金水区政府就按照省、市政府的安排，与龙子湖园区的13个自然村签定征地协议24份，共计征收土地14877亩，其中包括一般耕地3118亩，基本农田6417亩。占用如此大面积土地，完全超出了省政府的批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耕地超过35公顷，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都需要经国务院批准。而郑州在龙子湖园区占地远远超过了这些数量，没有履行法定手续，属于严重违法。

对于郑州的这一严重违法占地案件，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称：进行了“严肃处理”。“严肃”到什么程度呢？处理结果是：对河南省政府通报批评，给予原任河南省副省长、（现任省政法委书记）和郑州市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另外，国家监察部决定，给予河南省发改委主任、郑州市一副市长降级处分，给予郑州市长、郑州市长助理行政记大过处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违法批地多达1，4万亩的案件中，由于国家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的介入，受到处理的只是省级干部1人，党内严重警告；市级干部5人，两人降级、两人记大过，一人党内严重警告。值得注意的是，从新华社的报道中看，在被处分的个人当中，“有两名官员属于边违法边晋升：一是王文超，由郑州市长晋升为郑州市委书记；一是林景顺，由河南省国土厅长晋升为省发改委主任。如果说这样的处理结果也被称做”严肃“的话，那只能是”中国式严肃“，离真正意义的”严肃“还有不小的距离。

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严肃”处理呢？我认为，就是对每个人的处分结论无论是依法还是依纪，都能够做到处分有据，那条那款能够对照，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做到，行政色彩还比较浓。我们看到的所有报道，都把郑州的这一案件叫做“违法”占地案，但从处理结果看，并没有依“法”处理，而是依“纪”处分。难道说郑州的这起案件没有触犯法律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10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反土地法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价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根据《刑法》这些规定，法律设定了“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与此同时，对于“非法批地”在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严重”，最高人民法院还于2000年6月19日发布了“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批准征用、使用土地，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按刑法第410条规定，以”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定罪处罚：1，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10亩以上的；2，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以外耕地30亩以上的；3，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地50亩以上的。

由“刑法”规定的“非法征用、占用土地罪”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非法批准征用、占用不同地类的土地分别达到法定的数量以后，就触犯了法律，责任者就应承担法律责任。郑州这起多达1，4万亩的违法占地案件，其中有基本农田6000余亩，其他耕地8000余亩，大大超出了法定的违法数量，为什么不去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呢？有专家认为，一些政府的违法批地，是“因公违法”，不符合《刑法》第410条规定的“徇私舞弊”前提，那么，同样是这一法律条款，还有“滥用职权”的前置词，难道说一些政府大规模违法批地不涉嫌“滥用职权”吗？再说，面对长期存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批地行为，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通过法定程序修改这一规定呢？这样总把“违法”批地行为当作“违纪”去处理，怎么能称为“严肃”呢？

郑州这起违法批地案，既然没有依“法”处理，从处理结果看，就是依“纪”处理的。那么，是否达到有关党纪处分所要求的标准呢？按照中纪委2004年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0条规定，拒不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或者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相违背决定的，给予严重警告或撤消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第109条规定，非法占用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消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我们可以对照这些十分明确的党纪条款，分析一下郑州市违法批地的责任者，是否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新华社9月30日发布的《郑州市违法占地案查处始末》长篇报道中，有两个细节特别引人关注：一是这起严重违法占地案总根源是河南省政府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于2002年12月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原则确定在龙子湖地区建设高校园区。此后，省、市先后批准12所高校入驻该园区。二是2003年2月，在国家第一轮宏观调控中，就已经开始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子湖地区开始非法征地、拆迁，2004年国土部对该区进行检查后，明确要求整改，但不仅没有整改，还继续进行违法建设。这两点都说明，这一违法案件“情节严重”，既涉嫌党纪中“拒不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又属于“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相违背决定”，按照党纪规定，应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或“撤消党内职务”处分，而目前给予相关责任人“严重警告”的处分，与事件定性和所给予的处分，对照党纪处分条款明显不符，处分偏轻，难以体现处分中的“严肃”性。

在对违法批地案件的处分上，“中国式严肃”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报道中一再突出“违法”，在处理时总是按照“违纪”，很少有官员被以“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处理结果的公布，不公开所给予处分的依据，不利于广大党员、干部对处分结果的公正性予以监督；对违纪官员、特别是党和政府主要领导的违纪处理，只有上级组织部门决定，没有引入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使一些处分决定公布以后与民意预期较大，有关部门也很少解释其中原因。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违法批地、违法占地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中央关于土地调控的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利，客观的讲，这里既有地方利益、政绩冲动等固有的因素，但国家对那些在全国影响较大、或者严重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处分从轻，违法者的政治和经济违法成本太低，对其他同类情况者构不成威慑，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遏制行政违法势头的蔓延，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终结“中国式的严肃”处理方式，在现阶段是很有必要的。

儒学似乎又要成为显学了。

以蒋庆为代表的一帮人，最近屡屡在各地活动。活动的照片，多发在互联网上。仔细看了他们的活动照片，不外乎以下内容：其一，穿上据说是古代儒者的服装，长袍大袖；其二，磕头和作揖。这一系列举动让人联想到，所谓复兴儒学似乎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现代版的跳大神了。

按理说，人人都有活动和言论的自由，要求复兴儒学的这帮人也是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那种故作高深和一本正经的照片，在这个什么都可以戏说的时代。那几个磕头作揖的现代圣人，让人感觉特别郁闷和压抑。——儒学，就是驭人的登龙术，就是等级之学、研究人高低贵贱的学问。在各种思想碰撞日益激烈的今天，有些人应对乏术，于是开出了复兴儒家文化的药方，要把儒学的一套全部搬出来，大谈王道、等级和服从，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只可惜，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这一套说教，究竟还有几个人愿意相信和接受？这种打着继承传统文化为幌子为历代帝制和专制张目的学问，究竟还能哄骗的了谁，就不得而知了。

儒家学说，至少有两样东西惹人反感。其一，是对等级意识和权威的绝对强调以及对人性与人权的漠视；其二是意淫之学，或者说是捂上眼睛说瞎话的学问，就是摸人屁股的混帐学问。

等级意识的问题就是为专制张目的问题，批判这个东西的人已经够多了，似乎没有再说的必要。但是不客气地说，如果所谓新儒学复兴仅仅是走走形式，穿穿古人的衣服、磕几个头也就罢了。假如真的有人立志要把古代乱葬岗子里的那一套搬出来，则毫无疑问是一帮神棍和民族的罪人。这种传统，还是不要继承的好。毕竟，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科学与民主的道路。

下面说说意淫之学。儒家学说很是刁钻，利害就利害在他们摸人屁股的技术。长期以来，儒者们习惯于为当权者摸屁股，使之兴奋，从而利用他们，达到自己趋炎附势和狐假虎威的目的。比如对等级的绝对强调，对女性权利的严酷打压。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王道乐土，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那高居于塔尖上的，就是皇帝老子。儒者告诉当权者：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牲口，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泄欲工具。普天之下，你想怎么折腾就怎折腾，反正都是你老哥的后花园。

——这样的怂恿，实质就是在教当权者学坏，鼓励他们公开犯罪。而在鼓励统治者犯罪方面，儒者颇有利器可用：其一，是为尊者讳；其二，就是鼓吹君权神授；其三，则是鼓励当权者杀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了这种支持，古往今来的一把手们做起坏事来就没有一个脸红，没有一丝歉疚。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

儒学就是当权者的壮阳药。当权者的控制能力稍弱的时候，儒者就端出君臣大义和江山一统的学问来忽悠人。直到把当权者的性趣忽悠出来，把下人们忽悠得服服帖帖为止。——这样的学问，在皇权大行其道的社会，想不成为一种显学都不行。

数千年的中国史，固然可以说是皇帝的家史和全体国民的非人史与受难史，更可以说是儒者摸当权者屁股、教全体国民做奴才从而自己分一杯羹的历史。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儒术的全面复兴之日，就是全民族全社会倒退之时。

——想当初大流氓刘邦凭下三滥手段夺得了天下之后，一帮功臣吆喝着要求分一杯羹，刘邦感觉左右为难。这个时候，山东出了个叫叔孙通的人，带领一群儒者制定了一套勃起之术——某一天，朝廷举行典礼，大批文臣武将依次行礼唱诺，直把个流氓刘三儿弄得舒舒服服，真实地感受到了专制和皇权的可爱了。刘三儿因此感激地说：“叔孙通真是圣人啊。”

儒术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王小波的夫人、性学专家李银河曾经说过一句话，原话记不很清楚了，大意是说：继承传统文化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这个观点当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但是就现实而言，具有非常的意义。

传统的所谓国学乃至儒术，因为西学东渐的缘故，市场正在逐渐萎缩。而打着振兴传统文化的幌子把儒家学说再一次推到前台，则恰恰说明了面对这种现实的无奈和尴尬。毫无疑问，传统文化必须被继承下来。这个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继承的应该是精华而非糟粕。传统文化中间，究竟有多少是精华、多少是糟粕？剔除专制思考、等级意识、迷信观念之后，能够重新让人为之一振、闪闪发光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呢？实在不太好说。这样说来，所谓继承传统，实在是一件艰巨的工程。其核心就是，如何厘清精华与糟粕，为今人与后人提供一种可以操作的范本。

毫无疑问，那种只会烧香磕头的传统、只会匍匐于地任人宰割的奴才之学，当在首先的剔除之列。而继承传统文化本身，则必须站在全人类文化的大视野中进行。这种工作，需要大智慧和非凡的鉴别能力，而当务之急，则在思想界的开放。那种试图将儒教回归为“国家文化权力中心”的所谓继承，除了惹人唾骂和引起反感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

至于靠摸皇帝老子的屁股得以生存的那些可怜虫，则是一群标准的垃圾，早日扫除为妙。

不争论，这口号我们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祖祖辈辈就是生活在“莫谈国事”的政治环境里，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反了个“个儿”，开口闭口全是政治；不过那是规定好的政治，一出了格儿就掉脑袋，所以那个时期更危险。

不争论这口号，是在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时期出现的，主要是为了回避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来看，当时不争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只因为没争论，所以一两年之后事实就使分歧的意见有了分晓。旧体制、旧的政治路线是那么的荒唐可笑，一切都不言自明，保守派也闭口无言了。但是，我并不认为当时不争论完全正确，因为如果当时争论了，虽然经济改革的步伐肯定会放慢，但对落后政治观念的清除则肯定会有更好的效果，不至于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对毛泽东、文革等事物认识糊涂愚不可及。

改革初期不争论的初战告捷，使某些人从此把不争论奉为法宝。于是，我们几十年来全面贯彻了这一路线。新闻媒体、出版机构严格控制，甚至我国的网络上，绝大部分网站都严正声明自己不谈政治。不谈政治谈什么？男欢女爱是最常见的，无病呻吟比比皆是。连古人都谴责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社会现象，却被我们不知羞耻地、暗暗地奉为时代的正宗了，这实在说明了我们的堕落和无耻。

事实证明，一时的正确并不能“代表”永远正确，就像适量的药物可以治病，过量的药物却一定会致人死命一样，长期的“不争论”势必使国家的政治走向反面。为什么呢？因为不争论一方面使不同思想不能发表出来，少数人垄断了话语权，同时也就堵塞了全社会、特别是人民群众的信息渠道，社会信息就这样被少数人垄断了，另一方面也解除了政府接受人民咨询质疑的义务，摆脱了被监督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原本代表人民的政权，也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

我们长期实行不争论政策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

有人把稳定嘲笑为“吻腚”，我倒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吻腚”不就是舔屁眼吗？如今谁不知道溜沟子甜屁眼的重要性呢？官场上谁若说与上级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让他去精神病院检查脑子是不是坏了。

我们的社会是个官本位社会，“吻腚”是这种社会里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会“吻腚”就升官，善于“吻腚”就发财，就能包二奶三奶以至一百四十一奶；只要你善于吻别人的腚，就会有另外的人来吻你的腚。呜呼，当今时代，人生在世，悠悠万事，唯“吻腚”为大，唯“吻腚”最大、最高！“吻腚”的学问，至深至奥，岂可不用心钻研哉？

以我韩进为例，自吹自擂是世界笔迹学第一人，发明了直觉临摹分析笔迹法，把笔迹学提升到一个历史新阶段。原本以为可以推动历史大进一步，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福音，不是吗？别说笔迹学可以洞察人的内心世界，仅仅把鉴定性格一项用在汽车驾驶执照的颁发上，就可以减少多少车祸？但只因为我韩进不会“吻腚”，不善于“吻腚”，就连出版书籍的机会也长期得不到政府的批准，更别说普及笔迹学！不“吻腚”就没饭吃，不“吻腚”就没衣穿，不“吻腚”一切都玩儿不转。

由此可以证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里，时间稍长，必然发展为“吻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与“吻腚”压倒一切，二者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里，不“吻腚”就没有活路。只要我们继续实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和政策，社会上就必然客观地存在“吻腚”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流。什么时候不再稳定压倒一切了，我们才可以不吻别人的腚。

吻腚，吻腚，下辈子我一定把笔迹学放一放，先学好了吻腚的技术再投胎。

2006/9/25
作者为中国笔迹学家

一个意大利的女人死了，中国的新闻记者如丧考妣，这个女人是法拉奇。

《南方周末》为此刊发了邓科的评论文章《什么造就了法拉奇神话》，同时在文化版块对她进行了详尽介绍。这个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中国新闻界的传奇。她以平等的视角和若干国际政治巨擘沟通交流，甚至嘲讽贬斥他们：她“调戏”基辛格、激怒霍梅尼，她的采访没有什么禁区概念，有时候也不顾及那些所谓“德高望重”的领导的脸面……——这在中国记者看来简直是神话。

经历了文革中的愚忠，经历了崇拜的盲目，中国记者的脊梁就没有直起来过。在很多领导面前，记者什么都不是。当然不要说记者，就是在蒋介石时代最有骨气的郭沫若先生都像狗一样摇尾乞怜，记者作为御用的被豢养的存在，自然都是可怜虫。于是法拉奇来了，法拉奇采访了邓小平，法拉奇在中国火了。一个记者能够这样和我们的领袖说话，这一点无疑大大的震惊了当时的记者群体，这一点也无疑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大开眼界。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等级秩序的社会中，一个小记者也敢“信口雌黄”，这是很多老百姓不敢想象的。即便放在现在，这样的记者也还是没有的。

当然，中国倒也不是没有产生过这样的记者。民国时期，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史量才先生依然捍卫新闻的尊严，从内心的正义出发。当然，此前还有邵飘萍等等，中国新闻史的开篇还是有几个坚硬的肩膀。不过自从人民共和国肇造，罗隆基、章伯钧这些有着理想主意色彩的人也被党魁收拾，于是举国谙哑。所以中国的记者，离开新闻公正离开监督制约政党政府的使命远矣。没有人愿意去拼争，甚至有很大一批记者凭着采访证件也享受起体制的优待来，所以中国的记者也就愈发的不被人民尊重。

记得当初在陕报的时候，就有一个编辑部主任享受着体制内的诸多好处，却又想像法拉奇一样拥有自由的人格。他开口就是李普曼的荣耀，闭口就是记者头上有青天，我当时就很鄙夷这个哥们：“既然做了婊子，就应该把牌坊给那些忍受了孤寂的人。”

李普曼的荣耀是自己争来的，法拉奇的荣耀也是自己争来的。他们用令政治家们不舒服的语气发问，他们注定失去那些尘世的“幸福”。而中国的记者只有羡慕的份，因为大家都是那样犬儒的活着，一个新闻人应该坚守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虚弱不实在。于是很多人成为了商业作家，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比如有一个叫做吴晓波的小伙子。还有的人彻底的背离了新闻，和一些政客堕落为无耻。

法拉奇走了，中国的记者却还都小，他们的灵魂卑微而幼稚。

（如果不能做一个优秀的记者，我宁愿做一个有着优美灵魂的人。所以我转身离开了传媒）

从今年《随笔》第6期读到，著名作家石楠写的关于苏雪林《为了不被忘却》的文章，我又一次从书架上翻出《苏雪林选集》，重温一下这位另类才女的足迹。

苏雪林这三个字，也许对于当今读者来说显得很陌生，因为现代文学史，对她的作品很少提及。加之苏女士1952去了台湾，两岸在政治上的隔绝，苏雪林的名字几近泯灭。然而她（笔名：绿漪）却是五四之后文坛上与冰心、凌叔华、沅君和丁玲并驾齐驱五位女性作家之一。她曾获得台湾最高文艺奖，以及亚洲华文作家资深敬慰奖。她被誉为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取得最辉煌成就者之一的大师级人物。

苏雪林少年时代天资过人、勤勉好学，1919年成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后留学法国回国。从书中可以看到她的生活非常节俭，却把积攒来的稿费和金饰物捐作抗日经费。她在随感《屠龙集》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热情讴歌了仁人志士。她曾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和武汉大学，但可惜的是作为一名旧社会知识女性，并没有改变自己家庭包办无爱的婚姻。在《苏雪林选集》自传体小说《棘心》塑造的女主公杜醒秋形象中，我们可以找到她的昔日的影子，女主人公自叹：“感情像一个恶兽似的在她心里乱踢乱咬，发狂般的呼喊，理性又教她平心静气恪守闺范，所以她始终不能违抗父母之命，不敢逾越传统礼教的藩篱——与自幼订婚而无感情的未婚夫叔健解除婚约”。我想这只能说是她生于那个半封建时代的悲哀，对于她不幸的婚姻，后人也只能抱以同情和赞美的眼光去看待它了。

《苏雪林选集》这本书，收集了苏女士的小说、散文、评论等。我曾拜读过冰心、丁玲和杨绛同属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她们文字激扬、婉约和从容，颇具有大家闺秀风范，而苏女士的散文似乎散发出独到之处，她的行文流畅，文字率真且富有诗意和想像空间。如《绿天》中描写的一段：园中的草似乎多时不曾刈除了，高高下下长了许多杂草，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和茑萝花，狸红万点，映在浅黄浓绿间，画出新秋的诗意。还有白的雏菊，黄的红的大丽花，繁星似的金钱菊，丹砂似的鸡冠，也在这荒园中杂乱地开着。秋花不似春花，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的妍艳，不过给人以温馨之感，你想于温馨之外，更领略一种清远的韵致和幽峭的情绪么？你应当认识秋花……如：《鸽儿的通信》中写到：树叶由壮健的绿色变成深黄，像诗人一样，在秋风里耸着肩儿微吟，感慨自己萧条的身世。但乌桕却欣然换上了胭脂似的红衫，预备嫁给秋光，让诗人们欣羡和嫉妒……这些富有灵性的字句，在苏女士的文章中俯拾皆是，其中《秃的梧桐》至今仍是台湾中学课本的范文。

苏雪林是个很另类的女人，她花了三十多年时间研究《楚辞》，并从中挖出“先秦朝代外来文化”，又从这儿连通到“世界文化同源说”，她历举证据数百条，并写下《屈赋新探》150万字的巨著，并成了她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她用“半生”反鲁，由于俩人在政治方面的倾向不同，她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的《自跋》中写道：“以鲁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可想而知,苏女士这种举动足以让国人感到惊诧，同时又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她的文艺批评更是独道一处，选集中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以及《沈从文论》等，笔锋淋漓尽致，精当地提出她个人的独特见解。也许作家石楠说的还是比较客观：“不管他们曾经拥护或站在哪个政治营垒中，就他们对文化的贡献，苏雪林和冰心同样伟大，胡适和鲁迅都是伟人，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他们理应也受敬重，不能被忘却，不能以言废人，也不能以人废言。”

1999年活了一百零三岁的苏雪林逝世，石楠源于苏女士在看完她的《画魂——潘玉良传》之后，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多字的读后感，才知晓这位苏女士。也许是苏女士的才气和另类感动了石楠，她说“不能因为苏雪林反对鲁迅，我们就否认她，蔑视她，她是个集作家、诗人、画家、学者、教授于一身奇女子”，于是历经艰辛终于在今年初完成37万字的初稿——《另类才女苏雪林》。我们期待着这本书早点出版，能再次聆听到这位另类才女的足迹。

如厕时好读书者甚众，我听说有人是在马桶上看完《达芬奇密码》的；还有一位拿时政周刊当作厕所读物；我的密友困困的随笔集将被列入一套马桶读物出版。18世纪中期，英国的吉士菲尔伯爵写到，他认识一位绅士，“此人特别善于利用时间，即使在如厕的时候，也不会白白浪费掉这段时间，年深日久他用这样的间隙读完了拉丁语诗歌”。美国作家亨利。阿尔福特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要在卫生间里放上书？难道是因为那些书会让他们思考最深层的自我吗？

很多人在卫生间里看书是为了逃避家庭生活，弗洛伊德学派说，我们在卫生间里看书是为了逃避羞耻——丢下双亲去玩弄自己的排泄物这样一种羞耻。还有别的什么动因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阿尔福特给72位朋友、同事发电子邮件做调查，问他们本人是否在卫生间里看书，或者是否认识这样的人，他可不可以登门查看一下。结果是很多人很晚才回信……不管怎样，卫生间还是一个比较别扭的场所。最后阿尔福特只能自己做些研究了。

很多学者说在卫生间里读书是现代人才会干的事。1920年之前人们使用的夜壶和厕所不适合看书。但是罗马人的大浴室里就有图书馆，人们可以坐在里面阅读书卷。《格里高利生平》（1296－1359）一书中介绍说，在与尘世隔绝的中世纪城堡的卫生间里读书不会被人打断，城堡的卫生间位于高高的塔楼上，接近天堂，可以使忠于上帝的行为显得不那么卑下。美国的《老农年历》经常被当作厕所读物，封面左侧还钻有一孔，便于挂在墙上。1991年有人出版了一套便携本经典文学作品，刚开始卖得不好，后来改名为“美国厕所最佳读物”，第一册就卖了100万册。这套书非常赚钱，现在甚至有了防水版本。美国喜剧片《宋飞正传》里，片中的乔治。克斯坦萨有一次把书店的书带到书店的洗手间里，书店强迫他买下这本书，他对店员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要是这本书不适合在上厕所的时候看的话，那就再也没有合适的书了。”

阿尔福特看了九个人的卫生间。“自始至终，我振奋地得知没人提起他们在卫生间里读过信，因为我们都看过一幅著名的绘画作品《马拉之死》，知道在浴缸里看信会有什么下场。近来一篇报道说，很多能读电子邮件的手机都掉到了马桶里。”

阿尔福特发现，一些人上厕所时看书是在寻开心，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接受熏陶，总之不是自娱就是自学。演员乔纳森。沃克夫妇家的卫生间里放了16本烹饪书，“鉴于这些书是关于食物的，我想起了心理学家提出的一种理论，人们在卫生间里看书，是为了象征性地替代被排放掉的东西。而关于食物的书确实是最生动的替代品。沃克还向阿尔福特出示了一张半迷幻风格的蛋糕照片，他说坐在马桶上就像在欣赏音乐。”

在16、17世纪，人被认为是万物的灵长，为了制衡自然的召唤这样一种不雅的事情，那时的人认为应该在马桶上阅读哲学。诗人、文化评论人士韦恩对此表示同意，他说人在卫生间里的时候非常严肃，德语语法是非常合适的卫生间读物。设计师克里斯说他收藏的时尚类书籍可以建一个Loobrary了（“卫生间”和“图书馆”合成的一个词）“，他希望别人前去借书，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去扫荡他的药箱了。

东村一家餐馆的卫生间里放着12本关于食物和葡萄酒的书，侍者解释说这是为了让顾客感觉到家庭般的舒适。一位出版商家里的卫生间里放了46本熟人写的书，他解释说那是出于对作者的尊敬，将书供奉在那里，“书籍好像是被放牧一样，再不会在书架上被压断书脊。”

　
　　Lukas Foss谈创意
　　《耶鲁评论》(2006年夏秋号)

　　除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镜子》外，新一期《耶鲁评论》杂志里最引人注目的文章是作曲Lukas　Foss的《论创意过程》。他披露了一段往日趣事:“有一次，我正和斯特拉文斯基在纽约一间茶室喝茶，有个著名的俄国舞者来到我们桌前。他离开后，我对斯特拉文斯基说，他真有魅力啊。对，斯特拉文斯基说，很有魅力，而且有一点点笨。那一点点笨对他会大有帮助的！”《论创意过程》一文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洞见、机智的分析以及对创意规则的集成。他自由出入于音乐、创造性、艺术影响力、自我表达、教育等话题，却能始终抓住读者的兴趣；针对人们对于艺术创造过程的普遍误解，他作了尤其尖锐的剖析。

　　镜中裂缝
　　《巴黎评论》2006年秋季号
　　
　　惊悚小说大师史蒂芬·金在秋季号的《巴黎评论》杂志中，谈论了他眼中的恐惧。他说，作为人类，我们害怕混沌。我们害怕局外人。我们害怕变化。我们害怕断裂(disruption)。我所做的就如同镜子里的裂缝。如果你回头从《凯丽》那本书看起，你看见的将是在那本特定的书写作之时，我对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观察。在每种生活里，你都会有那样一种时刻，你不得不去处理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不管是医生说你患了癌症或接到了一个恶作剧电话。因此无论谈论鬼魂、吸血鬼或在街区生活的纳粹战犯，我们仍然在谈论同一件事——即非常事物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以及我们如何面对。和怪物、吸血鬼、盗尸者和鬼魂相比，我对我们表现出的性格及我们与他人和社会的互动更感兴趣。

　　阿莫多瓦回归
　　《伦敦书评》(2006/9/21)

　　迈克·伍德在新一期的《伦敦书评》中详细分析了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新作《回归》。他认为《回归》的演员们表现极其出色，是完美的现实主义带着适度的迷茫，他们好似从早期维斯康帝电影里出发，在通向道格拉斯·西尔克的路上迷了路。

　　他对电影开场那幕戏做了精辟的分析:当时莱蒙达在厨房洗碗，一个从高空的俯视镜头显示了她漂亮的乳沟和一把巨大的厨房用刀。我们和摄像机便是那个注视乳房的人，也是那个拿起刀的人。实际上，阿莫多瓦是在向我们展示故事的元素，一个错置的预言。对事先确定之主题的谨慎使用使观众得以识别故事的版图，并抓住被情节剧虚化模糊了的情感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