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受刑讯逼供 绝食绝水15天

郭飞雄受刑讯逼供 绝食绝水15天

胡佳

 

【2006年9月30日狱委讯】9月28日警方书面拒绝了莫少平律师提出为高智晟律师取保候审的申请。当晚莫少平律师飞广州,今天上午莫律师已经在广州的看守所会见了被刑事拘留半个月的郭飞雄。

9月14日上午9点郭飞雄被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刑事拘留。随即就开始绝食绝水,至昨日已经满15天,警方不得不以鼻饲的方式进行灌食。直到得知北京的莫律师要前来会见,飞雄今日才开始吃少量食物。见到律师的飞雄,精神状态表现亢奋。
这是郭飞雄近一年半以来第三度绝食绝水,目的不是针对自身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是抗议政府镇压整个维权运动。我们许多朋友此前曾多次劝飞雄不要采取这类措施,一来对他自己身体有伤害,二来中共警方人员在人道精神上是零度的。

广州警方对郭飞雄采取辱骂和恐吓等刑讯逼供手段。开始的7天长时间不让他睡眠,有时一天只有一小时休息时间就被警方叫醒。十几名干警轮番审问,每天11小时以上。但广州警方对此并不承认。

审问主体是针对非法经营,极少量也涉及到高智晟律师。直到现在郭飞雄一直零口供。

莫律师认为非法经营的案情简单,看起来也和高律师无关。按照中国法律,同案犯罪嫌疑人不可以请同一位律师,以防串供。但现在莫少平律师接受高智晟律师大哥高智义以及郭飞雄妻子的委托,所以从这点上判断,官方至少表面上也不是以牵涉高律师案件来指控飞雄。

高智晟律师被拘捕发生后,飞雄在广州与我们南北呼应积极参与并组织营救。所以,我认为拘留郭飞雄是为了打击国内维权界对高智晟律师的声援力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深具中国特色的司法信条。

胡佳 

被软禁的第74天于中国北京BOBO自由城家中

 

 

铁窗民运的忧虑与光荣

铁窗民运的忧虑与光荣

——拜见朱虞夫先生有感

刘 路

 

我在浙江出差的时候,和几位民运朋友喝茶,有人说,朱虞夫先生出狱了,你要不要见见他?我说当然,当然要拜见。

朱先生是民主墙时代的民运战士,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1999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因为在狱中拒绝认罪,被狱卒折磨,生不如死,多坐了三个月的牢,近日终于走出了监狱。

我对坐过牢的民运人士有一种情感上的敬仰,由于职业的缘故,我认识太多坐过牢的人,因为政治原因而坐牢,因为社会理想而坐牢,为了社会的民主化,为了所有人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占据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成为芸芸众生中最高贵的那类人。

其实不仅是我,甚至我接触到的许多法官、检察官、警察,他们的内心深处对铁窗民运都抱有敬意。承办李元龙、杨天水、郭起真案的法官在跟我交谈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表现出这种心态。

因为这个缘故,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决不对坐过牢的民运人士出言不逊,即使他们误解我、辱骂我,甚至把我当成敌人(例如邓有亮先生)。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坐牢的经历让他们有了这种“特权”。

第二天晚上,经过朋友介绍,在杭州的一个小茶馆里,我见到了朱虞夫先生。

我问他:您有六十多岁了吧?他说,我五十三了。我心里格登了一下,他当年被抓入狱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出来时已垂垂老矣!铁窗生涯给他留下的印记是很明显的,才五十多岁的人,头发掉光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几岁。

谈到狱中生涯,朱先生说,他是严管犯,因为不认罪,不但不能减刑,还成为狱卒和犯人们报复的对象,经常有一些在押的刑事罪犯殴打他,他的半个牙齿被打掉,脸被打肿,还被五花八门的虐待:不让睡觉,限制上厕所,晕倒后,犯人们还用竹牙签刺他的手背,他曾试图自杀以示抗议,有一段时间,他都准备死在狱中了。

“其实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朱先生说,“搞民主就会有牺牲,我对坐牢、受刑甚至死掉都是有心理准备的,我们监狱里的政治犯最怕的是,出狱以后,没有人搞民主了,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些人了。如果那样,我们就白白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生命和青春年华。”

朱先生的感慨让我震撼,中国的民主运动从五四时起算,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当代民运即使从78年民主墙时代算起,也有三十年了的时间了,民主大潮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千里冰封,虽有无数仁人志士浴血广场、淬炼铁窗,却也至今没有走出历史的峡谷。九十年代以后,昔日同在共产铁幕之后的东欧、苏联,已经换了人间,迎来自由民主的艳阳天,而我们不幸的祖国,民运却跌入低谷,滚滚红尘中,官员们忙着贪污、腐败,百姓们忙着赚钱、养家,莘莘学子们忙着打麻将、谈恋爱,民主、自由早已成了一个古老的词汇,被绝大多数的国人忘到脑后了。

朱先生最后说:“我在里面将要出来的时候,有警察告诉我,外面很多人关注你。我出来以后,看到很多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特别是有你们这样年轻的一代,我感到欣慰。”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大陆民运虽然进入了低潮,但是民主的火种没有熄灭,在浙江、在贵州、在全国很多地方,民主党人还在顽强的坚持着,他们虽然被强力打压,被监控、被骚扰、被关押、被判刑,但是,没有人退缩,没有人背叛自己的价值理念,他们调整了策略,坚持公开化、合法化、维权化的建党路线,用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他们坚持和平、理性、法治、非暴力的现代民主理念,不以推翻执政党、颠覆现政权作为党的宗旨,而是要跟执政党和平竞争、共同推进国家的法治化、民主化进程。

虽然大陆的执政党因为传统思维和历史惯性,尚不能容忍(公开承认)民主党的存在,但是它也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公开取缔民主党,也不再仅仅因为参加了民主党就抓人入狱,在贵州和浙江的很多各阶层的年轻朋友,他们公开宣布自己加入民主党,并且每个周末都到公园、广场演讲,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警察也最多只是监控、骚扰一下,并没有视为颠覆政权的活动而逮捕。

我认为,这正是像朱虞夫先生这样的民主党人不懈奋斗拓展的生存空间。在中国,搞政治是要讲实力的,中国民主党人从知识精英到草根阶层的发展,从理论启蒙到维权实践的介入,从政党宗旨和战略思路的调整到组织构架的全面整合,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按照这种崭新的思路,当民主党人具备了团结工会那样的社会动员能力的时候,执政党就该邀请他们开圆桌会议了。

拜见朱先生回青岛之后,我又接到身在美国的民主党领导人王有才先生的电话,他对我准备为陈树庆、力虹辩护表示感谢,并且给了我民主党新的章程。这份章程中,已经修改了“结束中国专制统治”之类为执政党所猜忌的话。(公安部对民主党系敌对组织的认定,正是基于这样的宗旨而推断出民主党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而各级地方法院都是根据公安部的鉴定,对参加民主党的公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判刑的。)

我想,我应该把这份文件交给大陆的有关部门,或许会让大陆的执政党对中国民主党有一个正确的符合现代政治学常识的判断。

大陆民运从广场民运、铁窗民运、精英民运正在走向草根民运、维权民运,这是个崭新的转折,也是个良好的起点,民主之路虽然曲折漫长,但历史的潮流毕竟不能阻挡。长江之水总要冲出三峡。

我想告诉朱逸夫先生和他的同志们,作为民主的先驱,你们不会被历史和人民忘记,你们必将被人民拥戴。未来中国民主自由的旗帜上,必将写着你们的名字!

2006年9月29日星期五于旅途中

 

刘晓波:“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二 九十年代的情色享受

 

进入九十年代,通俗文化越来越屈从于商业操纵,对党文化的消解作用逐渐淡出,知识精英们也纷纷投身于商业文化的逐利竞争之中,于是,通俗文化逐渐与党文化主旋律合流:一方面,党文化灌输越来越借助于通俗文化的包装,小康时代的独裁秩序需要商业娱乐来点缀其歌舞升平;另一方面,通俗文化也越来越需要权力化市场的支持,需要官方大媒体为其提供推销自己的舞台,媚俗成为大陆文化的主要品质。官方举办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各类娱乐明星之所以争相亮相,就在于它是自我推销最大广告。到了新世纪,曾经受到官方打压的先锋导演也纷纷转向商业大片,而商业大片的票房神话,大都要靠电影局的行政保护(比如,电影局为了打造国产大片的高票房政绩,下令所有主要院线为张艺谋的大片《英雄》空出一个月档期)。

 

与此相应,性内容在文化产品中的政治色彩也越来越淡,而单纯的情色享受倾向日益加强。

 

1991年1月26日,我走出秦城监狱,被从北京遣送回大连。下火车后,我浏览了车站附近的书摊,一个特别醒目的杂志封面赫然跳进眼帘,封面上是个斜躺着的、线条优美的裸体女人,下面的标题是《天边飘来一具死尸》。印在其他杂志封面上的标题中又有:《首次曝光中国特大性虐待案》、《恋阴癖的秘密》、《徘徊在校园里的色狼》、《色胆包天的性虐狂》、《告诉你享受性生活的秘诀》等,甚至还有《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

 

当时,我看了这些流行书刊,着实大吃一惊:六四刚过不到两年,邓小平还没有南巡,刺激物欲的第二轮经济改革还未开始,官方还在声嘶力竭地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在官方宣传中,反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打击私营经济和扫黄。但这些书摊上的报刊和书籍说明,扫黄根本没起作用,非但没有扫掉,反而大有泛滥之势,已经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后来,我又逛了大连和北京的几个图书市场,发现色情加暴力的通俗读物最为畅销,另一类畅销读物是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秘闻。

 

与此同时,在所谓的严肃作家笔下,也出现了轰动效应的“性文学”,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风靡文坛,张艺谋的电影《菊豆》张扬着“乱伦”激情,《大红灯笼高高挂》大宅院里,不但有妻妾成群的争风吃醋,还有昏暗大红灯笼下的“捶足性高潮”;就连一向鄙视张艺谋的“好莱坞主流”的导演陈凯歌,也不得不跟上商业化潮流,他的《霸王别姬》采用了商业影片的全部元素,特别是用名演员来演绎一个同性恋的悲剧故事。同时,美国婚外恋小说《廊桥遗梦》征服了无数中年妇女,大陆媒体大肆炒作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杀……中国文人的腐朽没落的传统“性情趣”高调回归,大陆人倍受压抑的情色世界怦然敞开,严肃文学变成了开启商业文化中的“情色狂欢”的催化剂。对野合、乱伦、三妻四妾的题材之热衷,对婚外偷情的士大夫化的把玩和品味,渗透文人们的猥亵和肮脏的性趣味,他们渴望的家居生活是妻妾成群,被幻化为深宅大院中每夜点亮的大红灯笼,让人不能不想起《金瓶梅》、《三言二拍》、张爱玲、张恨水等情色文学传统。

 

三妻四妾的士大夫向往甚至演变成现实中的惨剧:曾经享有一妻一妾的诗人顾城,在情人出走、妻子提出离婚、一妻一妾的私生活破碎之后,他陷于极度的焦虑和疯狂,最终用斧头砍死妻子并自杀。而在大陆的媒体炒作中,居然很少有人正视这一残忍的杀戮、为惨死于顾城的刀斧之下的谢晔鸣冤,反而大都把顾城奉为“徇情”的浪漫诗人,顾城的父亲和顾城的情人英儿,以及英儿的早年情人,也都趁机借惨案的轰动效应来叫卖自己。现实中的杀妻血案,先变成了舆论中的纯情故事,继而变成出名发财的畅销书。

 

三 新世纪的肉体狂欢

 

进入新旧世纪之交,书写性欲的作品由男作家转向女作家,早在美女作家亮相之前,女作家林白就曾以描写少女时代的性经验而名噪一时,中年女作家张抗抗和铁凝也开始写作女人的情色故事,比如《情爱画廊》、《大浴女》等作品,已经成为畅销小说。安顿的纪实性作品《绝对隐私》,也因记录了女人的情色隐私而风靡一时。年轻一代“美女作家”,更因“肉体写作”而走红。

 

最早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展示了白领丽人的名牌内裤和洋鸡巴的雄起昂扬,老上海的租界情调的“美酒加咖啡”之外,又平添了新上海的白领在酒吧厕所里的性享受。卫慧笔下的性是全盘西化的,女主人公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名牌包装身体、西式酒吧点缀夜生活、西式音乐烘托情调、西式颓废渲染沉沦,就连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鸡巴创造的,最后,美女作家的矫情自恋,在作品中也要由同性恋洋女人来完成,每一章开篇前的引语全部来自西方的作家、诗人、哲学家、修女……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有点象在大陆的某一酒吧里度过放纵狂欢的情人节。

 

另一美女作家棉棉在《糖》中发出自白式的情色呐喊,更接近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的情色景观:年轻的波波族和演艺摇滚圈的名流们,情色狩猎人和寂寞的白领丽人,伴着黑夜里的疯狂音乐,品尝着洋酒、毒品、咖啡,享受着即兴调情和一夜情,凸现了一种准嬉皮的颓废情调。而且,在高级白领阶层纵欲享受中的“老牛吃嫩草”现象,其年龄倒挂已经逐渐由单向过渡到双向:如果说,有钱老男人要找“黄花姑娘”是男权社会的性歧视传统的话,那么,有钱的老女人专找童男来调教就是小康中国的新时尚。在某些酒吧中,觅猎性目标的常客,往往是人到中年的富有女人。同时,现在的肉体享乐和精神颓废,再也没有八十年代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叛逆,而更多是享乐、享乐、再享乐。

 

接着是九丹的自传性作品《乌鸦》,其文字的粗糙和讲故事的低能,远在棉棉和卫慧之下,但她居然也能成为媒体热炒的美女作家之一,实在令人无话可说。九丹对读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赤裸裸地展示了大陆女人在新加坡的妓女生涯,还不时地点缀着在异国他乡出卖皮肉的艰辛。九丹还用“绝对真实”作自我标榜,而对其他美女作家的“虚构肉体”不屑一顾。

 

正当卫慧、棉棉和九丹为“谁是最好的美女作家”在媒体上唇枪舌剑之时,一位叫做木子美的美女作家横空出世,使此前的身体写作大为逊色。木子美公布于网上的《遗情书》,把自己的绝对隐私赤裸裸地摊在阳光下,而且集中于下体隐私的公示:她在日记中逐个记录了与各类男人在床上的扭动和尖叫,有详细的过程和做爱技巧,有她对每个男人的性能力和性技巧的品评,甚至公布了与她上床的某位男性音乐人的名字。如果说,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丑闻中,女主角莱温斯基公开裙子上的精液遗痕是迫于舆论压力,那么,木子美就是自愿在互联网上向网民展示床上的性交遗痕。木子美掀起的巨大情色热潮,居然也把一向板着脸的央视卷入其中,央视的“道德观察”栏目专访了木子美,让她申诉自己热衷于“一夜情”的人性理由。

 

同时,这几位美女作家似乎在公众面前进行“肉体写作竞赛”,每个美女作家在接受采访时,都对其他的美女作家不屑一顾,互不服气的言词冲撞又成为媒体炒作的素材。然而,如同“两兵交战勇者胜”一样,肉体写作在大众中的影响之大小,也取决于谁的自我暴露更大胆、更赤裸、更真实,所以,越是后来者就越大胆,真是后来者居上。当木子美公开了完全纪实的床上日记之后,卫慧、绵绵、九丹的小说便失去了媒体的关注。无怪乎有人惊呼:“2003:木子美年!”

 

面对记者,木子美以调侃的口吻说:男记者想采访我,就要先上我的床,他给我的做爱时间多长,我就给他多长的采访时间。她还在面对另一位名女人杨澜的采访时,用无所顾忌的言词让成功女人的表率屡屡难堪。在这点上,木子美挑战以经营社会和政治为资本的杨澜,倒是显示出她的个人化经营的率真可爱之处。

 

毫无疑问,在这种美女作家的“肉体写作竞赛”中,一些大胆的先行女人靠肉体写作而名利双收,刺激着另一些急欲出名的女人。就在木子美接受央视采访后不久,另一位自称是研究生的文学女青年,为自己取了个颇为浪漫小资的网名:“竹影青瞳”。她在网上发文的时间不算短,但其网文毫无号召力。受到木子美的下半体写作的启发,她采取了更激进的肉体展示方式,把自己的裸照直接上网。这位文学女青年似乎还有某种胆怯,她把贴在网上的裸照切割开,去掉头,留下性感的肢体,还用一片棕榈叶装饰阴部,颇有著名唐诗《琵琶行》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也让人想起原始部落男女们的最初羞涩意识。然而,这样的切割,凸现的恰恰是纯粹的直接的性刺激。无头和棕榈叶营造某种神秘效果,让网民陷于性幻想之中,猜测着这一裸体究竟归属于什么样的面容:是“竹影青瞳”自己的,还是移花接木的?是美若天仙之容,还是丑如蛤蟆之态?

 

其实,除了被媒体热炒的美女作家之外,网络上的情色文学早已蔚为大观,甚至,那些在网上具有号召力而还没有被媒体追捧的情色作家,其取材的大胆、描写的赤裸和心理的变态,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女作家们”。比如,笔名为“小倩”和“奴家”的作者,多部作品涉及到“多人乱交”和“母子乱伦”;网名为“波波”的作者,笔下出现的是“迷奸”、“偷窥”、“换妻”、“乱伦”、“兽交”、“科幻性交”等等;还有人专写“老男人与处女”或“老女人与童男”,有人擅长描写年轻男人对45岁以上年龄的成熟女人的痴迷,大城市富豪与农村来的小保姆之间的性关系也是热门题材。这些作品还时而点缀着毒品致幻、暴力征服、施虐受虐、对粪便等排泄物的迷恋,甚至有采用童话手法创作的情色作品《鸡巴历险记》。这些情色作者大都是创作系列类型小说的高产写手,他们被评论家分为不同的情色创作流派,比如,以写乱交和乱伦为主的“乱派”,以写性虐待性暴力为主的“虐派”,以写婚外恋、多角恋、换妻恋为主“换派”,以写性幻想(包括科幻)为主的“幻派”;还有以作品背景来划分的“武侠派”、“校园派”、“世情派”、“商场派”等。而且,网络情色文学还设置了自己的评奖项目,分别有:最佳新人奖,最快进步奖,最佳作者奖,最高人气奖,最佳作品奖(分为长篇和短篇),特色作品奖,特别贡献奖,特殊成就奖等。

 

上述情色文学,完全来自民间网站,其流传、评论和评奖,也完全是民间化。

 

首发观察

巫一毛:何止是一本书——写在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出版之际

“啊,一定是样书!”我在心里说,从信箱取出寄自美国蓝灯书屋的邮件。

一进门,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它。手,微微抖;心,怦怦跳。

米黄色的封皮。左上方,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右侧,五岁时的我若隐若现,连衣裙,跳舞的姿势,小嘴轻抿。典雅的字体:《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巫一毛、Larry Engelmann (Feather in the Storm – A Childhood Lost in Chaos, Emily Wu and Larry Engelmann)。

三百三十六页,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不是书太厚,而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太重。

轻轻地,我翻看这本精装书,里面的十八张黑白照片,是无数次搬家、抄家、战乱的幸存者。它们以残缺的影像述说着那个畸形的时代。

1958年,大跃进,我在北京出世。呱呱落地前几个星期,父亲巫宁坤,翻译家、作家、教授,已经被打成“极右份子”,发配去北大荒劳改。几个月后,母亲、我和比我大二岁的哥哥,也被赶出首都,发配到安徽合肥市。直到我三岁生日那天,才第一次在劳改农场和病危的父亲见面。

本来应该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却因父亲之“罪”而受到株连,全家人一起饱经磨难和迫害,开始了我没有童年的“童年”。

1966年,文革开始。

我被打骂、污辱、强奸。

父母被迫离开孩子们,关“牛棚”、搞运动。哥哥成了“小爸爸”,我成了“小妈妈”。带着五岁的弟弟,我们住进孤儿院一样的临时收容所。

在那里,我目睹小朋友的妈妈上吊自杀,自己也差点因病夭折。

一年多后,全家团聚,旋即又被下放到安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在村里,我上完小学、初中,亲身经历各种迷信活动。

文革后期,父母上调到安徽芜湖市,我也随同进城上高中。毕业后,我又到深山老林里当知识青年,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

1981年来美后,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经历。几年前,我和美国作家Larry Engelmann合作,最终完稿。

这本书,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也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我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讲一个真实故事。主人公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女孩子。书中每一章节,都像一篇短篇小说,充满戏剧性和细节描述。

再过几天,2006年10月3日,《暴风雨中一羽毛》将正式发行。届时全美书店都可购买。目前可以在网上预购。

蓝灯书屋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做广告,还安排了作者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等地巡回演讲,接受电视、电台、杂志、报纸采访等促销活动。

《暴风雨中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麦文的版权,已经分别出售给在法国、德国和丹麦的三家出版社,计划在2007年出版。中文版和其他语种尚在联系中。

封底上,是两位名作家对《暴风雨中一羽毛》的评价:

《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女士说:“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

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哈金先生说:“《暴风雨中一羽毛》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它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结底,它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

我心里又是一热。郑念女士已有九十多高龄,哈金先生在百忙之中,两位我尊敬的作家看了我的书稿,写下了感想。如此的关心和鼓励,让我感激不尽。

将书紧紧地抱在胸口,泪水涌了出来。动笔的时候,我是外国留学生,打黑工,读大学。如今,儿子也是那所大学的学生。

愿读者通过《暴风雨中一羽毛》来解读人性,通过一个女孩、一个家庭的命运来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记住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们。

十几万字,怎么可能容得下那个荒诞的大时代。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也有过辛酸,见过残暴,亲历过黑色幽默般的荒谬,看过用大红包裹的纯黑。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但又何止是一本书。

2006年9月28日星期四 于加州家中

──《观察》首发

吴国光:独不容朕

《三国演义》开卷,两回书尚未说完,各路英雄已经跃然纸上。张角兄弟败而为寇,且不作英雄讨论也罢;刘关张兄弟小施武艺,虽然刘备还在县级小官上混着,但已然颇有气象;曹操不仅威名早立,且镇压黄巾军有功,说话间已拜了济南相,旋任典军校尉,颇有参赞朝廷大事的机会;东南蛮子孙坚更已封侯,为长沙太守,俨然一镇也。就是未立军功的袁绍,也在旧皇辞世、新皇未立之际奋然收诛内宦,初展身手。时当乱世,本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机会比比皆是,就看谁能抓住了。

可歎这些英雄人物,尽管看到朝廷腐败昏庸,却仍个个都是保皇派。比如刘备,见了冤枉被囚的上司卢植,还在那里说什么「朝廷自有公论」——如确有公论,这因为军粮尚缺而不肯贿赂皇帝身边得宠小宦官的卢植,怎么还要监囚问罪?事实上,如此英雄辈出,且都拥戴朝廷,朝廷还是免不了垮台,最终就是因为这朝廷实在缺少「公论」。

「私论」倒有,甚至不能说完全无理。话说当时汉灵帝与内宦十常侍饮宴,就有谏议大夫刘陶「径到帝前大恸」,说「天下危在旦夕」。不料这皇帝问得好:「国家承平,有何危机?」——你说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我猜测,似乎都有一些,也似乎不止於此。自古当权者都怕谈危机,无论他是不是知道危机逼近,也无论他是真傻还是装傻。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你说有危机,岂不是说朕这天下治理得不好?既然不好,是不是应该「换人做做看」?於是乎,合法性就受到质疑乃至挑战。所以,一切情况尽在掌握之中的那些并不犯傻的皇帝,也容不得你谈论什么危机.他说可以,你说不得。

接下来的对话,更见出灵帝不是个傻蛋。这刘陶当然不敢说皇帝有什么问题,但却敢於当面痛斥十常侍。对此,灵帝答得好:你家里也有近身侍候你的人,「何独不容朕也?」——怎么就容不得我皇帝老子身边有几个自己喜欢的小宦官呢?这等欺负皇帝,刘陶岂不该杀?偏偏接着又有个陈耽,要去帮刘说情,进一步批评十常侍。灵帝的机智又来了:你们责骂十常侍,难道这十个人中就没有一两个忠臣?——这个算术不仅高明,而且谦虚:老毛常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那意思是老子办错了一件事,可是百分之九十是伟大成绩;这汉灵帝如此谦恭,居然说:难道我就没有一个指头是好的?

如今的朝廷,虽当「盛世」,但见出的多是末世心态.老毛那点儿霸气似乎不见了,汉灵帝的聪明、谦恭或者说耍赖,却玩得很好:你说我人权不好,确实是不大好,可是难道我们就没有办几件好事?你说我政府腐败,似乎也没有说错,可是,你们老百姓都捞钱为上、享受第一,为什么偏偏容不得本党如此呢?

当然,谦恭归谦恭,朕的权力还是一样随时要你们的脑袋。不过,同样「当然」的是,聪明机智归聪明机智,要人脑袋归要人脑袋,自己的朝廷还是一样风雨飘摇,随时有垮台的可能。《三国演义》十回书尚未说完,国都洛阳已被战乱中放火烧了三次。英雄继起,终於也都反叛了朝廷,就是原太子党刘备,也自己另立了门户;古都不再,中华文明就这样一代一代地毁坏殆尽.号称「国君」的专制者们,中国老百姓容得你,为什么你却独不能容我中华文明也?

作者是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教授

周其仁: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

没有谁喜欢贫困。历久以来,各国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常常把反贫困作为一面旗帜来高举.不过口号归口号,愿望归愿望,能不能实际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要是拿效果来衡量,欲大幅降低贫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究竟什么事情最重要?

从我略知一二的一段历史经验讲起吧。1978年中国农民差不多全部是贫困人口。官方统计报告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好像只有130多元——那是把公社分给老乡的粮食和柴草之类通通折价算进去的,现金收入每人每年不过几十元而已。我自己下乡的地方,属於国营农场还好一点,因为好歹每月开现金工资.不过走进老职工的房子,连接大、小两盘火炕的地方能放上一个刷了红漆的木板箱子的,就算富户了。农场周围的老乡,远要苦得多。「人民公社是金桥」唱了20年,家徒四壁的所在多有。东北可是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所以正常年景种地的还可以吃上饭。全国情况就没这么好,当时约2.5亿农村人口常年缺粮.怎么弄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招是「休养生息」,就是降低国家徵购农产品的数量,城市需求的不足部分,动用外汇进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农民「减负」——横竖政府少拿人家10斤,农民就多了10斤。是新政策,因为多年来统购统销压得农民没有喘息余地,「卖油娘子水梳头」,种田人吃不饱饭。

外汇有限——没有今天直逼10000亿美元的储备——港口粮库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在减少徵购的同时,国家决定提高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是最早的「两轨制」:徵收任务内低价,超任务部分加价.这一招重要,因为与单纯的「减负」不同,提价有刺激农民增加生产的作用。当然也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财政要给尚领低工资的城镇职工发食品补贴.第三招就是包产到户,废除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不错,提升粮价可以刺激增加生产的意图.但农民要对价格信号做出增产的反应,非通过生产体制不可。如果你想多干,但多劳不能多得;别人磨洋工,却照领报酬,你还会保持增产的意图吗?不幸的很,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一套不刺激增产意图的生产体制。结果是,一头市场迫切需要粮食和农副产品,另一头农民更迫切需要增加收入,可是中间架上了公社这座「金桥」,就两头满拧,怎么也不搭调.早就知道问题所在,否则为什么最早的包产到户在1956-57年就出现了?为什么后来几起几落,怎样「斗争」也无从根除?无奈那僵化得比化石还要硬的死教条,活活捆住几亿农民的手脚.非弄到天大旱、饥荒和死亡的威胁迫在眼前,才逼着农民採取秘密行动。这是1977年安徽等地农民故事的背景。谢天谢地,这一波来自底层的包产到户,遇到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上层建筑」——「实事求是」成为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凡事可以先试验再定夺.从此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以我的第二故乡黑龙江为例,「粮豆总产300亿斤」喊叫了多少年——任什么办法也用过了,包括让昔阳大寨干部接管省地县农业指挥权,也包括「用无产阶级专政办农业」——硬是在包产到户之后才达标。全国看,粮食年增产量翻番,农民增收,「希望的田野」就是那个时候唱起来的。

依托这个实例——上世纪80年代初几亿农民大幅度提高收入、显着减轻了贫困——我们可以讨论本文的问题:究竟什么最重要?我看到的经验说,大规模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但决定性的一招是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

不是说治标不重要。给定当时的历史条件,佔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压得那样苦,不立竿见影地调整一下,缓一口气,真翻了大船,就什么也不要谈了。问题是,仅靠「减负」所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即便完全减除农民的负担——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农民还是很穷.根本问题是农业生产率低,而数量巨大的人口又被城乡隔绝体制强制在低生产率农业部门「就业」。不改变基本构造,提升生产率,从何大规模提高农民收入?

有没有让农民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可能空间呢?有,很巨大。最明显的,就是粮食、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工业化几十年了,只容纳2亿城镇人口,还每家每户发了粮本和五颜六色的票证.后人所谓「短缺经济」,首当其冲就是食品短缺。我小时生活在上海,妈妈要在阳台上养鸡,受到干预后,就把鸡养在壁橱里!这是说,潜在的农产品市场容量巨大,只要生产出来,农民就可以增收。

奇怪的是,就是不让农民靠他们的力气增产农副产品来致富。其一是统购价格过低,其二是公社生产体制吃大锅饭。加到一起,农民要自食其力也施展不开.於是,穷困不但与生俱来,而且彷彿永远难以改变。每年的扶贫款、救济粮,把农村干部忙的一天世界。

先让人家把可以赚的钱赚到手不好吗?区区在下总算当过十年农民,知道很多普通的农民群众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根本就不愿意靠救济和补助过日子。自食其力在哪里都给劳动者带来莫大的愉快。没有劳动能力的是另外一件事,凡有谋生能力的,第一位的要求不是给点救济,而是给致富的机会。真正把机会之门打开,到底谁是「弱势群体」还未可预知哩!

实在是匪夷所思的逻辑:一手紧闭机会之门,一手扶贫救济帮困。也是那个年代,我和同道去过一个「老、边、少」地区调查,那里产的木材、药材、矿产——都可以在市场卖大钱的——全部被低价统购,或者乾脆就是国家垄断专营,本地老乡不得染指。同时,年年自上而下拨付大量款项,分配再分配,干部忙得不亦乐乎。记得调查报告有一个概述,叫「一手白拿,一手白给」。

很幼稚地想过,白拿100,再白给100,当地人民是不是就没有吃亏?或者更慷慨一点,白给大於白拿,那个地区岂不就发了?后来才知道错、错、错!道理是,让当地老百姓在市场上挣他们可以挣得的钱,除了挣得当期收入之外,还有能力的提高、信息的获得、以及契约关系的培育——下一步登堂入室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这在「白拿」体制下全然不见了。至於「白给」,要把补助发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又谈何容易?别的不提,一晃差不多20年过去了,那个地方官员坐骑之高档和新潮(进口的日本越野汽车),至今历历在目。

不曾回应关於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平等的议论,因为我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人们的一种愿景(vision),还是对现实的记录和陈述?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对不起,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於是我的愿景就只好实际一点:无论起点、过程和机会的不平等怎样难以避免,给普通人多增加一点机会吧。无论今天还是将来,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是扶贫的第一要务。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恶搞,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 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但禁忌也是很多的。时下,正人君子们雪亮的眼睛又盯上了网上一款用名字测算人品的游戏,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游戏测试器中输入“雷锋”二字时,人品得分竟只有两分,已禁不住要拍案而起了。我也玩过这款游戏,正因知道是游戏,也不敢用“英雄”去碰运气,这倒并非是我比孙先生更精于道德,只是不习惯持放大镜找风车而已。该报道称,“著名”的“知心姐姐”卢勤在长沙出差,发现某饭店竟恶搞油画《开国大典》。千龙网评论慨然指出:对政治经典的恶搞已突破底线,应“追纠” “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开国大典》据说是有若干版的,哪一版最经典,我不得而知,但饭店业主如因“恶搞经典罪”被追究法律责任,则确实是人类法制史的更大“经典”,称得上是“以经典始,以经典终”的佳话。我们可敬的的广电总局,据说也将出台规定:网络视频传播需先领取“准生证”,据称这是“加强对违规恶搞视频的监管和打击”的有力措施。看来曾风行一时的 “恶搞”,已陷入四面楚歌。

 无庸讳言, “恶搞”同样是公民的创作和表达活动,它以一种“搞笑”的方式表达公民的观点、思想和思维方式,属于言论自由之范畴,非违反法律之禁止性规定,国家权力不应限制和干预。而文明社会,更承认人们拥有追求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此种自由首先体现为表达自由,即社会成员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充分表达其思想和观点,即使该思想和观点浅陋、荒谬,或者与社会主流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秩序存在冲突和摩擦。因为只有所有思想、观点和表达方式在社会舞台上同台竞争,公民才能自由选择与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社会才能呈现出百花齐放之真正和谐。可见,文明社会不应以国家权力压制特定的思想、观点和表达方式,不应以权力之公器为一人一家之价值观和道德护航,反而应以限制表达自由为最大耻辱。可以说,“恶搞”之不容于世,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的边界问题。

 “恶搞”虽回避真正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有时消解了权力秩序下某些僵化、虚假的教条或表达方式,有时有意或无意的刺出卫道士们峨冠博带下藏着的虚伪、自私、滑稽。因此“恶搞”虽让无话语权的普通人会心一笑,却往往让某些大人物不快,觉得如自家花园里的一丛杂草,有碍和谐之美,因此管理部门要立法以制之,圣人之徒要鸣鼓而攻之。其实真正自信和有生命力的道德和价值观,怎么会对玩笑都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如此矫情?往往在声色俱厉的道德面孔后,正隐藏着一些空洞而阴暗的内心。因此 “恶搞”般小小的不敬,超女般与他们无关的欢笑,都会让“套子里”的卫道士们如坐针毡,必欲除之而后快。

 历史已证明,只有一个声音、一张面孔的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失败之作。抗战史中对国军将士的不实描述、“刘文采的水牢”,何尝不是对历史的恶搞?“亩产十万斤”、“用毛泽东思想治愈精神病”,何尝不是对科学的恶搞?反右的“引蛇出洞”、文革的文字狱,何尝不是对文明的恶搞?时至今日,形形色色的将权力等同于真理、等同于道德的恶搞又何曾绝迹于人世?它们所造成的灾难和罪恶,甚于网络“恶搞”万倍。在对网络异端的不宽容后,正潜伏着类似的“一元真理”、“某记道德”之阴影。而对“异端”的宽容,更应是社会进步与文明之路的起点。

从左派的反思说起——兼论今日思想者的底线

今日中国部分以“左派”自居者,是很喜欢用“反思”这个词,一曰反思改革,一曰反思文革。但一谈反思改革,“左派”便是一副杀父夺妻不共戴天的模样,似乎改革就是贪污腐化,就是改制陷阱,而全然无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和民众福祉的改善;一谈到反思文革,则摆出前朝遗老追忆“圣祖仁皇帝”五体投地的面目,只字不提文革对中国民生、道德的巨大破坏和普通民众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

其实他们所谓“反思”改革,就是“倒退”;他们的“反思文革”,就是“再来”。其中略为老成者如韩德强君,则更会为“反思”披上 “学术”外衣,曰:《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便即可自炫,更兼卖钱,惜乎文字罗嗦,有耐心读完的十者不及其一,远不及传销讲课那样深入浅出。

改革需不需要反思,当然需要。我们必须反思: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主张和争取权益,则必然沦为改革代价的买单者。而赋予和维护他们民权,比虚构一个冒牌“圣君”麻痹他们,对他们要实用得多。我们更需要反思:以往的某些改革措施,是否符合“以人为本”的标准?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的底线?既然我们承认每个人是人,而不是实现“改革”或“革命”等“伟大目标”的手段,则他们均有权享受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均应得到保障。不承认人道主义,则任何改革或革命,最后必然沦为恃强凌弱的骗局。

我们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只见皇帝,不见民众;只见权力,不见人道的历史。而坚持民主、民权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立场,应是今天每位有良知的思想者的底线。

文革需不需要反思,更加需要。我们对文革模式的罪恶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吗?我们对文革模式的制度根源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吗?我们的公民教育起步了吗?我们民众的人权、民主和法治意识增强了多少?为政者如囿于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私利,而阻碍民众思想的改良和现代化,则整个社会必然承担其巨大恶果。网上“文革重来”论调的出现,虽在一个言论逐渐放开的时代具有某种必然性,但其中蕴涵的暴戾之气,却绝非盛世之音。

真正的改革者需要反思,为了追求经济的效率,是否忽视了道德上的公正?为争取特权者支持以推动改革,是否作出了过多妥协和让步?改革者唯有高举民权和公正的旗帜,唯有坚持人道主义的关怀,唯有保持相对于政策制定执行者的独立地位,方可避免改革倡导者反沦为权贵替罪羊的局面。

真正的左派需要反思,从追求公正始,以否定改革呼唤文革终,这是不是一条自绝于历史之路?“文革重来”论的“自由”,是红卫兵的自由,而非黑五类的自由,“文革重来”论的公正,是文革贵族的公正,而非普通民众的公正。“文革重来”论,其实无非是让民众“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达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目的而已。

今日中国不缺少持“文革重来”论的“左派”,却缺少愿意承认民主、民权的原则和接受人道主义立场的左派。而从近百年世界历史来看,民主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重要思潮,它一方面注重社会公正,另一方面承认人道主义和民主,在民主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国家,社会公正和民众福利也远远强于今日和文革时的中国。今日中国,自由主义已成为显学,民主社会主义却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思考者的遗憾。而如为政者能吸取民主社会主义的精华,也未尝不能为自身和国家的改革增添一些新的思路。

同样,要推进中国改革,改革者尚需要吸取更广泛的思想资源,例如,改革者如能基于民主、民权、人道主义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则我们的改革也将能够有一个更深厚扎实的文化与伦理基础。但如果中国的思想者始终囿于与“左派”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争论,则我们将始终难以进步。

冉云飞:奥运耻辱和法律避孕套

中国搞体育,本身都不是搞体育,是相当的变态。这种变态到什么程度呢?第一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使得他们不愿意做那些没有轰动效应的事,比如老百姓没有体育锻炼的地方,体育锻炼设施严重缺乏,全民健康严重受损,他们则置若罔闻,或者虚与委蛇。所以花很多纳税人的钱,砸到能产出金牌的项目,便是政府的必然选择。本来应该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插手,让市场来决定来汰弃项目和选手,西方的体育机制已展现出他的蓬勃生机。但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而不是一个权力受到制衡的有限政府,使得他们在各方面的控制欲望无限膨胀,所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在其间干涉和强制的痕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自由度因此大大受损,乃至完全没有。

本来政府不应该过度干涉和介入体育,但为什么中国政府喜欢这样干呢?一来这样干涉体育可以控制运动员和集中力量展示其所谓优越性。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在世界各赛事,特别是奥运会上拿金牌当作了一项政府十分重视的指令性任务。为什么他们这样重视而迷恋金牌呢?那是因为他们要籍此展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哪怕国内灾难横行,民不聊生,他们也可以籍此暂时转移民众视钱——以及培养民族主义情绪,打民族优胜牌来为其统治合法性壮胆。夺金牌而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内民众身上无度地滋长,既有一种种族优越感,又有一种让你暂时忘掉生活在奴役制度之下的麻醉作用,产生某种与自己生活丝毫没有补益,甚至是有害的所谓民族自豪感——为什么说是有害的呢?一来那是乱花你纳税的钱,去为少数运动员谋利益,同时也是为统治集团的统治合法性增添法码——让一般被愚弄得太久的老百姓在这样麻醉药中,被更加无度的盘剥,又一次被他们拿那些所谓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等大得不着边际的物事来开涮,而不自知。

我依旧记得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我被强迫捐二元(是从工资里扣的)给亚运会的情形,不知这次2008奥运会是否还要搞这种强迫民众捐款的无耻勾当?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一定不会这么做。因为离奥运会开幕还八杆子打不着的时候,就已经着手酝酿在奥运会开始之前要遣返民工的事了。一旦这个在奥运会期间遣返民工的消息被国际社会完全证实,那将是奥运史上绝大的耻辱,也是奥运历史上天大的丑闻。奥运会本来是增进世界普世价值之推广和普及,却在中国变成对人权的侵犯,这是打在投票给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人脸上一个狠狠的耳光。所以日前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北京奥运立法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周继东在北京奥运立法新闻会上出来表示,奥运期间劝返百万民工是不实之词,大约他们也感觉到这是对民众工作权利及生存权,也就是某种意义上对人权的侵犯。他们不是怕侵犯人权,他们只是不想在奥运的时候公开侵犯人权,他们只是会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来侵犯。更为可笑的是,他是代表北京奥运立法这一机构来出面开新闻发布会的。为了开一个运动会,专门来立法,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荒唐之至,这种比着箍箍买鸭蛋式的立法和司法,不仅对是司法和立法的嘲笑,而且是对民众智商的侮辱。比如为了奥运期间管理好精神病人,他们正提请北京市人大出台一个精神卫生条例。你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样的所谓立法更无聊无耻的事情么?你这不是视法律为玩具,是什么?

奥运立法这一提法是多么弱智和愚蠢啊,这提法暴露了如下问题。一来,在中国的法律是当政者的橡皮筋,想松便松,想紧便紧——我们的法律生活中长期以来的“严打”便是此中典型——到了奥运,便会变成另一种“严打”,哪管是否适用法律本身?或者管理和处理乃至量刑过当,也毫无避忌。国内予盾重重,灾难频发,而他们又想在国际上梳个光光头,必然采取雷霆手段,来处理奥运会期间北京地区的一切相关事务,哪怕是违法违宪也在所不惜。二来,中国的法律是一种临时的安全避孕套。中国一些法律的制订,是为了给他们做错的事找一个追加的借口,披着一个合法的外衣,这在八九过后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显得特别突出。因为他们许多法律的制订出笼,就是因为措置失当,但又要人给一种有法可依的错觉,而马上制订一个相关的所谓法律来弥补。另一方面,不少法律就像避孕套,是临时性的,用了即丢。比如奥运期间北京是否放假,他们也要通过立法来决定,看上去是多么尊重法律啊。这其实暴露了中国的法律大多是政府临时性的避孕套,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戴上就戴上,想拿下就拿下。你看别国开奥运的时候,他会有奥运立法小组这样一个劳什子机构吗?他们不会因为一个奥运会改变他们国内立法和司法的严肃性和延续性。更不会把奥运会开成一个体育其表,政治其里,转移国内矛盾视线,为其统治法性贴金的所谓盛会。别人开奥运会,是拿来挣钱的商业行为,老百姓的生活丝毫不受影响,而且因此获益,否则老百姓有权抗议该国奥运会组委会。而在我们这里,不准抗议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他还给你找一只叫法律的避孕套,把你套起,让你整个儿动弹不得,甚至因此憋气而窒息。

要言之,开一个奥运会,不是为老百姓获益,而是为了替当政者脸上贴金。这便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旋律。

最后的君子——张岱年二三事

回国的第二天,经人转手,我看到了一位牧师写给我的便条,让我给李存山打个电话。李存山是张岱年的弟子,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工作多年。打通电话后,他告诉我,陈来编了一本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文集,里面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由于找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把书送给我。又说,这本书是没有稿费的

我与李存山约定,在一号下午到他那里取书。下午五点多钟,我见到了李存山学兄,据上一次见他,已经十四五年过去了。我接过他的书,匆匆谈两句就结束了,我还要到别处去。

当晚,坐上了直达沈阳的五十三次特别快车后,我翻开了陈来编的这本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文集——《不息集》,一看,就放不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钟醒来,又继续坐在过道里读。

张岱年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是先生的私塾弟子。十七年前我写了国内外第一本研究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著作——《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去年本来打算在回国的时候,再去见先生,没有想到先生竟于四月二十四日过世,虽然先生是在九十五岁的高龄逝世的,但是,如果国内稍微尊重一下这样国宝级的大师,先生本来是还可以活下去的。

李忠华兄回忆,四月七日这天,可能是先生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张先生不慎跌倒了。张先生的儿子和儿媳立即送先生到北京大学的合同医院——北医三院急诊室就医,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五个多小时中,医院竟然连一把轮椅也提供不了,先生就是在儿子和儿媳的搀扶下,一项项地检查的。这一次折腾,先生元气大伤,此后就一病不起了。

合上书,我几乎要流泪了。要是换上一个部长副部长,会怎么样呢?中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什么人来当部长副部长,但是,像张先生这样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学者,这样的君子,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至少,在几十年内,不会出现了。

这是一个扼杀君子的年代。

其实,张岱年一生最不幸的一天,是五七年的那个春天,他出于良知,对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领导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从此,被剥夺了二十多年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

想起了网友们爱说的一句话,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不出知识分子。

在这个怀念文集中,我又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他们如今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正是他们,当年写文章大批张岱年先生,要置先生于死地,而张先生也真的几乎要被逼死,他想过自杀。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有一次,北京大学哲学系管右派的那个人千方百计的整张先生,先生偷偷去找了周礼全老先生,说着说着,不禁大哭起来。文革后叶朗先生曾经问过周礼全先生,“这个人怎么能这样作”。周先生说,“你不了解他,他能这么做的。”

是的,中国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是能这么做的,他们许多人正这么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快三十过去了,他们没有人向张先生道过一次歉,而他们,有的是张先生的亲戚,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学生。

中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们,还有多少人持守良知?至少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