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写在招商银行上市之际

我在《从招商银行限制提款看中共金融崩溃的即将来临》（首发《大纪元》）中说：「我不是经济学家，但凭我的一点生活常识，却产生了一个有关经济学问题的恐惧和恐慌：香港这个小小水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叫做「南水北调」的大水管狂抽；这个小小水塘用不了多久就要亁涸了；到时我们就成涸辙之鲫，就要相濡以沫或相濡以泪了。」

今天，招商银行也把大水管伸到香港，招股上市大抽其水了；樊百华先生在《张恩照卸职与「银行蛀虫」》中介绍过中国建设银行上市的花絮：「正在积极筹划上市的中国建设银行，被国家审计署查出私设小金库高达一亿多元人民币，违规经营严重，涉案金额更可能达至二十亿元左右。建行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已经在上月申报了2005年在国内整体上市的计划，《经济观察报》报道称，这对建行是一件蒙羞的事。」一边忙抽水，一边疯狂漏水；这就是今天中国银行业的现状。

招商银行怎么样呢？招商银行名为民营，但仍为党权所控制。在震惊海内外的中航油事件中，招商银行涉及的金额为1，900万美元；业内人士表示「贷款分类的等级肯定要降低，也要增加拨备」。（《第一财经日报》）

已经破产的中国银行业

中国银行大案，几乎全是银行官员监守自盗和集体作案。其中包括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以及上述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和其前任王雪冰，还有朱赤、丁燕生、胡楚寿、于大路等大员，可谓数不胜数。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年2月6日公布，所稽查的一千二百多家金融公司中，仅2005年被滥用的银行资金即高达九百五十二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了31%；涉及三百二十五名经理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六千八百二十六名职员。

专家表示，从2000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坏帐率每年以一千五百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到2004年共有约八千亿美元左右的坏帐，而中国官方的数据只有一半。据此推算，2005年中国银行业被贪污滥用的资金可能达到二千亿美金。

四大银行1998年坏账50%，2000年为31%，2003年为25%，绝对值是三万亿人民币；1998年以来国家已四次对国有银行注资，总计达一千五百亿美元；2004年初向中国银行及中国商业银行就注资四百五十亿美元。“标准普尔公司”在2004年估计，中国要将坏账数量削减到全部贷款5％的国际水平，还要耗资五千亿美元。这个数字正好相当于中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一半。据统计，到2005年央行难以收回再贷款已高达一万八千亿元。

2005年四月国务院拨出一百五十亿美元给中国工商银行抵销不良贷款和提高资本金，以便上市圈钱.工商银行到二OO二年底的不良贷款就达人民币七千九百二十亿元。用西方的标准计算，中国银行体系早已经破产。

央行表示，在房地产开发性资金中，近55%来自银行信贷，这又是一颗定时炸弹。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一万亿元以上，占GDP的10%，这是威胁经济金融的再一颗定时炸弹。

据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不包括债转股，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处置了六千七百五十点六亿元不良资产，总共回收现金一千三百七十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0.29%.去年11月28日有海外媒体报道，花旗集团以五亿四千六百六十万人民币贱买了中国三百六十四亿不良贷款资产，收购价格仅为这些资产面值的1.5%.（《中国事务》）

因为无法抑止贪汚，注入之的资金很快又蒸发殆尽。从1999年到2000年，中共已从四大银行剥离了一万四千亿元的不良资产之后，几年来又累积了一万八千亿元新坏账.（武宜三：《妈，大哥回来了》）

窃贼如蚁，坐搬山空

中国银行到处是漏洞，贪汚、盗窃和诈骗层出不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行广东开平分行四点八五亿美元轻易地被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等先后三任行长搬到美加去了。

2001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被诈骗，周强、刘平夫妇伙同中行杨仲琦作案，使中行纽约分行在1992年到2000年的八年内损失了三千四百万美元。（2005年12月29日RFA）

2001年5月9日晚，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城南支行体育中心分理处被四名假冒押款员运走人民币六十三点四万元，各种外币折合人民币三十三点九万元，共计九十七点三万元。（东方网）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发现北京华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法套取贷款六点四亿余元，并将按揭得到的资金移至外地，发现于2002年9月的事情，到2005年4月才被披露。（2005年04月07日《中华工商时报网路版》）

2004年建设银行山西太原分行等五家银行计七十三起案件、涉案金额超过十亿元人民币。嫌犯包括银行行长和副行长、分行负责人、贷款部门主管以及一般工作人员.（中新社太原六月一日电）

2005年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诈骗案涉金额超过10亿。（2005年02月05日《人民网》）

海南省彩票管理中心主任李家福在省工行开出不可撤销的信用证18单，骗款计5300多万美元，造成3.4亿多人民币无法收回。（2006年07月29日《海南日报》）

中国交通银行沈阳分行客户资金被诈骗，金额约2亿元人民币。（新华社上海2006年6月10日电）

中国合肥飞歌公司郑维奇骗取银行10亿元人民币，据举报材料称，飞歌分别欠合肥建设银行7000万元、农业银行2500万元、商业银行3000万元、工商银行3500万元、交通银行5000万元、江苏盐城银行11000万元、山东济宁银行2600万元、德商银行上海分行1250万美元。（《明报新闻网》2006年6月15日）

中国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员工翟昌平涉嫌挪用六百万美元银行资金用於赌球和挥霍。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包头分行与当地的几家金融机构挪用银行资金，骗取高额利息，涉案金额高达一亿二千万元。（林克：《中国国有银行还有救吗？》2005年10月12日《商业周刊》）

民生银行济南经十路支行业务部经理孙鹏，以高息为诱饵，骗取客户的大笔存款，数额高达亿元。（《法制日报》）上述仅萦萦大者。

朱鎔基失声痛哭：为中国银行送葬

今年五月二十八日，朱鎔基在上海衡山宾馆和上海各民主党派和专业人士谈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监察部对金融系统调查报告的部分情况时说：近七、八年来，金融状况一直处于崩溃的危机，是给内部官僚侵吞掉，给内部官僚与外界勾结诈骗掉了。我连身边几名金融大将都管束不了，还有曾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同事，也都逃避过了我的判断、识别视线。说到这里，朱熔基失声痛哭：怎么向国家、向人民、向老一辈同志的嘱咐交待啊！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朱熔基披露：金融系统不良资产中有三分之一是被人为有意识犯罪侵吞、诈骗、造假、收贿、外流了，上海市是重灾区。有的领导干部负有渎职过失，有的领导干部涉及经济犯罪活动。原在上海、北京和香港担任金融界的「行长」、「总裁」、「董事长」，党组书记、工委书记的朱小华、王雪冰、段晓兴、刘金宝，相继败露落入法网；这些都是1993年朱鎔基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时，提拔的十七个人中佼佼者。其中仅朱小华、王雪冰经手的坏账、不良资产，就达四百三十多笔，金额高达一千一百七十多亿元。（《经济学报》2006年8月24日）腐败的党、腐败的制度，叫被称作「经济沙皇」的朱鎔基也无所施其技，能不叫老朱英雄气短，泪倾如雨，绝望到了顶点.

按照WTO的协议，中国的银行金融必需在2006年开放；藩篱撤掉的那一天，就是中国的银行金融总崩溃的一刻。所以现在是中国政府想方设法在华尔街圈、香港圈钱以应付这个金融危机的最后机会。但是，除了别有用心、白癡和火中取栗的冒险家，还有什么人会把真金白银扔到那个无底洞里去了呢？（以上资料均摘自有关专家学者之文章，或有未注出处者，敬请原谅）

8SEP2006?Anqè

 

   海岛上永远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
   从学校回来，我总把车停在那排半黄的枫树林下面。这样，既能借着大大的枫叶躲过加州最烈的阳光，也能在上班之前的两三分钟里，躲进车里听SARAH BRITMAN的流行歌曲。我喜欢把座位往后拉开，半躺着，伸手从后座上抓一罐可口可乐，半眯眼，让大脑停止思考。
   这样舒适的时间仅仅是两三分钟。这是我一个人最值得怀念的自由了。不属于任何人，不被任何人打扰。我实在希望，时间就在这个时候静止不动。树叶偶尔会掉下来，轻轻落在车头上，然后滚落下地。周围的民居很安静，有一家人窗口上立着一只黑色的猫，乜斜着左眼，在看树上的一只麻雀。它大概是爱上这只鸟儿了。或者，那只麻雀在引诱猫。
   我不大爱猫。它的眼睛像幽灵，有诡秘的色彩。我怕，没敢和它对视。
   托着疲惫的双脚，踏进工作的地方。据说今天早上会有一个女学生来兼职。果然，她看了看我，微笑，没打招呼。我也没表情，进去了。只有阿伯笑呵呵地拉我的头发，说：
   “阿新，昨晚没跟男朋友去锯牛排？！”他总是没话找话说，这个已经八十高龄的香港阿伯，语言时髦，衣着也时髦。他以前不是叫我阿新的，一开始，他见我寒冬腊月里也穿短裙，就称呼我“新潮派”。我欣然接受。
   冬天过去了，春天是雨季，我讨厌雨季，一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在耳边缭绕个不止，烦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也不穿短裙了。阿伯就改口叫我“新潮”。
   春天过去了，现在是夏天，我恢复了短裙，不过多数是格子花纹的。他也恢复了昔日的胃口，喜欢赞美我。但是，大家都熟络了，不叫“新潮派”，干脆叫我“阿新”。从“新潮派”到“新潮”，再到“阿新”，这个漫长的过程，是感情培养出来的。我感谢上帝。
   “每晚锯牛排？哪个男朋友这么无聊啊？”我没笑，但他却笑了。
   “有男孩子约你去锯牛排还嫌弃人家无聊？你穿那么漂亮给谁看啊？”他在我背后叫道。
   “嘿，不是还有你嘛！”
   那个女生沉默不语，不懂用电脑也不问。ES对我说：
   “咱们这里来的都是怪人。大概太正常的人是不懂和我们相处的了。尤其是你，你知道啦，你脑子有问题的嘛。从来没有人知道你究竟在思考什么，不是有问题是什么嘛。”她在说她的。我听不大清楚。这家伙来花旗已经十年了，英文和中文一样让人听不懂。
   我观察了一眼新来的女生，身材苗条，雪白的皮肤。看上去不到21岁，没成年。以前那个阿颖刚来，就帮我买咖啡，泡茶，还主动问我情感上的问题。这种性格我太喜欢了。做我的朋友，思想最好超越我，否则就有可能被迫崇拜我了。不过，两者都不幸。
   “你究竟是不是同性恋啊？老是在看美女！”阿伯也偷看了一眼那个女生。她并不知道，在她背后已经吸引了那么多不怀好意的目光。
   “嘿，我哪有你这么没情趣啊，只是同性恋。我不搞性别歧视。”我说。
   “看你看你，你就不怕我听了会吃醋！今天中午一起吃午饭吧。”阿伯喜欢跟我同桌吃午饭，这是我们这些日子以来共同的乐趣。他一日三餐口不离酒，所以，连笑话都散发着酒精味。
   因为午饭的时候，有人听他大扯他在赌场看到的性感美女的事迹，或者脱衣舞。白俄罗斯大美人等等趣闻。
   “不会吧，伯伯，你在暗恋我啊？！”
   “好了！好了！现在是早上，离做梦还有一大段时间呢。真是，老的这样，小的也这样！”ES不耐烦地嚷道。
   “哈哈哈哈……ES在吃咱们的醋哦！”以上那些对白是为了接下来一整天的烦人工作预先准备的减压剂。
   新来的女生，突然一句“啊！！”尖叫，我手上刚泡好的红茶，差点被她那120分贝的尖叫给洒了。
   只见一黑色的物体从电脑桌脚一直窜到洗手间，再冲到茶水间里。
   “哦！猫啊！”ES生平最爱猫了。她家就养了几只。她双眼发亮，追上去了。
   不知道哪儿来的猫，黑色的，跟我在车上看到的那一只有点儿相似。但是，我认不出来是否就是它。
   我继续做我的事情。那个女生也继续在做她的事情，看她手脚荒乱，虽然背对着我，可以发现，她是一个怕猫的人。或许还怕狗。
   “小姐，那猫是不是跟你进来的？”阿伯脸红了。阿伯最讨厌猫了。
   “不知道啊。我没看见我进来的时候有猫跟着进来。”她的声音，很猫。属于适合尖叫的那类。
   ES回来了。一脸沮丧。
   “你好无聊，追它干嘛呀。又不是美男子。”我嘴在动，但是眼睛却在那位女生身上。我希望，在她陌生的身影里，能发现什么奇怪的细节。
   “嘿，你不是吧？看上人家了？不是说，最近有位帅哥在追你吗？”ES也发现了我的目光。
   “我对所有新鲜食物都感兴趣。我什么时候缺帅哥追啊？”
   “那是。如果阿伯也算在内的话。哈哈哈哈……”ES永远是这样，话没说完就先笑起来。
   我十点上班，一直到十一点，我发现了猫的行踪，它就在距离那个女生干活的地方不远，大概只有三尺左右。它轻轻趴在地毯上睡觉。睡得就跟我晚上趴在沙发上小睡一样，只是，猫不看书。女生什么都没发现，但是我发现了那只黑猫的表情却跟她相似，越看越像，简直是同一天出生的。
   不会吧？我把目光从猫身上转移到ES身上。我恐惧，我在猫和女生之间发现我自己的影子。多么可怕，我像猫吗？我像那个女生吗？不像，我21岁的时候就很阳光灿烂，很革命青年。
   至于猫，我也从来没那么乖巧地躺在一个地方睡觉。
    “嘿，我想起昨天我的男友说的，他想搂着我看卡通片蓝精灵，他喜欢阿兹猫，格格巫的那一只。”我主动找ES搭腔。
    “是吗？你的男友喜欢猫啊？惨了，我也喜欢猫。说不定我会喜欢你男友那种男人的！”她撇了撇嘴，故意气我。
   我不高兴了。我终于放弃猫的联想了。可是，ES终于无法停止对猫的联想。
   “你男友喜欢格格巫的那只猫，说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
   “去死吧你！”
   大家的对话又因为猫终止了。
   中午终于来了。
   我跑到茶水厅里，看见阿伯正沮丧着脸，他的脸是红的。一看就知道喝了不知多少了。
   “伯伯，吃饭了呀。怎么在发呆呢？”我拉他的衣袖。
   “吃什么饭啊？饭都没了！”他指着已经被打开的饭盒让我看。
   “不是好好的吗？虾仁蛋炒饭，天天如此，你又不会换花样的。”我笑说，ES也跟着进来了。
   阿伯差点哭出来了。他的脸更红了，但是明显，他感到委屈。
   “虾仁、蛋、炒饭！你看你看，都是些什么东西！”阿伯像个小孩一样，伸手将饭盒挪了过来，让我们看清楚。
   ES仔细凑过脸去，细细找着里边的虾仁、蛋、炒饭。
   “咦，有饭，有鸡蛋，但是没有虾仁嘛！嘿，这不是你的风格嘛！”
   我也仔细看了看，确实是少了虾仁。
   “你们都看见了？
虾仁肯定给猫吃掉了！肯定是这样的！它什么都没吃，就吃我的虾仁！”阿伯气愤地说，说得很大声。好像是说给那位新来的女生听的，因为，她没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猫吃掉阿伯的午餐的事情，应该说，从来没猫进来过。狗倒来过一次，但是很快就跑了。
   “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猫把阿伯的虾仁吃掉了！”ES抱着我大笑起来。
   不过，我扭转头，严肃地问阿伯：
   “伯伯，你今天早上喝了多少…我意思是…啤酒？”
   “五瓶。不就五瓶嘛。我今天中午什么都不吃，你们别给我买了，我只吃我自己炒的虾仁蛋炒饭。”他赌气走了。
   轮到ES严肃地对我说：
   “你说，会不会是阿伯忘记放虾仁？！”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一直在观察那位女生，我发现她的背影越看越像ES。她临下班时终于跟我说再见了，她说，她明天不来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阿伯叫她不要来了。阿伯还说，再也不要见到她了。
   “阿伯真的这样对你说的？”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他说那只猫长得跟我很相似，他讨厌那只黑猫，是猫吃掉了他的虾仁，如果我明天还来，他说，我也有可能把他炒饭里的虾仁吃掉的……”
   
   那你走吧，不过明天还得来，否则我会累死的。你不吃他炒饭里的虾仁就是了。
   “是啊，你不吃就是了。”ES补充道。
   
   2006年9月1日
   SAND BEACH

前言：缘于清华的第一批“四个伟大”

毛泽东有“四个伟大”，是众人皆知之事，即林彪所奉献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之“四个伟大”。

此“四个伟大”缘于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落成，故而“导师”之尊号居于首位，以示毛为中国所有大学的必然的唯一大宗师。至于导师、领袖、统帅如何不伦不类地成了操盘手即所谓舵手，其中奥妙只有林彪一人知道。林彪为清华大学毛塑像落成题词为1967年5月1日。年内的11月29日，林彪为海军题词，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当“四个伟大”归于“一个舵手”时，中国的命运等于彻底交给了一位患有虐待狂与被迫害妄想症的病人。这不由地使人想起博洛尔的那句政治名言：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寻求到的统治者往往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刽子手、狂人、大盗、伪善者、破产者、疯子、道德败坏者和邪恶的传播者。”

可惜的是，博洛尔1898年发表的这段名言（在其《政治的罪恶》一书序言中），并未被160多年后的中国人所知晓，因为中国已经再一次视西方为仇敌了，以至于稍后连一力帮助自己的“苏联老大哥”的狗头，也要砸烂。

一、汪东兴的效法林彪再奉“四个伟大”

在1967年的“四个伟大”之后，1975年春天，一位远不及林彪名声显赫的人物──汪东兴悄然复制了（已死的林彪）制造“伟大”的行动。汪东兴不象林彪那样大张旗鼓，而是采用生活表现方式、用政治的手法来保密地进行。这个制造“新四个伟大”秘密行动，落实到了一个名叫“7501工程”陶瓷制造计划上去。

该年春天，汪东兴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向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传达了一项命，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又专到设在景德镇的国家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当面对该所负责人们传达密令：要为一位伟人专门制作一套生活用瓷器，伟人的名字暂不公开，但有一句话可以告诉大家──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此时，最小的名分也由“舵手”改成了“诗人”。但是，在那个年代谁又敢用这“四个伟大”中的任何一个呢？心照不宣，那些人都明白：现在是为毛泽东干活儿。

这样，毛泽东的“伟大”也就添上了四个，先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后又是“伟大的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总计为“八个伟大”。其实，这前后各四的“八个伟大”同历史上的帝王两上尊号没任何区别。

这套“活儿”的制造被命名为“7501工程”，就象到现在底层社会仍没对“一号文件”且敬且惧的神性脱魅一样，它表明这是1975年的“头号工程”，至少对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即景德镇陶瓷厂如此！

“7501”工程的三项要求是：

1、这套瓷器必须能代表当代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也要超越前代（如清与民国）；2、造型要美观且大方，以适合“四个伟大”人物的生活与工作习惯；3、图案要适合“四个伟大”人物的思想与情趣。

简白地说，就是生产一套“讨皇上喜欢”的瓷器。

二、7501，多少民脂民膏

为了“讨皇上喜欢”，7501工程在技术与产出上都“下了血本”：

1、组成40多名专家（技术骨干）的攻关小组，将陶瓷世家后人中的技术圣手鸠集汇萃，最后，由三种不同环节的工艺设计方案被选中，合成一个完整的工艺流程。

2、近一年的时间，生产出一千余件7501产品，从中选出两套，共185件，专送北京。

细看一下两套瓷的构成，就知道毛的生活有多么地奢华：

1、138件的釉上彩，包括：

A、9至15厘米直径盖瓶，48件；B、6至8寸直径的和合器，40件；C、1号口杯，10件；D、2号口杯，10件；E、调羹即小勺，10只；F、布碟，10只；G、醋壶、酱油壶等小件十品各一件，共10件

2、47件的釉下彩，包括：

A、9至15厘米直径盖碗，7件；B、6至8寸直径的和合器，4件；C、10厘米直径盖碗，5件；D、调羹即小勺，5件；E、布碟，5件；F、正德五寸盘，5件；G、浅折沿五寸盘，1件；H、烟灰缸一对，2件；I、品锅、大饭勺、菜缸各一品，共3件；J、其他小品，共10件。

三、疯狂的“古董”，还有疯狂的雪茄

7501工程完成后，人们终于得到了明白的信息，这个工程生产的是（林汪合成）的“八个伟大”专用瓷。所以，此种瓷器又被收藏家们称为“主席用瓷”。

当年景德镇陶瓷厂并没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即未销毁两套件138件之外的900多件“挑剩下的东西”。厂里按低价分卖给了内部工人，而且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技术攻关专家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当时的一件茶杯不过八毛钱，而在现在收藏市场上已经突破了十万元；至于当时只卖二元的和合器（形类似书法家专用的印尼盒，上下各半），今天已经能买到30万元一件。

“主席用瓷”成了今日疯狂的“古董”！

可以相信：即便是当代史研究专家，到毛泽东的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转一圈，也不会注意到他书桌上一碗一筷的摆设，在简朴的外表下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还有，为了满足毛嗜烟的习惯，在四川什邡，专有200亩上好沙田为他生产烟叶。一个被称为“132小组”专门负责特供烟的生产，他们每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手工卷制100到200根雪茄。

雪茄烟的烟灰也有严格要求：不但要雪白，落到地上还要保持完整的烟的形状。

雪茄烟的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要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温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十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到北京。

这是发生在1964年的“神话”，这是1971年还在继续的“故事”！但在这个“神话故事”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四川，一个清朝后半叶以来就人地矛盾突出的省份，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人的现象于全国最烈！200亩上好的沙田能养活多少人命？

虽然说，到1964年大饥荒早已结束，但唯其如此，毛泽东更应该知道200亩上好沙田对四川人的重要性！他吸的不是雪茄，而是四川人民的血汗！

在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建立以来，知识分子有了喋喋不休的“时评权力”，哪怕是装摸做样，也可以对诸如“矿难”、“血煤”口诛笔伐，但是，我们稍微反省一下不远的历史──尚未钙化为“公共知识”的种种现代神话，就会发现“矿难”已经在毛泽东的瓷碗里了，“血煤”也早在毛泽东的烟灰里了！

结语：告别封建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清廉”的荒谬及荒谬背后的故意之恶，毫无疑问地注释着博洛尔所引述的培根的话：

“在没有美德的情况下，就做出美德的样子。因此夸大你的美德，你的才智，甚至你的运气。……这是一条在道德上可憎，但在政治上有用的原理。”

“解构毛泽东”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符号所代表的准确意义就是再一次在中国制造了“历史自相似”。

他是一个没帝王名号的帝王，他所带来的统治是最残暴的封建主义统治！

至于体制内“重新评价毛泽东”之呼吁，当然有积极的意义，但尚远未认识到消除封建主义之于中国民主的重要性！两者相较，“重新评价毛泽东”不过是又一个“河伯的故事”。

（2006年9月11日写于绵逸书房；9月12日夜改定）

民主论坛

　　　　　　　　　　夜晚是猫的正午
　　　　　　　　　　我是猫，我捕捉诗
　　　　　　　　　　松鼠是灵感

　　　　　　　　　　树洞里
　　　　　　　　　　松鼠贮存了满满的榛子
　　　　　　　　　　我收获了别人的劳动
　　　　　　　　　　享受太阳的待遇──
　　　　　　　　　　大山用它的恭维
　　　　　　　　　　把我推上山顶

　　　　　　　　　　洋辣子蛰肿手臂
　　　　　　　　　　蚊群围攻我这个外来人
　　　　　　　　　　挖鹿窖、下钢夹
　　　　　　　　　　采集猴头和松茸
　　　　　　　　　　我承认我是来掠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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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森林中我能
　　　　　　　　　　很好地辨别方位
　　　　　　　　　　可进入城市
　　　　　　　　　　我就分不清东西南北

　　　　　　　　　　男人都戴着同样的面具
　　　　　　　　　　女人都披着彩色的画皮
　　　　　　　　　　人们握手寒暄
　　　　　　　　　　心里却恨不得对方死
　　　　　　　　　　所有承诺不过是一张薄纸……

　　　　　　　　　　人们追逐金钱
　　　　　　　　　　撑大了肚子
　　　　　　　　　　然后吃泻药拼命减肥
　　　　　　　　　　与小姐欢饮达旦
　　　　　　　　　　一睡睡到日头偏西
　　　　　　　　　　还美其名曰学习某主席

　　　　　　　　　　我害怕霓虹灯
　　　　　　　　　　那分明是陷阱
　　　　　　　　　　可大树洞是黑熊的
　　　　　　　　　　小树洞住着獾
　　　　　　　　　　我该住在哪里？
　　　　　　　　　　我也闹不清……

　　　　　　　　　　（2006-09-13）

中国现代化的差距，主要不在物质和经济层面，而在理念、道德和精神层面。美国的朋友告诉我，北京和一些中国省会的建筑，比之华盛顿和一些美国州政府所在地，不仅不显差，且多有过之。但“软件”的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计了；但可以时间计，大概不少于300年。就是说，300年以前美国尚未立国时，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有关自由、民主、人权、信仰等观念，远高于我们的今天。这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300年后才能达到美国现今的样子。因有借鉴前车的赶超优势，就有了“后来居上”的可能，英、美等国都是这样先后成为最发达国家的。问题是，要认识自己究竟在哪些方面落后了，原因又是什么？

阻碍我们迟迟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原因是2300年传统留下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现实原因则是已经形成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势力，顽固地维护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传统而与民主、自由为敌。

迈不开自由的大步，是因为我们还不能摆脱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枷锁。我们不仅应当吸收、包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践成功了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社会福利等进步因素，而且要善用我们自己多年的失败经验和如山罪错这一特殊资源，以较快步伐赶上发达国家，更有效地营造和谐社会。开始时我们似乎都不乏这样的愿望，包括老百姓和统治者。但数十年来举步惟艰，脚上总有一双使我们迈不开大步的夹脚的小鞋。究其根源，无不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这传统枷锁的具体转化形式。它当然不是吃素的，以致“穿小鞋”和“扣帽子”、“打棍子”一样，成为人人望而生畏谈虎色变的口头禅。从普通老百姓到高层领导者，谁人不怕“穿小鞋”？甚至当官的比老百姓更怕。只要看一看官们每有讲话，便掏出一张发言稿一字一板地念下去便清楚了，他们最怕说错了话，那发言稿却是一群秀才们反复推敲出来的典型废话。

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是2300年传下来的妖孽，叫人怎地不怕它？

我从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得出结论，这束缚国人自由的“小鞋”，不但并不可怕，而且完全能够制服。古人不是早有“踏破铁鞋”的豪言么？铁鞋尚可踏破，又何怕一双小鞋？

我们不怕小鞋，难道小鞋会怕了我们？

看穿了，简单得和个“一”一样。我们完全可以使小鞋怕我们。

鲁迅先生说过：原来世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怕人走，鞋怕人踏。小鞋怕的是有许多脚去撑它。

我的发现是小鞋的束缚力有一个极限，连同和小鞋同出一厂的“帽子”也是这样。如果世上只有一个人穿小鞋，他一定难受得要死，与其穿小鞋，还不如干脆“削足适履”变成残疾人。一旦穿的人多了，小鞋的束缚力便要下降。因为鞋帽工厂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专制主义原料毕竟有限，国际市场上这原料亦甚短缺。穿的人进一步增多，夹脚的束缚就可能变成可以伸缩的弹性；终于成为敝屣，历史博物馆也未必肯于收藏了。一般人都有穿鞋的经验，不管布鞋还是皮鞋，新鞋总有点夹脚，穿过一个时期，鞋就被撑大而能适足了。可见，冲破小鞋束缚之道在于穿，在于撑，在于每天不停地穿，不断地撑。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夹脚的不适而去打赤脚走路，或者竟去削足适履而使自己成为终生的残疾。

1978年改正右派的决定出台以前，右派的“金箍帽”早就被千百万人的“右派言论”撑大了。那时人们私下里谈论，常说：“我这话要搁1957年，就是右派了。”对方说：“我也是。”然后是一个约定：“今天咱俩在一起，我可什么也没说。”对方说：“我可什么也没听到。”接着是四目相视，会心一笑。千百万人私下里都在说着右派言论，右派帽子还有什么束缚力？“改正右派”，不过是给予既成的社会现实一个政策的承认形式罢了。

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两次“反自由化”。“自由化”的内容现在的过来人大都记忆模糊了，但说起来倒都能记起“私有化”充当过两次反自由化的靶子和“小鞋”。但千百万人就是不退缩，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硬是掉头不顾地的把自己的双脚伸到“私有化”的小鞋里去。最终那小鞋不再夹脚反而穿在脚上远近皆宜，下上自适，以致官方的文人们先是炮制了一个“非公有制”的新名词作为私有化这“他娘的鞋”的遮羞商标，随后干脆丢掉伪装，直呼“发展私有企业”、“保护私有财产”了。

基督教兴起于公元一世纪，强大的罗马帝国制定了禁止的法律，为基督教徒们打造的小鞋挟持着他们走向监狱和刑场。但基督徒们不怕这小鞋，顽强地转入地下，秘密聚会和发展。公元四世纪，帝国统治者不无惊慌地发现，罗马帝国军队中的官兵几乎全成了秘密的基督教徒；穿在他们脚上的小鞋，不但不能强迫他们走入监狱和刑场，反而有可能把统治者踏得筋断骨折。还没有完全丧失聪明的帝国统治者君士坦丁适时地得到神启，看到异象，不但废除了对基督教的禁令，而且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后世的人们将会感到滑稽的是：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中国人畏惧穿的小鞋，竟源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当时的发达国家民众和后世的全体人类视为不可须臾离开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理念。后世的历史学家将会感到奇怪，这些基本的东西，或者是当时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的，或者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签字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致认可了的，或者是他们自称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号称要彻底实现的东西，为什么拥护它的人会那样的忧心忡忡而反对它的人却那么地无所顾忌？

从过去，从现在，从未来，我们绝不是站在地狱的入口处，而是站在远离地狱的起点上，我们更有理由高诵着但丁的诗句：

在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的犹豫，

在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把你的双脚伸出去，撑大那小鞋，踏破那铁鞋，踩出自己的路，走向光明的新世纪吧！

2001-10-18初稿

2006-9-11改定 

反文明的两个象征

在现代世界，如此清晰地把文明与野蛮一劈为二的象征，莫过于多事之秋九月里的两个很接近的日子： “9.9”，“9.11”。

这是反文明的两个象征符号。

“9.9”，是30年前毛泽东撒手入（地）狱之日。此人，可谓集野蛮、独裁、冷血、反智、倒退、反现代、反西方、反文明之大成，因为他当政，或直接杀戮，或实施迫害，或政策失败，七千万余人死于非命。

“9.11”，是五年前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组织以四架民航客机为超级炸弹，炸毁世贸中心、撞击五角大楼，悍然轰击世界文明重心，杀害3000无辜生命之日。这一事件，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预演了人类文明毁灭的可能图景。

“9.9”和“9.11”， 标志着野蛮向文明的反攻，标志着文明退化、世界野蛮化的空前危险。

毛泽东，曾宣称为世界革命不怕让中国“死三亿人”，曾大言不惭曰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曾声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曾宣判“知识越多越反动”，曾公然宣布自己是要施行“愚民主义”的“秦始皇”，并自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本.拉登, 则声称要对西方文明发动一场“圣战”，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坏、最糟的文化”；他要美国皈依伊斯兰教、废弃自己的宪法、关闭银行。在拉登的世界里，全球性的冲突是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他号召每个穆斯林要仇恨美国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他毫不怜惜脸不变色地杀害无数无辜的妇女儿童来达致自己狂热的宗教目标。

一个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大师，一个是非政府恐怖主义的高手。反文明的野蛮之子，双峰并峙，令希特勒和斯大林亦瞠乎其后。

文明的易脆性

两个反文明罪魁，分别在上世纪与本世纪初的一时得手，这一事实，提示了精致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易脆性。成熟的文明犹如精雕细刻巧夺天工的瓷器，需精心呵护，不得稍有失手。否则，其千娇百媚，顷刻之间，就毁于一旦。的确，如人们所见，历史上有一些高度发达的文明，的确是易脆品。无论其何等辉煌壮丽、鬼斧神工、美仑美奂不可方物，都有可能转眼间被蛮荒力量一扫而空，消逝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让我们来看看如下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

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之战，军国主义的斯巴达城邦击败了民主繁荣深邃瑰奇的雅典文明，战争使斯巴达称霸全希腊，使其寡头政制得以推行，各希腊城邦的民主势力遭到迫害，璀璨夺目的古希腊文明从此丧失元气，走向衰亡。于是，希腊哲学、希腊悲剧、希腊史学、希腊雕塑…. 成为雅典战败的殉葬品，化为人类文明的千古绝响。

在古罗马，奢侈繁华的罗马文明，在395年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部之后，逐步衰落，致蛮族入侵：哥特人占领罗马，匈奴王阿提拉进兵意大利，之后，汪达尔人再陷罗马城。先后建立起西哥特王国、汪达尔-阿兰王国、勃艮第王国和東哥德王國等蛮族国家。而日耳曼的部落也手持斧头和剑来徒步作战，他们是凶猛的狂野的士兵，乌合之众，漫无纪律。476年9月，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其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废黜最后一位君主罗慕卢斯•奥古斯图卢斯，西罗马帝国宣告灭亡，黑暗时代降临，数代繁华罗马城，堕入几个世纪的蛮荒。

在远东远古，秦王赢政扫灭六国，结束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灿烂文明。秦皇采纳李斯建议，实施文化灭绝和愚民政策，下达焚书令：非秦史书皆烧之，民间不许收藏。如有违令不烧者，脸上刺字，罚作苦役，此令既出，到处是焚书的浓烟烈火，中国历史典籍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之后，秦始皇又逮捕了一批儒生，亲笔圈定了其中的460人，在咸阳郊区活埋。史称“焚书坑儒”。在这一暴政下，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聚集议论者，就会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杀头，并处以暴尸之刑。于是，天下归一于“焚书坑儒”，“偶语弃市”的暴秦。从此，生气盎然的百家争鸣不复见于神州。

在远东中古，宋代是春秋之后中国历史上教学、书院、太学生最盛的时期，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然而，从草原崛起的蒙古人扫荡欧亚大陆，野蛮的铁蹄，蹂躏南宋。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元朝实施公开严酷的等级制，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国所属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所属中国人。帝国臣民更被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知识分子）。十、丐。过去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为社会最底层，比娼妓不如。元朝的刀尖摧毁了宋朝所代表的中国文明巅峰。自此，文辞繁盛，夜夜笙歌的宋代文化，已幻化为秦淮河边、西子湖畔仅供追忆的华丽梦境。

在现代远东，57年前，同样上演了一处野蛮打败文明的历史大戏。中国国共内战的实质，从国际视野看，是挑战西方主流文明的反文明思潮共产主义的一次得手；从国内区域文化起伏涨落视野看，是沪江浙闽粤等为代表的工商海洋型及绅士型文化，败于以陕北等贫瘠北方地区和内陆中国为象征的反智主义(即秦始皇传人毛说的“痞子”文化)的枪炮。近代以来，前者倾向於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面对世界，是费正清所谓的“海洋中国”，以胡适等为代表。後者倾向与使中国孤悬於世界，封锁国门，是所谓“大陆中国”，毛泽东为典型。众所周知，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基本来自中国东南，孙崛起於香港广东，蒋发迹於浙江上海江苏，三四十年代的江浙财团，在中国具有支配性的经济力量，构成了国民党主要政治资源，并获主流国际社会支持。而使中共真正崛起於中国政治舞台的发家基地，则是贫瘠落後的华北陕甘宁蛮荒之地。国民党虽也流氓，洋场小巫而已，共产党却是大贼，亡命之徒，蛮荒大盗。国共内战之结果，“大陆中国”的枪杆子战胜“海洋中国”。中国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挫折与倒退，持续达30年之久。在这一文明退化时期，甚至连对知识分子的“臭老九”辱称，也承继于元朝野蛮铁骑时代的等级划分。这就是“9.9”入棺的毛泽东的反文明意涵。

文明如何自我拯救？

俱往矣。历经劫火后，那些目迷五色的文明奇迹，而今安在哉？众多文明的命运昭示我们，“9.9”，“9.11”这两个反文明的符号提醒我们，人类文明确是命悬一丝。面对八方袭来的咄咄逼人的凶险，人类今日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说，就是捍卫文明，呵护文明。

在这里，笔者不愿耗费太多笔墨去为文明与野蛮划界。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存在客观标准的。一些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不承认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不承认文明有高低的区别。这是一种鸵鸟式的言不由衷。此处不拟对此进行经院哲学式的论述。

笔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明如何才能自我拯救？

这里只想谈两点简单的观察。

诚然，如前所述，文明之运命若游丝。然而，现代主流文明毕竟大不同于远古中古时代了，正如海耶克(F.A. Hayek)所观察到的，它赋有一种延续和扩展自己的秩序的内在动力，它的坚韧性和抗灾变能力都大大增强了。这不光表现在它的软力量上，同时也表现在其硬力量上。有左翼学者认为，西方的兴起和持续靠的是开初掠夺带来的第一桶金。倘如此，为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夺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最早征服美洲大陆并从拉美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从17世纪初之后就开始没落，而17世纪初才开始介入美洲大陆的英国却越来越强盛？为什么英美普通法系的国家及地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等一直稳定而持续地文明繁荣？为什么中东国家藏在地下的“意外”石油财富没让它们成为世界实力之强呢？很明显，这里涉及制度性内在因素（也包括一些基本的技术性因素，如经济学家陈志武论及的近代金融技术）。在该制度下，其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强化，呈正反馈关系。这就使其可持续能力大大增强了。譬如，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大野蛮力量对西方主流文明的挑战，均以失败告终，就是现代文明与野蛮力量较量结果的最显著例证。

此外，历史表明，人类历史上所有反文明的野蛮力量，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根本缺陷：闭锁性。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野蛮势力实行过言论信仰自由。历史上，任何反文明的国家或组织，它们为求生存，也尝试过各种自我更新的策略：它们可以实验市场经济，试验选举制度，实验某种国会制度，甚至也实验外交上结交西方文明国以抗拒另一个自己的同类国家,等等 ……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实施言论信仰自由，即允许私人办刊办报办电视广播网站的反西方主流文明的国家和组织，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也没有。原因很简单，这是反文明力量的命脉所系，是其最薄弱处，“点到即死”。因此他们基于其根本利益，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决不松口，半步也不敢退。这也表明，对思想言论信仰的封锁是反文明国家与组织最核心的制度要素。它们的生命线，就是精神封锁的“柏林墙”。

有鉴于此，在拯救文明、抗击野蛮的时候，需要软、硬力量双管齐下。9.11之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虽然也兼顾了软硬两翼，但无庸讳言，布什当局过于迷信自己的硬力量，未能平衡地施展软实力，留下众多战略盲点和后患。须知，在当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自由欧洲电台，对于文明和自由的拓展，对于“柏林墙”的倒塌，其贡献就是难于估量的巨大。更遑论其他的多种精神流动所激发的深度共鸣了。因此，在抗击恐怖主义，对抗野蛮，重建世界秩序的历史进程中，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平衡出击是至关紧要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上、在财政预算上，都应有适当的检讨。文明的自由国度，不能过于迷信自己的硬力量。应当对自身文明的软力量拥有足够的信心。弃绝“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狭隘胸襟，更大地开放自己的精神空间。作爲现代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西方文明更加需要吸取自身历史传统中广纳百川的文化胸怀，需要更加坚守自身自由的根基，用文化间沟通和包容的大智慧，用坚韧不拔的耐心，用无坚不摧的爱心，坚守自由的旗帜。从而在根本上在源头上掏干野蛮力量的精神蓄水库，奠立文明与自由的百代根基。

──《观察》首发

程翔是香港人，是香港的媒体工作者，是香港的知识分子，是香港的爱国人士，是香港的精英，是香港社会的优秀分子，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香港人的优点：工作勤奋，富有献身精神，办事脚踏实地，做人忠厚老实，是非分明，真心真意的爱国家、爱香港、爱人民。程翔的为人和他以往的经历，赢得了香港人民的信赖！

程翔生于中国大陆，在香港长大，中学就读于圣保罗书院，毕业于香港大学经济系，后加入北京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工作，并出任该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 1989年间参与六四事件的北京采访工作，六四后与其他 40多名同事一起辞职；九十年代初期曾主办《当代》杂志；1996 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继续活跃在两岸三地新闻界。

去年4 月22 日程翔在广州被国安部诱捕，外交部曾指程翔涉嫌做间谍，收取境外情报机构大量金钱，在内地收集情报。程翔以一贯的心怀坦荡，甚至让人把自己的工作电脑送到中共当局手中，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整个香港，人无分男女老少，几乎包括左中右一切政治立场的各界人士，在此事件上基本上都站在了程翔一边：”程翔是间谍？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事实证明，程翔是太天真了，他以为只要自己把心都交出来了，便可以真相大白。殊不知，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极权专制机器中，所谓的”真相”是由当权者根据其政治需要来决定的。如果他是一个大陆人，或许他就会知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如果说程翔有罪，就是因为他天真、因为他太老实，他过于相信共产党的承诺了！

当然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角度来讲，他的有些作为是出界了，作为同行应该引以为戒。比如就两岸事务、香港政局等敏感问题，运用特别的管道向决策者进言，被采纳甚至被证明对于执政当局有十分正面的积极意义，其实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越大，恰恰是埋下了危险的祸根，结果无意中成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说到底，这是因为他情不自禁地爱国，他急于想要报效养育他的祖国和人民。程翔有罪，罪在爱国！

这里有一个悖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忠君爱国”，就是中共的党文化也正在用所谓的”爱国主义”取代日益破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如果象程翔这样你真的要去爱国了，麻烦就来了。在中国，从古到今，真正的爱国者从来是没有好下场的，现在这种悖论也延伸到香港来了。

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名判处程翔五年有期徒刑，这是对程翔的极大侮辱，也是对程翔的极大伤害。不！这是对所有香港人的伤害和侮辱，是对所有象程翔一样爱国的人的伤害和侮辱。经由此案，难道还有香港人会真的相信中共的”依法治国”吗？！ 这难免会让人想起大明朝的亡国之君朱由检，当他凌迟袁崇焕的时候，其实离自己的死期也不远了。

(9/14/2006 16:9)

首发新世纪

　　同一样东西，在什么地方卖得最贵？或性价比最差？答案是中国的交通点和旅遊点。
　　曾有报导：北京首都机场泡一碗方便面五十元。至于火车上的歺车上的饭菜之价高质次，迫使经常乘车的几乎人人预置路上伙食。遂成为中国特色，欧美绝无此类现象。
　　有一次去北京西站接人，火车晚点，无所事事，偶逛商铺问价。大惊诧，在西站地盘上的商品比市区的同类商品价格要高出百分之十五至五十不等。所谓“市区”是指从西站边界步行五至十分钟，到大约500米之外即是。这是火车晚点的意外收获。
　　在南昌火车站我有过在一个令人作呕的小便池方便一下便遭收费二元的经历；在北京，开车到首都机场去接人，有过停车三十五分钟便遭收费10元的经历，北京市中心王府井的停车费每小时才5元。因此，我对中国的一切公共交通系统及其周边存有畏惧感，只要接触，好像只能“洗净脖子等着挨宰”的份，只要有可能自力更生，则尽量敬而远之。可惜谁也做不了鲁宾逊，你必须在社会中生存，于是我想起了一首诗：“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六十年前的中国并不是这个样子。
　　五六十年前乘过火车的网犮可以作证，歺车可以在线路上物价最便宜的地点上货。因此歺车上的饭特别便宜而好吃。我还记得每次到达之前，长辈往往吃过饭再下车，因为歺车比饭馆便宜。
　　为什么近五六十年间，正向乌眼斗鸡大步“进化”的中国人，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彷佛永远有一双眼睛在窥伺着你，凡是当你生活防御力弱化，就宰你没商量——中国特色的奇迹。思索良久，得出答案，这是权力海洛因效应的旁及效应。
　　以交通点或旅游点为例，交通点或旅游点的主流消费者有异于通常消费者的特点有二：一是人地生疏，与卖家信息不对称；再是人流密集、来去匆匆，活动受限，与卖家选择能力不对称。
　　由于这两个不对称的存在，使卖家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卖方优势，可以乘人之危了。在市场中，卖方优势永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因，于是在这种特定的空间里形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狂潮就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卖方优势空间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中国特色的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体制，造成了这种特定的稀缺资源可以卖好价钱。因此对此空间拥有分配权的掌权者必然成为对权力的寻租行为的中心人物。公权私有化成为“变现”的捷径，为了保证变现的“权威性”及“变现”的安全性，凡获准进入的商家必然与掌权者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必然同时获得权力的庇护。这种不公平的“商业行为”在绝对权力的保护下，消费者投诉无门，只能吃哑巴亏。
　　这种现象扩而广之，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与人之间只要存在“不对称”关係，类似现象一定会发生！在绝对权力肆虐的覆盖面之中，绝不会有例外。
　　这就是权力的乘人之危效应的由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位上访的老人会泪流满面说——即便是你给黑社会交了保护费，他们也要做点事来让你觉得收费是有点正当性的，这个制度的这群畜生，我们永远养活着他们，他们永远残害着我们啊！——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位老人在权力寻租者圈外，深受乘人之危之害而又投诉无门。而如果他曾向黑社会交过保护费，那么他就处在权力寻租者圈中，（黑社会是一种异类的权力表现形式，交保护费也是一种权力寻租行为）待遇当然好些，遂有此叹！
　　为什么非乌眼斗鸡时代没有这种现象？
　　答案是：
　　其一，人在未“进化”到乌眼斗鸡时代还有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变成乌眼斗鸡后道德约束没有了。在有道德规范的约束下，有机会宰人也不如现在凶狠。
　　其二，当时不存在如此精纯的绝对权力，因此也不可能有如此威力强大的保护伞，就无法形成稳定的，区域性卖方优势市场，因此就不会普遍性地出现乘人之危现象。扩而广之亦然。

　　 朱元璋用剝皮实草的办法惩治贪官，而贪官前仆后继，悍不畏“剝”，这是为什么？因为权力有如海洛因，一旦上瘾，就算剝皮实草也能慷慨不惧。请听我从符号世界的角度细细道来。
　　 一，由于掌权者在行为过程中被权力放大了个性所含有的象征能，这样他的个性序列的基本需要（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较无权者更易于操作化实现（得到满足）。所以，掌权者依靠权力对个性的放大效应较无权者更易于获得幸福感，并能更経常性地获得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权力所致的个性象征能被放大的后果，可命名为：权力附加快感。
　　 二，马斯洛的幸福理论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会产生短暂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又会被另一种不满所接替。高峰体验（幸福感）不会持续，也无法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感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由此决定了：经常性地获得权力附加快感，慢慢地会对快感产生依赖性。在快乐原则的驱使下，渐渐不能忍受没有权力附加快感的生活。为了不断地获取权力附加快感就必须不断地使用权力，甚至会产生这样的趋势，为了增加权力使用概率以求增加快感产生概率，就需要扩大权力覆盖面，从而产生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趋势。无中生有、没事找事，以此做为掌权者个性实现的门径，以期获取权力附加快感。这种情况可命名为：权力成瘾症。
　　 三，权力附加快感和权力成瘾症，二者会形成互动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会造成权力异化。隨着掌权时间的延长，掌权者会逐渐形成习惯，视——“由文化所培养而成的伦理作为动因，与信仰及其衍生物提供的手段组合而成的，籍以维护符号世界相容性与排它性平衡的、协调人文系统秩序的、对自然人的影响力”（权力）——为他个人的能力。即把“公器”私有化，这样一来，权力由本意的为维护系统秩序服务变成主要为掌权者的个性（自我）实现服务。这就是权力异化的符号世界本质。这个权力异化过程叫做：权力个性化进程。
　　权力瘾越大，则权力的个性化就越严重，权力个性化越严重，权力附加快感的强度也就越高，从而令掌权者的依赖性也就高，于是掌权者的权力瘾越大。权力个性化进程、权力附加快感、权力成瘾症、这三者构成的循环圈就是这样相互促动的。
　　四，本来掌权者在接触权力之初，权力应该同时放大他的伦理与个性两个基本需要序列，但在权力操作化过程中，由于掌权者的个性象征能被放大，个性序列的基本需求总是优先被突出出来，权力逐渐优先放大了个性序列所具有的特征，至使掌权者的固有的个性与伦理的既有平衡被打破，掌权者出现个性强化，伦理相对弱化的局面。由于个性在符号世界中是体现排它性的，个性的无限强化而伦理未被强化的过程是一个人向纯排它性极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掌权者会渐次向畸形的、丧失相容性与排它性平衡感的人转化、进而变成丧失对相容性与排它性平衡需求的人——即丧失人性的人。这种过程叫做：权力中毒。权力中毒会对符号世界“生态平衡”造成灾难性后果。
　　 从以上分析可知：权力会令掌权者产生快感、成瘾、中毒、继而权力中毒，使掌权者人性丧失。这与人所共知的，海洛因令人产生快感、成瘾、中毒、中毒后喪尽天良的危害极其一致。
　　权力对于掌权者而言，就是海洛因！掌权的过程就是吸毒的过程！世界上没有一个瘾君子是靠自我戒毒成功的。成功戒毒的都是靠他人的邦助。这就是必须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根本理由！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与系统的初始状态无关。
　　如果说罂粟花的果实成为二十世纪文明社会的最可怕的物质公害，那么，善良的人们，你们必须看到符号世界里的罂粟花之果——权力，它的潜在的危害性远远比海洛因更大。如果一个文明系统对掌握权力者驾驭失当，符号世界里的海洛因比物质世界的海洛因要可怕一万倍！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在1687年向全世界提出警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最活跃的。”
　　 同时代的美国作家亚当斯，艾尔盖尔则说：“权力无论是赋予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是贪婪的像墓穴一样，是喊着要，要，要。”
　　 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约翰明确地说：“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不能相信！”
　　个中道理就在于权力对于掌权者是海洛因。掌权的过程就是吸毒的过程！法国诗人波德萊尔，夏尔说：“如果说每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两种相隨的趋向，趋向上帝和趋向撒旦”。权力的海洛因效应就是把掌权人推向撒旦的黑手。
　　 权力导致的腐败原因是：权力被附加到掌权者的个性之上，由于人的个性是竞争之源，而竞争的胜者必然获得竞争成果，个性恒有竞争成果被尊重的趋势。隨着权力个性化进程的发展，竞争成果的“公器”边界必将越来越模糊不清。这样，开始了竞争成果的私有化进程。于是权力变了掌权者个性实现中的市场性筹码，出现了权力市场化倾向。权力一旦可以投入市场，在“市场”上会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优势，这种优势对市场进入者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于是权力寻租就不可避免了。权力寻租过程完成了权力向金钱的转换。
　　 权力一旦变成了市场之中的特殊商品，权力就失去了协调功能。权力本来是协调的“主持者”，是符号世界里的平衡明维护者。却变成了市场行为的参予者，变成了市场竞争中的租借方的竟争优势。权力所蕴含的巨大象征能足以任意改变竞争规则、竞争机会和竞争成果。当公正竞争三原则被权力任意蹂躏时，公正竞争也就名存实亡了。这样，权力不再有其故有属性，异化成一个符号世界相容性与排它性平衡的破坏者。
　　 腐败是海洛因效应的表现形式之一，表现出以无节制的物慾去满足自尊与自我实现需要。海洛因效应所产生的腐败是一种文明系统的结构性腐败。产生的根源是权力制衡机制的结构性缺陷而致的必然结果。用改善惩治腐败的功能性措施的方法，比如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无助于结构性腐败的改善。这个道理也由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加里，贝克尔予以了阐明。贝克尔研究：是什么因素对罪犯决定去干违法之事有最大的阻拦效果？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绝大部分犯人的心理是健全的。他们决定是否去犯罪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有否被抓住的可能性，而不是他可能面临的惩罚。
　　 以权力去犯罪的人的心理亦复如此，况且在贪官后面还有海洛因成瘾的巨大动因。惩罰止贪会格外显得乏力。况且再严厉的惩罚也不可能超过朱元璋实行过的剝皮实草法，因为朱元璋的恶毒方法几乎已经达到了恶毒的极限。
　　据野史记载，行刑时，先在被扒光衣服的贪官头顶切口，向内灌水银，利用水银的重量把人皮从头部向躯体剝离。整个过程历经数小时，贪官可怕的哀号惊天动地。被活剝整张人皮之后的贪官只剩下个血淋淋的肉团，死亡恐怕是最好的解脱了，可是不会一刀杀死，还要任他在剝皮柱上蠕动哀号，慢慢自然死去。往往辗转哀号很长时间才
能解脱。
　　然后，在经糅制的整张贪官皮里塞上东西，做成贪官标本，摆在继任官员办公室，让继任者时时可以看到，如果自已贪污就也会侧身其中。如此触目惊心的警示如何？据正史记载：衙门里普遍摆着一排排的贪官标本。
　　世界上除了朱元璋之外，难道还有人能想出比这更严厉残酷的惩治贪官的办法吗？这种惨烈至极的场景如果进行电视直播，恐怕全世界会有六十亿人做噩梦，至少三十亿人突发心脏病！效果如何呢？明史上的记载已经回答了：衙门里普遍摆着一排排的贪官标本。这是何等惨烈的贪墨官员前扑后继图啊！另外，整个明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朱元璋的极限酷刑止贪法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最大限定防止权力海洛因中毒者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因为在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里，腐败行为被抓住的可能性最大化，从而令腐败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最小化。用严厉的惩罚制止不了腐败，因为这是权力罪犯顾忌的次要因素。

大约十年前，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的研究文章，是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后来又牵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线索，和中原人类有戎狄底层血缘的结论，这些论文归集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以“世界汉学丛书”的一部出版（○二年初版，○四年再版）。此后，《历史月刊》连续刊载我的文章，原社长虞炳昌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建议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来。

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于是，我就拿北方民族当作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

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而这种集体漠视的表面是中国文字研究的优越感，背后却是“大汉语民族”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大凡以为万古不变的祖宗，是毋须求证其分合由来的。

本书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质疑本书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像，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非此还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本书议论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本书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本书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又都被略去了。

前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问世后，曾想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我在纽约的一次会上结识了周策纵先生，这位有“真君子”之称的学者，竟于八十六岁的高龄，费时四个月，写就了一篇充满鼓励的〈原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几点意见〉，后来《历史月刊》和北京的《读书》杂志都刊行了这篇令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原族〉或许能让的读者了解一位二十世纪大学者的睿智。

推动一种思维，在任何社会中都很困难，在中国社会就无比艰巨。但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知名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将我的长文〈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成分〉推荐给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cs, Berkeley）发表。最近，中国语言学界在汉藏语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意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底蕴，当然又是对我莫大的安慰。

《历史月刊》新任社长东年先生和他的同仁，对《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书稿的接受，引发了作者完成使命的喜悦。周策纵王士元等先生曾予的帮助，乃至一切对本人学术观点的批评，都有益于学术公器品格之完美。还要感激内人张宁华女士的不懈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携手克服了许多病痛和困难。

朱学渊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