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中国:不能再倾塌下去了!(《1989后的中国》连载之一)

(代前言)

站在长江边望着浑浊东去的江水,不禁思接千载,心事浩茫。

往来的船只好像都装着古老China凄凉哀怨的故事,那一声声汽笛的长鸣,煞是悲沉!

多少轮回、多少兴亡废替,多少枭雄、多少流氓痞子昏君恶吏,多少说教、多少玄谈空论风雅风骚阴谋阳谋心术权术,只落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积贫积弱满目疮痍!

是谁在阴影中亢奋、洞穴中逍遥、沙尘中搔首弄姿?是谁在黎民的诅咒中把玩政客奸商犬儒文人的浮华自恋?!

作为中国人,谁在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一个标榜接一个标榜、一个狂欢接一个狂欢、一个“丰碑”接一个“丰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馁人;红楼淫浪翻,棚户泪沾襟……如此崩裂惨象,又以何德贴金,又以何功居傲!

作为中国人,谁在渴盼激浊扬清?是权贵还是百姓?权贵们高叫着“稳定压倒一切”居安思危,百姓们责问:为什么要将你们的安逸建筑在众生的烦恼与苦痛之上?百姓们在居危思安,喝问着“是谁将中国搅得乱相丛生”、“是谁无时无刻不在将中国推向动乱的深渊”?

作为中国人,谁在背弃传统文明更与当今人类的文明作对?百姓们是人么,那么他们的人权呢?百姓们是公民么,那么他们的公民权呢?多少儿童被迫失学用健康兑换着生存;多少少女被迫出卖尊严与青春;多少老师半年一年甚至几年领不到工资;多少农民受不了酷吏压榨,背井离乡却只能沦为“血汗劳工”;多少失业工人拿不足甚至拿不到低得不能再低的救济金,却因为害羞只能让家中的老人去菜场捡拾老根边叶……但是,在权贵们看来,这些似乎都无所谓,要紧的是不断地唱高调、说空话,要紧的是老百姓不得抗争、不得结社、不得有任何“煽动言论”与“颠覆行为”,哪怕仅仅是上访多了一次两次,哪怕仅仅是迟缴了十天八天的“乱收费”,哪怕仅仅是在网上说了几句真话,开除、下岗、饥饿、流浪、牢狱便纷至沓来!在山西,为了揭露贪官,青年农民李禄松被割了舌头;在河南,为了反对腐败,中年农民曹海鑫被法院冤杀了……这,就是我的中国么?!

作为中国人,我怎能不为生我养我的大地忧心忡忡!我曾经与青年学生怀抱着满腔热情与质朴的道义,怀抱着对祖国的爱,更怀抱着“真正社会主义”的理想与执著,然而,到头来见到的却是淋漓的鲜血与不白的献身,经受的却是无尽的歧视与仇视。17年了呀,连呻吟、哭诉、申冤都找不到地方,甚至仅仅“苟活”着都凄凄惶惶……这,就是我的中国么?!

在“代表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锦被”下,掩藏着的事实却是:40%多的贫困儿童不能享有9年“义务”教育;95%以上的农村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60%的城市平民居住在阳光稀缺的贫民窟中。“改革”在老百姓眼中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因为:“教育改革”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失学、越来越昂贵的学费;“医疗改革”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越来越多的老人病了只有在家中等死,甚至死了子女们都无钱尽殡葬之孝;“住房改革”的结果是把老百姓一辈子的积蓄掏空或预先把后代掏空;“金融改革”的结果是银行烂账越来越多,“中小股民”上万亿的资金蒸发;“产权改革”的结果是全民资产、集体资产不断流入权痞们的私囊;“电信改革”的结果是让老百姓缴纳上万亿的初装费、月租费……“管理改革”的结果是官员的收入一涨再涨、民众的收入一降再降;“现代企业机制”推行的结果是除了“减员增效”没有任何改观——据中科院牛文元教授的计算,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从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年均递降4.2%;至少教育除了增加“产业化”收费其他品质并无改良;至少洛桑报告和专家们的研究表明,号称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的中国科技竞争力踯躅不前;至少党群、官民、朝野关系变得越来越全面紧张了;至少960万平方公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了——据牛文元教授计算,1985-2000年GDP的增长应扣除牺牲的生态赤字因素23%——我眼前水面越来越窄、甚至每年枯水数十日的浑浊长江就是物证!下游过去年产几千吨的刀鱼、鲥鱼、鲈鱼,现在只有几万斤了,加上江水污染人们已惮于食用……除了权力穿凿附会、为己私用的“发展”,发展又从何谈起?

是的,经济总量是有了增长,但是,只要稍微离开一下“GDP图腾”,就立刻可以明白:世界上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当然不会用每年数百万交通、生产、医疗、生态事故中“非正常”死去的生命,来证明自己干得好!当然不会以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人家的能源耗费率、库存积压率,换取可怜的产值增长。光是火力发电每年造成的荒山秃岭就相当于一些国家全部的领土啊!

是的,对外开放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只要稍微离开一下“GDP图腾”,就立刻可以明白:世界上任何一个真正负责的政府,当然不会让全世界的“老板”来超常吮吸治下民众的血汗,让亿万“农民工”十年如一日地“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能只说当年在美华工、在日劳工的累死累活是国家的屈辱,而如今的血汗用工似乎反倒成了国家的荣耀了!孙中山有这样的发展观么?袁世凯、北洋军阀有这样的发展观么?蒋介石有这样的发展观么?是的,过去都不怎么样,但今天似乎也只能与过去“比烂”吧。

今天的中国仍然有2亿5000万人没有脱贫——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新近指出:目前全球约1/3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或只有一美元,中国占了66%!

如果“以强权保增长”的逻辑靠得住的话,那么,倘若哪一天觉得需要将这一逻辑应用到别处去,为何对内的政治不对外延伸延伸呢?萨达姆为了“重建巴比伦帝国”而延伸到了科威特,谁能保证“和平崛起”与“集权帝国”永远无涉?“帝国政治”是具体的,仅仅在无时无刻不在重演的“宁赠外邦、不予家奴”中,就淋漓尽致地露出恶相来!是要反霸权的,但“谋霸权不能、谋专权可也”,难道不正是一种“霸权”吗?

江水无言,但人心终究是不好欺的!如今,我倒是真的担心起“发展”何以为继了。据统计,这几年民众的抗争,而且是上了一定规模的抗争,甚至是暴力抗争,已经发展到每年10万起以上了!多种意义(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官民之间、阶级阶层之间)的收入悬殊,既不合法更不合道理的两极分化,早已超过0·4的警戒线而高达0·54了;自杀率居世界最高的同时,由于社会严重不公、人们心理的严重不平造成的社会性、报复性犯罪越来越频繁了;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疏离感,乃至潜生暗长着的骚动越来越强烈了;经济领域的秩序混乱遏制乏力、恶法苛政雷厉风行稍微好一点的政令就梗阻不畅了;人们的道德羞耻之心已经沙漠化了;黑社会的孳生很多、很大程度上已经黑白难分、明暗合流了;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ji亦作“箕”)、迎神、送鬼,种种邪僻之事、怪力乱神泛滥了……粗陋鄙俗的一切,无不表明所谓的稳定而且是仅仅靠强力维持着的稳定,已经难以为继——每个人,只要他有正常的理智,都不会愿意看到兵荒马乱,都一定不愿生活在朝不保夕的环境中,但是,源于人性深处的攻击性一旦爆发出来,又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呢?如果不能,为什么要压迫得老百姓连个讲理的地方都难找呢?

中国当然已经进入多事之秋,究竟能否避免大动乱的劫难呢?靠什么才能免除劫难呢?权力往往是很自信的,一些权力者每天用超常的精力在应付着内部的权力交易、特权均沾,殚精竭虑于权力延续与权力梯队,在谋划着如何使造福于权痞的“垄断权力”苟延再苟延!什么“民主自由”,糊弄我中华治术精英的把戏而已!——我们的列祖列宗、列皇列帝,何曾丧失过这样的自信与颟顸?

是的,在没有民主政治可依靠之前,威权政治还多少有一些抵挡某种混乱的作用,尽管威权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加速着大混乱的到来。矛盾、痛苦,迷茫、焦虑,谁能消解这一悖论!于是,一些权力者暗自窃喜、幸灾乐祸了。他们得过且过,活一天捞一天,糊一天是一天,拖一天算一天。是的,社会的事情,当然不同于一些自然现象,例如晴空霹雳、地动山摇、狂风巨浪、白云苍狗,说来就来,所谓权力的勃焉息焉,当然都是一个过程,但人心民意的向背终究是要起作用的。曾几何时,所有传媒都是一片莺歌燕舞的好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叫好声,其实正在走向灾难的深渊,用官话说,是“国民经济走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是特权泛滥的伪社会主义时代,是威权一手遮天的时代;现在呢,是权痞脏财恶性膨胀的时代,是没有了威权凝聚力的“玻璃人化”时代。有权在手不捞白不捞的“公仆”们,如何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呢?靠一点点收敛、开明、让步能行吗?靠对社会精英的不断分化、拉拢?靠一个个羞羞答答、吞吞吐吐的新口号、新提法、新条文?正所谓“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锦被掀去,不堪入目。从“政治斗争压倒一切”到“稳定压倒一切”,倾塌在诠释一切。如果原始丛林的“暴力原则”依然是公开的秘密,那政治文明便是虚幻的、无用的;如果权力是无所不能的巨兽利维坦,那就继续让民众又聋又哑又瞎,带着镣铐为巨兽劳作吧。

祸国的门敞开着,而报国的门却紧闭着!

大江东去,逝者如斯。中国,将去向何方?!

2004年5月初稿 

2006年9月改定于南京长江边一隅

来源:YS论坛

綦彦臣:不可能的禁绝

引子:由柏林焚书想起的话题

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书籍这种言论的载体,也发过不止一次的焚书事件。现代以来,有焚书“业绩”的人物非希特勒与毛泽东莫属。

在希特勒当上总理四个半月的1933年5月10日晚上,崇拜他的学生们在柏林一次烧毁了二万册国家藏书。另外几个城市也效法柏林的学生,大肆焚书。被焚书籍的作者涉及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等一大批名人。事后,戈培尔对学生的行为大加赞赏,说道:“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的时代。”

一、作为文化法西斯的毛泽东

在柏林焚书的31年后,中国北京的《人民日报》于1966年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掉鬼蛇神》,要“破除几千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个行动被简称为“破四旧”,焚书也成了其中的一项。后来的研究资料表明:从该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仅谭厚兰所率红卫兵,就烧毁古书2,700多册;一个中学的红卫兵占据著名学者章伯钧的家,将他的藏书当成取暖的柴禾,凡此等等。

人类文明进化到了20世纪竟然能发生这种无耻的事件,实在该做最深刻的反省。

不过,在另一端,这种疯狂的禁绝也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各地旧书市纷纷出现,诸种珍稀著作偶有所见,笔者就从朋友处见到他搜求的民国35(194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一本译著《民主的设计》。该书的文物价值,无从知晓,但仅就其为《美国文化丛书》之一种来说,如为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发现,定遭焚毁无疑。

这个微观案例也告诉那些现代戈培尔们即希特勒与毛泽东的政治信徒们,别再妄想──妄想禁绝不合自己政治口味的思想,更何况现代传媒早已超了纸质的约束。

人类文明史的经验事实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埋葬疯狂,只有疯狂本身。

二、章太炎考证:焚书不会有实质效果

依中国人“历史替代宗教”的普适逻辑来看,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及其产生的“不可能的禁绝”的结果,无疑可为中国的戈培尔们提供一个历史个案参照。

这个个案研究结论不是我的学术成果,而是早在民国三年(1914)就由民主思想家章太炎研究出来。

章氏著文《秦献记》,发表于《雅言》杂志第6期(3月份,估计该杂志为半月刊)。在该文中,章老先生作了大量的考证,诸如博士有专职而其所藏诗书不在焚、禁之列,以及李斯作为文人故意不严格执法,但其核心结论则是:“诸子所以完具者,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传者众。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之兴,首尾五年,记诵未衰,故著帛为具。”

为了支持这个结论,章太炎举了于史可考的细节:汉代初年,秦朝的挟书律还没被取消,就有娄敬作为一个戌卒,拉着小车去见刘邦,娄敬竟能引《尚书。泰誓》上的话为依据。可见,汉代初时虽未废秦法,亦无法禁绝诗书的传播。

三、批判也是一种传播

论到章太炎先生《秦献记》一文,实非是我这等非历史专业人士所容易接触到的。而就我本人来讲,读到此文,竟然是在监狱中。

这份文献存在监狱一个破旧的废弃图书室里,是以“文革”后期《活页文选》方式刊印的,即转载70年前旧文章。《活页文选》的出版者是中华书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版本为1974年7月第1版第3次印刷,定价3分。

《活页文选》的主旨极力说明章太炎“奉法反儒”即赞成焚书政策。

且不论这种论调本身就成问题,更不用考虑章氏晚年的“悔悟”──由反孔而尊孔,只就阅读本身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论:正是批判,才使被禁绝的思想得以传播──(我认为)几年前政治儒学兴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批林批孔时期“被批判者文献”借批判者而得以传播。此外,任何一个“事后阅读者”都可以通过对批判者立场的分析,而得到新的知识与判断。

仍就“历史作为宗教替代品”的文化特质而论,作为文化法西斯的毛泽东也要在批判“历史对立面”的同时,为自己寻找文化合法性。如此,至少导致了以下三种结果:

1、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成为一种合法行为,所谓“古为今用”;2、由于对本土文化要进行意识形态合法化判定,必然进行跨文化比较,于是“洋为中用”又给“洋”开了一个进入途径。

3、作为知识工具的古文与洋文,在“两用”目的下,被批判学问的赞成者们完全可以采用“阴谋方式”扩散前人成果。

结语:启蒙比革命更重要

启蒙有可能为狭义的革命铺平道路,但并不充分必然地导致革命。怎样用一个普适性的新知识框架来构造“去革命化”的二次启蒙,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民间自由思想界的一大课题,它至少要求二次启蒙应当追求这样的目标:

1、以一种普适工具如通俗史学告诉人们,解构伪历史是一项浩繁的理性工作。

2、重建新社会的理想主义必然要受到基本人性的制约,避免自身出现文化法西斯现象。

3、尊重“历史的宿命”,而这个“宿命”本身不是历史自相似,恰恰相反,它经验性地证明了:疯狂是一种毁灭包括它本身的罪恶的力量。

可以断言:没有健康的启蒙,就不会有健康的民主。

(2006年9月3日初稿于与刘路沧州会谈后;9月6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郭小林:饥饿

我钻进列车的上铺
只能趴下
不能坐,更不许站立

天空那巨大的客厅是风的
辽阔的大地属于严寒
它的褥子
是死者惨白的骨灰——
皮肉怎么可能剩下?
遍野是饥饿的狗
饥饿的狼
更饥饿的人……

我徘徊在
门禁森严的大院外
贪婪地会见
不守纪律的香味
刚刚告别长久的饥饿
我的眼睛
还难以从饭桌移开

山张着大口
河流涌着唾沫
白云是馒头
乌云是锅
谁给她点儿吃的
她就是谁的妻

我被吞进岁月的胃里
被时间消化得
只剩下毛发
稀疏地长在山林里
谋杀没有了证据——
难道历史也饿得
眼睛发绿?
连事实真相都敢吃……

2006、9、9

李大立:从「三垂岗」到「大风歌」——毛氏王朝胎死腹中

从「三垂岗」到「大风歌」——毛氏王朝胎死腹中

(为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而作)                               

                                                                       (纽约)李大立

早前在纽约一个朋友家里遇见一位大陆来的「访问学者」,他对旷世独裁者毛泽东数十年来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有深刻的认识,唯独说起毛到底没有像蒋介石、金日成那样父传子位,建立「毛氏王朝」而感到些许安慰,说是他老人家「坏事还没有做绝」,到底还为国家民族留下了一点好处。

我对他说,此言差矣!非不为也,莫能为也!不是老毛不想父传子位,建立「毛氏王朝」,只是天意难违,天理不容,他想做而做不到而已。

究毛泽东其人,出生於晚清时期,小时在乡村私塾受封建传统教育,最高学历中等师范,从未接触过西方现代文明,对民主政治一无所知;相反,热衷於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崇拜草莽英雄,信奉成王败寇,钻研帝皇禦术、热衷宫廷争斗.早在乡间务农时,每天挑粪下田够了父亲规定的指标,就躲进树林子里看他的三国水浒,做他的山寨皇帝梦;延安时期中共偏安一隅,毛泽东就和丁玲等玩起了封妃子的游戏,将妃子的名号一一封给延安仅有的几十个青年女性。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毛泽东竟要求放56响礼炮,纪念他56岁登基,世界史上闻所未闻。1951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大游行,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在可见他满脑子极其根深柢固的封建帝王思想。

一,从毛泽民到毛岸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伐战争时期,毛泽东秋收起义事败逃上井冈山,上山仅短短数月,就无情地抛妻弃子,另结新欢.元配夫人杨开慧被杀后,是毛的大弟毛泽民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送去上海,进入中共祕密开设的「大同」幼稚园.后上海中共机关被破获,三兄弟流落街头,1936年才被共产党营救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去苏联,毛岸龙下落不明。

毛泽民比毛泽东小三岁,是毛泽东最信赖的人之一。中共「一大」后不久,毛泽民便被毛泽东发展成为党员,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家出走,毛泽民在韶山老家管家,是毛泽东把他带出来的。当年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毛泽东趁乱实行军事割据,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任主席,封其弟毛泽民为「财经人民委员」兼「中央苏区银行行长」,让他管钱,早期的毛氏兄弟王朝已初见端倪。

据张戎女仕「鲜为人知的毛」一书透露,毛泽民任职「银行行长」时,曾经帮毛泽东隐藏了一大笔私财,这是毛泽东1932年打下漳州时抢掠敛聚的金银珠宝和银元。红军长征前夕,为了要求博古不要丢下自己,毛泽东要毛泽民将这些钱财全部交给博古和李德,当时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泽东雪里送炭,解决了燃眉之急,博古李德才没有将他丢下不管。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打倒主要政敌王明,派遣毛泽民以「治病」为名,於1939年6月去苏联。到了苏联后却一次都没有去医院看过病,只是不停地向莫斯科报告,攻击王明和其他留苏派,说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没有「革命斗争经验」,不能当党的领导层,直到把王明拉下台。此时毛氏兄弟王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果不是毛泽民1943年9月在新疆被杀,其后毛氏王朝肯定会成为现实。

毛泽东最信赖的弟弟毛泽民死了,三个儿子中第二个疯了,第三个生死不明,剩下大儿子毛岸英,毛泽东将毛氏王朝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毛泽东周密地计划和安排毛岸英的接班前途。延安时期,毛泽东喜新厌旧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搭上了上海滩三流影星蓝苹,把压寨夫人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丢在苏联疯人院,把儿子毛岸英从苏联接回来。根据张戎女仕「鲜为人知的毛」一书所述,狂傲的毛岸英穿着苏军的呢大衣和马靴,在穷山沟里招摇过市,狂跳交谊舞,大摆太子爷架子,不拘小节,惹得众人议论纷纷。毛泽东不得不将他送到农村去参加「土改」,「拜农民为师」,要他「夹起尾巴做人」。可是,毛岸英以特殊人物自居,不恰当地参与政治,经常在毛泽东面前议论中共的高层领导。毛泽东也偏听於他,他说谁不好,毛泽东就疏远谁,因而,当时许多人为免遭难,纷纷拍他马屁,把他哄得找不着北。

毛泽东东北一到手,就把毛岸英安插到东北最大的机器总厂里当党委副书记,让他学习如何管理工业建设.1950年3月,毛泽东与其湖南老乡周世钊谈话时说:「岸英是个年青人,它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去农村锻练过,在工厂也干过,但还很不够,在战争中成长比任何其他环境都更严更快」。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按照毛泽东一贯的轻视知识分子,重视「工农兵」的思想,他要让毛岸英嚐遍工农兵的味道,好让他将来子承父位,顺利接班,於是就安排毛岸英跟随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入朝。但是彭德怀不敢接这个太子包袱,1950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举杯对彭说:「我替岸英求个情,你收下他吧」!很显然父子俩早已商量好,并共同作出决定。(见毛新宇「我的伯父毛岸英」)。

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49天之后,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毛氏王朝」梦想便告彻底破产,毛岸英被美国飞机炸死在朝鲜大榆洞,其时他刚过完28岁生日后一个月。

原中共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彭德怀司令及先头部队其实早已祕密入朝,为躲避敌机轰炸,彭德怀将司令部从屋舍搬入山洞。在司令部会议上,一个俄文翻译经常敢於当面顶撞彭德怀,令与会人仕对这个人的来头都有了好奇和疑问,可是出於保密原则,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1950年10月25日,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一个月后的11月25日,上午9点多钟,彭德怀和副司令员洪学智在司令部山洞里下棋,毛岸英带着两个参谋离开彭德怀所在的山洞,回去附近的司令部屋舍炒鸡蛋饭。当时志愿军的日常生活极其艰苦,据说这一小篮鸡蛋还是金日成送给彭德怀的礼物,毛岸英就私自取用了。却不想因烟囱冒烟暴露了目标,引至美军用燃烧弹猛炸,成普及时爬出窗口,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躲在床底下被烧死。有人报告彭德怀后,彭德怀立即赶赴现场,面色苍白连连自言自语:「叫我怎样向主席交代?叫我怎样向主席交代」?旁人才知道这个翻译原来是当朝皇太子。

毛泽东原意是让他镀上一层战争的光环,以便将来接班,却不想弄巧反拙死於傲慢和特权。中共建政是1949年10月1日,一年后毛太子就呜呼哀哉了,暗中策划多年的「毛氏王朝」胎死腹中,这实在是给毛泽东带来最沉重的打击。毛泽东毕竟也是人,也是个父亲,其失子之痛,虽然深埋心底,但在他的事业遭到挫折的时候,曾经以其特有的形成流露过.其后毛泽东的许多思维和决策都与此大有关系,毛岸英一人之死,间接地导致了亿万同胞深重的苦难和死亡。

二,「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1958年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失败,全国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在党内外受到极大的批评和压力,1959年8月不得不召开「庐山会议」,让大家发表意见,纠正「左倾」错误路线。没想到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彭德怀递交「意见书」,暗讽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恼羞成怒,突然改变会议方向和议程,改反「左」为反右,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几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折磨而死。这一件惊天大案,表面看导火线是彭德怀不识时务犯了天颜,内中原因人莫能知,毛泽东是否突然想起爱子毛岸英之死,借机大兴问罪之师,绝非没有可能。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经在中央委员大会上痛切地哭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是始作俑者,我无后乎?……」,说彭德怀绝了他的后,一众共党高官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71岁生日后三天,毛泽东突然写条子给祕书田家英,索要「三垂岗」诗,便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导: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岗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查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田家英为他找出了这首「三垂岗」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岗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为清代严遂成所作,是歌颂后唐李克用父子的战争咏史诗。三垂岗,位於山西省长治市,据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载:「初,(李)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今河北邢台),还军上党(今长治市),置酒三垂岗,伶人奏「百年歌」(西晋诗人陆机写的组诗,共十首,每十句为一首,歌唱人的一生从幼到老的悲欢变幻),至於(唱到)衰老之际,声甚悲,座上皆淒怆。时(李)存勗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於此乎!”」。

二十年后,公元908年,李存勗果然带孝出战,在山西潞州境内三垂岗大败朱温父子,其后灭掉后梁,在洛阳重建后唐,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奠定了霸业,三垂岗亦由是载入史册。

中国古代诗歌浩如烟海,其中咏史诗所佔比例不大,而描述战争的咏史诗更少;严遂成在清代诗人中不算出名,其「三垂岗」一诗被收集传诵不多。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他71岁生日后突然想到这首诗,其后并恭恭正正地抄写下来?原因有二:

其一,这首诗不但描写战争,而且写出了父子两代英雄。唐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李克用从代北沙陀少数民族中崛起,一生徵战,创立了「连城犹拥晋山河」的基业.他死后,儿子李存勗父死子继,又是南徵北战,消灭后梁政权,统一中原,建立后唐,被历代史家视为父子英雄。「风云帐下奇儿在」,毛泽东显然从这首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想起了毛岸英。

其二,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定的时候想起毛岸英?因为这时候毛泽东心情极为烦恼,在党内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背叛了他,令他十分生气。专制国家特有的「接班人」问题和激烈的党内斗争令他寝食不安,一时感触,竟写条子给祕书查找古诗「三垂岗」,并且居然罕见地称晚辈田为「同导」,可见他当时心情十分紊乱.「鼓角灯前老泪多」,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三,「接班人」的背叛

其时,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全国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建议同时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社教运动」二十三条.会议开得比人大还长,是因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令他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根本上发生怀疑和动摇,他为此感到忧虑、烦恼、生气甚至痛切。

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亲手提拔和培养的接班人,中共「七大」后一直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共建政后,1959年毛泽东还将「国家主席」的宝座让给了他,同时对外宣称刘少奇就是他的接班人。可是,事与愿违,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两人之间出现裂痕,随着毛泽东将「阶级斗争」不断推向高峰,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受到党内外极大的压力和非议,不得不作出检讨,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报告说大跃进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公开和毛泽东文过饰非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唱对台戏,从此引发毛泽东的不满.1963年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亲自制定「前十条」,估计「基层单位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后十条」,比毛泽东的估计更严重,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开始时,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两个「十条」也是毛泽东批准下发的。后来,作为「四清运动」总指挥的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下乡蹲点,搞出一个祕密紮根串联的「桃园经验」,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刘少奇亲自出席鼓掌支持,并且人手一册在全国各地推广.刘少奇要求干部通通下去蹲点,还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方法已过时了」,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进一步引发了他的不满.毛说:「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说那是「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就在1964年12月毛过生日那天,他发了一通脾气,话中有话地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第二天,12月27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党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四清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四清和四不清是阶级斗争」;刘少奇反对说:「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要从实际出发,有甚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统统上升为阶级斗争」,於是,在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其实,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早已逐渐有所流露,1964年11月,在一次工业汇报会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通通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这段粗卑不堪的农民语言,来势汹汹,可惜刘少奇没有听懂。

更严重的是,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负责组织工作的邓小平,以为这祇是一般的工作会议,出於好意,曾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刘少奇在会上插话太多,喧宾夺主,令毛泽东极为不快。事后几个党国元老批评刘少奇对主席不够尊重,劝刘少奇向毛泽东认错.第二天,毛泽东手持两本书参加会议,怒气沖沖地说:「不是有两本书吗?一本叫党章;一本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嘛,可是,现在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怒形於色,惊震全党.正在此时,那边的「人大」选举照常进行,刘少奇再度当选为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会后,毛泽东和大区书记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接见外国共产党的时候,也直通通地问人家,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弄得人家无言以对。

197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很乾脆地回答:「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第一条就说四清运动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当场就反对」。(见彭明道「接班人的忧思和痛切」)

由此看出,1964年毛泽东71岁生日前后,刚过古稀之年,毛泽东为自己权位受到威胁寝食不安,同时也为接班人问题忧心重重,因而痛切之时,不由得想起了毛岸英,想起自己早已破碎的「毛氏王朝」之梦。

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中共的党史,其实就是一本自相残杀的历史。建政前党内尚有一些民主之时,凡是遭到重大失败挫折,党魁都会被人轰下台,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和张国焘都是如此。虽然毛泽东挟得天下之势,居开国皇帝之功,党内外对他的颂杨崇拜一时无两;但是随着大跃进失败,全国大饥荒,党内许多高中级干部都对毛泽东的治国才能产生怀疑。「庐山会议」后大批干部为彭德怀鸣不平,毛不得不对「反右倾」进行甄别;刘少奇接手领导经济工作后,扭转困难局面,使他在党内的声誉地位迅速上升。毛泽东从彭德怀到刘少奇身上开始感觉出对其地位的挑战,也从他们的反叛深刻地感觉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老婆儿子最可靠。於是,毛泽东就密谋策动「文化大革命」搞掉刘少奇,同时,开始着手安排亲属传位接班,延续「毛氏王朝」之梦。

毛泽民、毛岸英死后,他最亲近的健全的亲属就剩下了江青和毛泽民遗孤毛远新两人了。可是江毛二人资历尚浅,毛泽东一方面放江青出来干预政治,另一方面更极力栽培毛远新。文革开始以前,1964年大专院校里广为传达「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没有让毛远新上清华北大,而让他去「哈军工」,是因为毛泽东深明「枪桿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为了让他效法金正日,在专门培养军队高级干部的基地认识同学,建立自己的军队班底。可是毛远新无心向学,自命不凡,与一众高干军干子弟合不来。文革开始后,为毛远新返哈军工领导文革,毛泽东御准全国65届毕业生可以回校「闹革命」,以至文革初期「八八」派头目敢於叫出:「毛远新算老几」!毛远新到北京告禦状,由「中央文革」出面宣布该派为保守组织,勒令解散。毛泽东随即任命他为「中央文革联络员」,让他在辽宁充当钦差大臣。当时辽宁分三大派别,其中最大的「八三一」不听他的指挥,毛远新选择军区支持的「辽革站」,将其他两派镇压下去,并将「八三一」头头逮捕。1968年毛泽东破格任命年仅27岁的毛远新为渖阳军区第一政委,统领东北三省军管会,官至大兵团级;并且委任陈锡联为司令,牵制林彪四野势力,辅佐幼主。毛泽东的计画是将东北作为建立「毛氏王朝」的大后方,进可攻退可守。可惜毛远新是个典型的纨绔弟子,只懂得吃喝玩乐,身为东北最高长官只会玩女人、看外国电影、拍照片……。其间将一个来渖阳军区总医院探姐姐的上海女工全秀凤搞大了肚子,在上海帮的极力拉拢和江青的热心劝说下结了婚。婚后又因为习惯性流产长期住院,攀上枝头变凤凰,出身寒微却又硬充高贵,对全是军干高干子女出身的医护人员颐指气使,在东北军干高干圈子里暗地里传为笑话。有一次专机送两人去大连看球赛,他未到不敢开场,他一到,主席台全体老军头起立鼓掌,他竟然理都不理,在中央坐下来,老军头一直站到完场。毛远新在东北六七年,除了安插了谢富治女儿女婿在鞍山外,不但没有建立自己的团队,反而得罪了许多高级将领.(见方丈「毛泽东的最后安排」)

深瘖宫廷帏术的毛泽东知道,要传位给皇太子,如果能在生前亲自扶值上台最好,比如蒋经国和金正日,可是,毛远新实在是不争气,扶不上壁;江青又素质低下,树敌太多。党内外反对的力量很大,朱德、周恩来都实行亲属避嫌,毛泽东一时难以办到。如果不能赶在生前亲手扶上台,唯有先将权力交给后党,由皇后辅佐幼主;同时物色扶助太子上位的「顾命大臣」,与后党势力互相牵制。毛泽东熟读史册,知道如果幼主无能,后党必然坐大,像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一样垂帘听政,加上毛远新非江青所出,日后必然反目成仇。因而必须同时物色像诸葛亮一样的,你让他当皇帝他都不肯当,鞠躬尽瘁扶助太子可靠的「顾命大臣」。环顾四周,一将难求。一来为了借力打倒刘少奇,当时需要一个资历深、有实力的人取代刘少奇;二来也为了观察顾命大臣,考验他的忠心,毛泽东选中了林彪。可是林彪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以为老毛真的要传位给他了,不去觐见真命天子毛远新,树立他的权威,反而大树特树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加上争当国家主席,令毛泽东看清楚了自己死后,「毛氏王朝」就会变成「林氏王朝」。於是先下手为强,出巡游说各路诸侯必要时勤王京师,逼得林彪仓惶出逃,折戟沉沙。毛泽东亲手挑选,并且公然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背后向他下毒手,大大出乎他的意外。经此一役,共产党颜面尽失,老毛也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留给他打着共产主义旗号,暗中筹划封建传位的时间不多了。

於是,毛泽东双管齐下,一方面重用后党江青四人帮、另一方面加紧栽培皇侄毛远新,将其调来北京做共产王储,任命他为「主席联络员」,他成了全中国最特殊的人物,颁佈当今皇上圣旨的皇太子,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开会,他坐在中央主席位子上,一众党国重臣两边正襟危坐。毛同时将在东北辅佐幼主的陈锡联调来北京,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为防诸候作乱,又仿效古代帝王将七大军区司令对调.此时,后党四人帮与前朝旧臣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明争暗斗,毛泽东一时难冒天下之大不讳公然捧后党四人帮上台,唯有暂时採取平衡策略,由后党四人帮与前朝旧臣联合组阁,採取放长线钓大鱼静观其变的策略,以静制动。由於江青四人帮太不得人心,老毛偶尔也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一来可以缓和双方的矛盾;二来万一江青四人帮实在扶不上壁,也可宠络旧臣们支持毛远新,自己还落下英名。尽管毛泽东老谋深算,费尽心机,可惜为时已晚,周恩来一死,亿万群众中长期积聚对毛泽东四人帮的不满和愤怒藉机爆发,1976年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群众矛头直指「当代秦始皇」毛泽东.浅薄无知的四人帮还为武力镇压了四五运动沾沾自喜,老谋深算的毛泽东却不得不叹息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变化,我看军心、民心不在我们这边,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最后,不得不在病榻上哀叹「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见张玉凤回忆录)。

五,「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守四方」

此时「毛氏王朝」的成败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老天爷留给暴君毛泽东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老毛慌不择路,一手再次贬谪中兴重臣邓小平;一手破格提拔「顾命大臣」华国锋.看中他的忠心耿耿和知恩图报,同时也考虑到华任公安部长,亲手镇压了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手上有血,不敢谋反。另外还选择叶剑英、陈锡联、汪东兴等辅佐华国锋,向他们托孤,寄望他们将来扶助幼主上台。此时,党国元老周恩来朱德已经先后去世,去除了传位亲属的最大障碍,毛泽东最后能做的事是公然留下一份政治局名单,其中赫然居於首位的就是皇侄毛远新,江青居其后,托孤大臣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汪东兴等榜上有名。最后,老毛还没有忘记黄昏妃子张玉凤,也赫然名列其中(见汪东兴、张玉凤相关回忆录)。宫廷内宠一无赫赫战功、二无治国之材,单凭皇上恩宠便可以挤身安邦定国重任之列,实在比封建王朝还不如。

刘少奇、林彪的背叛,周恩来、邓小平的阳奉阴违,朱德的冷眼旁观,加上四五群众运动群情汹涌,令到毛泽东众叛亲离,深感大势已去。回首自己一生,数十年来戎马生涯,南徵北战,好不容易打下一朝江山。本想效法历代开国皇帝,传之万代,不料后辈死的死,疯的疯,剩下的杇木不可雕,烂泥扶不上壁,令他几许无奈,几许叹息。此时,他想起了和他一样出身自贫穷农家,崛起於行伍之间,在乱世中,勇取强敌项羽,掠得大好河山的汉高祖刘邦。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西楚霸王项羽灭掉大秦,刘邦起於阡陌之间,形成楚汉之争,垓下一战击败强敌项羽,得掌天下。犹如清朝末年,孙中山推翻满清,军阀混战,国民党北伐一统江山,毛泽东共产党螳臂捕蝉黄雀在后,趁日本入侵之机会,乘势坐大,抗战胜利后羽翼已丰,悍然发动内战,三大战役打倒强敌蒋介石,江山社稷尽收囊下。中国本来就是封建传统根深柢固,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想到皇帝呢!眼见宿敌蒋介石在台湾成功地传位儿子,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毛泽东怎会无动於衷?於是,汉高祖刘邦成了他的好榜样,也成了他最崇拜的人。但是想到刘邦成功地诛灭了各路诸侯,倚靠吕后成功地传位儿子,而他碍於冠冕堂皇的共产主义言词,不敢明目张胆;老婆、子孙后辈又不争气,众叛亲离,使到他日薄西山仍然未能传位毛氏后人,确立毛氏王朝,再次伤感一时,召王储毛远新入宫,老泪纵横,伤心地吟颂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守四方!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登位,建立大汉皇朝。开国之初,不得不大封有功之臣,让他们各据一方,其中以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势力最大。刘邦放心不下,其后花了六年时间,藉词诛杀各路诸侯,特别是公元前196年御驾亲徵,虽然阵前中箭负伤,仍然最后平定了英布的叛乱.在班师回朝的途中,路过故乡江苏沛县,在那里住了十几天,邀请父老乡亲摆酒庆功。席间,刘邦高歌一曲,慷慨起舞,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大风歌」。史载刘邦想起两雄相争,勇克强敌,其后又为江山社稷传之万代,连年徵战,削平各方山头,如今垂垂老矣,子孙后辈能否守住江山,又能否则安邦定国?一时感触,於是「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书。高帝纪)。史学家纷纷评说「大风歌」透析着英雄迟暮的苍凉感,表露了刘邦内心深刻的忧虑和恐惧。如果说「垓下歌」表现了失败者项羽的悲哀,「大风歌」则流露出胜利者刘邦的悲哀,翌年,刘邦在不安中去世。毛泽东不是不想效法刘邦传位后世,只是很多事情他来不及做。毛泽东此时对毛远新吟颂大风歌,不难看出,其心情和当年的刘邦一样不安无奈。

六,有贼心,无贼胆

毛泽东和刘邦一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无容人之量;心胸狭窄,猜忌多疑,天下为私,不惜劳民伤财,兴师动众,诛杀功臣,消灭异己。可惜他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也没有贼能(力)。有心想建立毛氏王朝,却无刘邦的本事;生前自吹自擂如何聪明伟大,其实草包一个。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时数学英文等自然科目全部不合格,甚至得O分,最大的学问就是写几篇狗屁不通的作文。不过以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如果安分守己在乡下做一个小学教师,或者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时候,发愤读书,潜心学问,像梁漱溟先生一样自学成才,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中文教授。可是他却更喜欢当一个造反起义的农民领袖,历史的阴差阳错,把他推到了一个武装反对党主席的位置上,更让他在乱世中取了天下。

其实,他的所谓军事天才只是自吹自擂,长征途中他接手指挥军队后的第一仗,就在贵州土城大败而回。他不顾将士疲劳,不断兜圈子和国民党追兵捉迷藏,自己躺在担架上,官兵们却苦不堪言,当年彭德怀林彪都曾经上书要求取消他的指挥权。他一路流窜到达陕北保安县,只剩下几千残兵败将,实际上,如果不是日本入侵,全国人民联合抗日呼声高涨,张学良阵前反戈,毛泽东早就像张国焘的西路军一样全军覆没了。国共内战之初,毛泽东仗仰苏联支持,抢先派兵接收东北,国民党军秦皇岛登陆,他一日数电令林彪死守山海关、四平、渖阳、长春,「将其变成马德里」,结果一个都守不住,被蒋介石一直赶到北满.若不是马歇尔强令蒋介石停止追击,实行休战恢复和谈;若不是斯大林将二十万伪满军队和大量日本军械交给毛泽东,共产党在东北早已垮台了,他之所以能得天下,其实是时势造英雄而已。可是他却贪天之功为己有,以为得天下是他一己之功,他有权私相授受。

毛泽东最献丑的是得天下后,自不量力地试图领导一个大国的建设,可是却因为先天不足,出身在穷乡僻壤,受教育少,知识贫乏;后天的经历也很狭窄,戎马倥偬,大半生在马背上度过,从未接触过现代文明,根本就不是治国之材,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懂,更不用说国际视野。结果建国短短十年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已经搞到民不聊生,饿死几千万人。毛泽东最致命的的缺陷在於自以为是刚腹自用,最明显的弱点是不善识人。别的不说,光拿择偶一事就已经在全世界面前出丑了。在延安被贺子珍持刀(一说驳壳枪)追得满窰洞跑、採访他的美国记者斯诺德莱还被贺子珍吃醋扯头发;和江青吵架要经常劳烦手下周恩来夫妇劝架、文革期间江青将家事抖到大庭广众面前,像泼妇一样骂街、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在外国人面前不顾礼仪口不择言;在那个不小心沾污了他的画像就要处死的年代,竟被他黄昏妃子张玉凤骂「小狗」……。说到底毛不过是一个好色之徒,专爱搞那些没有文化的女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元首会如此丢脸?在这一点上说,他还远比不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更比不上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他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不是背叛他就是扶不上壁的阿斗,没有一个看得准。最后屍骨未寒,受命托孤的顾命大臣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也背叛了他,把他老婆侄子一扫而光,让毛氏王朝彻底破灭。

毛泽东希望临死前受命托孤的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像诸葛亮一样,原谅他的一切错失,全心全意扶持江青毛远新。自己却从来不检讨一下,你能不能像刘备一样礼贤下士,用人不疑。刘备也犯过大错误,为报关羽之仇,起全蜀之兵攻打东吴,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回蜀中,亲自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大败而回,带残兵败将逃往白帝城,无颜见江东父老,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瘁辅佐幼主,是因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毛泽东一意孤行,大搞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搞到几乎国破家亡,但却毫无悔悟,反而文过饰非,强词夺理,诿过与人,把有功之臣、有识之士赶尽杀绝,谁会替你卖命?毛泽东希望共产党里也出一个严家淦,老老实实做一个过渡人物,扶值太子上台,将大权移交蒋经国。可是他也不想一想,就算共产党内真有严家淦式的人物在他身边,他也没有伯乐的眼力,没有容人的器量,更没有服人的威望。所以说,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你毛泽东没有这个本事,有贼心,无贼能。

正如方丈先生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什么路线斗争、思想斗争、阶级斗争全是鬼话,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争权夺利和企图传位亲属的宫廷斗争。毛氏王朝的彻底破灭,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避免了一场封建大倒退,但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化,仍需要我们大家共同不屈不挠的努力,愿我们的国家民族大难过后,幸福来临.

(写於4/8/06纽约)

附毛泽东手书「三垂岗」诗

(「观察」杂志全文首发,部分内容刊於「开放」杂志06年9月号)

 

名家推荐原创小说9月推荐榜

长篇

《狼烟北平》(都梁)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

推荐评语:我推荐都梁的《狼烟北平》——他以泥沙俱下的笔法,在看似粗砺的叙述下,却以精准的细节,描写了一个大时代的悲歌和小人物的歌哭命运。他非专业人士,但显示出了一级的专业雄心。

——叶舟(作家)

中篇

《天涯近》(东紫)

《人民文学》2006年第6期

推荐评语:几个星期了,这小说总让我不安、躁动,被一种肯定不是喜悦的心情纠缠着总也挥之不去。我想,这大概是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厌恶感所致。闷热的夜晚、酸腐的气味、肉麻无聊的叫声、脑子里的章鱼、死鱼一样的眼睛、蛇蝎的心,全都一样的疲惫、厌倦、懈怠……全都演变成了厌恶的符号。母亲的死给“我”留下了终生的疼痛和绝望。于是厌恶的对象便无限漫延,且慢慢地走向虚幻;于是,女人、金钱和讨厌共处一室,杂草破楼便随处可见。不能说此小说是荒诞,他的可贵正在于向荒诞靠拢。如果这小说有主题的话,那就是“精神困境”。 ——程德培(评论家)

《八个家》(王新军)

《上海文学》2006年第7期

推荐评语:王新军的《八个家》宛如一首无尽的草原牧民的民歌,力图将西部草原上游牧生活的最后余韵,诗意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长长的音,绵绵的韵,音韵里涵蕴着丰富的生命涌动的信息,具有撼人心魄的内在力量。这是一部充满了温情、爱意和忧伤的小说,细致处温情动人,开阔处纵马驰骋,是一篇极具俄罗斯文学风味的小说,而这一点也恰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所缺少的珍贵品质。

——陈思和(评论家)

短篇

《第三地晚餐》(迟子建)

《中华文学选刊》2006年第5期

推荐评语:《第三地晚餐》仍然具有迟子建式的悲伤,但悲伤的抒写之中却多了一种对于现代都市人生活的深入揭示与思考。在当下文坛上,我们面对着太多的貌似自然主义的庸常生活记录,而迟子建则在《第三地晚餐》中先让人阅读那一个个冰凉的情节,再让人与她一起深思。

——雷达(评论家)

《饵》(赛子)

《收获》2006年第3期

推荐评语:《饵》的故事是没什么好说的,一个阴谋和婚变的故事;一个自以为凭着高超的钓技遛到了一条鱼,却不想被另一位更高明的钓技者下了毒饵的故事。我要说的是作者写作的策略和用心。小说从头至尾设计着钓者、饵、腥味、鱼的元素,很有智慧地安排着这些,且作得抑扬顿挫、舒缓有序、一唱一叹,让读者觉出了技巧的魅力。

——王手(作家)

(排序不分先后)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获前卫诗奖提名

一位曾一次获得90万英镑奖金的杰出人物近日却参与了一项奖金仅为一万英镑的年度诗歌奖项的角逐。

近日,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著名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凭借其诗集第12卷《绿色线和黄色线》获得英国前卫诗奖提名。虽然比起诺贝尔文学奖90万英镑的奖金,这次的奖金微不足道,但这已经是爱尔兰国内奖金最丰厚的奖项,竞争颇激烈。

这些年,像希尼这样功成名就的大师一般是不会参与诗歌类奖项角逐的,那些都是给在资历上稍逊一筹的诗人准备的。他的竞争者中有一位年仅35岁的新人,凯特。宾罕,他的参赛作品仅是他的第二部诗集。

有人说希尼这么做有失公允,但是宾罕的出版人倒为希尼说了话。“这没什么不公平的,”他说。“有人说巴西不应该参加世界杯。但是他们还是参加了——虽然并没有赢。”评委会主席,诗人约翰。伯恩赛德说,希尼可能刚刚才得知这件事。“出版人将作品投稿而并不告知作者是行业的惯例。在我看来这是公平的。是否得奖与名声大小无关。”

同样得到提名的还有保罗。法尔力(《在火焰中跋涉》)、维基。费佛(《血书》),和佩内洛普。梭(《红树林的妻子》)等。

铁凝:怀念孙犁先生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做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缝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梳理得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搽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地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十一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说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做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戴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做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10月16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做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嚅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本卷收《村歌》、《铁木前传》、《农村速写》、《津门小集》、《白洋淀之曲》、《耕堂杂录》。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今年7月10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新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45年了,在45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定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薄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1981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有集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吗。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在我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协会,有一座河北文学馆,馆内一张孙犁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使很多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张他在抗战时期与战友们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孙犁是靠边且偏后的位置。他头戴一顶山民的毡帽,目光敏感而又温和,他热情却是腼腆地微笑着。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只同他见过四面的我,这是一个遥远的孙犁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病床上那位盖着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确已离我们远去,切近真实,就在眼前的,是这位头戴毡帽、有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和他的那些永远也不会颓败的篇章。

2002.8.23.

(选自2002年第11期《人民文学》)

传记作家误中藏头情书恶作剧

前任英国桂冠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的传记作者AN.威尔逊(A.N.Wilson)承认,自己受到了捉弄,严重误读了贝杰曼生前所写的一封“情书”。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称,该报一位记者看出了此中的奥秘,遂提醒威尔逊反复细读。后者终于发现此乃一封藏头信,每一句的头一个字母组合在一起,便成了下面这个句子:

“AN.威尔逊是一泡屎”(AN Wilson is a shit)。此信已经收入8月初出版的《贝杰曼传》(Betjemen)。威尔逊曾对此信十分着迷,认为这是贝杰曼写给某位情妇的,更令他惊奇的是,其中一句显然是诗人在抱怨自己性生活不足。

恶作剧曝光后,威尔逊也乐不可支。他说此信乃两年前收到的打印稿,寄信人称它出自自己的父亲,原件已经卖给了一位美国收藏家。

威尔逊说,为写此书,他读了大约5000封来往信函。“如果我每封信都要一行一行地检查开头字母,我就没法写书了。”他说。

8月28日是贝杰曼诞辰100周年,若他在天有灵,一定也会笑个不停吧。

《贝杰曼传》首印13000册。但此信将在再版时从书中删去。威尔逊说,首版书大概会引起图书收藏家们的兴趣。

围绕着贝杰曼的传记,最近还有一场笔墨官司。得到贝杰曼授权的作家贝维斯。希利尔(Bevis Hillier)花了25年,写出三大卷的贝杰曼官方传记。他暗示威尔逊使用了他搜集的素材,把他当成了“无需付酬的资料员”。

希利尔否认那封藏头信是他干的。威尔逊也说,对其作者的真实身份不感兴趣。

贝杰曼于1972年获任桂冠诗人,1984年5月去世。

川 歌:说说毛泽东这个人--写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之际

明天就是毛泽东去世30周年记念日了。对于毛泽东这个人,现在有着太多的评价,这位历史巨人也确是一个“说不尽的人”,今天,我想再来说说这个人。先前,我曾在小说与其它类型的作品中评说过毛泽东,坦率地说,我是属于那一类否定毛的人,我所持有的思想理念使我不能不对毛作出负面的评价。我无法赞同那些认为毛是中华民族的伟人、英雄之类的说法,因为,毛如是伟人、英雄,那么,秦始皇也是,商纣王也是,朱元璋也是。因为说到底,毛只是一个秦皇、汉武在新时代的再现而已,他没有超越那些古代的君王。

在我再次评说毛的此刻,我想我应当力求抛开那些既有的所有评论,也不为一时的情绪激情所左右,我的目光也不再只盯住毛所做的那些罪行重大伤天伤理的事情,我试图用一种客观全面的平和的观点来看待毛。

毛的一生确实是一个斗士的一生,他的斗争精神大概是自古至今以来极为罕见的,与他同属于一类的人大概也只有那些强大君王与现代的少数政治领袖,这一类的人的特征就是战斗,就是为实现自已的“理想”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战斗,而战斗通常是血腥残忍的。毛终其一生,确实一直在战斗,正如中共通常的评价其重要领导人一样,毛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毛为了什么而战斗呢?1949年以前,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实质上大概其用意不出古代帝王以战斗“打江山”的范围,因为事实证明,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获得自由解放──以普世的价值标准来看,那么,毛的战斗就只能归于古代的“打江山”,而“打江山”的目的是为了“坐江山,享太平。”如果,毛是一个传统的通过“打江山,坐江山”的帝王就好了,因为那些帝王往往在江山稳定之后会力求社会稳定,与民休养生息,宽待天下人,周武王、如李世民等,即使如赵匡胤、刘邦、朱元璋等人在江山初定之后也未再掀起过巨大的社会政治风暴,对政敌的清肃通常是在官场范围内进行的,没有波及整个社会,自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百姓都必须是朝廷的顺民。

毛泽东则与众不同,他在打下江山后却没有力求使江山稳定,49年以后,他出于种种理由,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运动,而这些祸国殃民的运动之恶果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

历史事实证明:毛的战斗给国家、社会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罪恶与悲剧,而给他个人带来的却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与尊荣。这样的战斗与这样的战斗者究竟是英雄呢,还是罪犯?

人类的历史表明,在人类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各类历史伟人与英雄,比如那些斐声世界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军事家,这些人之所以被人们推祟为伟人与英雄,是因为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了堪称伟大的煌煌业迹,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如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华盛顿、林肯、但丁、莎士比亚、牛顿、爱因斯坦、拿破仑、巴顿等。

毛泽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以我通常愿意善以看人的眼光来看,我是不愿轻易将人视作恶人,更是不愿意将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视作伟人的人妖魔化的,对毛泽东也一样,但是,我看来看去,我在努力寻找着毛一生中善的一面,对国家社会民众有益的一面,我却为什么感到这么困难?以暴力推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现实的台湾是其一脉相承的缩微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的进步吗?我不知道,通过血腥的内战,杀死数千万人是一件可以接受的正义、善良之事吗?我难以肯定。新的国家成立了,是否给未死的民众带来了福祉?以毛统治中国的27年的历史事实看,好像也难以确定毛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大的物质与精神二方面的利益?与同时期的台湾岛相比,大陆人民的死伤太多,生活太苦。

毛或许是有一些历史功绩的,比如,他的军队统一了中国,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基本保持了国家的统一,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战(文革时期的内乱不算在内),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出现并活动在国际社会,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持续存在了数十年。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在高度专制极权的社会体制存在的前提下得以做到的,难道,中国真的除了作为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才能得到统一吗?中国人就弱智到不能建立一个既统一又民主的国家吗?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无疑是消极的,他所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基本架构正日益受到人们思想层面与实践活动双重的挑战,其中经济层面的挑战与改革早已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最主要的挑战者是邓小平。在政治层面的改革尚末开始,但是,一场社会巨变已在酝酿之中,风暴正在聚集,而目的显然是要否定毛以军事强力与思想欺骗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专制制度。

我不愿为毛贴上一个恶魔的标签,但是,将一顶写有“一个犯有太多重大罪恶的迷误历史巨人”字样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在他的时代,人们常常给他人戴高帽),我想我没有冤枉他。

民主论坛

昝爱宗:我们能够看到多少真相?

在某段时间的网络论坛上,“真相”是敏感词,有真相的文章随时都有可能被删除。

可在网络虚拟空间之外的现实社会,真相往往更难以得到,比如8月10日突然袭击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桑美”台风,给福建福鼎和浙江苍南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致使停泊在沙埕港海域避风的大量船只沉没,海难的救援工作一度受到质疑,死亡人数统计出现分歧。一方是新华社浙江分社,另一方是福建官方媒体如福建日报。双方的“精彩对决”,相互揭露对方的真相,似乎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一方公开表示“掌握了真相”,并形成有趣的话题,于近日迅速传播于众多网络论坛。

台风过后,先是广州《南方都市报》通过报道对死伤情况进行质疑:8月11日,当地政府发布的数据是“死亡17人,失踪138人”,8月12日晚,桑美已过去两天,镇政府发布的数据是“21人死亡,127人失踪”。而13日的统计数据为“死亡125,失踪108”;15日的数据则是“死亡202,失踪93(合计295人)”,比11、12日的数据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中国新闻社9月5日的报道称,截至9月4日,福建宁德地区因“桑美”台风造成死亡159人(宁德籍),失踪127人(宁德籍),合计286人。海难已打捞尸体219具(含外地籍死亡人员),已认领134具(其中外地认领10具),无法辩论和无人认领85具。问题是,这是不是整个福建省的因台风而死亡的最后数字呢?

据8月24日新京报援引新华社电称, 8月10日,半个世纪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桑美”重创闽浙两省。在核心灾区福建省福鼎市,据当地政府最新确认,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18人,失踪72人。合计数字为290人,比最新公布的286人还多4人,为什么晚公布的比早公布的数字还少呢?

桑美是风力达17级以上的超级台风,在福建境内肆虐竟长达12小时,“吊扇扇叶会变成垂直向下,厚重的铁皮屋顶被扭成麻花,合抱粗的水泥柱子能断成几截”,“海面上原本井然排列的渔排,只剩下一些碎木板漂浮着”。

福建、浙江两省死亡人数,按照官方统计两省达570多人。而早先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采访到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当时说他们那个地方死亡有上千人。有的地方沉了900多艘渔船,而渔船是不止一个人。但到底死了多少人,恐怕现在很难查清楚,因为有无数的外来工,还有本地没有登记户口的人,或许只有天知道了。

新华社记者最关注的正是大众多关注的“桑美”台风究竟造成多少人遇难?在相当长时间里,灾区百姓的判断与政府公布的数字存在很大差距。如该社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百姓印象中的死难总人数远多于官方数字?新华社记者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对本地的死难人数,他们与村镇政府没有分歧,但都认为其他地方死的人要多得多。他们的看法来源于推算。三沙镇三澳村生还渔民王亮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他所在的渔船上共有10人,其中6人遇难,包括他父亲。他说:“这次台风,光是福鼎市沙埕港就沉了950多艘船,哪怕每艘船只死两个人,总数也有1900人。”

但不能不提出质疑的是,政府应该用更多的事实说话,以证明对人民高度负责。但不能不能不看到这么一点:某些地方政府有以掩盖真相和说谎言来提升执政能力的可能,这也是某些腐败政府的最鲜明特色。

8月17日,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到了福鼎,到了重灾区沙埕,虽然他承认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台风灾害,特别是对福鼎市沙埕港的渔业、渔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承认这次损失与以往的灾难不同,突出体现在人员遇难数量多,而且都是壮劳力。但他说出来的死亡数字却是令人产生怀疑:“截至目前统计,已有216人死亡,157人失踪(合计373人),我省死亡和失踪的人员名单全部落实……”8月17日,只是台风过后一周时间。而在省委书记之前的8月13、14日,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已经来带福鼎重灾区采访了,新华社记者快速发表报道,表示“撕开了真相的口子”,就是指福建掩盖真相。

8月19日,《福建日报》发表福建省委书记的一番话。他就“不听话”的媒体报道桑美灾区一事进行严厉批评:“某些媒体,包括外省的新闻记者(指新华社浙江分社)到受灾地区,道听途说,做了许多不实报道,网上也大肆炒作。”

到了9月4日最新的数字公布,福建宁德地区死亡159人(宁德籍),失踪127人(宁德籍),还比省委书记先前公开的数字373人少了97人,都是宁德籍,没有提到外来人口是否有死亡或失踪,或者另外97人是否是外地户籍人口。这个数字也比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接受上海第一财经报道的记者采访时提到的“那个地方死亡有上千人”要低很多。

上海《第一财经》是这样报道的:台风经过近一周后的8月16日,福建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陈尔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沙埕港内所有避风船不分船籍,因“桑美”袭击遇难者估计有1000多人。另据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的现场报道,遇难者家属的自发的统计,遇难人员保守估计也有一千左右。但这一数字,后来并没有得到上级官方的确认。

面对媒体质疑和福建有意掩盖真相的行为,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继续紧急跟进,迅速发表了一篇有关福建防抗“桑美”台风的署名文章:《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报道一线采访手记》,对死亡数字进行质疑和核实报道。此文记者深入灾区一线,披露了当地政府不作为、医疗不到位、死尸无人打捞的现状。可接下来,则是福建日报派出采访组“回击”,认为该文中所述“与我们的见闻,却又相去甚远” .

可时过近月,到底福建最后的死亡人数是多少,有多大的变化,是否有掩盖真相,不知道。只是知道新华社浙江分社和福建官方媒体如福建日报、福建东南新闻网等,双方进行“精彩对决”,比如8月23日,福建东南新闻网发表文章《关于桑美台风之后的台风》为福建辩护称:一些媒体“手电筒光照别人,自己背后一片黑暗”。这“自己背后”无疑是新华浙江分社记者背后的浙江省了,如果浙江省背后也是一片黑暗,也请福建省新闻单位舆论监督一下,可他们却不是为了异地监督,而是勇于“叫骂”了。

至今,浙江省仅表示死亡失踪200多人,可福建方面要求他们对群众说“真话”,他们新华社浙江分社自己监督自己总是无能为力的,是否福建也上阵,用手电筒光照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一片黑暗呢?

事实上,灾难发生总有重大伤亡,也是无须掩盖的。据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5日,我国受灾3.16亿人,死亡2006人,直接经济损失近1600亿元人民币……仅军方就有大量人员死亡:7月26日,受格美台风影响,江西驻军某部营区突遭山洪袭击,造成48人死亡失踪、60人受伤。

可是,在真相没有完全或彻底揭开之前,我们的政府是否有责任给公众一个公开透明的说明呢?但福建方面不是这样,比如《海峡都市报》一度为福建辩护:“人命关天,伤亡人数应当高度关注,绝不许隐瞒。这个数字不仅媒体关心,社会关心,当地党政干群也关心。但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袭来,当灾情还在发展、救灾正在进行时,当地公布伤亡数字,依据的是他们掌握的最新情况,而这一情况是动态的、变化的。但我想,这时候人们关心的还不仅仅是伤亡多少,更要关心和倾尽全力的还是救灾进展和如何进一步开展救灾工作。在此时是纠缠在清点伤亡人数上好呢?还是首先更多地捕捉抗灾抢险中的感人镜头与英雄事迹,对当地抗灾抢险以精神鼓舞和信心支持好?我想,有责任的记者必然选择的是后者。当然,如果有瞒报现象,有救灾不力,媒体应予监督,但这个监督应按舆论监督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在大灾大难的紧要关头,媒体首要的是支持抗灾,而不应当出难题。因为在情况并不完全明了的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随意指责,只会给救灾工作添乱,只会激发社会矛盾,这于大局无益,也不应容许。作为媒体,也不妨设身处地为当地干部和群众想一想,当他们忍受着巨大灾难压力在为灾后救援和恢复拼命时,一些媒体上不负责任的舆论将给他们带来莫大的伤害!我们的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

如此“观点”,不过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老调,什么“大局意识”,什么“添乱”,什么“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无不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所谓“所站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所谓“以抗灾抢险的整个大局为重,用正确的舆论,帮助灾区恢复发展,带给灾区人民福音”,无不是掩盖自己“背后一片黑暗”。如果新闻媒体不能拿“手电筒光照别人”,那么新闻媒体这个工具只能说是掩耳盗铃的工具,只能说是为党所用掩盖真相的喉舌,只能为“党”增光添彩,不能不丝毫的真相曝光,否则就是添乱,“格杀勿论”。

面对福建方面的指责,浙江省也应该公布死亡数字,但至今只是看到200多人的数字。此外,倒是发现浙江很擅长宣传自己,如9月4日新京报援引新华社报道,桑美台风来临前,浙江温州要求所有渔民上岸,3000多渔民无一伤亡。到了9月8日,浙江又开始讴歌伟大的“抗台精神”了:由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浙江广电集团、浙江文化厅承办的《壮歌如虹——浙江省抗击超强台风“桑美”情景报告会》,将于9月8日上午9点30分,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演播厅举行,浙江卫视、浙江在线新闻网将对报告会进行现场直播。此举据说旨在“展现以人为本、科学抗台的生动实践,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间真情”。

此前的8月11日,也就台风袭击第二天,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和省长吕祖善专程前往重灾区苍南县金乡镇对救灾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习近平转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受灾群众的亲切问候,并要求所有干部党员“结合学习《江泽民文选》,把精神动力转化为工作动力,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努力投入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方面,真相很重要;一方面,稳定和讲政治也很重要。可对于公众来说,只有把真相说出,才是真正的讲政治,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真正的构建和谐社会,稳定大局。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