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九七七年何其芳完成了他最后一部书——革命回忆录《毛泽东之歌》。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作品。他知道自己不久即将告别人世，因此与死神争时间，抢分夺秒地加以赶制。他不仅以跟毛泽东这位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有过接触为荣，更以能够用自己的笔来增填他的伟岸而感到自豪。他还特别以历史学家的使命感来催促自己的写作，很怕毛泽东的伟大会因他的缺笔而丢失一分一毫。
　　
　　九十年代初我因为研究何其芳建国后某些扭曲的批评活动不得不读他的一些相关资料，包括镌刻着他心路历程的《毛泽东之歌》。其实我对伟人传、名人传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像《拿坡仑传》、《巴尔扎克传》、《居里夫人传》、《杰克.伦敦传》，我都曾爱不释手。有一段时间我还专门收集过世界文化名人传记，想集中窥探他们不同的个性追求及他们不同的成功之路，以便给单一化追求的人们带点多元化的启示。。这些书占据了我书架的很大一部分空间。可是我独独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不大感兴趣。原因倒不是我对革命有偏见，而是对它们的写法有异议。那些造神的语言和和造神的思维尤其使我无法恭维。八十年代初我就曾写过一篇文章《传记文学也需写出“这一个”》，批评了传记文学的拜神现象，文章被许多地方转载。
　　
　　可想而知，我对何其芳的这本书难以产生好感。当时的一个想法是，一个现代文学史上堂堂有名的诗人、散文家怎么会如此时尚化，写这类拜神式的东西。由于逆反心理在作怪，所以也没有特意留心何其芳究竟写了些什么动人的东西。在诗人心里觉得温暖的事情都被我读成了他人格萎缩的反证。其中的一个镜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一谈起何其芳，它便首先映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认识他的关节点。这个镜头就是当毛泽东辞世时，已到老迈之年的何其芳加入十里长街的送行队伍里。他觉得天崩地裂，哭得昏天黑地，连路都不会走了。令他摧肝裂胆般悲伤的是：世界失去了前进的导师和方向。他沉痛地哭诉：“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和语言了，再也不能从他受到新的教育了。全中国人民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全世界人民失去了当代最光辉的灯塔。”
　　
　　依稀记得，阅读的当初我对何其芳的哭极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这也许与我那时的偏狭有关，也跟我对名人应有的高度清醒的期待有关。我总以为他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宠儿，他们都有透视历史和未来的能力，怎么能跟凡人一样呢。我那时还好以己度人。别人只要不和自己一样，就断定他心理不健康。说来惭愧，在一个偏远的县城，当哭声震荡整个悼念会场时，我竟然没落一滴眼泪。恶耗传来时，我还特意请朋友喝了一次酒。想自己，看何其芳，我总以为作为一个草民的我能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在艰难时世里发表过典型“共名说”的何其芳不能，他的哭，肯定像有些人一样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的。
　　
　　现在重新思味何其芳的哭，觉得我那时的看法未免太简单了。应当说，当年以哭作秀的人肯定是有的。但何其芳不是，他的哭是相当真诚的。看历史典籍就能知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看重知遇之恩。由于奸臣作祟、豺狼当道，一些才华出众、耿直狷介的读书人多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当一个偶然的机遇出现，受到明主的赏识或某个重臣的提携，从此云开日出、大展宏图时，他自然会感激涕零，并把今后的时光全都当作报恩的开始。“士为知己者死”，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十分器重的美德。他们的报恩活动往往成为代代相传的佳话，而他们的进身途径则会刺激边缘知识分子的幻想，使之期盼历史的机遇重演。何其芳是个幸运的后来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他尚未毕业，就已获得了“汉园三诗人”的美誉。不久更以《大公报》的散文金奖名噪全国。可是尽管写作给他带来了不少的荣光，他依然还在社会的底层里挣扎。大学毕业后他辗转在天津、山东、四川老家，过着教书匠的窘困生活。由于觉着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报国无门，又耐不住寂莫的生涯，他投奔到了延安。这一去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其诗歌和散文虽然每况愈下，可是对中国文人向来十分企望的政治身份，却日逐一日地显赫起来。由鲁艺文学系主任到朱老总的秘书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他的职位节节上升。建国后不但肩负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重任，还曾以理论权威发言人的资格点拨文学的导向。最令何其芳踌躇满志的是毛泽东对他的器识。来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夸奖他“认真”。在讨论《讲话》和文艺整风期间，由于他积极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观猛烈开火，他则被树为脱胎换骨进行思想改造的先进典型。五九年他虽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毛泽东的诗歌主张发生了冲撞。但毛泽东襟怀大度，依然称赞他的观点。他不仅没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风检讨后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安慰和鼓励。当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令人怵目惊心，连亲密的战友和救恩命人都可以无情地斩于马下，何论一介文人墨客。何其芳深知此中凶险，因而也益发感到毛泽东对自己的宽容和厚爱。他怎么能不感激涕零呢？我们还可以作如是推想，换了任何一个领袖都不会给与他那样的礼遇。所以毛泽东的辞世必然让他感到天昏地暗，世界失去了光辉的灯塔。他在十里长街的送行队伍里呼天抢地，哭得连路都不能走了，是他真诚爱戴领袖的表现，也是他知恩图报、人格忠厚的见证。
　　
　　当然，这不是我们认识何其芳的惟一思路。撂下表层伦理的视角，换上深层的精神研究方式，我们从他呼天抢地的哭声中还可以体会出别的意味来。它不简单地是愚忠问题，而反映着知识分子的重大人格缺欠。和西方知识精英的传统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及对精神的高度信仰。他们不是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知识和形而上的追求上，而是定位在世俗生活领域里，特别是定位在权力意志者的认可上。这也许跟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作为弱势群体而游荡在社会的边缘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经过同市俗政权、教权的斗争，取得了独立的社会身份并迫使全社会对他们的操作方式由认可达到自觉的敬重。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形成过一股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像单子般附着在各个社会阶层里，其出路、其价值只能由官场、由权势者给与。因为几千年相沿成习，所以一种意念几乎作为一种无意识根植在他们的骨髓和神经里。就是把官场、权势、政治的认可当作最大值。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惊世之作自豪，却十分看重自己在官场、政治及要人眼睛里的升降。一个冯雪峰作为文艺界惟一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身份就曾让所有文艺界人士艳羡不已。在西方像贝多芬那样站在马路中央，迫使魏玛宫廷的大公们从两厢走过的事例可以找到万千；在中国类似的例子恐怕一个都找不到。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托尔斯泰如此高亢的声音：贝多芬、托尔斯泰在世界只有一个，公爵和沙皇却有许多！在中国的革命文学
家中却绝对听不到如此分庭抗礼的呐喊。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的绝大多数人都甘愿匍伏在领袖的脚下，并用伟大而堂皇的叙事语言把这当作对革命赤胆忠心的表现。如此的谦卑，只有在中国的旧王朝里见过。而何其芳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在同一本书里，他忆及了延安整风期间对王实味《野百合花》的批判。他当时气愤填膺地怒斥：“什么野百合花！是野草！杂草！”不管何其芳有无张扬自己政治正确的嫌疑，读后你会觉得他很犀利、很有先见之明。可是对比毛泽东的批判，他又迅即谴责自己的无能，说：“我当时连‘毒草’ 这个词都没找到。”“野草”、“杂草”同“毒草”的区别果真就那么大吗，以至从中可以看出领袖毕竟伟大、自己毕竟渺小来？非也。那么怎么解释何其芳的对自己的贬低呢？中国知识分子的贾桂人格使然。承袭这种人格永远需要一个自己能够仰视的人物，由他支配自己的灵魂。失去他就不知道如何行动，如何做人。如是知识分子永远处在瘫痪状态，想让他站起来他都站不住。何其芳哭得连路都不会走了，又何尝不是这种精神状态的高度写真？
　　
　　由此我相信一个命题：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扫视中国作家，他们和伟大作品的距离遥远而又遥远。

若干若干年前读师范时，我的古代文选老师对我说，读书一定要读注，而且越是名家的注越要读。后来我知道《史记》“三注”和《文选》“李善注”是最好最好的注了。虽说，对这些书和这些注也没怎么认真看，毕竟读注是我读书的一门功课，而且一些好注也确实有趣，唐德刚译并注的《胡适口述自传》的注就是很有趣的注。
　　先来一点文抄公。胡适的口述自传说道，“那时我因为留学的生活费被减缩，同时我还要抽点钱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唐德刚便在下面写道：“那时的公款留学生，学杂费之外，每月生活费八十美元……那时的一美元约合中国银元两元五角上下。适之先生的同乡张恨水先生在在芜湖的一家报馆做编辑，月薪仅银洋六元，还要养家糊口！”注意，作为适之先生的学生，唐德刚在这里用了一个“！”，便见唐德刚对此事此话的倾向。这一注不但澄清了一些原委，而且从唐德刚的一点点不恭的味道，看出了胡适先生有时的夸张——名人嘛，成名后大约都有一些夸张的成份，也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的“大任”。看来，适之先生也难免俗。紧接着，唐注便开始了发挥：“那时公费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昨日还民牧牛儿，今日便可认锦披朱，到相府招亲去了。”这些话虽说少了点温良俭让，不过对于一个在美国已经取得了大学教授职的人来说，面对自己的老师，面对适之先生在美国的名气，这话还是需要许多勇气的。当然，这也跟胡适倡导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容忍与自由》）的思想一肪相承。也就是说，没有容忍也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事实的”“自由的”表述。
　　继续来读注。当胡适晚年仍对杜威崇敬有加而且对中国学都有在训诂及校勘成果毕恭毕敬时，唐德刚写道，“只是吾人读近代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觉得我们政学两界都害了过分依赖权威的毛病，如果权威没有进步，我们全民族就跟他们一道貌岸然落伍了。”众所周知，“五四”先贤们，哪一位不是以挑占权威的呢？陈独秀、李大钊于帝制中宣传马到成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鲁迅面对儒教深入民族骨髓时，毅然决然地揭露其“瞒”“骗”和“吃人”的本质；胡适所倡导的“八大主义则最大程度地推进了新文化动。“八大主义”被子陈独秀誉为“向古旧文坛”施放的“大炮”（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而当胡适终身摆事实不脱杜威的阴影时，唐德刚先生的注才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这样直言不讳的声音也从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即使是伟人，也有他们天生的某些缺陷。于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人的——但我们有许多时候，总爱将一些人定格为完人。
　　胡适的博士学位，一直是胡适传纪作家争论的话题，也是于今不了了之的话题——尽管都称其为胡博士。在胡适是否具有博士、是什么时候具有博士这一点上，唐德刚煞费苦心——这是一节少见的大约有三千字的注——唐德刚先讲了一些忍俊不禁的故事。譬如，唐德刚写道，巴结教授和主考官是研究生使然，而且一些大学教授也如当年马融一般，这些大学教授们绛帐之内佳丽如云，“他平时哪有细功夫读你的全文”，而且哪有亲自“给你耳提面命”的恩赐？待说到杜威与胡适师徒时，唐德刚说，杜威于中文一字不识，又加之其他几位大考官的七嘴八舌，于是“胡适论文他根本没翻过”，而且“好坏全不知情”。这还不打紧，唐德刚此后便写道“胡适得不得博士，管他屁事！”
　　于是，对于我们这些更不知情的人来说，适之是不是博士更不管我们的事。至少，在唐德刚那里，胡适在杜威手里是没有得到博士的。不过，胡适有没有这个博士的头衔也无关大碍了。胡适就是胡适。因为胡适说过并一直坚守——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ˋ异己ˊ的雅量，就不会承认ˋ异己ˊ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ˋ我的信念不会错ˊ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ˋ异己ˊ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因此，“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容忍与自由》）

　     乔治·桑，许多年前我就开始阅读她，一直没有停歇。我不倦的阅读与她相关的文字，是想透过时间的雾霭，能细赏一番那深可钦佩，大师巨匠倍出的世界文学史、艺术史上的黄金年代，饱览一番众多心仪的艺术家的正面、侧面、其它面。
　　
　　乔治·桑这个长相算不上漂亮娇媚，矮小（只有1.54米高），喜喝酒，狠抽烟，爱骑马，着男装……的女人，一生吸引的可全是一堆重量级别的、优秀、杰出、耀眼的男人：缪塞、肖邦、传说还有梅里美。还有她周围的那些朋友，巴尔扎克、雨果、李斯特、海涅、夏布多里昂、司汤达、拉马丁、福楼拜和小仲马，谁不是一个赛一个？
　　
　　不可理解吧？禁不住暗自揣测，她凭的是什么打动人心呢？她独特的魅惑力在哪儿？还有更奇妙的，她拥有着一种别的女人基本无法企及的能力，那就是用她的爱孕育伟大艺术家的本事。她爱着他们并成功的造就他们，点燃他们的创作之火并让其光彩夺目。她真有双慧眼呵，可以快速、准确、敏锐挖掘出芸芸众生中的智识分子，把他们拉到自己身边。缪塞、肖邦所有最好的作品都是与她在一起时因她而出世的，离开她后，他们的创造力便偃旗息鼓、越来越弱，没了踪影。她的热烈和慷慨的恋爱能力，足证狄德罗“只有情感，而且只有伟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成就” 这句话。经过了解后，我们不能不感佩，不能不由衷的承认她是个闪耀的卓而不群的女人。
　　
　　巴尔扎克称桑为“贝里的母狮”，我想，他指的应当是她的正直、她的俊识、她无比的激情、她的勇气，一个强大和不驯服的女人，一个极其自由，情人不断的女人，一个为女权、共和政体等理想奋斗的女人……。她的生活方式自然引起丑闻和排斥。但我们通过各种资料，得知，她并不是孤军奋战的，谴责的声音很大，此起彼伏。但她身边总有一群艺术家、智识分子和有思想的读者是她的支持团。在离巴黎数百公里远的诺安镇的乔治·桑那个被称为“艺术家之家”庄园中，终日高朋满座，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同时代作家中福楼拜是桑的“蓝颜知已”最是气味相投，灵魂接近。他们的交往，开始于《包法利夫人》的出版，福楼拜在自己的这本新书上题的是“向桑夫人献上一个无名小卒的敬意”。桑读了这部小说，非常之喜爱。从此揭开了两人长达十几年的亲密而又严肃的友谊，482封书信便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书信（由法国Flammarions出版1981年出版）的文字充满了智慧和思想的火花，堪称是法国文学评论资料中最优美的、最讲究的章节。
　　
　　我们不得不思考，女子应当更充分地利用她身体中的哪一个部分？真正的美是什么？思想的美能给我们外貌的美吗？
　　
　　桑自有她深邃的诱人力量。她获得爱不单单靠外表的美。因为她有自己的思想，成为了她自己，所以在当时还是那样保守的时代，她能无视成规，穿男装，她觉得这样的服装更方便舒适，这是需要极大的自信和勇气的。她骑马抽烟，她永远不是那些客厅里穿层层叠叠蕾丝花衣，以为靠描眉涂脂娇脸一张就能拥有男人的女人。桑和这些男人在一起时，是在共同发现知识，交换彼此思想，彼此照亮。他们写作，努力共同创造奉献着精神财富。所以她获得那样多优秀男人的敬爱和信任。她狂放不羁，她对男人的率意挥洒来源于她无比的自信心。她的美和吸引力来自头脑，来自思想，所以她的美不是表层的而是灵魂的。这些是以不断的思考和阅读作基础的。我想没有思想，桑脸上绝不会出现那种独特的韵味。
　　
　　这让人想起杜拉斯，她曾说，“我，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服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这一类事情，在写作之前，是有价值的。男人喜欢女人写作，他们只是不说出来。一个作家，就是一片不可理解的奇异的土地。” 这两个一前一后的法国女人的一生，是这句子太好的注解。她们，写作，并获得了不尽的而且总是美丽的爱情。
　　
　　女人都是怕老的，但我们看完桑的一生，心中便了然，为什么有些女人是不老的？时光在她们的身上是不起作用的。她七十岁时还在诺昂冰冷的水流里沐浴，写作，制作李子果酱，定期与福楼拜、左拉、勒南、龚古尔兄弟一起出席著名的“半月晚餐”聚谈会，并受她朋友们的崇拜。她越来越宁静和深沉地爱和生活。我觉得这种通向成熟圆满的演变是乔治桑的一生最大成就。她五十五岁时写道：“芒索发福，毛里西奥秃头，我有一百岁了。如果我们相爱到足以让我们互相觉得漂亮，有什么要紧的？”，“老了真好。这是最好的年纪，是理解力看得最清楚的时期”。年老色衰在她哪儿已不成为问题，因为她拥有了哲意实足的深刻和宁静。
　　
　　桑，非常非常勤奋，她写了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大量政论文章，以及3万多封被称为“文学史上最优美的通信之一”的书信。文风十分独特，她的文字敏感到了极致，能把读者最生动、最鲜活的感觉唤醒，仿佛画家在浅色的纸上点染了纯纯的重墨。她的小说，现在看来已过时，不研究她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去读。但《一个旅行家的信札》《我的一生》还是充满生命的，值得一阅。
　　
　　DVD的出现，实在让人感激万分，我们可以在家中任性任情的选择影片来看。对于我来说，文字中识得这些艺术家后，我会去找相应的影视作品再来看看，相互印证一下。描述桑的电影看了《恋恋红尘》Les Enfants du Siecle，讲述的是她和缪塞的一段姻缘，导演戴安娜.科依斯也是位女性，颇有些先峰姿态。她用了三年去研究，为我们奉上了这部激情溢的片子。由法国实力派影星朱丽叶.比诺什和班诺.玛吉梅主演。缪塞在识得桑以前，是个标准版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花花公子。生活过得乱七八糟。浪费着自己的生命和才华，认识了丰盈、母性的气质的桑，他便任性、狂热地爱着她，依赖着她，他称她为今生今世最爱的情人。结果三年后，她是保全身而退，而他却是痴狂中了爱之毒的人，痛苦每天啃着他的心。之后，便有了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与我们相见。

        因为身陷名誉丑闻，格拉斯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辩护。在20日写给自己出生地，《铁皮鼓》小说背景地但泽市市长的信中，他解释自己之所以到现在这把年纪才披露曾在纳粹党卫军服役，是因为他觉得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战争结束后，当我知道党卫军曾做过如此残暴的事后，我试图把这段年轻岁月看成短暂而沉重的一段，但是，我却没法将它从记忆中删除。”格拉斯这么写到。

　　他继续写道：“直到现在，我才找到了从更大范围内议论它的正确途径。”

　　但泽是和格拉斯及其作品关系最密切的城市。他出生在此，将其作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铁皮鼓》中的关键背景城市，也因此在1993年得到这座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但在他两周前承认自己曾在纳粹服过兵役之后，包括但泽另一名“荣誉市民”，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波兰前总理莱赫·瓦文萨在内的许多人都要求格拉斯放弃这个荣誉。

　　格拉斯在信中表示，在他的新书自传《剥洋葱》中，他写出了“一个盲目的15岁男孩如何想入海军却被拒绝，但却在1944年的夏季，被不自觉地列为党卫军一分子”的过程。

　　“我要说的是，当我年轻时，我逐渐知道了生活教会我的痛苦课程。我的书和我的政治行为就是例子。”格拉斯写道。

　　“人们也许错误地看待了我的沉默———的确就是这样的。他们还谴责我，甚至不少但泽居民要求我放弃‘荣誉市民’称号。”

　　但泽市长维尔萨在新闻发布会中宣读了这封信。他也曾遭到威胁，要求他撤回格拉斯的荣誉，但他表示，他对这封信很满意，不会这么做。

　　“我觉得这封信很有说服力，我也不再和格拉斯先生站在对立面。我想他已经解释得够多了。”维尔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