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房租太贵，干活太累，白天卖书，晚上流泪！”这是上海一家濒临倒闭的小书店挂出的“最后甩卖”广告。与这些艰难的卖书人对应的是那些写书、印书、做书、发行书的人都在抱怨图书生意赚钱越来越难，而买书的老百姓普遍提起现在的书价往往只有一个字――贵！

刚刚结束的２００６上海书展，开展首日便吸引２万书迷，销售额直破３００万册，单价４２万元的天价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也悄然成交。但绝大多数读者还是冲着“打折”二字才顶着酷暑蜂拥而去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书为什么越来越贵？中国图书业利润被谁吃了？

专家评说：国民读书时代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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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书价虚高尽管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虚火难退的图书价格背后所昭示的绝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当“标天价、卖地价”的效仿之风愈演愈烈、图书价格居高不下之时，当牟利空间就像一块坚冰无法打破时，当更多的人以诘问的形式把矛头指向价格黑洞的时候，书价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多少值得推崇和理解的地方？

目前图书市场比较混乱的问题已经到了让人们“深恶痛绝”的地步。一些书商、出版商为了获取更大利益，买卖书号，隐瞒印数；书商出钱出版盗版书之风屡禁不止，猖獗泛滥；书商、出版商为迎合部分高消费群体和公款消费群体推出“精品”书，没有版权，成本较低、高折扣的“一折书”横行……这些现象只能让中国的图书出版业走上一条弯路。

书价到底有没有谱？

中国书价的不合理在其定价机制，造成该贵的书不贵，不该贵的书却出奇的贵。而且还有不法书商在其中混水摸鱼、虚高定价。

记者在书展上采访了不少购书人，至少８成的读者都觉得现在书很贵，上海书展最大的诱惑就是：１０元一张门票可以买到上万种８折图书，而且每天还有许多品种“废纸价甩卖”。

扛着一套《话说中国》的章建晨说，这套书原价１１００元，去年书市８折热卖，他还是觉得贵，今年降到７２０元他才咬牙下手，不过还是觉得不便宜。

记者发现，书展上还有一套装帧精美的儿童读物《了了看世界》，原价赫然２１８元，现在销售人员吆喝着３０元甩卖。一位带孩子来买书的家长正准备付钱，她说：“现在书价吓人，动不动上百，但这里这么便宜，看来本来定价就很‘黑’！”

还有一套２００１年的旧书《中华文明传真》竟然一度进入书展销售前１０名，原因简单，全铜版纸彩印的１０册精装图书，从５００元直降到１００元。

书价上涨是不争的事实，记者家里１９８２年中华书局版的１０卷本《史记》不到２０元，而现在市场上动辄上千元的彩图《史记》屡见不鲜。

书是怎么定价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张宏告介绍，１９９３年后，经国务院批准，大部分书的定价放开。但中国目前图书定价基本是“按纸论价”，传统按印张定价，现在１个印张在２元左右，其实把所有的书都统一按印张定价并不科学，严肃的学术书怎么能和畅销书一样按纸卖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书已经尝试按市场定价。

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的成玮每月购书金额都在３００元以上，他对书价有独特的评论，中国比较严肃的学术书基本是１元１万字，而很多无聊的畅销书却经常印成斗大的字，时不时还要配上图，如果从买内容的角度看，畅销书贵多了，而一些国外精贵的学术书倒显得不值钱。

书业暴利来自灰色地带

除了盗版和销售垄断、发行腐败外，中国书业在各个环节都存在不规范甚至违法现象。

在上海某机关工作的赖江，从街头书展上买了一套北京某出版社的《世界通史》，原价２２０元的书打３折，买到手仅６６元。后来他在新华书店看到出版社、装帧都别无二致的《世界通史》，原价才６８元，这才知道上了盗版书的当。

其实，在当前各地的图书市场上，时时都会出现这样１折、２折甩卖巨著的情况。业内人士透露，除了正规出版社的积压书以外，这种超高价、超低折的精装书，行话叫大书，无非是先虚高定价，再挥泪甩卖，往往都是些地下书商做出来的书，很多干脆是彻头彻尾的盗版书。这种书的出现，对图书市场危害极大，把中国并不太透明的图书定价机制搞得扑朔迷离。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书业人士坦言，中国正规书业的编写、印刷、出版、销售各环节利润都非常有限，而中国图书市场这块大蛋糕中的真正高额暴利被两种途径吞噬――盗版和发行流通过程中的腐败。

盗版书的成本非常低，几乎只需要印刷、装订，利润空间大得惊人。而且现在盗版呈现假冒不伪劣的特点，选纸、印刷质量可以乱真，对正版书的冲击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此外，流通领域的权力介入、垄断发行成为近年来书业腐败的一个特点。最近陕西、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相继爆出出版发行腐败黑幕。业内人士坦言，图书业腐败是他们最怕也是最无奈的。这种情况不及时有效地制止，中国图书业就没有前途可言。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天价的大书，往往是公款消费、作为礼品书，其采办人、经销商从中渔利不言而喻。这种书一般都不是原创书，没有版权问题，即使卖１折也有钱赚，按原价卖给公家，其中的暴利就可想而知了。

书业有关人士指出，除了盗版和销售垄断、发行腐败外，中国书业在各个环节都存在不规范甚至违法现象。譬如上游的出版机构、图书工作室制造伪书是近年愈演愈烈的丑行，新闻出版总署两次清查出的６８种伪书不过是冰山一角，如经济管理类和韩国畅销小说等领域都是伪书的重灾区。而产业链中游的发行批发单位，尤其是一些民营书商，存在不规范问题也很多，偷逃税款、现金回扣，甚至在正版生意隐蔽下从事盗版买卖。在下游的中小零售店往往要靠偷逃税款来保证营业利润，当经营出问题时常常关门躲债，一逃了之。

拆解图书业利润链

“做出版之前，我是读者，我也觉得书贵；干了出版，我才真的体会到，中国的书不是太贵，而是太便宜。”

当代世界出版社发行部主任李国振拆解了这根图书业的利润链，一般来说，印刷成本应控制在２５％－３０％，稿费或者版税占８％－１５％左右，出版社管理成本占６％，总的出书成本在４０％上下，而出版社给一般批发商的出货折扣为６折左右，大批发商的利润在５％－１０％，零售门市的利润空间在２５％－３０％。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说：“做出版之前，我是读者，我也觉得书贵；干了出版，我才真的体会到，中国的书不是太贵，而是太便宜。”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叶芳分析，首先，中国的这条图书业利润链看上去零售利润最高，但是小零售店辐射面有限，经营困难。做大了，房租、水电、管理成本要增高，投入大、风险也大，而且市面上没有几家不打折的书店，打折竞争不仅挤压了书店的利润，也给读者造成书价虚高的坏印象。其次，批发商风险最小，但竞争
激烈、利润有限，有时受两头挤压。然后是出版社，看似有近２０％的利润空间，但风险非常大，书一旦滞销全部无条件退给出版社，而且还要承担书商、书店诚信风险。鉴于目前平均１７％的退书率，出版社能保住６％－８％的利润就上上大吉了。而印刷厂就更加惨淡经营了。

国有民营争利造成混乱

书店往往为了达到销售目标不惜打折进行恶性竞争，造成批发商、零售商为了生存只能拼命占用上游出版社资源，最后造成一个多败的怪圈。

一位在图书出版业摸爬滚打十余年的资深人士语出惊人：

全国目前５６０多家出版社，如果按规定对库存、资产、债务进行清查，我看至少１／３早就该倒闭，但是现在靠买卖书号活得还挺滋润，民营书商的大举介入，许多出版社空壳化问题已经昭然若揭。

越来越多的民营工作室以各种形式与国有出版社合作，操作出一本本漂亮的畅销书，从各个环节与国有书业进行正面交锋。

那么，民营书商到底有什么本事让国有出版社这样惶恐？张宏分析，民营图书工作室有人才优势，有机制优势，市场反应灵活，成本控制得好。朱杰人说，民营流通渠道得到的图书折扣明显比新华书店更加优惠，久而久之，出版社的出货折扣被民营书商越压越低，影响到出版业的合理利润。

书业赚钱那么艰辛，近年来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这个领域。业内人士分析，大量资本进入书业，不是因为很赚钱，而是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行不太好赚钱，等明白的时候，就会销声匿迹的。王仁定已经做过３００多种社科书籍，他同时又兼任杉杉集团副总裁，他坦言，对他来说，书业只是兴趣，至于靠书赚钱比起杉杉这样的生意几乎忽略不计，但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由于书业门槛低，尤其上游几乎无需成本即可进入，造成大批“淘金者”涌入，带来一定的市场混乱。而且现在书店往往为了达到销售目标不惜打折恶性竞争，造成批发商、零售商为了生存只能拼命占用上游出版社资源，最后造成一个多败的怪圈。

■ 链 接

图书滥印 与书价虚高

――部分网友留言摘编

“不明白出版商为什么要耗费大量人力、资源，印那么多重复的或没有多大价值的书？而且版本不断翻新，装帧日益豪华，而质量却越来越差。特别是一些翻译作品、文白对照‘古籍’，其水准实在不敢恭维。滥印又卖不出去，必然积压，逢到书市便搬出来甩卖，总比化浆合算。”

“书籍的滥印拉动了书价的一路攀升，同一版本的书，短短几年涨价十倍不止；新版书更是动辄数十上百元；尤其那些‘套装豪华版’，标价数以千计，真不知出版商打算卖书还是卖古董、卖装饰品？如果真物有所值倒也罢了，可为什么一进书市、摆上地摊，就身价暴跌，两三折也肯出手了？还是利润空间大。殊不知，虚高的书价恰恰给盗版图书提供了泛滥的空间。”

“如今的读书人大多并不富裕，小康而已。真要是每月掏几百元买书还舍不得，也买不起。有了书市大减价，于是趋之若鹜。可惜，又面对大量‘库底货色’而怅然，真是亦喜亦憾。”

80后作家是炒作概念　失去读者关注度后　出版社转向其他 　群体本身鱼目混珠　大量跟风者最先瓦解——

一周前，郭敬明正式成立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80后作家中的第一位老板。而韩寒也开赛车、出唱片。他俩同为80后作家领军人物，新作却都遥遥无期，80后作家似乎离写作越来越远。

据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2004年巅峰时期，80后作家群体近1000人。其中，处在一线和二线的有近100人，今年已经萎缩为不足10人。

记者采访了68名80后作家，对该群体生存状态做了一番调查——

调查说明

调查对象：80后作家

调查方式：现场采访、调查问卷

调查人数：68人

现状调查

九成人抛弃写作

现在是否还坚持写作？

九成 否 最大原因是迫于生活压力，只好转行

一成 是 最大原因是热爱写作，但现在写作仅仅是业余爱好，几乎不从事专业写作

80后写作是指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群体的写作。大约是在上个世纪末，他们现身文坛，巅峰时期是在2003年到2004年。

新概念作文大赛组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2004年他们收到过近10万篇参赛文章，有近千名80后作家涌现，迅速被推向市面。

“在2004年，处在一线和二线的80后作家还有近百人。而现在，能有10个人就不错了。”该负责人说。

据一份出版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80后作家出版的作品量占当年出版总量的10%，与现当代文学出版量相当。“今年作品量不到1%，80后这个群体已经无人问津，这就造成大批80后作家无路可走。”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说。

现状原因

80后群体自我瓦解

在80后作家刚出现时，就有专家分析说，80后作家群体大多数不过25岁，生活几乎无保障，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群体。

“80后作家群一直是鱼目混珠，很多人都是跟风而来，打着80后的旗号想分一杯羹。”曾接触了一批80后作家的周萧说。

“这些所谓的80后作家都是看一些口水小说长大的，写一本两本书可以。当80后这个概念不再让他们骄傲，这些人最先瓦解，他们占很大比重。”周萧说。

出版社无利不出书

接力出版社副总编黄集伟分析说：“80后其实就是一个炒作概念，有了这个噱头，大家都能捞到好处。当这个光环褪去后，80后这个概念也无任何意义了。”

在记者采访的68名80后作家中，几乎都不愿称自己是80后作家，甚至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强加给他们的一个帽子。据记者了解，他们在2004年只要出书的都被打上了80后作家的名号。

“除韩寒、郭敬明这样的少数人外，现在没出版社愿意出80后作家的书，写了也没用。”采访中，很多80后作家这样说。

在80后作家最红火的时候，湖南文艺出版社曾网罗了一大批80后作家的文章结集出版，结果很多书都砸在手里卖不出去。

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一位负责人说：“出版社是需要利益的，当80后作家这个概念不再成为读者关注的话题，出版社自然转向其他，这实际上是断了80后作家的路。

出路个案

小饭：

结婚生子压力大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

代表作《不羁的天空》

因为女友怀孕，小饭已经结婚，在上海一家三资企业做电子杂志，天天上夜班。

“赚的钱刚够养活自己，现在偶尔动动笔，因为上班比较累，很难再有精力和时间。”小饭说。

小村：

卖过衣服 摆过地摊

大学辍学

代表作《十少年作家批判书》

漂在北京的日子里，小村在五道口租门面卖过衣服，摆过地摊，还在酒吧当过服务生。

说起写作，小村说：“写作，当然一直都想，但是人总要生活。”

蒋峰：

《男人装》杂志当制片

大学辍学

代表作《维以不永伤》

蒋峰目前在《男人装》杂志做制片，算是80后作家中混得不错的。

谈起现状，蒋峰觉得很满意。“租房、吃饭，现在赚的钱也刚够我花。”他说，当初找这份工作就是因为自由，一周可以把一个月的事都做完，剩余时间自己可以写点东西。

出路探访

七成人攒书为业

80后作家小Z（化名）曾获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现在没工作，只能帮一些书商和出版社攒书，月收入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

像小Z这样的占到七成，他们都为了生存给出版社和书商从事编辑工作。仅记者采访的对象中，就有将近50人坦言自己曾替出版商工作过，帮他们攒书。

周萧说：“说好听点是编辑，其实大部分都是帮着书商攒书，有时候自己就充当枪手。”

两成人四处求学

还有两成的80后作家在四处求学，这些人的家境算不错。

“一会儿再聊行吗，我正在剧组搬东西呢？”当记者给孙睿打电话时，他正在一个朋友的剧组里帮忙。

写过《草样年华》的孙睿一心想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在经过两次失败后，他终于在今年考上北电导演系研究生，成为田壮壮的学生。

“还有半个月就开学了，我肯定不会放弃写作，干导演和写作是不分家的。”孙睿说。

一成人坚持写作

韩寒：想写了就动笔

对于坚持写作的原因，韩寒说：“想写就写呗，我觉得我写作没什么大的理由，有事想说了，想写了，就动笔了。”

谈起80后作家，韩寒不但否认自己是80后作家，还称“80后作家的作品太幼稚了，简直是给学龄前儿童看的。”

“那些小孩的作品太装了，把自己搞得特小资，一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而且，这种以年龄划分也是不科学的，我觉得现在的作家都比较个性，又不是苹果按品种分分就可以了！”韩寒说。

郭敬明：调剂紧张生活

“我创作的动机，无非是‘写着玩’，作为紧张生活的一种调剂而已。对我来说，写作这项主业仅仅是我的个人爱好，不是生活的全部。每次我都是真正有了写作冲动才会动笔。”郭敬明说。

郭敬明说：“我和所谓的‘80年代写作群’基本没有什么来往，80后这个概念完全是人为强加的一个帽子。”

        国际在线报道，8月10日，“中华网2006年度中文原创长篇小说选拔大赛”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华网文化频道牵头，联合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北京鹏飞一力图书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旨在打造未来三年的最畅销书，丰富读者的阅读内容，同时为中国的优秀作者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据活动的负责人介绍：“为了给优秀作者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本次征文对题材不做限制，只要思想内容健康，字数在六万字之上即可。”

　　据介绍，本次活动设有丰厚的奖励，一等奖将会获得38888元的稿酬，而主办方将与作者签定出版协议，并于07年1月推出新书。同时，本次活动的作品评选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将邀请包括梁晓声、刘心武、朱大可、李银河等知名作家和学者担任评委，主办方将综合评委意见和网友投票情况评出获奖作品。

　　另悉，本次活动的投稿日期截止到2006年10月31日，为了方便网友投票，本次活动一律采用网上投稿的形式，具体情况可登陆本次活动的网址（http://culture.china.com/reading/zhuanti/dasai/），或者拨打赛事电话：010—85184499转369/367及010—85967022查询。

　　或许是饮食始终未走出原始之故，日本无味道一词，却很爱把其他人为的事物名之为道，如柔道、剑道、弓道，茶道、书道、华道，笼统地归为两道，即武道与艺道。柔、剑、弓之类属于武道，茶、书、华(花)之类属于艺道。单说剑道，本来叫剑术，也有人把剑禅合一，名之为剑法。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都认为剑术在战场上没用，待以白眼，练剑(单刃的长刀，就叫它柳叶刀吧)的人为求进身，把剑术改了叫兵法，自称兵法者。宫本武藏以杀人为生，称剑术为道，不过是粉饰自己的嗜杀罢了。到了明治时代，废藩置县，武士变成丧家犬。为活命计，或上街卖艺，或开馆授徒。也有人举办“击剑会”，像相扑一样比赛敛钱，但政府怕这些遗民聚众滋事，予以取缔。数年后开禁，许可从事“剑术业”，但部分舆论仍抨击为无益之业。1882年，一个叫嘉纳治五郎的人开武馆，把古来的柔术改称柔道，武馆名为讲道馆。之所以改术为道，他说，一是因为世人对包括柔术在内的传统武术没有好印象；二，术是应用，而道为原理，当然也不好叫“柔理学”、“柔理论”什么的，那就新过了头。当时教育部“就击剑柔术等在教育上的利弊”搞调查，结论是否定，嘉纳越发从精神修养、人格陶冶上强调柔道的教育价值。嘉纳这个人非常能忽悠，但道字一时也不易普及，例如以写日本出名的小泉八云写了一篇随笔《柔术》，嘉纳译载在自己的杂志上，硬给人家改成了柔道。风云际会，日本对清、对俄打赢了两场战争，国粹大兴，掀起武术热，武馆兴隆，击剑、柔术也编入中学体育课。嘉纳鼓吹柔道完成自我、补益社会，适应了文明开化的近代社会，影响及于其他武术，大约在1910年前后，剑术也叫做剑道了。1919年，以官方为后盾的大日本武德会把剑术、柔术、弓术改称剑道、柔道、弓道。某学校明示:废除多含游戏之义的术字，采用标举人性修行的道字。1926年教育部把条例中的击剑、柔术修改为剑道、柔道，1936年列为必修科，目的是振起攻击精神、练就实战性气魄。文学为虎作伥，最大的虎伥是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报纸连载始于1935年)与富田常雄的《姿三四郎》(1942年出版)。后者的原型即讲道馆，主人公姿三四郎的前辈户田雄次郎源自小说作者的父亲。职司宣传国策、引导舆论的情报局大力推荐《姿三四郎》，黑泽明拿它执导了第一部电影。这两部武道小说把武道的意识形态大众化。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当即禁止了武道活动及教育，日本政府跟着把武道一词也禁了，而后来以体育之名复活武道的也是这政府。武道教员像早年的武士一样丢了饭碗。日本又卧薪尝胆，过去把欧美传入的体育武道化，这回把武道体育化。道字犹在，不免仍带些遗臭，但好些人的醉翁之意正在于此也说不定。

　　道高于术，高于技或法，这种哲学可以到庄子那里找根源。实际上日本人平时并不大说“道”，剑道叫剑术，书道叫习字，花道叫插花，出版之际才好叫花道大全、茶道全集什么的。茶道本来叫茶汤，19世纪末才与时俱进，游乐、技艺都道貌岸然了。总之，道可道，似乎也不很非常，我们中国人一听便会心一笑。

《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美)茱迪·史珂拉著，
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15.00元。

　　
　　1989年5月，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史珂拉女士在犹他大学的“坦纳讲座”中发表了自己对美国宪政的总体性看法，并于1991年将其形成论文付梓成书，在书出版的第二年，她便仙逝。对关注美国宪政的读者来说，史珂拉的临终之作短小而凝练，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实为上佳之作。

　　史珂拉认为，寻求接纳而获得公民身份乃是美国宪政史的基本动力，从被排斥在外(黑人奴隶、女性)到介入政治领域之中，对公民地位的渴望是美国宪政历程的核心线索。这种热望的真实历程和现实处境体现为，一方面美国的立国之本是政治权利平等思想，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政治历程和经济领域中将大批人排斥于公民权之外，这种张力贯穿在美国民主史的每一阶段。因此史珂拉将美国公民权的核心归为选举权和收入权。

　　就前者而言，投票乃是获得政治共同体的内部认同和成员接纳的标志和认证方式，“是选举让人成为公民。”正因为如此，具体的投票动作在史珂拉看来是不甚紧要的，公民不去投票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冷漠，而只是因为他已经获得了成员身份。进一步说来，个体被赋予选举权仅是政治共同体的身份确认，而争取现实利益则需进一步的政治行动，因为选举权本身并不能直接保护个体利益，个体必须在其基础上组成团体才能更好地维护其自身利益。

　　人格上的平等乃是选举权的核心标准，因此选举权是超越阶级、财产限制、肤色、种族和性别等特征的。肤色和种族问题自不待言，史珂拉特别强调了财产限制的问题。在古典时代，财产限制是普遍的，但即使到了1829－1830年的弗吉尼亚制宪会议期间，也有人将共和国看作一个合资公司，以贡献钱财多少的标准来分配政治权利从而否定了普选权。史珂拉站在契约论的基础上认为，“共和国不是一个商业公司，而是一个用契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联盟，共和国的公民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用公司法的术语来说，共和国是一个“人合”团体，而不是“资合”团体。

　　正是在这里、史珂拉认为必须在经济领域实现基本的平等，才能真正保证政治权利的平等，这就是史珂拉把收入权看作是美国公民权的基本要素的原因所在。换言之，人们通过契约论的证明和现实历史斗争而获得的平等选举权和公民地位也有可能因经济劣势和由此引发的依附境况而大打折扣，“任何集团运用自己的财富‘在政治事务中行使超越自己影响力部分的权力’”有可能摧毁平等政治权利格局，将美国引向新的贵族制和奴隶制。

　　因此，获得平等政治权利的个体必须在社会经济领域能够赢得足以自我生存和自我独立的经济份额，才能保障政治权利的平等状况。如果说“能投票”使得人们迈向公民地位的话，只有在“有收入”的情况下，我们才是真正的公民。史珂拉认为劳动和收入的权利虽然没有明写在宪法之中，但却是整个政治结构的前提，是众多利益中最为优先的一个权利主张。同时她指出，那么收入权的政治效果也可以通过社会救济来实现其效果，即自我独立和自我支配。无论如何，在经济上实现自主地位，从而实现经济领域的平等和独立工作的意识，是美国公民权的另一个要素。

　　而正是在此处，史珂拉对美国公民身份的总结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两个正义原则大有可比较之处。罗尔斯在政治权利领域的“平等原则”可以对应史珂拉讲的“选举权”，即赋予基于人格平等的政治权利，并通过此权利将去除阶级、肤色、种族以及性别特征的人们融入到同一共同体之中(所谓“无知之幕”)；而社会经济领域的“差别原则”则通过实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社会经济分配上达至公平，实现“民主的平等”，这跟史珂拉讲的“收入权”作为平等公民的必要条件，似有息息相通之处。

我认识许多编辑。因为写作方向在思想、学术上面，认识的编辑也多半是思想学术类刊物的编辑。他们中不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方土地思想禁忌多，我在思考、研究和写作上不接受任何禁忌的约束，写出的东西往往不合时宜。思想禁忌这东西，用来钳制人的思考和写作，不一定管用。只要自己精神上是独立的，再多的禁忌都阻止不了自由的思考、探索和写作。可它在限制自由思考的成果变成出版物上，却能量非凡。无形的禁忌化为明确的禁令，出版界就处在了头悬达摩克利斯剑之境。我的稿子不少直接涉及当时尚属“不宜”的论题，这些“不宜”稿子大多问世，多亏得处理稿件的编辑们有担当。

一

我国思想学术编辑很不好当，不光要具备胜任工作的相应素养，还得准备承担本不该由编辑承担的风险。担额外风险，拜国情所赐。每家报刊、杂志、出版社名义上独立法人单位，其实上有婆婆管制（不止一个），下有发挥余热的死盯。上管下盯，出版物动辄得咎。当然，并非所有出版物都如履薄冰，严管对象主要在思想学术性方面，特别在读者范围较广的非学术的思想性方面。这类出版物触犯禁忌，过去一般拿作者是问，虽然委屈思想自由，可好歹歪打正着跟“文责自负”的通则对上了号。自从惩处对象由作者向编辑转移，编辑的风险就陡增了，轻则写检讨、扣奖金，重则砸饭碗，搞不好还株连整个报刊杂志或出版社。仅我认识的编辑朋友，有这等经历的，都记不清多少位了；我有联系的刊物，消失了的，也好几家了，最令人惋惜的是《方法》、《东方》和《东方文化》。

我是1998年偶然看到《方法》杂志的。大气而又洋溢着现代气息的封面一下就吸引了我，翻开杂志，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份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思想锐利的月刊。投石问路寄去《民主的后援力量》，不料想很快就发表了。后来寄去多篇文章也相继刊出。联系多了，渐渐了解到这份在国内外广有影响的思想性杂志编辑部只有几个人，却雄心勃勃，硬是在思想性出版物很低迷的情况下把杂志办成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平台，经济上也实现了自负盈亏。然而，当《方法》在社会影响上和经济上都步入良性循环之时，却不料杂志的自由倾向已经招致厄运逼近。为了杂志能够继续生存，编辑部作了大量努力，一批两院院士也以高度的评价对这份中国科协主管的杂志表示支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1999年3月，《方法》停了，说是整顿，却再也未能获准复刊。

从向《方法》投第一篇稿到它停刊，编、作之间的合作不到一年，却很难忘。他们收到稿件，会很快就把处理意见通知作者。发我第二篇文章时，建立了电话联系。那天很有意思，一天之内接了编辑部三个人的电话，内容一样，都是通知我文章采用了。我有点纳闷：怎么这么隆重？杂志停刊后，见到来蓉办事的原执行主编李可，听他聊《方法》，才知道编辑部的女士和男士拿我的性别打了个赌，打电话证实赢输来着。这有趣的小插曲之外，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并非职业编辑出身，却表现出优秀编辑的素养。首先是充分尊重作者，有问题及时跟作者沟通，不轻易作文字改动，更不阉割文章的精神。我认为这是对作者精神世界的尊重，所以很看重这一点。特别是此前有过的和后来仍不时遭遇的一些文章被改得惨不忍睹的经历，更让我觉得，在一个对支配、扭曲人的精神普遍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中，这种尊重十分难能可贵。再就是敬业精神。我见识过某些编辑借自己掌握着公共传媒的有利位置经营自己，包括利用跟作者的关系经营自己。但《方法》的编辑为推出心目中的好作品竭尽全力，跟作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欣赏彼此工作的单纯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编、作关系。因为这，我把他们视为朋友，联系不多，但彼此关注着，有机会的时候则见见面。2001年在北京再次见到了李可，他信息多，特别能侃，带来一顿信息大餐。那次在北京还认识了《方法》的美编陈威威。她当时已在中评网。她为中评网设计的主页，底色是纯正的黑色，页面正中是一头体型健美的金色猎豹，只是嘴里叼的不是羚羊，而是一支冒烟的香烟，正吞云吐雾呢。这页面真是漂亮而又充满幽默感。威威倒是在继续发挥特长，但其他几位都没能继续办刊物，实在可惜。

《方法》之后，轮到《书屋》当出头鸟。之前“北有《方法》南有《书屋》”，就已经使书屋很受关注了，方法一停，书屋便处在了风口浪尖上。跟方法一样，编辑部很精干，就三人。主编周实，我没见过面，但从杂志风格和读他的诗集，知道是一个执着、坚韧，敢作敢为、抱定目标不回头的人。认准的好稿子，顶着雷也要发出来。本来就惹眼，还经常上演惊险动作，麻烦自然少不了。大抵好稿子，都不可能在思想上循规蹈矩，所以很容易触及到什么禁忌或冒犯到什么权威。结果，发好稿和杂志的平安竟常常不可兼得，但这位主编心大，熊掌和鱼都要，于是，就多了一门必须经常做的“功课”：向有关部门作检讨。有时还得专程赴京检讨，缓和可能灼烧掉书屋的怒气。然而，在接连发了几篇达数万字的重头文章后，特别是发了一位去国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问题的长文后，引发的怒火就不是检讨能平息的了。不过，对书屋的处置不像对方法杂志，书屋没被停掉，但编辑部彻底改组，原先三人一个不留，统统走人。有意思的是，整肃后的书屋没过两期，就悄悄向原来的办刊方向回转，当然，新编辑部谨慎多了，惹大麻烦的文章是不会发了。

周实一定是钟情于思想领域，后来在网络世界开辟新的空间，搞起了《真名网》。曾来邮件邀请我注册帖文，可我笨，从未注册成功过，几乎有点注册恐惧症。网站帮注册了，还告知账号和密码，我倒是上去了，看到一个很出色的思想平台，可就是不会贴文，真是有负邀请。

比起《方法》、《书屋》这类非学术的思想性刊物，广州的《东方文化》每期都有相当比例的学术文章。可它刊登的学术文章一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注；二不属于我国学界特别盛产的配合性“学术”，这类“学术”占据着那些号称权威的学术期刊大量版面，即使一些有个性、有追求的很不错的学术期刊，为着增加安全系数，每期也总得安排它一两篇。但在《东方文化》，我没看到过有此种“学术”文章。这一来，它就很异类了。

我跟《东方文化》结缘于我在1999年初秋写的《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一文。文章揭露当年从夏季开始在“教育产业化”名义下暴涨学费的实质及其后果；批驳为学费暴涨辩护的种种说辞；通过与美国一些大学在坚守大学核心价值前提下进行的一定程度产业化尝试相对照，指出中国式教育产业化把人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举措扭曲、变形为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由于“教育产业化”名义下的学费暴涨乃是伴着1999年6月中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过后才透露的家庭要多担教育“成本”的风声出现的，似乎是获得政策支持的做法。公共传媒一如常见的那样，对这一显得大有来头的举措几乎一边倒的辩护、叫好。质疑和批评很少见，即使有，也是被打磨过的和被置于陪衬地位的。我以近万字的文章对此进行系统剖析，跟时令精神大大犯冲，没有一家报刊敢顶风发表。2000年初才有地方报刊摘登了片断。而这年四月，一家书店请我作讲座，我讲了这个问题。次日，本地青年报在头版以《……炮轰“教育产业化”》为题介绍了讲座内容，第二天报社就遭到整顿，写报导的记者受到重重惩处。如此大动干戈，肯定不是因为这篇报道用了一个蹩脚的标题。辗转一年多，2000年底发给了素无联系的东方文化。此时的公共传媒在教育产业化问题上还是显得讳莫如深，我对文章能否采用没抱多大希望。但出乎意料，东方文化一收到就很快定下来。文章在2001年2期全文登出，原汁原味，一字未动，后来发的多篇长文同样如此。从这篇文章开始，副主编余皓明跟我建立起经常性的电话联系。从第一次电话我就发现，她很乐于也非常善于跟作者沟通。后来，除了约稿，还常常在电话中谈起她对杂志的设想、打算组织的选题……言谈中，觉着她十分热爱编辑工作，而且全力扶持岌岌无名却很有才华的青年作者。有一次，我读到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记得内容属于中国史范畴，文章篇幅不长，但文字洗练、见解不同凡响，且考证翔实、严谨。看得出，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字里行间透出的智慧、幽默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姓名我从未听说过。一次她来电话时我好奇地问：“这季x是谁啊？文章写得可真漂亮！”余皓明告诉我，是一位正在复旦读博的青年人，已经发了他几篇文章，正在帮助联系出版他的学术文集。她还讲了不少轶事，作者那些书呆子气的故事，直让人忍俊不禁。后来听丁东、谢泳也讲起，季x完全活在书斋里，全部时间都在读书，极不善于跟外界接触。听了读了，我很感慨，学界浮躁越来越甚，却还有人这么耐得住寂寞、这么脚踏实地做学问，实在不容易。虽然关在书斋，头脑中却风云激荡。从已经读到的文字，我敢断言，他将是学术上有大成就的人。

如果东方文化能一直存在，以余皓明不论资历、不重关系而只以质量取文的作风，她还会继续推出优秀作者给读者新的惊喜。遗憾的是，2003年下半年，东方文化面临危机了。主管方说要将办刊方向转到时尚上。为何要这样？原因秘而不宣。为了保住这份有良好信誉的杂志，余皓明他们作了持续的努力，其中的艰辛，局外人很难想像，我是从她那段时间的电话和邮件才多少能体会一点。但再怎么努力，仍然跟方法杂志一样，最终没能保住。不同的是，方法杂志死得明明白白，东方文化死得不明不白。

大概最后一期上登有一张编辑部“全家福”照片，从照片看，余皓明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南国女性。但她编的稿子让人感到她的胆识和魄力。

同时在2003年底停刊的还有北京的《东方》，这也是一份在思想、文化界享有良好声誉的期刊。

二

上面提到的几家刊物风格各异，但它们的编辑有很多相似处。胆识、魄力、敬业，特别是都很尊重作者的精神世界，尽可能呈现作品原貌。所有这些，尤其后面这一点，其实是优秀编辑最具共性的特征，我认识的其他优秀编辑也个个如此。虽然在道理上，尊重作者的精神产品是基于思想自由原则的通例，但在中国并不具有常识的地位，做起来很不容易。现实中一些无法忽略的力量使认同这一原则的编辑也可能对文章进行伤及内容的处理。对作者来说，看到自己的文章被阉割是很恼火的。在编辑方面，这样做常常也是不得已。很多情况下，为了能够通过审查，编辑不得不对文章的观点和表述进行艰难取舍。诗人李静也是我认识的一位出色编辑，曾先后在《北京文学》和《东方》做编辑工作。她约我写过几次稿，次次遇上杂志的多事之秋，写好的稿子最后都搁浅了，但彼此都有一份理解。后来，她就删改《公民诞生的条件》一文发来邮件，看到信中把被迫的文字删改自喻为“精神上挥刀自宫”，还有“内心产生罪恶感”这样的话，我意识到，对一个好编辑来说，自己动手作非己所愿的删改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然而，有很多编辑却并非如此。

我国曾长期贬斥思想自由，后来没再明确贬斥，但还是拿它当防范对象；而统一思想、支配和控制人情感、价值观的持久嗜好，早就使得对人精神世界的干预成家常便饭。至少直到1990年代，不少期刊的征稿启示上都还专门有“编辑部有权对文章进行改动”这样理直气壮的声明，至于改动是不是该跟作者商量、沟通，就免提了。特殊的环境促成了期刊对作者的精神霸权。这样的办刊环境下，编辑队伍中相当部分人压根不具有一种基本认识：一个人的文字——如果是真实思想的表达的话——，无论观点内容或包括语词选择在内的表达方式，都是作者的个性、思想情感、精神价值倾向、思维特征的反映。如果不是思考和表达上的疏漏或者篇幅限制，能不动尽量不动，如果非动不可，应该先跟作者沟通。但不少编辑毫无这种意识，喜欢大笔一挥，作完全不必要的改动。以我的经验，不必要的改动，几乎无一例外会改出毛病。数年前我写《大学之魂》中有这样一段：“即使在谎言可以任意传播，真理被当作异端搜索和镇压的专制暗夜中，大学仍是一块自由的绿洲”。不料，收进教育自选集的这篇文章，“专制暗夜”前面给凭空添上了“中世纪”，不仅意思给弄拧了，而且把一种我根本不同意的对中世纪的性质判断强加到我头上。我可以理解，该编辑对中世纪的这种看法是受我国教科书的影响，但不可理解的是，编者怎么能把自己视中世纪为专制暗夜、而且把人类经历的专制暗夜限定在中世纪的看法强加于我？通讯如此发达，作这样性质的添加，为什么不征求作者意见？遇上的比这更糟的强加于人是把政治权势人物的话塞进我文章。某政经类核心期刊04年要去我关于教育问题的几篇稿，稿子迟迟不用倒也罢了，被删得七零八落也罢了，可当我看到网络版上的文章给塞了一段“xxx语录”，这种从观念、信仰和情感上强加于人，还把靠引述政治权威的话显示真理在握的恶劣学风强加于人的做法使我极为愤怒，措词激烈地写信抗议。还好，杂志社很快回信表示接受意见并表达了歉意。而一周前收到的一份杂志让我见识了另一种强加于人。杂志上一篇署名“肖雪慧”的五千来字文章，竟有四分之一篇幅涉及其他学者观点的文字根本不是我原文的内容；而对我所写内容作的一些毫无必要的文字变更又把原本好端端的意思弄得牛唇不对马嘴。给我添加许多文字其实蛮辛苦，可是，添加者为什么不想想，把其他学者的观点弄进我的文章（而且充当了我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岂不是在强迫我接受别人观点？

被施与精神强加，仅我自己就如此频繁遇上，别人遇到的也肯定少不了。也许有人认为这司空见惯之事没什么大不了。然而，不被篡改，不接受不属于自己思想的文字，是思想者的基本权利；杂志社一方，尊重作者的精神世界，不强加于人，不把根本不属于作者的文字张冠李戴到作者头上，是应该遵守的基本职业规范。可是，这一基本规范竟然还未提上日程。从网上查到的一份有关中国编辑学会于2003年召开的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的会议纪要，对代表们的发言总结了19个方面，竟没有一个方面甚至哪怕一句话提及这一点。如何基于对思想自由原则的共同尊重确立编、作之间健康关系，似乎是我国编辑学的盲点。这种情况下，那些尽力呈现作品原貌、坚持与作者就文章内容沟通、交流的编辑就更显难能可贵；而那些有过这类失误但一经提出便倍加注意或以某种方式作出回应，同样难能可贵，例如上面提到的那家政经类核心期刊表现的风度和诚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xx科学论坛》。几年前一篇文章经他们一个看似不大的改动，一下就使改动部分文风变了，引出我一封长信。编辑部同样表现出风度和诚意。副主编张x还对我由这一改动触发就语词选用与作者情感、思想倾向的关系写点什么的想法表示支持。之后，凡对文章有所改动，都会及时通气。改动意见一般都很高明，既可避免触雷，又不削弱文章的思想力度，而这，我自己是作不到的。在他们那里，虽然有几篇已经编好的文章最终没能刊出，但我了解这种杂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处境，理解他们的难处，丝毫不影响继续合作和彼此的友谊。从这段经历，我发现，作者与编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既可以使双方保持沟通，彼此还都可以从交流中发现自己的盲点。 

 

跟编辑们合作的若干愉快或不愉快经历使我感到，优秀的编辑在推进我国的思想、学术进步上，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基于思想自由这一普世价值的相应规范的缺席，使优秀编辑不得不把许多精力用于在发优质稿件与规避犯忌之间小心平衡。

中国真要想实现创造力的勃发，不能永远自外于思想自由原则，不能自外于由它衍生出来的学术规范、编辑规范。就编辑界来说，只有当这一原则确立起来，才能真正获得编辑工作所必需的宽松环境。

2006年6月24日

首发民主中国

      从监禁到自由，从《死屋手记》到《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个富有特色的，成功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精神分裂者。

    这种变化是可怕的，也是经验所不能容忍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使一个才华横溢，对生活充满了热望的人在自在的蓝天下不能忍受自己曾有过的理想与希望，不能原谅自己的理性与自制？

    罪恶与不义能够击倒陀思妥耶夫斯基吗？看来不能。上帝端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中，这使他始终坚信，在监狱之外是另一种生活。“从监狱高墙也能看得见的天堂，引起他对未来，已非遥远的未来的向往。这样的时刻会到来——监狱，打着烙印的面孔，非人的辱骂，永恒的殴打，野兽般的长官，臭气，污浊，自己和他人不停作响的镣铐——这一切都将结束成为过去，新的高尚的生活将要开始。”

    在肮脏、恐怖、残忍、无耻、失控之中，陀氏从没有放弃过理想与希望。这并不是说陀氏以为在监狱之外，不再有罪恶与不义，无耻与下贱，不，陀氏永远也不会这样认为。陀氏知道监狱之中的一切均是现实，普遍的现实。在监狱之外，所有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同样是可怕的和极其难堪的。问题在于，监狱给了他一个局限和视角，这个局限与视角使陀氏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现实与理想泾渭分明，自由与镣铐水火难容，上帝因为邪恶与不义而存在。监狱是如此的狭小，这样的狭小是可以给陀氏的内心以无穷遐想和深邃的希翼的。在丧失了行动的自由之后，思想的翅膀可以无所羁绊的飞翔，不用担心有天之涯海之角，不，在监狱之中，思想之鸟的天空是真正的无边无际。这样的辩证法是残酷的，他使一切都变得可以容忍，可以承受，希望成为了不落的太阳，理想一如高加索山上的冰川一样悠远绵长。当自由降临，蓝天与空气可以任其享用时，一点点不义都变得不再能够忍受，在无边无际的自由之中，陀氏感到了种种难以承担的束缚，监狱生活使陀氏不是变坚强了，而是变脆弱了。在解脱了镣铐之后，行动的无碍使思想处处碰壁，这使陀氏开始省视自己，这种省视带来了对自己的恶心。“难道这是我说过的话，发过的誓言吗？”“当时我的心灵隐藏着怎样的热望！我想，我下定决心，对自己发誓，在我未来的生活中不再重蹈过去的错误，失志的覆辙，我给自己勾画出未来生活的蓝图，并坚决去实现它。我又复活了盲目乐观的信念，我将实现也能实现这一切。我期待，我召唤……”这样的追忆与对追忆的剖析是残酷的，陀氏突然看到天空和监狱，理想和锁链，决不像他曾经想象的水火不容，一切都是美丽和虚幻的想象之物，我们愚昧的在视角的限定下生活而不自知，所有的自由与美丽，理想与希望不过是“这一堵墙”的反弹。可是，不服从这堵墙，还能怎样呢？可有没有墙的天空，可有没有监狱的自由，可有没有戴镣铐的理想？一切罪恶与不义不再是问题，陀氏的痛苦起源于对人的局限及不能摆脱局限的处境的洞悉，更为可怕的是，他因此而不再认为“上帝”是自明的，有什么规律可以是自明而不受视角的限定呢？一切存在的根基都动摇了，但他依旧想为这束缚重重的人生寻找一个立足之地，除了疯狂和自虐，他还能做什么？

   《地下室手记》就这样成为了一部伟大的著作。他是反风格，反特色，反理性的，疯狂的。一切为视角所限定的东西他都反对，同时，他也反疯狂，这就成为了一种歇斯底里，一种语无伦次，陀氏不想告诉人们，这就是存在的根基，他只是想真实的活着，不为自明所遮蔽的活着，他别无选择。

    谁能想象，这样的疯狂可能恰恰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清醒呢？

     如果认识到了天空和监狱，理想和镣铐的同一性，除了这样，我们可还有选择吗？

今年的“莱卡好男儿”选秀活动完全延续了去年的“超级女声”风暴，而且其声势还远远过之。清一色的花样美男选手，阵容浩荡的FANS团队，高效率的商业炒作，汇聚成摄氏43度——堪比近两日的重庆高温——的热情，再次将整个中国融化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娱乐秀场，再次展现了我们所置身的喜剧时代的狂欢化气质。昔日流行超女，今日流行超男，可以解释为性别的风水轮流转的缘故。我们看到，两大赛事的运行程序，乃至所遭遇的责难之声，竟没有什么迥然的差异。依照这一趋势，“超女”不仅是一种以攫取利益为使命的商业秀，还可能成熟为一种社会竞争的选拔机制，渗透到文化与政治的土壤——而它已经化作事实。如在去年，北方的某一城市考评十大优秀教师，就以学生与家长为对象，采用手机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拔，据说使“十分严肃的话题演变成一场时髦的短信大战”。

确实，放到过去，教师之类的“十佳”出炉，多半为更严肃的上级政权所指定，而无须顾及什么芜杂的民意。某些评论者认为，优秀教师不是“超级女生”，那些公益性的，或者政治色彩浓厚的评选名目，千万不可滑入娱乐化的温床。如果一切都由短信票数来决定，那么未来将是怎样凄惨的情景？——这一质问的力度，我们都应该承认，但同时，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什么会出现短信评选“感动长春十大校长和教师”、太原市“十佳班主任”和“百优教师”？难道仅仅因为超女风暴的冲击？还是以前的评选程序僵化呆滞，丧失了起码的公平性？反过来追问，为什么从娱乐起步的超女机制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存在即合理，它的理性何在？它所体现的那种精神——姑且称之为“娱乐民主”（或超女民主）——终将走向何处？

上述问题的核心，就是娱乐与民主之争。在去年的超女风波，便有人从民主的角度诠释这一评选的意义，相应的反对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对此，我的看法比较折衷：超女的本质是一场经济秀加娱乐秀，主办方本来没有将其作为民主之实验田的设想，他们选取短信投票这种沾染着民主色彩的外形，纯粹出于利益的斤斤计较。而承认这一点之后，还应该明确，民主并非超女不能承受之重，那种认为以民主评价超女实乃过度诠释的观点，很可能犯下两重错误：将民主看得太高，将超女看得太低。其实民主不仅是所谓的宏大观念，它务必是下降到日常生活之中的点滴经验。一言以蔽之，超女机制生产的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它的有限，一是因为娱乐的本质可能侵害民主的形式，二则针对发短信投票的参与者而言，他们只占据这个社会的一小部分，大多数人都在冷眼旁观，几十元的手机费，凄然构成着民主与非民主的醒目界限。

今年的“莱卡好男儿”开赛以来，却是很少见娱乐与民主之争的死灰复燃。或许，人们逐渐认清了这一评选机制的娱乐本色：譬如在去年，每一轮投票，任何一个手机号码只能发送十条支持某一选手的信息；在今年，这个制衡性质的限令就被取消，代之以无限制（或者是二十条？）的短信投票，这无疑更便于增加主办方的收益。此外，评选的过程越拉越漫长，甚至还增加“复活赛”等节目（后来被废止，但同期的“超级女声”仍在坚持）来扩展壮大眼球经济——这一切做法虽然可以披上公平至上的外衣，但其着眼点正是使主办方的资本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远。资本的每一个毛孔中间都充满赢利的强烈渴望。而民主渐渐隐匿，直到被娱乐的阴影完全覆盖。

（譬如8月12日晚上“莱卡好男儿”七进五的比赛，看得我疑虑重重。最初，马天宇人气第一；最终，他却在风云对决之时黯然出局——总让人怀疑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只手的主人不是代表着民主的大众短信票数，而是——我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崔卫平先生针对超女评选程序的“最大的疑问”：“怎么能够撇清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审团与主办方之间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利益的分享与分割？这不是无端猜测，任何活动所需规则的前提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任何人都可能违反公正公平。那么，在定夺将谁PK的三方力量中，有两方是有些模糊可疑的。如果说专业评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考虑到自己的专业水准会有所顾忌的话，那个穿着一模一样的大众评审团，她们如何在公众眼中负起自己个人的责任，就不能得到严格保证。”这一疑问在去年并不彰显，却于今年的夏天浮出水面，露出那顶逐利忘义的脑袋。）

这就是娱乐民主的走向。真相比什么都重要，它以残酷的面目警告头脑发热的人们，那些虚幻的观念是多么的不足恃，必须注视观念以外的事物。我将超级男女的选秀与优秀教师的评选对照勘察并相互设问，用意正在于此。前者的本质是娱乐，民主附丽其上，却随时遭受弃若敝履的厄运；企望从中抽离出民主的丝线并引导它的方向，已被证实为杳不可行；至于后者，那些偏向保守的辩护士，以道德的庄严名义反对娱乐浪潮的侵袭，却是在逃避问题，因为超女机制的发展壮大并不是一个政治姿态就可以摧毁的，“娱乐问题，政治解决”比后现代的喜剧还要荒诞不经。我们应该正视娱乐的实质，正视李宇春为什么会成为新新人类的偶像，而马天宇为什么会出局。

对于那些热爱民主的人们，关键在于能否以理性的态度识别什么是通往民主殿堂的绊脚石。在号称现代民主之源的美国，皮肤的颜色曾经制约着投票权的效力，而财阀寡头的意向至今仍然决定着谁有资格成为总统的候选人，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美国的民主遭到拜金主义或种族歧视的玷污。民主不是悬挂于真空的气球，它必须与大地上的种种事物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可能受到诸多合理乃至不合理的限制：年龄、性别、财产、民智、居住年限、民族归属、政治身份——这个语组还可以无限开列下去。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正如超女这一案例所示，民主本身正有其界限。它不应该被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车轮，在与那些限定它的因素的相互博弈之中走向自身的完善，同时抵达社会的正义终点。

但是，我们可以模仿以赛亚·伯林论自由的口气——他在阐发自由无与伦比的价值之后总结：“万物归其本，自由就是自由，自由不是平等，不是公平，不是正义，不是文化，不是人类的欢愉，也不是无声的良知。”——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民主的评论。民主，正如自由，具有其无可替代的气质。尽管它是有限的，但民主就是民主，它是现代政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源头，同时还规范着程序正义的脚步。落实于超女和莱卡等社会事件，我们可以善意地认为，民主是保障它们——乃至所有的娱乐秀——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指标。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前提，就是政治对娱乐的干涉。如邓小平先生的告诫：“我们所有的改革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娱乐（经济、文化……）民主的健康与否，正取决于政治民主的落地生根与茁壮成长。没有政治的具结背书，谁有胆量担保超级男女的选秀不会沦为革命青年的傀儡戏？去年今日的舞台，李宇春们的玉手已经被演唱红色歌曲的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紧紧抓住，“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淳淳教谕飘荡于斑斓的夜空。希望这一幕不至在今年重生。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许多部门面临民众知情之权利，以及应对危机公关的需要，相继推出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本来是很好的事。但橘生淮南则为枳的事，在中国是时常发生的，把正经事念成歪经，多得让人麻木。另外，一些政府部门虽然没有使用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多是与该部门有关的负责人出面解释事件之发生，也算某种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所以一并纳入新闻发言人之中来言说。
前两天教育部体育与艺术司司长杨贵仁发布“中国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之数据，在分析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原因时，他说主要是两点，一是青少年出门坐汽车，上楼乘电梯；二是应试教育之重压。后者按下不表，单说出门坐汽车、上楼乘电梯之事。且不说城市里的大多数的平民子弟未必是出门坐汽车，乘楼上电梯，即令如此，难道农村里的青少年体质下降也是因为出门坐汽车，上楼乘电梯所致？这不是荒唐的解释吗？如果你告知我，你的青少年体质下降的报告中，并未包括广大农村青少年，那我就要恭喜你们做得太妙了。因为你们继承了四九年后执政者一惯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让他们不能享受国民待遇的优良传统。在你们看来，农村的青少年虽然生在中国，是可以不算作中国青少年之列的。如果你说我的报告和调查数据中是包括了广大农村青少年的，那么你这个出门坐汽车和上楼乘电梯的原因又从何说起？你如果说广大的农村到处是汽车和电梯，那我也要恭喜你，你也保持了你们执政者一惯的的优良传统，因为造假几乎就是你们的施政纲领。如此看来，杨贵仁先生的逻辑能力绝对一流，他自认为这样发布新闻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无独有偶，最近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最近发布新闻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数字没必要隐瞒，也不可能隐瞒得住。看来王司长是有政策水平的，但什么是自然灾害他却没工夫解释。我们用王先生的话来分析一下五九年至六一年三年的大饥荒，一定会推出王先生们的言说是多么的自洽来。我们没必要引用许多专家如金辉先生在《方法》杂志上所论证的，“这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的论断了。你们说这三年是自然灾害，但为什么你们一直不公布这三年死亡人数呢？你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是瞒不住的，但我们为什么不清楚这三年确切的死亡数字呢？难道王先生你是要论证这三年是人祸而非天灾吗？那好，恭喜你，我们是同道，但贵党恐怕不承认这个结论吧。如果你说我这句话只针对现在，不针对过去，那好，难道现实不是从历史而来的吗？你们不也常说殷鉴不远吗？当然你说我们只有在回顾本执政党的“光荣”时才想起了历史，那我恭喜你，你也保持了贵执政党纂改历史，隐瞒历史，选择性遗忘的优良传统。
自然灾害不必隐瞒本来甚好，这是人们知情权之必须。但王先生说隐瞒不住，恐怕你太小瞧你们手下的那些当权者的伟大能力了，不然你为什么要强调不必隐瞒，且隐瞒不住呢？第一，恐怕是你们隐瞒得太久，因隐瞒成了你们的传统，一时半会儿积习难改。二是自然灾害涉及到救助问题，执政党的官员中难道没有救助不力的吗？救助不力怎么办？引咎辞职？好像这是大洋彼岸的传统，而你们不屑学习的。既不引咎辞职，且要保住自己的官位，甚至还要因灾难得到升迁，或者因灾难而发财，恐怕你要让他们不隐瞒就难了吧。以我的了解，贵党在管制人民自由时绝对一流，在救助和关心人们时，你们的能力是不让人满意的。关于为何隐瞒不了，王先生解释说，现在有各种制度的约束，有媒体的监督，也有死者家属和群众的监督，任何情况都会大白于天下。王先生大约把自己当作是美国政府的官员了吧，媒体是谁的媒体？法律是谁的法律？王先生？王先生如果回答说，是我们党自己的呀。那么我恭喜王先生，你们政府能用自家的媒体和法律监督自己，这样的高招应该让全世界的政府都来学习。不好意思，我是草民百姓，我信奉常识，自己端公跳不了自家神，医生无法医自家病。
读者诸君以为王振耀先生的新闻完了，更好玩且更叫绝的还在后面呢。“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不像矿难那样要追究行政责任，公布这些数字不会给地方官员压力，所以没有必要隐瞒”。我们且不说自然灾害死亡后的救助不力会不会追究行政责任，我们且说“公布这些数字不会给地方官员压力，所以没必要隐瞒”这样的高论。王先生真是个爽快人，一不小心你就把你们的执政机密卖给了我们老百姓，那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小命，还不如你们官员身上的压力。因为你们官员的命更重要，同时更重要的是你们官员的官帽，这就是你所说的压力吧。我终于明白了，那么多屡禁不止的矿难，之所以不告知我们小民百姓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官员的压力。你要想将灾难弄个水落石出，那是不行的。执政者发话了，你没看到我们官员的压力吗？我们当官的容易吗？你们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吗？为什么非得将灾难数字弄清楚呢？你们纳税人虽然拿钱养了我们，你们的亲人是死了不少，但你们也不能不体谅我们的压力吧。我们也不想他们死啊，他们死了我们还少拿了税收，你说是不是？伟大的执政者，你们的狡辩功夫绝对一流啊，这样看来，我们普通老百姓倒是应该死得越多越好，以此来谢执政者的隆恩。
伟大的执政者，在四九年后对法学、社会学等诸种人文学科痛下杀手，但很少有人想起金岳霖、沈有鼎的寂寞。因为执政者想动辄贯彻“全国人民又掀起XX高潮”、“我代表全国人民”、“等额选举”等伟大方针，他们让逻辑学从我们的大学课堂里消失，让讲点逻辑这样的常识，从我们生活消失，所以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逻辑为何物。今日猛产高产杨贵仁和王振耀这样的“逻辑学大师”，可谓良有以也。出来讲话不是你的错，讲得没有逻辑就是你的不是了，讲得没有逻辑，还要自我狡辩，恭喜你，你离混蛋不远了。

“一部进步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德国学者伯尔激愤地说道，“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

当今中国的“后生者”，那些利用纳税人的钱养尊处优的官僚们、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和榨吸人民血汗的统治阶层成员、鼓吹对民众掠夺的无耻之极的御用“学者”……又有谁去想一下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对历史上那些曾为今天而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人的深刻否定和尖锐嘲讽？

那些对患者敲骨吸髓的医生、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推脱掉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的社会医疗保障责任的政府，又何曾想到为中国的抗战付出生命代价的诺尔曼.白求恩的只言片语？

人对历史记忆的模糊是因为取消了自身存在的精神维度所致。正因为庸俗不堪而又病入膏肓的现实在人的参与中实现了人与自身人性的隔绝，曾经何等熟悉的昨天才无可避免地被这些精神结构已经畸形的人们遗忘。

只要十年时间，一代人就可以“终结历史”，何况是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中，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所造成的苦难到“自己人”所制造的灾难，从被一种意识形态洗脑到抛弃这种意识形态而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洗脑并向它顶礼膜拜，从极端的理想主义到极庸俗的“现实主义”――这样的急剧转换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断裂。

一旦世俗欲望被释放出来，被纳入社会权力秩序之中并加以合法化，依赖对稀缺资源的掌握来对人的存在价值加以判定，或借助早就是对自我的扼杀的“自我价值”来进行催眠，其“自我”早就是“社会自我”的这些“现实人”对于过去和另一种不同于他们的存在方式、价值理念就会表示“无法理解”――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些存在方式、价值理念并不是陌生的另一种事物，而是人性的一种折射。

至于常常见诸于这些“现实人”的将那些崇高的人说成“神经病”的行径，在精神分析看来不过是其内心深处仍然无法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从而在心理上仍然感觉到别人的崇高对于自己的丑陋的鞭挞的一个心理上的结果。完全遵循心理防御机制的这种病理症状证明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存在方式和价值理念仍然不会在一个肮脏的世界中彻底沉沦。

正是如此，在精神生态已极度污染、医疗成为一个无耻行业的中国，诺尔曼.白求恩以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觉得奇怪的方式在许多人心中复活。《诺》剧在播出的这些天里感动了无数人。被白求恩感动的还有那些对央视一套极为反感并且一想到所谓的“主旋律”就条件反射的人们。

只有的确已被意识形态将自己的大脑与心灵彻底隔开的人才会想到因历史上白求恩被赋予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他的复活背后就有意识形态的阴影。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进入人性结构的深处，但将穷人视为兄弟、不能容忍一些人穷奢极侈而另一些人贫病交加，以及对自由的侵犯却是超越历史的。他们只是人性和良知的一种折射，尽管会在特定社会情境和历史阶段而以某些社会符号表现出来。

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符号并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也不属于某段历史。当时光流逝，这些幻觉都将悉数散去。复活的将是一种颗高贵的灵魂，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一种卑微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存在方式，一种对医疗丑恶的无情鞭挞。他的复活也不是历史的复活，而是作为一双眼睛在现实中的存在，因为他并没有被历史所限定。

1916年7月11日，霍克海默给一位在他父亲工厂里工作的苦难至极的名叫卡塔琳娜.克雷默尔的女工写需要救济的证明后，在写给他表兄弟汉斯的信中愤怒地控诉道：“我们是食人者，我们在抱怨被宰割者的肉弄得我们肚子疼。你享有安宁和财产，而他在遭扼杀，在流血，在痛苦地挣扎，内心还要忍受着像卡塔林娜.克雷默尔那样的厄运。”

他继续控诉：“你睡的床，你穿的衣，是我们用我们的金钱这种***统治的鞭子强迫那些饥饿的人为我们制造的。而你并不知道，有多少妇女在制造你那燕尾服的料子时倒在了机器帝，有多少人被有毒的煤气熏死，这样你父亲才能赚到钱，付你疗养费……”。

理解了霍克海默的这封信，就理解了“批判理论”。而在今天作为福利国家的德国，卡塔琳娜.克雷默尔这样被侮辱和损害的女工早已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霍克海默若在天有灵，或许可以得到一丝安慰。

而在霍克海默写这封近20年后，白求恩被“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出不起医疗费的人”的现实所深深刺痛。他说道：“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

半个多世纪后，在他为之献出生命并且还被很多人号称要“学习”的中国，现实是什么？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用来保证统治阶层的健康，而人民群众的健康只是“私人健康”，不仅如此，医疗系统的敲骨吸髓还让很多人无法保证起码的“私人健康”。

白求恩认为，“如果病人的性命对医生来说无关痛痒，那么医生就干脆叫收尸人好了”。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医生并不关心病人，而只关心钱，如果没钱交费，他们连“收尸人”都不会做――病人不会死在手术台上，而是死在医院门口。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和腐败的世界里，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的态度面对那些贪得无厌之徒。”白求恩不会想到，他所曾经生活过的中国，如今充满了腐败和贪得无厌之徒。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名字不仅出现在教科书里，还被用来为医院和大学命名。他似乎一直“活”在中国社会。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在这种巨大的羞辱中拒绝和这个社会共处。

历史变幻莫测，这颗高贵的灵魂倍觉孤独，但又不难找到栖息的地方。在现在的西方，说他孤独已经不准确，因为像他那样崇高的个人理想在某种意义上已体现为制度的安排――不再需要人们用良知去呐喊和躬行，在一定程度上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已可以被公共医疗体系所照顾。也就是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承担了由个人的良知所表达的责任。但在当今的中国，他无疑是相当孤独的，政府将自身的责任推给了个人的良知，而有良知的医生却几乎找不到！

在某些方面，往往是政府的失责造就了社会的良心。也往往是一个群体的渺小造就了一个人的伟大。在这种意义上，诺尔曼.白求恩不是一个道德标本，但却是一种审视的目光――他并不是要人们向他学习，以此标榜自己的道德性，而是提醒政府和医生承担自身的责任，这种责任更多只涉及统治和行医的“职业伦理”。

黑格尔曾经叹道：“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只是：他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这句话对又不对。如果“人类”具体指涉现在的中国人，那么，医生能否从诺尔曼.白求恩的身上学到对自己职业的尊重？中国政府能否从西方医疗制度的历史学到对公民的医疗保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