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韩寒: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缺乏共识

韩寒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是与人起争执的人。清瘦、斯文,一副黑框淡蓝色眼镜,遮盖了一双灵气闪烁的眼睛。刚从赛场走下来,他就开始调侃,“我才知道为什么每次跑完拉力赛满身都是灰,一直以为我的车漏灰,原来是,我开着窗在比赛”。

随和诚恳的姿态,不似文字中流露的老辣犀利、咄咄逼人,或许是应了那句——“外表有多规矩,内心就有多不羁”?

这些年,在公众和媒体眼中,韩寒的形象被定型为一个叛逆者——对名人的揶揄、对权威的嘲讽,那些锋利的言论,随之即成为一系列网络论战的导火索——“作协是可笑的存在”,“抵制家乐福,无非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赶集”,“老舍茅盾的文笔很差,一点都读不下去”……

如今,在韩寒博客的声明中,若干个“不”字原则中的一项被撤了下来——“不接受电视采访”。终于,他也成了鲁豫的座上嘉宾。但比起在镜头面前嬉笑调侃,他更喜欢以“不露面”的方式抛出惊人言论。

2006年的“韩(寒)白(烨)之争”,被陈村评价为“开创了有中文以来的最大粗口”。两年之后,炮轰大师、不入作协、对社会问题发言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使韩寒成了争议的漩涡中的主角,风波连连。2亿2千万的博客点击率,足以使他的一举一动影响甚大,而仅仅一年前,这个数字才不过是5100万。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韩寒,遭遇了一批固守传统者的反驳,但他却不以为然,“那些批判我文章写得不好的‘专家’,有的连我书的封面什么颜色都不知道”。

当然,欣赏他的人也绝不在少数。陈丹青初次见到韩寒,最大的感慨是,“太好了,他终于不用像我们那样说话了,一开口就是大概念,就是家国天下”。王朔虽然认为韩寒的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但也将他从那一代人中分辨出来,“八零后这批人之中,清醒一点的也就韩寒了”。

2006年,韩寒发行了一张名为《十八禁》的个人专辑,意为“18岁以下者禁入”。其中有句歌词写道,“我还在正邪中摇晃,我的眼角忍不住嚣张”,这多少像是在说他自己。

像少年啦飞驰

韩寒的父亲,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韩寒”这个名字,就是父亲最早发表作品时的笔名。韩寒参加“新概念”也是父亲的主张。

因为看到《新民晚报》上的一则广告,父亲便将他的文章投了出去。当时有一些评委觉得文章文风老道,不像一个高中生所作,甚至怀疑有人捉刀代笔。复赛时,一个评委有意刁难了一下,将袋泡茶的外包装揉作一团,扔进杯中,命为一题,于是就有了后来人人皆知的那篇文章《杯中窥人》。

他现在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并不好,从一个纸团写到人性、社会,有点故作深沉,无病呻吟,“但比那种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要好很多,是高层次的无病呻吟”。当时《三重门》已经写好,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直到新概念大赛后,才有出版商纷至沓来。这本书的销量已经突破200万册,是中国20年来文学作品中销量最大的一本书。

当时,“新概念”几个字的现实诱惑,还有一张名牌大学的免费入场券。对于囿于体制而不得不行走在高考独木桥上的千军万马,这是一条人人艳羡的捷径。韩寒也不例外,“只是我没能坚持到高三,高一就退学了”。

退学的韩寒,在当时更多是被作为一个教育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去被谈论的——“退学”行为被大多数坚持传统和规则的人看作是叛逆之举。韩寒还记得离校的那一刻,老师们问他,你以后怎么养活自己呢?他回答说,靠稿费啊。众人笑作一团。

他甚至还婉拒了复旦大学接受他为旁听生的邀请,“旁听需要资格吗?”

随后两三年内,韩寒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几乎找不到他的新闻,也看不到他的作品。

一段晃晃悠悠的生活之后,韩寒儿时的赛车梦想重新萌发。1999年5月1日,他来到北京,在望京租了个房子,因为旁边地方大,可以练车。他渐渐远离了写作,混迹于玩车的人当中,一心一意想成为一名赛车手。尽管当时因出版《三重门》和《零下一度》两本书已经拿到高昂的版税,但要支撑赛车这项运动却有些捉襟见肘。“运下车子1万多,换条轮胎2万多,翻一次车10万元,如果撞车了那就是20万元。”再多的钱,烧两年也差不多了。

两年后重新写书,多少也是因为没钱可烧。幸运的是,那些被人称作“不务正业”的赛车经历,反倒让他轻松地回到写作的路上,“从高峰到低谷,各种意外的发生,特别磨练人的心志”。如今,版税依然是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刚刚出版的小说《他的国》,已经是韩寒的第13本书。

即便不关注赛车的人,也开始留意到,作为赛车手的韩寒,车开得越来越好了。这一年,虽然多少运气不佳,数次遭遇爆缸,他依然拿到了两个场地赛分站冠军,拉力赛年度总成绩排名第三。他在博客中写道,“明年一定更好,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的状态已经到了”。

叛逆只是一种表面的与众不同

“在这个国家,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在如此迅速地扩张,就像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名称:另类。”这是2004年的《时代》周刊择选春树为封面人物时做出的评价,韩寒当时也被列入这个群体之中,并将他驾车出行的场景放在了文章开头。

他有很多“先锋之举”——在徐静蕾的电子杂志《开啦》上面开设性专栏;在和唱片公司签约时,定下“苛刻”条款:不必四处搞推广不必配合搞宣传;除了从报刊了解资讯外,基本不再看别人的作品,“我不看文学史,我就是文学史啊”。典型的韩氏回答。

但韩寒坚持认为,其实自己一点都不叛逆,“只不过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习惯性的去想,不一定,为什么。”他的朋友路金波也曾经评价他,韩寒从17岁就扛着“叛逆”这个标签,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标准的好青年——基本不抽烟喝酒,从来不去娱乐场所,逢人就说“好的呀”。

“另类、叛逆,那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装与众不同。至少我会在30岁前结婚,并宁愿受其管束,现世安稳,这已够传统。”韩寒说。

这种传统还体现在,如今韩寒留给陌生人的主要接触通道,是公布在博客上的一个邮政信箱。他发现那些给他写信的人,是真的明白他在说什么的。

以赛车这种极速运动为职业的韩寒,却过着一种远离都市的慢节奏生活。在他和陈丹青的一次交谈中,提到家乡老屋可能面临的拆迁命运时,甚至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沉溺。

他家的房子在上海金山亭林镇,过去一到假期,他最热衷的事就是到河边钓龙虾。如今没有比赛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也会待在老家。有一次,他在路边摆摊卖自己钓上的龙虾,一对父子来买,临走时父亲对儿子说,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干这个。多少为了赌气,韩寒特意开上好车追了回去,让那位父亲看看,不读大学也能有出息。

有时候,他的确稚气可爱。一位读者找到韩寒,希望可以在书上为她写一句话,韩寒抬头问她,写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果然,他便把这几个字分毫不差地写了下来。

成名之后,他偶尔还是会拿自己开玩笑,他经常同人讲起的一个故事是:一次赛车过后,他被一群人围着签名合影,突然有人推开所有人闯进来,看了看,停了两秒钟,说了一句,“哦,不是林志颖啊”。

“写文章如同赛车”

这两年,文坛倒是不寂寞的。当然,就连“文坛”这个字,在韩寒眼中也是不恰当的称谓。“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最后也都是花圈”,韩寒再次语出惊人。

一些人不得不承认韩寒在文字上有所造诣,却看不惯他身上的狷狂之气。一些老派作家甚至担心,不合常规的成长路径,对作协体制的攻击批评,会影响到这个后生晚辈的前程。

两年前的韩白之争,剑拔弩张,气势汹汹。陆天明、陆川、高晓松,很多人都被有意无意的卷入其中,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网络的喧嚣与锋利。

关于这场针锋相对的论战,韩寒认为不过是一场“乌龙事件”,“不是我在骂别人,而是别人在骂我”。只是到后来,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超过他的控制,他被鼓噪的媒体和盲动的网民捧着架着,连连回应。

这种盲动表现为,一些人没有耐心和兴致去关注谈论的内容,而只是一心捍卫偶像。陆天明最终深感惋惜地停了博客,声明虽然自己在其中受到伤害,但将这一事件当作公共表达的一次演习。韩寒也承认,“现在看来,可能很多话是没必要加的”。

2008年6月,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让韩寒和陈丹青玩起了“求和”游戏,在对话中用最短时间发现彼此的相同之处。谈到文学时,陈丹青说巴金写的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而余华、苏童的自己看一页就放下了。韩寒也连连附和,歌颂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说巴金、冰心文笔不好。

这一下,又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人认为韩寒和陈丹青的言谈(总共几句话)“伤害了民族文学的尊严”,“不敬老,辱没文学界的丰碑”。

“平实的是说明书,是社论,文章就是应该有文采的。”韩寒在博客中写道,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的情怀、作品的文采和说真话。而对于我们一直强调的“文以载道”和“思想性”,是应该放在最后的。陈丹青事后也评价说,“这次争议的善道,应是进而探讨’文采’的是非,但问罪者的痛点哪里是关于文学,而是点了威权的名姓。”

与此同时,韩寒也开始了与作协的连番对垒——从2007年底提出“作协是可笑的存在”,继而讥诮河南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作品《从呼吸到呻吟》是“标题党”,而一句“如果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协”,更招致了同为作协副主席的谈歌针锋相对的发言——“如果我是韩寒父亲,下一秒把他掐死”。

事实上,韩寒和作协的辩争,也并非孤身作战。文坛中对作协的不满可谓比比皆是,曾经有作家说,举凡取得些成就的作家,大抵是远离作协体制或者在其中处于边缘的;一旦当官了,基本上就等于文学自杀。在一定程度上,韩寒似乎有点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孩,直指痛处给人去看。

2008年,韩寒以一篇《驯化与孵化》为这件事情做了总结陈词。梁文道曾经分析说,从半年前提出“应当解散作协”到这篇文章中结尾写道,“在这个时代,作协不起什么作用,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这种论调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不抱太大指望”的妥协。香港岭南大学的沈双教授也认为,这篇文章绵里藏针,有理有利有节,“比起两年前的发论,韩寒要成熟许多”。

这或许也与他职业车手的身份有关。韩寒说,“写文章如同赛车,车手追求的是一种乐趣——一种在赛道里分分秒秒要控制自己不要冲出这个跑道的乐趣,如果太海阔天空,有时反而失去了乐趣。”

这一年,韩寒开始突破文坛的边界,以博客为载体,对公共事务的诸多领域“说三道四”,词语讥诮,话锋犀利。比如针对“抵制家乐福”事件,他说“抵制家乐福其实挺没有出息的,这种行为像是赶集”;最近又发表“必须抵制法国货”,认为抵制毫无意义;而他为莎朗斯通的“开脱”,更招致了潮水般的骂声。

这些观点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回应,正因为这个社会在一些基本价值判断上缺乏共识。这需要更多的交流、对话、融合。所以,无论赞扬还是批评,甚至谩骂,韩寒坚持从来不删除留言。

这个时候,他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公民韩寒”。

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编辑按:著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已于周一(26日)晚间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本站特刊发唐德刚先生作于1990年的《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以之纪念。 此文收入《胡适与近代中国》,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在一整部的《传统世界文化史》里面,更具体的说,也就是20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化史里面,我们底《中国文化史》所占的分量——(且让我大胆假设一下)——大致是三分之一强,或二分之一弱。而在这撑起传统世界文明半边天的中国文明中,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至于20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来衡量——其总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在这一百名的东方文化巨人中,今年刚满冥寿一百岁的胡适之先生,便是这百人中最近的一位。这便是我这个”适之先生的小门生”,开门见山,替胡老师在中国文化史中,乃至传统世界文化史中,所定的位置。为先师在历史中定位,而且定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位置,我自己承认是相当大胆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门生弟子,对业师的”私谥”,但是我个人相信这私谥距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在下是一个在现代西方大学本科教授世界文化史的专业教师。现在做这样大胆定位,实在也是从我的职业里,长期教学心得和比较研究之后,所得的结论。是否有当?还要胡氏门生故旧,和亲胡、反胡,以及中间客观的”各党各派”专家学者,和贤明的读者,不吝指教。

一、”胡适的文化阶层”是什么?

先说说什么叫做”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座标”(Co-ordinates)是数学和统计学中用以规范统计数据的纵横轴。更简单的说,它就是做统计和比较的基层标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褒贬历史人物也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标准便是”郐国”——”自郐以下无讥焉!”我们今天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我个人就认为,与胡适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一百人。而在这一百位巨人中,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

在50年代的中期,美国的《观察杂志》,也曾以类似的标准把胡适提名为”当代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见Donald Robinson,”The World’s100MostImportant People,”LOOK,Oct4,1955p.40)这一百人中,华裔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晏阳初先生。胡氏当时并未以此为荣;我个人当年亦以其所举非偶,而不以为然。

可是今天我自己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认为三千年来出生于中国的文化巨人(注意:不是政治巨人)不过百人而已,那末这里推算的具体标准,又在哪里呢?这儿我们就得看看,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具体表现了。

二、一位九项全能的学人

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架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我为什么不干脆用通俗的体育名词”十项全能”,而减掉一项呢?因为十项全能和”万能”一样,除在体育场之外,只是个抽象的形容词,言其百能百巧而已。而我这”九项全能”,则是经过适之先生生前自己认可的具体项目。他自己承认他在这九个项目里,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九个项目是:一、哲学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历史观点,四、文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的艺术性,九、红学的人民性。事实上,这九项都是1954年大陆上的”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家协会”,替胡氏联合拟定的。他认为胡适这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这九项科目里都有”流毒”,所以列举出来作为全国工农兵大众和知识分子一致”批判胡适”的项目。

我记得当我把这张”菜单”式批判项目送请胡公过目时,他看了又看,不禁笑逐颜开,大为高兴。我因而问他:有没有一两件”该批判而没批判”的项目,可以加上去?”凑满”十项,岂不更好?如此,则郭沫若不就可以再写一部”十批判书”了吗?(详见”胡适口述自传”第十章)胡先生大笑说,”九项九项,九项九项!”其实那时要由我来加,我可加上第十项:批判胡适对佛教禅宗的偏见。

胡适是韩愈以后,打和尚打得最起劲的学者。他说,”个个和尚都说谎。”和尚们听了也只能大念其阿弥陀佛。所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表现,实在是一位(他自己笑纳的)”九项全能”(其实是十项)的大专家、大学者。

三、学报性的原始贡献

胡适在上述九项(或十项)的”贡献”或”流毒”,又大致可分成三类九等。第一类或可叫做”学报性的原始贡献”(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General Scholarship)。胡氏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十项之内的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原始贡献。其深度往往在各该行二三流专家之上。从他十九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七十岁还孜孜不倦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这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博土,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生为今世学人,如连这项起码的工作都不愿做,那就要变成美国学界的三字经所说的”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了。

记得在50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党史”专家的萧作樑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胡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共党史,使萧君大为折服。我们辞出之后,萧君向我翘起大拇指说,”胡适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识’,真了不起。”我问萧,”高到何处呢?”萧说,”二三流专家以上的水平吧。”细分起来,我们这个”人文科学”(胡适口头语),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里都能考他个榜眼、探花,可就真不容易啊。所以胡适之先生实在是个不世出的”旷世奇才”,一位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通古今的真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内,其”学”可能不及各该行的第一流专家;而其”识”则往往有以过之。”见多”始能”识广”.如此,则一些只会钻牛角的小专家,如果只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他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其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劲敌”.擂台遍打、拳友如云。这也就是50年代中共举国批胡的精华所在。那时大陆上的批胡学者,虽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办事,然其中亦有好多旧仇,是藉机泄愤的。

老实说,大陆上批胡,台湾就不批了吗?非也。大陆明批,台湾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至于胡氏最精彩的”西学”,他就无从置喙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国故”,而是他所说的”再造文明”.

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工作。

四、启蒙性的文化挂钩

什么叫”现代化”呢?恕我不揣譾陋,且自问自答一下。从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将”中”比”西”,论双方”古代文明”(比诸古埃及、苏玛利、巴比伦),中方可能略逊一筹,然亦伯仲之间也:比诸中古大黑暗时代的欧洲,则”西”不如”中”矣。可是在近代期(18世纪以后),西方文明来了个大跃进,中国文明来了个大跃退。两两相较,”西方”就变成了”先进”,我们就变成”丑陋的中国人”了。

所以近百年来我民族的文化建设,当务之急,便是:”向先进学习”.”先进’者”西方先进国家”也。”向先进学习者””西方文化”也。老实说,我们从魏源(1794~1857年)的”师夷之长技”,到张之洞(1837~1909)的”西学为用”,到胡适(1891~1962)的”全盘西化”,实在是我们向先进国家、先进文明学习的三个主要阶段。我们要首先”赶上先进”,继而”超越西方”,然后才能铸造一个有自己内容的”现代化运动”.在这…-系列的”西化运动”中,胡适之先生实在是最全面、最有系统、也是最有成绩的一位倡导人。他底工作是真正需要”中西之学俱粹”,才能得其三昧,引蛇出洞,把中学与西学挂钩。那不是小脚放大的国学大师们;更不是粗通汉学,甚或不通汉学的”假洋鬼子”们(借用鲁迅名词),所能做得到的。所以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二类,也是更高一级的贡献,应该叫做”启蒙性的贡献”(Contributions of Enlightenment)。

写启蒙性的作者和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第一类”学报性”的作品和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Popular Writing)或新闻体(Journalistic)很难被习于学报型、集刊型的学术圈所接纳。因此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专)栏一类报纸文字(Opinionated Journalistic Writing)。今日吾人如以类似的文章投诸港台的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诸什么学报或集刊,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四卷一号,1917年3月出版)出现时,也没哪位老几,正视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诸公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

可是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的不世之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先秦名学史》后来衍伸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可惜作者不识时务,误将”明月照沟渠”,大材小用,把这篇光彩辉煌,有”启蒙性贡献”的杰作,误当成学报性的文章,作为”博士论文”投入哥大这个汉学沟渠。不幸五大主考都不通汉学(夏德略识汉文)、不谙精义,看不懂这篇论文,所以博士生胡适就吃瘪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藏室。细玩该篇(那显然是1927年以后,哥大选为”珍品”收藏的),审查一位主考(疑是夏德)用蓝色铅笔的潦草批画,真为考生胡适不平。哥大博土出身的李又宁教授,对此比我更为气愤。她曾告我,她立志要开个国际会议,为胡适之先生”博士论文”平反。真正启蒙性的作品,不是我辈普通学人都可以写的啊!它也不是水准不够的学者,可以随便看得懂的啊!至于有些教授和秘书们问我,胡适的论文,又不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杜威看不懂?我想这问题还是不回答的好。

所以胡氏在上述的第一类”学报性”的贡献上,大致可以说是”学重于识”的。搞”学”那是看功力的。”十载寒窗”、”三更灯火”,用功的学人,苦学自必有成:——胡适之确是我个人所知道的最用功的前辈学者之一,因此他学富五车、名满天下,实在不是偶然的。但是治学单靠用功也是有其极限,尤其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翻书”走向”电脑”.例如胡老师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将来如麻烦”电脑”,恐怕那只是几个礼拜,甚或几个小时的事了。

可是胡氏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里,那就是”识重于学”了。”学”是可用功去学的。”人一十之己百之,人一百之己千之”,龟兔竞赛,老子非把你赶上不可,这是用功可以学得到的。乌龟尚且做到,何况人乎。可是”识”就不然了。”识”是学不到的。

五、我国圣贤的社会作用胡适只是他们之中最近的一位罢了。

可是我们的民族却是个古怪的民族。在我民族史里面就缺少了”上帝”这个万能的东西。因此上帝爷在其他民族中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和荣耀,在我们民族里就被我们的民族英雄、圣肾、豪杰所分享了。——尤其那些无拳无勇的高知圣贤,他们杀人无力,危害不足;遗臭万年,没个资格;而他们偏又聪明睿智,能说会讲,为我们团体生活,制礼作乐。他们多半也是人品可爱、人格完美,所作所为,福国利民,所以就万民仰止,一枝独秀,流芳千古;贡献有限,而社会对他也就”报酬”逾恒了——胡适便是这项民族文化特产中,最近的例子。我幼读《大学衍义》中之名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等,总认为它是宋儒”天人合一”等伟大的空话之另一章。及长历尽忧患,逋逃绝域,接触既广,涉猎亦多。午夜沈思,对少年期田园所习,竟时多反思,每觉我古圣先哲之名言,实多出于超人智慧与非常体验,不可以”伟大空话”、”封建唯心”等伟大的空话把他们一竿子打翻。——偶思及此,愧疚之情,每至汗涔涔而下。胡适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中西)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Chinese&Foreign]values)我们兼采中西之长,不冬烘、不酸腐,也非冒进、非暴力,来”再造文明”,才是正当的途径。——胡适的途径。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三类的贡献,便是他与社会和时代交互为用的集体贡献,一种宗师型的”划时代的贡献”(Epochmaking Contributions)。他开拓了一个时代;而这时代却是历史和社会栽培他、呵护他和扶持他来集体创造的结果。很自然的,他也就变成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了。这一阶层的贡献,实在是思想界、学术家,对民族文化和人类集体文明,最高形式的贡献——也可说是”圣贤阶层”的贡献;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换言之,要找出个”民族共同意识”(National Consensus)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ntional way of life),上帝既然不能替我们代劳,我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自己动手”尔我均有此心而无其学;有其感而无其智。这样我们就要仰赖一些更有智慧的圣贤来替我们作发言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们经过一百年的磨练,如今才选出一个名叫胡适的国大代表,我们集体的,一天天地把他赶向圣贤之路。要他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发言人。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这个最高境界,则文字的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

六、宗师形象与”不立文字”

事实上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宗师周公旦,既无一字流传。所谓《鸱鸮》之诗,”周公之礼”等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和伪托。孔子也是”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思想主旨也只能于比较可靠的《论语》、《檀弓》二篇中,觅其一鳞半爪,而二书均为”群弟子、记善言”,非圣人手着,至于”五经”的本身,那就更问题重重了。它们都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它们与孔子本人的关系,则是个天大的问号了。

如此说来,朋友们或者要问,则我国古圣人周公、孔子岂不都成为”白手起家”了?斯又不然。盖他二人都是主宰我东方文明的儒教的开山宗师。他们与当时的社会与时势相互运作,奠立了我民族当时的”共同意识”;规范了我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儒家的生活方式”形成之初,综合既有经验,抽丝剥茧,而作其发言人,都是要言不繁,词简意赅的。《论语》《檀弓》所记,都是最好的和最可信的事例。至于后来的《五经》《九经》《十三经》……乃至经书满屋,那都是滚雪球式的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样的,我们如谈这一阶层的胡适,就不能拘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我民族现阶段的一个时代的”宗师”(Master of the Age)、一个”形象”(Image)。他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简言之,他在我国当代历史上的”形象””地位”(Status)和”作用”(Function),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a transcendental state)。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主”;”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有系统的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项题目,今后将要被继起的”胡适学”专家们去”发挥”(Commentaries)它一千年呢。以后的”三礼””三传”,还多着呢。客星犯主,要言不繁的主体导论,反而是次要的了。这项发展远景,今天才是个开端。

其他有关胡适的科目,如”新思想”、”新文学”、”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而不要走向这条路。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一篇也没有嘛。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就是”胡适”嘛。朋友!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历史和社会对胡适的栽培啊。这相互为用的发展程序,是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啊!但是我个人这一看法,只能为我祖国的知者道,而不能与生长于异文化的洋人言也。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大时,便曾向哈佛来访的研究生贾祖鳞(JeromeB.Grieder《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的作者)作如上的解说。那时他显然没有听得进。他后来大著上那些对胡适并不太重视的评语,事实上都是中西文化隔阂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汉学家很难了解中国”圣贤”在历史上、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呢。

七、”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我在这里,把我的老师胡适之说得与圣人同列,有些反胡的朋友们,可能早就嗤之以鼻了。其实我这儿着重的也只是他在”第三类”的贡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面。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们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个”胡适的幽灵”(胡氏生前自嘲语),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至于胡适在”第一类”所作的学报性的原始贡献,他也不过是个戴东原、陈寅恪罢了。余英时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试问在中国学术史上,哪一位考证大师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呢?说到胡老师那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那也只是70年前的陈枪烂袍,早该进博物馆了。我们应该承认它在历史上的贡献;我们更应该知道,那一套在现代已经大大的落伍了。何炳棣所谓”雕虫小技”也。

胡适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是惊天动地的。但是启蒙毕竟是启蒙。如只是启蒙而不臻于成熟,那就流于肤浅幼稚了。

启蒙作品是革命宣言、墙上标语。扇动性很大,时间性也很大。一旦时过境迁,则意义全非。就说作新文学规范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条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适之自己。他在后来写的那一篇重叙文学革命缘起的文章,其题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不是一条典故吗?在胡适那时,”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语俗字”,而在我们现在,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用典”了。胡适”知法犯法”,”不用典”云乎哉?

再说陈独秀、胡适当年,为大力推行白话文,矫枉过正,北京大学在招生考试时,考生竟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时考生人人会作文言。为提倡白话非强迫他们改变一下不可。未可厚非也。70年过去了。大学考生如今人人也都会写白话,不会写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然是投考北大的门禁,那就岂止食古不化哉?简直是”十分混帐”了。

再说”白话诗”(今日叫做”新诗”)吧。胡适当年提倡的目的,是要它”语体”易读、易懂,”作诗如作文”.可是70年发展的结果,恐怕天下文字,没有那一种比中国目前的”新诗”,更难懂、更难读、更朦胧、更晦涩、更”不合文法”了——这也是”新诗老祖宗”胡适当年所未尝想到的罢。

所以我们研究和继承”胡学”,不能教条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们要掌握他历久不磨的真知灼见;我们也要练习我们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断能力。我们的老师是”圣之时者也”.适之先生生前教导我们,最欢喜征引”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之惑做起。

作为本文结束,我敢大胆地说: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1990、12、17日胡老师百岁诞辰之夕,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

王晓渔:唐德刚这么专业的历史说书人走了

89岁的唐德刚先生罹患肾病多时,饱受折磨,最终决定不再洗肾,10月26日在旧金山家中安详辞世。

众所周知,唐德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不可胜数,唐德刚却只有一个。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具有“专业的历史说书人”的气质。当年黎东方巡回讲史,四方轰动,有次从贵阳到香港,没有买到机票,用门票收入包了一架飞机,成为一段佳话。唐德刚没有这种辉煌往事,我甚至没怎么见过他出现在电视上,但是阅读他的文字,依然有“满村听说蔡中郎”的感觉。比如在一些作品中,他仿佛不是在写作,而是在说书,常常直呼读者“诸位”、“朋友”,亲切得像是拍着你的肩膀说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杨天石先生,表示唐德刚的书很生动,“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这几年,随着《百家讲坛》以及类似节目的兴盛,只要打开电视,就能看到一个个学者模样的说书人。学者在电视上讲历史,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可是除了极少数专业和口才俱佳的学者,绝大多数历史说书人和历史毫无关系,只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选里面的好玩故事讲一讲,成了“故事会”。唐德刚不同,他的作品很有趣,很好看。他对于历史有着非常深入的把握,不管观点是否值得商榷,他在有意识地把握历史背后的精神和脉络。他认为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存在两次转型:一次是秦朝“废封建,立郡县”的创举,进行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又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进行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被唐德刚称作“历史三峡”,他认为通过这个“三峡”,大致需要两百年的时间,而且前提是不能出现大的政治军事偏差。

唐德刚的成绩不仅限于他的著作,他还推动了口述史在中国史学界的发展,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顾维钧、胡适、李宗仁等在20世纪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不用严刑拷打,都在唐德刚的“拷问”之下对自己的历史一一招来。很多名流一扫名士风范,主动屈尊申请接受唐德刚的“拷问”,比如宋子文并不认识唐德刚,却找过他多次,并且委托顾维钧代为说项。根据唐德刚的回忆,“国民党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这一方面是因为唐德刚主持的口述历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口述对象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与唐德刚的能力也逃脱不了干系,像顾维钧、李宗仁,都没有获得任何费用,他们依然接受了唐德刚的“拷问”。

目前国内也有口述史热,但能跟唐德刚相比的很少,甚至没有。唐德刚做的口述史不仅对象非常重要,而且做得非常专业。今天很多人做口述史,好像有个录音笔就可以了。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口述史要对口述对象和相关历史有着深入的把握,当事人所说未必准确,有些话会有一些出入,唐德刚做了大量的注释和研究。“拷问”实乃考问,一边考证,一边提问。所以,唐德刚虽然曾与张学良有过对谈,而且录音也有所保存,但是唐德刚并不认为他做过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因为两人在对谈时,张学良拒绝唐德刚在史实层面上的质疑和纠正。在唐德刚看来,口述历史需要经过考辨,不是有闻必录即可。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历史说书人,通常只能面向没有专业基础的观众,一旦面对专业人士或者历史当事人,就会哑口无言。比如号称“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的袁腾飞先生,据说有很多学生粉丝,可是讲稿出版之后,不仅很多史实错误被一一发现,还涉嫌抄袭小说,几乎成为“史上最差的历史老师”。唐德刚也曾对个别史料判断有误,他的文章时时会有一些情感色彩过于鲜明的句子,但与那些单靠讲故事取胜、以至于把小说当做历史的说书人有着天壤之别。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和黄仁宇的“潜水艇三明治”说(黄仁宇把中国比作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黄仁宇认为中间阶层的缺乏使得中国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一样,在读者之中具有广泛影响。他做的口述史,是研究20世纪中国无法回避的历史资料。可以这样说,唐德刚不仅研究历史,也会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可惜,这么专业的历史说书人,走了!

丁东:唐德刚与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学

近些年,口述历史在国内发展很快,已经蔚为大观。不但专业的史学、人类学工作者推出了一批口述史学成果,一些作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学科人员也纷纷介入。从纸质媒体到电视媒体,都出现大量以口述历史为名目的文字和节目。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但口述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兴旺的显学毕竟成为事实。在这方面,刚刚在美国去世的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有开创之功。

由口述者和笔录者合作记载历史,古已有之。但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则以芮文斯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室为标志。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又成立了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身为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先后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成为中文口述史学的经典性作品。

在中国大陆,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产生过不少有影响的口述笔录作品,比如吴运铎口述何家栋撰写的《把一切献给党》、陶承口述何家栋撰写的《我的一家》,但当时没有口述历史的概念,执笔者甚至没有参与署名的意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知道口述史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并且陆续读到了唐德刚先生的几部作品。唐先生的书打开了内地学者的眼界,启发了中国口述史学的自觉。它让人们知道,现代口述史学不是一种辅助性的秘书工作,而是以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历史研究。唐先生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在他看来,充当访问对象的吹鼓手和有闻必录的枪手都是不高明的。所谓杀手,就是要通过和采访对象的心理较量,追寻历史的真相。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在回忆往事时往往喜欢自我美化,自我粉饰,乃至自吹自擂。史学工作者往往要靠事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大量阅读相关史料,才能通过口述对话接近历史真相。他对李宗仁的采访,就充分体现了史学家的主体性。

现在,中国许多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的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就是专业研究者也不便查阅,因而不能不重视口述史学。就读者方面而言,要想感受20世纪历史的丰富性,缺少可信的读物。相比较而言,从以细节见长口述史学中,可以更多地感受历史的丰富性。这也是口述史学在国内走向兴旺的原因。我想,唐德刚先生晚年在大洋彼岸,看到他的学术活动在中国有这样多的后来者追随,一定十分快慰。

陈夏红:只懂吃喝不懂宪政的张之洞

嗷嗷待哺的草民们盼宪政犹如盼星星盼月亮,革命党人以行宪为借口而磨刀霍霍,而宪政编查馆里却灯红酒绿、觥筹交错

研读近代历史往往会发觉,几乎所有的宪政史都是偶然机缘促成的历史,其或然性大于必然性。在中国行宪,从1905年晚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开始,亦未逃出此定律。笔者愿从担任宪政编查馆总裁的张之洞行述,与读者一道回味中国行宪之历史。

宪政编查馆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将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带回来的宪政材料予以学习消化,以筹备中国的行宪事宜。当时,宪政编查馆以张之洞这个实业型封疆大吏为总裁,聘请顾鳌、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等年轻人为宪政编查馆编篡。这批宪政编查馆编纂们大都留学日本法政专业,相对国内传统的科举知识分子来说,应该说是粗通政法。

据曹汝霖回忆:

张南皮每周开会,必亲自出席,携带家制四川豆腐脑一罇,菜碟四色,白干一壶,与馆员共餐,边饮边谈,谈笑风生。南皮身矮而声宏,银髯飘飘,道貌俨然,说话带四川口音。他不喜欢用手续、取缔等字。见到这等字,指为外国语,即打一红杠,后看了选举法草案,此法与行宪最为重要,故编辑时,大家对于被选举人之资格,选举规律,监督选举等,都照各国成法,防弊极严,甚至请客送礼,在所必禁,若用金钱贿选,定罪更重。南皮看了,掀髯笑道,诸君定法,真想得周密,中国初次立宪,人民对于选举,稍有越轨亦是难免,连请吃饭亦算犯法,若照法认真执行,恐人民连投票也要视为畏途了。

曹汝霖在回忆中忍不住对自己的老领导叹息:“南皮的话,足见中国行宪之困难。他对选举法中用公民两字,亦说是外国语,后改为选民,沿用至今。”今天我们选举人民代表时候亦称为选民,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居然是张之洞他老人家的发明。

这段和张之洞有关的宪政史料,让我们感慨良多。以前我们常常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花拳绣腿”云云,其实,行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请客吃饭能否导向宪政?花拳绣腿能否实现宪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行宪政不光需要权力者对于权力本身的让渡,也需要从根本态度上认真对待宪政。不知道张之洞有没有想到,吃吃喝喝事小,吃掉宪政事大,待到张之洞大人觉得吃掉的宪政难以消化之时,革命党人的炸弹已经炸塌了大清帝国的根基。

透过国外数百年的宪政实践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行宪乃是一项极为精密复杂的事业,既需要对法政理念有精深的掌握,又需要对世道人心有准确的理解,绝非外行领导内行而轻易成就。

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代法律人从政的典型郝铁川先生在其新著《法治沉思录》序言中坦言,“徘徊于政界与学界,使我感到在政界要高扬反对法律虚无主义的大旗,在学界则要吹起抑制法律浪漫主义的号角。”郝铁川解释说,因为“屁股指挥脑袋”,难免出现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倾向,从而轻视社会个体权利的保障,陷入法律虚无主义的泥潭。

而我们回过头看张之洞的作为与宪政编查的最后结果,则发现当时宪政编查的实践,事实上却是反宪政的宪政实践,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我看来,如张之洞者如果不懂宪政,却又不懂装懂领导行宪事业,严重的后果不在于“权力最大化”,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于自我膨胀,在于瞎指挥,只见人头落地,不见宪政实现。嗷嗷待哺的草民们盼宪政犹如盼星星盼月亮,革命党人以行宪为借口而磨刀霍霍,而宪政编查馆里却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晚清统治的迅速崩溃实在是活该。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

朱欣欣:党国的历史与我的生活(连载二)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2002年的一天,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经问毛泽东:“你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16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泽东回答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见《尼克松回忆录》中追忆访华部分)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
——韦君宜《思痛录》“第二章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我们家族世代教书,我爷爷曾在民国时期任北平怀柔县(今北京怀柔区)县政府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中共建政初期,他失去了公职,有一段时间在街道被监督劳动。三年大饥荒时病饿而死。

对老崔来说,最难熬的是“文革”那几年。虽然从62年以后就抓阶级斗争,没少参加批斗会,但那时还不大打人。“文革”期间就不同了,人们好像都疯了一样。对阶级敌人能不能动拳脚,成了革命觉悟高不高、革命斗志强不强的主要标志。于是,只要召开批斗会,不管是斗阶级敌人还是当权派,他和其他一些四类分子就要自觉地站到主席台下,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文攻”和“武斗”。他那几年身上挨了多少拳脚,自己也记不清了。最厉害的一次是新当选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委员大亨用棍子打的,使他有好几天从床上爬不起来。那次是大亨让他讲过去都吃过什么奇巧的东西,他好不容易想起来小时候吃过一次“油炸冰棍”。大家很纳闷,冰棍见热就化,怎么能用油炸呢?他说,是把冰棍挂上面糊,用笊篱端着,放入热油里马上就端起来,面糊熟了,也把化了的冰棍包在里面了。他说那不过是厨师为了哄他开心做着玩儿的,并不是真的当做饭菜。大亨恶狠狠地说:“那时候贫下中农都饿得要死,你他妈的大鱼大肉吃腻了,还要吃你娘的什么油炸冰棍!你该死不该死?”他连声说:“我该死,我该死!”“该死我今天就让你死!”大亨举着棍子朝他背上砸下来。他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后来听说,大亨还要打,被别人劝住了。他知道,不是别人劝阻,那个二百五真会把他打死的。
——廖亦武《最后的地主》[美国]劳改基金会2008年出版

我这一代人是听着“地主的故事”长大的,那是“标准”的地主,诸如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琼花的南霸天、四川大邑的刘文彩、潘冬子的胡汉三,等等,无非秃顶凸腹、山羊胡子、贼眉鼠眼,可是这一茬“地主的故事”威力无穷,其历史功效非同小可,不但是四九年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石,更是全民疯魔、红卫兵泛滥、女学生鞭死校长的全部行为的底火,甚至,毛泽东非整死刘少奇不可,也须借助这一路向的诠释才能圆说,虽然他俩不免皆为他们自己定义的“地富子弟”,真是堪称二十世纪奇观一桩。烟消云散之后,待到老威来给我们讲下一茬的“地主的故事”,却难了,因为世道变了。虽说是世道变了才容他来另讲一套,可不幸的是,他遇上了一个“盛世”,在那里连“帝王戏”都演滥了、“尊孔秀”都做腻了之后,大伙要看“身体书写”了,不久连那一套也懒得有人读了,那么,还有谁肯来听新一轮的“地主的故事”呢?况且,这世道是不是已经诞生了新世代的地主也难说,反正新世代的资本家已经被允许“入党”了,相应地也会产生新世代的“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而他们又在“仰望北斗星”似的怀念毛泽东,那正是制造了老威版本的“地主的故事”里的一切苦难的魔王。……
一个东方农耕大国的一场革命,说破天去也跳不出庄稼人的那点事。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是农民,则用西方引进的某种学说,将其中的一小撮,比如百分之五设为“另类”,用以动员、控制和统治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这就是中国人对马克思的“创造性运用”,也即“阶级斗争”的精义,这点诀窍,便叫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我们其实无须黄仁宇先生另作诸如“上层结构、下层结构”的深奥诠释,而“大救星”毛泽东的全部本事不过是捉弄农民,除此之外都算不上神话。……说来荒诞的是,曾经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庄稼人,到头来却被城市、资本、开发等怪兽组成的巨大权势围剿得暗无天日。“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半个世纪,农民这个阶层又沦落到了几近爆发“土地革命”的境地。……
“口述实录”体,几成廖亦武的唯一书写姿态,从《中国底层访谈录》到《中国冤案录》,再到眼下这本《最后的地主》,无疑,见证成了他还能剩下的书写冲动。
——苏晓康《“让我们来讲故事”——阅读廖亦武兼谈见证与文献》2008年

一件令人悲哀、同时也令人鼓舞的事是:看到像伊斯门这样有名的老牌共产党人重新发现了这个真理:
虽然,我必须承认,我缓慢地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但它现在对我来说是很明显的(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
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运动中,在部队任职的父亲向组织汇报了在民国时期曾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由于当初入党时没有讲,被指隐瞒历史问题,所以我父亲受到“停止党内生活”的处理,被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一所谓“历史问题”屡次给他带来厄运,长期被压制,并连累我们这些子女。

  图3林昭
1950年8月,当时在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的林昭(图3)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深入到苏南农村。林昭在给倪竞雄的信中写到:“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动。”同学倪竞雄回忆说:她对毛泽东“非常虔诚,虔诚到极点,称毛为父亲。”
——许觉民编《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

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制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

画家董希文一九五三年画了一幅大型油画《开国大典》。画中,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厢站著开国元勋们。董曾为此被请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当面夸奖。随后此画印了几百万张,进入千家万户。但五五年打倒高岗后,中共即强令画家修改,抹去高岗,换上了一盆花。(文革中刘少奇被整死后,又令画家改画,将刘少奇从画面涂掉,将立在后排的董必武移来填空。这是后话。)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1年出版

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但是我认为,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
……但为什么恰好选择了权力的历史,而不是宗教史或诗歌史呢?这里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权力影响我们每个人,而诗歌只影响少数人。另一个原因是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毫无疑问,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权力崇拜起源于恐惧,是一种应当受到轻视的情绪。权力政治学为什么成为“历史”核心的第三个原因是那些掌权的人要别人崇拜他们,而他们因此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许多历史学家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大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据毛泽东说,萝卜大得可以一个“够十五个人吃”。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三联书店1979年

他跟我长篇大论真正民主的形式,指导我如何成为人民的领袖,如何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後,他在椅子上挪动以接近我,并耳语道:「我很了解你。但宗教当然是毒药。它有两个缺点;危害人类和障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我大吃一惊。他暗示什麽?我极力镇定自己,却不知道如何理解他。我明白,他当然是宗教的死敌。但他似乎对我真诚地友好和爱护。他在这一非常评论后,跟我一起朝轿车走去。分手时,他只让我注意自己的健康。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自传《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1962年

在稍后的一次私下会晤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征服了中国许多领土,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到二十年只能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的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谈。……在以后他靠近我说:“你的态度很好。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质进步。”这时候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我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的毁灭佛法的人。”
……中共当局与西藏行政当局,历史十年的紧张共存后,一九五五年的夏季无疑是最好的一段共处时光。但是西藏的夏季太短了,没有多少个星期,中共在西康、安多的活动就传到我的耳里。只能公共不但没有让藏人过自己的生活,反而开始片面地推行各种改革。中共针对马匹、土地和牛群征收新税,破坏之余还外加侮辱,连庙产也要清算、扣税,许多财产被没收充公,中共地方干部也依据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分配土地。地主被公审,并且以“反人民”的罪名受到惩罚,令我恐怖的是,有些甚至被处死。中共当局开始把这些肥沃区域游牧耕作的数万农夫集中起来。对我们的新主人来说,“游牧生活”令人厌恶,因为它带有野蛮的意味(事实上,中国人叫西藏人“蛮子”)。
寺庙的失误横遭中共干涉,中共也开始灌输地方民众反宗教的观念。和尚和尼师都蒙受极大的苦恼,他们遭受公开羞辱,强制参加消灭昆虫、老鼠、鸟一级所有害兽、害虫的计划,中共当局明明知道杀生违背佛陀的教义。如果他们拒绝,中共就施以毒打。与此同时,中共在拉萨却若无其事。中共不干涉首邑的宗教活动,显然希望他们在别处为所欲为时,还能留给我一个安全的假象。
……那年仲夏,从西康直到安多都在作战。自由斗士在冈波扎希的号令下,人数与日俱增,攻势也越发凌厉,中共更是奋力还击,他们不但用飞机轰炸各村镇,还用炮轰,把整个区域夷为平地。西康与安多居民逃来拉萨在附近平原搭帐篷居住。他们传来的消息有些惨绝人寰,令我觉得难以置信。中共用来嚇阻他们的手段,残酷得出乎我的想像。直到我一九五九年读到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lnternationai Commission of Jurits)出版的报告,我才算相信了我听说的这些事:钉十字架、凌迟处死、开膛破肚及分尸都是稀松平常。砍头、火刑、毒打致死、活埋、把人捆在狂奔的马后拖死、倒吊、货捆住手脚丢入冰水也层出不穷。为防被害者在绑赴刑场途中大喊“达赖喇嘛万岁”,还先用挂肉的钩子扯断他们的舌头。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香港联经出版社1990年12月

毛主席在1956年1月初召集了34各部门的负责人汇报情况研究问题,……我自己手头还有一个听了第一次传达的纪录,里面很有一些在反右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抄不胜抄,就举几条作为例子吧: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很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李慎之(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

▲辍学后,我每天都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挣工分(1955年各村都成立了生产队),那年我15岁。因为年龄小,平时很少干农活,比起大人来就不行了,所以挣的工分不如别人多,可是妈妈特别知足。到了冬天,西河都冻成了冰,这时正是积肥的好季节,每天到队里参加积肥,男人们把河里的冰刨起来,再把河底下的冻泥用镐头刨出来,妇女们再把这些冻泥用排子车拉到田里,一堆一堆地放好。我一连干了三天,就累得起不来床了,妈妈暂时不让我去干了。可是在家也闲不着,每天给合作社加工手工活。我有时帮妈妈纺线,用压扁了的高粱秆皮编锅盖,主要是绣枕套花,绣一对枕套花只挣五角钱手工费,如果绣的质量不好还得减钱。那时张辛庄是属大孟庄乡管辖,每次交绣花手工活都得到乡里去交,每次都是参加绣花的人和组长一起去,为的是拿到手工钱,顺便就在乡里粮站买些粮食回来(玉米每市斤八分钱)。为了多买一点粮食,每天晚上全家都睡觉了,我就把一盏油灯放在窗台上,一个人坐在那儿一直绣到深夜。等妈妈他们都睡醒一觉了,我还在绣,这也是造成高度近视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跟着组长去交枕套花买粮,正在粮站买玉米时,我突然感到头晕,心里不好受,脸色也不好看,卖粮的人问:“这闺女是怎么啦?”我们组长老白婶说:“这都是饿的。”的确也是饿的,因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得不好,营养跟不上,再加上熬夜绣花,所以经常闹头晕病。就这样休息了一会儿,等头不晕了,才背起粮食口袋往家走。大孟庄离张辛庄八华里路远,因身体虚弱,又背着十几斤粮食,就觉着八里路好像有十八里远似的,好不容易到了家,一进门就躺在炕上起不来了。
(1956年6月)……回到家后,我向全家报了喜讯:我被录取了,并且被分配到天津工作。全家人高兴得连嘴都合不上了。我考上工作的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在当时来说就好象村子里出了一个女状元似的,都觉着很新鲜。……
……临走的那天上午,我背起行李,妈妈送我到公路上,我忽然想起老胡同志发给我的两元钱,除了回家车费用了五角钱,又买了牙粉、牙刷、毛巾等用品外,还剩下九角钱,我对妈妈说:“我还有九角钱,给您留下五角。”妈妈说:“那你的车费就不够了。”我说:“我先走一站地,到定福庄车站再上车,车费不就够了吗。”妈妈接过那五角钱就哭了,我劝妈妈说:“妈妈,您别哭了,我到了杨村公司就发给我工资了,等我到了天津,马上就给您寄钱,从今后您再也不用发愁了。以后,我每月都给您寄钱,有时间我就回家看看。”为了不耽误上车时间,只好和妈妈分手了。可是我往前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只见妈妈还站在那儿没走。我向妈妈摆摆手喊了声:“妈妈——您回去吧——”这时,我又见妈妈抹着眼泪。我很理解此时此刻妈妈的心情,她总觉着我这次是去天津大城市参加工作,身上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大热天还穿着一件长袖中式黑上衣,妈妈觉着委屈了我。同时,为了给妈妈留下五角钱,我在这炎热的夏天,背着行李,还得走一站地(五里路)。也许她还想起以前的许多事……所以她总是掉泪。这时,我只好头也不回地加快了脚步,往前走去。
——摘自我母亲的回忆录
  图4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毛一贯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丰泽园”几乎成了当年的贾府。也正因为此后他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争风吃醋”更使他飘然,更加以贾宝玉自居。毛这位反抗英雄跟我说:“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
陪毛。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
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作者简介: 李志绥医生,一九一九年生于北京。他的家庭属于世代相袭的医生世家。李医生的大曾祖父是满清同光年间的御医。一九四五年李医生获得医学博士。一九五零年以后成为中共核心内医疗机构的主持人,并自一九五四年起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直至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一九八零年后李医生被任命为中华医学会、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并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及《美国医学杂志》中文版。一九八八年移居美国,与他的两个儿子及儿媳住在一起。)(李志绥1995年2月13日去世——笔者注)
——李志绥(图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

禁止怀疑和理智分析,而仅从建立在感情、偏见和愚昧的基础上的迷信和盲从来对待知识,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话,自欺欺人,因此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刘绩生《我要问、问、问???》)
“不论是政党,也不论是个人,决不能说过去正确,以后也就正确。看待一个人或政党,首先不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有过何许伟大的贡献,而是在于他今天正在做些什么?……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集于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反右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
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争取民主,也就是争取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民的意愿可以充分表达出来并加以贯彻。国家的组织形式及法律程序等不合人民的心意时,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更换或加以修正,可以不用暴力而实行一些彻底而有意义的改革。”“集中与民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否则民主将被限制而成为‘集中的民主’。民主的集中是民主,‘集中的民主’不一定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王存心《“利己主义”原理》)
社会制度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它要有书面条文的根据(宪法根据),更要有社会风气、社会力量的支持,它是活在广大人民生活中间的有生命的东西。(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以上作者均为1957年的北大学生(摘自《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张绪山《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炎黄春秋》2009年6期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

以前如《十字架》等纪录片,还有一些文章,都可以有一个倾向,就是单单把49年后中国基督徒殉道的那一面渲染了。所以我这篇文章的重心,是要谈中国基督徒在1949年后如何大规模背弃信仰的那一面。但我仍然认为,与当年基督徒中的殉道者和护教士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和人格都显得格外的可怜。
把基督信仰和共产主义相提,认为只要宣称其信仰为真理或坚持真理的一元化,就是狂妄或必然导向专制的。老实说,这是自由主义者们一种通常的见解。我想在这一点上,你对基督信仰仍有很大的误解。Pilgrims,我并不是一个接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基督徒,而是一个接受圣经权威性和教会的信仰传承的,保守的基督徒。其实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当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原始(原教旨?)意义上的一个信仰者,开始出现在公共领域时;对知识分子们常说的信仰自由和思想宽容来说,真正的考验这才开始了。对基督徒知识分子来说,你所批评或怀疑的,对我们都是一种考验。而对不接受一种绝对的宗教信仰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考验。当一个不相信宗教的人,声称自己支持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主张到底开出了一张怎么样的支票?这真是很有意思,从某个角度说,中国的汉语知识界,从来还没有经受过这种信与不信的群体之间的、在私人交往与公共表达等各个领域中的,一种真正的和尖锐的相互考验和相互尊重。说到这里,其实我还挺兴奋的。因为无论对你还是对我而言,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时代当真已经开始了。
                                             ——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
 

图5农村小高炉群1958年
 

图6 1958年人民画报报道

 
 图7 1958年中国大跃进时的人民日报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 
——李锐(原毛泽东秘书)《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谢  泳:民主党派高层人物的两封信

历史人物的个人命运总是和一些偶然选择相关,但这种偶然选择,在事后观察却常常能看出他们个人的品格和在历史关头对国家及时代的责任

历史人物的个人命运总是和一些偶然选择相关,但这种偶然选择,在事后观察,却常常能看出他们个人的品格和在历史关头对国家及时代的责任。

1957年5月间,同为中国民主党派高层人物的黄炎培、陈叔通和陈铭枢共同来到了历史的关头,他们本都是忧国忧民的热心人物,面对一件今天看起来毫无悬念的历史事件,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很难说他们的个人选择存在投机心理,但最后的结果是陈铭枢成为右派,而黄炎培、陈叔通却躲过了这一劫。

事情起源于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决定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陈铭枢赞成毛泽东的这个选择,而黄炎培、陈叔通认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一个历史细节是黄炎培、陈叔通选择先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信,表示忧虑,主张慎重,而陈铭枢却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赞成毛泽东退职,认为这是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历史非常简单,陈铭枢的信惹恼了毛泽东,而黄炎培、陈叔通的信,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曲折表达他内心真实想法的余地。

1957年5月1日,陈叔通、黄炎培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中特别提到:“昨毛主席于会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毛泽东在陈、黄信上有几处批示,其中一处是:“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毛泽东还在信上特别说明:“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这四处注解透露了毛泽东的一些心声,其中一处说:“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几乎同一时间,在陆定一报送中央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的情况简报》上,针对当时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的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特别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这个北大学生的文章即注意到了当时中共高层的分裂。综合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革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彭真的冲突,应该说,由“鸣放”到“整风”的突然变化,可能确实与中共高层的分歧有关。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史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有黄炎培、陈叔通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但却没有收陈铭枢的信,但我们可以通过其它史源来寻找陈铭枢致毛泽东信的内容。

1958年12月16日,民盟中央召开过一个座谈会,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曾传达了周恩来在12月15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内容完整保留在当时民盟中央内部出版的一份“阅后收回”的《中央工作通讯》(1958年第1号)上,我没有查最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不知是否收了这个讲话?我感觉不会收。

周恩来的讲话是要向民主党派解释,中央赞成毛泽东的选择,但同时又认为陈铭枢给毛泽东的信是“恶意污蔑”,但却始终没有正面公开陈铭枢的原信。周恩来说:“正在这个时候,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进行猖狂进攻。右派头子陈铭枢于5月18日上毛主席书对主席进行恶意污蔑,造成主席退职,说是可以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陈铭枢和其它右派分子,在当时以为有机可乘,如毛主席退职,可以按照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轮流坐庄。因此,在去年五、六、七月,忙于反右整风,毛主席所提出的意见,所以暂时只好不谈。”周恩来讲话,从国内国际六个方面分析,认为毛泽东退职的选择时机是成熟的,顾虑是可以解释的。但对黄、陈和陈铭枢二信的判断却是:“所以现在提起两封信,很有必要。右派同我们是敌我矛盾,是怀有恶意的。黄、陈二老写信,表示忧虑,是出于善意,但这种忧虑是暂时的。说到最后,主席的考虑仍然是正确的。”毛泽东内心是真退还是假退?后来的历史作了很好的说明?刘少奇、周恩来内心是真想让毛泽东退职,但还要讲出许多“中国离不开毛主席”的理由,还是黄、陈更了解毛泽东,而陈铭枢则以假为真了。

199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陈铭枢回忆录》,基本没有涉及他1949年后的经历,但他给毛泽东的信却成了历史的重要文献。当时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相当复杂,民主党派高层人物忧国忧民,凡顺应世界潮流的建议,一般总与政治斗争发生冲突,常常为人利用,在那种政治内争中,不可能再有什么是非,中国当代历史的复杂性常常体现在这些细节中,传统政治讲权谋,现代政治讲诚信,陈铭枢用现代政治思维判断毛泽东的选择,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金  渝:林彪外逃震撼小县城(文革纪实·三)

千副政委传送林副统帅的温暖

孟德斯鸠的名言:专制政权的宣传,唯一目的就是愚民!

(一)

S县虽然是边远、荒僻、苦寒之地,全县仅有六、七千人口,文革期间却出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赤脚医生吉格资里玛,她因此官拜省革委会委员;另一个更加显赫,他是县武装部副政委千比,后来官拜省军区副政委、全国人大常委。吉格资里玛其实是一名老实的牧羊女,怎么当了政治明星她自己也不甚了然;她对政治缺少兴趣和手段,后来慢慢淡出官场,回归平民生活,逐渐不为人们所知。而千比副政委却在经历了大红大紫之后,竟死于非命。他的扑朔迷离的死因,也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话说九大召开之前,S县高调迎庆,公社和生产队的蒙古人和汉人都在尽情高唱“满怀激情迎九大”。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接近尾声,恐怖令人们噤若寒蝉,忽然上面说现在是喜庆日子,人民大众要开心,于是人们就拼命地唱歌,大概是借以排揎内心的恐惧和压抑吧!再说人口稀少的S县竟出人意外地产生了一名九大代表,S县的人不能不格外地表示自豪和幸福。

九大代表是县武装部的千比副政委,虽说是上面内定了的,但也是全县的光荣呀!因此上,随着九大一天一天地临近,千比当代表也就成为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所在的石包城公社虽然远离县城,但有关千副政委的传说也不少。公社主任塞地布不止一次地在会上向人们报告千副政委的成长历程;公社武装部长邦根不善言谈,但也能说千副政委去开会和“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故事。公社食堂的于大师(他也兼做喂驴马的饲养员)因为有给国民党还乡团背过锅碗瓢盆的历史问题,所以一直抬不起头,现在也用他那喑哑潮晢的安徽口音加凉州腔调,向社员夸耀千政委吃过他做的饭,还给他敬酒了。公社粮站有个吴芳青,是摘帽右派,一天到晚沉默寡言,小心翼翼,说话做事非常低调。但是千比当了九大代表也使他非常兴奋。他对我们说,几年前千比还是一个放羊娃哩,当时他老吴在盐池湾劳动,经常教千比认字。千比聪明好学,一边放羊一边看书识字。说起来千比所认得的那些汉字,差不多都是他吴芳青教给的呢!他感叹万分:早就看出千比有出息,没想到才几年时间,千比就出人头地了。

文革时代人的命运很有戏剧性。那千比,十六岁就当了基干民兵,入了团。十七岁到县委当通讯员。六五年北京召开全国民兵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经验交流大会,省上需要一个基层的、少数民族的、出身贫困的、共青团员的、二十左右岁的男性民兵当代表,令S县选派;当时的县委书记拉西尼玛一看,这不是专门给千比定的条件嘛!就让千比参加。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县地面的千比直达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可谓不鸣不鸣,一鸣惊人。大会后党和国家几乎全体领导人——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书记候补书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们、军委的主席副主席常委们元帅们大将们、人大的委员长副委员长们、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们,隆重地接见全体民兵代表,并合影留念。

千比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S县的人都是如此说法)并和他们合影的照片在S县给他带来极高的声誉。这张照片后来也是S县的县宝;因为能和党国全体领导人合影,S县几乎没有第二人——以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拉西尼玛是否有过?不得而知;即便有,文革一开始拉西尼玛就被造反派打得自杀了,人走茶凉,有也没什么意义了。而千比在文革开始的第二年,就当了S县武装部的副政委,或许与他能和党国全体领导人合影不无关系;这时他年仅二十二岁,可谓风华正茂、少年得志,前程似锦。

(二)

喜迎九大的气氛造得很是浓烈,但是战争的乌云滚滚翻腾。最新最高指示不断地发表:一会儿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一会儿是“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世界大战,准备打核战,要大打,早打”,一会儿又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

在荒僻的石包城,农民老百姓除了开会扯着嗓子唱“满怀激情迎九大”而外,也开始“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刘大头派许守天带着我还有两个小伙子挖地道。许守天在凉州的水库工地上干过,会放炮。我们在牛圈旁边的一处地坎上开挖。安放炸药雷管把我紧张得打颤颤,第一声炮响吓得我魂飞魄散。但是很快胆子大起来,炸药一次比一次填得多。终于一次震天的炮响,碗口大的冻土块飞向天空,一块砸落到赵尔伦严令章几家人的院子里,幸而没有伤到人。这以后我们不敢再胡来,天天像鼹鼠一样在地道里作业,爬进爬出。

三月二日珍宝岛打仗了,老百姓吓了一大跳。仗打了好多天,战火蔓延到新疆。老百姓害怕了,惶惶然地说,我们这里离苏修近,打起来我们往哪里跑?公社干部们见多识广,他们学习最新最高指示,有人兴奋地说,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世界革命要开始了。

在北京,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至二十七日,九大预备会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如此漫长的马拉松大会,石包城的老百姓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农活一天比一天忙,整天撅着屁股侍弄土地,顾不上关心国家大事,何况队上也是事情多多。

刘大头把他的内弟从凉州迁来了,那内弟是个独眼龙,左眼废了;而生产队本来就有一个独眼龙李春有,却是右眼失明。两个独眼龙头一次见面,就互相没有好感。

赵大撇子和严西章在二层台子的耕地里打了一仗,历时约半个小时。赵大撇子鼻子流血,严西章腿上青一块,紫一块。起因是抢着要套那头力大无穷的牤子牛。

山里春天到得晚,春天一到,牲畜发情,人也发情。供销社的闫生利隔三差五把社员晁老二的俊俏媳妇马生桂叫到沙梁子某个背僻地方野合,完了给她几颗糖,或一块花头巾。贼眉鼠眼的许守天和严西章的媳妇偷情,有时是在遍地刺棵子的沙湾里,有时是在水峡口的磨坊里;严西章忍气吞声,因为他那方面很不行。二队的身材高大的贺万保和赵基德的身材矮小的婆姨王翠花也在驴圈里胡搞,被人撞见,闹得不可开交。

公社宰羊,铁林香跑去看,看着看着,她不见了。旁人给食堂于大师说,铁林香抱了两付下水跑了。于大师急了,两付下水值一元钱呢。他跟屁股紧追上去,追到铁林香家门口,却被她堵住了。于大师要她把下水还给他,铁林香大吵:“谁见了?你瞎窟窿眼冤枉老娘!狗日的狼啃脖颈骨的!”于大师要进屋里搜,铁林香臭骂:“下水在哪里?在哪里?我叫你搜!”说着就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裤子唰地落了,于大师掉头就逃。

刘大头的老婆和女婿发生了最猛烈的一次争吵。十年前在凉州,刘家大女儿每天上学途中都要遇上大队文书韩文学骑自行车去大队部。很快的刘家大女儿就坐在文书的车子后座上了,又很快的刘家大女儿的肚子就大了。刘大头夫妇气疯了,本来女儿已经许配给兰州城粮食加工厂的工人,能当城里人了,这下完了。他们把女儿打得死去活来,又不得不把她嫁给文书,却恨死了这个女婿。文书后来被精简,彻底当了农民,刘大头夫妇更不把他当人。后来他们都移民到石包城,丈母娘女婿三天一骂,五天一打,经常是鸡飞狗跳。

每次丈母娘和女婿骂仗,女儿都站在妈妈一边。丈母娘兼妈妈主骂,女儿兼老婆帮腔,刘大头站在一边助威。这一回母女同仇敌忾,各种版本的国骂在丈母娘嘴里不断创新,句句不堪入耳,非常刺激。女婿肚子里有点墨水,酸文假醋的话很是不少,什么“凉水也能充饥”、“钱难挣,屎难吃,大丫头好看什么什么”,可是他单枪匹马,寡不敌众。高潮是丈母娘双手拍着自己的大腿,点头叫女婿:“你来!你来!你把头放进来!把两个耳朵捋了进来!”全队的人都来围观,耳闻此言莫不吐出舌头。

就这么着,九大开过了。

(三)

六九年六月初,千副政委来到石包城传达九大精神。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人物。某日,我接到通知,参加公社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凡是拿国家工资的也就是吃国家粮的,包括职工和临时工,陆续分配来的大中专生,还有公社唯一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一律参加。大家早早到来,大概有几十号人吧,挤在一座破旧的简陋的大库房布置的会场里。先是唱歌,公社刘会计在给人们教最新的歌曲:“一九二九年,林彪上井冈山,见到了毛委员……”九大最出名的人物是林彪和江青,一个写进党章当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当了政治局委员,对此人们都有深刻印象。何况九大一闭幕,上面就下了紧急通知:“满怀激情迎九大”不能再唱,因为江青同志指出,这支歌使用的是伪满洲国的一个曲调。她一句话,这支歌便立刻销声匿迹。

忽然鸦雀无声。千比副政委在公社领导塞地布、布其、邦根的陪同下走进破旧寒碜的小礼堂。我们所有来开会的人赶紧起立,使劲拍手。会场前面有一个高台子,几张课桌,上铺红布,充作主席台,他们就在那里入座。公社武装部部长邦根宣布开会,他带领大家做例行的一系列“三忠于四无限”的仪式:摇晃红小书敬祝毛万寿林健康,背颂三——五段最高指示,高唱两——三支革命歌曲。三呼万岁的仪式完毕之后,塞地布书记大声说:“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千副政委参加九大期间,受到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的亲切接见,林副统帅和千副政委亲切握手,这是我们S县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和最大快乐!今天,千副政委来到我们石包城草原,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温暖传送给石包城广大的革命群众!”

千副政委接着讲了几句,说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林副主席步履矫健、目光炯炯,主席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幸福;又说,林副主席在小组讨论会上亲自和我们每个代表亲切握手,我现在把林副主席的温暖带给无产阶级革命战友和革命的同志们,希望同志们把林副主席的温暖化为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动力!

然后千副政委走下主席台,开始和与会者一一握手。塞地布书记陪着他,不断大声向人们强调,千副政委和林副主席握了手,现在和我们握手,等于林副主席和我们都握手了!

与会者一个一个诚惶诚恐地、毕恭毕敬地伸出双手和千副政委握手。对有的人千副政委握住手使劲摇几下,有的则摇两下,有的则随便握一下。其中就有亲疏尊卑之讲究,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趁着没有轮到我的工夫,我偷眼觊觎这位贵人的风采。他个子较高,偏瘦,黑脸膛,颧骨也高,这是典型的蒙古人脸型。他一身绿军装,红帽徽和红领章就像样板戏上唱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很是英俊潇洒。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其实比我还要小一岁,也根本没有想起他是放羊娃出身,我只觉得他是大人物,九大代表、解放军副政委,具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专政之神,贵不可言,高不可攀。这些炫目的头衔和显赫的身份以及隐含的威势,足以使我的精神匍匐在地,令我的心灵觳觫颤抖。我是哪根葱?黑五类子女,永远要改造思想的臭老九,只要能做稳奴隶就谢天谢地的社会贱民——但是在农民面前又有优越感的吃国家粮的人。在千副政委和塞地布书记面前,我自卑得无地自容,有无形的恐惧与我如影随形。我相信这是社会下层老百姓共同的心态。

因此当千副政委快走到我面前时,我紧张得屏住呼吸,早早伸出手,弓下腰,谦卑地挤出笑容,不敢仰视,只敢看他的手。千副政委和我握了一下,很快就和下一位握手。而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开始用力分辨和体味林副主席的温暖是怎样特别的感觉。

(四)

千副政委在公社传达“九大”精神过后,就骑马下乡到几个牧业大队去了。在公社开过会的人沉浸在同和林副主席亲自握过手的千副政委握了手的亢奋之中。

那些天日,石包城的人们,差不多都有些晕晕乎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右手有些异样。那似乎是庄严神圣的感觉,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又似乎是别扭;越想清楚地体验一下那奇妙的感觉,却越觉得意义含混。人们时不时举起自己的右手仔细端详,虽然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绝对和过去完全不同。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千副政委和林彪副主席握过手,因此如果千副政委是一传手的话,我们便是石包城的二传手。很有一些二传手,他们的右手似乎不大对劲,好像受了伤,有点僵直,需要仔细呵护。他们时不时地低头研究自己的右手,似乎在怀疑那是不是属于自己的手。他们表情诡秘,神情可疑,令不知情者摸不着头脑。许多二传手们还真把这很当一回事,他们真的找到了自己相当于和林副主席握了手的感觉。他们激动,兴奋,喜气洋洋,自鸣得意。这些自鸣得意的人又去和没有在公社开过会的贫下中农握手,再三说明这不是普通的握手,因为他们自己亲自和千副政委握过手,而千副政委亲自和林副主席握过手,因此,没有开过会的贫下中农现在也相当于和林副主席握了手。这么一解释,贫下中农受宠若惊,想象和林副主席握手是何等的荣耀!让他人知道此种荣耀太有必要了。于是他们以三传手的身份再去找人握手,享受一下居高临下的愉悦。然而除了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外,其他人都已经曲里拐弯地和林副主席握过手了。于是有些瘾头大的三传手不甚甘心,就偷偷地去和戴帽子受管制的地富反坏右握手,把林副主席的温暖施舍给这些没有政治地位的人,享受一番阶级敌人的千恩万谢,这是极大的精神满足。

后来传说,有五类分子感激涕零、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贫下中农的恩典,也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愿意把此种恩典与人分享,当一回四传手。可是生产队所有的人都已间接地和林副主席握过手了,这个五类分子很沮丧,后来他灵机一动,就去抓住他的狗的前腿,左右瞅瞅无人,就盛气凌人地对它说:副皇上握过的手辗转到老子这里,现在赏赐给尔等。尔等难道还敢看不起我么?他见猫和猫握前爪,见羊和羊握前蹄,他的骄傲于是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享受到了高人一等的感觉,他自得其乐。

(五)

转年春天,我接到通知回县中学。因为中学老师不够用,校长时时到县革委会去诉苦,不能把分配给他的教员长期放在乡下劳动。但是公社方面,则认为知识青年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说好扎根一辈子,怎么才一年半就要开溜?相互扯皮了一阵子,我还是走了。

我在县上教书,虽然为了母亲(母亲及弟妹遭“遣送”投奔到我插队的石包城)的户口问题,一次一次地找过县领导,但是没有找过千副政委。恐怕一则是他没有在县革委会里任职,二则那时他好像经常在外面学习、参观、开会。就连县城大能人李大嘴,也不能经常吹嘘他和千副政委如何交情深厚。

李大嘴是城关公社食堂的厨子,每天中午食堂关了门,他多半是在县城唯一的十字路口上溜达。他两只眼睛总是盯着县革委会的大门,只要县上的头头脑脑出现,他就赶快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握领导的手,满面春风地问候“主任忙啊!”“书记上班去呀!”“部长年轻得很啊!”对方“嗯嗯”地答着,他已经把纸烟献到嘴边,随即“咔嚓”一声,火柴划着就点。万一火柴没划着或被风吹熄,他就急得满头大汗哭丧起脸。点烟过后他陪着领导走几步,最后笑咪嘻嘻地大声喊道:“您忙着哩,您慢慢走啊!”附近生产队若有谁家请客吃饭,李大嘴绝对随请随到,或者不请自到。他先去厨房给掌勺的指点一番,或者亲自露一手,随后就到席面上坐下,开始滔滔不绝地吹嘘张政委对他如何客气,巴吉主任和他交情如何深厚,王副政委如何拍他的肩膀夸他能干,通布副书记如何告诉他一些内部消息,等等。于是乡里人便对他肃然起敬,尊他坐上席。在李大嘴的大嘴里,很少提到千副政委。这证明千副政委真的很少在县城。

不过也听到一些消息,说武装部里,四个副部长和三个副政委大都对千副政委不服气;尤其是刘副部长和宋副政委,公开瞧不起千副政委,其中既有论资排辈作祟,也有微妙的民族偏见,还有对千比能力和学识的怀疑。

县武装部的政委、部长总共有八位,号称八大金刚。其中数刘副部长最牛。他不仅每次打扑克牌玩“滚猪”,总要操纵牌友把懦弱的王副政委滚成猪,肆意地奚落取笑王副政委,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对群众发表演说。那年头县上每半个月至一个月才能放一回电影,还是露天。但凡演电影,刘副部长必定要光临,而且必定要讲话。有一次放电影,放映员老王等了很久,刘副部长没有到场,就开演了。电影是《红灯记》,已经演到“粥棚脱险”了,老王偶然一回头,发现刘副部长站在一边,脸拉得很长。老王心里一下子慌了。他和助手窃窃私语几句,就停了机子笑嘻嘻地去对刘副部长说:“部长,刚才观众还没有到齐,我们试了一下机子,现在人到齐了,就要正式开演,请部长先讲个话,指示指示。”刘副部长脸色缓缓地转过来,终于回嗔作喜。他站起来走到放映机跟前,自言自语道:“讲什么呢?”他搜索话题。老王讨好建议说:“现在是农闲季节,您给我们讲一讲积肥问题好么?”部长同意了,“好吧!”他清清嗓子,拖腔带调地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是积肥季节,大家一定要掀起积肥的新高潮,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一定要多捡粪,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嘛……”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电影才正式开演。

那宋副政委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头一次下乡到石包城检查战备工作,下车伊始就对公社干部一顿猛训,训完话后随便问了塞地布书记一句:这里产麝香么?塞书记心领神会,命社员悄悄给宋副政委送来一付。哪知宋副政委到公社会议室去开会,招待室服务员小红去打扫他的房间,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腥臭而又奇香的异味。她寻味找去,发现味道来自床底下的一个纸包。她心想,这么难闻的怪味怎么让领导安睡呢?于是随手把纸包从窗子甩了出去。那是个下雨天,窗外洼地积满了雨水,纸包就掉进水洼了。宋副政委开过会回到房间,一看包麝香的纸包不见了,问小红,小红说甩了。宋副政委气急败坏,但又不敢发作,赶紧出门冒着濛濛细雨下到水洼里去摸。公社张文书看见了,三步并作两步,过来问:政委在找什么?让我来。宋副政委不回答,只管低头在水里摸来摸去。一会儿忽然见公社刘会计主动下水来帮他摸,他一下子直起身厉声吼道:出去!谁让你来的?刘会计尴尬极了,干笑着退出水洼地。别的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也知趣地走散。

麝香最终找到了,宋副政委心情转好,晚饭胃口不错。他喜欢和年轻丫头攀谈,就问上菜的小红,这油泼辣子面是你擀的吧?小红是个木脑袋,赶紧回答说,是喂驴的于大师做的。说完,发觉不对头,又解释说于大师又做饭又喂驴。宋副政委气得脸成了猪肝色。

和这些个同僚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千比副政委的日子恐怕不会轻松的。

 

 

进白石头沟赶牛

卢梭说:“自由不仅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

(一)

一九六九年,我在祁连山里的石包城公社农业生产队插队劳动。七月下旬,地上的麦子割倒了,拉到麦场上码成了垛子,这就不再怕牲口糟蹋地里的庄稼了;再说接下来就要翻地灌水,因此要把自青苗长出时节就赶上南山白石头沟里放牧的耕牛赶回来。我实在厌烦生产队和公社见天开学习会、批斗会,于是自告奋勇,去白石头沟赶牛,队长刘大头同意了。

七月三十一日早上八、九点的光景,我单枪匹马,骑上马出发了。我朝大公岔走,很快走出泉脑湖滩,进入大戈壁。这一路是上坡,地面干燥,忽然,马一蹄子一下踩进野鼠洞,猛然受惊倒退两步,我猝不及防,差点被掀下来。于是我不敢麻痹,时时盯着地面,催马前行。公社渐渐落在我身后很远。走出七、八里,我回头看,只见从泉垴到水峡口整个一长条绿洲的全景呈现在我眼前,那就是石包城的人间世。

太阳甚是热辣,紫外线强烈。本地人之所以一律是黑膛膛的脸色,就是高原紫外线照射的效果。我的坐骑白天门——它的脑门和鼻梁是白色的,所以有此名号,它是一匹小走马(指行走时两左腿两右腿分别同时着地的马,四条腿错开着地走的马为蹦马)。我策马而行,很是惬意。去年我刚来石包城时根本不敢骑马,是队上的年轻人教会我骑马的。其实骑马很简单,只要胆大。我有的是冒冒失失的胆量,因此越骑越爱骑,驾驭之术无师自通并且突飞猛进。骑马乐趣无穷,在湖滩里快马驰骋,既刺激又充分体验超越时空的那种自由感,乃是莫大的享受。可是此时在戈壁滩上,马是跑不起来的,白天门驮着我一直在爬坡。

这方圆数十百里的戈壁滩其实是一个盆地,整个盆地很像斜靠在墙上的一只巨大脸盆,东南高,西北低,倾斜度很大,我估计有二十度以上。马走得吃力了,半戈壁上,只感到太阳辐射的灼热。时间尽可以来得及,我放辔慢行。回头再看石包城公社,竟成了一小条绿色的草湾,与褐色的大戈壁相比,根本就是一丁点儿。北面名叫“七个驴”(有人在那里发现有远古人类画的七只驴子的岩画,故以此起为山名)的乱山岗,此时仿佛在我脚下。在我前面,绵延逶迤的南山雪峰巍然耸立。要拿七个驴乱山岗同南山雪峰比,那太小巫见大巫了。视野所及,南山雪峰从西到东有数十百里长,其间有若干沟口:石板凳、大公岔,再往东又有狐洞沟、麻黄沟、小熊沟、白石头沟、鞭把沟和黑熊沟等等。黑熊沟和北山的鹰嘴山遥遥对峙,之间是大坂,那里是大戈壁的制高点。从那儿再往东,地势又低下去,形成西南高、东北低的昌马盆地,那是玉门市的地界。疏勒河由南向北流过昌马盆地,河上游有一座天生桥,过桥就又是我们石包城公社管辖的鱼儿红草原了。

(二)

顶着烈日,我继续前行。蓝天高远,空旷的大地被它笼罩,我对苍穹发生敬畏之心。我看着那遥远的石包城小绿洲,不禁感慨万千!在大自然面前,人的世界是多么渺小!然而就在那毫不起眼的绿洲里,有数百人居住其中。一些妄自尊大、自命不凡、飞扬跋扈的人物在那里搞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如果请他们到这苍茫戈壁上反观自己的世界,他们会不会发现自己的行为很无聊?

九大刚结束不久,“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毛泽东思想放光芒”唱了大半年,完成使命了,江青卸磨杀驴,宣布此歌用的是伪满洲国的曲调,禁止再唱;这些天石包城又开始唱颂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井冈山会师的赞歌了。

我们S县出了一个九大代表名叫千比,是县武装部的副政委。他现在正在S县七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个公社巡回传达九大精神。在九大上他和林彪副统帅握过手,这可是非同小可的特大喜讯。前些日子他来到石包城,人们争相同他握手,他也慷慨的同革命群众握手。他说,这样握手,就等于林副统帅和革命群众间接地握了手。于是和他握过手的干部党员欢天喜地,再去同下面的老百姓握手,还重复着千副政委的话:把林副统帅的温暖传给广大贫下中牧和革命群众!一传十,十传百,等于大家都和林副统帅握过手了!那些天,石包城的人动辄抬起右手仔细端详,似乎觉得右手有些异样。我也和千副政委握过手,也着实荣耀了小半天,又自嘲了好几天呢!我诧异我好歹也是一个大学生,很见过一些世面,很知道一些科学民主的概念,怎么到这穷乡僻壤才多半年,就变得如此愚昧麻木、奴相十足呢!

现在我立马戈壁滩,远离人间,觉得那远远的绿洲真是藏污纳垢的罪恶的渊薮。我为自己在千副政委面前低头弯腰的蝇营狗苟而羞愧难言!为自己当了二传手就趾高气扬的丑态百出而痛心疾首!我想得亢奋,突然胆量陡生,索性跳下马,对着那绿洲破口大骂。我骂了很多反动的话,统统都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言语;如果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此言,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的。骂着骂着,我回头厉声喝问白天门:你会告发我么?你有本事告发我赤膊上阵、发出反革命叫嚣么?嘿嘿,你听见了,但是你不会说出来,气死你!

忽然我看见远处有沙土“刷刷”地扔,好像有人在挖地道。真的,就像挖工事掩体的人,站在壕沟里一锨一锨向外面丢土。现在到处都在深挖洞广积粮,莫非永红牧业大队在这里挖战备地道?我大惊失色,魂飞魄散。方才我高声叫骂的反动话被他们听到了!这下我死定了。我的心狂跳,脸色一定煞白。可是挖土的人没有站出来,我满腹狐疑。

原来在这个缺少对照坐标的大空间,眼睛最易发生错觉。一米远的一丛柴草,如果久久地盯着它,恍惚就会觉得它是十数里外的山顶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果不其然,“刷刷”扔土的地方突然跳出一个怪物,既像兔子,又像老鼠。它站在洞外土堆上,后腿立起,前爪收缩,大耳朵转动,鼻子不停地抽搐,显然是嗅察有无异味。确定平安无事以后,它又跳下洞沟,重新“刷刷”地向外扔土,真像是一个手脚麻利的优秀工兵。片刻之后它又跳上地面,转动脑袋又嗅又听又看,机警得不得了。

我把这家伙称为鼠兔,后来我才听说,还真的有这样名字的动物呢。它在给自己造新房里!好家伙,是你把老子骇得半死!

(三)

太阳已然偏西,我可能走出了二十几里路。在半戈壁上我再回头眺望:盆地最低洼的沙湾子近旁的樊梨花古城堡所在的两三座独山子,兀然突立。石包城绿洲像个小不点儿,在天空、雪山戈壁之间显得特别微不足道。

我忽然觉得寂寞难耐,大半天看不到一个人,也听不到人说话,这在此以前我从没有过。我渴望和人说话,于是我开始唱歌。我放肆地唱了一支又一支的革命歌曲,故意胡唱乱唱,油腔滑调。我又和白天门马说话,可是这狗娘养的不理解我,心不在焉的东张西望,令我扫兴。我忽然不由得怜悯起白天门了。正好来到一条干涸的河坝边,有几簇青绿的肥壮的芨芨草,草穗迎风飘扬。我给白天门卸去马嚼子,牵着它吃草。我百无聊赖,把马缰绳拴在芨芨丛上,就当着白天门的面撒尿。我在它面前放浪形骸,出丑露乖。可是白天门无动于衷,自顾自吃芨芨草。忽然,它仰起头,朝石包城方向长嘶一声,堪称悲壮。

(四)

我骑马约摸走了四十余里路,到大公岔沟口了,也就是到了南山脚下。眼前是一个个低矮的乱山,乱山后面则是崇山峻岭的雪峰。一道干涸的河坝将乱山分割开来,形成一个大的沟口,这就是大公岔,南山最大的沟。这条河坝也是一条路,如果一直顺河坝往沟里面走,就能穿越祁连山主脉,抵达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我听进过大公岔的许守天说,大公岔里有很古怪、很难听的地名,叫什么“驴俅墩子”和“马逼泉”的,特别形象,很是名副其实。此时我很想去见识见识,不过还是赶路要紧。

我沿乱山山脚往东走。地势在继续升高。这里景色苍凉,右边是童山濯濯和巍巍雪山,左边是缓缓伸展开去的空旷大戈壁。一只鹰在空中孤独地盘旋,万籁俱寂。我骑马走过狐洞沟口,再往前走,又见一个沟口,那是麻黄沟。再走过去,就是白石头沟了。这里的海拔已经有三千米以上,比公社那里起码高出两、三百多米吧?

白石头沟到了。我骑马走进去,顿觉天地狭窄,天气凉爽。沟里的坡度比戈壁滩还要陡,我哪里是走在沟底,简直是登山,说是登山么,环顾左右,两边才是陡峭的山,而且一山更比一山高,无数山头林立,直刺青天。

沟里的景观比沟外戈壁滩悦目得多。山坡上绿草茵茵,还能听到溪水潺潺。越往里走,越感到寒凉,和方才半戈壁上炙人的炎热大相径庭。渐渐的,我听见白天门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无意中看见它的鼻孔,竟然张大许多,这里缺氧。我正想下马给它减轻负担,忽听见恶犬狂吠之声。抬头看,前面数十米远处有一顶蒙古包,一白一黑的俩狗箭也似的直冲而来。我慌忙重新坐稳身子,紧挽缰绳。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两只毛茸茸的大狗横眉竖眼,张大嘴巴,挡住我和白天门咆哮如雷。我没有害怕,因为我知道自己一旦示弱,狗就会更加胆大妄为。两条狗一左一右,跳跃着扑我,很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我左右轮番甩舞着缰绳,逼得狗不能近前。

狗的主人终于出现了,是一位艾吉,就是大娘。她一呼唤,俩狗立刻乖乖地垂着尾巴一溜小跑地回到主人身边。我下了马,把马拴在木桩上,说一声“加散般诺(你好)”,就进了蒙古包。主人沏茶给我喝。稍事休息,我问得我们农业队的牛马就在沟垴里,于是起身告辞,骑马继续向沟垴挺进。

(五)

白天门马走得很吃力,但是我不敢下地上走。方才在地上,我已经明显的有高原反应的感觉。地势越来越高,溪水越往上游越大,像是小河,而且河水把沟切割开来,形成悬崖。越往前行悬崖越深。悬崖顶部和山脚之间的坡地是最好的草场,酥油草长得很茂盛。绿草地上还有紫色的野马兰花,花朵硕大,不过那花朵不仅毫无香味,反而是臭气袭人;而且在野马兰花上面飞来飞去的不是蝴蝶或者蜜蜂,竟是硕大的苍蝇。

走呀走呀走呀,诺大的沟里,仅有的空谷足音,便是白天门的踏踏声。它奋力前行。我回头望,只见沟口的山峦,统统都在我们脚下。终于快到沟垴了,因为我听到马嘶声,也看到三三两两的牛了。它们在对面崖坡上,或卧或站;牛和牛在一起,马和马为伴,没有一牛和一马单独在一起的。看来真是物以类聚呢!

又见炊烟缭绕的蒙古包了。有狗“汪汪”地大叫,不过没有跑来咬我,它被拴着呢!女主人从蒙古包的小门里探头朝外看,随即出来帮我下马、拴马。我弯腰低头进蒙古包,蒙古包里竟然有三个干部模样的人盘腿而坐。他们见我戴着眼镜,也就点头微笑表示友好。房子里炉火旺盛,茶壶呜呜唱歌。大家一边喝茶,一边闲聊。原来这三人是地区防疫站的医生,到此调查旱獭。昌马的南山里已检测到旱獭携带“一号”病菌,就是鼠疫菌。而国家早已经宣布消灭了鼠疫,所以这里发现鼠疫疫情引起北京的高度重视。这几位医生得知我和公社卫生所的张从虬、范云英两口子很熟识时,就更有了共同语言。我非常饶舌,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大概是一天没有与人说过话的缘故。

(六)

太阳落山了,即使坐在蒙古包里的火炉旁,也一下子感到寒气袭来。我听见队上放牛的丁家兄弟在外面说话,赶快出去看他们。他们见生产队派我来赶牛,大大地不以为然,问我能赶牛么?我觉得自己的骄傲受了伤害,反问他们,赶牛上路,有何不能?他们诡秘地一笑。

沟底已经是苍茫黄昏,可是对面山上依然阳光明亮。不过可以看到大片的阴影正在向山上推进。有贪吃的马儿还在阴阳交界处埋头吃草,一匹儿马(公马)嘶鸣着奔来,它那长长的马鬃在颈上随风飘起。贪吃的马儿们见儿马冲来,慌忙往上跑进阳光里,跑得慢的就遭儿马咬一口。儿马赶着马群——那都是些骟马、骒马和马驹,浩浩荡荡下山进马圈。

女主人拎着水桶要下沟底河里取水,我要过水桶自告奋勇去提水。从沟底到蒙古包仅二三十米距离,可是没想到一桶水竟是无比沉重。我哼哧哼哧提着水往回走。丁老二看见我,说我的脸是绿的。啊!高山反应!在公社那里,海拔虽然也有二千六、七百米,可我挑起两桶水也还能矫健如飞呢!

抬头看,最后一缕阳光停留在雪峰之巅,有一刹那间,那里的冰雪如同钻石般地放射灿烂夺目光芒,倏忽消散,暮霭朦胧。再看沟里,已然夜色茫茫。丁家兄弟的帐篷就在附近,可是容不下三个人住,于是我就借住蒙古包。蒙古包的女主人做好了饭,是羊肉汤煮大米的稀饭。她又端上炸油果子请大家吃。防疫站的人是掏粮票和钱给主人的,我拿出干粮,和他们打伙吃。反正农民到了山上,在牧民家里吃一顿饭,好客的牧民并不计较什么。吃饭之间,男主人回来了,还带着一位鱼儿红的牧民。睡觉前我出去解手,这是七月底的天气,山上竟如寒冬一般;且不知十冬腊月此地是何等样子?没有月亮的天幕星光灿烂,黑魆魆的高山死一般的沉默,令我心生惧意。好冷啊,我赶紧钻进蒙古包。

蒙古包里一下子添了许多人,我不知睡觉怎么个睡法。只见女主人从蒙古包右首的排柜里取出崭新的绸被棉褥铺在上座地面,请防疫站的三个人睡在那里;啊!那是贵宾区。左首靠门的地方,睡一般的客人;那是普客区。女主人取过来几张羊皮铺在那儿,递给我一个翻毛皮筒子——板子在外、毛在内的一个大袋子。我从脚到身把自己装进皮筒子,睡倒在羊皮垫子上。那鱼儿红的牧民睡在我身边。主人夫妇睡在蒙古包右首;那里是主人区,也是厨房区。而我们这普客区还是工作区呢!春季产羔期间,刚出生的小羊羔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以避免被冻死,夜里还要给它们喂米汤呢!

(七)

夜里很冷,我怎么也睡不着。听见外面时而犬吠,时而马嘶,朦朦胧胧睡去,猛地又醒了。谛听外面,似有骚动声。我忽然感觉到身上奇痒,往腿上摸去,竟有小动物蠕动——虱子。在牧区,虱子司空见惯,我早就习以为常。只是这皮筒子里恐怕多日没有人用过,里面有成千上万的虱子,大概早饿疯了,嗷嗷待哺,今天逮住我,岂能不大快朵颐?火炉子离我很近,干羊粪块红红的余火未尽,我往皮筒子里的毛顺手一捋,将手中物向炉门里一甩,只听见“噼里啪啦”清脆的响声,如同小鞭炮。就这样,我一把一把地摸虱子,然后一把一把扔到炉子里放鞭炮。俗话说得真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我很快适应了皮筒子,一会儿又朦胧地睡去。

等再次醒过来,朝蒙古包顶正中的天窗外一看,天色微明。女主人已经坐在火炉边忙碌起来。炉子里燃烧着熊熊火焰,很舒适的温暖洋溢在蒙古包里。我起身出外,活动活动身体。这天正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可是我看沟里的溪水,已然结了冰。抬头看对面山坡上,只见很多牛围成一个大圆圈,一律头朝外,屁股朝内,圆圈里面,卧着小牛。一圈尖锐的牛角,真如鹿砦,形成固若金汤的堡垒,足以低档野兽的进攻。想不到供农人驱使的牛,竟然有如此的大智慧,我看得呆了。

这时男主人走了过来。他察看四周地上,忽然说,昨夜里狗熊经过此处。我好奇地问何以见得?他指点着地上的痕迹,说那是狗熊脚印,很新鲜。我仔细端详,可什么也看不出来。

(八)

太阳从山头爬上来了。山沟两面的山坡上忽然响起“哇!哇!”的叫声,从一个个地穴里钻出了怪模怪样的动物:它们的个头比家猫大许多,长相又有点像兔子。它们直立后腿,冲着太阳,遥相呼应地“哇!哇!”叫,那声音很像婴儿的啼哭声。我已经知道这就是旱獭,当地人称它“獭拉”。这东西胖嘟嘟的,昌马人喜欢抓它炼它的油,说是獭拉油炸油饼,香的呔!后来村民被告知獭拉传染鼠疫,也就没人再敢抓了。

我朝沟垴尽头处看,雪山近在眼前。皑皑的雪线就在我头顶之上,那里有四千二、三百米的海拔吧?女主人喊我“茶呜(喝茶)”,我进了蒙古包,防疫站的医生们也起来了,正在喝茶吃早点呢。我端起咸咸的奶茶津津有味地喝起来,还吃了一大块饼。

后来公社卫生所的张从虬医生去肃州,回来对我说起,防疫站的那几位同行给他说,那天在白石头沟喝早茶时,牧民给他们三人的碗里加了酥油、酪蛋子和奶皮子,给农业队放牛的(我)碗里仅仅是奶茶,他们因此有点不好意思呢!张从虬很感叹。我却不认为牧民做得有什么不合适,人家是远道而来的地区干部,我是农业队放牛的,区别对待,乃人之常情。物资匮乏时代,哪能面面俱到?我感到后悔的只是当时我没有美美地喝足奶茶,结果惨了。

我匆匆喝了一杯奶茶,就告别主人和那三位客人出门而去。丁家兄弟已经把要下山的牛集合在一处,他们当面给我点清数,共二十五头牛,这就移交给我,叮嘱我一路小心。我们分手,我骑上白天门,赶起牛群往沟外走。

(九)

下坡路甚快,渐行天气也渐热。还没有走出这山沟,我就感到口渴。我看见一顶蒙古包,就下马去讨茶喝。有一只狗卧在蒙古包旁边,它看看我,没有出声,头都不愿意抬一下,明显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便放心而行。谁知我走到离蒙古包几步时,那狗忽地窜起来直扑向我;我大吃一惊,连忙弯腰去抢一块石头。石头没有抢到手,我倒把自己绊倒了,小腿上被重重的磕了一下,登时鲜血淋漓。此时那狗掉头走了,因为一位老奶奶走出来看究竟。她问我:爱木其(医生)?我回答:拐,巴克西(不,教师)。我没有扯谎,因为我是分配到县中学的老师,又让我下乡插队的。老奶奶听说我是老师,略显失望,大概她有病痛,盼望来人是医生呢。不过她还是请我进去坐。茶端上来了,我喝了两碗,起身继续上路。

很快到沟口了,茫茫戈壁展现在我面前,在大山深沟里心头下意识感觉到的空间的压迫感一扫而光。我吆着牛群出了沟口,朝着戈壁西北角上那可怜的一溜儿暗深色地带挺进。晴空万里无云,烈日高照,戈壁滩上空气燥热,往鹰嘴山与南山之间的大阪的地平线上看,能看见贴近地面的气体的颤动。大坂地平线上面,气流如同粼粼水波,高温干热的天气常能看到此种现象,海市蜃楼恐怕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早就把棉衣脱去了,此刻再把绒衣也脱掉。强烈的阳光似火烧,我又口渴了。唯一的办法是赶牛快走。孰不料到了戈壁滩,这些牛成了一盘散沙,到处乱逛,它们慢吞吞不想走路了。我原以为一出山沟,它们看见绿洲,就会欣喜若狂,大步流星向前,因为那是它们的家,回家的感觉不是很好么?岂知它们并不作如此想。一想起马上要被套起来拖着犁铧耕地,农夫还要挥舞噼啪作响的鞭子,它们个个忧心忡忡,牢骚满腹,于是消极对抗起我来。看来,它们对革命家杜撰的“老黄牛精神”嗤之以鼻呢!

(十)

牛群磨磨蹭蹭不好好走路。我骑着白天门赶这边的,那边的裹足不前;我再去赶那边的,这边的又停下观望。更可恶的是,如此炎热难熬的天气,竟有几个流氓公牛,还时不时地往母牛身上爬。气得我七窍生烟。我还不敢打它们,公牛凶着呢!早晨我还向它们表示了我的钦佩,现在我厌恶它们,憎恨它们!

刚出沟口时,我估计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生产队,因为一路的下坡,简直可以小跑前进。可是此刻已经走了两个小时,竟还没有走出四分之一的路。嗓子开始冒烟了,举目张望,泉脑绿洲可望而不可及;回眸雪山,远水不解近渴。啊呀,我陷入绝境啦!想起丁家兄弟诡秘的笑,我明白了!赶牛回家并不简单。

我继续坚持,展开新一轮的暴力赶牛。白天门很是合作。我们东奔西突,使劲用鞭子抽牛,速度总算加快了些。可是我唇干舌焦,嗓子冒火,我简直觉得自己快被晒成木乃伊了。怎么办?忽然我一眼瞥见半戈壁上有个白点,蒙古包!啊!我有救了。我丢下牛群,策马朝蒙古包跑。到了跟前,我翻身下马,踉踉跄跄向前走。一位老奶奶走出来,十分惊讶的打量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进了蒙古包,老奶奶给我倒了一碗茶,我抓住“咕嘟咕嘟”倒进嘴里。忽然想起牧区的讲究,把茶一口喝光就意味着不再喝了,要告辞了。果然那老奶奶不再给我续茶,我尴尬地坐着。她是一句汉话不会讲,我的洋泾浜蒙语她懵然不懂。而喝光茶再要茶,那是严重的失礼;何况住在半戈壁上的她,水资源肯定非常的有限。没办法,我只好告辞。原先渴望抱着水桶痛饮一番,结果只激起了更加的焦渴。我懊丧不已,强打精神赶牛。

毒日当头,空气干热,可是泉垴绿洲依然遥遥不可及。嘴唇舌头嗓子干燥苦焦,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决定放弃牛群,临阵脱逃,先回生产队自己喝水再说。白天门善解我意,斜刺里一溜烟就跑出去十数米。求生的欲望使我灵活地驾驭坐骑,扬鞭夹蹬催马发足奔跑,我盯着绿洲,恨不能一下子飞到。那二十几头牛,我顾不得它们了,听天由命吧。等我喝足了水,再回来接你们,还要算不听话的账!

(十一)

正在飞奔,我忽然勒住马。天哪,世上真有奇迹!原来我看见脚下有一股污泥浊水在流淌!半戈壁上怎么会有这水呢?这是山洪水,可是昨天白石头沟没有下雨啊?小熊沟里淌出来的雪水?不知道。我无暇多想,从马上跳下来,三步并作两步直扑向那股救命之水。

我趴下去嘴对着水大口地喝,白天门也渴急了,跑过来嗅嗅水也大口大口的喝起来。啊!白天门先生,这样是不行的,你不可以在我的上游喝水。怎么,你不肯让?蠢货,那我就绕到你的上游去喝。

忽然间尘土飞扬,我的二十几头牛也蜂拥而至,扑到水流前大口大口的抢水喝。呔!反了你们!竟敢也在我的上游喝水!我不想对牛弹琴,自己绕过它们走到最上游,伏倒在地,“咣当咣当”地喝。就这样,牛、马、我,痛饮污泥浊水——,不,哪里是水,完全是泥浆。喝了半天,肚子胀得不得了,才意犹不足地罢休。

我细看那股水,已经变成涓涓细流。它顶多再淌半个小时就会干涸。这就是说,如果我晚到一半个小时,就会和这股水失之交臂!悬啊,这不是老天特意安排救我的水吗?我站起来,对着苍天谢恩!

我觉得胃特别沉重,很不舒服,我可能把十几斤泥沙喝进肚子了!但是这比干渴好受多啦。我抚摸着鼓鼓的肚皮,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现在不必急着赶路,我四仰八叉躺在戈壁滩上。仰望天空,万里无云,那洁净的、蔚蓝的天穹,令人感受到它的高不可攀和深不可测。

我一阵迷糊,再睁眼看时,似乎是在转瞬之间,南山山峦后面涌出许多庞然大物的云朵。大块大块的云由南向北,源源不断地飘飞开来;它们形状酷似,大小一样,互相保持等距离的间隔,仿佛编队而行。无数这样的巨大云块投影在戈壁滩上,地上的云影和天上的云块同步,悄没声地往北方潜移。在空旷和寂寞中,我聆听到了天籁之音。那是骤然而至的风从高空掠过,似惊雷滚动,似万马奔腾,似激流澎湃,却忽然无声无息。

我重新骑上马,赶牛往前走。这时已经不用多费力气了。太阳西斜,牛们也看到绿草地遥遥在望,不用我催,就起劲地朝那里走起来。

(十二)

我和石包城的农舍只分别了两天一夜,可是我看到泉垴上的两排房子时,竟有阔别三秋的感觉。正是夕阳西下牧人晚归时分,独眼的李春有赶着羊群回圈,四百多只羊披着晚霞急急的回场圈。整天留在圈里的小羊闻声冲出羊圈,哀叫着向妈妈迎去。羊妈妈颤声叫着,三步并作两步,辨认自家的儿女。“咩咩”的叫声充满悲欢离合之情。找到亲娘的小羊跪下咂奶,还摆着尾巴撒娇;为娘的弯着脖子伸头爱抚小羊,舔犊之情自然流露。认错了妈妈抢奶吃的小羊被母羊一蹄子踢开,小羊缩头鼠蹿,找妈妈去诉说委屈。牧羊犬“汪汪”地恶声大吼,赶羊进圈,它这是恪守职责,履行公务。

夕阳西沉,落日余辉,石板凳至水峡口那一带的山峦燃烧着万道金光,天上的火烧云渐渐由暖色向冷色演化,颜色瞬息万变,美妙无比。红霞满天飞,快要沉没的太阳像巨大的火球,在山颠烧出一个豁口。我诗兴大发,高声朗诵不知是谁写的散文诗:美丽的大自然啊!你用沉默歌唱,你用眼泪微笑,你用缥缈的浮光掠影叙述着一个永恒的故事;黄金的琴弦啊!你在五彩缤纷的和声中颤动,我不知道,你带给我的是欢乐,还是忧伤!

忽然,队长刘大头的老驴声远远传过来,他一遍一遍吼叫:晚上到公社开会!谁不去扣谁的工分!

我的浪漫情怀如同挨了一闷棍,从云端坠地。两个白天一个夜晚的离开,我竟忘记了我的现实世界。此时饱胀的胃隐隐作痛,但却又饥肠辘辘。我无精打采地赶牛进圈,心想,今天晚上不知批斗谁?

从白石头沟到公社,一般走三、四个小时,我竟花了十个多小时;而且,倘若没有半戈壁上的那股污泥浊水,几十头牛可能出事,那我就惨了。后来我每每想起来,很是后怕!

艾  鸽:我郁闷(诗歌)

 

    翅膀剪出燕子的安谧
    天空却抖颤着
    星星竟然在阴霾中睡着了
    蝙蝠翱翔着称霸夜空
    一支萤火总被十倍的黑暗吞嚼
    未进化好的猩猩引导着
    自由是被忽略的飞吻
    我郁闷
   
    昨梦中的碎影
    被发现躺在荒野里
    不时地传出秃鹰的嬉戏声
    夹杂着脑残者的蠕动
    从天际俯瞰竟然是一团锦秀
    败絮拥抱而陶醉着
    我郁闷
   
    太多的龙翼
    据说是五千年的精萃
    每一次的考古都让现实升值
    未来的眼睛啊
    如何考察出那埋藏太深的庞然大物
    欣欣然地悲哀
    我郁闷
   
    如果这地球可以倒转
    不知有多少生机将重新选择
    连史叶上的铅字也会跳了出来
    高举着生命的回忆说
    请见识宇宙间的黑洞吧
    这里面没有阳光
    我郁闷
   
    谎言可以粉饰一切
    只有真理除外
    而弱智的彗星啊不要路过这里
    不要出借你的芒尾
    来编织他人的头冠
    除非这世道疯了
    我郁闷
   
    愚不可及的蚂蚁
    只知道繁殖后代
    什么样的朝代对它都一样
    若不为人尽可享受愚昧
    眺望天赐不敢领受
    却混过悠悠万世
    我郁闷

杨恒均:外交杨皮书之三:美国对华外交是基于“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

美国外交有两根支柱:价值观和利益,或者说它的理想(民主、自由宽容等)和它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本性。这两个支柱孰重孰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我想,要争出个结果,分出老大老二,可能不容易,每个普通读者手里都有一大堆美国偏重两者之一的“证据”,更不用说专家学者了。

我反对的是一些人用一个支柱否认另外一个支柱,例如,有人说美国人在国际上唯利是图,完全有违它在国内高举“民主、自由、法治和宽容”的理想形象;又有人转弯抹角来证实美国人哪怕在国际上胡作非为也是最终为了“民主自由”的大理想。这两者都有失偏颇,走了极端。

我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没有在国内事务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大多时候是“唯利是图”的,但美国人也知道从长远利益看,在国际上推销自己的价值理念,让世界各国都接受它认定的价值观,往往会让自己更加“有利可图”,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并不都是鼠目寸光到唯小利是图。

在分析美国的外交和内政的时候,最好能够用例子来说明,美国是地球上最注重理念,却也是最务实的国家。我先拿冷战时的美国外交来说事,很清楚,那是长达三十多年的意识形态之战,也是理想和理念之战。能说冷战中的美国是唯利是图的?如果真是唯利是图,他应该向苏联东欧靠拢以开发市场发展贸易,而不是来拉拢当时相对穷困的中国。

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中一定要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民主和自由推广到苏联控制的铁幕另外一边,可是,让人困惑的是,它却对自己占领的韩国独裁一忍再忍,对蒋介石的威权也睁只眼闭只眼长达三十年之久,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答案,只是一些凌乱的思考。

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喜欢听话和便于控制的“独裁”远甚于无法掌控的民主国家,这个有人提到过。我自己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想法:美国和西方的白人在骨子里也是文化决定论者,甚至有很深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欧洲(包括苏联和东欧)人天更适合民主自由这些需要国民有自决素质的制度,而亚洲(包括中东)、非洲等并不适合西方白人发明的这种最不坏的制度。

于是二战后美国虽然占领了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他们却只在欧洲、日本推行了民主制度,却并不急于在亚洲、非洲其他地方推行。那么,为什么也在亚洲的日本推行?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优等民族,是可以与西方白人世界抗衡的唯一的亚洲民族。至于台湾这些地区,他们就并不抱多大希望。他们要放弃和支持蒋介石,好像都不是因为蒋介石有多少民主宪政思想,而是因为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所以,我看到台湾的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几乎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与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意识形态政策相反,他们对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比苏联的更“社会主义”)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从三十多年前尼克松访问北京到1979年建交,总结过去中美建交后这三十年中美建交的历史,可以说除了中间有短短不到两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底那件事之后)的理念之争之外,美国对华外交基本是基于利益考量。

当然这个利益考量也被冠上了一个大帽子:要实行接触政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要和谐相处,逐步影响中国,最后达到和平演变。其实,美国内部决策人很少有人真正认为能够和平演变中国的,倒是从去年开始,中央情报局有些担心中国已经开始“和平演变”美国了。

可美国人别无选择,毛泽东早就把美国这种纸老虎看穿了,而且,制定了保持社会主义不变色的百年大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鼓励中国人多生孩子,“人多好办事”,好办什么事?反正不是怎么好的事。例如,人多了不适合搞民主——好办不民主的事;例如人多了,就需要更少的人把他们好好管住,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再如,人多了,大家财富和智慧加一起一平均起来,素质也低了,人也穷了,于是就只能搞穷的社会主义……别以为我在调侃或者恶搞,实际上,连美国人也陷入了高瞻远瞩的老毛同志生前有意或者无意设计好的这个大圈套。你知道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而是,中国会不会乱——

美国确实有理由担心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因为中国的不稳定不但会摧毁自己经济,给美国主导的世界留下无力负担的大包袱,也会全面波及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以,我对华盛顿一位智库人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华盛顿有些决策者甚至比北京的一些当权者更加担心中国的稳定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中,有相当大一批人心中揣的对华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

本文试图以网络语言谈谈我对中美外交的看法,并无定论,大家不必用一种理念和模式来求全责备。其实,早就有很多人对美国对华外交持有异议,认为他们失去了理想。甚至连每一次的总统候选人也在大做文章,我们记得,克林顿上台的时候就攻击老布什“和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拥抱”,可等到小布什去竞选总统的时候,又着实把克林顿与北京的“战略伙伴关系”讽刺了一通。现在这位奥巴马也不例外,一上去就在美国内部高层紧密锣鼓地制定和平演变中国的新计划,但不到三个回合,你放心,他一定先被北京演变过来。

从客观上说,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但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利,也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而且随着中美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任何试图改变方向的做法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都会遇到无法预测的阻力。

前几天在香港时,有美国官员和智库研究员向我了解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我想他们大概是为了奥巴马访华收集一些信息和情报,我如实告诉他们我这几篇文章中将要写出来的一些看法,之后,他们问我,那你认为美国政府在促进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上能够做些什么?

我对这个问题完全失去了兴趣,摊开手说,他想做什么我不管,但我知道,他可能什么也不会做,或者什么也做不了,又或者他做了也毫无效果。

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这些年对中美关系乐观其成,但却并不寄托什么新的惊喜和希望的一贯立场。已经好些年了,我不再愿意和美国人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等问题,我知道他们能够做的很有限,有限的作为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更加有限。再说,政治民主化、法制、自由和体制改革等等,那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不是吗?你看看和美国人对抗的苏联、东欧,你看看在美国人保护下的南韩和台湾,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真是因为你美国人折腾成功的?

杨恒均2009-10-27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