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作者序：这篇11万多字长文是我从9月开始编写的，中间由于中共国保将我软禁（“被旅游”，详情检索《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而中断。在文中，我在所摘编资料的同时，将自己和家人及朋友的经历（注▲符号）穿插列出，这种写作方式是希望读者（特别是在封闭的教育和信息封锁中成长的大陆读者）在耐心地阅后，通过自己的判断，引发对“党国”的历史和现实了解、思考和进一步探究（所摘录的资料绝大多数均可从网上检索到全文，但大陆网友检索大多数境外出版物需用代理软件翻墙）。本文与官方媒体为“国庆” 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复兴之路》等一样，都不具有全面的视角，一个是官方的一是民间的，只有多元化的传播环境，才能使人们的视野和思想减少偏面，而这正是大陆所缺乏的。鲁迅将自己的文章比作“匕首”、“投枪”，我的此文只能称作给党国扎的一针吧（当然我反对出于任何目的用针伤害无辜者的肉体）。

一  中共建政期前

“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廖盖隆在1980年12月10日也引用毛泽东的话。1930年—1932年初……在中央（江西）苏区的肃反惨祸中（“肃AB团”运动）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蒋委员长对学生的态度与共党完全不同。他常希望学生们多读书，少参加政治活动。他并非要减少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他认为学生干涉政治事件对国家不利。因为学生 们太年青，见识尚未成熟，经验也没有，如过早参加政治，对其本身不利，对国家也不利。另一方面共产党则完全相反，他们不但鼓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强迫他们干涉政治。他们这样作法有两个目的：这样可以扰乱国家，在杂乱无章下使共党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些人群中的活动分子，在那喊叫游行示威的学生群中，在大都市暴动在小地方倡乱的学生中，他们猎取那些他们可以抓住的领袖而加以共产党的训练。
——雷震远神父（比利时）《内在的敌人》（美国前总统胡佛、抗战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指挥官的魏德迈将军均为该书写过推荐词）

这是2005年5月18日的阳光明媚的午后……
老威：关于您，关于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现在的年轻人已经逐渐淡忘了。而我这一辈人，也只是从教科书上，了解一点皮毛，什么“分裂红军分裂党”之类。
    陈昌浩：成王败寇嘛，悔当初我一时手软，没一枪毙了毛泽东。
    老威：这么厉害？
    陈昌浩：那时我是西路军政委，手握重兵，干掉老毛就像宰掉一只鸡。
   ……
老威：我读过一篇文章，说陈昌浩在文革中被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残酷批斗和毒打，情知自己摆脱不了“密谋杀害毛主席”的历史罪名，万念俱灰，终于在北京的红霞公寓内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尔后，连尸体也神秘失踪了。
    陈昌浩：这是造谣，我还站在你面前嘛，也不见发讣告，也不见有人为我补开追悼会。
    老威：难怪北京八宝山公墓里，陈昌浩的骨灰盒是空的。
    陈昌浩：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我有九条命，就任他们把活人说成死人吧。
                                ——廖亦武（老威）《中国冤案录》美国观察出版社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
——[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屈服于毛的淫威，彭很快作了检讨：「一九四○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的谈话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田中角荣传》

捉蒋的消息传来，中共领导人群聚在毛的窑洞，大家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笑完后他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除掉蒋介石。蒋一旦死去，中国就会出现权力真空，那就是莫斯科插手的绝好机会。
    在他给共产国际的首批电报中，毛恳求莫斯科卷入：“请你们赞助我们”，“用大力援助中国”。他拐弯抹角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在共产党的辞典里，这就等于判死刑。毛很清楚他的目标跟斯大林有矛盾，所以装作他也是在捉蒋之后刚听说，向莫斯科保证中共“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背着莫斯科，毛想方设法地要张学良杀蒋。十二月十二日捉蒋后他立刻给少帅发电报说，对蒋“紧急时诛之为上”。同时他派在外交方面初露才华的周恩来去西安。周曾跟张学良谈判过，两人似乎一见如故。派周去的目的是说服张学良杀蒋，用周到西安後给毛的第一封电报中的话，就是对蒋“行最后手段”。
……
一九四O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著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
……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進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後山沟裏，可关三千多人。(毛有一住处也在那裏。)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後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後，志愿者们被逼著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裏随时進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处死后有的尸体还派了用场。师哲写到参观一所医院，看见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著一具年约三十余岁的男尸。医院护士长告诉他：“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市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後处理。”）。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裏，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後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於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後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後，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9]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图1王实味
1942年4月，毛泽东说：“（丁玲）《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志与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砍杀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存世仅有一张照片（图1），妻子31年后的1978年才知道丈夫被杀。王实味后被平反。（详见黄昌勇编《王实味: 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

“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1944年3月，在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所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

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话，因为这个“整体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国家政策是集体主义道德最明确的表述，它的唯一界限就是利害的权宜——一定的行为对于眼前的目标的适宜性。凡是国家政策所肯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集体主义国家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集体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限制界定什么是公民一定不要去做的事情；他的良心不许可他做的事是没有的，只要这是为集体已经确定的目标所需要的，或者这是他的上级命令他要达到的目标。
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中共《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中共《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中共《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的)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笑蜀编辑《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该书汇集中共建政前在所办《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的文章，后被中共查禁，出版社因此被停业整顿，编者笑蜀也被迫离开原来任教的大学——笔者注）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7月3日上午，左舜生与毛泽东交谈时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各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毛泽东听罢没有作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向你们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认为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了。老庚呀，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呀！”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斯年）在重庆被国民党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他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御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

在一次闲聊时傅斯年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傅斯年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笔者注）
——岳南《傅斯年与陈寅恪》陕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6月

……我也认为，任何这类革命必须把建立民主作为其惟一的目的；我并不是用民主去意指某种诸如“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之类含糊的东西，而是指一套制度（其中尤其是普选，即人民有解散政府的权利），该制度承认公众对统治者的控制、他们可以由被统治者解雇；对被统治者而言，无需使用暴力、即使是违背统治者的意志，也能实现改革。换言之，暴力的使用只是在专制的条件下才是正当的，专制使改革没有暴力就不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造成一个事务的国家，它使改革没有暴力也能进行。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图2储安平
1945年12月1日，离抗战胜利不久，储安平（图2）在重庆《客观》周刊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段，其中说：“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 ‘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 ‘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作为1980年“不予改正”的5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
                                                ——傅国涌《储安平正在时间中复活》

储安平在1947年《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的《中国的时局》中指出：“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戴晴（原光明日报记者，中共元帅之一叶剑英养女）《储安平与“党天下”》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5月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深思良久。
                                            ——沙叶新《“宣传”文化》（2009年）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中共进入北平后，我父亲放弃教师工作，参加了解放军，南下湘西剿匪。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所在的炮团并入47军入朝参战。

“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
他（梁漱溟）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
——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时，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到1954年，知识分子们仍对几年后的狂风骤雨毫无察觉，仍对一个新民主主义乌托邦的雏形满怀激情，仍对那些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关心。此时，中共以数十起间谍案，将几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们下狱。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龚品梅神父，在此种处境下不但继续反对“三自”运动，进而坚决表达出他对整个“新中国”的反对。这一年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称“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这一段话，甚至比二十年后的顾准看得还要彻底。几个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和王明道的被捕一样，随即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

……特别是那些大声叫嚷着要充当率领人们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进军的领袖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容易屈从于那种新的暴政。
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的社会改造中所起的作用被朱利思•本达在另一个国家里预见到了。他在50年前写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谈到：
迷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适应于包括道德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我重申，这是19世纪的一种认识。……应当注意的是，历史服从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特别被主张专制权力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的两种现实，即人类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活动。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也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的胜利。第一，中共领导的那场胜利，在很小程度上是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在较大程度上是一场农民的革命。甚至中共自己也承认，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这场革命的胜利，主要是軍事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理念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本来只是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共产党政治理念的胜利。但共产党却在这个胜利上做足了文章。……共产党以成功为依据，证明自己的正确；进而以正确为理由，要求人民的信从。……
严格地说，这个前提本身并不那么可靠。夺权的成功并不等于理念的成功；纵然是理念的成功，也并不等于理念必定正确。历史上有的是正确的东西遭受失败的事实（俗话说，勿以成败论是非）。但是话虽如此，胜利者总是要比失败者更容易宣布自己代表了正确，也确实更容易让人家相信自己代表了正确，那确是不奇怪的。
——胡平《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

1949年11月，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胡风激动地写下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毛泽东/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这位鲁迅最忠诚的学生、自觉担当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的阐释者宣传者捍卫者，1954年因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胡风获释时，向儿子晓谷说：“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

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石包城传奇

罗曼·罗兰领衔发表的《精神独立宣言》说：“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周围。”

（一）石包城

青藏高原的东北外缘，从西北向东南横亘着绵延数千里的祁连山脉。祁连山脉之中，大大小小的荒漠绿洲盆地星罗棋布，石包城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祁连山脉西北端野马山的北缘。它是雪山下的一个高原荒漠盆地。从地图上看，也可以说它应该是蒙古高原穿插在青藏高原里的一块飞地。

石包城是一个倾斜得厉害的小盆地。它像一只靠墙脚半立半卧的面盆，东南极高，外缘是野马山巍巍雪山群；西北很低，外缘是低矮而杂乱无章的七个驴山峦。整个盆地是一片坡度很大的荒漠，由东南向西北下陷。总的地形可以验证，在地球最近的一次沧海桑田的地质大动迁中，青藏高原隆起，而蒙古高原却要压住阵脚，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是二者的结合部变形为坡度甚大的戈壁荒漠和低矮山丘。从昆仑山、阿尔金山到祁连山，它们外缘的数千公里的沙漠戈壁，就是此种倾斜的状貌。

石包城小盆地西北角地势最为低洼，那里有一片方圆十余里的带状绿洲。绿洲中部有湖滩，分布着数不胜数的泉眼。从那里流出来的泉水，汇成一条小河，它就是榆林河。我曾企图在河里洗澡，不料水流湍急，而河底尽是大石头，人在水中，根本立脚不住。湍急的河水，向西北奔流，不久便硬生生地从七个驴乱山间冲出一条去路，河水入山之处便是水峡口。峡口以下，急流险滩，悬崖峭壁，是为天堑。渐渐地又有谷地，万佛峡亦即著名的榆林窟便在那里，那已经是瓜州的地界了。

榆林河在石包城盆地里的那十余里水流，两岸有大片小片的河湾地，长着一簇簇一人高的灌木丛；那是生长果实的荆棘，俗称刺果子。果实如枸杞子，有大有小，红、黄、紫、黑均有；酸、苦、涩、甜，每一丛和每一丛的味道都不一样。河湾里除了刺果子丛，还有一墩墩的芦苇和芨芨草，在下游还有毛柳和红柳。社员去水峡口打草割麦，都骑马走河湾路。我第一次行至此间，觉得如同进了八卦阵，加之地上时有沙癞娃子（荒漠壁虎）和马蛇鼠（荒漠蜥蜴）、田鼠、疙瘩鸡（鹌鹑）神出鬼没，于是诡秘凶险之感遂不期而生，心脏由不得“怦怦怦”狂跳不止。晚清民国年间，很有些胆大包天的瓜州人偷偷来此种植鸦片，春天来种，秋天来收，官府无法知晓。水峡口、沙湾子几处崖头上的窑洞，就是这些大胆莠民的藏身之所。

世世代代生息于石包城的是蒙古族牧民，他们人口稀少，逐水草而居，榆林河绿洲只是他们的一个冬季牧场罢了。五八年以前，石包城沉寂荒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刀耕火种，茹毛饮血，时光似乎永久地停滞在原始蒙昧时代。那时即便有一个乡政府，也只是孤零零几间房兀立在沙梁上，更凸显了雪山荒漠苍穹的寂寞而已。

（二）樊梨花城堡

不过最为寂寞的是“石包城”城堡废墟。石包城盆地有独山子矗立在盆地最低处，那其实是两三座连体的小山，就在榆林河沙湾子西岸。山上曾有城堡，传说是唐朝女将樊梨花的营寨。六八年秋冬之际的某日，我们生产队几个年轻人去西滩割芨芨，路过山下，我要登山怀古，有两三个小伙便陪我上山。爬到山上仔细端详，营寨端的是固若金汤，坚如磐石；进可攻，退可守，进退游刃有余。我站在最高的“城墙”上眺望，整个盆地一览无余。只见大地如陡坡，渐次升高，似有超自然的神魔在此发送怪力，堆积厚土，要将那耸入云霄的野马山掩埋，最后却留下功败垂成的现场。那种苍凉、粗犷，我不可名状，但感受到极度震撼！荒漠尽头，野马山雪峰白雪皑皑，此起彼伏。逶迤的高山耸立在广阔的陡坡上，这造成怪异的错觉：野马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樊梨花城堡的上空，令人不寒而栗。我知道那野马山峦有无数雪峰，它们如浩瀚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澎湃，其中有一座强悍、甚至狰狞的妖魔山，如横空出世，镇压在白浪排空的众雪峰之巅，甚是惊心动魄，十分壮观。倘若野马山倾倒，石包城将变成一片汪洋，这是视觉错觉令我产生的想象。

但是观景不是城堡的初始功能；城堡是军事建筑。我设想自己是一名贞观或天宝年间的戍卒，站在此，正南方向野马山要道大公岔一目了然，尽收眼底。倘若吐蕃大军从青藏高原腹地出动，那大公岔是必经之地。一旦发现敌情，城堡守望者完全来得及未雨绸缪，从容应对。再看东方由七个驴山峦延伸而成的鹰嘴山，那里仿佛是盆地的一个豁口，因为鹰嘴山与野马山并没有合拢，有数里宽的大阪横亘其间。那里亦是军事要道。倘若突厥骑兵出现，城堡戍军即可向七个驴山后面的锁阳城传送紧急军情，沙州节度使即可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至于西南方向的石板凳、西北方向的水峡口，若有回纥军前来偷袭，营寨将士也足以居高临下，扼守城堡，以俟援兵；或者做短促突击，出奇制胜。这营寨若真是樊梨花所筑，那她的军事眼光，足以与鬼谷子、汉尼拔诸人同日而语了。

传说中的这座樊梨花修筑的城堡，就叫石包城。因为城堡围墙是就地取材，以山上的麻页岩石片垒筑的。那石片几乎可以代替方砖，清一色的麻页岩石片筑就的城堡，故名石包城。而“石包城”这个大地名也源于此。但又有人说“石包城”其实是“炮城”，“炮”的繁体字为“石包”，是后人眼花念错了，从此以讹传讹。又有人说石包城是东汉时期建造，是羌人或匈奴人的物事。真相已然不得而知，一切皆成尘封往事，不亦呜呼兮？

回想起来很是惭愧，那天我在石包城上怀古，忽然心血来潮，搬起大石片往山下摔，石片在陡峭的山坡上跳跃、滚动，忽然蹦起数米高，越蹦越快，訇然有声，最后摔碎在山脚下。我们几个愣头青接连地往山下滚石片，很好玩，却是破坏文物。听人说五十年代初，城堡尚且基本完好，到六十年代，城墙连残垣断壁也荡然无存了，只有若干的蛛丝马迹；城中点将台依稀可见，依稀而已！整个营寨是一片瓦砾场。身临其地，无可凭吊，只能面对大漠、雪山、苍穹浩叹尘封往事的不可寻觅！噫吁唏嘘！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

石包城毁于五八年。那年不知是瓜州还是玉门的号称黄继光、或是董存瑞、或是刘胡兰的突击队，来此大跃进。百十号人驻扎下来，胡乱修了些房子，就开始大炼钢铁、放卫星。最后钢铁没有练成，却拆了樊梨花古城堡，毁了喇嘛庙。不久大饥荒蔓延，突击队断了炊粮之后，作鸟兽散。时隔二三年政府组织凉州移民来石包城，就安置在这些被遗弃的破烂低矮的简易房里。凉州移民组成农业大队，垦荒种地，同时快速繁衍人口。数年之后，石包城就有了约二百人定居，是乡政府驻地和上万平方公里牧区的商埠中心，它骤然热闹起来了。到文化大革命，石包城不仅热闹，而且喧嚣，甚至发狂。那是后话，按下不表。

（三）狗熊的故事

五八年以前，石包城人烟稀少，野兽出没无常。石包城的猛兽猛禽有狗熊、金钱豹、狼、猞猁、秃鹫、鹞鹰等等。在牧区野兽一般不伤人，它们尽量躲开人。深山旷野有它们享用不尽的美味如野驴、黄羊、青羊、盘羊，至于旱獭、鼠兔，那更是不计其数，统统只算小菜；野兽们犯不着与人为敌。

我曾几度上野马山。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野马山峦几乎每个山头上，都有平行的或是交错的很多条羊肠小道。山道弯弯，数不胜数。人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如此不见人烟的荒山野岭上，走出这么多的路，不知得需要多少人马的践踏！但我想，那是数千、数万年里，一辈一辈、数千百代的牧人走出来的；而且肯定有许多牧民终生就走在其中的若干条羊肠小道上。我骑马走那些羊肠小道，情不自禁地遐想，古代不知有多少美丽的月氏、乌孙、羌、匈奴、吐蕃、吐谷浑、突厥、回纥姑娘走在这些小路上啊！

牧民骑马走山路，都有唱歌的习惯。唱歌固然是排遣心中的忧伤和孤独，但也未尝不是向附近的猛兽打招呼：请回避。牧民不愿意和野兽狭路相逢，反之亦然。

然而事情总有意外。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回，牧民巴图和一只狗熊在山路转弯处猝然相遇。双方大惊失色，巴图不知所措，本能地耸身一跳；狗熊目瞪口呆，本能地夺路求生。结果阴差阳错，巴图竟骑在了狗熊的背上。狗熊从来没有被人骑过，此时背负重物，登时魂飞魄散，慌不择路地发足狂奔。那巴图也从来没有骑过狗熊，此时骑熊难下，竟昏死过去；不过他双手牢牢攥住熊背，两腿紧紧夹着熊腹，手脚始终没有放松。狗熊疯狂地奔跑，崎岖的山路，它风驰电掣，如履平地，直至最后筋疲力尽，倒在地上。过了不知多久时间，巴图从昏迷中幽幽地苏醒；睁眼一看，他和狗熊相拥，而狗熊已经气绝身亡。这事发生在五十年代之初。

我又听说，更早的年代，还发生过一件奇事。牧民吉尔格勒在石板凳放羊，羊群撒开在山坡草地上悠悠地吃草，吉尔格勒坐在山头迷迷瞪瞪打瞌睡。正是晌午时分，赤日炎炎。忽然，无声无息地，有人在吉尔格勒身后把两只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吉尔格勒悚然而醒。他心下疑惑，身子便没有动，扭头向后背一看，当下魂不附体。原来搭在他肩上的，哪里是手！是毛茸茸的爪子！他眼角的余光也同时瞥见是一只大狗熊立在自己身后！奇怪的是，狗熊按住吉尔格勒后，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它似乎紧盯上远处的几只肥羊，而忘记了爪下的人。狗熊向来是一心不二用的，就像它掰包谷那样，典型的“单向思维”。吉尔格勒很快镇定下来，他注意力高度集中，决计拼死一搏。他一动不动，右手却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靴子上抽出匕首；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一下一下地反转手臂。他知道狗熊皮革坚韧，刀枪不入，唯独腹下有一处软肋，从那里刺进，才能致命。这软肋仅有巴掌大小，此刻只能凭感觉准确无误地刺入，不可偏离一分，否则就是自己死于非命。吉尔格勒精神高度紧张，他计算着，测定着，揣摩着，突然发猛力戳过去。他听见狗熊喉咙里轻轻咕哝了一声，轰然倒地。

狗熊死了。但是吉尔格勒的头却再也转不回来了；他永远是扭头向后背看的模样。人们叫他“偏头吉尔格勒”，以便和其他几个吉尔格勒相区别。

（四）狗熊吃扣肯的故事

文革期间，发生了狗熊吃扣肯的事件。我是在“第二时间”获知事件的全过程的。

事件发生在石包城公社和好布拉公社交界的山里。当地有个牧民叫扣肯，酷爱打猎，尤其喜欢打狗熊，是全县知名的神枪手。他每和人在一起，最爱讲狗熊的故事。他说狗熊特别喜欢吃獭拉（旱獭）；狗熊找到獭拉洞，就把一只爪臂尽量伸进去，它有的是蛮力气，使劲一抬，獭拉洞塌了，狗熊再把爪臂从塌陷的茬口伸进去，再一抬，洞子又塌陷一段；如此一路破坏进去，最后把獭拉逼到洞底。獭拉走投无路，便如“老鼠数铜钱”似地哀叫着束手就擒，被狗熊捉住，一只一只地吃。还有狗熊和狼打斗的故事。狼和狗熊势均力敌，谁胜谁负有诸多不可知的变数；胜者常因抢得先手而技高一筹，败者则归咎于一念之差。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它们不会正面交手。有勇无谋的大狼会被力大无穷的狗熊一掌击毙，力大无穷的狗熊则会钻进老奸巨滑的狼王的圈套，成为狼王的阶下之囚。他讲得引人入胜，人听得津津有味。扣肯讲起他打狗熊的故事，更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夏天怎样对付带小崽的母狗熊，冬天怎样寻找冬眠的狗熊；狗熊上坡跑得快，下坡爬得慢，所以万一人碰到狗熊，就要朝下坡方向跑。对付狗熊，扣肯有不少经验之谈。

谁曾料到扣肯打了一辈子的狗熊，最后竟死在了狗熊掌下，真正应了“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的老话。

话说，那天扣肯和一个名叫达娃的牧民离开县城回家，两匹大走马，驮着他们沿嘎秀山脚向东而行。这一段路笔者骑骆驼走过，记忆犹新。那是去石包城的必经之地。一路沿着山脚下行走，每翻过一道平缓的山梁，就要越过一道干涸的河坝，而面前又是同样平缓的山梁和同样干涸的河坝；过去之后又仿佛是从原地出发，景观往复循环，很是单调。但也不尽然。我清楚地记得，因为是在石包城盆地之外，这里的空间比石包城要大很多倍，大戈壁一望无际。山路右边是逶迤连绵的山峦，残阳下，山坡上的芨芨草在风中瑟瑟抖动。山路左边是由高往低、缓缓地向北方无限伸展的荒漠戈壁。天穹也仿佛向北倾斜塌陷，越往北而越低垂，低垂，最后在遥远的目不可及的北方，大地和天空合二为一。极目远望，那天地合一之处，恍惚朦胧，混沌迷离，令人遐想无穷。高空时有大风扑拉拉而过，有如龙吟虎啸，余味无穷。大块大块的云朵在天空飘飞，平缓的大地上，云影悄没声地潜行。远处大地上，旋风裹着沙尘冲天而起，那就是“孤烟”，它像幽灵一样在荒漠上游荡，似乎在诉说着难以言传的寂寞和惆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耳听天籁之音，眼望博大的苍穹和广袤的大地，行走天涯的人不能不油然而生神圣、苍凉、粗犷、悲壮的情感。

那天扣肯和达娃并辔而行。关于狗熊的掌故也说完了，歌也唱尽了，景也看够了，两人无可排遣，就划拳行酒令解闷。太阳西坠，扣肯和达娃进了死人沟，这里属于石包城地界。很多年前，蒙古人和哈萨克人在此激战，战死了很多勇士，因此得名。此时夕阳西下，沟外阳光明亮，沟里却是阴影笼罩。扣肯和达娃两人一前一后，催马前行。忽然，走在前面的扣肯跳下马，俯身歪起脑袋察看地面。他看得很仔细，还来来回回地俯看前后地上的可疑足印，做分析比照。后来他断然对达娃说，一只狗熊从这里走过，时间应该是在十几分钟前。狗熊可能还没有走远。达娃不信，说何以见得？扣肯就给他讲，狗熊的新脚印极清晰，连脚爪脚上的毫毛的印痕都清清楚楚，你看看这脚印，再看看那些模模糊糊的脚印，那是青羊去年走的，都板结了。

扣肯很兴奋，很久没有打到狗熊了，今天他要过一过打猎瘾。达娃一听，也跃跃欲试，不过又有些犹豫，眼见天色已晚，他劝扣肯赶路要紧。扣肯不听，把马缰绳交给达娃，让达娃在原地不要动，看好两匹马，否则会惊动狗熊。说着他拎起猎枪就朝沟里走。

这里达娃看见扣肯走走停停，一会儿低头辨认地上的爪印，一会儿侧耳谛听四周的动静。他走远了，达娃举起望远镜观看。其实他心急火燎，抓耳挠腮，恨不得自己冲向前打一只狗熊叫众人看看。可是他不能违拗扣肯，何况只有一杆枪，于是只能在望远镜里看扣肯的一举一动。暮色苍茫，达娃看见扣肯还是不慌不忙地走几步，弯腰勾下头看一番，再走，再看，达娃看出扣肯越来越谨慎了。达娃继续看。他在望远镜里看见扣肯前面地方兀立着一块石岩，扣肯蹑手蹑脚向石岩靠近，忽然，扣肯身子向后一仰，说时迟，那时快，石岩后面“忽”地直立起一个白色怪物，正是一只大狗熊，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伸出爪子一把抓向扣肯的脸面；鹘起兔落，一下把扣肯打翻在地，紧跟着扑到扣肯身上。

达娃惊呆了，望远镜失手落下，呆了片刻，他才明白过来，哆哆嗦嗦爬上马背，拉起扣肯的马子掉头向沟外跑。他知道附近有丹布索仁的敖包，他必须向他报信，多约几个人带上家伙来营救扣肯。

等达娃带着丹布索仁几个人再赶到现场，狗熊早已不见，地上只剩扣肯的残缺不全的遗体……。

（五）大头羊的故事

我在石包城的时候，农业队有两个独眼龙，年长而右眼瞎的那个叫李春有。相传他的右眼是被秃鹫抓瞎的。

原来五十年代，西北民间盛行禽鸟腿骨做的烟斗。烟民把禽鸟腿骨打磨得光滑铮亮，在大的那一端钻个孔，镶嵌上金属烟锅，使之既可以直接装烟丝，也可以插上一支香烟；再把小的那一端截掉一段，箍上相间的黄铜片和青铜片，修饰一番，当烟嘴，这烟斗就大功告成。把这烟斗衔在嘴角吸，不仅有滋有味，而且神气活现。禽鸟腿骨烟斗，鹰是上品，雕是精品，鹫是极品。这李春有极想得一只秃鹫的腿骨做烟斗，他竟异想天开，要亲自猎一只秃鹫。他知道秃鹫喜食动物尸体，便跑到半戈壁上躺下装死人，右手却紧握着一柄锋利无比的砍刀。他平躺在地，一动不动，两眼紧盯天空。不久，高空出现了一只秃鹫，它盘旋着，搜索着，最后锁定了李春有。秃鹫越飞越低，随后箭一般地俯冲下来。一阵狂风直扑李春有，李春有抡起砍刀，寒光闪闪处，只听见一声惨叫。但惨叫的不是秃鹫，而是李春有自己。只见他摔掉砍刀，两手捂着眼睛疼得在地上打滚。原来不管他计算得多么精确，但动作还是慢了半拍。要比赛迅雷不及掩耳，李春有比秃鹫略差一筹，不甘拜下风不行。秃鹫啄食死尸，首先要啄掉死尸的眼睛，这大概也是李春有始料未及的。李春有老道失算，偷鸡不成反折一把米，从此就成了独眼龙。

还有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昌马羊倌。昌马紧邻石包城，昌马人常到石包城的草场放牧牲口。这位昌马羊倌，某日在石包城鱼儿红的山头放牧，忽然听见小山后面传来“咣咣”的声音。他甚觉好奇，寻声而往，竟然看见是两只大头羊在顶仗。大头羊就是盘羊，也叫角羊，头上长着巨大而弯弯曲曲的角，现在它们正用这长角的头互相猛烈地碰撞，进行厮杀恶战。这昌马羊倌平日就爱看鸡斗鸡、狗咬狗，今天碰到这样的好戏，岂肯错过？就躲在一边观战。

两只大头羊恰如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它们同时退后，退后，忽然不约而同地面对面地直冲而上，一跃而起，“嘭！”猛地头撞头，身子也同时完全直立起来。金星在它们眼前乱飞。僵持片时之后，再同时后退、后退，再又同时冲向对方。它们大战一百回合，竟不分胜负，于是越战越勇，进入忘我境地，以至于对昌马羊倌坐山观虎斗，居然视而不见。忽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两只大头羊的角不知怎么套在一起了，它们难分难解，互相撕扯着，自己扭动着，却无法解套。昌马羊倌在一旁看着，心里很为它们着急。忽然他心念一动，反应过来，仰天大笑道，这不是天赐良机么？于是他便大大咧咧走向大头羊。大头羊见有人近在咫尺，惊诧莫名，更加用力摆脱对方，却越套越牢。昌马羊倌便要拖它们跟他走，哪里拖得动？大头羊体重都在两三百斤，羊倌心想它们的肉，够他们全家吃些时日了。这昌马羊倌拖不动大头羊，急中生智，返身回去牵了自己的小毛驴，拿了一盘毛绳来栓大头羊。他把绳子两头分别拴在两只羊的腿上，再把绳索拴在毛驴肩头的俑子上。收拾停当，自觉万无一失，昌马羊倌便奋力吆喝毛驴拖大头羊走。大头羊又要解开套住的角，又要抵死反抗毛驴；然而它们禁不住毛驴的蛮力气，不得不半推半就地跟毛驴走。昌马羊倌跑前跑后，又赶驴，又赶大头羊，心头甚是洋洋得意，不时地摇头晃脑。

不料人有百算，天却只有一算。半途中大头羊套死的角不知怎么一下，忽然很容易地解开了。角一分开，它们不约而同，掉头向相反的方向逃命。毛驴被毛绳勒得疼痛不过，不得不掉转身随大头羊走，以求轻松。昌马羊倌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大头羊不失时机地发足狂奔，毛驴被迫跟着它们“驴不停蹄”地跑。昌马羊倌急得跳脚，拔腿追赶，哪里追得上？眼睁睁地看着大头羊拖着他的毛驴远去，消失在大戈壁上。凭着戈壁上扬起的一溜尘烟，他知道它们去了黑熊沟。一道盛宴将要送到黑熊家族门口，该黑熊们喜出望外啦！

昌马羊倌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意外的横财变成巨大的损失，全因为个人自作聪明！为什么一开始不就地杀了大头羊呢！为什么不把大头羊的角栓死呢！后悔啊！痛恨啊！周郎妙计高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丢人啊！昌马羊倌在旷野上劈里啪啦地抽自己的耳光，只抽得眼冒金星，筋疲力尽。他放牧的二三百只羯羊，一齐回头呆呆地看他，它们沉默无语，看不出是幸灾乐祸，还是同情怜悯。大风从高空呼啸而过，好像要把羊倌的故事传送到远方去。大片大片的白云从疏勒河下游方向匆匆忙忙地往黑熊沟那里飘飞过去，黑熊沟发生大事了，它们要先睹为快，一饱眼福呢！

雪山巍巍，戈壁茫茫。昌马羊倌踽踽而行，他可怜兮兮地赶着他的羊群回家。他不知道将如何向生产队长、向自己的老婆交差？

 

 

霍梦华

帕斯卡尔：人是一株脆弱的芦苇，然而它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

（一）

一九六八年十月，县革委会把刚分配到S县的大学生统统打发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我被分到石包城公社农业一队“上山下乡”。

头一天下午，队长刘大头让一名小伙子叫赵尔红的，带我拉着骆驼去打柴火。帮我打柴的那匹骆驼，卸下柴火就被拉去宰杀了，因为它太老了，老而无用的牲口的结局就是这样。当下每一户社员分到十几斤骆驼肉，于是这天生产队家家户户的晚饭都吃“肉拌拉条子”。队长派我到丁四爷家吃饭。骆驼肉很粗糙，有很重的土腥味，然而在公社社员心目中已经是美味佳肴了！大家吃得好香啊！丁家老二吃了四海碗，已经撑肠拄肚，饱嗝打得震天响，可是意犹未尽。一个玉门昌马来走亲戚的小娃子，吃着吃着，跳下炕松一松裤带，又去捞了一碗。

丁四爷吃得抹一把胡子，咂着嘴巴，忽然冒出一句话：“我思想着，毛主席他老人家顿顿吃的是肉拌拉条子吧？”

同一个院子里的李春有端着一大海碗肉拌拉条子边吃边走过来。李春有虽然是被揪出来的“破坏集体的坏分子”，但只要不开大会，他也并不当它是一回事。他向来看不起丁四爷的孤陋寡闻，此刻听丁四爷如此说话，就鄙夷不屑接了话茬：“啥？啥？你老汉把屁放下了！毛主席顿顿吃拉条子？我可是亲耳听人家樊支书的爹爹说的，毛主席最爱吃炸油饼子！”当年他当队长的时候，很吃过几回烙油饼子，但那比起炸油饼子可要逊色多了。

人人都敬畏樊支书的爹爹，人家见多识广，前不久还去过大寨参观，说话是不会错的；何况一说到炸油饼子，李春有眼睛放光，丁老二的嘴角流出哈喇子，别的人心头也是无限神往；他们足足有十年没吃过炸油饼子了。

可是铁林香的二儿子石生月不服气地说：“油饼子再香，也不是肉嘛！肉总比面香嘛！我不信毛主席不爱吃肉！”丁四爷顺势就说：“就是的嘛！李春有你知道个啥！”

人们边吃边争论。丁家老大问我，我含糊回答说，不清楚，传说他老人家喜欢吃红烧肉和辣椒。红烧肉？那是什么？丁老大满脸迷惑不解。

众人继续争论不休，最后总算统一了认识：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晌午饭吃油饼子，夜饭吃肉拌拉条子。

石包城虽然是戈壁荒漠上的偏僻地方，可在瓜州和玉门的农民的眼里是天堂。他们纷纷把女儿嫁给石包城的社员。因为石包城的农村人能吃饱肚子，一年劳动下来，每户也能分两三百元钱，所以连弱智的严智章也讨上了昌马媳妇子。

（二）

我头一天下地，刘大头队长借给我一把镢头，派我去开荒。

太阳老高了，生产队文化室房檐上吊着的半截钢轨被敲得“咣咣”响。我扛着镢头往外走。只见远远的沙梁上稀稀拉拉有人影蠕动，我赶紧跟上去，一口气赶到沙梁顶的语录碑。那里有一座土坯垒的涂了石灰的碑，正面有三脚猫画匠画的毛主席挥手的像，俗不可耐；背面就是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荒地离村子有两里多路，是一大片芨芨滩，都快中午了，却只来了六个人开荒。我与离得最近的一个大个子老汉攀谈，他吊着脸不搭腔。我好生奇怪，又找另一个小老汉说话，也不理睬我，我觉得很没趣。后来我发现他们彼此也互相不言语，我百思不得其解。

抡着镢头挖了约摸两小时，有人停下来抬头看看太阳，就去休息。几乎不约而同地，其他几个都放下手中的镢头，东南西北各找一个背风向阳的田埂，靠着埂子拿出馍馍啃着吃，依旧是谁也不理谁。六人中有一个妇女，年纪轻轻，衣服干干净净，我感到惊奇；因为一到石包城我就发现这里的妇女个个儿女成群，邋里邋遢。

我茫然的站在荒原上，看那新开垦的荒地，刨出来的一蔸蔸芨芨草横七竖八躺着，就像战场上的死尸；尚未开垦的荒滩，一簇簇白色的芨芨草随风抖动。再远就是褐色的大戈壁了。

我怎么会寄身在此？前年我还在百万红卫兵里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红太阳红司令的检阅，去年年初我还走南闯北、步行加坐车地到处串联，后来又在兰州街头游行静坐指点江山呢！现在这是怎么回事？我会在这荒漠戈壁上度过一生么？这样一想，我不由得不寒而栗。

我正胡思乱想，忽觉有人注视着我；掉头一看，竟是一匹骆驼站在芨芨草丛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怪物似的。我生气了，也盯着它看。我们就像两只小鸡衅仗一样。哇，骆驼的大眼睛好美丽呀！我们互相盯着，看谁先躲避对方的目光。没想到那畜牲的耐性比我大得多，我坚持不了，就扔土块打它，它才不慌不忙地离开。

又开始干活了，我埋头挖芨芨草。挖着挖着，又觉得有人窥视我；抬头看，是一头牛走过来定睛看我。它似乎在想：“以前怎么没有见过这个戴眼镜的可怜虫？”我受不了那牛的嘲弄的眼神，扔土块把它赶走，它还一步三回头地看我呢！

（三）

我很快就明白开荒的人为何当哑巴了。

第三天晚上开批斗会，这六个人全部出场接受批斗，原来都是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国民党特务晁生福、四不清干部赵尔伦、破坏集体的坏分子李春有、坏分子许守天、漏网地主严令章。那个女人，确实很年轻，也很漂亮，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坏分子”霍梦华。

那时候批斗会的程序是：全体起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背诵最高最新指示；然后把阶级敌人押上来，喝令交待罪行；紧接着就是拳打脚踢。革命口号声、喝骂声、拳脚声、惨叫声夹杂在一起，直到深更半夜。批斗结束，队长布置第二天的农活，完了散会。

这时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生产队三天一小斗，公社五天一大斗。公社开会更加恐怖。各单位的干部、办事员及家属、农业队社员、附近牧业队牧民统统参加。公社有一个破旧的礼堂，地上横放着几排长木头、还有砖块，这是革命群众的座位。本是乱哄哄的会场，塞地布书记一走进来，立刻鸦雀无声。人们全体起立等候和塞书记握手。脸色总是阴沉的书记不慌不忙地和人们一一握手；走到谁跟前，谁就马上弯腰伸手，满脸堆笑。谁都知道，塞书记如果拒绝和谁握手，或者略略碰一下手，谁肯定就是下一个被揪斗的人。人们精神高度紧张，努力观察书记的脸色。得到握手的，笑得很灿烂；握不到手或是被轻轻碰了一下的，顿时面如土色或是万分沮丧。

握手完毕就唱歌请示，行礼如仪。公社斗争会，斗的是公社机关单位和农业队、附近牧业队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这些人必须穿上号衣，即每人衣服的背面缝一大块白布，以黑字书写罪名，什么“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背后摇鹅毛扇子的狗头军师某某某”、“残渣余孽某某某”等等。霍梦华自然也陪场。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坏分子”。这罪名很令人觉得蹊跷，因为“反动”是政治有问题，“坏分子”则常指乱搞男女关系的人；二者一般不搭界，怎么连在一起用在她身上呢？

公社斗争会往往是念过语录喊过口号，阶级感情就激发出来了。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突然脱下鞋子挤上前去对“牛鬼蛇神”劈头盖脑地打，场面的杀气腾腾更甚于生产队的斗争会。诺大的会场，只有一盏汽灯，会场后面黑咕隆咚，我们几个刚分配来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都躲在此，谁也不敢说三道四。半年多以前，我们还在学校时，就已经亲身经历过清理阶级队伍的恐怖场面了。

批斗会上挨打最凶的是牧民丹布斯楞。丹布斯楞好喝酒，在“三忠于”方兴未艾时，他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感情专程去玉门市的昌马公社买到一尊毛主席石膏像，顺便在商店里买酒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通。回家的路上，因为骑着马，石膏像不好拿，他怕失手打碎，醉醺醺的他忽然急中生智，解下腰带拴在毛主席石膏像的脖颈上，再把腰带挂在自己的脖颈上；这样石膏像和他自己就成了一条腰带上的蚂蚱，骑马赶路就万无一失了。谁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就有人揭发他丧心病狂企图吊死毛主席。革命群众立刻把他揪了出来，戴上“恶毒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每次批斗，都把丹布斯楞打得鼻青脸肿，死去活来。

批斗会上，常有人对霍梦华乘机揩油，把她推来搡去。对这种人，额角流血的霍梦华怒目而视，逼使其人低着头退出。

那些天，常有最新指示发表。叫人感到恼火的是，最新最高指示往往在半夜三更发表，害得我们必须从炕上爬起来，游行庆祝，这叫做落实最新指示不过夜。石包城没有街道，黑灯瞎火的，匆匆集合起来的群众就在公社和小学、卫生院、兽防站之间的崎岖小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转圈圈、呼口号。折腾一个多小时，再回去睡觉。

记得就是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午，我们正在荒地上整地，忽然从水峡口方向传来沉闷的雷声，雷声“轰隆隆”经久不息。我的感觉总有十几分钟，雷声才慢慢消失。看那天空，并没有乌云，这雷声未免太奇怪了。第二天中午，有军用吉普车来石包城，下来几个军人。他们径直到泉垴，在湖滩的几眼泉里装了几瓶水，走了。与此同时，广播传来我国又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的消息。特大喜讯，照例要转圈圈游行庆祝。不过社员都在劳动，只有十来个公社干部、卫生院医生、兽防站兽医、商店和粮站职工游行。队伍未免太单薄，口号也不响亮；但这是态度立场问题，谁也不敢偷懒。

很多年过去后，我发现罗布泊的辛格尔，与石包城的直线距离是六百五十公里。爆炸声那样的厉害，足见氢弹真是威力可怕。我听到过氢弹爆炸声，终生难忘。

（四）

我在石包城下乡劳动了一年半的时间，常和霍梦华一起干农活，但同她极少打交道。我虽有知识青年的名分，实是“黑五类”，须夹着尾巴做人；对女“阶级敌人”，更是避而远之，那是“男女之大防”观念使然；当然还因为我性格孤僻，口齿木讷，不善与人打交道。

不过霍梦华的身世故事，我听了不少，且印象深刻。

算起来霍梦华比我年长一岁；我们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一茬人。听人说霍梦华的父亲是国民党上海警界要人，她母亲则是父亲强娶的妾。解放后她父亲被镇压，母亲按对敌伪眷属的政策迁徙大西北农村。相传这批迁徙者到了沙州农村，最感痛苦的并非气候恶劣水土不服，而是吃不到大米饭，每年吃一回半回，着实要兴奋好几天。

六零年霍梦华十七岁，高中毕业。考大学，落榜；第二年又考，又落榜；第三年她还要考，班主任悄悄劝她：“唉！别考啦！你前两次高考考分都是肃州地区第一名，可政审不合格，白考啊！”霍梦华便没有再考。其实她如果考，准能考上。因为这年（六二年）中央某首长批评了高考政审中的极左政策，于是许多学业优秀却因家庭背景有政治问题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学子得以圆了大学梦。霍梦华阴差阳错，与大学失之交臂。我是六三年考上大学的，真够侥幸；如果晚一年考，也必吃闭门羹，因为六四年高考政审又格外严厉了。我祖父外祖父都是地主，父亲又是“旧官吏”，如此严重的问题，怎能通过政审？

据说霍梦华退出高考后，伤心之至，茫然不知所措；因此当屡遭她拒绝而仍苦苦追求她的高中男同学刘方云又一次向她求爱时，她接受了，随即就结婚了。当时霍梦华的母亲正在上海申诉自己不是敌伪眷属，而是出身贫苦，是受害者。她辗转托熟人帮忙，结果事情办成了，她和女儿被准许迁回上海。听说女儿自作主张结了婚，母亲气急败坏，丢下上海的事匆匆赶来，见了女儿强拉硬拽带着她坐汽车再转火车奔往上海。

大上海岂是西北荒漠之地可比？何况精明的母亲晓之以利害，霍梦华便对自己仓促草率结婚后悔不已。她已经有了身孕，母亲令她打胎，她同意了。谁知刘方云万里迢迢追到上海找到了她们，母女将其拒之门外；刘方云在门口长跪不起，日夜哭诉思念爱妻之情。霍梦华愁肠百结，柔肠寸断。到第三天，她终于流泪下跪，求母亲放她随丈夫回大西北戈壁滩。她母亲仰天长叹，收起铁石心肠。可她又提出条件：刘方云必须做绝育手术。她说一个孩子足矣，反正这样人家的孩子长大总是贱民。也许她企图以此吓退刘方云，刘方云却二话不说上了医院。

（五）

夫妻俩返回戈壁小县城沙州。不久霍梦华的儿子出生了，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的刘方云也得了一份工作，到祁连山里的石包城公社当会计。霍梦华带着孩子也来到半农半牧的石包城定居。她情愿在这雪山下荒漠中的小小绿洲里相夫教子，平平静静过一辈子。谁知文革发生，到处斗得昏天黑地。石包城的公社干部也分成两派，又是揪斗又是夺权。有人想整治刘方云，苦于抓不到把柄，竟出奇制胜，把霍梦华揪了出来：因为她父亲是大反革命，母亲是小老婆，给她戴“坚持反动立场的坏分子”的帽子谁敢不服？刘方云急得跳脚，对立派幸灾乐祸，越发深揭猛批霍梦华。上山下乡开始，公社家属统统当农民，霍梦华当农民不说，还移交给贫下中农继续批斗。不过斗争风暴虽然来势凶猛，风暴过去大家还是挣工分的农民，送粪便送粪，薅草便薅草，割麦便割麦。只是她的五岁小儿难逃“狗崽子”厄运，常被小朋友们追打，抱头而窜，霍梦华的妈妈的话不幸而言中。

那时生产队社员干农活都磨洋工。薅草割麦时，男女社员们在地头站成横列，齐头并进。霍梦华性格要强，手脚麻利，很快便把别人拉在后面，她上了地埂就乘机去干点私活。等那些坐在地里说长道短的社员在队长吆喝下上了地埂，她的猪草已经拔了小半筐。社员辩论国家大事，霍梦华偶尔也忍不住参与进去。她操着上海腔的河西走廊方言，把那些既愚昧无知又自以为是的农民驳得哑口无言。对方老羞成怒，拿出阶级斗争杀手锏，斥她“牛鬼蛇神”，她才不屑地闭口。

霍梦华爱美，她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容貌带几分三十年代海派影星的神韵。当地女人大多黑不溜秋，霍梦华能幸免于黑，是因为她无论严寒酷暑，上工必戴大口罩，裹大头巾，整个头脸蒙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然而不可能天衣无缝，放工回来除去罩巾，洗梳一番，粉面桃腮，姿色不凡；可惜眼睑眼梢还是被紫外线光顾，黑晕晕的，颇似当今蹩脚新潮少女涂抹的眼影。和霍梦华年龄相仿的女人都有三、四个孩子，她们邋里邋遢、未老先衰，于是越发显出霍梦华鹤立鸡群。

（六）

不久我奉命回县城中学执教。到工农兵上大学那年，听说霍梦华上了大学，我颇惊讶；过了两年，听说霍梦华毕业了，在石包城卫生院当医生。又过了两年，听说霍梦华调到玉门市矿区医院去了。

关于霍梦华当年上大学之事，我道听途说是这样：一九七三年石包城公社忽然得了一个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贫下中农此时对上学念书已然没有了兴趣，因此都不大在意。霍梦华闻讯，虽然明知没有自己的份，但她决定豁出去争取。她悄悄地展开活动。

一种传说是，公社一把手早就垂涎霍梦华的美貌，他一口答应给她帮忙，但提出了条件。霍梦华别无选择，她满足了他。于是那一把手一手遮天，施展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之术，给霍梦华发放了通行证。另一种传说是，公社二把手和霍梦华一起当过“牛鬼蛇神”，一同挨过批斗，很同情她的坎坷际遇，于是力排众议，给霍梦华办理了介绍手续。

总之，神不知鬼不觉，霍梦华拿到了户口迁移证、粮食关系、盖着公社大红印的介绍信和入学通知书。行装早已备好，只等有便车就出发。这时社员们纷纷扬扬传说上大学出来能拿工资、能吃供应粮、当公家人。他们慌了，眼红了，三五成群跑到公社大院，振振有辞地议论霍梦华不是工农兵，派她上大学不符合阶级路线。刘方云偷偷地给队长刘大头又送了一瓶酒，刘大头说，没问题。大头队长家没有上大学的合适人选，所以对闹嚷嚷的贫下中农大不以为然。

这边闹嚷不休，那边霍梦华望眼欲穿的大卡车终于到达。卡车一卸下货，霍梦华赶快就把行李扔上车，自己钻进司机楼，递给司机两盒好香烟，司机马上掉转车头。喇叭一响，大卡车驶出石包城，投入茫茫戈壁，霍梦华绝尘而去，远走高飞。那些在公社大院里嚷嚷的人也被刘大头队长吼骂走散。喝得醉醺醺的刘大头高声喊叫：“甚时候了还不翻粪去？啊？毛主席亏你们了吗？啊？共产党亏你们了吗？啊？啊？”这时公社武装部长从厕所里走了出来，刘大头赶紧迎上前去，殷勤地问候：“部长吃了没有？”却见部长拉下了脸。

霍梦华上的不是大学，而是甘州地区卫生学校，中专。她是正牌高中生，又绝顶聪明，学习还特别刻苦，在所有的工农兵学员里可谓凤毛麟角。虽然年届三十，可她的记性悟性仍极强极高，老师们视为奇才，都尽心竭力给她讲专业知识。石包城革命群众时不时地有揭发信寄来，有关方面也批示要查处，学校则一味敷衍。蹭蹬到毕业，卫校教员一致要求让霍梦华留校。校长畏于形势，不敢。

霍梦华不得不社来社去，回原公社工作。她在石包城卫生院埋头钻研业务，老医生对她刮目相看。然而原先和她一起割麦便割麦薅草便薅草的女人们心理很不平衡，当面陪着笑脸请她看病，转过身来就指指点点，话越说越难听。霍梦华性格孤傲，脾气倔强，很难忍气吞声。经过一番活动，刘方云找借口先把自己调到玉门油矿，再以夫妻分居理由，把霍梦华调走了。霍梦华在矿区医院很快挑起了大梁。

（七）

一九七九年，我也离开县城，同石包城的联系渐渐断绝。不过霍梦华的儿子一九八〇年考取华东工业大学的消息，我是从我的一个学生那里听到的。我还听说，霍梦华的儿子绝顶聪明，学业优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玉门油矿。说是人事干部带小伙子到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桌子叫他坐在那里上班。这小刘对面的桌子坐着一位须发花白的小老头儿，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两手抱很大的一个玻璃罐头瓶饮茶。老头儿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刘。小刘被看得心里发慌，只敢垂眼看那热气腾腾的大茶杯；那里面除了茶叶，还有两枚红枣、两玫桂圆、还有绿色的葡萄干和红色的枸杞子。他忽然听那老头儿幽幽地说：“小伙子啊！你就坐着吧，等坐到你把专业知识彻底忘得净光，你就能当工程师了；再继续坐到胡子发白、老眼昏花，你就像我一样当上高级工程师了！”老头又说，今天的小刘就是三十年前的他自己，而今天的他自己，就是三十年后的小刘，人生就这么简单。小刘回家对母亲霍梦华说，听了小老头儿的一席话，自己心头生出了不可名状的恐怖。

三十年过去了。霍梦华后来的命运怎样呢？我无从得知。在改革开放时代，想必她能有所作为，一展抱负。受过磨难有着丰富阅历的人懂得珍惜人生。她肯定不会放过任何进修学习的机会；她还会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啃书本，并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医生。不过在论资排辈大行其道、拍马溜须才能出头的俗世，她的工农兵中专生的资历，恐怕会使她的生活和事业充满苦辣酸涩。

哲人说：“性格即命运”，不过霍梦华的经历使我相信还是时代决定人的命运。对了，命运还有偶然性；假使当年她的班主任不要好心地多嘴，霍梦华的命运绝对是另一番景象。

近日，河南省的《大河网》不仅刊登了记者张金星被警察殴打的文字消息，而且还发表了多张记者受伤和被非法拘禁的照片，在海内外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反响。显然，它们已形成了对记者十分有利的证据链，展示在众多关注此事的网民面前，逼迫官方对此事件采取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做法，予以处理，这引起了我的诸多思考。

以前殴打记者的事件屡见不鲜，连中共“一国两制”承诺下出现的香港记者在新疆被打的丑闻炒来炒去，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更何况在自家门口警察围殴当地媒体的小记者呢？它之所以引起重视，我想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事发现场被打的人，除了记者，还有观众田易晨，有人把这个新闻和照片捅到了网上，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公众舆论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官方不得不正视；二是中共正在信誓旦旦地宣称“要保护记者正当采访权”，并刚刚主办过所谓的“世界媒体峰会”和“第42届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近期还委派习进平出席了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如果不对这起殴打新闻记者的事件做个样子，显个姿态，实在说不过去，有被网民口水淹死之虑。于是河南洛阳市出现了一系列怪现象：网上先是披露了“记者采访车祸被洛阳警察围殴，打晕网友曝警方监控录像”，后是警方展示的“记者采访被警察围殴续：记者酒后滋事被制服的录像”，还有广大网民的两级议论，以及网民“奇石顽童”的所谓“理性对待”的呼吁，从而使洛阳市老城区这起记者采访被打事件变得扑朔迷离，波澜叠起，但不论如何，处于一党执政情况下的中国，官员只能自己监督自己，所以报道发出后，引起洛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虽然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进行调查，但也陷入了尴尬的两难状态：报纸是党的喉舌，警察是党的拳头，现在是拳头打了喉管，喉舌发出了怒吼，怎么办？如果这种自相矛盾的局面，能够暗箱操作，人所不知也就罢了，如今不幸进入了网络时代，搞的已是海内外沸沸扬扬，如何取舍？换句话说，葫萝卜和大棒，究竟向着谁？

洛阳当地媒体说，事发当天即10月19日晚，洛阳市市委书记连维良连夜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事件调查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全面配合新闻单位采访，为他们深入了解事实真相提供最大便利。会议还决定，由洛阳市委办公室牵头，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广电局等部门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迅速查清事实真相，划清责任，严格依法依纪公正处理。会议要求新闻宣传、公安等部门要切实加强作风建设，教育干部职工牢固树立纪律观念，提升业务素质，锤炼个人修养，积极营造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文明环境和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看来，官方用一种既舍不得拳头，又舍不得喉舌的进退两难，云山雾罩的讲话口吻，把网民的胃口又一次高高地吊起，不知何时才能落下，说不定最终还会是不了了之。

实际上，依据中国现有的法律条文，这是一起非常简单明确的刑事案件，警察根本没有权利殴打任何人，包括犯罪分子在内，退一万步讲，既便记者喝醉了酒寻衅滋事，也应当免于暴力对待，何况警方的自辩并非事实。把一个没有经过法庭审判的人锁在铁制审讯凳上，长达24小时，已是践踏人权的酷刑行为，明显地构成了严重的职务犯罪。警察的执法犯法，枉法追诉，肆意枉为，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应当立即将非法拘禁它人的警察抓起来，押解当地法院审理，让他们也尝尝坐铁凳与牢房的滋味。

然而，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共产党需要警察的拳头去残酷镇压反抗的人民群众，而对喉舌的需要则另有特定的含义，既它们只能唱赞歌，只能栽花，不能批评，不能挑刺，否则就会是张金星那样被打的下场。因此，当官的权势者在处理类似事件时，考虑的不是保护舆论监督的问题，而是如何安抚警察的高招，因此我预料他们不久后会象征性地抓捕一两个警察，以平民愤，尔后关押一段时间，并会暗中精心关照，一旦事过境迁，网民淡忘，立既再把打人的警察重新安置，以稳定“军心”，当然，“军心”指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不会是手无寸铁的记者。毫无疑问，在类似“石首事件”不断发生的充满危机的情况下，中共最需要的不是记者，而是警察，不是葫萝卜，而是大棒，需要的不是披露真相的媒体，而是无情镇压的铁拳头，这不仅是因为中共原本就是革命党，就是用大棒，刀枪杀人起家，并夺取政权的，而且60年来也是用无情的拳头不断封喉息声，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与张志新，魏京生，胡佳，郭全，刘晓波等人相比，洛阳广电报小记者的挨打一事，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只要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废除一党执政，不实行宪政民主，这种殴打记者，压制言论自由，侵犯人权的现象还会屡屡发生。而眼下我们所能可怜地期待的只能是，洛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立林承诺的所谓“及时在相关网站上向网民公布事件调查处理的结果。”我想，既然洛阳市检察院反渎局相关负责人说，检察机关已经介入此事，目前正在案前调查取证，但愿此案能有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能有利于中国尽快出台一部《新闻记者保护法》，并加以认真执行。当然这是一个书生的痴见，不过也终是历史的必然。

2009年10月23日，于多伦多

9月1日是广州中小学开学日，南都网去学校采访天真烂漫的小学生，问他们长大后的理想，结果，一名6岁女童在采访视频中回答说想做官，记者问要做什么样的官时，小女孩说：“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有人说，这小女孩或许是电视剧看多了，或者是父母牢骚听多了，童言无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话恰恰具有其真实一面，传到网上，很快就像烧开了的开水一样，查查看几乎每一个级别的官员都有出事的，都能找到对号入座的对象。正所谓“无官不贪”是当下官场的常态，权高者有陈良宇、陈希同，省部级就更多了，广东前政协主席陈绍基、深圳前市长许宗衡、浙江省前纪委书记王华元等等，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从部长、局长到处长、科长，从省长到市长、县长，哪一种职务没有腐败分子？即使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也都能找到对号入座的，如成克杰、陈希同，难怪有人说，为什么对贪官的不满要借孩子口发出？所谓“贪官有很多东西”，6岁刚入学的小孩子说长大要做贪官，到底讽刺了谁？

当然，这个小孩说的话明显是呆话，本来纯洁如清水的孩童，应该眼看社会好的一面，却被乌云遮住了双眼；即使退一步说看到今世最不好的一面，至少知道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应该像那个揭穿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样，可现实远远比小说家更有创意，居然因为贪官东西多就另小学生随之“贪心”要做贪官，真的惊呆了众人——这孩子说的却是真话，是皇帝没有穿衣服，孩子偏偏不知道没穿衣服不能遮羞，反而说“我也不要穿衣服”，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可“贪”。

社会的标准无形中来了个逆转，人们开始从小掌握这样的价值观：不喜欢付出爱心的“喜洋洋”，偏偏喜欢贪心不足的“灰太狼”；清官的祭坛坍塌了，只剩下“贪官有理”了。如果这话仅仅从小孩子口子吐出来，一笑了之就算了，但真实生活中种种不详却难以让我们笑起来，比如你说做贪官可以，但你若说对号入座说某个官员说“贪官”，或夸大其词、或形容比喻某某高官是“活阎王”，恐怕就要坐牢了，如内蒙古乌海市民吴保全，2007年9月7日在山东以“找我吗”的网名，在互联网上发布与内蒙古政协副主席、时任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云峰有关的帖子，其中有这么几句话：“云峰为了打造鄂尔多斯和自己的新形象，强制征收土地，倒卖土地，打伤农民……是一个旧社会的活阎王”。吴还加上一段指为云峰的话说，“你们上访，我就是皇上，今天是你的领导，明天是中国的皇上！你们到哪里都是我的人，小小百姓算个屁”，真的让他坐牢了。这个帖子连标点就92个字，标题《云峰，你要杀你的农民姐弟？》还打了一个大问号，却惨遭跨省追捕，而后被控诽谤罪，获刑18个月（9月17日法制日报），假如那小女孩有知，或许会哭着说被骗了，再也不说要当贪官的话了，因为一旦说错了，一旦被某官员对号入座，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坐牢，这游戏一定不好玩。

吴保全对号入座说某某高官“活阎王”，明显有错，或证据不足，但官员听了，或者追究起来也应该和小女孩说“要做贪官”、“贪官有很多东西”一样应当一笑了之，说什么也不能认定为犯罪。在网上，有人对小女孩的那句“语录”做了一翻问卷调查，有55%的网友认为“折射社会现实”，只有10%的网友选择了“童言无忌”，民意正好和吴保全因言获罪被判刑成为呼应，吴保全因为农民土地被强征、人被打伤，才怒斥官员不作为，有点“旧社会的活阎王”模样，居然被判刑，这简直是替小女孩要当“贪官，贪官有很多东西”的话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广告：官不强征人家的土地，不“征服”那些“刁民”，怎么会有很多东西呢？前面说小女孩被大人引诱“贪心”的事，归纳说就是“大人变坏，小孩变呆”，可吴保全事明明就是对公权力的官员说了一段顶多证据不足、抑或攻击人的话，可结果是“官员变好”，让“吴保全变呆”，就连“公诉”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检方也以这样的逻辑回应：诽谤罪“之所以是公诉而非自诉，是因为吴保全的帖子严重损害了前市委书记云峰的形象，而云峰的形象也是鄂尔多斯的形象，鄂尔多斯更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吴保全的帖子不仅对云峰构成了诽谤，更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这样的逻辑，这样的现实处境，就是让吴保全变呆的原因，也是让小女孩变呆的原因。

让小女孩说话，我们不能一笑了之；让吴保全说话，某些对号入座的官员应当一笑了之，而不是上纲上线，打击报复，这才是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常态。

背景：

徐家汇商城成功过会余秋雨成“准亿万富翁”

这几天引起广泛议论的一个人，他就是余秋雨。证监会发行部近日发布公告，根据发审委第113次会议结果，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获得通过。公司本身不出名，但在公司招股说明中，十大股东名单中出现的余秋雨的名字，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这个招股说明书上的余秋雨，是不是著名作家余秋雨呢？这几天，各界媒体都在寻找余秋雨究竟是谁？我们的记者也就此进行了调查。

央视财经频道的记者第一时间拨打了作家余秋雨助理的电话，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接着记者又拨打了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话。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作家余秋雨的确就是公司的股东。有关信息可以看招股说明书。

记者在招股说明书中发现，名为余秋雨的股东拥有徐家汇商城1.5%的股权，身份证提供的出生年月日信息与著名作家余秋雨完全一致。这1.5%的股权折算成具体股份估计为518.64万股，按照募集资金估算的招股价，这部分股份的价值为6716.39万元。而按本月发行的三只中小板新股的平均发行市盈率48倍来计算的话，徐家汇每股股价或将高达20元，这样算来，余秋雨的身家可能过亿。

余秋雨成了亿万富翁，这可能让很多文化人看到了希望，但余秋雨的财富不是靠码字码来的。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通过央视《环球财经连线》发表了关于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偏偏是余秋雨？

观点：

在余秋雨这个新闻出现时，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会是余秋雨？

第一，因为他是文化名人吗？他能给徐家汇商城带来文化效应，但是我们知道全国文化名人很多，为什么选择余秋雨？因为余秋雨是上海的文化名人吗？上海文化名人很多，为什么选择余秋雨这个问题仍然解答不了。

第二，难道余秋雨是控股股东的亲戚或者朋友吗？我们知道创业板上市时，有一些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清清楚楚写明，之所以给予某些人低价的原始股，是因为此人为董事长的亲戚、朋友，难道说余秋雨也是因为是某某人的亲戚或者朋友，所以获得了持有原始股的特权。

第三，余秋雨不是职工，是个自然人股东，更不是需要激励的公司高管，当然，余秋雨更加不像风投。

最后一个原因，也许当时徐家汇商城改制时，实在是太需要余秋雨这200多万的现金了，所以求助于当时的余秋雨，现在却要给他将近40倍的投资回报。不过，这个原因显然也说不通，因为与徐家汇商城位于核心商圈，这么好的地段，如果要低价招股的话想入股者多如牛毛，我想，不要说两百万，就是两千万也能够招之即来。

排列出各种可能性，公众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是余秋雨，为什么是那四个自然人能够成为原始股东。这个现象牵涉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国有控股的公司的利益由谁主导分配。

徐家汇商城是国有控股公司，其股权分配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十分不健全。对于这么一个相对优质的国有资产来说，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选择机制，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找到它的原始股权的持有者，这一机制是否又是公平合理的。纳税人作为国有资产的真正拥有者，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他们的意见有没有得到倾听，只能在二级市场买入高价股票。而那些代表纳税人持股的机构剥夺了公众的权利，将利益转赠他人，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释。

徐家汇商城持股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切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所以我认为不仅利益分配机制值得探讨，还涉嫌国有资产的流失。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有必要反省，国有控股的原始股权是否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否机制还不太健全，是否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大讨论后，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八年光阴余秋雨什么也没做

观点：

苦等八年只为变现

既然余秋雨等人是股东，就应该尽到股东的事，余秋雨成为大股东的这几年他都为徐家汇商城做了些什么呢？

余秋雨持股八年，从报道来看，恐怕什么也没做。余秋雨其实可以利用他的文化招牌来给徐家汇商城获得一些软实力，可以通过评估认定余秋雨的这个文化招牌到底给徐家汇商城增值了多少。但我们看到余秋雨的情况是，一则余秋雨本人是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二则他似乎尽任何管理、投资等等义务。到底给徐家汇商城增值了多少，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徐家汇商城似乎也不屑于解答这个疑问，去评估这件事情。

在八年里头，其实余秋雨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投资两百多万元人民币之后，就坐在家里等着增资扩股分红，摊薄成本，最终等到这个公司上市，再等一年以后股票解禁。所以，我们看到余秋雨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八年的漫长等待，直到最后能够兑现。

兑现

余秋雨的财富之旅

一夜暴富的神话，在最近的资本市场上是频频上演。前天上海徐家汇IPO过会，再次让作家余秋雨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很多人都想知道，余秋雨是文化名人，怎样变成一个股市新贵的呢？

徐家汇商城前身是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始建于1952年。而此次余秋雨被牵出正是因为徐家汇商城的招股书，公司招股书中显示，2001年12月，当时还是上海六百的徐家汇决定解散职工持股权，并计划将其持有的24.5%股权转让出去。这些股权转让给了上海祥龙物业、徐汇副食品公司、上海六百的31位公司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以及余秋雨等4位外部自然人。

不过对于当年四位自然人缘何能购得职工股，目前各方均无回应据有关媒体报道，余秋雨当年以每股2.9239元的价格购入82.5万股，出资为241.22万元。而经过近8年股的本转增，如今余秋雨的持股数量为518.6445万股。根据相关条例，包括余秋雨在内的自然人在股票上市后有1年的禁售期。这也意味着作家余秋雨只有在股票解禁后，才可以将手中股票套现。

二、信访制度

1、信访制度的法律依据：

导致中国庞大上访群体的存在，当然与中国信访制度有直接关系，但中国现行信访制度的建立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按照现行《国务院信访条例》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而上访人就是信访中采取走访形式的那些人。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998年10月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旨在保证《世界人权宣言》具体实现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说明中国政府认可表达自由的概念及保护表达自由的法律精神，信访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权利申诉的表达。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可见，中国公民的信访权受中国《宪法》的保护。

《信访条例》第14条规定：“信访人对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三）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四）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五）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

可见中国公民的信访权既有《世界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依托，又有本国《宪法》的认定，还有《信访条例》的具体规定，因而在现体制下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

2、信访制度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信访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中国人治历史有多长，中国上访的历史就有多长。并且，中国人治制度还能延续多久，中国上访现象就将持续多久。

中国古代有“直诉制度”，即通常所说的“告御状”——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陈述冤情。这在汉代叫“诣阙上书”，到了晋代设“登闻鼓”，到唐代发展成“邀车驾”（就是拦皇帝的车递状纸）、上表与立肺石（即是将冤情记于固定的石碑上），到了宋代专门设立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和理检院作为接待处理上访的机构，到明朝时通过严格的刑法规定将上访名为“京控”。

在中共建政以后，信访制度走过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1949年8月，中共领导机构迁入北京（当时叫北平）时就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作为中共最早成立的专职信访机构，来处理民众来信来访事宜，后来由于事务多改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来受理民众信访事务，再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专门处理民众信访事务。1954年，中央政府各部委与直属各大部门也设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专职、或兼职信访干部，与此相应全国各省、市、县也设立了信访机构。1954年到1957年，由于全国性的合作化、反右等等运动的兴起，信访量骤增，与此相应的信访接待处理机构也大幅增加，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部门都设立了信访机构。

963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同年10月15日由国务院秘书厅整理出《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1980年6月20日，随着拨乱反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开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2年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党政机关信访工作的暂行条例》，以成文法规的形式来规范信访制度，并于同年建立了与此配套的收容遣送制度。1986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作为规范信访工作的部门性法规。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与此相应中央各部委、全国很多省、市政府陆续发布了条例、信访工作办法与一些规定，形成了较系统的一套信访机构与法规。2004年，在胡锦涛批示下，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各地也相继建立了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2005年1月5日，国务院根据情况变化又修改颁布了新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即目前已引起存废之争的现行信访制度。

3、信访的现实困境及存废之争

吸引如此众多访民参与的信访制度，在现实中却因其解决问题的低效情况而深陷困境。据《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关于社科院对访民一份调查报告的评论《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的文章披露：“调查显示，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对于万千访民，尤其是对于被公共权力每天都在不断制造出来的新访民而言，这个解决问题的数字不仅仅是微不足道的，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在如此低效的解决问题情况下，信访制度的存废成为近年来争执不清的问题。

据我了解，对于《信访条例》的存废问题学界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双方虽然至今没有分出胜负，但中国目前主张废除《信访条例》的呼声却要远远高过主张保留《信访条例》的声音。主张废止《信访条例》的一方有来自学界、基层政府，甚至上访群体本身。这些主张废止《信访条例》的各方，他们各自的立足点并不一样：学界觉得信访本身是人治的产物，信访使得大批人集聚上级政府部门，甚至北京，影响正常工作，给社会带来隐患，又不能解决问题，因而主张废止。

基层政府觉得一些信访无疑会揭露出地方的“不是”，甚至掀开地方的黑幕，不管怎样对地方都是个负面影响；同时为了截访，每年地方政府劳民伤财，费尽周折到省会及北京截访，常常是费力不讨好，造成上访者对抗，上级政府埋怨，工作很难有成效；更有一些上访的问题（如复转军人、民办教师等）根本不是地方政府所能解决，但为了稳定与保证北京一些部门的工作，地方政府而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参与控制协调。在如此情况下，地方参与截访的部门成员也常常弄得疲于应付，甚至灰头土脸，里外难做人。所以地方参与稳控上访的部门力主废止信访制度。

至于一部分上访者则认为上访根本不解决问题，既然不解决，那就不如废止算了。

而与此相对的主张保留《信访条例》的则是中央决策层、信访部门、一些学者与部分上访人。事实上主张保留信访制度方各自的出发点也是不一样的：中央决策层之所以倾向于保留信访，是希望从中了解地方的情况，冲破地方对上面的信息封锁，使下情上达多一个窗口；信访部门倾向于保留就有出于部门利益保护的成份，毕竟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编制机构，解决着大量的官员就业问题，其中自然牵连着一批人的利益；至于一些学者主张保留，也是看在信访反映社情民意上的作用，毕竟多条途径比少一条好；上访群体中一些主张保留是基于还有一线申诉的希望，毕竟还有千分之二，若取消了就连这起码的一点心灵寄托都没有了，那就完全绝望了。

中国之所以产生大规模的上访群体，是因为公民权利受到侵害而社会又没有提供出有效解决这种侵害事件的途径。在现代法治社会原本可以通过司法解决的问题，由于中国司法不独立与缺少保证公正的机制而使其权威大打折扣，无法做到信服于人。于是通过延续几千年封建人治下的告御状，来达到最后让老百姓维系希望而不至走向绝望冒险境地，就成为信访不可或缺的依据。可见信访源自于侵权，且社会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于是不得已延续历史上人治的一种申诉制度。也就是说信访事实是一种千百年人治制度下生发出的权利救济之道。既然如此，在人治制度没有改变之前，信访的救济功效就不可或缺。既然信访是千年人治下的救济之道，那么要废止信访就得先结束人治制度，建立法治社会。在没有建立起法治社会前，信访的结束就是封死一条调节社会矛盾的路径。也就是说“不让人上访，就可能逼人上山！”

三、各级政府处理上访的方式及其产生的问题

针对上访群体，各级政府采取的应对方式基本上有如下几种：个别案例协商解决、小数通过司法途径、部分任其自生自灭、部分采取暂时赎买、部分采取严控打压。

诚如前面提及通过上访解决问题概率约为千分之二，也就是极个别上访反映的问题，地方政府做出了协商解决，使上访人同意接受解决方案并从此停止了上访活动。

也有小数上访者所反映的问题，被政府通过相关权力部门责成法院重新审理，试图利用司法途径来解决。但是这种司法解决固然有让一部分上访人满意而息访的，但也有部分上访人仍然不满意而又继续上访。事实上许多上访人都是由于对法院判决不满而走上上访的，通过上访再回到法院重新审理，一般都是维持原判，既使极少数改判也未必能使上访人满意。所以司法原本就是造成上访的一方原因，在现实条件下也就不可能是解决上访的最终途径。

还有部分上访人被地方政府采取一种听之任之，使其自生自灭的方式处理。这种上访人通常文化较差，经济条件有限，只能在地方一些部门上访，且较平和理性，不会采取过激行为而造成影响。地方政府对此就听其自然，通常对他们反映的问题不解决，对他们上访也不阻止，意图使其久而久之自然疲乏而停止上访。这部分被地方政府听其自然消亡的上访人，最后常常分化为一部分的确自然停止上访，而一部分却慢慢走向上级，成为老上访户，进而向偏执型极端上访人转化。所以听这任之的方式并不能最终使访民都停止上访，而最后会激化一部分访民，使问题解决更为复杂。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上访群体普遍采取打压与赎买，即“大棒与胡萝卜”的软硬两手并用方式，应该说这两种方式是目前中国政府应对上访最主要的方式。但从事实来看这两种方式却绝不是解决上访的终极之路，相反还会激化矛盾、掩盖问题、积聚风险、摧毁原则、破坏价值、诱发对抗，使上访问题复杂化、艰难化。

对上访群体的打压严控情况：据2007年北京南站上访村一批人先后两次对部分在京上访人员进行的随机问卷调查可以看到，其中2007年3月对1010名上访人调查统计显示：上访期最长51年，最短1年；被毒打关押人数467人，占46.2%；被拘留劳教人数428人，占42.4%；被送往精神病院关押人数31人，占3.1%。2007年10月对全国进京上访的3328人调查显示：被非法关押毒打人数1244人，占37.4%；被拘留劳教人数1171人，占35.2%；被关进精神病院人数104人，占3.1%。后一次调查由于是在中共17大前，北京对上访群体展开了多次地毯式搜查，各地视为重点、多年来受过各种拘禁、殴打、处罚的上访人大多被抓回，在此情况下被毒打及被关押、拘留、劳教的比例仍然占到近40%。

由以上两次随机调查，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应对上访广泛使用打压严控的手段，通过跟踪、软禁、殴打、恐吓、关“学习班”、关“黑监狱”、劳教、判刑、连坐等等方式来试图达到阻止上访的目的。事实上，从调查显示，许多上访人都是多次经受如上多种打压，甚至一些上访人原本反映的问题不大，正是在上访过程中遭受到打压而最后将这些打压作为了上访主要诉求，以至于将最初的上访诉求都忽略了。这种因被侵权而上访，又在上访中遭到打压而导致进一步被侵权，结果出现为维护上访权的进一步上访的情况，在目前上访群体中屡见不鲜。

由此可见，打压并没有带来平息上访的目的，相反锻造出了一批老上访户，制造出了新的上访问题。可以说许多偏执型上访人就是在这种打压中变成的。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上访人被劳教与判刑出来后，又将劳教判刑作为新的上访事由的事例很多。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对上访群体的打压事实证明无益于解决问题，相反还在加剧问题。因此这种打压完全是一种“抱薪救火”的方式。事实证明打压是一种短视而将风险推后且加大的处理方式，对社会整体与长远发展不利，对社会长治久安不利，与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精神背离。

随着经济发展，近年来政府对许多上访问题也采取经济解决的方式，地方一些政府信奉所谓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民内部问题”。应该说许多上访问题的确是经济利益受到伤害而引起的，如征地拆迁、企业转制、复转军人、民办教师等等，这些问题的确也可以转化为金钱补偿来解决。但问题是现在各地采用的方式并不是通过金钱来根本性解决，而常常是临时性为稳控的需要，用金钱来达成让上访者在某个敏感时期不上访的目的，因而使这种解决上访的经济手段变成了一种临时对上访的“赎买”。具体来说这种经济的赎买分为普遍性的赎买与个别性的赎买。普遍性赎买：如近年来上海等一些地方出现“敏感期”（重大活动、节日等）给访民发几千或几万元所谓“维稳费”，让访民保证在某个时期不上北京上访。个别性赎买：是地方政府针对当地有影响力的上访人或某群体上访的代表，为了控制他（她）在某个敏感期不上访或不带领更多人上访，私下答应给这个别人解决些问题，满足个别人一些条件，通常通过经济手段给他一些利益，甚至直接给他一些金钱，让他短期不上访，从而使上访得到暂时性控制。

这种普遍性或个别性的经济赎买，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上访的问题，它仅仅通过金钱来达到短期稳控的目的。虽然对于应付那种重大敏感时期，具有临时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无益于长远或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对于疏解上访困局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更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赎买会诱发出更多上访的欲望，行成一种越来越多的人在敏感时期要上访的习惯，从而使赎买成本日益加大，而上访原本的诉求却没有减少，甚至会更加提高。这样以短期稳控为目的的赎买，只能制造长期更大规模的上访大潮。

当然针对上访个别性赎买中也有试图彻底解决问题的，如针对个别特殊情况（如我听到的一个特例：70来岁的上访老人带着个年幼的孙子，因儿子去逝，儿媳外嫁了），上访者要求原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但他却无休止地向有关部门上访，极大干扰着一些部门的工作。由于上访者年岁与他带着孙子的关系，既不便抓押劳教或判他刑，也无法劝阻他停止上访。这时政府不得已答应他的条件，通过用高额的经济补偿来试图达到让其息访的目的。这虽然是我听到的特例，但应该是存在的。针对这种上访个体，政府的确很棘手。但可以肯定这种解决方式是有问题的。其一、就算全盘答应了上访人条件，但未必能保证以后上访人就永久终止上访。讲述这特例的人说，那老人的确后来又有新的诉求，又在准备着新的上访；其二、就算那老人的确停止了上访，但他的解决方式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会大大激发其他上访人提出更高要求，客观上给上访整体性解决工作带来困难；其三、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处理使社会丧失了行事标准。什么是公正、合理？各种诉求应该由哪个途径来解决？这些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问题在这里变得模糊了。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对上访群体的经济赎买方式也是存在严重问题的：首先、这不是根本化解问题之道。这种赎买不是建立在一个客观、合理、合法、让人信服的解决问题的平台上，而是要么临时性的维稳需要，要么成为政府与个人的交易，甚至就是无原则的满足。这样是不会带来问题解决的，相反会引出更多的要求，带动更多人寻求上访；其二、政府无法长久承受。这种搁置上访诉求，临时性用钱来阻止上访行动的方式也不可能长久，因为纳税人的钱不应该用在这方面，政府也不会长久将钱用在这方面；其三、上访者也无法长久拖延。这种形式的经济赎买自身不是针对解决上访诉求，因而它永远不能给上访画上休止符，上访者很难容忍长久这样拖延。这样上访群体势必与日俱增，社会风险日益加大，总有一天达到不能拖延下去的情况。所以中国目前针对上访群体的经济赎买是一种“扬汤止沸”的方式。

由上可见，目前针对上访问题采取的赎买与打压的软硬两手事实上都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都是一种短期、拖延、推后风险的方式。导致地方政府普遍选择打压与赎买方式的根源大概有如下几方面：其一、公权力的暴力敌对思维仍然在处理上访问题中作祟。那种将不服从于权力的一切权利诉求视同于对抗，本能地采取压服与扑灭的方式，骨子里是权力的傲慢与专横，是视民如敌，是对权力来源与权力实质的误读，这样势必首选简单粗暴的打压解决路径；其二、公权部门的利益化、短期化，使他们选择将风险推后。因为地方官员的轮替制，使地方首脑只在某地呆几年，他们只要保证不在任内暴发大问题，就会选择一副“求菩萨保佑我任内平安！我走后管他洪水滔天！”的思路，从而打压与赎买这种治标不治本之法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其三、的确有的问题事关全局，只能由中央全盘解决，如复转军人、民办教师、包括一些全国性的企业转制等等，而在中央没有全盘解决方案出来时，地方要控制上访，于是只好采用临时性止痛医病的方式。
（未完待续）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使得他获得了独具风格的小说家和颇有远见的政治预言家的双重赞誉。他的政治预言成为思想史的组成部分，他对双重思想的创造与阐述给后人分析权力提供了独特视角，后专制权力的现实给他的双重思想提供了不舒服的却又是令人信服的印证。虽然人们不愿意看到双重思想的现实，但它还是伴着高科技赤裸裸地、令人恐惧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在二十世纪出现，在二十世纪消失。但它的阴影仍在二十一世纪滞留和徘徊。

追求权力，贪恋权力，手握权杖不放，这是人的本性，是政治家不变的本能。奥威尔以其小说家的笔调，揭示了权力的森森白骨。他指出：对于权力的沉醉，永远存在且不断地增长，不断地越来越细腻。每时每刻，永远有胜利的欢悦，践踏束手待毙的敌人的快感。权力就在于给人带来痛苦和耻辱。这样的描写，无疑会使那些政治家感到十分不快，他们所谓的崇高名义的画皮被奥威尔以冷峻的笔刀揭开撕下。自由主义的人性恶、休谟的“无赖假设”、尼采的政治混蛋似乎远不如奥威尔对权力的揭示来得形象、深刻。

尽管如此，任何政治家都从没有放弃对自己握有权力这一事实辩护的权利。在传统社会，他们求助于君权神授、求助于传统习惯、求助于枪杆里面出政权。在现代社会，他们求助于选举里面出政权。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及他领导的党求助于“双重思想”。

专制权力是双重思想的制造者。思想是权力的外衣，权力的外包装。赤裸的权力总会受到或多或少的诟病和质疑。民主权力使思想具有独立性，并能通过宪法保护思想自由。与此不同，专制权力却支配思想，它把人类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老大哥所选择的样子把它再粘合起来。它使思想成为权力的婢女或者权力的延伸。甚至思想本身就是权力。奥威尔眼里的权力就是对人的权力，是对身体尤其是对思想的权力，控制了思想就能控制物质，就是物质也是思想的。专制可以使思想正确，也可以使思想错误。可以使思想成为真理，也可以使真理成为谬误。专制权力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把白的说成是黑的。奥威尔以形象的、入木三分的语言，描绘了老大哥让思想成为双重思想，从而让权力永远合法，思想永远正确的图案。

老大哥永远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人类的救世主，人间的上帝。小说里的大洋国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但在现实中老大哥并不全能，党也并不一贯正确，这就需要用双重思想和实施双重思想的能力。

黑就是白是双重思想的核心。因为是小说而不是论文，所以奥威尔对双重思想更多是描述的而不是概念分析式的，他没有给双重思想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说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它不但具有把黑说成白的能力并相信黑就是白，而且具有忘掉过去曾经有过相反认识的能力，这就要求不断窜改过去，而要窜改过去只有用那个实际上包括所有其他方法的思想方法才能做到。窜改过去一部分原因是使人们没有比较的标准，使人们相信无论现在如何的不好也比过去好，使人们相信现在的好是因为过去总是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保持党的永远的一贯思想的正确性。

双重思想的实质是维护和实现专制权力。人们一般地认为，总有那么一些好的政治集团为人类开辟康庄大道，从上面或外面给普通民众以阳光雨露。他们是先知先觉，能够代表人类的发展方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为人类构建人间天堂。他打破了人类对美好政治集团的幻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政治集团。老大哥领导的党当权的表白是：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当权，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它要权力是因为群众都是软弱的、怯懦的可怜虫，既不知如何运用自由，也不知正视真理，必须由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加以统治，进行有计划的哄骗。人类面前的选择是自由或幸福，对大多数人类来说，选择幸福更好一些。党是弱者的永恒监护人，是为了使善可能到来才作恶的一个专心一致的派系，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

奥威尔给我们吹起了一个大大的五彩缤纷的肥皂泡，又残酷地把这个肥皂泡恶作剧般捅破。权力表面的美丽掩饰不了内部的丑陋，看似美女实际上是美女蛇，看似羊，实际上是披着羊皮的狼。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党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党只对权力有兴趣。不论财富、奢侈、长寿或者幸福，党都没兴趣，只对权力，纯粹的权力有兴趣。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

运用双重思想必须达到理性与感性、自觉与本能的完美统一。大洋国的党员贯彻双重思想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够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如果把感性与理性、自觉和本能分割开来，感性就会出卖理性，本能就会把自觉推向悬崖边上，说梦话也会成为思想的叛徒。因说梦话肉体也会消失于无，成为乌有之人。

新话是双重思想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包括A类词汇(日常生活需要的词)、B类词汇(为了政治目的特别构成的词)和C类词汇(科学和技术的词)。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采取新话的具体目的一是让人拥护老大哥及其政党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二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人们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就没有安身之地了，因为异端根本无法思想。

真理部是实现双重思想的主要部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真理部存在的目的就是使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真理部负责窜改历史、伪造历史、负责造谣，随心所欲打扮历史。老大哥很清楚：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真理部使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使得过去的历史在对老大哥及其政党有用时成为有，否则成为无。除此之外，真理部还负责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以便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同时还要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无产阶级享用。

思想警察是贯彻落实双重思想的执行人。老大哥及其政党设立了思想罪，让人惊惧的是：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性欲都是思想罪，就连常识都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作为党员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党员就要不能思想、不会思想、不想思想、不敢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思想。正统即没有意识。思想警察是这一职责的执行人。党员一生下来一直到死，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休息还是工作，无论是对自己家人说的话，在梦中喃喃自语的梦话，甚至面部的表情都被思想警察监视着。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观点，而且还要有正确的本能，在思想上和本能上知道黑就是白、白就是黑，知道2+2=4、2+2=5，知道自由即奴役等双重性质的思想就可以了，否则不是必死就是“被自杀“或者“被消失”。

口号化、语录化是实现双重思想的重要途径。一般人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水平越高，见解和趣味就越不同，赞成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而最坏者的特点或专制者的特点就是追求一致性和相似性，所以他们都不喜欢受教育多的人或知识水平高的人，在哈耶克看来，最坏者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多的文化，正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了追求相似性和一致性，降到道德和知识标准就是最坏者的最好选择。奥威尔对此也做出了政治预言式的呼应，不断地向群众灌输极其简单又极其粗糙的又不能和不准思考的信条。这样，老大哥将得到一切温顺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那些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感情与情绪易冲动的人就会接受他们的体系。

思想简单是老大哥最愿意看到的事。思想复杂就是对老大哥的威胁，老大哥喜欢思想简单的人、喜欢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没有一般抽象思想，老大哥除了要求这一阶级有最单纯的爱国心之外别无所求。对思想简单的人来说，几句标语，几句口号，最多就是编一个老大哥的语录就足够。语录是最有效的办法又最立竿见影的办法。老大哥的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已经深入大洋国的人心。

忠诚于党是实现双重思想的重要标志。爱老大哥就是爱党，爱党就是爱老大哥。老大哥凌驾于党之上，又在党之中。党只是实现老大哥思想的工具。对党忠诚。除了对党忠诚以外，没有其它忠诚。除了爱老大哥以外，没有别的爱。在老大哥的党与个人的关系上，党是目的，个人是党的手段和工具。个人的死不是死，党是永生不朽的。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党的事业的无限的生命之中并因此获得了永生。

煽动仇恨是贯彻双重思想的心理机制。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的煽动都是建立人性的一个基本法则即仇恨基础上的：“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在哈耶克看来，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将“我们”与“他们”对立起来，是这个信条重要的组成部分。奥威尔以文学和政治预言的方式回应了哈耶克这一观点。老大哥为了纯洁党、构建党的钢铁长城，到处寻找敌人。有了敌人，剩下的就是掀起仇恨了。在大洋国的世界里，除了恐惧、狂怒、得意、自贬之外，没有别的感情。有了对敌人、对敌国、对外界的仇恨，老大哥可以坐享其成，安枕无忧。

双重思想建设从青少年抓起。能够引起思想错误的苗头、萌芽，都被早期的训练给扼杀掉，扼杀的方法就是“犯罪终止”，即在产生任何危险思想之前出于本能悬崖勒马的能力。这种能力还包括不能理解类比、不能看到逻辑错误、憎恨异端。

能够具备实行双重思想的就是老大哥及其党。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现实估计在内——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字眼的时候也必须使作双重思想。最后靠双重思想为手段，党终于能够抑制历史的进程。

双重思想会使人精神分裂，使人成为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奥威尔指出：对双重思想的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露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奥威尔对双重思想的描绘，几乎就要把我们带入到精神病院，让我们亲眼看那些精神病人的表演。可是如果我们细想一下专制社会的种种图景，感觉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病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病院。专制权力是造成精神病院的总病根。

奥威尔想说的是：靠欺骗和诺言建立起来的政权是暴政。他的政治预言是2050年双重思想能变成现实，没想到他的预言提前了一个世纪实现了。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希望是把双重思想留在二十世纪，如果人类不想再犯错误，就把双重思想放在历史博物馆吧。

据BBC报导，几个月前中国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谈判处处长李高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生产线的最低端。“中国的废气排放当中约15%至25%来自我们为世界制造的产品，而这不应该由我们来负责。”进口中国制造货品的国家也应该为生产过程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承担责任。

这种说法很新颖，属于脑筋急转弯、具有创造性。但是是而非，即经不起推敲，也难以实现。在现代社会里，商品生产的总流程中，环境资源与其它的传统资源，比如木材、矿石、棉花一样，都是一种原材料，要记入成本的。也就是说应该包括在商品的总价格之中。你总不能在一吨的钢材售价之外，再加上一个附加的污染价格吧？

钢材制造商因保护环境而付出的成本，比如炼钢厂在废气、废水处理上所花的钱，已经包含在最后的出厂价里面了。同样，中国商品的出口价也应该包含了环境污染的代价。总不能在做完买卖之后，再叫买主另外付钱吧？

气候变化司谈判处处长李高先生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暴露出了一个秘密，就是中国商品的价格没有包括环境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为代价的，是以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状态为代价的。

这个问题我过去谈过已经很多了，现在我们只来谈一下官方的诡辩术。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官方过去是怎么来谈论这个环境问题的。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之前吧，中国政府一直把发达国家里的环境保护运动解释为反政府运动，说成国际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黑暗面大暴露。在宣传中往往语带讥讽、幸灾乐祸。既然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危机，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就不会有生态问题。那是他们的想法。事实证明，这种愚昧的意识形态化的认识使我们置外于生态保护的世界性潮流，长期处于盲目状态。

1972年联和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中国的媒体对自己已经开始严重化的环境问题只字不提，却趁机抨击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上纲上线，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

中国是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但是却拒绝参加会议纲领性文件《人类环境宣言》的表决和签署。理由是这个宣言没有指出环境污染的主要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推行的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在中国的各种报刊宣传中不断地攻击发达国家，在人类环境问题上大肆散布悲观、绝望的论调，正是资本主义日暮途穷的无可奈何的哀鸣。目前不是生态危机到来了，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总危机加深了；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枯竭了，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了；认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掩盖环境问题的阶级实质，也是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

现在再来翻这些老帐，真是恍若隔世。中国环境破坏已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动摇了整个民族的基本生存基础。说到底，中国恶化的第一受害者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现在李高先生要进口国为中国的环境污染负责，人家再傻也不会为中国这种高投入、高污染、不顾民众死活的生产方式买单的。这不过是中国权贵资本欺骗自己人民的一种手段而已。

不堪回首的记忆

英国诗人约翰·多斯写道：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从县城到沙州去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招考。参考的都是来自瓜州、我们S县、A自治县和沙州的三十五、六岁的老五届大学生。大家最头疼外语；除了我以外，都是硬着头皮考那早就被忘得精光的俄语。我考英语，那是头一年跟着广播电台学的，也算学了两年。没办法，为了离开苦寒之地，摆脱当年被流放的命运，我们大家都怀着侥幸心理来碰运气。没想到卷子发下来后，我忽然发现，一道大题——英译汉的短文，竟是十多天前我练习过的！我心头狂喜，拿着起蘸笔在墨水瓶里蘸满水，在瓶口“咣当咣当”磕碰几下，又用力像剁菜似的“蹦蹦蹦”地敲着桌子写——这是我的不良写字习惯。后来又有一道语法小题是设了一个小圈套让我钻，我上当了，可是在最后关头却又被我识破了，来了它一个金蝉脱壳，于是心头又是一阵狂喜，又是“咣当咣当”加“蹦蹦蹦”。答完卷子，检查了又检查，甚觉满意，就交了。下来后，同县的老李数落我说，大家全被俄语题难倒了，都在苦思冥想三十三个字母，寂静的教室里，却只有我的蘸笔声惊天动地地响，气得众人一齐对我怒目而视，恨不得手刃此獠，而我竟浑然不觉。一席话使我羞愧难言，因为我最讨厌那些爱张扬的人，难道我也“小人得志气焰万丈”了不成？

坦白地说，那时的外语考题比今日初中二、三年级的还要简单；因为考试面对的皆是老范进，出题者不得不如此将就。后来我得知，我所以能被录取，英语成绩高帮了大忙。啊！这真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啦！

考过后，心情不错，索性坐班车去肃州探亲访友——多年没有离开S县了。

早上离开沙州，天气还算清凉；到了瓜州，天气大热起来。出了瓜州新城，时值近午，茫茫戈壁滩上，骄阳当空，赤日炎炎，我真担心那能把人烤焦。这一条公路我已经走过许多趟，景色单调而乏味，车厢里的乘客，个个迷迷糊糊，似睡似醒。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忽然之间，人们不约而同地伸起懒腰，抖擞精神，开始笑语喧哗，或者朝外面张望。原来进入绿洲了，我们的班车在望不到尽头的林荫大道上行进。我也探头车外，望着一株株两人合抱才能拢住树干的清一色的大垂柳——左公柳，不觉又惊又喜，如久别重逢老朋友。又到玉门镇了。每次在玉门镇见到左公柳，我必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并且激动不已。

盛夏时节的百年左公柳，是另一番风光，一句话，充满活力。垂柳的树枝横斜逸出，低垂的树条如丝带，如珠幕，轻轻飘拂。庞大的树冠前后左右相连，浓荫如盖。班车行驶其中，一对对巨柳迎面而来，真像是通过一道道绿色拱门。我饶有兴趣地端详眼前这许多的巨柳。我觉得虽然它们是老树，却一个个像是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的美人。它们翩翩起舞，那各有千秋的姿态，令人联想起嫦娥奔月，西施浣纱，贵妃醉酒，黛玉葬花……。我忽然福至心灵，发现婀娜多姿的柳树所呈现的美，含蓄、典雅、温馨、阴柔，完完全全是东方气质，丝毫感觉不到西洋情调。

一株株大垂柳从车外川流而过，绿色帷幄连绵十数里。古柳外侧，大片的麦田泛着金色的波浪。陆续有农人坐到柳荫下歇晌：壮年汉子背靠大树悠闲地吸烟，年轻小伙子四仰八叉睡倒在汩汩流淌的水渠边，妇女们给幼儿喂饭或是做针线活儿，小女孩子挤在一起抓羊骨拐儿。我看见小贩在树底下摆了瓜摊，大西瓜可堆可堆的。只见买瓜的随手拿起一个，一拳砸开，捧在手里大口大口地吃，一连串的动作显得十分豪爽。想起大城市里那些在水果铺前逡巡不定，或者挑选不完、决断不下的顾客，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不是这许多古老的柳树，眼前怎么会出现如此生气勃勃的塞外风情呢？栽树者功莫大焉！

此时我对“左公柳”的来龙去脉，已经了如指掌。

那是清朝同治年间，大西北一片乱像：延续十数年的民族血腥仇杀和地方割据，列强虎视眈眈，混水摸鱼。朝廷相当一部分高官主张放弃新疆。左宗棠——他是林则徐的学生——力主不可放弃大西北。于是朝廷授权他指挥湘军远征。他平定陕甘民变，进军新疆。左宗棠在大西北前后十数年，战功卓著。除军事而外，作为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戎马倥偬中，实干硬干，操办了许多兴利除弊的事业。植树就是其中之一。据一本《西笑日觚》的书说：“左恪靖命自泾川州以西至玉门镇，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些柳树，后人为纪念左宗棠，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的友人、因杨乃武和小白菜案而触霉头的杨昌浚曾写有一首诗：“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此诗流传甚广，很为后人称道。

从S县城到玉门镇的这条路，我已经走过许多回，记得十一年前我第一次到这里，是要转道去石包城。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是一次不堪回首的往事！这回，我要去另一个方向，似乎有新的命运在等待我。班车继续前行，我转头看那祁连山，酸涩的记忆清楚地浮上心头……。

（二）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分配，被打发到牧区接受再教育，那是离省城最远的S民族自治县。

独自一人坐在西行的火车上，心情自然郁郁寡欢。夜里，我靠着车窗，眼望外面明晃晃的月亮映照下的银光朦胧的大戈壁和戈壁尽头那黑魆魆的祁连山，心头百味杂陈。车厢里有回民老歌手在吟唱“花儿”，在单调的“咣当咣当”车轮声的伴奏下，曲调显得特别悲怆，看着白茫茫的戈壁，听着忧伤的花儿，我真的很感动，觉得那低沉压抑的歌曲，完全表达了我对前途茫然不知所措的惶恐，我的孤独和苦闷。

火车出嘉峪关，浩瀚戈壁，茫无际涯，罕见人烟。我心下思忖，今生今世，我就要在这塞外苦寒之地了结生命了。念及此，心境更是灰暗。

我在柳园车站下火车，住进柳园旅社，等去沙洲的长途汽车。在旅社里遇到也是分配去S县的张从虬和范云英。他们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新婚夫妇，都是上海人；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被发配边远地区。他们和我一样，脸像苦瓜，不知命运究竟要把他们如何处置，祸福难测。第二天我们搭上去沙州的车，在搓板路上顛了四个小时，到了这个拥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的小县城，住进S县设在此地的办事处。我们谁也没有说起莫高窟，没心情。范云英听办事处的人说，S县比沙州还要荒凉艰苦得多，禁不住大放悲声。她哭着要回上海，说哪怕去当保姆或者在马路上擦皮鞋也行。我对她说，既然我们已经到了S县门口，不妨去看看再说。

那时沙州到S县的班车每周二次，有客车也有卡车。我们就是和押解一名走资派的一群造反派同坐大篷卡车去S县。三个多小时的行程，卡车在荒漠戈壁上爬行，远方出现了雪山，雪山越来越近，卡车忽然停下来，原来到了县城。我们吃了一惊，公路两边只有一些土平房和窑洞，这就是城？

（三）

旅途的疲劳还没有缓过劲，由军人掌管的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召集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我们去下乡。此时来S县报到的大学生中专生已经有二十几个，我们也听到当地干部的私下传言：“这都是些有问题的”。其实不尽然。省农业大学六八届学生分配时，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要把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赶到艰苦地区去改造，但是后者人多势众，他们引证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出身好的学生当然是“好同志”，理应去艰苦地区。结果农大来S县的六八届都是贫下中农子弟。除了他们，来自西安、北京、上海、南京、兰州的学生，全都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出身地富资本家的学生。

S县革委会很坚持阶级路线。学习班最后宣布的下乡名单是，政治面貌好又托了关系的，留在县城所在的党城湾农业公社；差的，统统去很远的公社。冯玲和王某两位女同学去好不拉公社，袁隆兴和王美玲俩口子上海人去别盖公社，我被指派去四百里外的石包城公社，那里有一个农业大队。对张范两口子上海人，宣布男的去马鬃山，女的去盐池湾。如此分配，令我猜想他们二人的政治背景可能比我还要糟糕。须知S县的面积有将近七万平方公里，还被沙州县、瓜州县、玉门市分割成两部分。盐池湾在南山，祁连山的腹地；马鬃山则是北山，是和蒙古国接壤的大戈壁。两地相距有八百多里路。范云英听了如此发落，当场号啕大哭。她坚决要回上海，宁可在大马路擦皮鞋。

天下学生是一家，我们几个人去向军代表刘副部长求情。我们对刘副部长说，人家两口子，从大上海来到S县已经很不容易，又一南一北地分开，太那个了么。刘副部长问“那个”是什么？我们语塞。刘副部长面无表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两人分开有利于接受再教育嘛！要批判人性论嘛！”最后不知何人说了话，革委会还是变动了计划，通知张范两人都去石包城。

其时是十一月之初，祁连山区的天气已经很冷，我们去石包城的六个学生听说国家给在S县工作的人配有四大件的装备：皮大衣、皮裤、毛毯、靴子，于是就去要；因为我们是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是领国家工资的，理应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刘副部长对我们开口要装备十分不满，他认为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怎么可以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说从县城到石包城公社，要在卡车上坐一天半时间，如此天气，路上会把我们冻僵的。刘副部长很严肃地回答：“天气冷，路也长，坐在卡车上肯定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坐卡车上路也是改造思想，你们就痛苦痛苦吧！”此言一出，我们瞠目结舌，觉得他字字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又感觉他怎么那样冷酷无情？哎，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落后，觉悟低，才对如此正确的话有心理抵触吧？

这位刘副部长，言必称最高指示，他还把“赤裸裸”念做“赤果果”，“撑腰”念做“掌腰”，“負隅頑抗”念做“負偶頑抗”，“悼念”念做“掉念”。当然，好像当地人都这么念。

在那个年头，革命的宣传和公民同等压力已经使我们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我们时时事事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轻自贱的地位。一轮又一轮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已经使我们产生根深蒂固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负罪感。我们准备接受考验，痛苦一番。不过临行前，革命委员会忽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旧大衣，是干部们领新换旧下来的。我们顿时感激涕零，深觉皇恩浩荡、帝泽汪洋。鲁迅说，中国人很容易变成奴隶，变成奴隶了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借到旧大衣的我们，正是这个模样。

（四）

出发去石包城下乡的人有六名，我们坐在给公社送货的卡车上。张从虬、范云英两口子是学医的，党同喜、李玲玲是农大六七届的，也是两口子，学兽医的，二人家庭出身也都不好；此外还有一位卫校毕业的学药剂的女生。再就是我，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当老师的。

上回我从兰州到肃州，看肃州真是个小地方，再从肃州到沙州，觉得沙州简直是小村庄。现在相隔多半个月再到沙州，哇，我们进了大城市了！城里有两三条街道呢！人来人往，好热闹啊！当然最醒目的是大街小巷张贴的、悬挂的“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横幅。半个月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决议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我们在S县的那条空荡荡的公路上还游行呼口号热烈拥护公报呢！这沙州，庆祝全会胜利召开的气氛显然比我们S县那里热烈隆重得多。在一家单位门口人行道上，塑着刘少奇和王光美下跪的泥像，明显是模仿杭州西湖岳王庙前秦桧王氏像的。泥像裸着身子，特别突出性器官，大概是那些革命义愤特别强烈的人吧，又给泥像加上一些猥亵不堪的东西。泥塑像龌龊而卑劣，令人目不忍睹，却又忍不住要偷看几眼，专门围着赏鉴的也大有人在。在那个时代，我除了觉得那下流而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唉，我们的麻木已经无以复加了。

大卡车离开沙州继续在茫茫戈壁上行驶，我们个个垂头丧气，高高坐在覆盖货物的篷布上。呼呼的风迎面而来，我们紧裹着皮大衣缩着身子，各自想着心事。冬日的太阳黯淡无光，可是我们的心情更其暗淡。车到瓜州县，那是著名的世界风库，朔风劲吹，狂风呼啸。幸而我们顺风而行，迎头风大大地被抵消了。这大概是“没毛的鸟子天照应”吧？那位刘副部长若是得知，恐怕未免会失望的。

不知何时，天空阴云密布，地上阴风怒号，眼望茫茫戈壁，似有人烟踪迹。汽车飞驰，一个小镇出现在眼前。我东张西望，忽然大为惊奇：只见公路两旁一株株巨大的柳树，夹道而来，像是一条长长的拱廊。细细看，每棵树树龄总有数十百年以上。这许多百年老柳树，尽管树叶已然被秋风扫落，可是在狂风大作的戈壁滩上，却依旧显得虎虎有生气。狂风吼叫，飞沙走石，千万个树条如青蛇劲舞，似在前线与风魔短兵肉搏；连着柳条的柳树枝则从容不迫地摇摆着，似在傲然高叫：“暴风！来过招吧！”更粗壮的分干，颇有大将风度，好似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强有力地支撑枝条。巨柳的主干岿然不动，固若金汤，似是对抗风沙的大本营。望着一株株巨柳，我肃然起敬。

这里是玉门镇。我们在玉门镇夜宿，狂风吼叫了一夜，以至于我夜不成寐。白天见到的柳树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它们英勇地抵御风暴，它们在戈壁上与狂风恐怕较量了数十百年，没有向风沙屈服。或许，它们的信心来自深深植在沙土地下的四通八达的根系，也来自柳树集体的众志成城和群策群力。我想，这里的居民，也必定如此。

（五）

第二天一早卡车又上路。出了玉门镇，汽车掉头向南行驶，狂风从侧面刮来，似乎要将汽车推翻，我们匍匐在篷布上，两手牢牢抓紧绳索。我偶尔看一眼车后面的远方。远处风沙弥漫，可以看见火车像一组火柴盒在缓缓移动。我知道褐色戈壁滩上颜色较深的那一个条带就是绵延数十里的百年老柳树。昨天晚上招待所的老门房告诉我，那是“左公柳”。此时远眺，狂风铺天盖地要吞噬乡镇村庄农舍耕田，可是数以千百计棵“左公柳”就像无畏的勇士，肩并着肩，手挽着手，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击风魔，保卫绿洲。我若有所思。本来是应该在城市公园里点缀风景的垂柳，却落籍塞外荒僻之地，一变而为百姓农田的保护神，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是否可以从这柳树的形象获得生活的信念，坚持在逆境中抗争？然而一想起军代表那冷酷的言语，我又感到沮丧、愤懑、无奈、茫然。

卡车一路爬坡，从疏勒河水闸上通过，终于进了南山。南山是祁连山脉外围的山峦，汽车在山间绕来绕去，蜿蜒而行，最后终于爬上山顶。天又放晴了。我俯瞰前面，那是一个不小的盆地，玉门市的昌马公社就在盆地的最低处。

放眼看过去，盆地之南的天际，半空中，无数皑皑雪峰突兀而立，犹如浩瀚大海里汹涌澎湃的巨浪，又似三百万玉龙翻腾飞跃，很是惊心动魄。而东南方向更有一座怪异的黑魆魆的大山如横空出世，如凶神恶煞一般，镇压在白浪排空的众雪峰之巅，十分壮观。此景此情，坐在卡车顶上的我们几个人看得目瞪口呆。眼前所见，大概就是祁连山脉的主体了。后来我知道那如山中霸王的黑山就是妖魔山，妖魔山上不见积雪，我觉得不可思议。妖魔山下就是S县的最富饶的鱼儿红草原，遍地长满酥油草，——也有醉马草，马吃了会中毒的。

卡车风驰电掣，很快下了山，妖魔山和雪峰一齐隐没在最前面的濯濯童山背后。昌马盆地明显比山外大戈壁的海拔要高得多。空气寒冷，我们再一次地裹紧身上的皮大衣，龟缩在凹凸不平的篷布的低处。穿过稀稀落落的村庄和田地，汽车又向西南方向驶去。远远天边又出现一片山脉，那是鹰嘴山，我们的目的地石包城就在那后面。听司机说那又是一个盆地，海拔又比昌马高出许多。

汽车颠簸而行，鹰嘴山大坂，荒凉如同月球。寒风，衰草，干涸的砂石滩，诡秘的山峦。卡车顶上六个人的心境，和苍凉的荒漠没有两样。仰视雪山，俯瞰戈壁，我们面面相觑。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或者，命运究竟要把我们抛向何方？

从省城到公社

圣雄甘地说：一个败坏的社会一旦物质替代了精神，甚至鄙视精神的时候，最大的历史悲剧——哀莫大于心死——也就上演了。那就是：有政治而没有原则，有财富而没有勤奋，有商贸而没有道德，有娱乐而没有良心，有教育而没有品德，有科学而没有人性，有崇拜而没有献身。

（一）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际，早该毕业的六六届、六七届大学生陆续被分配工作。

甘肃师大学生楼南一楼中文系六六、六七两届男生宿舍空空荡荡。阴暗的走廊里，四处狼藉。每间屋的门口都堆有垃圾或者灰烬，残剩的纸卷尚且余烟袅袅；还有酗酒者的呕吐物。房间大多半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空空的床铺上散乱的杂物，被打碎的玻璃酒瓶，墙上大都有龙飞凤舞或七扭八歪的留言。六六届大才子、被整得很惨的穆长青在楼梯拐角的墙上写道：“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样高。”有的房间里传出呼五吆六的猜拳声、叫骂声和哭笑声；不用说，那是班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饮酒话别。他们心头不舒服，借酒浇愁。毕业生们一拨一拨地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分配实行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厂。分配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有政治问题的统统流放边远农村牧区，红五类中的优秀者则留城市进机关，或者去山大沟深的国防保密工厂。

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在文革中站错了队，自惭形秽，所以在自报志愿时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填写了去那离省城最远的肃州地区。军宣队和校革委会把自报去肃州的六个中文系学生分析一遍后，确定我去A自治县，那是肃州地区最边远的一个县。由此可见我是六人之中政治条件最差者。

肃州S县的自然条件略微好过A县，分配给和我不同班的李某去。李某犯有生活作风错误（据说和未婚妻发生性关系被人发现，在那年代都属于严重道德问题）。然而他是革命干部子弟，其父亲虽然在文革初期就被挂了起来，但余威总还是有的，因此李某拒绝分配。就这样S县的名额出现空缺。

我们班的章君劝我去请求组织改派S县。章君幼年曾在沙州短暂生活过，对那里有极模糊的印象。他说S县还生长树木，而A县全县没有一棵树，可见S县要好些。我大起胆子去碰运气，找组织请求把我改派；竟然获得恩准，我被改派S县。

办理改派手续时有个小插曲：我到档案室要把“A县”改为“S县”，管档案的女干部不知道这两个县怎么写，就给我档案叫我自己写。就在递给我档案的瞬间，她飞快地从里面抽出一页纸藏起来。这使我大为惶惑、甚至恐惧。那上面记载着什么？莫非是什么能置我于死地的东西？是说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呢？还是说我有海外关系？——我的一个远亲长辈的妻子是香港人，在当时那可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者，那上面只是直截了当地注明我是铁杆“革老保”（文革保守群众组织），政治不可靠？因为此前确实有一段时间传言我将被“缓分配”；还传言我属于“推一推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一类人。天知道！即使是“莫须有”，我也得背上。

我满腹狐疑，疑窦丛生，但是也无可如何。管他娘的，我现在被分配了，皇恩浩荡，证明我还是“人民内部”嘛！一俟定谳，我立刻直奔S县而去。

（二）

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我先到肃州地区报到。

六十年代的肃州是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鼓楼兀立在城之中心，四面街道上的建筑都是旧式的低矮寒碜的砖砌房屋，深红漆格调的窗门。人行道旁是柳树杨树，长得比房屋高些。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车马寥落。正是晚秋季节，天晴的日子，骄阳当空，炎热异常，从杨柳树的枝叶上流下一滴滴的树蜡，馋嘴的小孩用手指头蘸上放进嘴里吸吮，像蜜糖。如果是阴天，气温立刻骤降，秋风萧瑟，路人缩头耸肩匆匆而行，小城更显荒凉。肃州原来有很壮观的的城墙，在大跃进时被拆除，墙砖用于建造炼钢的土高炉。民谣说，肃州城，四角平，鼓楼建在正当中。但是四四方方的肃州古城，已风光不再。

其实在六五年秋至六六年春，我们六七届学生来过肃州，那是参加农村社教。正是因为目睹农村惊心怵目的穷困，才吓得我们班上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不敢报名到肃州。大家异口同声说：宁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寸。只有我等苦命人，不敢不来。

时隔三年，肃州唯一的变化是破旧的城市也整个地被涂抹成了红海洋。鼓楼近旁的晚清民国年代的民居，黑木板店铺门板，全部改涂红色，写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最高指示。

分配来肃州的大学生还真不少，大多住在县招待所。那是鼓楼附近街上的一所院子，有两三排平房。我在地区教育组得知，我的四位同学已经报到过了：出身城市贫民的张某分到肃州中学，那是肥缺；女生张某的父亲是反动权威，她分到肃州近郊公社戴帽子中学；李某父亲是走资派，他去肃州偏远一个公社的中学；徐某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分到沙州的一个公社中学。我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分到最远的S县，S县只有一所中学，在县城。在肃州城我只见到本班的男同学张民和女同学张宪平。张宪平由未婚夫王大哥陪伴而来，听说S县距肃州还有七百公里，性情豪爽的王大哥非要借给我十元钱不可，说路远，拿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大学的最后半年，校园里就有“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尚。开始我对它很是厌恶，然而竟很快习以为常，甚至于如果不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那全套程式动作，心里就急哇哇的，浑身不对劲。我明知这是封建迷信，是荒唐愚昧，却身不由己地要做，就像要过瘾一般；但其实对它既厌恶，又痛恨。到肃州住进县招待所后，我第一次进食堂吃午饭，就见忠字台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一看没有别人在场，心想省去向伟大领袖请示的程序罢；就径直走到小窗口向里面喊“打饭！”不料一下子从窗口洞内戳出来一个大铁勺子，里面有人厉声喝道：“请示去！”吓得我抱头鼠窜到忠字台前，举着红小书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背诵语录，行礼如仪。

招待所餐厅那忠字台，实在龌龊：一尊领袖石膏像，满头满脸蝇屎；摆放在塑像前的“雄文四卷”，落了一层灰尘；雄文下面的红绸布，被油烟熏得脏兮兮的。那是神龛，可是人们似乎对它并没有十分尊重，只是拿它当作欺侮弱者的名器而已。

（三）

来肃州地区报到的大学生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姑娘，是东北工学院的学生；她身材苗条，五官端庄，气质很好，只不过皮肤不那么白嫩罢了。她孤身一人不远千里来到大西北，被分配到玉门油矿工作。她性格大大咧咧，整天嘻嘻哈哈，但我觉得那是她在刻意掩饰孤独，排遣寂寞。她对我相当友好，虽然见面只说三五句话，可那灵活的眸子，顾盼生情。我立刻喜欢上了她。要是能和这样一位可爱的女性……，那该多么好！

我二十四岁了，可是我毫无同女性接触的经验。我对女人的知识是一片空白。但是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春风沐浴，深知男人想女人那是道德败坏，是罪孽深重，是肮脏的、龌龊的、猥亵的。

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都在拼命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否则没有好下场。每个人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绝不做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而谈恋爱，根据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那正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帝修反腐蚀青年、争夺接班人的重要手段。我们被告知，和女人来往，乃是最可耻的流氓坏分子。在大学里党团组织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批判斗争的对象之一正就是谈情说爱的男生女生。有学生因此而自杀，发疯。经过世界观改造，在强力灌输下，终于使“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的最高指示深入人心，成为紧箍咒牢牢地控制着渴求异性的莘莘学子的头脑。而天生老实巴交、死爱面子而且头脑里“男女之大防”古训已然根深蒂固的我，更有一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心得：结婚是男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妇女的痛苦之上，女人恐惧恋爱婚姻，结婚对女性极不公正、极不人道；我自作聪明地把婚姻定义为，它是男人对女人的迫害。虽然我非常渴望异性，可是“迫害”绝不是我的人生选项。为了防止自己犯迫害罪行，我奋力地无情地消灭心中的欲念。同时我坚定地认为，世间的婚姻，是女性对自己中意的男性的施舍和恩赐；我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有女性主动向男子示爱，自愿表示牺牲和奉献，男子才可以欣然接受，才是无罪的和道德的。

我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理论的矛盾与可笑；因为如果听到某女生投怀送抱的新闻，我又和所有的男生女生一样立刻断定她是坏女人。

我深信不疑：未经女性明确点头同意，男性就对女性说“我爱你”，那是对女性最大的冒犯；男子对女性的任何主动表示都是流氓行为，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幻想我看中的女性能首先开口对我说“亲爱的，我们结合吧！”大学里我们的彭铎教授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师范学生应该是“一表人才、一笔好字、一口官话（普通话）、一肚子学问”，我自认为我是基本达标的——吾乃身材高瘦的一介白面书生，讲普通话也过得去，肚子里有的是“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之类的学问，只是写毛笔字确实惨不忍睹而已，这应该不影响大局罢的，女性同胞应该对我产生垂怜之心罢？

文革中，同一战斗队的外语系的两位女生都对我有点意思。我心猿意马，不知道哪一位更中我的意：一个面若桃花，一个体态婀娜，各有千秋。我心想，谁先对我说“我爱你”，就是谁。可是她们谁也没有开口。临毕业时，那些有本事的男同学都在速战速决地找对象，几位好事的朋友晓得我的困境，劝我当机立断，一切由他们操作。于是我说面若桃花似乎更中我意。好事者为我策划写纸条约会，纸条辗转送了过去。晚上我早早等候在理科楼前毛泽东大塑像下。月上柳梢头，面若桃花施施然而来。大大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戴着一个大口罩。有必要么？又不是冬天！莫非是防备我强暴她？这太低估了我的革命觉悟了吧？我很不愉快。我们从塑像到文科楼的槐树林荫道上默默无语地走了两个来回。最后面若桃花开口了，并没有说出我希望听到的话：“我愿意嫁给你！”而是说：“我们可以做普通朋友，但是进一步不可能。”我耳闻此言，如五雷轰顶，立时狼狈不堪，铩羽而归。我哪里晓得这位矜持的女性在玩诱敌深入的游戏呢？我甚至连她戴口罩不过是怕被同班同学看到并非怕我非礼的悟性也不具备！而那以后，那位“体态婀娜”也明显地生了我的气，我哪里还再敢胡思乱想？鱼与熊掌皆失，不亦悲乎！从此我更加视主动追求为畏途。

顺便一说，彭铎先生在闲谈中随口而出的几句话，后来给他带来极大的麻烦。文革伊始，红卫兵造反派批判彭的这些话包藏祸心。批判者们义正词严、慷慨陈词：彭竟然不提师范生最根本的质素是“一颗红心”，而鼓吹白专道路，妄图腐蚀革命青年，为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为帝修反效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必须打倒！批臭！仅是为这“四个一”的话，彭先生低头弯腰地接受批判，检讨交代了好几回。

在肃州，我渴望这位可爱的东北工学院姑娘能看中我，能主动对我说“我们结合吧！”但是没有，东北工学院女生对我有说有笑，可是没有半句我渴望听到的话；尽管我的耳朵像雷达一样搜索她的每句话每个字。我的守株待兔没有任何效果。她不发话，我更要一本正经，以示道德高尚、革命意志坚定。我死爱面子，绝不能因一念之差而背上流氓成性的恶名，坏了一世名节。

很多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其实女性也一样渴望异性，喜欢被男性追求。男性只要锲而不舍、穷追不放地追求，死皮赖脸、低声下气地纠缠，兼之以花言巧语、甜言蜜语的奉承，就能大功告成；所谓“男人坏，女人爱”，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呢！男性主动追求女性，天经地义。男性守株待兔，乃是白日做梦。何况在我们那年头，哪怕再开放的女性，也只能用极其暧昧的眼神暗示自己的情愫，释放一丝笨蛋根本不能觉察到的信号。要她们对男人直白地说出“亲爱的来吧”的语言，那是痴心妄想。

我的榆木脑袋和痴心妄想、食古不化断送了我的大好青春时光。而且因为我出身反动家庭，早已养成自轻自贱的脾性，根本不可能有胆量解读女性给我发出的含蓄微弱的信号。当然，毛泽东思想害人不浅，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哪里晓得，毛泽东在要求青年人杜绝七情六欲的同时，他本人却纵情声色，寻欢作乐，私生活荒淫糜烂。

受毛泽东思想如此的哺育而对婚姻爱情既无限神往又特别恐惧的人不是我一个。我们在等待毕业离校的那段日子里，班上我最要好的朋友张君，回重庆结了婚。他家和她家是世交，在长辈安排下，他和青梅竹马的女友结婚了。他带着新娘回学校度蜜月，靠老乡帮忙在北一搂教工单身宿舍借了一个房间。那些天我们班的男同学个个心急火燎，寝食不安，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各自的宿舍里团团转。有个宿舍的几名同学竟在深更半夜跑到张君的门外偷听，想要知道结婚究竟是什么样？结果也没有听到什么。他们不甘心，第二天把张君哄到他们宿舍里要他告诉大家结婚是什么味道？在再三逼问下，张君吞吞吐吐地说：“和抽烟差不多。”大家一哄而散，都去买香烟，到手就使劲吞云吐雾，再三体会，又总觉得张君没有说老实话。其实张君是班上出名的老实忠厚人。

至于我，是在到牧区的几年后，靠别人的撮合，才饥不择食地结了婚。

我还记得大学里发生过的一件事。那是六八年的夏天，全校师生乘公交车进城游行庆祝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返校时秩序很乱，前几辆车尤其拥挤不堪。公交车把师生送到学校大门，艺术系一位体态很丰腴的中年女教师下车后，有人惊呼着指她的裤子。她回头扭身看，自己的臀部竟有一片白色粘液！她登时绯红了脸，一下子蹲在地上掩面而哭。是谁如此无耻？在场者立马以火眼金睛搜索。果然有一名历史系学生神色大变，浑身筛糠似地发抖。他马上被抓了起来，关在一间教室。没过一个星期，这个学生头发竟花白了。他后来被缓分配。他的行为当然是可耻的，然而他也是可怜的。二十四五岁的男子，完全被禁止谈恋爱，于是除了自慰，就有鸡鸣狗盗、甚至犯罪的行为。

唉！那个时代，真是青年人的悲惨时世。

（四）

我在肃州呆了一个星期，东北姑娘没有向我如此有道德有革命情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英俊少年主动示爱，她走了，到玉门去了。我失望之极，怏怏不乐地动身去那塞外苦寒之地的S县。

在毕业分配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本省有这样一个S县。到了县城之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S县的非同寻常之处。

S县面积六万六千余平方公里，而且这近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被分隔成两大块——南山和北山。南山是祁连雪山和荒漠草原，那是青藏高原的外缘；北山是马鬃山戈壁山地，是蒙古高原的南缘。两大块各有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之间便是河西走廊西端，分布着玉门市、瓜州县和沙州县。S县的面积比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一些，比台湾更要大得多。但是在我刚到S县的六八年，全县人口仅有六千余人。常住县城的干部工人家属居民约摸四五百人；县城跟前有一个农业公社，管六个生产队，总共七、八百农民。S县的县长在省城开会时对其他县的县长们开玩笑说，按管辖的土地面积，他算得上一个省长；按管辖的人口，他只是内地一个小公社的主任或者一个生产大队长。

来S县之前，我听同学章君说，S县因为地域广阔，县长办公需乘直升飞机。还有，S县常年狂风怒号，在街上走路，身穿沉重的老羊皮皮袄也会被狂风吹着飞跑。我到了县上以后发现这都是夸张之辞——不过风确实一年四季刮个不停，也相当猛烈。

我在县革委会报了到，就去中学。中学很大，却只有两排平房，共五间教室。还有一排平房，五间或是六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空旷的校园里，另外的两栋建筑物，就是相距甚远的厕所和食堂。我找景校长，有位老师说他在食堂里。我就去食堂。空荡荡的食堂显然还没有投入使用。我大喊“景校长！”从一个小耳房里走出一位满身灰土的人，他就是景校长；他正在打扫卫生，原来是为我准备房间哩！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和善的人。

很多年以后，目睹世风，我非常的感慨。现时的教员到新单位，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带上重礼拜见校长，在校长面前小心翼翼，须使出浑身解数巴结讨好他；否则饭碗就不久长。我一生坎坷，但很幸运的是，第一位顶头上司就是景兆年，他为人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却很有幽默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右倾，宦途很是蹉跎。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他才时来运转。

我很快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合计大洋二百一十元四角。这是我有生以来到手的最大一笔金钱。我自己留下五十元，赶快给母亲寄去一百五十元，母亲收到这笔巨款，不知到该是多么的欢天喜地！当然，我也赶紧寄给张同学十元，再三感谢她和王大哥的急公好义。

在S县中学的食堂耳房里住了约摸二十几天。虽说中学教员紧缺，但是毛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最高指示有雷霆万钧之力，县革委会决定把刚刚分配来的所有大学生中专生统统下放到各个公社插队锻炼。我们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语录，谈认识，最后宣布大学生们插队落户的地点，我被打发去石包城公社农业队落户。

在我出发去石包城的前一天夜里，中学的方凯老师自杀了。县上正在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暴，方凯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文革两派群众组织对峙时，他喊了一句敬祝对方造反派“万臭无香”的口号。此时清队，专案组认定这口号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因为“万寿无疆”是祝福毛主席的专用语，他却说“万臭无香”，乃是地主阶级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方凯再三辩解，革命群众却更加义愤填膺。方凯绝望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没有死去，又挣扎着爬到门口，把自己吊在门顶的气窗上。现场从床上到床下到门脚都是血，他肯定死得非常痛苦。唉！

（五）

石包城公社距县城很遥远，坐了一天半的大卡车才到达。石包城农业队文革前是两个生产队，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又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原先的二队不愿意，闹着分开，结果又分开了。我在农业一队落户。

六八年春天我还在大学校园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文革之初的红卫兵造反。我来到石包城已经是当年的初冬，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仿佛是尾随我而来，正在席卷戈壁草原。光是我所在的仅有十几户人的农业一队就揪出了六名阶级敌人，还斗死了一名（后来又有一名自杀）。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公社，就是生产队开批斗会。阶级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叫连天，我躲在黑暗中觳觫发抖。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很善良很胆怯的老百姓在批斗会上，当革命口号喊起时，就突然变得凶狠而残忍？

不过阶级斗争主要是在开会的时候。开过会后，农民们大体上相安无事，都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阶级敌人修理地球，贫下中农也修理地球；难道还能把阶级敌人下放到比农村更苦的地方去？

说话间，就要过鸡年春节了。早在内地城市很时髦了一阵子的“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的名堂在荒漠草原上方兴未艾。六九年的春节，是最最革命化的春节；革命化举措之一是规定大年初一出门拜年，见人要首先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拜年。于是初一那一天，从各家各单位走出的人相互看见，大老远就举起红小书《毛主席语录》高声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随后再走上前互相握手寒暄。

初一大早，喝得酩酊大醉的皮靴匠老夹克求举着小红书，东倒西歪，逢人就用生硬的汉话说“敬祝伟大领袖、救星毛主席万寿——”忽然“哇”的一声，吐出一滩腥臭的秽物，和他握手的人赶快掩鼻逃走。但是夹克求非要给公社领导和左邻右舍拜年，向众人证明他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看见众人如此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大大地伤害了他的骄傲。他终于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得非常伤心。他没有老婆，也没有儿女，却有一个八十好几岁的老娘。这时老娘正颤颤巍巍地从树园子那边走来。她穿着笨重的藏式皮袍，头戴一顶簇新的干部帽，稀疏的白发扎成两个小辫；她努力地想直起腰，却不能够。

（六）

春节只放了五天假就开始劳动了，主要是翻粪和开荒。生产队的记工员本来就有病，被揪斗了几回，死了。正好我到了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便指定由我代理记工；我也就诚惶诚恐，当起了社员兼记工员。几个小伙子告诉我，队里的工分每年都是一笔糊涂账，有几个人在年底总要赖账，尤其是那个能说会道见东西就拿的刁悍妇女铁林香，每年决算时总是一口咬定会计给她少记了工分，而且她说得头头是道。我于是天天记日记，每天生产队有些什么活计，派哪些人做的，天气特点如何，队上有何大事，都一一记载，做成流水账。果然，那年年终决算，核对账目时，铁林香硬说，某某日她做的工分怎么给她记丢了？那天下雨，泉垴上来了一匹白骆驼，文化室门口靠着某某的“锨把”，她和某某、某某起圈，还有某日，某日……，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睛。我拿出流水账，查出当日的记载，一念，她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这个年年都要赖账的女人终于哑口无言，偃旗息鼓。那一年的工分账算是最清楚的。话说回来，一个大学生，如连工分帐也记不了，那岂不被人笑掉大牙？

劳动是艰苦的，心情是落寞的。好在我是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带有工资（对此公社书记很是想不通，何况我的工资比他高出很多），总有一天会让我到中学去教书；咬紧牙关熬吧。

正由于我带工资，又未婚，因此生产队里凡是有女待嫁的社员，对我异常友好。两个生产队仅有的三五个年已“及笄”的丫头，还有几位年轻媳妇，总喜欢围着我团团转。假若我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我很可能会欠下一笔笔的风流孽债。可惜我虽然想女人想得狠，二十四、五岁了，不能不想啊！只因我老实胆怯，拘谨迂腐，又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贱民身份牌挂在颈上，更有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明察秋毫，我哪里还敢胡作非为？当然，也因为那几位丫头个个长得像是猪八戒的二姨，我也实在不希望她们对我产生怜悯之心。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才终于没有把一生的名节，付诸东流。我离开生产队时，出名的刁妇铁林香说：“瞭！咱们的‘知识’，还是童子鸡哩嘛！”

不过和丫头媳妇们白天在一起劳动，晚上又一起开会，也使我觉得热闹。尤其晚上开批斗会前，一定要唱革命歌曲。丫头、娃子们挤坐在长凳子上，由我领唱，我也乐得卖弄一番。于是唱啊唱，直唱到社员们拖拖拉拉到齐，队长刘大头瓮声瓮气地喊“开会了”为止。此时每天必唱的歌曲是“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呀迎九大，毛泽东思想放光芒啊放光芒！”

春日斜阳，我跟着妇女老汉们起圈，把马圈牛圏一个冬天踩实的粪块翻起来，堆成堆，发酵。中午就地休息，空气里散发着淡淡的马粪味。年轻妇女门敞开上衣给婴儿喂奶。农村女子一旦结了婚，生养了娃娃，就不再害臊，可以把胸部毫无顾忌地亮出来。男人们大概已经习以为常。正在性饥渴中的我，尽量地目不斜视。然而我哪里能管得住自己的眼睛？我偷眼看见，心惊肉跳，呼吸急促。晚上我为此夜不能寐，回忆着白天所见的景象，心想五官很丑面目黧黑的女人，胸脯竟是那么雪白，乳房却那么丰满，身材那样迷人。我止不住自己的想入非非，一会儿情思迷乱；忽而警醒，痛责自己无耻卑鄙下流。我奋力以毛泽东思想和我的道德观向种种欲望邪念做殊死搏斗，那真是英勇悲壮的、艰苦卓绝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我继续幻想能有个女人亲口对我说：“我看你太可怜了，来和我睡觉吧，我可以忍受痛苦。”然而，始终没有哪个女人肯自我牺牲，对我招手喊话。即使有时候我会得到一些暧昧的暗示，但是因为并不明确，我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在焦虑、苦闷、绝望、悲哀中挣扎。性饥渴，那真是难以启齿的熬煎。

那时石包城的小伙子们，肯定也和我一样状态。不过“男女之大防”的古训在阶级斗争氛围下特别严厉，所以极少发生伤风败俗的丑闻。——倒是长辈中时有偷女人和偷汉子的传闻。另一方面，由于石包城经济条件好，瓜州玉门的农民很愿意把丫头嫁到此地；因此当地小伙子一到成年就结婚，像我一样大的“老小伙子”实在不多见。

（七）

春天里，发情的驴子大清早就在社员家窗门外吼叫撕咬，那是叫驴们在打斗。败者落荒而逃，胜者穷追不饶。它们绕着庄院一圈一圈地追，一圈一圈地逃。“咚咚咚”的蹄声震天价的响。公鸡“咕咕咕”叫着，追逐它的妻妾；母鸡下蛋，娇声滴气地呻唤着。

配种站开始给马配种了，队上很多人去鉴赏，我也去看。大丫头们也都远远地站在土墙后面红着脸偷看。没有电影，没有文娱生活，看牛马配种乃是难得的娱乐。那公马的勇猛和它的令人畏惧的阳具，传达给年轻人许多含混的、怪异的信息。刚分配到公社邮电所的城市姑娘小耿也跑来看热闹，她指着公马的那活儿，诧异地问：“哎呀妈呀！那是啥玩意呀？怪吓人的。”男人们哈哈大笑，挤眉弄眼，不予解释；女人们吃吃地笑，眼神迷离，都不做声。小耿好像忽然朦胧地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子飞红了脸，转身逃跑了。从此公社的人都叫她“杓丫头”（土话傻大姐儿）。

这是禁欲主义统治人们头脑的时代。我们受到的宣传教育是“性关系”不仅是肮脏的龌龊的，而且是资产阶级敌人的腐朽堕落行为。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一定要鄙视它、仇恨它。毛主席的教导“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耳边响起，这给我无限精神力量，令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战胜心中渴望女人的邪念。

看着发情的驴马满村庄乱跑，唱着“迎九大”的革命颂歌，生产队的男女社员们“撑船便撑船，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撅着屁股在田间劳作，看天上的大表（太阳）正当中天，就放下铁锨或者头，找个背风的田埂斜斜靠下，蜷曲身子，啃着饼子，或是干炒面，看那茫茫的戈壁，那巍巍的雪山。

天气暖和了，黄军便服是青年人的最爱；再在衣袖上戴起绣着“忠”字的红臂套，那别提有多么神气活现了。有这样行头的小伙子大丫头有意无意地在家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向异性炫耀。爱美的丫头们把臂套上绣出自己以为好看的花样，互相暗暗地嫉妒着。

早上，队长把文化室门前的半截钢铁敲得“咣当咣当”响，社员们懒洋洋地上工了。到了地头，大家须站成队，面向着东方的太阳，摇晃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念语录，唱“满怀激情迎九大”。

迎着迎着，九大就开了。

没有网络，邓玉娇现在一定在监狱里面。网络越来越显现出重要性，这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交流方便，迅速，更加体现在已经成为维权的重要场所和力量所在。

网络的快捷性打破了纸媒时代的新闻和消息封锁，让人们在眼花缭乱的新闻消息中迅速了解和选择重要的消息，并且加以判断。并且非常快的形成民意。

10月1日在上海人民广场，访民小金穿着孝服抗议，被警察抬走。照片在天涯发出来以后，在网络迅速引起巨大反响。并且形成一个新的网络名词“抬抬女”。

众所周知，维权在目前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的原因，网络为维权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网络维权也是民主的重要部分。民主不仅仅是写写文章，开研讨会或者试图成立政党，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民主更加多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要让大家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民主和自己的关系，这是非常实在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邓玉娇自由了，刘沙沙冲出黑监狱，“抬抬女”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她们本来只是普通的女孩子，为了自己的权益愤起抗争。这里面有她们的勇气，也有网络的“推波助澜”，我们需要也欢呼这样的推波助澜。

网络维权是正在形成并且已经出现效果的新事物，民主的追求者，民生的关注者，自由的践行者，这是一项伟大又有意义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