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身份
1959年改变了藏人的身份。
之后，从未有过的，在藏人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以多种文字表述的声音。比如，在这本书中，出现了以母语写作的藏人的声音，也出现了以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写作的藏人的声音，说起来是多么地丰富多彩，却饱含悲哀与无奈。
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占却”（藏语，流亡）和”占却巴”（藏语，流亡者），这两个词就像深深的烙印，成为1959年以后的西藏民族的显著身份。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用母语写作，还是用中文或者英文或者任何一种文字写作；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寄居在达兰萨拉，还是寄居在纽约、伦敦、或者北京；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多（安多，今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卫（卫藏，今西藏）康（今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地）老家；–都是流亡者，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者！
历时半个世纪的流亡，不但在地理上造成人为的阻隔，致使以漫长的边境线为界，西藏民族被划分为境内藏人和境外藏人两大群体，在文字上造成的阻隔更是明显的，虽然出现了能够双语或者更多语言的写作者。
分隔使得我们彼此徒有牵挂，却难以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对于境内藏人，经过半个世纪强制性的洗脑教育之后，最可怕的不是一座座寺院被摧毁，而是记忆被清除或者被改造。寻找、恢复并修正记忆，乃至再现历史和现实，这已成为我们的责任。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依赖的，所有人都是互相依存的，当我们身陷谎言之中，当我们连身边的真相都被遮蔽之时，我们需要凭着良知、勇气和洞察力，发出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
2、声音
声音，这是一个重要的词汇。发出声音，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西藏的寺院，经常可以听到僧侣们辩经时双手击掌发出的声音。而辩经所发出的声音，在西藏的所有声音中，应该只是其中一种，象征伟大的佛法犹如真金不怕火炼。除此之外，在西藏本土，还有着什么样的声音呢？
一个人，一群人，从内心发出的声音，倾注着对这块土地深厚情感的声音，凝聚着这个民族宝贵精神的声音，并且针对自身生存处境以及历史记忆进行思考、追溯和表达的声音，一旦发出并且传播，在今天的西藏立即就会遭到各种斥责。这些斥责中，听上去似乎最理直气壮的是：”你们吃我们的，用我们的，却攻击我们，你们忘恩负义。”
藏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遭到这样的斥责，这说明了什么呢？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是不是，从始以来全靠仰仗他人的恩赐才得以苟活至今呢？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又是从何时起，毗邻而居的他人变成了登堂入室的主人，以至有了可以如此训斥原住民的权力？所谓”吃我们的，用我们的”，其实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谎言，但这样的论调，既能蛊惑殖民者一方的民众，又使得被殖民者多少有点儿理亏词穷–可不是吗？对于被纳入利益集团之中的每一个藏人来说，其生存的情形不但是依赖，而且是依附，甚至是寄生。
多么不容易啊，从深深的压抑中冲出喉咙的声音，为什么，一出口就奇怪地变了调？更经常地，是不是，还未来得及发出一个音节，便被那劈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禁令，给惊吓得生生咽下，不敢吭声？
3、讲故事
讲故事，是很重要的。它不但可以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而且，在本土出现任何一个事件之时，讲故事可以使得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件变成经验，赋予它们可以为人们共享和记住的故事形态，进而形成一种民族的记忆和传统，而不仅仅只是被胜利者独白的故事。
那么，由谁来”讲故事”呢？或者说，谁讲的故事更接近”事实”或”相对的事实”呢？具体到西藏而言，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殖民者，还是丧失了话语权的藏人？讲还是不能讲？如果讲的话，有多少可以讲，又有多少不允许讲？而被允许讲的，有多少是想当然的，又有多少是有意被修改过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曾在报社当过记者，在杂志社当过编辑，也写过所谓的”主旋律”的”报告文学”，我太清楚如此这般”讲故事”的规则和潜规则了。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历来不能是批评者，更不能是反对者，而须得是政府的仆役或喉舌，否则日子会很不好过。比如一位作家，如果叙述的是真实的故事，内心的故事，属于”自己”的故事，那就大大地犯禁了。这，就是某种权力在”讲故事”这一范围内的体现，犹如某种暗中行使的戒律，我们只能心照不宣地接受、遵守，若越雷池一步，对不起，这权力的大棒就会落到冒犯者的头上，得到的惩罚包括令其噤声，或者使其消声，如著作被查禁，文章不能发表，更严重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而这也是一种警示，提醒其他人，只能在这权力允准的范围内”讲故事”。这当然是殖民者的权力，它要求甚至强求被殖民者最好哑口无言。如果想要开腔，那也只能是随声附和，变成殖民者的应声虫。如果更进一步，昧着良心，为这权力大唱赞歌，成为这权力的摇旗呐喊者，那当然是会令殖民者圣心大悦的，并且予以赏赐多多的。就像是主人家扔给看门狗的骨头，还残留着一点儿肉末。
而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官方话语或权威体系关于西藏的几乎所有的故事上来看，莫不皆是”介绍”西藏、曲改西藏，进而企图永远地控制西藏，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删除与修改中，真相被掩盖了，恐怖被隐藏了，西藏人仍然是沉默的。
4、结构与处境
在西藏，除了僧侣阶层这批传统知识分子之外，大多数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藏人基本上被囊括在体制之内。多少年来，西藏的文化空间几乎全被体制掌控，西藏自身的文化市场又非常狭小，因此西藏知识分子的各种表述是备受限制的。
在西藏，官方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说法：藏文程度越高，宗教意识越浓厚，思想越反动。这一方面造成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轻视藏语文的学习和普及，导致藏人中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使得藏人知识分子惟有被动地接受现状方能自保，倘若敢于发声，要求当局重视藏文化、尊重藏文化，轻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重者则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因此很明显，在西藏，用中文写作的文化人相比用藏文写作的文化人，所感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至于有名者与无名者的处境，与其说松紧不一，不如说是体制内外的区别。只要在体制内，所受到的控制与约束是一样的，甚至因为出名而获得官方的厚待，诸多名利的诱惑更大，也更难放弃，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一种无形的”紧”。而在体制外，名声确实可能带来相对多一点的安全，比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我离开体制后的写作，换作民间知识分子中的僧尼等人，结局将会很不同。然而，这种所谓的安全并非真正的安全，只是出于当权者的算计，在他们需要下手之时，这种安全立刻可以荡然无存。
就发表作品的空间而言，在中国内地相比藏地要宽敞一些，比如西藏自治区内的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只有区区数家，并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相当严格地看管，而中国内地在出版和发表方面的审查制度虽然也很严厉，但如此庞大的地域以及不计其数的出版物有时候会给真实的发声一点空间。当然，涉藏题材的书稿甚至需要上报中央统战部审查，而且审查相当严格。需要说明的是，中文世界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在海外有着相对广大、比较自由的文化市场，所以从2006年起，我已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了七本书。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境内出书，毕竟在这里拥有广大的中文读者群，有助于更多的中文读者因为我的写作对西藏有所了解。
5、用中文写作
我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藏人作家。正如汉人作家王力雄在《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 一文中所说：
“历史因素的组合恰好为藏族造就了众多这种人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和诗人就达数百之多–被称为藏族的’汉语作家群’。……藏族内部对这种现象评价不同。一些人认为是殖民主义的结果。的确，分析这些作家的情况，殖民主义色彩相当鲜明。首先’汉语作家群’的多数人都是在’四省藏区’长大。四省藏区是中国有意对西藏进行分治的结果，把西藏毗邻中国的区域划入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四省藏区汉化程度高，藏文教育差。……藏族的汉语知识分子有一个普遍问题–本民族语言掌握得不好。他们中间的多数不能读写藏文，有的甚至藏话都说不流利。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教育造成。唯色一代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的教育，那时四省藏区很多学校几乎完全不教藏语。另一方面也由此才导致他们汉语好到能成为作家的程度–汉语已经是他们的母语。一般而言，人只可能掌握一种足以成为作家的语言。但是当西藏作家协会的主席扎西达娃在国外和流亡藏人见面，双方只能用对藏人而言具有殖民主义象征的汉语进行交流时，足以让海外藏人提出这种质疑：既然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不掌握本民族语言，如何能掌握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又何以能代表藏民族进行表述呢？”
不过，我不同意王力雄关于母语的说法。曾经我与他就此有过争论。中文绝不是我的母语，它只是我的第二语言。且不说我在四岁以前几乎不会汉语，而且我生下来时吃的第一口食物，是与母乳混在一起的西藏酥油。我悲壮地反驳说：我的母语不是中文，只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母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是的，就是这样，置换了。就像你怀抱中的珍宝，尽管你怀抱着珍宝，但你太幼小了，你太无力了，你太愚钝了，在你还没有开窍的时候，一只神秘的手拿走了你怀抱中的美丽的珍宝，而后塞给你另一样也很美丽的珍宝，是的，那也是美丽的珍宝，但却与你几乎没什么关系，或者说并不是属于你的，但却从此与你再不分开，怎么办呢？你如何做得到一干二净地切割呢？所以这就是置换。一件美丽的珍宝换走了另一个美丽的珍宝，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属于你却要与你永别，一个不属于你却从此依附于你，就这么简单。
6、吊诡
王力雄认为，只是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民族意识的表述将局限为”民族内部的私语”。他说：”重要的不是在民族内部私语，而是要有面对汉人民众、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公共化表述。否则汉人民众对西藏的了解就只有当局的宣传，当局也只能透过情治系统和”政策研究”的有色眼镜把握西藏。西藏因此被扭曲，甚至因为没有声音而被忽视。……最可能担负公开和可持续的民族意识表述的，应该就是掌握汉语的民族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是因为他们的表达可以直接面对汉人民众和中国当局；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利用媒体，即使在被封杀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中文互联网传播声音；三是因为他们能够融入中国社会主流，从而进入关注中国的国际社会视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牵制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他们因此能比普通人更多地触碰专制底线。”
藏人学者茨仁夏加则将此意义表达得更为明确，他以我为例，在为我的关于2008年西藏事件的记录《鼠年雪狮吼》 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到：
“唯色的写作对于共产党来说，特别不能忍受。因为她不仅敢说出党不想要人民说出来的话语，她还以统治者的语言写作。以中文写作的藏人，在中共统治的早期，具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即他们的写作被视为被解放的农奴的声音，而他们的创作就是要对党感恩戴德。藏人用中文写作的作品里面，有些故事是描写残酷的封建西藏，并且对中国征服西藏的事实予以合法化的帮助。一个好的例子就是降边嘉措所写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他在书里欢迎中国的征服，并视之为一种解放。年轻一代以中文写作的藏人作家，不再将自己视为党的代言人，而将他们的作品视为以统治者的语言反驳统治者的工具。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一剧中，普洛斯彼罗责骂凯列班，说他赐予了他语言与文明的礼物而他却不感恩，凯列班反驳：
“你教我讲话，我从这上面得到的益处
只是知道怎样咒骂；但愿血瘟病瘟死了你，
因为你要教我说你的那种话！
“对于共产党而言，唯色的写作就好像凯列班的咒骂。她反抗地写，而她对中文的掌握，被用来反驳党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唯色的作品对中国政府而言特别麻烦的原因。她代表着中国所看不起、所鄙视为蛮夷土著的声音。唯色因她的散文描写藏人的生活而成名。这些刻画呈现了藏人复杂的生活，藏人的恐惧与焦虑，特别是他们对于佛教的深层信仰与藏人身份的执着。这不是一个党想要的形象，党想要的藏人形象是快乐安份、衣着多彩的少数民族，永远祈求党的恩惠。她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而她的诗讲述她对故土与其人民的追寻。她的诗作传达着失落，以及渴望故乡的滋养。”
7、彼此与共的空间
必须指出的是，自从我成为一个自由写作者以来，自从我的文章比较多地见诸于网络之后，这几年来，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多卫康的年轻藏人，这是我过去很少接触的一个群体，与他（她）的沟通和交流使我从未有过地充满信心，不再感觉孤单。如今，四十多岁以下乃至更为年轻的藏人，在这个多元化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正在发挥作用，其理性的、敏锐的、自信的程度令人欣慰，其民族意识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洗脑教育减弱反而更为强烈，同时又掌握了用汉语、英语等表述民族意识的能力，而令未来充满了希望。曾有一位年轻藏人写信告诉我：”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发出内部的声音，目的是一致的。”
我个人的经验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出现，乃是伟大的转折点。互联网为异见者的声音提供了另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互联网的力量，使得权力者再也不可能一手遮天，也使得民主的未来不再是梦想。
西藏不是无声的。尽管在普遍的沉默中，许多人被逮捕或被迫害，然而，互联网将为失去声音的人们重新争取存在的空间，互联网也已经为被分隔已久的西藏建起了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梁。总的来说，互联网是当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活动场域。互联网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西藏。
8、2008年
在经历了惊世骇俗的2008年之后，广大的西藏不是过去的西藏了，所有的藏人也不是过去的藏人了，一切都已发生了真正的转折之变。如果假装无动于衷，以为鲜血可以被冲洗，真相可以被遮蔽；以为罪恶不会被谴责，苦难不会被反思；如果做出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以为生活依然照旧，太阳照常升起，那只是自欺欺人。
2008年之于西藏的意义，其实与1959年之于西藏的意义，是一样的。
两年前，一些在拉萨的藏人画家，把他们的展览命名为”发生发声”，表达了他们渴望用艺术来记录和揭示当今西藏的状态、渴望用艺术来发出当今藏人的声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在21世纪的藏人，在这个极为动荡的时代，以全球化和汉化为主的多样性从未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冲击着早已失去了在自我封闭中保持宁静的雪域高原。我不是说这些画家是异见者；但作为异见者的我来说，我的写作同样是以”发生发声”为宗旨，我承认，人在中国的我是一个异见者，我以此为傲。但仅仅以异见而存在是不够的，必须要发声。
而我是一个西藏人，我的声音为西藏而表达。对于我来说，我写书（迄今我出版了11本中文书；有两本在中国出版的书被查禁；被翻译成其他文字的有：3本藏文书，1本英文诗集，1本德文书，1本日文书，1本法文书，1本西班牙文书，1本加泰罗尼亚文书，1本英文合集），我开博客（从2005年起开设博客，但因在中国被陆续关闭了三个博客之后，只好移至美国的服务器上开博客，期间被中国黑客攻陷过，如今使用的是第五个博客），并通过媒体发声，这是我作为异见作家的存在方式。
9、博客、杂志和书
回顾2008年，仿佛一桩桩变故就发生在昨日，鲜血尚在流淌，硝烟尚未消散，而在血与火中奔涌的热泪、升腾的愤怒，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依然还是非常真切的体验。尤其是，去年震惊世界的西藏事件已过去一年多，广大的多卫康依然发生着种种不人道、不公正的事件，西藏的苦难还在继续……迄今为止，用藏文、中文以及更多的文字所做的记录与评述不断涌现，尤其是用母语写作的书籍、杂志、文章、歌词也在涌现。生活在中国统治下的藏人突破噤声、打破沉默，以各种方式勇敢发声的事实愈来愈多，这将鼓舞更多的藏人。
在此，我要向母语作家加羊吉、更嘎仓央（笔名刚尼）、卓日o次成、康贡确、扎西（笔名铁俄让Therang）等人致以深深的敬意！他（她）们都是在经历了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后，因为勇敢发声而接踵被捕，有的人历经折磨而获释，有的人迄今仍然没有人身自由。其中，年轻的扎西（笔名铁俄让Therang）于2009年1月，自费出版千本《血书》，在书中披露去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抗议事件的真相。《血书》包括序言和32篇文章，分为五章：来自地狱的讯息、灵魂的旋律、我的西藏、心灵的奉献、真理的复仇。《血书》出版不久，他被当局秘密拘押，一些藏语博客及时报道他的消息，吁请外界关注，据悉目前他已获释。但是，写了《谁才是真正的觉醒》、《谁是真正的分裂主义者》、《拉萨不再是拉萨》、《中国必须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歉》、《西藏人民，我们必须认清艾滋病的真相》、《我们，西藏人，是真相的见证》等文章的更嘎仓央（笔名刚尼），迄今不知下落。
另外，关于2008年西藏事件以及上溯至1950年代藏地剧变的历史，在藏地民间出版的藏文书籍，包括小说《赤风呼啸》（作者才让顿珠）、传记《那仓哇的历史》（又名《那仓男孩的悲情》，作者纳仓奴罗）、《我的故乡和倾听》、《被囚禁的藏人》（作者永冷智，青海省尖扎县民族中学高一学生，于2008年10月18日自杀，以抗议中共对藏政策），以及西北民族大学的藏人大学生自办的藏文民间刊物《夏东日》，其中21期有9篇文章与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有关，这些书和杂志，虽然已被当局查禁，但在藏地民间的影响却与日俱增。
当然，更大的影响，将是我们的声音化为多种语言文字，在这个世界上，为更多人所了解，而这，恰恰就是这本书所具有的殊胜而深远的意义。
2009-9-15，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