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这些企业大多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这两条中国目前最发达的城市经济带上，乃至任何一座发达起来的城市里，都集中了大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因此，在众多企业倒闭的同时，与之共生的便是农民工“失业潮”的出现。

由于农民工不具备城市户籍，在各地政府统计公布的失业率中，显然不可能包含他们的数量，所以很难估计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失去了城里的工作。我们只能从官方媒体零星透露的信息中窥其大致：重庆市截至10月底有10多万农民工回流，江西、湖北两省在短短两个多月里返乡的农民工达60余万，安徽省在11月30日前就有4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另有来自浙江方面的消息称，由宁波前往成都、贵阳及西安等方向的客流量，在近期比平时足足增长了两成多，而宁波正是这一轮经济萧条中纺织企业倒闭的“重灾区”，以致有的媒体惊呼“今年春运提前开始”。
往年的春运列车上，满载的同样是这些农民工，那时他们带回去的是辛辛苦苦打了一年工积攒下来的薪水，还有一份值得期待的对来年的希望。但是，今年的这一路归途却将明显不同于以往，因为他们不知道来年还能不能再去城里谋到一份生计。

此间有评论认为，农民工返乡未必是坏事，一则可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二则现阶段施行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特别是对粮食收购价的保护和土地新政，更能有助于农民工安心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甚至还有人觉得经过三十年改革，今天的农村足以吸引游子的回归，并且也有条件留住他们不必再去城里打工。

持此论者未免过于天真，或者说他们漠然无视于一个基本国情，那就是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是无法养活现有的农业人口的，而制度化的城乡差别更是剥夺了农民拓展生存空间的自由。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农民踏上的返乡之旅，不是利益比较后的选择，更不是对田园生活的诗意回归，而是被城市的又一次无情抛弃与隔绝，他们所要面临的也不是合家团圆带来的幸福，而是失去收入和生活再度陷于困境的开始。大批的农民工返乡，无疑只会加剧本就脆弱的农村经济社会之负担，更会进一步拉大积三十年改革之力却始终未能消除的城乡差别。

城乡差别是自古就有的，但使之制度化却始于1958年中共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从表面上看是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其实质是造成了城乡居民在享受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财政投入上的厚此薄彼，并施行了城市对乡村的疯狂掠夺。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为了奠定工业化基础，政府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截留农民创造的财富，投入到了城市工业的发展上，留给农村的就只能是年复一年的贫穷与落后。

而比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掠夺性更甚的，当属城乡土地价格的“剪刀差”了。近二十年间，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名义下，城市对农村土地的“吞食”更是屡见不鲜。有数据统计显示，仅1997年至2005年间，中国新增城区面积约1.23万平方公里，为城市化建设和公路建设征地2.5万平方公里。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显然就意味着耕地的锐减和失地农民的日益增加。

一个农民失去土地，往往就意味着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按照中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并明确了如果征收征用农民土地要给予补偿的原则。但是，事实上政府在征用农民土地时，给出的补偿只是象征性的，而一旦政府转过身再把这些获取成本极低的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时，其中差价就何止十倍百倍，以致近年来人们常把地方财政戏称为“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泛滥，意味着对农民生存条件的釜底抽薪。在缺少公平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农民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就往往成为他们谋生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近三十年改革，在农村也正是大多体现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上。土地承包制把集体土地使用权归还给了农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也在较大范围内消除了饥饿现象，但由于受土地的资源限制和庞杂的税费盘剥，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生活的贫困。于是，若想改变人均耕地面积过少、农业人口又过多的唯一办法，就只有把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也就是通过减少农民来达到富裕农民的目的。

从最初的“离土不离乡”到后来的“离土又离乡”，从封闭的大山、贫瘠的荒原、落后的乡村走出来的农民，在城市里长年累月干着最苦、最累、最脏、最险、时间又最长的活，拿的却又是最低的工资。通常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只有干同样工作的城市职工的40%左右。另外，根据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调查显示，目前在中国的采矿业、建筑业、环卫业等高危艰苦行业中劳动的农民工达4000多万人，其中仅在各地矿山井下第一线采掘作业中，农民工就占到90%，而恰恰这些行业的劳动保护、生产安全情况最令人担忧。

截至2007年底，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近3亿之多，换言之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民是靠进城务工维生的，而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收入，不仅养活了自己，还都支撑着一个留在农村里的家庭。当代中国的农村，对农民来说早已不是什么“希望的田野”，稀少的土地无论怎样辛勤劳作，也不可能换回物产丰富。即使中共新近颁布的并无多少实质性突破的所谓“土地新政”，也最多只会对城市化边缘地带的农民有利，对于大多数人多地少、又位居偏远的农村地区来说，输出劳动力仍然是当地农民最主要的收入，一旦失去了这笔收入，他们就极可能失守温饱而滑落至生存线以下。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可以说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对立的必然产物，进城务工则是在现行经济社会体制框架内，中国农民试图改变自身地位和经济状况而无奈采取的一次突围。如果说当年农民进城务工是在转移劳动力的同时，也转移了农村的社会危机，那么今天农民的回流又必将重新彰显农村社会的矛盾。

这次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农民工“失业潮”，显然已引起中共当局的高度关注，一方面严令各地就地缓和事态，比如东莞市樟木头镇合俊集团旗下两家大型玩具厂倒闭导致近7000名工人失业后，由当地政府拿出资金来垫付企业拖欠的工人工资，上海的一些企业则根据政府的要求纷纷作出不裁员的承诺，另一方面又急招全国2000多名县委书记进京，分批集中到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等地培训，据传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应对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由此可见，中共高层已经预感到，当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回到农村又找不到新的出路时，社会动荡则势所难免。

中共三十年改革始于农村，基本解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也常被作为一项人权奇迹向全世界炫耀，却最终因农民工回流返乡、农村社会再度危机迭起而频频示急，显然给了正在大肆宣扬三十年辉煌成就的当局一个莫大的难堪。其实，早在去年官方就已经承认，虽然2007年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4140元，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了1：3.33，为改革三十年来差距最大的一年。一场旨在消除城乡差别的农村改革，竟然在三十年后出现这一结果，显非改革之预期，却又是这场只为权贵阶层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改革之必然。

2008年12月5日 写于上海

2008年6月21日，晴间阴，毛毛雨

离开桑枣中学时，心情有些惆怅。不知为什么，突然记起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遗言：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自己的路。我去死，你们来活，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

归途中没人说话，大家的脑子仿佛锈住了，只木然地盯着窗外。公路两旁散落的地震棚，时而密集时而稀疏，如随意性较强的庄稼。一对野狗正忙着交尾，互相拉拉扯扯，居然搞到了路中心。唉，寻欢作乐、不顾死活的畜生啊，你们的主人是否还活着？

顺便拜访位于绵阳远郊的黄土坡地震灾民救助站，一个戴红袖套的执勤人员挥手拦截，大毛摇下车窗，出示《摄影记者证》。红袖套说：不行不行，上级规定，这儿不能拍照。大毛说：参观可以吧？不待回应，就轰的进站了。

起伏蔓延的地震棚，分左右两个区域，估计至少安置了上万人。我们站在中间的黄土梗，十分引人注目。大毛有正面人物的气派，就高视阔步，直奔前方河堤，指挥部、临时派出所，以及高音喇叭都设在那儿。我和诗人老卢不像好东西，就只能钻些阴暗角落，尽量凑近耗子般东张西望的灾民们。我一时手痒，掏出照相机，才咔嚓两回，就被火眼金睛的红袖套逮个正着。陪笑无用，强令之下，也只好删除。我顺便诘问红袖套的来历，答“志愿者”。我奚落道：啥子志愿者，帮凶罢了。红袖套有些愧意，就嘀咕道：我们工作不卖力，也要被警察赶走的。理解理解嘛。老卢点头道：我也是绵阳市民，我也差点来当志愿者，只可惜老婆拦着，脱不开身。所以理解最重要。我接着问：外来人不准接触灾民么？答：得指挥部批准。我刚要顶一句“这儿是不是犹太集中营”，老卢急忙岔开：好好。我们的人正在交涉呢。顺便转转可以吧？红袖套迟疑道：转转没啥子。但是不能拍照，不能交谈，更不能采访。因为最近灾民的情绪很不稳定……

于是，我们鬼鬼祟祟地沿地震棚之间的巷道兜圈子。刚刚下过雨，棚内湿气腾腾，犹如蒸笼；我探入脑袋几秒钟，竟被熏得泪汗交加。我撩起衣襟，擦了半天镜片，才瞅清楚一溜地铺，竟长长短短，有五六个娃娃酣然入梦。我嘀咕道：这么潮，也熟睡如猪？老卢叹道，自己全家都睡过地震棚，还是带气垫的高级棚，也扛不住，太阳升，里面的温度跟着升，最高达50度，简直是桑拿房。所以绵阳市委书记谭力来视察，一喊“同志们好”，大家就毛逑了，回答“好你妈个锤子”。我说：你家房子没垮，还能偷跑回去嘛，人家可是背井离乡，扎在这前不沾村后不沾店的荒郊。

正唏嘘着，一干巴老头从背后插嘴道：回不去罗。整个北川城，地基都抖松了，咋个重建家园？但是在这鬼地方，也熬不出头。风箱里的耗子，两头不得出，憋死的下场嘛。

我习惯性掏录音机，立马遭老卢制止。老头将我们领到自家帐篷前，浑身被莫名的怒气激得哆嗦：你们看看！地下除了塑料布，啥子都莫得，睡一觉起来骨头生痛，可政府还吹嘘救灾初见成效！不过想想我家震死的5口人，心就死灰灰了……
老卢奉上200元钱，老头受宠若惊，直招呼坐坐。我到底忍不住，前后左右咔嚓了十几张，引来灾民围观。老卢连声叫撤，才没被闻风而动的红袖套堵住。

与大毛会合，却见其春风得意。原来有某某电视台在此采访，指挥部特地挑选了两三位信得过的灾民代表上镜，豪言壮语之际，大毛就乘机混淆身份，过足官办摄影家的瘾。
 
傍晚回到绵阳，天边居然跃起彩虹和夕阳，令人的心情略有好转。于是由老卢做东，再叫上当地文人老郑作陪，驱车直达江东。曾几何时，那顺水的酷似秦淮河畔的声色场所，铺张数华里，夜夜笙歌；茶客、野鸡、艺人和麻将，大肆嚣张，将这块地皮碾得滚热；特别是江中高耸入云的趸船，几乎就是不挂牌的青楼。可如今，人气低迷久矣。正如老卢同志所指出，大伙的震后腐败精神急需重建。

而老郑却道：地震中老板也没闲着，沿江的茶亭都租出去了。我们家迟了一步，还没租到呢。我怀疑道：绵阳若是震中，江边不更危险么？几颠几跛，桌椅、亭子、人就饺子一般下水里了。老郑道：顾不上了，当时的人们，射尿似的朝城外奔，茶亭的租金，涨到一两百元一晚。直至闹堰塞湖，这一带才彻底萧条。

我笑道：那我们就去最萧条处，凭吊一番。
老卢道：你以为你是毛泽东，一翘屁股，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老郑道：本地毛泽东是谭力嘛。据民间传闻，他在北川灾区指挥抢险的镜头，全是江边拍摄，然后由电视台嫁接完成。你说风不风流呢？
大毛道：真的么？温家宝晓不晓得？
老郑道：鬼晓得。

车速减缓，司机大毛提醒道：进入军管区了。我探头一看，果然救灾军车和军人都比较密集。更为蹊跷的是，吃喝玩乐的场地，还有两排戴钢盔的卫兵把门。

老卢却不管不顾，冲着“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大红横幅，直叫进进。夜幕悄然降临，憋闷了个把月的花心民众，如阵阵暗流，从四面八方涌来，搞得我们差点寻不着停车位。好在江面宽阔，只要屁股落下，再眺望一番滔滔江水，立马感觉人世渺缈。茶饮够了，接着上酒饭，没吃几口，正前方临时搭建的舞台四周，突然灯光大作。七彩的灯球灯柱，满场子乱搅，将数百正常人头变为非正常鬼头。某瞬间，零点零一两秒，我瞎掉又复明，桌子中央的水煮鱼，竟一阵红一阵绿；而大毛的脸，成极阴极阳两瓣。我失惊失态，连连“嗬哟”。不料通俗噪音接踵而至，那电子鼓槌制造的地震，不由分说，劈头盖脑，强暴我们的神经。老卢喊什么，我听不见；老郑喊什么，我还是听不见。于是两张刚嚼过鱼的油嘴一起凑拢来，我终于感觉到老卢的话，大概是“痔疮音乐。屁眼儿麻酥酥”之类。
伟大的主持人，花里胡哨的男生登台了！翻臂亮披风、亮鬼脸、亮直立性交的姿势毕，才在“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巨幅底幕下宣布：5•12大地震之后，绵阳人民盼望已久的首场文艺演出，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飓风美少女舞蹈队！大家欢迎！

既然观众都鼓掌，我们也就没理由不鼓掌。因为老毛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况且美少女当之无愧，脸蛋、奶子、屁股、大腿，该漏漏，该遮遮，没啥可挑剔。至于舞姿，就别提了，大灾之后，做人要厚道点。
第二个节目是唱歌。第三个节目还是唱歌，但不是一般的唱歌，主持人说：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大家肯定见识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儿。可有种事儿，有种人，大家还没听说，你猜她是女的，他就是男的；你猜他是男的，她就是女的。怪了怪了，男女、公母真能互变？ 那石头和鸡蛋能互变吗？

台下有人站起来大叫：人妖！

主持人喝彩道：聪明！太聪明了！这位先生将得到50元人民币的奖励。人妖又叫变性表演者，泰国最多，所以大多数游客就认为，泰国是人妖的原产地。其实这没法考证。中国的太监是不是人妖呢？太监的歌舞大家看过吗？嘿嘿，扯远了。现在，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人中之人、妖中之妖麦蒂！

在美少女舞蹈队的衬托中，麦蒂犹如水仙花蕊，开放在前台。比身边的绝代娇娃矮一头的主持人继续道：哇，好美啊。不行，我忍不住了，我要抱一抱。哎呀，太性感！拿四川话说，这对奶奶太安逸了，我恨不得当众啃两口，又怕不雅观。麦蒂在泰国呆过，在美国呆过，突然有天，发觉自己的胸，异乎寻常地耸起，转眼成了波霸。于是毅然回国发展，以奶奶开路，半年不到就一跃为圈儿内的名奶名角……

台下又有人大叫：真不真？我想摸奶奶！

主持人纠正道：不叫奶奶，叫艺术，我们要尊重艺术。
麦蒂开唱了，举动很媚，喉咙很糙。一曲罢，就煽乎道：这是麦蒂特地为抗震救灾赶写的歌，今天首次演唱，一点心意。好听吗？灾区的父老乡亲，麦蒂为你们加油！麦蒂永远和你们在一块！

掌声大作。接着又一曲，接着麦蒂身缠活蟒，翻下台，和观众打成一片。大毛再也按耐不住，操起摄影家伙就冲上前。大伙都起立了，许多江边观众甚至登上桌子。老卢问：老威你一会儿去幕后采访不？
你把我当成啥子人了？
啥子人？底层人民的娱记嘛。

夜深人静，朋友们再三挽留，理由是：经过地震，深深感到人太不结实，见一面就少一面。我则坚持该分手就分手。于是车随人动，穿城区，上高速，朝成都方向一路狂奔。

有关大饥荒的真相只是刚刚揭开了一个角，还有强大的势力集团在拼命地遮掩和美化。

2007年4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短期访问研究期间，恰逢杨继绳先生也在那里，对《墓碑》进行修改和定稿。他赠我该书的电子文本，使我得以先睹为快。现在，《墓碑》已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正式出版，我可以来谈谈自己的读后感了。

   
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亲自提倡“三本账”（中央两本账，地方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而当时中国有大区（协作区、中央局）、省、地、县、区、乡六级地方，乡（公社）下面还有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组织，所以自上而下一共有多少本账，就无从得知了。“大跃进”期间的粮食产量和饿死人数，在当时的确是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惊人粮食产量（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的喜讯与大批饿死人的噩耗，几乎是同时的，高层领导人一开始不相信、不重视地方上的告急，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权者很快便被了解到的情况所震惊，开始本能地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墓碑》披露：“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2003年9月25日，84岁的周伯萍在他的家中，即靠近东四环的干杨树国务院宿舍7号楼402号，亲口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周伯萍老人对我说：这份材料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毛、周看了这份材料，才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否则饿死的人会更多。”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1997年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波动》中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当时公布的人口数字，1959年为67207万，1960年为66207万，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后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都引用了这些数字。
   
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了中国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在1986年的研究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1997年，李成瑞修正了蒋正华的数据，将非正常死亡人口（超线性死亡人口）确定为2200万。而金辉、曹树基、王维志、丁抒等其他中国学者的估算数是在3200万到4400万之间。由于国家统计局和其他政府机关始终没有公布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专家的意见又不尽一致，所以一般作者在提及这个数字时，通常表述为“饿死上千万人”或“饿死几千万人”。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没有人对这个说法提出挑战。
  

进入21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派”和“愤青”在互联网络上日益活跃，他们矢口否认在毛泽东时代存在“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只要有人提及这一点，就会受到攻击和辱骂。有人说，大饥荒时期只饿死了几百万人；甚至有人说，“较为可靠的已有重要旁证资料的是20万”。有的“愤青”说，问过老年人，二十人里死一个，为什么不知道？如果他有机会看到《墓碑》一书，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首先是由于极权制度下的信息封锁。杨继绳给出了一个例子。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这个比例令人震惊，但是，除了军区和省委的高级干部知悉这一情况，普通人能够从报纸媒体上得到任何一点负面消息吗？

其次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极端不公正性。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有人说，“饿死几千万人”是以重灾区四川全省每十人中死一人、安徽省每四人中死一人的奇高死亡比例，作为支撑依据。鉴于该两省人口高密集中地区并无饿死人，这种有违经验常识的全省人均死亡比例，有哪个大饥荒年代过来之四川人安徽人能相信？所谓“高密集中地区”就是大中城市，大中城市非正常死亡人数不算太多，并不能掩盖农村中成村成户的饿死人；大中城市的居民不知道大饥荒的真相，不等于大饥荒就没有发生过。

一位著名的“毛派”人士曾提出挑战：“黔驴技穷的反毛者们，一是继续重复那些经不起验证的‘人口统计数字’游戏，二是搬出《顾准日记》‘村里死亡相当重，一死就是一家’之类以偏概全的名人言载。但是再三要求自由派反毛人士就按全国饿死一千八百万的分省统计结果，……却就是至今做不到。你们还有什么招？”现在，杨继绳接招了。
   
《墓碑》根据各省官方数据（1986年后陆续出版的《中国人口》各省分册）给出了1958-1962五年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逐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加总后的修订数据是：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3600万，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4000万，中国人口损失约7600万。
   
各地的人口损失情况不尽相同。1960年，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只有12个出现人口负增长。这12个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贵州(－32.4‰)，安徽(－57.23‰)，山东(－4.10‰)，甘肃(－25.80‰)，青海(－27.66‰)，云南(－2.07‰)，广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辽宁(－0.3‰，1961年)。连续四年(1958-1961)人口负增长的只有四川一个省，连续两年(1960-1961)人口负增长的有贵州、广西、青海、湖南四个省。
   
根据王维志提供的1960年死亡数据（王维志研究员毕业于莫斯科统计学院，专攻人口统计，他上世纪60年代在公安部三局工作，这些数据是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摘出来的）：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675个。这些县分布在12个省区：
江苏48个，安徽68个，山东68个，河南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广西72个，四川75个，贵州43个，云南60个，甘肃53个，青海23个。
   
死亡率超过100‰县市有40个。其中：

杨继绳指出，因为王维志的数据是各省官方上报的，显然有缩小的成份。从他自己掌据的情况来看，1960年死亡率超过100‰还有四川的大邑（107‰）、丰都（162‰）、郫县（175．1‰）、新津（116．3‰）、蒲江（107．9‰）等。河南淮滨的死亡率高达383．2‰，这些，王维志都没有记载。死亡率超过20‰遗漏得更多，显然不仅是王维志记载的675个。王维志记载的100‰县中，有一些是超过200‰的县，如凤阳、亳县、石柱县、荥经县等。

　　

“毛派”人士狡辩说：“不管是出现在《中国人口科学》上，还是出现在金堂、灌县、双流、简阳、崇庆、新津等县的县志上”的“实际死亡人口”，都有可能是“走资派”编造出来的，是“反毛统计学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九十年代公布数据中‘所显示的巨大数字缺口’，用层层反推分解的方式人为制造出来的”，“均不足为凭”。这种说法，显然是在信口开河。
   
“层层反推分解”，涉及到各级政府机关中的成千上万人，很难瞒天过海的。而蒋正华、李成瑞，也不是什么“反毛统计学专家”。尤其是李成瑞，现在是国内“毛派”的领军人物，反对“走资”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如果统计、地方志、档案部门真的涉嫌夸大而不是隐瞒“实际死亡人口”，杨继绳的调查和写作就不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墓碑》前言中写道：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档案，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档案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按照中国档案法，有关大饿荒的档案本应公开，但是，除四川、江苏等少数几个省以外，多数档案馆还严加控制。经过多番周折我才得以查阅，其中甘苦自不待言。
   
举例来说，2002年12月，杨继绳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查到了30份有用的文件。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作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毛派”人士还有一种说法：“任何中外刊物发表的任何相关论文与研究结果，只要刻意回避和闭口不谈必然发生的、在当时国情条件和形势下必然遗漏统计的各地灾民迁移逃荒数字，不把这一极为巨大的灾民逃荒数字列入计算之中，就只是思想垃圾一堆！”《墓碑》一书，则对于逃荒现象多有涉及。

书中引用了山东省省长赵健民1960年12月15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赵健民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清末以来，山东人就有“闯关东”的传统，所以外出逃荒的人数比较多。
   
历史上同样具有逃荒传统的安徽省凤阳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61年1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武店公社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在会上哭诉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现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
   
逃荒到东北的人也不一定都能保住命。1961年10月30日，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写了《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意见报告》，报告说，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动人口有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农村、矿区的有18万多人。吉林省委批转这个报告时要求严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动。根据1961年2月10日中共吉林省委《防止旅客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逃荒的旅客就死亡38名。当时，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骂、体罚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干部中就有19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平方米的房间住72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阳。由于环境太恶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在河南省“信阳事件”的发生地，情况更为恶劣。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一个姓侯，一个姓苟。农民说：南猴北狗，把车站看住了，只能在家里等死了。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多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仅车站收容所就打死饿死1500人。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2195人。
   
这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

“毛派”人士说：“一段时间里，人口非正常减少了几千万，可以是活着的人因为天灾人祸‘非正常死亡’了；也可以是那段时间有生育能力的人不去生育了；还可以是那段时间达到和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口根本就减少了。如果是第二特别是第三个原因，那么，人都没有生出来，何谈‘死亡’二字？于是，我们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导致一个时期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了，而这样的原因只有到历史中去寻找。按照人口的结婚和生育年龄推算，三年自然灾害向前推20年左右，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鬼子侵略的年代。”这种说法，一是把“饿死几千万人”与“少生几千万人”混为一谈；二是把“少生几千万人”的责任归咎于历史上的“日本鬼子侵略”。
   
关于第一个问题，《墓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非正常死亡人数是3600万，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是4000万。前者来自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与正常死亡率之差，后者来自大饥荒期间的生育率与正常生育率之差。二者各有各的账，不容混淆。
   
由于“日本鬼子侵略”，大饥荒期间的育龄妇女比本来应当有的人数偏少，这是可以成立的，但绝不是少生4000万人的主要原因。《墓碑》指出，极度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才是少生的罪魁。
   
由于缺乏蛋白质，年轻女性子宫发育不良，出现幼稚子宫。更多的人是月经量减少，乃至停经。由于子宫悬吊组织萎缩，子宫脱垂出体外。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1961年5月9日在临夏调研时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列举了一组数字：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今年1月才通的有13人。一直没有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子。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自1959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在通经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直没闭经的四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1960-1961年在湖南参加医疗队时在涟源、邵东、祁东等县调查发现，数十万人育龄妇女中只有极少数妇女来月经，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经。这些极少数来月经的妇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家属。青壮年男性出现睾丸、附睾萎缩，精液不能生成。青壮年未婚男子，在正常营养的情况下，每月遗精1-3次是正常现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调查发现，在1960-1961年间，许多青壮年未婚男子，一年到头都未发生过遗精现象。所以，在大饥荒年代，除了因饥饿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极低的水平。

“毛派”人士辩称：“非正常死亡”不能都说成是“饿死”的，有些是“病死”的，比如有些老人，本来身体就不好，再一挨饿，只不过早死了一两年。这种说法，与当年掌权者的诡辩与谎言，如出一辙。

云南省是饿死人较早的一个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1958年9月3日给省委的《关于曲靖专区肿病情况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仅陆良一个县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占死亡人数的40％。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批示中说：“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开了先例，从中央到地方就按照他的说法统一口径。人口大量死亡，只能说“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宣部《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用“肿病”、“疫病”来掩盖大饥荒，显然达不到让各地“取得免疫力”的效果，而是一个省接着一个省地出现了饿死人乃至“人吃人”的同类惨剧。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自然老人占了一定的比例，但年富力强的人也不在少数。譬如山东省，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劳动力的损失极为严重。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除了“饿死”、“病死”的，还必须补充“打死”、“冻死”的。在1960年底的“反瞒产”斗争中，信阳地区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绍平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称：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社员91人，大队书记亲自打过150多人。
   
息县防胡公社大坑沿大队副大队长赵同山（公社下放干部）在1959年12月间，对杀猪、鸡，偷红薯的社员严刑吊打。14岁的女孩李四妮因偷吃了一把面粉，将她的头发吊起来毒打致死。一个杀了一头羊的社员也被他活活的打死了。他还拿刀割了7名社员的耳朵。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春福和统计员罗心清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由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采取了惨无人道的镇压手段，把农民变成了变相农奴，没有任何话语权和行动能力，才会出现以下的现象：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

1962年夏，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了一场争论。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此后，毛便下决心搞掉刘。
   
后人愧对刘少奇的是，在他冤死近40年后，“饿死这么多人”的真相，仍然没有记载在国史上。以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知道甚至难以想象当年的这场惨剧。有的“毛派”还故意把水搅浑，将“大跃进”、大饥荒始作俑者的历史责任转嫁到别人头上，一些年轻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杨继绳写道：“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极权制度提前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正是由于有了杨继绳这部80万字的《墓碑》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著述，我们这代人才能免于上历史的耻辱柱。但是，有关大饥荒的真相只是刚刚揭开了一个角，还有强大的势力集团在拼命地遮掩和美化。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还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要准备“为理念而献身”。在这方面，杨继绳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互联网为每位历史的参与者提供了言说的平台，他们广泛的言说与回忆，有助于真实地呈现历史。

一个民族的历史大约可由三方面追忆构筑成：即文字可考、考古实证、世代传统。西单民主墙运动距今已有三十年，是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的年龄, 但对于亲身经历的人仍觉得一切发生在昨天,许多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人类历史是由过去的人事物构成，毫无疑问西单民主墙也将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说西单民主墙将成为历史呢?因为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人大都仍然健在，仍然活跃在各个领域。因此,在此意义上还不能说民主墙已经完全 进入历史。正因为民主墙还没有完全进入历史，记忆和述说就凸显出格外的重要意义。其所以重要，在于可避免历史为统治者任意涂抹；再也可以避免历史为少个人随便虚构。如今，互联网为每位历史的参与者提供了言说的平台，他们广泛的言说与回忆，有助于真实地呈现历史。

西单民主墙可有广义狭义之称。狭义是指北京围绕这一段墙壁所发生地民运活动；广义是指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零年年间，遍及大陆的民运活动，如创办民间刊物、建立民间组织等等。中共统治的数十年里,一直严防民众发出任何不同声音，对异议者非关即杀。特别是毛时期，国家更是统治得铁桶一般。毛泽东去世，绝对权力出现松动。文革中被打倒的当 权派重新回到核心权力，党内高层急需重新洗牌。这一时期，中共对社会监控出现前所未有的松动，而且以邓为代表的老当权派，为了对付毛派势力，也需要借助民意，向对手发难。于是，
平民议政、民办刊物风起云涌。邓小平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见日本客人说：“写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人民发扬民 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出。”接着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各位委员“有时间到民主墙看一看,那里有很不错的文章。”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了西单民主墙前的民众。第一份贴在西单墙上的民间刊物是《四五论坛》，之后《今天》、《启蒙》、《北京之春》、《探索》、《沃土》、《人 权同盟》等民办刊物也相继出现。

民主墙的平民色彩显而易见。首先,位于北京西单的这堵矮墙和老百姓住宅的围墙区别不大,普普通通。再，参与的人也是来自于不同职业思想活跃的平民百姓。更要提及的民刊组成人员是自发平等的参加者，谁也用不着服谁怕谁。而三十年后这一切突然变了味，就像一棵茂盛的大树长满绿油油的树叶，十几年后突然有几片树叶觉得自己又大又美，光彩照人，认为是由于自己别的树叶才得以存在。历史是每个人平等参与的，每个人的角色都是特定的,不可或缺的.谁也不用照亮谁。民主墙之所以有魅力,有感召力,就在于他的平民色彩和每个参与者都可随时感到的平等气氛。民刊团体内人与人之间平等和互敬互爱 的关系,使每个当年参与者甘当风险，并且团体内部因此而有了凝聚力。美国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在于他的财富和军事力量,更在于他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每年九一一悼念死难者的会场,市长,名人、政治领袖的讲话都可以省略,但是唸三千多位死难者的名字却一个也不能少。美国政治制度无处不在的体现出对每个人体面尊严,价值一视同仁的尊重。

我家住在北京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民主墙时期，“七十六号”是《今天》编辑部和《四五论坛》联络站。那两年，每天到访的人络绎不绝,从未间断。我至今记得诗人顾城头一次来访时的情景。七九年三四月份的一个星期天，那天上午天气很冷。由于刚烧着蜂窝煤，只好开门放烟。屋里只有我一人，感觉上更冷。门关上没多久，就听见轻轻叩门声。我没在意，因为我们这总是人来人往。但今天有点奇怪,不像以往，要是熟人早就推门而入；而生人敲敲门，不闻回应，一般也会问:有人吗?但这次，反复是轻轻的叩门声，耐心、坚持。我推开门， 顾乡顾城姐弟俩年青得像是初中生，他们带着一股远道而来的冷气进了屋。那是他们第一次去七十六号。

顾乡好奇的环视一周，不相信手工制作的《今天》是在这里完成的。《今天》在北京民间刊物中，制作得最为精美,字迹也最为清晰，就是在遍及全国的民办刊物中也罕见比肩者。顾城来是为了诗歌，而顾乡下的兴趣不在文学，而喜欢政论。她谈到民主墙上的政论刊物如数家珍。胡平的“论言论自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四五论坛》的有些政论文章她也喜欢。《探索》上，魏京生的政论激烈,让她担心。最终,她选择要加入《四五论坛》。她问《四五论坛》召集人刘青什么时候回来，另外两个召集人徐文立、吕朴是否每天都在编辑部，论坛总共有多少成员等等。我一一告诉了她。果然没过多久，她就加入了《四五论坛》。

顾乡的父亲顾工是诗人右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顾城故乡姐弟俩的童年生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并影响到顾城以后悲剧的命运。顾城为了躲避外来伤害与骚扰,在心灵深处建筑起属于自己一人的童话王国，独自 一人在其中漫游和抒写。

由于是文学刊物，相对而言《今天》比其它民主墙的刊物的寿命长一些。七九年底，《今天》接到公安局口头停办通令后，又续办了三期文学研究会。在第一次研究会是赵南家召开的，会上我读了化 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就的中篇小说的初稿，题目是“古窑洞的秘密”，定稿时改为“这里没有十字架”。 之后，有关这部小说产生了一系列幽默有趣反映人性的故事。如果将它写出来一定十分好玩。

西单民主墙打碎了束缚的最后一道枷锁，释放了人性，开启了民智，重新点燃了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熊熊烈焰！

岁月如梭,转眼过去三十年.
 
由于天性,由于遗传,由于对政治的兴趣与敏感,更由于不得不卷入的”文化革命”,使得我在三十年前毅然决然的来到了西单民主墙——寻找希望，寻找寄托,寻找朋友,寻找机会。
 
我曾是马克思的信徒,盲目而忠实的信徒。十二岁时就啃《资本论》，我以为我结识了真理。中国的现实使我变的有些不解，怎么也搞不懂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竟会演变为一个暴君，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只能换来微薄的糊口钱。面对不解，我所能给出的答案仅仅是：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错，错在中国的统治者，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是社会成员的多数，这个多数群体的劳动价值被剥削了，且这种剥削是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下进行的，因此具有了天然的正当性。对照中国社会，也同样具有”多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剥削”和”在合法外衣掩护下进行”的相同特征，唯一不同的是形式，资本家被”工人阶级的代表”暴君所取代，资本剥削被权力剥削所取代。这就是我最初进入西单民主墙时的思想状态：肯定的是马克思，否定的是中国统治者。在西单民主墙初期，与我有相同思想状态的人比比皆是，都是采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批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依据且贫穷落后的中国现实又为这种批判提供了事实依据。
 
交流与争论的意义在于认识自己思想的局限。西单民主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争论的最好平台。压抑了几十年的重负似乎在一瞬间得到释放，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主张，各种建议激烈冲突，各种牢骚，各种抱怨犹如潮水般的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西单墙涌动，言论自由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快意。

人——中国人原来也可以这样，不必理睬什么”红太阳”，什么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是否定，否定的是一直悬在中国人头上的”绝对”——不管这种”绝对”是以领袖的面目出现还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我们也是人，长着一张嘴，不仅是用来吃饭的，还可以用来说，说自己想说的话——哪怕是谬误，哪怕是一派胡言。
 
我读马克思的书，是带着马克思的脑袋去读的，拿它当作真理去崇拜，没有加入自己的思考，没有质疑。我很认真，确信我读懂了，确信真理在握。可在西单墙马克思遭遇质疑，应付这些质疑不是自说自话，要有充足的理论与事实依据。魏京生告诉我：揪出一个片段，马克思是真理，（单单揪出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可能是真理）可是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你会看到，他的路越走越窄，最后是个死胡同。马克思展现的是”共产主义的绝对”——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的分配物质财富，这可能吗？（魏京生的这个思考在我的记忆中他用了一个分苹果与梨的例子加以说明，这个例子应当在他的文章”续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中”出现过，在这篇文章中他使用了一个”机会平等”的概念以区别于共产主义的”结果平等”）。
 
不仅是魏京生，随着民主墙运动的不断深化，有更多的人开始在争论与交流中质疑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这些人看来，不管以什么理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镇压都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在他们看来，阶级的划分是不科学，不现实的，在社会中，只存在不同的阶层，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相互对立的无产或资产阶级。人们更多将注意力从集体转移到个体，认为社会的公正，进步与否取决于每一个组成部分的自由程度。在那段时间，被奴役了几十年的民众第一次公开的喊出了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魏京生清醒的告诉民众，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前提是实现民主现代化，《启蒙社》前瞻性的呼吁”重新评定文化革命”，”对毛泽东要三七开”，（中共对此的结论整整晚了一年多）《人权同盟》高举起人权大旗，突出强调人生而平等，付月华，张文和及众多底层民众高举”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横幅标语在长安街游行，民间刊物如雨后春笋，《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探索》，《沃土》等令人目不暇接，偶尔还在一颗小树上看到这样的一张小标语”性解放，性解放”，落款：琳娜。
 
这一切变化来的太快。自以为真理在握的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十几年的追索难道是错的？资本不是罪？阶级是否真实的存在？人真的可以”堕落”的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追求时尚，追求爱与性爱？拷问良知：难道这些不是我渴望的？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思维被一种枷锁禁锢着，我不敢越雷池半步。思考问题，判断是非，我都以它为准则，偶尔时理想的放纵与行为的不检点也要严守它的底线。凭什么？就因为我认定它是”伟人”，它是”真理”吗？
 
西单民主墙让我意识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是重要的。对于马克思，可能我永远也没有能力去否定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可以禁锢我的思维。更何况，几乎所有”社会主义”的实验都以失败告终，我有什么足以令自己信任的理由去执着于他？以前，我似乎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事情也许就是这么简单，思维方式一旦转变，其它问题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只是，我真的有些舍不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搞懂的上千个概念难道真的再无用武之地？不过，比较而言，自由的诱惑更大，自由的言论，自由的生活，自由的去爱或被爱彻底地颠覆了我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也许，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搞懂马克思的真正意图（虽然，我自以为搞懂了），只记住了一个形式——相互否定，（主与客，资本与无产）一个经典——剩余价值。所有，颠覆起来就是那么的容易，发生在一瞬间。对于个人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存在，作为人的存在，作为一个自由的有尊严的人的存在，而不管这个人是工人还是右派。
 
我个人的变化也许不能说明西单民主墙的历史性意义，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连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也不再对马克思进行过度的渲染，很多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放弃了，唯一坚持的就是一个”羊头”，用它来维系权力的正当性。如今，马克思很少有人提及，可许多人似乎忘记了，自从中共掠夺了中华民族之后，马克思就别说成一个”神”，比毛泽东更耀眼的一个”神”，几十年中没有谁敢挑战它，而西单民主墙做到了。这一挑战，打碎了束缚在人身上的最后一道枷锁，释放了人性，开启了民智，重新点燃了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熊熊烈焰！
 
志士同仁几十年的追索换来中国社会的一点改变。可是自由民主理想的实现依旧无期，任重而道远。纪念西单民主墙三十周年不仅仅为了打开记忆的闸门，更重要的或许是振奋精神，携手未来。
 

如果中国的律协也是NGO,那么共产党也是NGO.

   
我在海外时常接触一些西方的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谈起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他们很重视支持中国的NGO，并且给了很多实际的帮助。的确，在西方人的眼里，NGO的大量存在是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当我问起他们支持了哪些NGO组织的时候，他们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原来他们把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联、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当成了NGO。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不把共青团、少先队都当成NGO？我告诉他们，这些组织实际上是次政府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他们困惑地摇头，那神色在表示，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复杂了。
  

现在让们打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章程，来看看它的真容吧。

该协会章程第六条规定： 律师协会会员分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律师，为律师协会的个人会员。依法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为律师协会的团体会员，下一级律师协会为上一级律师协会的团体会员。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你只要是个拿着执照的执业律师，你就自动成为我的会员，你就得接受我的领导并向我交纳会费，你没有权利选择不做我的会员，更不能选择退出组织。当你因为某种原因丧失了律师证，你又自动失去了会员资格，也不要指望我这个组织给你任何帮助。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成为一个组织的成员，却不用履行任何手续，只管交费、接受领导就是。当我失去执业证，我又自动被开除了组织，不能寻求组织的援助。天下有这样霸道的组织么？有位律师朋友在中华律师协会的论坛上说，即使共产党的章程，也存在自愿加入、自愿退党的条款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比“我党”还霸道？

1997年8月，笔者的同事李永智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被山东烟台的警方非法逮捕，我作为他的代理人到全国律协寻求帮助，律协居然以李律师执业证没有注册为由拒绝提供救助，青岛律协对前来采访的〈南方周末〉记者说李律师属于非法执业，他们不但不管，还要在他出狱后对他处罚。而实际情况是，李律师是我们所的创所律师，因为和其他合伙人产生矛盾，遭排挤律师证被暂缓注册（这是律协勾结司法行政部门迫害律师的另一种非法行径，后面祥述）。这个案子我在媒体的帮助下告到最高检察院，最终为李律师打赢了官司。李律师无罪出狱的时候公安和检察院都赔了钱，并表示道歉。来李律师恢复执业，律协不但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反而又把李律师当成会员来收人头费。

笔者在大陆执业14年，因做维权案件律师证几乎每年都被暂缓注册几个月，长的如1997-1999接近2年，2003-2005也是2年，2007至今遥遥无期，笔者的律协会员资格也就时有时无。天下有这样的荒唐事么？

来到海外经常碰到法轮功的朋友来劝我退党，我很自豪地说，老路不要说共产党、共产团，连少先队都没有入过，中共的任何组织都和我不沾边。在看来不对了，至少律协咱入过呀，只不过是如李洪志先生一样被动的“被入过”罢了。但是这个协会咱退不了，人家的章程明文规定，让你是你就是，让你不是你就不是，没有选择的权利呀。

　　

成了人家的人就得交人头费，不交不给注册。每个律师交会费的标准各地有别，大概是2000-5000，这点钱对于年薪上百万的大律师不算什么，但是对刚入道连饭都吃不饱的小律师却是不小的负担。因为除了会费司法局还要收注册费，费用不比律师会费少。

律师协会收了会费干啥子用呢？根据它的章程， 包括：（一）工作和业务研讨会议支出; （二）律师协会执行机构的各项支出; （三）开展律师国内和国际交流活动; （四）进行律师舆论宣传; （五）律师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活动的开展; （六）维护律师合法权益、奖惩会员; （七）为会员提供学习资料和培训; （八）对特殊困难会员给予补助; （九）会员福利事业; （十）经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其它必要支出。
 
实际上，4、5、6、7、8、9项是完全虚的，因为从全国律协到地方律协，除了办个网站弄本刊物外，他们不做任何具体工作。律师学习资料和培训都另收钱，分文不能少。新律师拿证前的业务培训，除了食宿及交通费自理外，还要交每人600元的报名费呢。什么会员福利和特殊困难会员补助，更是闻所未闻。1和2项开支也极其有限，以青岛律师协会为例，日常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人，办公室只有2间，年开支决不会超过20万元。我们姑且乘10倍，就算200万元吧。根据章程，它收费的标准是律师业务收入的3%，青岛市德衡律师所和琴岛律师所的业务收费2007年保守估计是6000万，这两个所只有200个律师，其他1800名律师分布在另外150多个所里，青岛市律师收费近10年来平均应该在3个亿左右。因此，律师协会每年从今2000名律师和150家律师所那里收取的会费至少是900万元，扣除200万还有700万呢。这些钱它干了什么？这就是：（三）开展律师国内和国际交流活动;（十）经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其它必要支出。说穿了， 第三项就是律协领导和司法局官员出国公费旅游的开支；第十项是给司法局提供小金库。

根据权威人士透露，青岛律师协会的官员和司法局的官员一年一半的时间都在海外考察，早游遍了五大州。就在前几天，有位局长大人还对我在市政府工作的同学说，他连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的故乡肯尼亚都去“考察过律师制度”。

即便这样挥霍，那些钱也花不完，2004年的一次财务检查中，理事韩兰英律师发现青岛律师协会居然有600万存款没处花，她为此提出要求减免律师会费，但是不获批准。身为青岛市人大代表的韩律师大怒，要求财务审计，结果发现上千万的黑帐。2005年青岛市全体律师集体起义，要求减免律师会费和司法局注册费，律师协会的会长、副会长及全体理事们开了两次会，通过了减免一半的决议。可笑的是理事会做出决议居然被秘书长拒绝，官派的秘书长代表司法局强令全市律师必须在当晚12点以前把会费交到司法局，逾期不交者，不予注册！律师协会的那些会长、理事们（大部分都是律师所主任）这次知道自己不过是个丫鬟，做出的“决定”连放屁都不顶，一个个乖乖把自己的律师会费交了上去。笔者的同事，张海律师（笔名东海松）愤而发文——《我是律师还是狗？》，他悲愤地说：“从刘律师和兰主任组织的那场会议就可以看出来，虽然结局是悲痛的失败的，青岛律师可以说是贞操与财产双双落空，更为羞耻的是，这次遇到的劫匪不但强大到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财色双劫，而且作案之后毫不胆战心虚，还以胜利者的姿态让人实实在在见识了什么叫光荣的犯罪和合法的无耻。这次打劫所得恐怕不低于千万元。”

     

作为一个行业组织，民主选举产生会长和理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中国的律协不要说选会长和理事，连律师代表都不让你选。它在章程中规定：

第十三条 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从个人会员中选举产生，也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理事会从个人会员中推举产生。

地方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从个人会员中选举或推选产生，选举或推选办法由地方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规定。

有了这条规定，所有的律师代表都可以由“推选”、“推举”产生，理事和会长由这些“推举”的代表在小圈子里决定，哪里还用得着律师选举？

由此，这个最懂法律、最懂民主的法律人群体的99%，都没有享受过选举权或者参与过律师协会的决策。这个所谓的NGO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连样子都不做的黑帮会组织。

那么，拿了钱，它总该给律师们做点什么吧？ 即便是黑帮组织，在它的成员遭受来自外部攻击的时候也会提供保护，但是很遗憾，中国的律师协会在这点上连黑帮都不如。它不但不会帮助律师，反而会落井下石，与公检法和政府部门一道迫害律师。

以北京律协上海律协和山东律协为例，它们先是弄出很多内部规定，不许律师参与群体案件、政治案件和敏感的公共事件的代理，捆绑律师的手脚，一旦个别律师不听招呼，北京和上海还比较讲究规矩，给你找个莫须有的理由给予处罚，山东律协更无赖，它连程序都不走，它的惯用伎俩就是给你暂缓注册，让你做不成律师，还不能告状。高智晟、郭国汀和本人都是这样中了律协的黑招，丢了律师执业权利，老高进了监狱，老郭流亡加国，老路现在也身在北美，有家难归。

我在哈佛的一次研讨会上谈到中国律师协会的两项职能：一是劫财，二是害人。除了这两项，它还真不干别的。

2008年5月，北京部分律师因为对律协的横暴、贪婪、无耻和独裁深恶痛绝，忍无可忍，提出要求直选，北京律协的回答是：

“任何人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北京律师中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试图拉拢不明真相的律师支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都是非法的。”还说：“少数律师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你看这腔调，不是活脱脱一副共产党二奶的专制独裁嘴脸么？

我曾经把中华全国律协被西方人当成NGO的事当笑话告诉了一位北大的法学家，这位曾给律协当过顾问的教授说：如果中国的律协也是NGO,那么共产党也是NGO。

民主墙不仅支持改革派，而且要求全面改革，不仅对当时的民众，而且对党内改革派和青年大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政治出现一个转折点。中共建政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1978年底兴起的民主墙，是共产党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探索后共产党时期发展模式的一次尝试。在这次尝试中，凡是派，还原派，经济改革派和全面改革派围绕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民主墙的主要参与群体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中共建政后成长的年轻人。民主墙不仅支持改革派，而且要求全面改革，不仅对当时的民众，而且对党内改革派和青年大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为人们自由表达的形式和阵地，民主墙上内容很丰富。大字报和小字报及各种油印品的水平也不一。但是，民主墙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孕育新的政治制度的变革的信息。这一政治信息不仅表现在文字的内容中，而且体现在民主墙的大小字报及依托民主墙的民办刊物这些新的政治表达形式中。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民主墙标志着共产党革命失败后中国又再次开始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争论。

尽管中国政治史上有过几次亡国和文化毁灭的变迁，但是最近有关发展模式的争论是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开始的；因为，此前的选项，从政治上看，还是在专制政体范围内不同的形式。中国人意识到宪政民主的政体选择的可能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战败让中国人知道自己开创的东亚专制模式是落后的。中国人围绕需要变革什么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初的主导看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和辛丑两次战败，引发新辩论使得国人深化认识。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讨论，中国人终于在20世纪初达成共识，中国需要改革专制制度，建立宪政民主。当时争论的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宪政。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建立共和宪政，但是导致了政局动荡及两次帝制复辟。这个令人沮丧的结果让国人走向文化需要变革的结论。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人已经达成共识，中国需要全民变革，不仅技术和经济，还要制度和政治，还要文化变革。

本来按照这个思路，中国可以建设成宪政民主国家。但是，两个国际事件打断了中国发展的正常进程。第一，西方主流文明模式，也就是宪政民主加资本主义模式发生危机，内政中还没有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社会失衡问题，国际上各国没有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产生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一些列强对中国的凌辱，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这些导致国人对西方主流文明的怀疑。第二，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向中国进行扩张，支持中国人建立中国共产党。经过时断时续、伏尸百万的内战，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使得中国偏离了主流文明的发展轨道，即：循着宪政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路径实现现代化。自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按照他们的社会理念，以国家作为工具，通过政治运动和迫害，对社会和个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50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将中国现代化中积累数十年的文官都清除出国家公务员队伍。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将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变为国家垄断，社会经济被转变为极权政治的基础。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知识界全面镇压那些思想不同于极权政体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1959年中共内部反右倾运动，又对那些说实话的共产党人加以整肃和打击，到50年代初期，中共建立起一个对全社会资源、思想和机会高度垄断控制的极权政治体制。

20世纪60年代，中共的极权体制推动的激进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惨重的灾难。数千万人死于饥荒，上亿人被卷入政治迫害。到70年代中期，曾经紧跟毛泽东的青年普遍反感现实；他们中的最后思想的人开始反对毛的继续革命。1976年的“四五运动”标志着中国各界公众反对官方革命的转折点。到70年代中期，连发动和领导这场革命的资深共产党人都知道，这场革命是失败的；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一个根本转变和调整。

1976年毛泽东病逝以及激进毛派随后被抓捕，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重新选择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毛泽东的模式破产了，但是新的模式是什么？中国人开始激烈地争辩。

温和毛派还想继续毛泽东模式中，只是不再象激进毛派主张的那样残酷地迫害党内资深共产党人和干扰经济建设。这些人被贴上政治标签为“凡是派”。但是，中共复出的元老们主张抛弃毛的模式，因为这一模式被实践证明破产了。他们被称作“实践派”。

在实践派内部，选择什么方案替代毛的模式也有分歧。一些中共元老认为，毛错了，就应该回到毛之前的共产党模式；这是文革前的中共模式，是斯大林模式的变种。他们被称作“还原派”；领军人物是陈云。但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认为，在新形势和新机遇中，旧的共产党模式不一定还适用；况且在东西方竞争中，这些模式已经证明缺乏效力；从中共实践看，毛能够造成巨大灾难是与毛前的模式有关系。他们认为，中共应当探索新的模式。邓小平的主张得到了青年人的支持。他们统称为“改革派”。

改革派内部已开始就有分歧。邓小平等资深共产党人心中，改革是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全面西化。在政治体制上，他们继续沿袭共产党执政后的普遍做法，保持一党专政。他们是片面改革派，是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进行政和治理，使得共产党对社会和国家的管理更有效率。这些资深共产党人是片面改革派。而年轻人则呼吁全面改革。不仅要改革经济体制，增进政治治理的活力，而且要改革政治体制，限制领导和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权。这些年轻人是全面改革派。

凡是派、实践派、还原派、改革派和片面改革派，都是党内的政治思潮；其表达渠道和语言，都是在共产党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只有全面改革派或民主派，是“四五运动”以来集结的党外年轻人为主，他们的诉求是用人类世界通用的政治语言表达的。其表达渠道就是民主墙。

民主墙在毛后的1978年到1981年的政治斗争中，坚定地支持实践派、改革派和全面改革的思想。将“四五运动”中开始独立表达诉求的青年的政治主张更加深化和提升到自由民主的高度和深度。上承19世纪开始的进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政治努力，下辟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新潮流。此后，被中国共产党革命消灭的中国民主运动重新复兴，并在80年代末达到高潮。

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至今仍然有很多人记得西单民主墙。我在各国旅行的时候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在街道上，在餐馆里，人们上来打招呼的时候常常会说：“你比以前胖了”。其实十年来我的体重一磅也没有增加。只不过大家总是记得我在法庭上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和28岁时相比，我肯定是胖了不止一点儿。那张照片是我第一次被判刑后的十五年里，外界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张我的照片。所以使用率很高。据保存它的法国图片社说，它是世界上使用次数最多的一张新闻照片，为他们赚了不少钱。将来也不可能打破这个记录了。因为现代技术不会让人像中国政府一样，把消息封锁得这么严密。

即使这样，也不应该有那么多人认识我。我也不是电影明星、政坛大佬、富商巨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陌生人认识我呢？这是因为民主墙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意义确实非常重大。无论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对外国人来说，都有一种让人震惊，让人目瞪口呆的感觉。甚至终生难忘。所以有不少人过了二十多年，还能在大街上认出一个曾经在照片上见过一面的人。他们大多数人过去和现在都不从事政治或新闻工作，多数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

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非常苦闷。毛泽东的美好理想显然是破产了。当人们从美梦里回到破烂不堪的现实中的时候，回到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的冷冰冰的现实中的时候。那种苦闷、彷徨的精神状态使人麻木。民主墙的新思想给人们带来的震惊、刺激，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原来还可以这样思考，还有这样一条活路”，对于沉溺在封锁的死水中的中国人来说，这条可能的活路肯定是终生难忘的。这是人们印象深刻的原因。

那时候的外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善于忍耐，不像正常的人一样有感情会反抗。所以共产党的暴政对这个特殊的种族正好合适。直到最近几年，还有记者问我：你的思想是受哪本书（暗指西方学者）的影响？你把谁当作了榜样？你为什么会那么勇敢？等等。他们基本上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并不比西方人落后。特别是勇敢地反抗暴政，是中国人的一贯传统。当时的西方人普遍不了解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被毛泽东封锁的虚假信息。所以他们看见民主墙的年轻人如此大胆，视死如归。这种颠覆性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当时民主墙风靡全球。记得当时有西方记者告诉我，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了民主墙。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台湾也有了民主墙。二十年后我在台湾遇到了很多民进党的前辈领袖。他们告诉我，79年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感召，然后开始突破当权者的禁区，发动了美丽岛运动。终于冲垮了一党独裁的制度。

三十年了，东方人西方人都没有忘记民主墙，因为它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理论，它只是重复着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成熟了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而且显得不是那么的成熟，不如西方过去和现在的理论家们。唯一比较突出的“理论”，就是指出并分析了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必然走向专制，不可能走向民主，促使人们放弃对共产党的幻想。

民主墙开创的新时代，是一个敢于用行动来反抗共产主义专制的时代。是民主和人权从理论走向行动的时代。在那之前，这个世界普遍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普遍认为像纳粹和共产党这样的超级暴政，不可能从内部被推翻。所以人们沮丧地让民主、人权的理论停留在了铁幕和竹幕的外边。很少有人关心专制统治下人民的反抗，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这种“没有希望的反抗”。

当一群年轻的中国人毫无畏惧地活跃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和法庭上的时候。中国人震惊了；共产主义阵营的人震惊了；全世界都震惊了。人们发现：统治者原来不是那么强大，反抗是可能的，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也是可能的。这不是什么“没有希望的反抗”，这是完全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减轻了许多。人们再也不能阻止里根总统预言的柏林墙的倒塌。

随后的一波又一波民主的浪潮摧垮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大批独裁专制政权，速度超过了之前的一个世纪。使这之前多年积累的民主、人权理论，成为了现实。遗憾的是，开创这个大潮的中国没有完成他的民主事业。那一批年轻人现在都已步入老年。世界又开始患上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支持民主的热心下降了很多；对新近民主的国家的倒退容忍的太多。中国人和全世界热心民主人权的人们又开始忧心忡忡。

我始终是乐观的。有如此勇敢而又富于智慧的人民，就永远有希望。没赶上前一次浪潮，还有后一次的机会。也许，历史给了我们中国人更多的责任。下一次我们还会是开创者。

“杨师群事件”引发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课堂里有没有政治的位置，亦即一个教师在授课时是否可以旁及政治。比如《中国青年报》上有海外学人对杨师群的批评，理由是“学术自由不是向学生灌输政治观点”。持此观点的，网上亦不乏其人。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上个世纪的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给年轻的大学生作过两次讲演（“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简称“学术与政治”）。其中第一个讲演就专门涉及学术与政治，他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不乏启示。

在表象上，那位海外学人的看法和韦伯颇接近，因为韦伯的态度很明确：“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个教师不应该用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倾向塑造学生。韦伯认为，学术的游戏规则是但涉事实，无涉价值。因此，一个教师在课堂上对讲授对象所能做的，就是确定事实，确定其逻辑关系或数学关系，至于个人对它的倾向、态度，则尽可能抱持价值中立。那么，什么叫事实与价值？如果事实是一个有关对象的“是”的问题，价值则关乎“应当”。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你有你认为的“应当”，他有他认为的“应当”。只要不彼此强制或伤害，各种应当在认知上都可以共存，这既是自由，也是宽容。因此，一个教师把对象是什么给学生分析清楚就行了，让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他们各自的“应当”，而不必把自己的“应当”统一灌输给学生。

韦伯甚至以民主为例。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民主，他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他不妨举出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各自不同的运行方式，指出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民主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后果。最后，他还可以把民主和不民主的制度进行比较，事实层面上的比较。这样他的课就可以结束了，至于对民主的意见，那是学生自己的事。

我很心仪这种引而不发式的自由主义教学，至少它不是简单的政治灌输。但对韦伯的理解并不能到此为止，至少有两点需要进一步阐释。第一，韦伯反对把政治搬进课堂，主要指的是“党派政治”。一战期间，慕尼黑大学学生分为反战和主战两派，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包围讲台，大声喧哗，反对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教师。韦伯对此感到痛惜，他之反对政治进课堂正因这些学生而发。转对教师，韦伯的态度同样如此：“就教师而言，党派政治同样不属于课堂”。一个正直的教师，其职责是教会学生认清事实，哪怕这是“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那么，什么叫党派政治，以上那位海外学人有个现身说法，他说他在美国上课，自己分明支持民主党，却不敢说共和党不好，怕学生告他“利用课堂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在课堂上为其拉票，这就是党派政治。反对党派政治进课堂，这才是韦伯课堂上没有政治位置的本意，毕竟党派政治无以避免其政治倾向。比如这位海外学人，如果在课堂上谈民主并无不妥，学生也不会说他灌输；但他支持民主党肯定不行，至少这对那些倾向共和党的学生就不公平。

第二，如果党派政治应该驱逐课堂，让它转移到广场；那么，课堂是否就一定与政治绝缘？非也，政治本身就是学术对象之一，课堂上既可以专门谈，也可以旁及。事实上，以上韦伯举例时，自己就把民主搬进了课堂。不过，民主进课堂，在美国大学几无意义，因为民主在美国立国之始就已经制度化了，谈论已为多余。相反，在一个前民主社会，一个教师因为需要，在课堂上言及民主，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应当视为权利。此刻，他甚至不需要韦伯式的价值无涉，因为韦伯讲演的语境是一个民主化了的社会。民主社会的政治是党派政治或政党政治，这是一种利益政治，对此，教师在课堂上当然需要保持价值中立。前民主社会不然，民主还是一个目标，相对于独裁和专制而言，它还是一个具有制度普世性的目标。因此，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谈民主，当然可以不惮于表明其观点或倾向，并以此引领学生，因为这是在传播普世价值。

就第二言，需要补充的是。一个教师在课堂上谈政治，不应当把它同化于政治牢骚，它应该是理念形态和分析形态的。又，教师的任何观点，包括民主，都可以而且应该接受学生的质疑。课堂不是权力的场所，而是平等的空间；正如同师生关系，不是领袖和门徒的关系，而是可以切磋的对手。

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看过两遍的《海角七号》，能否在大陆上映？目前大陆内部有了争议。

两岸同文同种，同样的血缘、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社会的同质性本来应该很高，但却由于政治的原因，使得两岸关系变得错综复杂。1895年甲午战败，满清被迫割让台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统治，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光复台湾，但接着又因为国共内战，造成两岸分隔迄今，难免在某些价值观上有了差异。对日本的看法就是其中很明显的部分。

话说当年大陆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之际，台湾则在复兴中国文化，台湾保留了中国传统文明中许多美好的元素，所有到过台湾访问的大陆官员、学者莫不大加肯定，说台湾和香港截然不同，到了台湾就像到了中国南方的城市，毫无人在外国的感觉。

80年代末期，台湾开放两岸探亲，经过二十多年的交流、互动，两岸彼此之间的关系更见复杂密切，简直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影响既深且广。就以日常生活的用语来说，台湾民众对于土法炼钢、无限上纲、氛围这些大陆用语已能心领神会；大陆方面对于先进、同仁、理念、软体、硬体、电脑这些用语也和台湾接轨。

这些都是正面的发展，值得肯定，但不可讳言的是，台湾经过日本统治五十年，再加上两岸因为内战分隔也长达半个多世纪，台湾受到日本、美国的影响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许多民众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在反共教育及国际化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些大陆方面较难理解之处。

《海角七号》受台湾不同政治立场民众欢迎，反映了台湾人对本土文化的钟爱，以及台日关系密切下许多民众对日本的感情，没有政治上的是非问题，电影里面隐含强烈的恋日情结，也是前面提到的这些情绪下必然的结果。

电影歌曲中所谓的“国境之南”是日本用语，讲的是日本国境之南的台湾屏东。台湾有学者指出，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大陆民间反日情绪来看，宣扬“国境之南”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恰当。这大概也是中国大陆当局突然决定，以技术理由暂缓引进这部片子的考量之一。

但这部卖座超过4亿台币的影片，反应的终究是现阶段真实的台湾文化和人民情感，是了解台湾社会基层想法很重要的影艺产品，大陆政府或民众如果愿意用这样的心情看待《海角七号》的登陆，就不会进退失据了。

两岸之间有许多正面的发展因素，但两岸同胞因为分隔日久，以及政经发展历程不同，使得双方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现象，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海角七号》不过是一个例子。解决问题与歧见的最好办法除了交流，只有交流、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