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不仅仅因为奥运会在中国召开，更因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天灾人祸，从四川大地震到瓮安骚乱，再从杨佳袭警案到三鹿毒奶粉事件，几乎全都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效应。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残奥会又在中国召开，正当举国上下再度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时，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9月8日发生了特大溃坝事故，截至9月14日18时，已经确认254人死亡，34人受伤。

山西洪洞去年曾因为黑砖窑案而举世瞩目，非常巧合的是，洪洞县和襄汾县同属陕西省临汾市，重大事件接连在此地发生，让人不得不对此地的人权状况和生产安全深感担忧。山西作为一个煤矿大省，这里的矿难发生频率高于其它地方并不值得奇怪，尤其是在这种官商勾结的体制之下。去年的黑砖窑案得以披露后，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几个月后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外界很难知道于幼军的调职是否和黑砖窑案有直接的关系。于幼军走后，曾经因为在2003年萨斯爆发期间隐瞒疫情的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山西省的代省长，2008年初正式成为省长。

孟学农作为中共的团派大员，和胡锦涛的关系可谓非同寻常，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却深得胡锦涛的信任，否则就不会由一个汽车制造厂的小干部青云直上成为北京市市长。和其他中共官员一样，孟学农的简历中虽然拥有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但那只是为了满足升官的需要走过场的结果。孟学农充其量不过是高中学历而已。截止2003年，孟学农进入北京官场已经整整20年，令孟学农始料未及的是，如日中天的他却在上任北京市市长短短几个月后就被剥官削职。当然，让孟学农下台并非胡温本意，只是为了封江派之口，不得不让其为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下台“殉葬”。

胡温上任以后，为了显示其所谓的“务实”作风，于是抛出“问责制”以迎合民意，知晓中共官场潜规则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当时孟学农下台的真正原因，但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这却被宣扬成胡温对“问责制”的践行。毫无疑问，“问责制”的提出是一种进步，但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问责制”却完全不可能真正推行，不仅如此，反而会成为掩饰官场权力斗争黑幕的遮羞布，甚至直接沦为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工具。

孟学农被免去北京市市长一职之后，2003年9月开始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虽然是正部级，却在权力和政坛影响力上远不能同之前相提并论。经过4年的沉寂，孟学农终于等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被重新启用让人们看到了胡锦涛任人唯亲和党同伐异的陈旧政治思维。

孟学农这样的无德无能之辈能够红袍加身彰显出了中共政坛用人标准的中国特色，扫视中共官场的团派官员，诸如此类的人还有不少，如山东省省长姜大明、上海市市长韩正等。这些人在执政能力和人品上难以让人认同，他们普遍善于钻营，溜须拍马和见风使舵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往往这样的人在中国现今的政治环境中才具有权力拓展的广阔空间。孟学农沉寂的4年中，虽然鲜见他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却难免胡锦涛对他的时常惦念，并寻找合适的机会让他重返权力要地。孟学农担任山西省省长一职，据称是由胡锦涛亲自拍板决定。孟学农如今再度下台，这让其人生和仕途充满了戏剧性，这种曲折的从政经历在中共政坛上实在是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孟学农是胡锦涛心目中的痛，5年前对他的“挥泪斩马谡”是，今天他的“引咎辞职”更是。胡锦涛虽然在权力斗争上手腕越来越灵活，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对孟学农的“厚爱”是这样一种结局。据香港《明报》引述山西官场流传的消息称，原本山西省委及省政府将会在近期有一系列人事变动，已在山西任职7年之久的省委书记张宝顺将会调往中央任职，孟学农则会顺理成章地升任省委书记，而接任省长的热门人选，则包括今年5月从华能国际董事长一职转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李小鹏，以及同为省委常委的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可以想见，这次襄汾溃坝事件将让整个人事调动规划推倒重来。团派再损一将，这是胡锦涛所不愿看到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山西这几年走马灯似的更换省长，从于幼军到孟学农，再从孟学农到接任他的王君，省长“短命”似乎是山西官场的常态。从这种意义上讲，胡锦涛也许压根儿就不应该让孟学农到山西任职，如果把他安排到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东部省区，也许不会承受溃坝和被迫辞职的“厄运”，而且还可以让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助一臂之力。孟学农在此次引咎辞职之后被有些媒体称之为“中国最倒霉的官员”，事实确实如此，不过，他这样的人能登上这么高的权力宝座却已经是个奇迹，是他的幸运，但愿他自己不会发出“人能命不能”的感慨。

孟学农“引咎辞职”以后，中国媒体上一片赞扬之声，不仅仅赞扬孟学农放弃权力的自觉性，更大力赞扬胡温是在“打造责任政府、健全行政问责制”。从中共官员一向嗜权如命的情况来看，孟学农名义上是“引咎辞职”，实际上极有可能是受到了高层的压力，而高层的压力又极有可能是来自于团派之外。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广东省委书记任上曾人为制造出枪杀汕尾村民的惨案，此后不仅没有遭到“问责”，反而官运亨通，从地方大员爬到了国务院副总理高位。张德江的作为在性质上远比孟学农恶劣，所以说，孟学农的下台所凸显的不是所谓“问责制”的强大功效，而是中共官场权力斗争的残酷。如果真要“问责”的话，更应该问提拔孟学农的胡锦涛之“责”。

2008年9月16日

9月间，骤然爆发的中国毒奶粉丑闻，占据了海内外中文媒体的主要版面。迄今，因食用三鹿奶粉，患上肾结石的婴儿，至少达1253名，死亡至少2人，潜在受害者达3万人以上，遍布中国各地。并祸及台湾：25顿三鹿奶粉流入台湾，制成各种食品，经由台湾民众食用。

设若中国有民主，新闻自由，对任何食品事故，媒体和记者必刨根究底，其中牵涉的任何官商勾结丑闻，都必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设若中国有民主，司法独立，受害者家属必大兴诉讼，将所有奸商与贪官告上法庭，电视直播，社会公议。如此，除害于无形，防患于未然，食品惨祸焉能不大幅降低？乃至根除？设若中国有民主，官员直选，民众监督，权力傲慢，何至于此……

一个身强力壮的恐怖分子或者亡命之徒如果遇上一个九十四岁的老人挡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是为奥运会在赛场外准备的却幸亏没有发生的一幕。

退休老人与治安巡逻志愿者

八月七日，奥运开幕的前一天，《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驻北京记者的报道，题目是《每一条胡同都有我们的安保员》。报道以北京四环小区为例，说在这个只有零点一六五平方公里的小区，共有治安巡逻志愿者二百四十名，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九十四岁.从文章内容上看，这些志愿者绝大多数是退休人员，也就是说平均六、七十岁的人。他们统一穿着志愿者的衣服，佩戴着红色袖标。为了保卫奥运，他们经过了不下十次的培训，被安排在自家小区里的各个点上，负责观察点与点之间是否有可疑人和可疑物。一旦可疑人出现，这些老人将主动迎上去聊天。如果觉得确实可疑，一位志愿者就赶快向居委会报告。情节严重的，直接通知管片民警。民警快则五分钟，慢则十分钟就会赶到。

八月的北京正是三伏天，“上午晒，下午闷”。有些志愿者监视的地方一棵树也没有，有些上午安排在马路东边的，下午就换到马路西侧来，好在背阴处避太阳。为了“平安奥运”，北京市区县街道各级层层召开誓师大会，除了例行的领导讲话和动员外，重点是安排佈点计划。据《南方周末》这篇文章提供的数据，北京有超过三十万的治安巡逻志愿者，其中很多当然都是退休老人。四环居委会主任说：“七月二十日进入实战，现在白热化了。”从八月初开始，四环社区开始实行每天三班、每班六小时的值勤，一直持续到奥运结束。居委会主任说：“我们都准备从八月六日开始，用个小火柴棍儿把眼皮支上。”

谈起“志愿者”，一般人都会想到志愿劳动，至多是志愿献血，而且往往是年轻或中年人的任务。但这里的志愿者从事的实际上是和警察的职业风险相似的工作：和可能出现的犯罪分子尤其是恐怖分子作斗争，但他们却多半是退休者，不但没有武装，而且年老体弱。尤其使人震惊的是竟然还有九十四岁的老人，可想而知七八十岁的都不稀罕了吧。即使没有遇上恐怖分子的风险，在高温酷暑下站在没有树荫的街头，每天起码六个小时，对於这些老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我听到有人在说：这不是万众一心的又一个例证吗？这不是中华民族老当益壮甘於奉献的突出表现吗？

但是我想问的是：如果真的有不顾一切的恐怖分子或者亡命之徒出现，被这些老人发现并缠住时，在等待警察到来的那五至十分钟里会发生什么呢？这个可能并不是虚无缥缈，既然安排了这样的任务就不但说明而且是准备有这样的风险.

建议国际奥委会应“更人道”

这个问题，或者说这样的想法，听起来真让人脊背发凉，不敢往下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五到十分钟之后，中国将又一次感动世界，总书记和总理爷爷们将再次为真正的爷爷（甚至奶奶）们流泪，儿孙们也将流着泪说为“平安奥运”而献身，爷爷（甚至奶奶）们做鬼也幸福了。

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不敢说所有，因为毕竟“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不是一句空话），在和平环境下，如果成千上万的老人在政府动员和组织下以志愿的名义走上街头，担负起和恐怖分子作斗争的重任，恐怕第二天这个政府就要被议会、媒体和民间独立组织质问，第三天这些老人的子女就会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老人身心遭受的创伤。

有人会耸耸肩说：政府这么做确实有商榷的余地，但毕竟他们是志愿的，你能阻挡志愿者吗？

就算是志愿的吧。利用退休老人要为社会发挥余热的心情把他们在酷暑中推上社会治安的第一线，尤其是在面对恐怖主义和恶性犯罪的现实的时候，我实在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政府会心安理得地笑纳这种“志愿”。

何况这确实是地地道道独具“中国特色”的“志愿”，从中央到街道层层开誓师大会的“志愿”，由居委会和公安机关统一安排和指挥的“志愿”。

不客气地说，这种“志愿”不过是让政府有理由连一分报酬都不用出罢了。

一个政府和一个社会，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无论如何，有一些话说不得，有一些事做不得。这些话，这些事，很多都是和少年儿童和老人有关的。他们的自然状态和身份，应该让他们天然具有不受利用、不受操纵和远离危险的权利。如果动不动就把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和老人组织起来为一个“压倒性”的政治任务服务，这样的政府是可怕的。如果成年人对此都习以为常，这样的社会是可悲的。

听说奥运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也听说中国已经有议论，说这次办的这么成功，应该很快再申办一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建议国际奥委会在这三个“更”上面应该再加上一个更：“更人道”。

中国有经济泡沫，经济泡沫因全球性衰退而破灭在即，这些都是中国问题专家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但是，意识到中国存在政治泡沫的人并不多──“中国崛起”逐渐沦为“美丽的传说”。

这样的说法不是否定中国作为全球人口大国、亚洲政治大国之现实地位，而旨在为新一代国际战略分析家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使他们摆脱对所谓多极世界之价值观的盲信。在另一端，促使中国负责任的学者反省“中国崛起”概念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因素，才有益於中国民主化进程确定性因素的增多。

印美战略夥伴关系确立

亚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很成问题的，几乎是拉杂一堂式的拼凑。就文化本质讲，亚洲完全可分为三个洲，即：以中日韩的实用主义宗教（儒家与神道）影响区域而定的“第一亚洲”；以印度为主的现今南亚地区为“第二亚洲”；以中东和中亚伊斯兰文化为标志的“第三亚洲”。

对於这样没有名义但实际存在的三大板块或乾脆叫做“次洲”状态，中国欲在“第一亚洲”内部提高亲和力必然要接受韩日的民主政治影响，但这会引起中国狭隘民族主义与仍然在中共内部有相当基础的反西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对於伊斯兰文化，中国没有亲和基础，中共六十年的民族政策也并非完全成功。由於新疆的独立诉求越来越强烈，中国实质上变成了第二个俄罗斯，即沿着新疆和内地的省界线，中国实质上成了一个身跨两个“次洲”的国家，其大一统的传统统治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消。

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十分複杂，用中国人的俗语讲，叫做“面和心不和”。比如说，近两年来中印关系虽然大大地和解，但是印度还是积极增加中印边境的军事实力，对距中印边境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贾布瓦空军基地进行战力提升，预计在二○○九年四月前佈置苏──三○战斗机群，与此前的二十六架米格──二一组成混合进攻战队。再比如说，象徵中印关系缓和的边境贸易渐趋冷清，二○○八年以来边贸参与人数下降了近百分之六十，贸易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关注中印关系的中国官方学者们一直在嘲笑印度的种性制度，说它是阻碍印度彻底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但是，他们完全无视中国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不仅超过了自己历代王朝统治时期的最腐败峰值，并且将会积聚为摧毁中国社会秩序的内在破坏力。他们沾沾自喜於汉语在全世界的影响加大，却不愿正视印度使用英语方面的先天优势。

以国际战略眼光来看，印度与西方世界拥有更好的制度亲和力。由於美国的全球战略考量，印度成为在亚洲仅次於日本“遏制中国”的力量。就在中国陶醉於奥运会的成功之际，八月十一日印度空军参加了在美国内华达举行的多国（还有法国与韩国）空军演习。这表明自九一一事件之后设计的美印战略夥伴关系已正式形成，美国在南亚的影响全面恢复。用兰德公司专家的话来说，“一个更有能力、更为强大的印度，比一个弱小的印度更能阻止中国的霸权”。在印度官方的主流战略思想虽未形成与中国对决的方案，但是他们认为：“中印两国都认为未来是属於自己的，然而两国不可能实现共存”。

中俄关系前景并不理想

对於刚刚辞世的俄国文学大师、思想家索尔仁尼琴“警惕中国”的说法，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理解。从历史上看，人们也习惯地接受元朝“黄祸”造成了今日西方乃至俄国警惕中国的历史情结.实际上，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满清帝国一直对俄罗斯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边境贸易方面更佔据市场开关、价格确定的主导权，尽管俄罗斯虽未如周边小国那样臣服。今天，中国国内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让西方世界担心，俄罗斯人也会用历史来印证索尔仁尼琴的忠告。

由於历史原因，中俄双方的不信任感远比中印之间“面和心不和”更为严重。在现实世界秩序方面，俄罗斯要求恢复往昔地位，至少要成为“第三个西方”的目标，必然视中国为障碍.在军售问题上，俄罗斯着手软性遏制，防止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过快。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需求是硬性的，比如从二○○二年到二○○七年，重要常规武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购自俄罗斯。先进的战机与导弹自不必说，坚挺不下的需求还包括水面舰艇与多用途直升机和防空系统.而中国努力自主开发武器系统以及仿造俄罗斯重要武器的技术行为，更增大了俄国的不信任程度。

与美国的战略转移手法几乎一样，俄罗斯把信任感投向了印度。二○○七年，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及许可生产的重要武器，涉及四十架先进的苏霍伊战斗机、三百五十辆T──九○坦克。更具象徵意义的则是，印度获得俄罗斯的一枚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后者表示愿意转让技术.

中俄两国之间的边贸关系如中印之间一样趋冷，并且仅就贸易金额来看，包括武器贸易在内，中俄之间贸易对中国无关宏旨。二○○七年中俄之间贸易额为四百八十亿美元，仅佔中国全球贸易量的百分之二，不到中美之间贸易量的八分之一。正如新加坡的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理查森所说的那样：“中俄战略夥伴关系似乎更多地建立在文字而非实质基础上。”

陷入妄想的软实力

大国崛起需要经济实力进而军事实力，同时要有对世界产生影响的软实力存在。对於前两者，中国可以做到，但对於后者则是可望不可及。其原因在於中国的主流政治精英根本就无法理解软实力的全面含义，即便有能理解者也无法全面接受。在现实操作中就出现了如此不伦不类的局面：其一，急功近利地向国外输送历史文化，而忽略了内在合法性的改进，导致了“法律合法性”的欠缺；其二，简单地将儒家文化定位为中华文化的全部，而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了“历史夜盲症”的出现.

“法律合法性”本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它必然与国际政治贯通，如奥运会之前模仿雅典处理抗议请求的办法，设置公园游行示威区.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民间请求被批准。政府缺乏信心进而缺乏诚信的行为伤害了国家的法律本身，毕竟中国有一部明文的游行示威法。“历史夜盲症”状态是对历史文化不负责任而导致的，比如对道家文化的忽略。但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汉唐两王朝起步期依靠的是道家的宽容政治原则，从而激发出了社会创造力。

由於主流政治精英的历史哲学修养缺乏及对历史文化粗陋的诠释，使中国软实力设计变成了新的“豆腐渣工程”。比之於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畸形的分配机制，软实力方面的“豆腐渣工程”将更刻毒地伤害中国的命运.

历史地看，法律职业化的前提不是民主，相反，一个独立和高度职业化的司法界却可以成为民主不沦落为多数人暴政的前提条件。

摸起石头过旧河

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处在一种犹豫彷徨的状态。

199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题为“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的研讨会。跟那段时间举行的许多有关司法改革的研讨会一样，法学所的会议上也是洋溢着一派乐观的情绪。一年多之前，中共十五大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高调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的命题：“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学术界以及司法界对此都颇为兴奋，以极大的热情为改革出谋划策。不过，在那次会议上，我个人对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却没有表达乐观的看法，其中的原因，一是对于司法改革究竟朝向怎样的方向尚缺乏基本共识；二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司法改革能够走多远自己没有把握。我的发言用了一首题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诗作为结束：

棋局交困兵马车，

法眼迷离儒道佛。

庙堂新招频频闪，

摸起石头过旧河。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将近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处在一种犹豫彷徨的状态。

回归大众司法？

中国的司法之所以无从履行运送正义的使命，不是因为它的职业化，恰好是因为它的非职业化。

去年11月，针对可能沉冤十余载的聂树斌案件，何兵教授发表文章认为，之所以冤案频仍，根源就在于法官对于司法权的垄断和人民参与司法的缺乏。他指出：

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学者的错误引导下，在法官群体的有意推动下，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人民失去了对司法权的最终控制。司法职业化努力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想象的廉洁、公正的司法，相反，一个维护自身利益胜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群体正在形成。为此，本案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体对司法权的垄断，通过各种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实行人民对司法权的有效控制（2007年11月3日《南方都市报》）。

无独有偶，近来的一些信息也显示官方有意强化“司法的平民化”，以此纠正“职业化”带来的弊端。某省高级法院甚至发文在全省法院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城市广场、田间地头又再现法庭审判，据说旁听的人们普遍称赞云云。但是，如今司法权威不彰、误判连连的原因果真是因为司法改革“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所致么？司法的高度职业化一定意味着“与人民渐行渐远”么？那些貌似新招实则故伎的举措能够推进司法的公正性么？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完全是药不对症，甚至是所谓“杀头以治斜眼”。中国的司法之所以无从履行运送正义的使命，不是因为它的职业化，恰好是因为它的非职业化。

什么是司法职业化

职业化要求司法官员选任上的专业化；要求司法决策遵循法律和法律解释的规范；司法权的行使方式要中立；要在人与人以及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上把法院与行政机构区分开来；确立司法职业伦理。

也许首先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讨论一下所谓司法职业化的含义。在我看来，司法职业化的含义无非是强调在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专业化，其基本内容已经在近年来的相关讨论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这里不妨作些简要归纳。第一，职业化要求司法官员选任上的专业化要求，也就是要提升法律职业的门槛，让司法权的核心部分操纵在具有专业教育和历练的人士的手中。这种选任标准的前提是认定法律是一门专业化的知识，只有专业化的训练才能让执掌司法权柄者的思维和行为受到特殊的知识的约束和指导，才能够形成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司法决策的平衡和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有着相当的成就的，2000年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司法职业化的第二个内容正是要求司法决策遵循法律和法律解释的规范，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中的恣意成分。在这些年的改革中，这样的要求被概括为“司法判决必须说理”。所谓说理指的是法理，是专业性的道理。虽然在某些时候法理与一般人生道理具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它显然要具有法律的职业特性。用英国伟大的法官柯克（Edward Coke）的说法，法官所运用者不是与生俱来的智慧，而必须是经过后天的人工训练才能运用的理性。如何保持同样的案件同等的对待是司法过程最核心的考量。单纯出于一种爱民之心，忽略规则的前后连贯，没有严谨的法律推理，所谓法治最终也只是一句空话。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司法人员需要遵循特殊的法律解释规范，例如合同条款如何解释，名誉权的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如何平衡，鲁迅肖像是否需要征得其后人同意方能使用，在自动提款机上用自己的银行卡取出超出取款人指令的金钱是否应被界定为盗窃，凡此种种，都需要在司法界形成统一的解释，从而约束法官的裁量权。

司法权的行使方式构成司法职业化的第三个要素。由于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尤其是公民或法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予以解决，因此司法的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利益对立的当事人的认可就成为至为关键的事项。消极乃是中立的前提。在过去十多年的司法改革中，法学界以及法院愈来愈强调司法权要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对于当事人没有提起的事项不得作出裁决，要尽可能地让当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证据，法官不可以过分主动地行使权力，只能坐堂问案，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判决变成一种当事人之间竞争的产物，这样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司法决策者所承受的压力。

第四项内容是司法管理制度的职业化，也就是要在人与人以及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上把法院与行政机构区分开来。司法权的行使中，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每个法官独立地裁判案件，因为正是法官面对着发生争议的当事人，一切证据以及法律论辩都是在法官面前呈现，也就必然要由法官直接作出判断，当然在行使这种独立的权力的同时，法官也需要明确地承担决策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行政强势以及官本位的传统，我们对于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架构究竟如何安排缺乏必要的探索和具体的制度设置，以至于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没有独立的保障，院长以及其他具有行政官职的人士对于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审判委员会可以直接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以至于司法决策的责任也完全弥散化了。试想，如果聂树斌案件就是由石家庄中级法院合议庭的那几位署名法官独立裁判，发生误判法官无从推卸责任，冤杀的概率一定会大大减少。此外，法院内部又叠床架屋地设置了多达十四级的法官等级，使得法官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弱化。这无疑是与职业化要求相反对的。

司法职业化的第五项内容是司法职业伦理的确立。所谓职业伦理，便是一种职业在社会中何以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职业伦理不是宽泛的道德准则，它包含着法官之间、法官与律师和检察官之间、法律人与相关当事人之间以及法律职业与社会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尤其是怎样避免利益冲突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例如，一般人对于司法或诉讼享有评论上的自由，但是法官对于无论是其本人或他人正在审理案件发表言论却应当受到限制。法官必须在庭审内外保持庄严、公正和耐心，时刻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法官对于律师、检察官以及证人都需要表现出专业的尊重、礼貌与公正。法官不得参加任何足以引起民众对其公正性发生怀疑的组织和活动。凡此种种，这类职业伦理是否完备地确立，是否在司法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体现，是判断一国司法职业化程度的重要尺度。进而言之，我们的司法之所以受到许多诟病，根源之一正是职业伦理建设上的匮乏和混乱。

在此次波及中国大陆及港台的毒奶风波中，现已浮出水面的致死致病婴幼儿分别为5人和2000多人，无数成人身体受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毒害尚难以评估。而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简称质检总局），存在严重官商勾结、失察隐瞒、误导和欺诈消费者的行政乱作为，并已涉嫌触犯刑法，是此次毒奶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

　　 2008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