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平:京奥VS人权

北京奥运是历史上最戒备森严的奥运,最劳民伤财的奥运,最政治化的奥运,也是最严重侵犯人权的奥运。

我们早就断言,北京举办奥运会非但不会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反而会导致中国人权的恶化。从中共当局在奥运前夕大张旗鼓侵犯人权的种种举措来看,事态比我们估计的还要严重。
 
最近,中共当局提出新口号”平安奥运”。有人说新口号表明当局要用”平常心”办奥运。其实不然。所谓”平安奥运”,就象口号”稳定压倒一切”,那就是以保证安全的名义,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打击异己,强化镇压机制。
 
想当初,中共当局夸下海口:”要把北京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如今这种大话是不怎么说了。虽然北京奥运还没有开始,但是它已经创下了好几个史上之最:北京奥运是历史上最戒备森严的奥运,最劳民伤财的奥运,最政治化的奥运,也是最严重侵犯人权的奥运。这里单说对人权对侵犯,不仅包括言论权、集会权、 示威权、结社权,也包括居住权、迁徙权、工作权、隐私权,等等;不仅仅是针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信仰者,还针对那千千万万的访民、拆迁户、农民工、 在北京的外地小商贩,甚至包括北京市民在内的许多城市的普通市民。中共打的旗号是防恐,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与其说是防恐,不如说是防民。
 
日前,读到官方媒体上一篇文章,值得向读者介绍。7月26日, 中国的《体育画报》刊出一篇署名关军的文章”火炬、忽悠、砸钱、大家乐”。文章讲到,辽宁省本溪市原定为奥运火炬传递城市。本溪人起初还很高兴,觉得很光荣。殊不知随着火炬传递时间的临近,安保压力越来越大,本溪市的安保之弦也越拉越紧,”仿佛要经过这座城市的不是祥云火炬,而是敌对国的装甲车”。
 
作者告诉我们:火炬传递线路几经斟酌,最终决定绕开所有繁华地带,安排在滨河路从体育馆到殡仪馆一段,这里不仅人少,路边的建筑都少,容易控制。全市所有的网吧、按摩、洗浴、娱乐场所都接到通知,只能经营到晚上11点半之前。这些基本靠夜晚做生意的店家门前,很快出现了大量的变卖、转让的广告。
 
火炬传递起点旁的社区,有近百临街住户,生活大受干扰。首先,是因为政府要借用他们的阳台,贴上中国国旗与奥运五环并列的招贴画。然后,有警察和街道干部三 天两头来做工作,确定房间的固定住户,登记备案,而且被告知火炬传递时既不许家中无人,又不许开窗,不许在窗前观望、走动。在6月底7月初,做了两次演习,每个沿线住户家都会安排一名警察或政府工作人员入户值守,以防意外事件。有位住户,因为拒绝给值守人员开门,被带走审查,关了好几天。
 
普通市民是不允许去现场围观的。所谓围观群众都是上面安排的。他们都来自全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每个人都经过政审,配发专门的证件。在演习那天,他们被要求早晨5点半到位,一直面带喜悦地站到10点。不许带打火机,也不许带饮用水。据本溪财政局官员透露,本溪为火炬传递投入了5000万。这还仅仅是市财政的看得见的投入。
 
到了7月14日,省里决定,取消火炬在本溪的传递。那些被选上当观众的孩子们不免大失所望,校长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怎样给孩子们做解释。不过绝大多数市民,包括警察和观众们,都很高兴火炬绕过了本溪:”终于不用折腾了。”大家松了一口气。

是的,我相信本溪人松了一口气。因为据我所知,不少按计划完成火炬传递的城市,老百姓的怨气更大。
 
读到这些报道,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呀?不就是一支火把吗?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和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也没有这样公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老百姓象贼一样防范,象傻子一样忽悠折腾啊!
 
然而再静下来想一想,你不能不感到恐怖:政府可以做出如此荒谬的决定,动用如此庞大的资源,造成如此广泛的社会动员,对民众实行如此严格的控制,不但霸占公共领域,而且还明目张胆地侵入私人领域;广大民众要么积极配合,要么也只好消极顺从。透过中国政府这些既野蛮霸道又荒唐可笑的举措,我们看到了极权主义的 底色。
 
通常,人们都认定,自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中国就进入后极权时代。这种说法当然是有大量事实依据的。今日中国和毛时代确实大不相同。但问题是,在中国,一党专制依旧,极权主义那部机器还在。尽管这部机器的有些部分已经改掉了或废弃了,但其关键部分还在,只不过由于动力不足,平时没有充分展现其功能,很多人误以为它的功能已经丧失。如今要开奥运了,当局开足马力,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它的狰狞面目。不错,当局这些表现,应属阵发性痉挛,不会持久的。但问题是它还拥有这么做的能力。”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恐怖。
 
时至今日,中共关于改善人权的承诺,已经变成绝大的讽刺;国际社会对通过奥运改善中国人权的期待,也已经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80多 个外国政要出席开幕式,很容易被中共解释成对它的认可或支持。事实上,在这种场合下,外国政要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也很难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表示,因为外交原因,他在中国期间无法具体谈论人权问题。他表示,作为奥委会的负责人,他出言不得不谨慎,以保护运动员。他同时承认,他失去了部分言论自由。
 
中共卯足气力办奥运,是为了借此向全世界展示其大国崛起的形象。那么,中共现在的种种做法,岂不是严重地损害了它的形象吗?是的。按照普适人权理念当然是。 中共知道,按照普适人权理念,它的所作所为是大大过不了关的,但是中共正是想向国际社会表明,我们不照你们的那一套做,我们反而做得更好。面对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中共摆出的架式是,你批你的,我做我的;不是我要将就你那一套,而是要你学会将就我这一套。中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和普适人权理念对着干。中共就是想表明,正因为我们拒绝你们那套人权民主,所以我们才保持了社会的高度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中国奇迹。中共就是想通过成功主办奥运,让世界承认它的辉煌成就,接受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京奥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它更是对普适人权理念的一次叫板,一次挑战。
 
但我也必须指出,中共的严打严控,其实也是不得已,是骑虎难下。自六四后,中国的改革步入歧途,权贵私有化积重难返,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严重,当局已经 无力在既定的框架内化解这些矛盾与冲突。近几个月来频频爆发的群体抗暴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民间的愤愤之声,还仅仅是冰山之一角而已。如今的中共专制政权, 既非常强大又十分虚弱。北京奥运最清楚不过地向世人显示了这一点。

广东诗人吾同树轻生 压力大?太抑郁?

“努力地扇动翅膀/依旧没能绕过/雷电潜伏在云的周围/他爱的人都在下边……”广东诗人吾同树在完成他最后一首诗《消失》后的第二天(8月1日)在其东莞家中自缢,令诗歌界扼腕叹息。还不到29岁的吾同树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在广东诗歌圈里,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具备广阔创作前景的诗人”,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位热情忠厚、仗义的朋友”,他去年在东莞买了一套小户型,有一个体贴的女朋友,但为何还决然赴死?

诗坛新秀,死有预兆?

吾同树本名曾桓开,1979年12月生于广东梅县,2005年7月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他的诗歌曾在《诗刊》《星星》等刊物发表,入选《2003年大学生最佳诗歌》等十余个选本。记者不久前收到了广东诗人俱乐部编辑出版的《白诗歌》第三辑中还收录了他的两首诗歌,诗人任评说,吾同树的诗写得极有水准,非一般诗人所能及,“我想,他会成为海子第二,一点也不为过。”吾同树的朋友刘大程撰文透露,在自杀前一天,他们还在网上聊天,吾同树还劝他不要因为生病花光积蓄的事情伤心,“健康了,再挣回来”。

吾同树不想别人猜测自杀的原因,因为他早就写过一篇文章,说“死亡是不可解释的。尤其是自杀,能找出来的原因都不是最关键的原因。”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海子、张国荣等人的自杀,他甚至在一次纪念柯特·柯本的酒会上大吼:“想死的今晚就去死吧,不要犹豫;想活的要坚强一点,留下来,不要悲伤!”这篇文章似乎为他如今的自杀做了注脚。

失业青年,几多抑郁

诗人罗西是吾同树好友,他昨日告诉记者,吾同树是在8月1日上午9时左右自杀的。罗西说,吾同树显然是下定决心赴死,“他的遗书有六页,写了四次,第一次是6月17日写的,第二天他又做了补充,7月又写了两次,对身后事做了详细的交代。”

吾同树的好友赵原说:“小树的死,与诗歌无关,主要是因为在我看来不太严重的抑郁和生活的压力。”罗西昨日也认为,生活的压力和抑郁可能让吾同树想不开,吾同树是农家子弟,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父亲又早逝,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他当年读大学的钱都是靠贷款。吾同树毕业之后相对比较顺利,今年年初,他和朋友到深圳合作开了一家文化公司,但这家公司并没有给他带来收益,反而让他亏了不少钱,两个多月前,吾同树回到东莞,成为一个失业青年。

窘迫房奴,压力过大?

朋友们猜测,导致吾同树自杀的可能是他的一次生病和供房压力,吾同树去年在买房后曾写过一篇关于房奴的文章,他在文中透露,向各方借钱凑够了首付10万元按揭买了一套房,他和女朋友需要在今后20年每月支付银行2000多元的按揭款。罗西说,吾同树买的房子并不大,而在失业之后,女友的工资仅够支付按揭,加上生了一次病,生活愈发显得窘迫,“他走的时候,身上只有200多元现金,卡上剩下的存款也不到3000元。”

据了解,在得知噩耗之后,很多诗人来到东莞,川籍打工诗人郑小琼也到他家帮忙处理后事,诗人们紧急凑集了1万多元让朋友走得体面一点。据赵原透露,今日上午将在东莞殡仪馆设灵堂吊唁吾同树,下午将火化遗体,由其母将骨灰带回梅州。

吾同树最后一首诗:

消失

一只鸟,在层云上飞

那疲倦的身躯、迷茫的眼神

只能被云朵的灰色遮蔽

或许云有多么脆弱,然而

他无法穿透,他的力气已将用完

内心的虚弱,更能感觉天空的缥缈

努力地扇动翅膀,依旧没能绕过

雷电潜伏在云的周围

他爱的人都在下边

大地上熙熙攘攘地过往

他们无法飞起,沉溺其中———

幸福和苦痛,在尘嚣中难分彼此

雨下了,寒凉的雨丝

没有零落的羽毛

再无孤独的影子

之后,天空像新鲜的蓝床单

而大地,继续像垃圾场

物质坚持物质的腐烂

梦在无形地蒸发,一切在缓慢地

消失,于相近或遥远的未来。

保卫画像是朝鲜公民灾时第一准则

实在是无话可说。

看到媒体摘发朝鲜《劳动新闻》的一则消息,题目是《朝鲜刊发灾难时公民行为规则》。看后让我目瞪口呆。就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没有如此一说。恕我将先烈的诗做了篡改,说明《劳动新闻》文中的要义:

生命诚可贵,

画像价更高。

若为逃生故,

先护墙上人。

请各位细细看下面这则消息吧:

“在发生大地震时,朝鲜公民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7月21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向公民提出了在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什么事情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据塔斯社21日报道,《劳动新闻》刊发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朝鲜公民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行为规则。文章作者指出,朝鲜公民应该记住,在发生例如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时,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护朝鲜领导人的肖像、画像以及领袖半身塑像等艺术作品。

  

这篇文章强调,在发生诸如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所有机关、企业以及居民家庭,应该迅速采取措施,保护三位伟人的肖像,他们分别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金日成(左图)、现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中图)以及金贞淑(金正日之母,右图)。文章还指出,必须保证领袖肖像和半身塑像的完好无缺。

此外,文章还要求,朝鲜公民在面对严重自然灾害时,还应该保护印有领袖话语和党的指示的标语牌。

据报道,21日的《劳动新闻》同时还阐述了发生大地震时,居民的安全问题。朝鲜半岛处于地震活动相对稳定区域,塔斯社在报道中指出,一般而言,这里发生大地震的几率较小,而微弱的地震活动每年不到40次。不过,仍然不能排除在将来某个时间发生一定强度地震的可能性。

朝鲜领袖的画像,在制作时都严格遵照国家标准,并被悬挂在每个朝鲜家庭之中。朝鲜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画像也具有深厚感情。在灾害中舍身保护领袖画像的行为,不时出现。

在2006年朝鲜遭遇洪水灾害时,朝鲜中央通讯社曾报道,朝鲜东部的一名林业研究所官员在房子被泥石流袭击时,因奋力抢救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肖像而英勇牺牲。还有一名矿工手拿着金正日的肖像画爬上屋顶,并将画像交给前来抢救的矿工们,自己却与房子一道被洪水冲走。

朝鲜中央通讯社评论称:“像这样激动人心的事迹在洪水肆虐的灾区随处可见。朝鲜人民深明大义,为了领袖,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朝鲜中央通讯社称,可能有不少人在洪灾中因抢救领袖肖像而牺牲。“

看完这则消息,让我想起了发生在2003年一个朝鲜女孩儿俞香林在火灾中,为保护金氏父子画像而牺牲的故事。那是2003年的1月24日,一个朝鲜战士发现一民房发生火灾。他们急忙奔向发生火灾的民房救火,火被熄灭后。当战士们冲进房里时,他们在房里看到一个小女孩用毛毯把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肖像裹起来包在怀里倒在地上。当战士们抱起小女孩时,她已经断了气。后来知道,俞香林的父母早晨都上班,她一个人在家时在房内突然起了火,她毫不犹豫地冲进火里救出领袖的肖像后自己却倒在房里。

不知道在九泉下的“太阳”金日成和在人间的“太阳”金正日知道一个9岁的孩子为保护他们的照片而死做何感想。据朝鲜媒体报道,朝鲜政府高度评价香林的事迹,授予她“金日成少年荣誉奖”,她生前的母校改名为“俞香林小学”,在校园竖起了她的铜像。

 

                     俞香林照片                      俞香林在火灾中包裹领袖画像的毛毯

                                                                      俞香林小学及铜像

不知您看过后做何感想,也许是说:你们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对领袖的情感或是简直是替别人担忧,再或就是人家的信仰。云云。

但是一张画像抵过人的生命吗??

附录:朝鲜第一大报:《劳动新闻》

平壤街头,劳动新闻很醒目

《劳动新闻》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朝鲜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在朝鲜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劳动新闻》的前身叫《正路》。金日成主席于1945年10月10日创建朝鲜劳动党后不久,于同年11月1日创刊了《正路》,并于1946年9月1日亲自把《正路》改名为《劳动新闻》。

劳动新闻社位于朝鲜首都平壤市中心金日成广场附近,和朝鲜外务省、贸易省、中央贸易银行以及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等重要机关相邻。在平壤,由于中央国家机关一般不挂牌,因此劳动新闻社主办公楼楼顶上的「劳动新闻」四个大字就格外引人注目。在报社主办公楼面对街道的正面一侧,悬挂着金日成主席的巨幅画像。据悉,这幅画像是根据金正日总书记亲自选定的一张金日成主席生前的照片为样片制作的,画像上的金日成主席精神矍铄、满面笑容,用自信坚定的眼神注视着前方。劳动新闻社告诉记者:「这幅画像表现了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军队和人民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

劳动新闻社设有总编辑一人,分管不同业务部门的副总编辑若干人,此外,还有一位主管党务工作的专职党委书记。《劳动新闻》总编辑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会议议员,是名副其实的正部长级。劳动新闻社包括十几个业务部门:编辑局(相当于我国报社的总编室)、主体思想理论宣传部、党史教育部、党的生活部、革命教育部、工业部、农业部、社会文化部、科学教育部、南朝鲜部、国际部、特派记者部、图片新闻部等。

劳动新闻社编辑委员会作为报社各项日常工作的议事决策机构,由总编辑、副总编辑和主要业务部的部长们组成,编委会集中研究决定包括新闻出版业务问题在内的报社各项工作。现在,劳动新闻社在朝鲜全国各道(相当于我国的省)都派有常驻地方的特派记者,同时,劳动新闻社还在北京和莫斯科建有记者站,派遣常驻记者。目前,劳动新闻社共有记者编辑200余人,行政及后勤保障部门员工100余人。劳动新闻社在朝鲜全国各地有数千名「工农通讯员」,他们不定期给劳动新闻社提供来自各部门各单位的消息。劳动新闻社每月还能收到读者来信及投稿数千件,同时不定期召集各阶层读者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党报工作的意见。

《劳动新闻》日发行量达150万份,并向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发送l万余份。《劳动新闻》每天出6个版,其中1版为政治要闻版(也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报道),2版为党史及党的生活相关报道,5版为涉及朝韩关系及统一问题的报道,6版为国际版。

走进劳动新闻社

走进劳动新闻社的办公楼,楼道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每个办公室里,都悬挂着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标准像。劳动新闻社编辑部门已经实现了办公自动化,所有稿件的编辑处理都通过计算机进行。在编辑局的版面编辑处理室里,整齐地摆放着计算机等先进没备。这些设备上都贴着一个红色标签,上面写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赠送的礼物」等字样。

劳动新闻社大院由几栋相连的办公楼组成,走进主办公楼的正厅,迎面就是一幅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巨幅合影。在报社大院的中心位置醒目地伫立着一幅大型壁画和一块巨型花岗岩石碑。在大型壁画上,金正日总书记正向劳动新闻社的记者编辑们挥手致意。而巨型花岗岩石碑上则镌刻着金正日在1995年11月19日为劳动新闻社的亲笔题词:「在党的革命事业中,《劳动新闻》要始终作为优秀的教育者、大胆的宣传者和忠实的发言人,拥护和保卫党中央。」

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关于70年代金正日总书记开始正式指导朝鲜劳动党宣传工作后,亲自修改的社论草稿。

壁画和石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金正日对劳动新闻社工作的重视和关心。金正日曾于1978年4月14日和1993年8月19日两次亲临劳动新闻社视察。壁画中金正日向劳动新闻社记者编辑们挥手致意的瞬间正是取材于1993年8月19日的真实场景。当时,得知金正日正在报社视察工作的消息后,劳动新闻社记者编辑们自发集中到报社大院向金正日欢呼,金正日在主办公楼楼道口向他们频频挥手致意。

1995年11月18日,在《劳动新闻》庆祝创刊50周年之际,金正日在锦绣山纪念宫广场和劳动新闻社全体记者编辑及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第二天,在收到劳动新闻社全体员工给他写的信后,金正日就回复了上述亲笔题词。劳动新闻社一位领导对记者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在亲笔题词中不仅明确了劳动新闻社肩负的光荣职责,指明了《劳动新闻》的工作重点和前进方向,也表达了将军本人对劳动新闻社寄予的信任、关怀和殷切希望。」

「关于金正日将军革命活动的报道是《劳动新闻》工作的重中之重」

朝鲜《劳动新闻》1月31日头版

《劳动新闻》在朝鲜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有关于金正日总书记的报道都会刊登在《劳动新闻》的头版头条位置,每逢金正日外出视察或有重要国务活动,《劳动新闻》都会安排头版整个版面进行报道并刊发相关图片。在胡锦涛总书记应金正日总书记邀请访问平壤时,《劳动新闻》在头版中心位置刊登了两位总书记亲切握手的巨幅合影。而金正日2006年1月中旬对中国进行成功访问后,《劳动新闻》先是用头版一个整版刊发了金正日访华的新闻公报,后又连续几天在头版、2版和3版用半版篇幅刊登了金正日中国之行的百余张图片。劳动新闻社一位负责人强调:「关于金正日将军革命活动的报道是《劳动新闻》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党报新闻报道事业的灵魂和核心。」

由于《劳动新闻》发表的重要社论和评论在各方面都体现着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意图和要求,因此,它毫无疑问地成为朝鲜国内各单位政治学习的必然内容和重点。每逢《劳动新闻》有重要社论发表,第二天一早,都可以看到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集中学习《劳动新闻》社论的场景。在金日成主席逝世后,每年元旦都由《劳动新闻》和《朝鲜人民军》、《青年前卫》以党报、军报、青年报元旦联合社论的形式对上一年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价,并对新一年的工作进行部署和动员,因此,学习元旦联合社论也就成为朝鲜国内各单位新年的第一件大事。此外,《劳动新闻》在5版和6版就朝韩关系和朝鲜对外关系发表的很多重要评论也被世界舆论广泛关注。在朝鲜半岛核问题、朝美及朝日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劳动新闻》发表的国际评论被国外很多媒体转发和刊载,评论中所阐述的观点和要求一直被国际舆论视为朝鲜劳动党的声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金正日重奖优秀记者

金正日总书记十分重视劳动新闻社的工作,他不仅多次亲自修改审定《劳动新闻》的重要社论和文章,而且对劳动新闻社记者编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给予了很多关心。金正日多次就《劳动新闻》重要社论和文章的标题、内容甚至文章的结构和文字表述等具体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和要求。此外,劳动新闻社有几位记者由于政论性文章写得好,深受金正日的赞赏和喜爱,这几位记者分别得到了国家级表彰和荣誉称号,金正日还向他们赠送了豪华住宅和高级轿车。而劳动新闻社的一些记者编辑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金正日授予刻有金日成主席名字的在瑞士订制的欧米茄金表。

在和劳动新闻社各级领导以及记者编辑们交往的10年时间里,记者深深感受到他们对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崇拜。在劳动新闻社,从总编辑到普通记者编辑,都多次对记者强调过:「劳动新闻社的每一个记者编辑都是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的学生和战士,我们要用自己的笔、文章和版面来忠实拥护和捍卫将军的领导。金正日将军1995年11月19日的亲笔题词将是我们劳动新闻社全体记者编辑及工作人员的永远的座右铭。」

李公明:激进主义谱系中的“新苗”

  张绍城创作的《广阔天地新苗壮》(宣传画,1973年秋创作)是对激进主义政治思想谱系最成功、最典型的视觉审美表现。

  张绍城创作的《广阔天地新苗壮》(宣传画,1973年秋创作)是对激进主义政治思想谱系最成功、最典型的视觉审美表现。

20世纪70年代的广东美术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很多创作于此期的作品都曾经风行全国,由于单张印刷品的巨量传播,它们的作者都在此期成为全国知名画家。在狂热而严酷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中,广东美术现象的这种繁荣凸显出政治激情与主流艺术的内在关联,这是“文革”美术研究中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当我们今天重新解读《广阔天地新苗壮》这幅“文革”时期影响极大的宣传画的时候,首先要重新回到那个时期的语言文化背景之中。“新”是指“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苗”指青少年,“新苗”当然还包含有政治上的判断,那时候同样流行的“根正苗红”说法则更强调了“新苗”意识中的血统论。新与旧,新苗与朽木,革命激进主义的进化论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着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而“广阔天地”则来自毛译东的语录,与“大有作为”相配套,成了农村的代名词;它以一种壮阔的审美情调把现实中的“异乡”、“穷山恶水”、“荒山野岭”等真实认知祛除得一干二净。最后,“壮”就是“茁壮”的意思。那时候,在“成长”一词的前面普遍习惯加上“茁壮”作为修饰,假如用今天的趣话来讲就是:成长没有不茁壮的。“广阔天地新苗壮”,这七个字囊括了中国青年成长的激进主义政治谱系,高度浓缩了对人性进行最彻底改造的乌托邦思想。

张绍城创作的《广阔天地新苗壮》(宣传画,1973年秋创作)是对这一思想谱系的最成功、最典型的视觉审美表现。这件作品创作于1973年秋季,是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宣传而创作。作品完成后被放大到9×6米,耸立在广州大新路与起义路交界的地方。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彩色版将《广阔天地新苗壮》印了出来,一下子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品选择了海南橡胶林为背景,人物应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时,广州知青到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被视为最光荣的革命道路。画面上三个知青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女青年肩挑着盛满橡胶液的铁桶,男青年手握割胶刀,最边上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肩荷砍刀。当时的兵团里确实有十四五岁的少年知青。一看而知,他们是兵团里的割胶工,从事的是很艰苦的劳动。由于橡胶液在日温升高的时候会凝固,因此,割胶工必须在天亮前完成割胶的工作。他们披星戴月上工,头上有一盏电池灯或气灯,在胶林割胶的时候要健步如飞。在这幅画面上,他们正迎着初升的太阳从橡胶林返回住地。作者以灿烂的阳光感和三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侧面形像,讴歌了青春的美好和向上的力量,政治化说教的矫情和压抑感被大大弱化。尤其是对于人物形象的描绘,充满了美好的抒情力量。前面的女知青是最突出描绘的形象,强烈而温暖的侧光勾勒出她青春美好的脸庞和健康挺拔的身姿,军帽下的小辫和绿军装里的一点橙色内衣巧妙地传达出即使是在革命年代也无法掩饰的青春女性的妩媚。在人物的身上和身边的树苗上,与阳光感同样抒情的是对风的描绘,那是和煦而又清爽的风,是传递着青春激情的风。

应该承认,这件作品是在革命激情与青春审美相结合方面做得很出色的抒情宣传画,南方的橡胶林和阳光感更把广东宣传画的风格特色充分展现了出来。在“文革”美术的“红、光、亮”氛围中,广东美术最先表现出对阳光与色彩的另类追求,因而在全国树立了独特的广东风格。

今天回忆起来,这幅《广阔天地新苗壮》是我们下乡知青都很喜爱的美术作品,当年我床头的泥砖墙上就贴着这张画。在那个禁欲主义流行的年代,有知青视画中那位焕发着青春朝气与女性魅力的女青年为自己的梦中情人。客观来说,在激进主义的思想谱系与艺术语汇中,青春、力量甚至爱情都是重要的元素,而且它的健康、勇敢和激情都远非那种萎靡的、纤弱的和无病呻吟的审美观所能相比的。

但是,现实与艺术的吊诡之处却在于,艺术上的乌托邦的真诚性无法掩盖现实的无边痛苦。自1970年开始,广州知青的偷渡潮大规模出现了。1971年,林彪的出逃事件以及传达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于广州的知青产生了很大震动。一部广州知青的偷渡史血泪斑斑,令人悲悯。艺术家当然不会被允许、也不敢想像去描绘知青的苦难史,艺术与现实的背反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无法不接受的现实。

刘  柠:福田改组内阁能否换来改革的加速?

8月1日,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终于说服在内阁改组问题上态度不甚积极的执政联盟公明党代表太田昭宏,决定对内阁和自民党党内人事进行大改组。8月2日,改组后的新内阁经天皇“认证”,正式宣告成立,并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除了原内阁官房长官町村信孝、外相高村正彦等4名阁僚仍留任原职外,多达13名阁僚和党内包括“三驾马车”在内的重要职位均被调整。前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在福田“三顾茅庐”般的恳请下,再度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前任干事长伊吹文明则转任内阁财务相。尤其是前者,明显是为应对一年后即将到来的总选举的“选举人事”:即使在支持率下泻的态势无法挽回,福田自身不得不退阵的情况下,党总裁的宝座“禅让”于麻生,兴许能规避“后福田”时代执政党江山易手的最糟糕局面。正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之为“解散准备内阁”。

去年9月成立的福田政权,基本沿袭了前政权安倍内阁的人事架构(17名成员中13名原封不动)。由于其在内政改革问题上,始终缺乏明确的政策主张,被国民奚落为“居拔内阁”(意为带家具出租的公寓式内阁)。7月上旬G8峰会后,内阁支持率持续低迷,不仅缺乏推行大规模深度改革政策的政权凝聚力,且围绕下届临时国会的召集日程等问题,执政联盟内部自民党与公明党之间也传出了某种不和谐音。种种迹象表明,政权已进入“危险水域”。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福田上台以来,几乎所有施政都是迫于无奈,被动应对改革呼声的结果,即所谓“被动改革”一样,此番内阁改组其实也不外是“被动改革”之一环,且不无姗姗来迟之嫌。纵然如此,改组毕竟使所谓“福田色”有所增强,当是意识到并立足于本届众院解散后即将打响的总选举选战,有自信问信于民的改组。

因本届众院将于明年秋天到期,如不出现提前解散众院的非常事态的话,总选举也将在明年秋天举行。而福田在这个节骨眼上改组内阁,无异于对外界做出以全新阵容迎战下届大选的意志表达,这与高举写满执政方针、理念的选举公约来应对选战庶几无二。按福田自己对改组方针的说法,改组后的新内阁将成为从经济结构上应对全球性原油、粮食价格高企等景气不安因素和长寿少子型社会的“安心实现型”阵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起用“财政重建派”重镇与谢野馨出任经济财政担当相、稳健务实的二阶俊博出任经济产业相及以原自民党干事长伊吹文明出任财务相等人事安排,确乎有强化财政经济领域基础配置的色彩。

此前,福田郑重对国民承诺的2011年国家及地方基础财政收支由红转黑的政府目标,在美次贷危机长期化、世界油价和粮荒等因素的影响下,不无渐行渐远的危险。而面向下届众院大选,不仅执政党内出现回归小泉构造改革路线的呼声,基于不景气的压力,国民和在野党要求出动国家财政的声浪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首相,打出何种政纲来维系政权运营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福田政权在内政问题上,政策策定的清晰度远不如外交领域,给国民以模棱两可的模糊感,这也是其支持率一路走低的近因。当然,这与其上台并非是总选举的产物,而是党内各派平衡的结果也不无关系。加上众参两院“较劲”,导致“国政分离”的结构性问题,使福田政权固有的“过渡”色彩,更趋明显。而通过此番内阁改组,向国民明示“想做什么”的目标,不仅是政治对政权的底线要求,更是福田政权能否延命的关键所在。

温克坚:为李连杰鼓掌!

刚刚听了李连杰和马云的一场对话,应该说相当精彩,我也多次为李连杰鼓掌。一些感慨,根据记忆,随便写出几句来和大家分享。

这其实是一个中小型企业峰会,探讨如何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马云略带夸张的说法是冬天来了)企业界的应对策略。李连杰出现在这个场合,一开始是觉得有些纳闷,不过马云介绍说,李连杰也处在创业阶段,这个企业目的不同,但是同样需要创业者的一种激情,这个企业就是壹基金,李连杰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慈善事业。

李连杰对慈善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提到了政府,企业和公民的三种社会责任,他认为,人类社会,第一个是政府责任,第二个是企业的责任,第三个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现在探讨的多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公民的责任。壹基金的出发点就是倡导公民责任。

李连杰做壹基金看来不是忽然之间心血来潮。他说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期间请了美国的一家公司,做市场调查,就中国的捐款能力、收入、教育程度的市场分析,又请了专业机构做宣传推广,德勤帮他们做跟国际接轨的财会。

他提到了2004年南亚海啸如何促使他思考,以及之后如何改变人生轨迹,说的非常真诚和感人。李连杰说海啸来的时候,水没过了脖子,如果在这一刻,老天真的让他走了也就走了,后来生命既然是拣回来的,那就要再次做点事情。 为此花了很多时间了解宇宙结构、世界结构、政治结构,而为了创立一个心目中的慈善事业。

当被问道,做慈善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的时候,李连杰说,在中国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结构,目前慈善事业比我们经济改革客气的说晚了二十年,不客气的说是三十年,没有一个法律结构保护运作,即使大家认为是好事,它的血液循环流不通。

不过,李连杰并没有详细谈到障碍具体指什么,他说,因为越说,障碍就越多。

在那一刻,我为李连杰热烈鼓掌,我也发现了成龙和李连杰之间的差距,成龙可以成为一个仗义的大哥,可以捐献1000万,但是他永远无法理解问题背后的问题——社会结构。而李连杰理解了,他用他的行动在努力改变这些。

李连杰 说: “我真的梦想,有灾难的地方就有中国的志愿者去那里,就有中国人带资金到那里,用中国百姓美好的愿望一块钱、一块钱积累,钱可能起步不多,但是十万代表十万颗心、心的价值是无量的,我希望中国人美好的愿望通过壹基金平台把中国人美好的祝福和承担人类大家庭的作用带到全世界去。”

李连杰,为你再次鼓掌!

李大立:愚蠢的騙子,拙劣的謊言

聪明的骗子在骗人之前总是要先关起门来,制造一个自以为滴水不漏的谎言,然后再拿出来骗人;愚蠢的骗子居然连这一准备工作都不做,信口开河就出来骗人了,由於事前未能自圆其说,事后肯定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质疑,连自己都下不了台,徒成笑柄。

中共统治下的地方政府在最近连续发生的民怨大爆发事件中的表现,就属於后者,网民讥笑说:共产党现在连骗人都不会骗了。比如说: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说法,杨佳在上海马路上被截查是正当的例行公务,当值警员态度很好,将杨带往派出所是为了「进一步调查」。这里就有疑问了:如果警方截查时态度良好,怎么会发生争执?为什么还要「进一步调查」?那不是浪费警力吗?为什么杨佳要在派出所逗留六个小时?难道是他自愿的吗?(别忘了他租车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单是将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不消三言两语,最多一两分钟就够了,为何花去六个小时?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说法:杨佳在派出所被扣留期间,没有受到任何不正当不礼貌的对待,更没有受到任何殴打。那么又有疑问了:杨佳在派出所长达六小时里到底干了些甚么?是在派出所睡觉吗?如果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杨佳又受到非常有礼貌的对待,为何上海警方两次派人到北京找杨佳「解释协调」(甚至赔偿)?那不是巧立名目公费旅游吗?再说,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说法:上海警方不但在上海对杨佳爱护备至,视为贵客,还特意派人两度前往北京探访问候,待为上宾,杨佳不但不感激零涕,反而恩将仇报去上海杀六伤四,唯一的解释就是杨佳神经错乱了,而在民主国家犯人若有医生証明其犯罪时神智不清,则可免遭刑事检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说法无异给杨佳提供了精神病患的官方証明。

杨佳袭警案发生后,令中共政权震惊的是:中国大陆唯一能够多少观察民意的网络舆论群情激昂,数万条跟贴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杨佳叫好抱不平。作为回应,上海警方迅速逮捕苏州青年郏啸寅。指他故意在网络上编撰「杨佳被闸北区公安殴打至生殖器受损,无法生育,故杀人报复」的谎言。并安排官方记者採访和举行「新闻发佈会」,企图将网络民意压下去,让郏公开承认这个谣言是他编造出来的,目的祇是想「出出风头」。这又有疑问了:据中共政府自己的统计,中国大陆网民高达2.3亿,居世界第二位。互联网上的网站多不胜数,每个网站上议论纷纭,每条议论的跟贴又成千上万,上海警方怎么能如此迅速查出郏啸寅是「始作俑者」?根据什么事实作出的判断?为何没有公开的审讯?没有经过任何审讯,怎么得出结论?郏又为何与警方配合如此默契?有什么証据可以証实真有郏啸寅其人,而不是一个道具?上海警方能够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大海捞针将第一个发佈谣言的人迅速抓获,是否从反面说明了2.3亿网民的一言一行都在严密的监督之下?这样又怎样解释官方宣称的「中国网络完全自由」?

又比如说贵州瓮安县发生了万人火烧政府大褛和公安局事件,照贵州省政府公安厅事发几小时后的官方说法:「据初步调查,此群体事件是黑社会背后操纵……」,那又奇怪了:事件发生时,面对汹涌澎湃的群情,几百个公安龟缩一角,但求自保,事件过后仅几小时就查清楚了黑社会「背后操纵」?既然「黑社会」可以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调动成千上万的民众,那么当地政府在规管黑社会方面是否严重失职?而且仅仅「初步调查」就可以得出结论?既然已经得出结论,还要「深入调查」干什么?更可笑的是,在所谓「新闻发佈会」上,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兴正照本宣科,当读到其中「王某……」时,居然突然停顿下来长达一分多钟,将讲稿翻来翻去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脱离讲稿用「这个那个,后来……」收场。连一场骗人的「新闻发佈会」都不事先排练好就公开演出,不但愚蠢到家了,脸皮也厚到家了,全世界只有中共政府好意思这样做,不介意一再出丑!无独有偶,瓮安事件发生后也通过官方传媒推出两个「污点証人」,用两个幼稚的「自首」中学生充当道具,与上述上海警方推出的郏啸寅如出一辙。之不过贵州的导演比上海更差:两个中学生在镜头面前毫无表情,简直像背台词,官记问:「是谁叫你们参加游行和破坏公物的?(请注意不提「打砸抢」了)学生答:「是某某同学叫我们去的。」官记问:「如果不去怎么办?」学生答:「那就打。」……这齣戏演得实在太蹩脚了!编剧可能完全忘记了剧情所在的时间地点,更不论人物性格行为是否合乎常理?从下半夜李树芬意外身亡到第二天上午中学生游行抗议只有短短几个钟头,而且中学生们从发起到走出校门,仅仅是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有必要要胁这两个小同学非参加不可吗?来得及做这些要胁的剧情吗?看来贵州公安厅的编剧和导演只有大山沟水准,两个演员连镜头都不敢直视,如此急匆匆地拿到全国甚至全世界放映,只有得个「笑」字!令人想起「黔轳技穷」的故事。

又再比如昆明汽车爆炸案,事发后公安照例自我吹嘘「迅速掌握重要线索」,另一面却又悬赏十万元人民币,奖励「提供重要和导致破案线索」的线民,不久旋即增加到三十万元。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已经掌握重要线索」,为何还要花巨款徵求群众提供「重要和导致破案线索」,那不是滥用公款吗?再者,事发后不久,昆明公安就高调宣布「汽车爆炸案与奥运无关」。请问:疑犯还未抓到,更未经过任何审讯,你怎么知道「与奥运无关」?如果将来疑犯抓到了,在法庭上公开承认就是为了破坏奥运,你又如何解释?

笔者印象最深的,更可笑更露骨的是西藏政府安排境外传媒两次参观採访大昭寺喇嘛的经过,犹如看了一齣真假戏剧:三月二十七日西藏骚乱后首批获官方批准和组织十七家境外媒体採访团三十多名记者,到大昭寺参观访问时,三十多名喇嘛突然涌出向境外记者哭诉:「那些来朝拜的全都是假的」、「他们是干部,都是干部……都是骗人的……」,并高喊「我们要讲出真相,我们要自由!」「我 们要达赖喇嘛回西藏。」「求求你们,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诉全世界!」一个喇嘛用汉语说:「我希望其他国家支持藏族人民。」喇嘛们充满期待和担心地对外国记者说:「你们会把我们的声音传出去吗?」随团採访的美联社记者表示,一些喇嘛高喊口号后,就流泪啜泣。喇嘛们你一言我一句地哭诉了十多分钟,愣在一旁的当地官员才回过神来,向境外媒体大喊:「走了!走了!要往下一站。」一名喇嘛在媒体要走时,说了一句:「你们走后,他们就会逮捕我们。」最后,境外媒体被「劝离」现场。这一幕,连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凤凰台都有转播,相信每一个看到这条新闻的人都印象深刻。

可是,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六月三日西藏政府再次安排境外记者採访大昭寺的时候,就把当时有份向境外记者哭诉的一个名叫洛傑的青年喇嘛推了出来向记者「认错」,说是 听到「谣言」才於当日「说了不该说的话」。他自称已改变态度,感到后悔。他在被访问期间,神情漠然,不时低头不语。记者追问洛杰如何判别那些是谣言时,他表示透过印度语广播得知,但在何时可离开寺庙等问题,他都未能回答,当被问及是否自愿出来讲话,洛杰说﹕「不是这回事。」至此,幕后策划的编剧和导演发觉剧情的演变已经超出了预先设定的剧本范围,再演下去肯定要露出马脚了,於是急急煞车,小喇嘛洛杰终受惊而语塞,哽咽欲哭,仓卒离开。很显然西藏政府精心安排了一场假戏,企图用来弥补和修正两个多月前的真戏,可惜却欲盖弥彰。不知其他看了这两幕真假演出的观众有何感想?笔者只觉得连一个「笑」字都找不着了,只剩下一声长叹「唉!」我为中华民族感到悲哀。中共政权堕落到如此地步,而我们善良的人民还在容忍他!一个可以容忍数千万同胞饿死,可以容忍当政者公然撒谎的民族,有什么希望?有什么前途?

中共政权之所以公然向全世界撒谎而不知羞耻,源自於他们邪恶的本质。斯大林、毛泽东和刘少奇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话没错!这种「特殊材料」硬是够硬了,可惜缺乏脑细胞,因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让人感到不合情理,应该说「共产党员都是最愚蠢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太一厢情愿了,以为只许我说,不许你说,谎言重複千万次,就会变成事实,十几亿人的脑袋就会被洗得乾乾净净;全世界人民都会被骗得一楞一楞的。於是乎,明明饿死了几千万人,还要说「形势大好」,明明是「三面红旗」闯下的人祸,却推说「三年自然灾害」;明明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一旦意见不合反了脸,不但将其打入地狱,还说几十年以前就早已洞察其奸……,三岁小孩都会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既然如此,你为何还挑选他作接班人?八十几岁伟大领袖的智商还不如三岁顽童,毫不奇怪,因为他们都丧失了人性。

众所周知,事实胜於雄辩,谎言尽管有千种万种,但事实只有一个。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民主法治国家无论怎样扑朔迷离的案件,通过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互相质问、出示証据、加上科学鑑証、随机选拔陪审团、利益回避、不服上诉、申请司法覆核等等法治程序,最后总能水落石出,真象大白,得到公平公正的裁决。可是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祖国,却偏不信邪,无论什么案件,只有「官字两个口」,民众根本就没有发言权,未审先知,甚至不审也知。既然如此,还要那些律师、法庭等等装样子干什么?不如乾脆回复毛泽东的「和尚撑伞,无法无天」好了,假戏都不用演了,岂不省事?何必自找麻烦?说谎的目的,无非想骗人,目的是要令人相信,如果你的谎言拙劣到了一眼可以看穿,以致无人相信的地步,还拿这样的谎言说事有什么用?索性连骗都不要骗了,武力强压算了!可是,时代不同了,毛泽东以暴力杀人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形势比人强,共产党六十年来祸国殃民,积累下来的民怨已接近饱和点,瓮安杨佳等等就是这种民怨大规模爆发的先兆,强压下去,总有一天大爆发,到处陈胜吴广,遍地瓮安杨佳;若是欺骗下去,人民受骗上当多了,有了教训,不会再受骗了。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此起彼伏,来势凶猛,迫使中共政权慌不择路,於是就演出了以上的种种可笑的假戏。共产党现在已经到了左右为难,左支右绌的困境,可以相信,离被人民赶下台的日子不远了。

邓小平帝国三十年(续3)

(续上期)

“专政派”对周扬步步进攻

选择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开刀,发动全党全国全军“清除精神污染”,这是专政派“反自由化”大战略的一场关键战役。表面上看,“清污运动”是一场灾难,全国鸡飞狗跳、国际形象

受损、改革开放中断。但对邓小平和专政派来说,不但除掉了一个“自由化祖师爷”周扬,而且给胡耀邦贴上“涣散软弱,反自由化不力”的政治标籤,让这个总书记从此无力推行他的“全面改革”大

战略。

专政派“反自由化”大战略对抗胡耀邦“全面改革”大战略的进程大致如下: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胡耀邦提出“全面改革”。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周扬在报告中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心思想是“以改革克服社会主义异化”。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胡乔木到周扬家中发难,但言辞闪烁.周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问他:“我讲了异化,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你认为怎样?”胡乔木避不回答。

原来他只是听了邓力群说辞打上门来,自己毫无准备。等回去查了一通马克思语录,才给中宣部郁文打电话说:“异化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把它不加区别

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邓力群组织北京大学教授黄楠森等四人在中央党校会议批评周扬.黄楠森说:“异化就是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用说社会主议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充满矛盾

”,但又说周扬“滥用异化概念”,自相矛盾。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关於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专政派发动“经济倒胡”。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九日,叶剑英、邓小平阻止“经济倒胡”,封存胡乔木、邓力群彙整的“倒胡”材料。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邓力群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中宣部关於〈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发表周扬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送交中央书记处。邓力群的报告建议撤销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职

务、并建议中顾委找周扬谈话,要周扬做自我批评.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邓力群报告。胡耀邦说,报告涉及具体事实应与本人核对,书记处不做结论。习仲?明确反对邓力群要周扬认错.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胡乔木主持中宣部开会,核对邓力群报告中的“事实”。周扬当面批评胡乔木撒谎:“你这个人讲话,从来都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是另一个说法,我不知道究竟信你

哪个?”周扬还说:“你的做法不正派,我是反对你个人,怎么你就是中央?”周扬在中宣部会后写信给胡耀邦,说明邓力群报告如何歪曲事实。

四月二十日,邓力群把修改后的报告再度送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不予理会。

但专政派并不罢手。一九八三年三月“经济倒胡”失败,使专政派得到三点教训:第一,“倒胡”必须取得邓小平、陈云两边支持,只靠陈云一边搞不倒胡;第二,为取得邓、陈两边支持,光抓经

济问题也搞不倒胡,必须把重心转向政治问题,通过打周扬强化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战略;第三,为防止地方反弹,还必须找几个“自由化”的地方领导人开刀,杀鸡儆猴。

一九八三年四月以后,邓力群编制“七种研究材料”(包括《马恩列论异化》、《社会主义国家持不同政见者论异化的文章》、《中国已发表的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等),仍从周扬的“人

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下手,把“政治打周”作为“政治倒胡”的第一步,争取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这一步成功了。

邓力群的“七种材料”不但送邓小平、陈云,还送给王震、李先念、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王鹤寿等一批专政派老人,让他们在邓小平周围制造“反自由化”空气。

一九八三年八月,邓小平已经胸有成竹。他既看了邓力群的“七种材料”,听了专政派老人的“舆论”;又收到周扬来信,周扬在信中谈到毛泽东对“异化”的看法,还附上十八条“马克思论异化

”的语录。这时他找胡乔木来听取“?报当前思想领域情况”,然后对胡乔木说:

“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我准备在二中全会讲一讲,以“灵魂工程师的责任”为题”。

胡乔木建议题目要“更放大”,讲“思想战线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邓小平又找邓力群谈二中全会讲话稿,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邓小平对“异化”问题开金口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邓小平的讲话稿由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后送给邓小平,当天邓小平找邓力群讲了一篇话:

“早已收到周扬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讲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

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

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这些观点,说它“打?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

话。”邓小平这篇话,使专政派如获至宝。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里写道:

“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我、使乔木都有了一个提高。听了这次谈话,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我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

的长篇发言。胡乔木看了这谈话,他的《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是周扬送了十八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

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这的确是邓小平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仅仅半年以前,专政派“经济倒胡”期间,胡乔木讲“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邓小平对胡乔木表示生气,指责他“这样讲过头了”。这回邓小平

自己讲出“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虽然语气直接指周扬,心中也包括胡耀邦,当然还有毛泽东.因为周扬点出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的分歧,打中邓小平的要害:在思想文化领域邓小平比毛泽

东更“左”。

邓比毛更斯大林主义

邓小平与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们的分歧在经济领域,政治思想领域他们都是专政派,都比毛泽东更斯大林主义.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批斯大林旳“左”(教条主义),邓小平、胡乔木都消极观望。等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反右,批赫鲁晓夫的右(“修正主义”),邓小平、胡乔

木紧紧跟上,而且表现得比毛更“左”。

这回周扬给邓小平的信,点出毛泽东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邓小平联想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出“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意思是周扬的异化论“导致”毛的文革。而邓小

平口中的“文革”,与我们大家认识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完全不同,指的是“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且总是连带“西方民主”、

“议会制”、“三权分立”等放在一起批。实际上是藉口否定“文革”来否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人类普世价值。而对“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邓小平不但不“否定”,还要“坚持”

“清污”为名,除周倒胡为实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原来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央关於整党的决定》,准备自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以适应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邓小平讲话(十月十二日)把会议重心转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扬.邓小平说:“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热衷於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

义和所谓“异化”,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可见理论界思想混乱到

什么程度!”这一段是针对周扬的。还有一段说:“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採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这是针对胡耀邦的。据邓力群在《自述。十二个春

秋》中所述,针对胡耀邦的这一段,是王鹤寿看了邓力群替邓小平起草这篇讲话后建议加进去的。可见胡耀邦的这位在延安时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一九八三年就准备对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会后,邓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吴冷西通过他们控制的中宣部和电视广播系统,敦促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专家、公众人物,每天轮流三、四个省,在全国联播节目表态,声讨

“精神污染”和“人道主义、异化”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从而把“清污运动”从思想、政治领域迅速扩大到全国城乡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农村、部队,在社会上造成种种紧张、

混乱现象,严重冲击全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以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邓小平师承毛泽东耍两面手法

邓力群部署“清污”造成全国混乱,遭到习仲?、万里、方毅等人反对。万里提出“农村不能搞清污”,方毅提出“科技部门不搞清污”。胡耀邦也听到地方上的反弹,在出访日本前夕(一九八三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给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要各地注意停止推行邓力群、吴冷西部署的“不叫运动的运动”(邓力群语)那种做法。后来邓力群攻击胡耀邦“抵制清污,二十八天就刹车

”,就是指十月二十五日邓力群、吴冷西部署“清污运动”到胡耀邦“叫停”为止的二十八天。

邓小平则态度暧昧。他自己在二中全会点的火,邓力群把火烧大了,他又怕影响自己的国际信誉,怕影响全国经济;一度对胡耀邦表示“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他那篇二中全会讲话不要收进《

邓小平文选》,还想撤掉邓力群的中宣部长.接见外宾时,邓小平说“天塌下来胡耀邦、赵紫阳顶?!”另一面,邓小平又叫胡乔木逼周扬“做自我批评”。邓小平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

报纸上,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

邓小平用两面手法对付胡耀邦,同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对付邓小平如出一辙.毛泽东既要靠“四人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要靠邓小平“整顿”经济,所以忽而支持邓小平批“四

人帮”的“左”,忽而支持“四人帮”批邓小平的“右”。邓小平师承毛泽东,忽而支持胡乔木、邓力群那种“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倒胡打周清污;闹到天要塌下来时,又要胡耀邦、赵紫阳去“顶?”

专政派看透了这一点,只要政治上不断去挑拨胡耀邦同邓小平的“分歧”,不怕打不倒胡耀邦。邓小平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在政治上支持专政派打击改革派,可以无所顾忌;因为党国元老绝大多

数都站在“反自由化”即反改革一边。而在经济上支持改革派,邓小平却顾虑重重,忽进忽退;因为以陈云为首的一大帮党国元老并不站在改革开放一边。

(未完待续)

二○○八年七月十五日於美国

刘晓波:瓮安民变所凸显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近些年来,由于中共严控媒体和封锁信息,如果只看中共操控下的媒体,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毫无问题,甚至就是”太平盛世”。与也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日益关注,也让”大国崛起”的喧嚣很有市场,官权煽动和纵容的民族主义浪潮,也为胡温政权蒙上深得民心的假象。但在通报危机的官方内参里,在互联网中,在境外媒体上,屡屡爆出大规模官民冲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现在的中国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2008北京奥运年,胡温政权更是竭力营造”和谐中国”的形象,但天灾人祸却接踵而来,3月的西藏危机引发罕见的中西冲突,让中国的奥运形象严重受损;5月的汶川大地震引起世界性同情,胡温政权的救灾也得到西方媒体的普遍赞扬,使中国形象得到大幅度修补。中共政权也抓住救灾的机会,全力向世界展示”多难兴邦”的形象。然而,接连发生的官民冲突的大事件,从贵州瓮安骚乱到陕西府谷警民冲突,从上海袭警大案到张家界爆炸案再到杭州小贩持刀闯入城管办公地捅伤3名执法者,致使”和谐奥运年”沦为空洞的口号。

2008年6月28日,距北京奥运开幕仅四十天,贵州省瓮安县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官民冲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生李树芬溺水死亡,为什么会演变成万人的示威抗议,甚至演变为焚毁县公安局和政府办公大楼?事件发生后,关于李淑芬的死因,先后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民间版本和官方版本,绝大多数网民相信最先出现的民间版本而不相信随后公布的官方版本。

流传于网上的民间版本说:李树芬死于先奸后杀,当地公安局在处理这起极为恶劣的刑事案时,未经尸检和审查,便判定李树芬为坠河自杀,并释放了嫌犯。死者家属不接受公安的说法,其亲叔叔前去理论,警察非但给不出合理合法的解释,反而将他打成重伤,后又唆使黑社会再次毒打他,致使送到医院抢救。瓮安县公安局竟如此黑暗,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公愤,先是李树芬所在中学的学生前往当地衙门讨公道,继而是数万民众聚集当地衙门前,愤怒的民众烧毁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大楼和十几辆警察,冲突从下午持续到午夜。在当局出动大量武警的干预下才暂时平息。当局还切断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讯联系,派人在路上阻止记者到县城采访。

官方版本的解释既荒诞又老套,在谈到李淑芬的死因时,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居然作出类似黑色幽默的解释:”李树芬在与刘某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陈某提出要先离开,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在谈到民众围攻县衙门的原因时,贵州官方仍然是”以民为敌”的思路:”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然而,网络民间根本不相信官方的荒谬而老套的解释,而相信当地民众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提供的解释:在当地官权的黑箱操控下,先奸后杀的刑事案件,被当地公安办成”先包庇嫌犯再殴打死者亲属”。如果没有官权撑腰,嫌犯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逃脱法网。这场官民冲突之所以愈演愈烈,由死者家人的讨说法发展为数万人参与的大型群体事件,显然是源于当地官权的极端黑暗和欺民太甚。

更严峻的是,”瓮安事件”不是”利益相关者事件”,而是”无利益相关者事件”。愤而围攻当地衙门的数万民众,他们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与受害者也无利益瓜葛和亲属关系,甚至素不相识。他们之所以大规模介入其中,完全是出于”义愤”。而这”义愤”,不是来自官权的长期作恶和民怨的长期积累,还会有其他的合理解释吗?

近几年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比如”万州事件”: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民工余继奎因不慎弄脏路人曾庆蓉的衣服,就被曾的丈夫胡权宗用扁担打断腿。在施暴过程中,胡权宗自称自己是公务员,无论出了什么事,花钱都可以摆平,甚至扬言花20万就能买条穷人的命。同时,前来处理这起纠纷的110警察居然对胡权宗宽容有加,不但与施暴者握手寒暄,而且轻易地放走了施暴者。正是这种”官员霸道”和”官官相护”引发了众怒,数万人到万州区衙门门前抗议,当局紧急出动上千防暴警察进行镇压,民众则用砖头石块还击,焚烧多辆警车、政府大楼及消防车,致使万州区衙门停止办公一天。

其他还有2005年6月26日安徽”池州事件”,只因民众不满警方处理一起交通肇事而引发围攻派出所和打砸烧的万人骚乱。2006年8月18日浙江”瑞安事件”,民众不满警方对29岁女教师戴海静坠楼身亡的死因鉴定,导致数千市民游行抗议,并砸毁汽车等设备。2006年9月7日浙江”台州事件”:九岁女童溺水死亡,民众怀疑警方隐瞒真相、包庇杀人嫌犯,引发数千民众聚集到当地政府大院,冲击办公楼,炸毁汽车数辆和电脑数台,烧毁部分资料账册。2007年1月四川绵阳”大竹事件”:一名酒店女员工莫名死亡,死者家属不满警方的调查和酒店方的处理,导致近万名民众围攻酒店进行打砸烧。

“瓮安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当普遍的社会不满导致频繁的官民冲突,只能说明政权合法性的严重不足,说明政府治理能力及效力的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起因看似偶然的小事却演变为具有爆炸效应的大事,其深层原因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对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谈到”瓮安事件”的成因时也不得不承认:”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正是官权的长期霸道和欺骗造成了压抑已久的民怨,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抗议的突然爆发,足以见出民众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瓮安事件”发生在新媒体时代,官方能够控制传统媒体,但无法完全控制网络,每有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总是最先现身于网络或手机。此次”瓮安事件”发生后,尽管官方也在第一时间加强了网络严控,封锁一切有关”瓮安事件”的信息,要求删除所有与此相关的帖子。但官权的封锁无法完全奏效,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瓮安事件”的文字信息和大量图片迅速传播,瞬间布满国内外各大网站,引起网民的强烈义愤,发帖人数不断膨胀,有人痛告,有人大骂,有人要求当局尽快公布真相。不要说”猫眼看人”、”关天茶舍”等民间BBS,即便在官方喉舌网站的论坛里也很火爆。比如,在官方新华网讨论区,截至官方封锁命令生效前的29日晚21点左右,”瓮安事件”的点击率超过二十万次,留言二千多条。绝大部分帖子都是抨击地方当局的处理手法,怀疑新华社简讯的真实性。官方迫于网络信息的压力,也不得不由新华社发布了简短的消息。

在网络时代封锁突发事件,实在是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力不从心的”苦活”,即便网管下达死命令和发动所有网络警察,相关信息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清除;即便各网站投入最大的删帖力量,也会有各种形式的漏网之鱼。甚至不乏胆大的网友调侃网管。比如,”奥运年,一个接一个敏感事件,累得爬不起的版主也会一个接一个!””网管与网民的角力,越是敏感的事件就越有看头,网民人多势众,网管疲于奔命,不神经崩溃,也要身心受挫。””非常时期,每个公共事件都变得敏感,网管当局格外紧张,政府都要向网络管制投入远远超过平时的资源。现在,一个瓮安事件,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银两。”甚至,在大型BBS”天涯社区”上,一个网名为”西瘸”的天涯网友在6月30日发出题为:”打倒中央政治局!–表达我对贵州事件的不满!”的帖子。

最耐人寻味的是,凡是群体性官民冲突事件的网络效应,必然呈现出网络民意的一边倒和群情激愤,向官权发出抗议和要求真相,而官方老套解释的劝诱力几乎为零。因为,大多数关心时政的网民从自身的亲历中,从官方媒体对多起公共事件的报道中,都知道独裁权力的说谎和造假。如果说,大规模官民冲突所凸显的是深刻的官民对立,那么,网络民间在官民冲突上的立场所凸显的就是官权公信力的极端匮乏。”瓮安事件”的”全民做俯卧撑”效应,不仅源于官方发布会的形同儿戏,更源于李淑芬的遭遇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系列同类事件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连续发生过”黄静案”、”高莺莺案”、”杨代莉案”,其共同的特征是:花季少女被奸杀-家人欲讨还公道-网络民意激荡-新闻封锁导致不实传言激化事态-官权掩盖包庇和推卸责任-最后不了了之。

当官方版本的”瓮安事件”变成网络民意的”全民俯卧撑”,当大量的MSN挂上”俯卧撑很强大,打不打酱油,你都要被自杀”的流行语,凸显的是比事件本身更严重的官方信誉危机,比如,前不久的”全民打假虎”的网络风暴致使官权信誉的频临破产。现在,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危机,已经由对地方衙门的怀疑上升为对中央政权的怀疑,由对某一官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对体制的质疑。由此带来官民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一直呈现出民间扩张和官权收缩的景观,”瓮安事件”是这种消长景观的又一证明。

就中共官权而言,虽然中国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讲究阶级斗争的毛时代似乎早已远去,但在政权的独裁本质不变的制度环境下,今日中国的官僚们仍然是毛的子孙,永远”以民为敌”,把民众当作”刁民”和”愚民”。官员们也许不会背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毛语录,但独裁制度的敌人意识已经渗入他们的骨髓,对民众的不同政见和权益诉求,对官民冲突事件,官员的思维仍然是敌我先于真假、是非、善恶,也只能用以民为敌的老套来给这些事件定性。所以,面对如此频繁而暴戾的官民冲突,中共政权仍然固守陈规而不思反省,官方在向公众解释这些事件时,仍然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老套,如果是群体事件,永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如果是个体事件,永远是”刁民”、”暴徒”或”不法分子”。

今天的官员们,既有现实中的特权地位,也有”先锋队”的特权意识,他们蔑视民智,只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驭民术。所以,每有民族主义狂潮掀起,官方就得意地对外宣称”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每有官民冲突事件发生,官方必然把绝大多数参与者称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仿佛数亿国人都是弱智或白痴,不会看、不会听、不会想,也就自然不明真相和轻信谣传,不辨是非和永远错判,只有等待父母官来揭开真相、辨别是非、扬善惩恶。这种独裁制度特有的”喂养论”,既是衙门霸道对民意的侮辱,也是权力狂妄对民智的贬低。

就民间而言,今日中国的民间不再是愚昧而训顺的群氓,而是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维权活动高涨的民间。他们已经意识到,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正当权益严重受损的民众,不可能得不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唯一具有救济意义的上访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产出的怪胎,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他们对霸道上瘾的官权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对欺骗成性的官权保持高度的警觉,致使官权的统治效力日趋下降,恐怖政治的威慑力也大不如前。所以,以维权运动为标志的民间政治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不是当权者想不想要民间动员或民间动员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这样的民间动员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大爆发,由分散的此起彼伏汇集成八九式全民动员。

因为,血腥屠杀后十九年的事实是,权贵们的作恶多端和平民百姓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的准备,民间所积蓄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当民间的公正饥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或缓解之时,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一直处于被刚性压制的状态之时,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个偶然事件而在中心城市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被强制压抑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对于越积越深的民怨和越来越严重的官民对立之现状,只靠自上而下的恩赐性”亲民”,既无法遏制官权的普遍腐败和劣质化,更无法缓解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和信誉危机。中共政权必须明白:只有启动政治改革,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一方面,为民间政治参与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民间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从制度上保障基本民权和遏制官权滥用,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这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2008年7月16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8年8月号)

简昭惠:没有欲望的城市

一个月前,一位“姐妹淘”邀我去看“Sex and the City”那是在墨尔本。

朋友说145分钟的电影4个女主角共换穿了300多套服装,上千件单品。光女主角凯莉Carrie就换了80套服装,包括配饰、鞋子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珠宝。

这位女朋友的气质和样子让我想到电影里的那位幸福得“令自己都感到恐惧的”夏绿蒂Charlotte.

 

那时,我正忙着要回台北,我心想,小姐,我比你幸运多了,我将可以看到有中文字幕的“欲望城市”。所以,拜託,饶我吧!

事实上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之前的影集,只是常听人说它 Very new york styles.“欲望城市”剧中女主角Carrie凯莉是专门撰写关於“性”与“爱”的纽约报纸周专栏作家,故事架构环绕在她撰写报纸专栏时所冒出的想法。

电影描写她和她三个好朋友莎曼珊Samantha、夏绿蒂Charlotte、米兰达Miranda之间的女性友谊,和纽约时尚人士错综複杂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很时尚,喜欢名牌、追求梦幻、相信爱情………上班上得很累、和你的男人正处於感情倦怠期,那么建议你不妨抽空前往观赏.这片子应该不会令你失望。

我要先生陪我去看这部片子,我知道其实这是很“为难”他的。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这部片子是专门“取悦”女人的。(据说作家张系国看到一半就想尿遁),我可怜的先生虽然不太情愿,恐因惧内之故勉强陪同“强颜欢笑”。

如果说男人去看这部片子有什么意义,那么或许说藉此能了解女人的内心到底在渴望些什么“虚荣”吧?

女性观众最关心的莫过於女主角凯莉在电影中穿了哪些品牌的衣服、鞋子、拿了什么包包,在以前的影集中,据说嗜鞋如命的凯莉拥有超过200双的鞋子,凯莉在剧中所穿戴的衣物都会成为当季引导流行的指标,她穿过的款式更是在播出的隔天就造成缺货。它真是“VOGUE”杂志上名牌时尚用品的置入性行销.从VOGUE总编亲自到巴黎为片中女主角挑选所有的礼服,片中VOGUE摄影师大喇喇地帮凯莉拍照,从头到尾不断地提到并秀出VOGUE杂志……。

看这部片子时我有很多感触.我有很多“肤浅虚荣”的姐妹淘,她们相信有一天她们会像凯莉一样找到她们的Mr.Big,成为“都市灰姑娘”尤其是单身的熟女们。

片子的最后,不愿在“豪华深闺”中忍受欲壑难填的莎曼珊Samantha与其他三位女朋友共同庆祝她回复单身的50岁生日。(踌躇满志……前程万里的样子哦)

“相信这些”的姐妹淘们大半都活得热热闹闹有滋有味。

我也有许多“有思想有深度”的女知识份子朋友。她们和男人一样觉得这片子非常幼稚。骗人的。绝不浪费钱和时间去看。

当她们痛苦或失眠或有压力时她们会花钱去看心理医生或吃抗忧郁症的处方……

看完电影我就在想,电影为什么如此卖座?

女人为什么“愿意”相信这样一个多数男人看来想骂“脑残”的故事?

是不是因为现实生活里的“爱情”“名牌”“美貌”一般女人都“拥有不起”,所以一百多块的新台币给我们两个小时拥有美梦的体验,Why not?

在平凡和现实里跌跌撞撞的姐妹们,总要有些什么让我们“相信”或“追求”的,是吧?

否则我们的人生不是太苦太乏味,平凡得太令人不堪忍受了?

只不过是看场电影罢了,我干嘛这么严肃放不开呢?

先生刷卡买票时,售票员还说他用的卡享有优惠,所以看这部片子还是“买一送一”的呢!(爆米花和汽水也是哦,只是先生嫌我肥只准我喝矿泉水)。片子那么长,四个赏心悦目的女人花枝招展令人目不暇接之外,也令自己意识到自己该上健身房了(小腹己隆得快比胸部丰满),偷懒多久了?自己也像那位忘了“除毛”的米兰达Miranda一样穿上比基尼就要露出“不礼貌”来……

这部片子它还像一面镜子一般,就时尚的标准而言它使我知道自己的女人味己经退化到什么程度?自己的“黄脸婆指数”己窜升到那个指标去了!

还好,坐在旁边的先生,看到一半就睡着了,还鼾声大作。

回到墨尔本,一切又归复平静.寒冷的冬季,裹着大围巾穿着长大衣,走在大街上,除了眼晴和鼻孔啥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