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美国桂冠诗人的荣誉授予了出生于1928年的老诗人唐纳德·霍尔。至2007年，霍尔已经出版了诗集和散文集各十几本。霍尔曾在密歇根大学教书，后来辞职，跟第二任妻子长年居住在新安普郡的农庄，一住几十年。原因很简单，农庄是祖父买的，他的童年在这里度过。从十二岁的时候，在这里开始写诗。

最新出版的这本散文集《鹰池》有点类似于E.B.怀特的风景散文，其坚决隐居的态度又跟梭罗类似，不过深度和力量都不及前两者。但是，梭罗毕竟只隐居了两年，而霍尔的隐居则有几十年，虽然那不是真正的隐居，只是一个远离都市生活的作家在乡下的生活，周围有邻居有文明有社交。以美国之地大物博，找到个清静地方自给自足并不停发表作品，实在不算出奇，但无论来自何种文化和国家，过于单一的生活总会影响人的视野，而远离都市，是否一种逃避呢？当然，居于清静之地并不意味着远离烦恼和痛苦，因为人至少无法逃离亲人和自己的肉体。

霍尔的妻子也写诗，可惜一直无名。直到1995年，她的作品终于慢慢获得了一点承认，这时却被发现得了白血病。在此之前几年，快七十岁的霍尔被诊断出了直肠癌，只有三分之一的存活希望，而终于击败了几次病魔的进攻活下来。然而幸运总不可能常在，珍妮十二个星期后就死了。这个时期内两人心如刀割的牵挂和挣扎，记录在1998年出版的诗集《没有》中。“没有”一词，让人想起诗人毕肖普的名作《丧失的艺术》，但这本集子实在太过直白，没有想像力。

霍尔这本集子中的诗是散文体，没什么韵律，只有安静、下降的尾音，内容则直抒胸臆。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住院和生活的报告。悼亡虽然是私人情感，但如果对他人有所担当，印出来给人看也是可资怀念之事。然而读者终究是冷血的，你的亲人再可恋，你的悼亡诗文还是被当作文章来读来批评。一本平淡的纪念诗集仍然是让人同情的，只是它实在没有必要成为出版物。当然，诗中还是有一些动人的瞬间，“我的内心，就像一个四岁的孩子，相信自己如果很乖，不受责备，她就不会离去。(《陶瓷夫妻》)”，“他给她一个粉红的戒指，宝石被九颗小钻石环绕。她立刻为之取名，‘请不要死。’(《给露西的歌》)”。珍妮因为化疗，头发脱去，脸庞浮肿，脾气变坏，抑郁，想死。一首首诗琐碎地记录了一切。

散文集《鹰池》仍然有部分文章以夫妻在农场的生活为主题，不过哀愁淡得多了，而且写景忆旧都过于写实、板滞。霍尔在前言里写道，我住在祖上的农场里，快乐地感觉着我跟历史的温暖联系。仅此而已，全书实在没有更多要说的了——其实，居于乡下，在美国人中并不少见，写来极易流于平庸，除非有不凡的经历和想法。霍尔一本又一本地写类似的景物，不但有很多重复，而且令他的想法和眼界不够宽广，虽然随着一本本诗集散文集的出版，技术和语言磨炼得越来越好。比如就细部而言，诗人对普通事物的观察，到底有些不凡之处，尤其是年复一年的专心生活，令作者真是心如静水，能以巨大的耐心追随四季变化，笔下充满刻意选择的色彩。喜爱大自然的读者，也许会被其中跟土壤的亲近感所打动。但作者“桂冠诗人”的身份，难免让人期望过高而有几分失望，尤其是，他实在无法让你有惊艳之感，你必须用巨大的耐心接近他的大量作品，才能在其中发掘出闪光点。

赞美霍尔的作品的同行、评论家也还是不少的，主要集中在他的宁静的风格上。而他的批评者之一斯诺格拉斯(W.D.Snodgrass)在《多变的艺术家唐纳德·霍尔的不变之处》一文中，说到霍尔对他本人有很深的知遇之恩，霍尔的大力推荐令他摆脱无名和贫穷，然而，多年来他实在无法喜欢霍尔的诗，至少是他早年的诗。斯诺格拉斯委婉地批评霍尔的诗作平庸、无趣、僵硬，拼命写作和编辑各种东西以维持生活，等等。当然，霍尔的诗歌和散文，在中年之后是越来越好了，但我读来的感想还是跟斯诺格拉斯相似——平庸。除了以田园生活作为持续的卖点，他几乎一无所有。

 

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实在是一段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今天你说维新，明天他搞守制；今天你说共和，明天他搞帝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搞革命……真是热热闹闹一台大戏，生旦净丑五色俱全，你方唱罢我登场，论者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在不为过也。在这么一种历史背景下，能够雁过留声固然已经很难，要想名垂青史当然就更难上千万倍。而且，当局者糊涂，旁观者愚昧，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们固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真的能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无论哪个团体，绝对不是自己说了就算。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这本小书，给我们开放出了多种多样的话题，尤其是在立宪与革命之间互相影响方面，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扯不断，理还乱。如此关系，作者该如何理个清楚？张朋园在论述立宪与革命之间这种多重关系时，采用了这么几个大手笔，使得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有章可循了不少。

首先，张朋园在结构安排上五五开，上半部分专门讲“立宪派与立宪运动”，下半部分专门讲“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这种分类方法几乎完全是按照时间坐标点来做的划分，简单实用但又不至于牵强。其次，在讲立宪派与立宪运动这部分时，框架逻辑也很清楚，先讲立宪派的产生，再将立宪派的舞台以及在舆论、政坛诸多方面的种种表现，最后讲辛亥前夕立宪派的表现。这个论述过程，既有按时间次第铺陈的纵向论述，也有按行为并行不悖的横向描绘，纵横结合，5W要素一览无余。再次，在讲述“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时，张朋园先生用了更为简单的罗列方法：即按照不同的地域，逐个细致地考察了辛亥革命之后立宪派在地方政权建设中的种种行为，既使得史学研究具体可信，又避免了空泛无当的议论。在我这种史学的门外汉看来，张朋园的这“三板斧”简单但却十分实用，达到了快刀斩乱麻的效果。

平心而论，立宪派恐怕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层次最高的一个群体，而其在新世纪初期发起的立宪运动，真是占尽天时地利，较之以往的戊戌变法，较之以后的辛亥革命，其有利的历史条件跃然纸上。

通过甲午海战、庚子拳变以及八国乱华之后，晚清当局尽管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却保留了戊戌变法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这种情况无疑促进了立宪派的诞生，反过来也给立宪派政纲的实现请了一把“尚方宝剑”。除此而外，就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而论，基本上已经不是像林则徐、魏源等虽然“开眼看世界”但却土得掉渣的士大夫了，当然也不是辛亥前后的“海龟”，立宪派基本上介乎两者之间，既有世界的眼光，也有中国的情怀，既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亦能接受“立宪”这种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并积极使其成为最先进的生产力。这种知识结构和思维意识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比较理想的精神状态了。

因此，立宪派能够在近代中国显赫一时，能够促使清末统治者主动地推出预备仿行立宪，能够在地方广泛建立咨议局这种具有民主政治雏形的政体，能够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立宪进程。这种上通天下通地的政治能量，恐怕较之太平天国、义和团等优秀好几倍呢。倘若天假以时日，恐怕立宪派主导的中国政局，真会是海晏河清、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而不是战乱频仍、割据横行、独裁无道。

但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如此一来，固然立宪派占尽先机，煊赫一时，风光无限，但事实上最终在历史上的表现，似乎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即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沦为配角甚至所谓反动派了。

可能导致立宪派退出历史舞台的因素，我想有这么几个。比如说，革命者原是“恐怖分子”，立宪派则是谦谦君子。君不见早期革命者几乎全都是人体炸弹，而且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清朝的官员都不是好东西，凡是清朝的朋友都是革命的敌人，即便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样的积极行动也不忘肆意破坏。这么一比，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面对种种“恐怖”手段，可怜的立宪派种种梦想毕竟只是一枕黄粱了。

再比如说，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党人挟武装以令诸侯，个个都能制造炸弹并发动革命的“恐怖”袭击，管他王侯将相谦谦君子，炸弹面前人人平等。我想起辛亥之后黎元洪被用枪逼迫着做大总统的一幕，这不正是这种关系的真实写照吗？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立宪派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播下龙种往往收获跳蚤，历史的吊诡总是让人有啼笑皆非之感。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这恐怕是此书留下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延伸阅读

《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严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4.00元。

 

班维尔的布拉格

我们知晓约翰·班维尔的名字，是借了早两年他以小说《海》拿到布克奖的东风。我们对这位大作家的其他作品浑然不知，包括1976年荣获布莱克纪念奖的《哥白尼》。在那本书中，班维尔着力描写了哥白尼和开普勒这两位天文学史上同时代齐名的大家；可惜我们只能在翻开《布拉格》细读时，才能知道这位作家对15－17世纪欧洲天文学“地震”历史的熟稔。

班维尔在“作家与城市”系列中选择写布拉格，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点知识积累带来的底气：布拉格，在他眼里，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见证了天文学史上的一次伟大握手－－1600年，开普勒在这里见到了当时的天文学界巨擘、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第谷·布拉厄，从而得以利用后者积累的大量宝贵资料。除此之外，班维尔对捷克历史的简单了解是通过下载网上资料取得的，他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好像生怕读者轻率地佩服他的博闻广记－－这简直是任何人开读此书后的第一印象。

作家与作家间的共鸣永远是让人折服的：班维尔不出意外地提到了《审判》。巨人卡夫卡把他的忧郁得能杀人的眼神永久地注入了这座城市的气质之中，约瑟夫·K的结局，卡夫卡说得明白：“反抗是毫无用处的。他即使反抗，给他的同行者制造些困难，靠搏斗来夺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称不上是英雄。”带着K的记忆，班维尔见到了在那座城市迎接他的朋友们，谈话始终笼罩着忧郁的氛围，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布拉格还处在“七七宪章”运动后的恐怖时期，盘踞在宝座上的胡萨克更加凶悍了。一切都让人想起卡夫卡，想起布拉格一波三折、一唱三叹的历史：14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辖下的“北罗马”，15世纪迎来了扬·胡斯战争，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二世把他的抑郁症写入布拉格城志，1620年，缘起于新教革命的宗教战争爆发，布拉格血流成河，连开普勒安静的书桌都被掀翻了，直到瑞典军队千里迢迢杀到城里。20世纪以后的事就不用多说了，在欧洲这个大覆巢下，捷克、波兰这些东欧国家一直处于遭罪最深的“完卵”之列。

可是巴黎呢？班维尔莫非没读过波德莱尔，不知道巴黎也是“忧郁”的么？然而忧郁和忧郁是如此不同，在班维尔眼里，巴黎是盛行表面文章的地方，巴黎人从没有过密探横行道路以目的日子。他不无讽刺地回忆道：“60年代……在巴黎的花神或双叟咖啡馆，我也只看到了大量美国游客，从未发现萨特和波伏瓦在咖啡馆里埋头工作的影儿。当年那个囊中羞涩的爱尔兰小伙子在首次巴黎之行中，居然敢在它貌似温柔的昂贵之地冒险来去，想想真是不可思议。”而布拉格呢？著名的斯拉维亚咖啡馆里还弥漫着里尔克和卡夫卡留下的气息，塞弗尔特是这里的常客，哈维尔总统亲自过问咖啡馆的经营。“斯拉维亚的主顾们都不太像文学人士，不是衣着不够光鲜也不可爱的年轻人，就是衣衫褴褛的中年人。我觉得，惟有在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当中，还可以辨认出一缕残存不灭的智慧之光。”言下之意，布拉格不尚名气，不搞帮派；捷克的黑暗时代没有产出若干发传单、搞讲座、写社论、时不时常应邀去西方做个报告的思想领袖，只有千百万普通捷克百姓在交谈、阅读、思考、等待。他们的文化偶像是塞弗尔特，一个未老先衰，下肢残疾，连出趟家门都多有不便的抒情诗人。

把景观消化为人文内涵

这是班维尔的布拉格，她那带有强烈宿命感的历史注出了“自由”二字的浓度。而巴黎的自由是闲逛者的自由，她的忧郁留给美国人埃德蒙·怀特去体味才合适：这个同性恋者在巴黎待了20年，吃透了那由波德莱尔首倡，经瓦尔特·本雅明阐释后，成了欲识巴黎者必取不可的“闲逛”精神。“波德莱尔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位表演艺术家……他的理想是成为有钱有闲的男子，甚至是玩腻了的纨绔子弟”，这个大活宝不知道什么叫政治的高压，跟梅毒和自找的贫困肉搏了一辈子。在波德莱尔死后，巴黎，这个曾经鄙视过他的“欧洲之都”带着他文字里的喧嚣、唯美走进了现代，到20世纪用文化思想的驳杂纷呈勾搭世界的目光，以至现在，正如怀特所提到的，走进萨特之后无大家、福柯之后无大哲的窘境。

对作家而言，一座城市之“有味道”，根本上源于与其本人的气质之契合，在这之间，他所熟谙的文化或历史名人则充作了桥梁，也把作家与普通的观光者拉开了距离。19世纪的佛罗伦萨也和巴黎一样自由，因为市民不文明、市容肮脏而享有“臭都”之名，但她的强项不在开放，而在自恋，故而吸引了戴维·李维特这样艺术敏感度超强的作家，他打捞出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的故事，给这座城市的精致作注脚。彼得·凯瑞的悉尼似乎是找不出什么数得出来的作家了，所以，他的记忆中满是森林野火的烟味，是把屋顶掀进大海的西风，是既壮美又阴森难测的峡谷，吸引欧洲流放犯的后代去保存自己的野性。然而，代表悉尼文化的粗犷、狂野也并非完全健康。白人拓荒者们曾有两年颗粒无收；悉尼湾只适合土著人生存，这令后来的种族压迫更加残酷暴虐。凯瑞从解剖城市特性入手，进而忧虑于民族性中的暗斑：澳洲的习俗里没有感恩节，“这绝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些作家都在各自的城市里找到了居住下去的理由：气质相投，故土难离，或者像巴西人鲁伊·卡斯特罗那样，觉得里约热内卢诱惑太多，魅力太巨，或者像爱尔兰人班维尔那样，作为一个外国人，体会到与布拉格深沉的共命感。不熟悉其历史也不要紧，布拉格有扬·聂鲁达，有卡夫卡，有塞弗尔特，有瓦茨拉夫·哈维尔－－一流的文化人一定会在这些人的作品中找到进入城市的方法，而且用最短的时间触摸到城市的“幽暗”。

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60年代提出了“景观社会”概念，那意思说图像复制技术的发达导致世界被景观化，视觉产品无比丰富然而其人文内涵却受到忽略。其实“景观化”何尝不是早已成了人的习惯行为？假如哪位想拿“作家与世界”系列去作为旅游途中的索骥之图，这一点都不奇怪－－尽管他一定会失望－－因为所谓的海外旅游在我们这里，实在就是凭一本导游手册寻找景点那么简单的事情。有谁会去思考班维尔提出的问题：“历史是巨大的画面还是微小的笔触，是壮丽的风景还是落满尘灰的历史记载”？只有进入这样的问题，旅游者才能完全超越观光客的层次，进入文化世界主义者的范畴。班维尔们的幸福是享受历史的幸福，是带着深湛的记忆和文化敏感踏访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时，把景观一一消化为人文内涵的幸福。在柯达门市店冲洗出来的两大卷采风照，都抵不过作家们用双眼摄入脑海的一件艺术品，一杯咖啡、一个路人、或一盏暮色四合时分亮起的路灯。

编注：“作家与城市”丛书一共5册，还包括美国作家戴维·李维特的《佛罗伦萨：精致之城的往昔时光》和埃德蒙·怀特的《巴黎：一个闲逛者的回忆》。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十七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

在西方考古学入华以前，中国早已形成古典的考古学，即所谓金石学。但金石学虽知器物的重要，而不知器物与地层关系的重要；虽知器物铭文的重要，而不知器物形制的重要。同时，在文物国有观念尚未确定的条件下，获取文物的方式也只能通过私人的盗掘与售买，而非有组织的科学考掘。20世纪20年代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发掘殷墟，乃成立考古组，并向所外聘请高明负责，傅斯年最后提名的候选人有二：马衡，为传统金石学的精英；李济，有近代考古学的知识和经验。结果院长蔡元培舍马而择李，遂一举确立中国田野考古的新方向，而李氏亦由此成就其“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荣名。

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以“狼狈为善”的说辞四处网罗人才，其中李氏尤能独当一面。论后来的成绩及影响，中研院的重心实在史语所，而史语所的重心又在考古组，则傅、李二氏，果能“狼狈为善”者也。

然而考古并非李氏的本业。1918年他以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以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人类学博士，可谓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家。返国后，受丁文江、梁启超的鼓励，通过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的方式，主持挖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并出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为中国进行近代式田野考古的第一人。正由于此经历，才使他的学术重心由体质人类学转向考古学，并机缘凑合，成为领导殷墟发掘的总舵主。

李氏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将西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引入到殷墟发掘及相关遗物研究领域，从此奠定中国现代考古的布局。其弟子张光直总结为四项：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建立科学考古学、殷墟发掘与古史研究、器物学研究。其中器物研究一项，如《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如对青铜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形制及纹饰的系列研究，如《殷商陶器初论》、《殷墟有刃石器图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等论文，尤为他个人成就最专精的部分；其他散篇如《小屯与仰韶》首先确定仰韶文化年代在殷商以前，《跪坐蹲居与箕踞》以古文字材料、外域民族学材料印证殷墟遗物图像，皆属突破性的创获；而《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两书，则系对中国早期历史及殷墟考古的简明总结，为影响广泛的普及之作。

早在1927年的《西阴村》报告中，李氏已对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持保留态度，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但其怀疑纯粹基于客观的学术理由，而非主观的民族情绪。事实上，在总体观察方面，李氏固然宣言“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但却一再承认中国早期文明深受西方因素的影响，指出“从殷代乃至更早一些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跟外部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接触了。在青铜器中，有带插口的斧和带插口的矛头；在陶器中，有喇叭形的罐和圜底的罐；在石器中，有丁字形的斧和凿子；——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文化移植造成的结果，是说明中国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就同远西地区有交往的重要佐证”。可见他实有广阔的文化胸襟，绝未陷于大陆考古界长期以来那种“爱国的自大”。

出于现代学术立场，李氏强调一切文物应归公有，“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故他与董作宾、梁思永等史语所同仁相约，私人不收藏文物，此风一开，以后竟成为史语所乃至整个考古界的潜规则矣。

诗曰：小屯器物细参详，古董奇珍不自藏。何必发明皆属我，西来文化见殷商。　

　　《所谓中产——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调查》，魏城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版，29.80元。

对于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来说，2007年可能成为一个不寻常的转折点。2007年4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主编的“中国中间阶层研究”系列丛书出版，对中间阶层的消费行为、文化品位、教育传承、身份认同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剖析；7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第17届年会上，“中产阶级的比较研究”论坛成为此次会议级别最高、最吸引人的论坛之一；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魏城与其团队编辑、采写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报道和讨论，继今年5月获得2007年亚洲出版人协会卓越解释类报道奖之后，最近又由中国南方日报出版社结集成书，名为《所谓中产》。这又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也已经并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反响。

在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是中国中产阶级正在不断走向社会关注焦点、新闻舆论热点以及时髦话语中心这一社会事实。这一事实的形成至少有三个不能不提及的社会背景：作为社会新阶层的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兴起与发展壮大；中产这一模糊符号背后的复杂的社会意涵；目前中产阶级发展所面临的艰难的社会处境以及建构和谐对这一阶层的社会心理预期。要理解何谓中产、中产何以成为社会问题以及如何面对这一社会问题，也不得不从这里入手。

中产阶级的中国化进程

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层，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到了这一处于社会中间地位的“缓冲带”。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北美等国家的率先发展而产生，并伴随其现代化进程不断演变和更替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中产阶级至少有两个图式，其一是包括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在内的旧中产阶级(主要是工业化、商业化的产物)；其二是包括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的新中产阶级(主要是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结果)。而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产阶级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面目：以知识与科技见长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则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成为主宰后工业社会或者说中产阶级社会的主力军。这是目前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未来图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产阶级将会成为“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

回头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我们就可以看到中产阶级的中国化进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促发了社会空间与社会流动，个体、私营经济首先成就了原来的体制外人员，农村乡镇企业主、城镇个体户等先富一步的群体成为这一时期的老中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阶层。1993年以后，三资企业飞速发展。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企业、技术的力度，大批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进入，就业群体中在外资企业服务的“白领”职员迅速递增。在政策的鼓励下，大批拥有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高学历者纷纷下海经商，同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在拍卖、租赁过程中转变为私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主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群体形象与素质不断改善，全国的私营企业主总人数从1989年的21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95万人。中央政府数次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机构人员(包括研究院与高校)的工资收入，使这一阶层也有条件跨入中等收入阶层。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的全国性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而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这些迹象表明，尽管中产阶级还不是当前社会的主体，尽管中国距离“中产社会”为时尚早，但毋庸置疑，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什么是中产阶级

这就是中产成为社会中心的社会基础，它表明介于社会精英与社会下层的中间阶层已经真正存在并初具规模。于是，才有了魏城先生的中国之行。但为什么中产却一再成为一个备受质疑的社会阶层呢？这自然与“中产”这一符号有很大的关系。

中产是一个模糊的符号，中产阶级是一个暧昧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指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被看做一般人能够认同的新参照群体。

在中国，理论上惯常使用的术语有“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等，日常生活中相关的词有“白领”、“小资”、“布波族”等，官方话语则为“中等收入者群体”。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中产阶级只是一个以职业划分为主的社会阶层；在政治学意义上，虽然看重中产的社会稳定功能，但用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标准来看，它怎么也算不上“阶级”，不过是利益群体而已；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则是主要的，他们是热情、前卫的理想消费群体；在社会大众和传媒的眼中，中产阶级是一群有钱、有闲、有情调的优雅人士。这种分歧是中产成为时髦但模糊的话语的根源之一。而中国很长时间将中产阶级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也使得这一词语很难进入正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话语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它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有可能形成概念与其指代的对象之间的混淆与分离，甚至这一符号还容纳了不同的划分标准、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这样中产与钱有关，与政治地位有关，与生活品位有关。

而这也正是魏城先生遇到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不算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是一个伪命题”。同时，在魏先生对许多学者的访谈中也可以看出，如同社会大众一样，学者们也有自己对中产阶级的特殊界定。

中产阶级尴尬的社会处境

另外，中产问题的矛盾还与目前中产阶级尴尬的社会处境有关。由于贫富分化难以有效缓解、社会阶层渐趋分化、社会流动途径与机会减少、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农民与农民工城市化障碍等等因素，中产阶级的发展已经开始遭遇发展的困境与瓶颈。住房、教育、医疗的重压也使他们处于前所未有的窘迫状况。而且，中国城市不断飞涨的房价在掏空了中产阶级的腰包后，已经加重了中产阶级的生存压力与内在焦虑，并可能成为他们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中产阶级成为贫富分化的替罪羊”等并不是杞人忧天。在魏城对一些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隐忧。

中产符号的模糊性使得简单问题不断复杂化，而来自社会上层的挤压与来自下层的责难也使得中产阶级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这种处境增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与不安，这在魏城先生的调查中也不鲜见，他的许多访谈对象都有此感慨。这也是目前中产阶级自身以及社会认同不高的原因之一。

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其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社会阶层，也由于整个社会对于中产阶级发展的期待，以及现阶段由于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所导致的中产阶级发展困境，中产阶级的发展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社会问题。中产阶级的规模与社会作为是未来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保障中国中产阶级的顺利成长，给中产阶级留下必要的发展空间，这是整个社会都应该亟待重视的问题。毕竟，中产阶级的发展与稳定，受益的不仅仅是自己，同时还有整个社会。搁置无谓的概论纠缠，让中产问题回归社会阶层本身。正是在此意义上，魏城先生“让中产者成为社会主流”的期待也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德语文学新生代突然出现了　

德国这个词意味着啤酒、足球、西门子或是宝马车，也意味着全新的德语当代文学

什么是德语新小说

“在中国提起’德国’，人们总是首先联想到啤酒、足球、西门子或是宝马车，很少有人想起思想深邃而又有趣的德国当代文学。”这是《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一书的编者、德国人樊克(FrankMeinshausen)介绍德语当代文学的初衷。如果要打破中国读者的这种习惯看法，领略当下的德语小说，《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这还是惟一的选择。

这本小说选集收录了生于1955－1975年间的德语作家作品共24篇，也是一幅德语新生代作家的群像，这些作家包括已经有中译本的克利斯托夫·彼得斯(《夜幕》)、尤迪特·赫尔曼(《夏屋，以后》)，访问过中国的托马斯·黑歇特。当然还有更多不为中国读者所知的德国青年作家。

2006年到过中国访问的德国女作家朱丽·泽曾说“君特·格拉斯对我们没有影响”，今年参加BIBF的德国作家则说“作为我们父辈的作家，君特·格拉斯这一代人对我们没有影响。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是伯尔他们那一代作家”。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为什么是伯尔而不是格拉斯？依我浅见，伯尔对于现实的关注要强于格拉斯，比如，如果我们试图了解战后德国，至少可以读一读伯尔的《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而在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回忆录里，我们则可以读到伯尔造访捷克的故事，他关注当时政治重压下的捷克作家群体，可以看出这位德国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忧虑所在。前不久，中国文学界都很熟悉的汉学家顾彬先生曾经接受媒体的采访，其中谈到当今德国尤其是年青一代人对二战以来历史反思的漠视，可以作为文学的现实佐证。所以德国青年作家们这种力图强调“与他们不同”的惊人之语与其说是“打倒父亲”，不如说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其实是扩大了读者的视力范围，而不再局限于著名作家的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群作家的作品，有的尽管只是长篇节录，却弥补了文化交流缺失引起的偏差。

德国社会文化史家尼古拉斯·桑巴特在其回忆录《海德堡岁月》里追述了二战之后德国凋敝的社会现状，但是真正的优秀分子，无不发愤思变，试图从刚刚结束的人类浩劫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桑巴特以及他所写到的在海德堡用功的年轻人，他们认真地反思历史，尤其是自己的国家对于二战的罪责承担。如何重建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精神格局，他们会倾心于文化社会学宗师坷尔弗雷德·韦伯及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大师们“整理国故”的苦心，而对如施密特这类大师的思想持极其怀疑的态度。总的来说，在1950年前后，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重建是那个时代里德国人共同承担的，这个母题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所着力表达的。但应当看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母题，“君特·格拉斯对我们没有影响”的说法未尝不是桑巴特之后德国人对于二战罪责过度的一种反应(这与之前作家马丁·瓦尔泽的拒不承认大屠杀则应区别看待)。众所周知，二战之后的由德国开始的世界“铁幕”格局、1989年之后的德国统一乃至全球化浪潮，世界已经翻天覆地，拷问历史固然重要，但现实问题更值得深思。也可以说，正是朱丽·泽等人的呼声，唤醒了人们(从这些小说家在德国的出版情况看，他们的确是表达了自己时代的生活主题，只是国外读者不了解而已)去关注君特·格拉斯以外的德语文学，必须指出，德语文学的概念远远大于德国文学的概念，德语文学中既有格拉斯这样的作家，也有耶利内克这样的作家，还有诸多写其他主题、其他风格的作家。

身份认同与风格纷呈

第一篇《在湖边》节选自德国女作家费里希塔丝·霍佩1996年的处女作《理发师的野餐》，干净，诗意，是一篇让人想读全本的小说。但整本小说选的气质(或者说选编者的标准)，应该是以克利斯托夫·彼得斯的《红桃J》为代表。彼得斯的长篇小说《夜幕》已经有中译本，《红桃J》和《延森先生遁世记》甚至聚斯金德的《鸽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极重视小人物的生活碎片，并且试图从中提炼出某种反宏大叙事的细节。银行守门人约纳丹被一只鸽子扰乱内心的平静，延森先生一步步从社会不跟他玩到他不跟社会玩，机场的保安人员克罗伊茨博士却被地铁站的神秘女人所迷惑－－尤其是后两人，表面看来是人的故事，其实打底的是社会现实，汁白当黑，对这些人生活的描写占去了很大的比重，阅读这样的小说，可以从侧面看出德国的现状。虽然文学并不是描绘世相，但无疑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们体现出在德语文学中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

《足球的感悟》有一个不是一般平庸的标题，但小说却真是好。一个有三十二年工龄的印刷工买房子的故事，与妻子、与邻居以及他舍不得的女儿的故事－－女儿去纽约学日尔曼文学，这在他看来太莫名其妙了，而他妻子迷上了日本茶道，还依着风水学折腾家里的家具，让主人翁发狂，一回家就叫：“电视在哪里？”这些故事都包含在他所钟爱的足球转播里。这篇小说好就好在有小说的氛围。作者拉尔夫·罗特曼是一个生活经历丰富的人，自学成才，从1984年出版诗集以来，出版了不少小说，获得过德国的各种文学奖。

和新生代的其他德国作家相比，拉尔夫·罗特曼的经历并不出奇。《当爱情迸发时，五颗心在跳动》是一篇极痛快的小说，语言之好让人坚信翻译损耗了不止一点点。生于1964年的小说作者费里顿·蔡默鲁格在德国以语言独特著称，本书的编者樊克就认为他语言独特很难翻译。费里顿·蔡默鲁格是土耳其裔，但长于德国，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写小说之余还从事剧本写作。身份认同是当今世界文学一个潮流般的标识，德语文学本身就具有这种身份认同，但德国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其经历之丰富远远不只移民与乡愁。除了东西德统一的差异性，除了费里顿·蔡默鲁格这些外来族群，还有如《收集世界的人》的作者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他生于保加利亚，先后在肯尼亚、德国、孟买、开普敦生活，和他笔下的主人翁理查德·伯顿一样，是个世界公民。尽管都可以归结到“身份认同”的大旗下，这些不同身份的德语作家却在突破了常见的写作模式，他们的作品在呈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时，也呈现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对移民文学多有批评的奈保尔如果看德语文学，应该不会如批评他的印度同胞那般言辞激烈。　□易大经

小说的政治阅读

雅克·里纳尔的《小说的政治阅读》里对《嫉妒》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学意义所做的庞杂的分析，在我看来，也只是知识分子的内部消化。不过《延森先生遁世记》的确是和政治有关的，故事中延森先生每每去领失业救济的“局里”的含混形象似乎已经在暗示这一点，而作者雅各布·海因也的确经过东、西德时期和柏林墙的倒塌，他被称为“新生代”。

海因活跃在柏林的“总计舞台”，生于1971年，职业是医生。“阅读舞台”的成员们每天约在酒馆里阅读自己的短小作品，海因的第一部小说《我的第一件T恤衫》据说是典型的适合朗诵的文体。今年4月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延森先生遁世记》这本书，小尺寸，页数还没有杂志多，花了一个多小时候就看完。也有星星点点的琐屑，但是读起来不像法国的新小说那样累人和容易飘忽。虽然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众多书评里提到的“政治性”，但觉得小说本身还称得上是引人入胜的。

《延森先生遁世记》，讲的是延森先生的生活是如何地一步一步变得如同异类。凑巧成为邮递员的延森先生有一天失业了，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性取向问题。延森先生被迫去参加属里的职业技能培训班以便能接着拿到他的补助金，延森先生搞了4台录像机没黑没白地录下电视节目并加以分析，延森先生把录像机、电视机统统扔到了楼下……延森先生的行为举止越来越诡异，脑子里的生活却越来越有条理，他不再百无聊赖地坐在培训中心听那些人鬼扯，不再看报纸、电视，不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他乐于无所事事并且在公园里对一个老熟人大肆宣扬他的新发现，导致那人“不安地把重心从一只脚放到了另一只脚上”。

无论是国家经济形势严峻还是新的调节计划，一切报纸头条的标题都和延森先生无关，他自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既然他周围的生活一切如常，那么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消息怎么来证明？延森先生觉得他能从大自然那儿得到点实在东西，他爬上树试图听叶子说话，当然他什么都没听到－－虽然讲了人的异化，但这毕竟不是奇幻小说，所有的不合常理都将在延森先生自己的脑子里完成。不过在这个过程里他发现了制度的无理，首先是标牌，“它们或要求把鞋脱掉，或告诉大家某条狗据说很危险－－不再有人对那些主要的标牌负责”；然后就是“延森先生的彻底放弃”，终于有人把他带走了，而关于这个遁世者的故事似乎并没有结束。　□涂力恒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正是对战后半个世纪德国文学所受历史束缚的最好说明

可以“写诗”的新一代

德国是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许多德国作家获邀专程访华，参加座谈，朗读作品，但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不在其列，而代之以一众年轻面孔。德方组织者的这种选择给人以强烈的暗示：八十岁的格拉斯尽管仍然是德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但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挺立在文学潮头的是一代新人。

我在会上再次见到年轻的雅各布·海因，一位写小说的莱比锡光头医生。一年前，他曾与另外三位德国新生代作家－－朱丽·泽、英果·舒尔策和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一同到访。

半年前，海因的小说《延森先生遁世记》已经在中国出版，只有大约5万字，写一位生活在福利社会和失业救济政策下的、古怪的、拒绝一切的厌世先生。

还有看上去总有几分忧伤之色的尤迪特·海尔曼，有人用汤姆·韦茨(TomWaits)的名言“大夫说我没事，可是我很忧郁”来形容她和她小说中的女性，真是十分贴切。

今年夏天出现在北京的新生代，还有克里斯托弗·彼得斯、薇罗妮卡·彼得斯、巴斯·波特舍和塔尼亚·丢克斯等人，加上没来的几位年轻名流，如10月8日刚刚以小说《正午女士》获得今年“德国图书奖”的尤利娅·弗兰克，基本上组成了德国当代文学的新生力量集团。现在或不久以后，我们不难在中国的书店里买到他们的作品，在德国对外文化机构的大力推介和资金支持下，这批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上述这些新生代作家，让我们获得了一种与以往大相径庭的德国文学阅读经验。多年来，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德语是一种沉重的语言，德语文学是一种沉重的文学。因而，当你初次面对尤迪特·海尔曼那若即若离的小说时，难免会有一时找不着北的感觉：她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拿音乐打个比方，她不是更像德彪西吗？在读《夏屋，以后》的时候，我的耳边仿佛一直回响着《牧神的午后》。

我曾就这个问题求教于著名的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他立刻将二战后的德语作家分成三代，君特·格拉斯是重反省和清算的第一代，耶利内克是爱叛逆和实验的第二代，前述的新生代作家则是第三代的代表：他们拒绝宏大叙事和沉重的主题，也不喜紧张的文体实验，他们看重当下，随遇而安，“既融入欧洲潮流，也衔接美洲时尚”，平易而机智，生活化、平民化是其重要特征。

1971年出生的雅克布·海因能讲一口帅气的、没有多少口音的英语，去年，他曾对我说，君特·格拉斯捂了60年，才在新出自传《剥洋葱》中自陈加入纳粹党卫队的经历，而类似的历史负担，在他们这一辈德国作家身上完全寻不见。

二战之前，德国思想界风光无限。二战后则是法国人在欧洲大陆独领风骚，德国人集体失去了自信，文化界长期进行着自我清算，对历史的反思亦成为文学的当然主题。禁忌是各种各样的，“国家”、“民族”这类字眼儿似乎总会与希特勒联系在一起，因而必须加以回避。东德的政治高压自然不必多言，在西德，知识分子虽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1968，但1970年代的左翼恐怖主义，再度让保守成为主流。冷战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统一，似乎并未在一夜之间立刻形成新的文学断代，知识分子们仍然保持着警惕。君特·格拉斯当年并不想要统一，他担心一个过于强大的德国会重演历史的悲剧。直至最近，关于国家的“正常化”才成为可以公开争论的问题。

短暂的观望和沉寂之后，新一代突然出现了。柏林墙的倒塌，不仅让统一的“柏林共和国”得以诞生，也铺就了一个全新的文学舞台。登场表演者皆年轻，没有噩梦般的战争记忆。他们同样自信，没有太多的历史负罪感，也没有老一辈那样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他们成长在全新的数字和网络时代，更关注自身的感受，远离非左即右的政治争论。在别的国家，这一群体也许只是常态，但在德国这样一个断代如此清晰的地方，他们的出现绝对不同以往。新一代德国文学有了新主题，新风格，新经验，新的代表人物，以及新的读者。

阿多诺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正是对战后半个世纪德国文学所受历史束缚的最好说明。但我也不认为今天可以“写诗”的新生代德国作家的出现，就意味着德国人放弃了对纳粹历史的反省，甚至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包括几位新生代作家在内，我接触过的几乎所有德国人，谈到历史问题时都是同样地谨小慎微，惟恐有半句政治不正确的言辞脱口而出。现在，可以“写诗”只是意味着文学回归了文学，作家回归了作家，只不过，这一点在当代的德国显得如此不同寻常。

年轻的作家们不再代表集体回溯历史，而更多地书写自身的经验。他们个人的背景更为丰富，视野也与老一辈大不相同。许多作家来自以前的东德地区，还有些人是当年东欧的政治难民或外籍劳工的后代，比如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他于1965年生于保加利亚，有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家庭流亡经历，亦曾在印度和非洲生活，成年后皈依了伊斯兰教。更多的人则周游世界。斯图尔特·塔伯纳在所著《全球化时代的德国文学》一书中注意到，尤迪特·海尔曼的第二部小说集《除了幽灵，别无他物》收入了七个短篇，但只有头一篇的故事发生在德国。全书的主题是逃离德国，最后一篇小说引用了一段不无深意的歌词：“我去巴黎，我去东京，去里斯本、伯尔尼、安特卫普，还有罗马。我周游世界，我只寻找你，相信我，我只是要寻找你。”德国充其量是个背景和家园。海尔曼某次接受采访时说，尽管她的故事被例行地视作“柏林故事”，但这并非她的本意，她只是在写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

海尔曼小姐书中的柏林，事实上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大都市，它们有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不安全感。这使得新一代作家更容易得到外界的认同，叶廷芳便看好他们的未来，他对我说，新一代的中国读者接受他们，应该不会太难。□康慨

延伸阅读

值得一读的德国新小说

《雷曼先生》，(德)雷根纳著，黄燎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14.00元。

斯文·雷根纳，1961年生于德国不来梅，系“害群之马”乐队成员，身兼摇滚歌手、乐手和歌词作者，因创作德语流行歌曲《在月亮后面的日子》和《一张白纸》而一举成名。《雷曼先生》为其长篇处女作，2001年出版后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

该书描写一位悠闲自在、不落俗套的单身汉——在西柏林某酒吧做服务生的弗朗克·雷曼由于即将三十而立，被人戏称为“雷曼先生”，可在生日前夕，烦恼接踵而至，柏林墙也轰然倒塌……

《夜幕》，(德)彼得斯著，徐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00元。

克里斯托夫·彼得斯1966年生于德国下莱茵州的卡尔卡尔，1988－1994年在卡尔斯鲁厄造型艺术学院学习绘画，1995－1999年在法兰克福机场担任乘客检查员。1999年出版长篇处女作《城市国家　河流》。200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来来往往停停》。《夜幕》为其第二部长篇小说，2003年出版后获极大好评。

《夜幕》讲述深秋的伊斯坦布尔，青年石雕家阿尔宾和女友丽维娅从德国来这里度假，试图以此挽救他们的感情危机。但阿尔宾无意中目睹了一起枪杀案，他私下对此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一群艺术系大学生也从德国来到这里，丽维娅与其中的扬相爱了……

《爱的怯懦》，(德)威廉·格纳齐诺著，周新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11.00元。

威廉·格纳齐诺1943年生于德国曼海姆。中学毕业后成为自由记者，后在报社和杂志社做编辑。1971年起成为自由作家，1980－1986年为《书签》杂志的出版人之一。现居法兰克福。作品有长篇小说《污渍、夹克、房间、疼痛》(1989)、《无家可归的鱼》(1994)、《光把日子灼出了一个洞》(1996)、散文集《延伸的目光》(2004)等。曾获韦斯特曼文学奖(1986)、不来梅文学奖(1989)、汉斯·法拉达奖(2003)、毕希纳奖(2004)等奖项。其中在华语地区最有名的当数《一把雨伞给这天用》(2001，2006年台湾远流出版)，《爱的怯懦》2005年由德国卡尔·汉泽尔出版社出版，台湾版名为《拥有太多爱情的男人》。

《爱的怯懦》主人公是位五十二岁的预言末世论的演讲专家。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并因这种境地时喜时忧，他无力舍弃其中任何一个，也不愿和任何一个进入婚姻状态从而丧失自己的自由。作品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个已过中年的男人的生存状态。

《夏屋，以后》，(德)尤迪特·海尔曼著，戴英杰、任国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12.00元。

尤迪特·海尔曼1970年生于柏林，当过酒吧服务生，在纽约做过实习记者。1997年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学金，专心创作一年，完成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该书1998年出版后获广泛好评，作者因此获不来梅市文学提携奖(1998)、胡戈－巴尔奖(1999)、鲁道夫－亚历山大基金会奖(1999)、克莱斯特奖(2001，这个奖项也是第一次授予一个只出版过一本书的作家)。2003年，她的短篇小说集《不过是幽灵而已》出版，在德国亦大受读者欢迎。

该书包括九个短篇，多描写柏林普通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其中，艺术青年的生活更是她喜爱的主题，因为她原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们疏离于扰攘的主流社会，没有确定的生活目的和生活轨迹，也无法以常规来衡量他们的喜与悲，但他们并不是令人无法理解与接受的怪物。本报阅读周刊曾在8月12日推出过该书的评论《德国新生代的声音》。

□田字格

值得期待的德国新小说

出生在前东德莱比锡的雅可布·海因(JakobHein)，《我的第一件T恤衫》系其第一篇短篇小说，讲述的就是柏林墙倒之前民主德国青少年的故事。雅可布·海因于2007年6月出版的最新作品《申请频繁出境》讲述的仍然是发生在前东德的故事。

土耳其裔德国作家费里顿·蔡莫格鲁(FeridunZaimoglu)以表现在德国长大的移民子女的生活著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随父母来到德国，深受两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他的小说融合了不同的俚语，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小说风格独特。《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的编者，德国人樊克说，费里顿·蔡莫格鲁以一种非教育式的目光描写在德国长大的移民子女的生活，比如《外籍打工仔的语言》。还说他从德国到中国路上看的书正是费里顿·蔡莫格鲁的《猩红的狂吻痕》，“一本极为诙谐的书”，并且因为“作者的语言独特并富有创造性，此书很难翻译”。不过我们还是要寄望于有人翻译此书。

《收集世界的人》是伊利亚·特罗亚诺夫(IlijaTrojanow)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也是《一千零一夜》的英译者)的故事。生于保加利亚的作者本人也是个周游世界的人。1971年他随家人经南斯拉夫及意大利逃往德国，并在那里得以避难。1972年起生活并成长于肯尼亚，80年代中期在慕尼黑念大学，攻读法学及民族学专业，1989和1991年各创建一家出版社，1999年迁往孟买并在那里定居数年，现生活于开普敦。他用德语写作，而他的德语极其出色，由此荣膺2006年莱比锡书展奖。早在第一本小说《世界广阔，拯救四处潜伏》中，特罗亚诺夫就已证明自己是一位充满灵气的作家，知道该如何轻轻松松地将大量变化多端的场景和故事组成一部扣人心弦的文学作品。

《我们过得不错》让阿尔诺·盖格尔(ArnoGeiger)获得了2005年第一届德国图书奖。小说以二战以及战后历史为素材，叙事者从小说展开的背景时间，即2001年的春天出发，开始了他的发掘工作。其间历经以菲利普的外祖父、前任部长理查德·施特科博士为首的70年家族史。各个对奥地利历史及施特科家族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得以重见天日。盖格通过不同时代、不同视点的切入成功地为现今在德国重新流行起来的家族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让过去与现在平等地交错在一处。对从前不是进行单纯的回顾，而是把家族史的过往阶段尽可能拉到读者的近前，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1994年的卢旺达，在短短的一百天内，一百万人死于种族清洗。这场惊世骇俗的人类大屠杀，连联合国维和部队都胆战心惊，纷纷撤离。

当全世界闭上双眼，只有一个人敞开了怀抱。保罗。卢塞萨巴吉纳，一个酒店经理，他用不光彩的行贿手段，收买了各种举起屠刀的人，来保全米科林饭店内1268人的性命。他的酒店成为这个血腥世界中的“和平饭店”，他也成了最光荣的行贿者。

当以其为原型的电影《卢旺达饭店》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并且名震世界时，另一个“辛德勒”的故事才广为人知。

本刊专访保罗。卢塞萨巴吉纳，听其讲述那比电影更惊心动魄的一百天。

 

在非洲地图上，中部腹地有两个小点，南为布隆迪，北是卢旺达。这里面积狭小，人口稠密，土地贫瘠。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卢旺达由只占总人口15%的图西族统治。后来，殖民者比利时人积极扶植图西族的统治，推广图西人比另一个族裔胡土人高等的理念。

1962年，独立运动后的卢旺达开始由胡土人掌权，昔日的统治者图西人遭到报复，几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后，大多数图西人被迫流亡，留在国内的则沦为二等公民。

流亡到乌干达的图西人组织了一个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事组织，从1990年起，回到卢旺达，发动游击战。极端的胡土人利用电台、报纸等媒体，大力培植胡土人对图西人的憎恨。同时，政府资助极端的胡土人秘密组建了民兵组织，大肆购买枪支和大砍刀。

1994年4月6日晚，搭载了均为胡土族的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亚塔那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附近被击落，机上无人生还。极端分子宣称此乃卢旺达爱国阵线所为，煽动民众复仇。4月7日，针对图西族和温和胡土人的大屠杀爆发。

在10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民兵杀害后，联合国决定撤出2700名维和部队的绝大部分，只有加拿大将军德利尔率领250名士兵留守。

载着维和士兵的军车刚刚驶去，人类史上最快速的种族大屠杀便在卢旺达疯狂蔓延。

到7月中旬，一百多天里，近百万人丧生。

米科林饭店

 

保罗·卢塞萨巴吉纳

“我们要杀了这些蟑螂，你，叛徒，得帮我们”

那一年，胡土族人保罗。卢塞萨巴吉纳40岁，任职于基加利五星级的国宾酒店总经理刚满两年。他圆滑世故，精明强干，人脉深厚。

总统座机刚被击落不久，保罗和妻弟就在酒店告别。驾车回家的路上，保罗意识到街道上的气氛不对，但他并不感到恐惧，认为最多不过会有些小的冲突发生。

可是第二天早上，开门向外看去，街道便不再是他所熟悉的了。有些认识了几年的胡土族邻居突然之间穿上了军装，有的手上拿着枪，有的还握着大砍刀，刀刃上沾着血。

保罗还想去上班，但是出门似乎已很危险，太太塔蒂亚娜是图西族人，家里还有前夜就聚集来的图西族人亲朋好友，老老少少一共32口。在这个时刻，他觉得自己应该与亲人们在一起。

在家里，他不停地给各种关系打电话，算计着借助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好带着全家避难到国宾饭店。

4月9日早上，机会来了。临时组建的过渡政府将总部设在了国宾酒店，一队士兵前来“接”持有饭店所有钥匙的他去开门。保罗立即答应，但提出要携带全部家属同行。

来接的军人答应了，但车子开出不到两公里，带头的中尉军官就命令保罗停车。保罗看到路的两边堆积了不少尸体。中尉用来福枪指着他的一车老小，对保罗说：“我们要杀了这些蟑螂，你，叛徒，得帮我们。”虽然气势汹汹，但是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向保罗，这一细节，让保罗感到或许他有办法保住大家的性命。

“我说，朋友，你看，这老头不是你的敌人吧？这婴儿也不是你的敌人吧？你也不过25岁，你也不想往后就过着手上沾血的人生吧？”此番动之以情似乎没起到作用，保罗立刻改变策略—虽然他不确定钱能否买命，但他试着暗示，“朋友，一切都不是你的错，你是又累又渴又饿，我想到了个解决办法，咱们谈谈吧。”交钱买命的交易谈成了，保罗说：“朋友，钱都在酒店的保险柜里，只有我才能打开，送我到那儿，你立即就能拿到钱。”中尉答应了。

当把100万卢旺达法郎（当时约值4000美金）揣进口袋，中尉带着人走了。而保罗也已经顺利地把“蟑螂”带到了国宾酒店。

保罗·卢塞萨巴吉纳

“和平饭店”

国宾酒店也不安全。

得知它是过渡政府的总部所在，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开始对其展开炮轰。保罗盘算着要转移到国宾酒店的姐妹酒店—他服务过8年的米科林酒店去。这两家饭店均是当时比利时萨宾那航空公司的产业。卢旺达最豪华的米科林酒店是国内所有军、政头面人物、联合国官员及国际人士经常出入的地方。保罗觉得那里应该是安全的。

4月12日一早，混在过渡政府撤退的车阵里，保罗开着他的吉普车，驶过两边遍布尸体的街道，并且伺机脱离了车队，转往米科林酒店。

可就在保罗到达西方人聚集的米科林酒店的同一天，所有西方人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下，开始撤出卢旺达。到4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除一个特别观察组外，其他两千余联合国部队和文职人员全部撤离。

保罗知道，维和部队一撤离，米科林就不再是一个安全岛了。他只能靠自己，来保护正在向这里不断涌来的难民。

他先从比利时萨宾那总部取得一纸米科林酒店代总经理的任命书，确保职员服从其指挥。接着又成立了一个五人最高委员会，处理难民间的各种纠纷。从4月中旬开始，酒店被断电断水，大家只能靠游泳池里发黄的水维生，在曾是政要经常出入的露天草地酒吧里生火做饭。

刽子手带着杀戮通缉令，一次次敲门。

4月23日凌晨4点，保罗被电话铃声吵醒。一个叫马革扎的中尉冰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你就是经理吗？我接到国防部的命令，半个小时内，必须清空米科林酒店！”

保罗说：“那饭店里的客人怎么办？”

“我管他们怎么办，哪来哪去！”

“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你告诉我。你看，我得洗个澡什么的，请你再宽限半个小时吧。”

“就半个小时！”

挂了电话，只穿着短裤，保罗爬上饭店5楼的天台，看到民兵已经把饭店团团围起来了，他们手上有枪、大砍刀，随时准备着把米科林变成屠宰场。

保罗算了一下时差。欧洲的凌晨，美国的深夜，任何外国力量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保罗翻开他的一本黑色笔记本，那里有他历年搜集来的本国军政要人的电话。他不停地一个个号码拨过去，跟能找到的每个人诉说米科林的紧急状况。

当保罗还在往各处打电话的时候，饭店前台告诉他有人要见他。一个保罗认识的高级警官带来口信，“命令取消了，酒店不用清空了！”“您今天可是救了好多人的命啊！” 保罗赶快拍马屁。

门外的民兵退去了。但是保罗觉得还不保险，他决定下招险棋，保证至少几天内，酒店不会遭到袭击。他拨了一个统筹屠杀的将军的电话，那人正在国宾饭店205房间。

“上校，抱歉打搅你，国防部刚刚命令我关闭米科林饭店，作为萨宾那航空的经理，我必须同时也关闭国宾饭店。” 保罗尽量以公事公办的口气说。“你关了饭店，我照样可以破门而入！”“那当然，但是作为经理，我必须听命关闭所有萨宾那航空的饭店。”上校沉默了一分钟，“关闭米科林的命令现在取消了！” 保罗要的还不止如此：“咱们打个商量，我不关闭国宾饭店，你派人给米科林这边送点饮用水。另外，在国宾饭店的员工宿舍，有一些员工，请你一并把他们带过来吧。”

一个小时内，一辆车开进了米科林，保罗见到了半个月前离开国宾饭店时，因怕目标太显眼而没有带走的二十多个邻居。一辆送水车也到了，人们几个星期来终于喝到了新鲜水。

5月3日， 在联合国观察组斡旋下， 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和胡土族政府达成互换难民协议。米科林酒店里接到海外邀请信的63人，将在联合国士兵的护送下，乘飞机离开卢旺达。

保罗和家人都在受邀之列。下午5点半左右，保罗将妻子与四个孩子及其他人送上车，挥手和他们告别—他留下来了。然而，装载着63个难民的卡车刚开离米科林不到两公里，就遭到了拦截，大家只好再次退回米科林酒店。

逃离卢旺达

平静了没几天，5月13日上午10点，一情报军官来到米科林，“听着，保罗，今天下午4点，我们要袭击米科林。”“谁发动袭击？有多少人？是要把我们杀光还是有特别的目标？” 保罗问。“我不能说。作为朋友，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下午4点。”

时间不多了。当时酒店的电话已经被掐断，除了一条不在记录的传真线。保罗又翻开他的黑色记事本，用这条惟一通往外界的生命线，一个一个给外面打电话：给美国白宫，给比利时外交部，给萨宾那航空……同时，他还清点了酒窖里的酒和所有现金，打算用来贿赂袭击者，但要给全酒店的人放生，这些显然不够。

下午4点，保罗来到酒店门口，没有民兵，没有士兵，什么都没有。6点、7点、8点、9点，太阳下山了，天黑了，酒店外还是一片平静。保罗打过的某个电话起了作用。10点，两枚流弹击中了酒店二楼，但是没有人员伤亡。

接下来的几周，异常平静。到5月26日，联合国观察组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准备再次将米科林的难民转移出去，准备运往卢旺达爱国阵线控制区的后方。这次保罗决定他的全家六口，不跟第一批难民一起离开。转移的前一夜，保罗全家和几个关系亲密的家庭一起，起誓约定：“无论谁不幸遇难，活着的人都要将其子女视如己出。”

6月17日中午，保罗被招到国宾饭店见一个叫比祖蒙古的将军。一见面，保罗就带此人到酒窖里给他挑了几瓶上好的葡萄酒—保罗已经习惯了见到可能有用的人就贿赂。两人的谈话还没进入正题，就听说民兵已经冲进米科林了。“将军，你得跟我去米科林。”比祖蒙古立刻和保罗赶回米科林。民兵们正把剩下的难民们从酒店赶到游泳池边，意欲血染游泳池。比祖蒙古发火了，“谁杀人，我毙谁！谁打人，我毙谁！5分钟内你们不滚蛋，我全毙你们！”

吓傻了的民兵，一个个地走了。

未遂的屠杀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联合国观察组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决定立刻疏散米科林余下的人。即使在卢旺达爱国阵线控制的区域内，担惊受怕还是日日在困扰着保罗和其他难民们，直到7月4日，卢旺达爱国阵线攻克首都基加利，局势才基本安定。

新政府成立，国家秩序渐渐恢复，米科林和国宾饭店又重新开张了。保罗仍然是国宾饭店的总经理，他以为他还会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但是，在那些或多或少参与过种族屠杀、如今又在新政府谋了职的人眼里，保罗知道得太多了。

大屠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保罗屡屡感到杀机四伏。某个和保罗有点交情的新政府官员告诉他，“你得小心，有人会暗地里做了你。”别无选择，保罗和全家立刻飞往比利时，申请政治避难。

保罗在白宫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我不在乎跟魔鬼打交道

定居布鲁塞尔的保罗，以开出租车谋生。后来，他与米科林饭店的故事被全世界的媒体不断报道。2005年，以其为原型的电影《卢旺达饭店》获三项奥斯卡提名。也就在那年，保罗在白宫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现在，演讲邀请如雪片般飞来，出入与政要、明星比肩，保罗。卢塞萨巴吉纳成为了一个人道主义楷模。

抓住魔鬼内心柔软的部分

mangazine.精英：人们说你是卢旺达的辛德勒， 你看过《辛德勒名单》吗？

保罗：我2002年时，才看《辛德勒名单》。我没法和辛德勒比，我才坚持了76天，他是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不断地跟法西斯说不。我们的差别就像石头和瓷器。

mangazine.精英：《卢旺达饭店》产生的影响是不是超过你的预期？2005年你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及其他两项人道主义奖，是不是跟电影的影响有关？

保罗：谁都没有预想电影会如此成功，尤其是在美国。《卢旺达饭店》让唐。切多有了知名度，同时也把我带到聚光灯前。那些奖项和电影有一定的关系。另外，我从2000年起就在各地演说，逐渐结识了不少美国政客，这是我得奖的另一个原因。

mangazine.精英：你在自传中写到，给屡屡要冲进饭店屠杀的民兵、军人倒酒，和他们谈判，让他们放弃屠杀的目的，你用的那些词汇其实就和你处理饭店的日常工作没什么不同？

保罗：我在米科林饭店做助理经理的8年里，每天早上10点半，都会坐在游泳池边喝咖啡，观察我的客人们—外交官、商人、军火商，政客，并且找机会认识他们，注意他们的喜好，有时送免费饮料，逐渐累集他们对我的好感。其实在大屠杀期间，我和那些试图“清理”米科林的军人们的谈话，跟平时差不多。观察他们，跟他们说话，找到他们的弱点，最后想办法让他们离开。

mangazine.精英：你觉得什么是你最有利的武器？为什么能够一次次地退敌，来保护1268人的生命？是酒窖里的酒、你给刽子手塞的现金，还是你广泛的关系网？

保罗：是语言。不是那些酒精和钱。其实就是最简单的语言救了我们这些人。在那段时间里，我对魔鬼客客气气，我往他们的车里放成箱成箱的香槟，我不知廉耻地拍他们的马屁，反正任何可能阻止在饭店大开杀戒的话，我都说。每个人，即使魔鬼，心里都有柔软的角落，找到那个角落，优势就在我手上了。

mangazine.精英：你和某些筹划指挥大屠杀的高级将领的私人关系，曾遭到不少指责，你是怎么回应的？

保罗：我从不为我和那些人的私人关系道歉。在那个时候，我必须、我也不在乎和魔鬼做朋友—只要那些关系能救命。就说比祖蒙古，我不否认他对大屠杀难辞其咎，但我从来没有亲耳听见他下令杀任何人，在米科林最危急的时候，他站了出来。如果没有他，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接受采访，酒店里的那1268人也不可能幸存。

mangazine.精英：你跟家人是最早一批可以离开卢旺达的人，在5月3日第一次撤离（虽然撤离并没有成功），是什么让你决定让家人离开，而你却留在酒店里？

保罗：那是个非常难做的决定。我想跟家人一起走，但是只有我和主持大屠杀的军政要人有交情，可以和他们谈判、求情。我走了，留在饭店里的近千人就可能活不成了。我内心斗争了很长时间，决定留下。不然，内疚会让我的余生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就这么简单。

人比狮子更凶残

mangazine.精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全世界演讲的？演讲的主题是什么？ 你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保罗：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接受媒体采访，我不愿意演讲。因为大屠杀的经历，让我对整个西方世界和联合国都很失望。但是后来我想，如果我不说出来，世界不会知道，而我却独自承受那些愤怒和悲伤。大概从2000年开始，我接受演讲的邀请。

过去的3年里，我共做了三百多场演讲，平均3天一场。主要的演讲地在美国，也有欧洲国家，我还到过日本，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到中国。

我的演讲主题是《卢旺达，必须吸取的教训》，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我讲卢旺达的历史，种族大屠杀，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我要传达一种信念，就是和平，预防种族屠杀那样的惨剧再次发生。

每次演讲后，我都会花20分钟到半个小时回答听众的提问。很多人问我：“保罗，你从哪里找到的力量，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跟刽子手们说不？”其实没什么，我只不过是做我自己—一个饭店经理的本职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

mangazine.精英：美国一个驻非洲记者去年采访你，在《纽约书评》上撰文说你有意在2010年参加卢旺达总统大选， 你会参选吗？你的政治资本是什么？

保罗：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你能想像一个离开祖国十几年、住在布鲁塞尔的人，有什么政治资本去和一个上次选举获得95%选票的现任总统竞争呢？不过，凡事不能绝对，我不把话说死，到2010还有3年的时间，谁知道呢？

mangazine.精英：你曾经有可能成为牧师，在那次大屠杀中，你是否祈祷过上帝？现在你是否还相信上帝？

保罗：卢旺达人非常虔诚。我们总说，上帝白天在全世界转，晚上回到卢旺达睡觉。但是，大屠杀中我们祈祷时总是问：上帝啊， 你怎么也抛弃了我们？你怎么不回来了？

现在，我还是相信造物主的存在。我偶尔还会去教堂。但我的信仰的确受到了影响。教堂在大屠杀中保持沉默让我很失望。我不明白为什么本应神圣的教堂，会在顷刻间成为屠杀区。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上帝，我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比如：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mangazine.精英：目睹你原本温和的邻居变成杀手，目睹你的祖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了这样的经历后，你对生命的态度、对人性的看法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你还相信人吗？

保罗：我以前很喜欢去酒吧，跟人闲聊，请人喝酒，和我的邻居保持很亲近的关系。但经过大屠杀后，我看人的角度变了，我觉得人比狮子凶残。狮子杀戮是因为饥饿，人为了杀戮而杀戮。我不再相信人了。

mangazine.精英：你认为国际社会真正汲取卢旺达教训了吗？如果再发生那样的悲剧，你认为国际社会还会不会抛弃非洲人？

保罗：国际社会做得远远不够，种族屠杀依然存在。国际社会总是在大屠杀结束后，才有种种道歉、决议，表示“永不”让大屠杀再发生。“永不”两个字不过是对曾经的袖手旁观的一种哀悼。

mangazine.精英：安南曾公开就联合国没有及时制止卢旺达悲剧而道歉。你在自传中亦指责安南对卢旺达悲剧应负很大责任。你是否见过安南？见到他，会问他什么问题？

保罗：2005年6月3日，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演讲，安南原本应该出席，但他没有来。我觉得他在逃避。如果见到他，我不会指责他了，毕竟时间过去那么久了，指责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早在大屠杀的时候，我一定会质问他：“你怎么面对历史？你愿意承认因为你的拒绝行动，而让无数平民惨遭屠杀吗？”

mangazine.精英：不久前，你成立了“卢旺达饭店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怎么运作的？

保罗：我太太的父母、哥嫂，我的两个姐夫，都遇害了。我们收养了她哥哥的两个孩子，我给两个成了寡妇的姐姐找了工作，我给她们的孩子付学费。这样的寡妇和孤儿在卢旺达不计其数，有的儿童妇女还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卢旺达饭店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些妇女、儿童，使他们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

欧洲各国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十七大高度重视，从开幕前到闭幕后不断地评论，有些报纸还发表系列评论。德国之声中文网在此续摘一些。有的认为：中国李、习这一代是走钢丝的一代；有的“发现”，九名常委中没有海归；十七大是否表明中国将有转变，各媒体看法也不一样。

 

我曾经坐在台北市议会的议事大厅中，议员对着麦克风用狼犬似的声音咆哮，官员在挣扎解释，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语言的剑道在政治的决斗场上咄咄逼人，刀光夺目。我望向翻腾暴烈的场内，调整一下自己眼睛的聚焦，像魔术一样，“倏”一下，议场顿时往百步外退去，缩小，声音全灭，所有张开的嘴巴、圆瞪的眼睛、夸张的姿态、拍打桌子的扬起的手，一瞬间变成黑白默片中无声的慢动作，缓缓起，慢慢落……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死静，这时，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流动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我曾经三十天蛰居山庄，足不离户。坐在阳台上记录每天落日下山的分秒和它落下时与山棱碰触的点的移动。有时候，迷航的鸟不小心飞进屋内，拍打着翅膀从一个书架闯到另一个书架，迷乱惊慌地寻找出路。在特别湿润的日子里，我将阳台落地玻璃门大大敞开，站在客厅中央，守着远处山头的一朵云，看着这朵云，从山峰那边漫漫飘过来、飘过来，越过阳台，全面进入我的客厅，把我包裹在内，而后流向每个房间，最终分成小朵，从不同的窗口飘出，回归山岚。

冰箱永远是空的。好朋友上山探视，自动揣测我的冰箱一定是空的，总是带点牛奶面包，像一个社会局的志工去探视独居老人。真正断炊的时候，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

夏天的夜空，有时很蓝。我总是看见金星早早出现在离山棱很近的低空，然后月亮就上来了。野风吹着高高的树，叶片飒飒作响，老鹰立在树梢，沉静地看着开阔的山谷。我细细在想，寂寞，是个什么状态；寂寞，该怎么分类？

有一年的12月31日晚上，朋友们在我的山居相聚，饮酒谈天，11时半，大伙纷纷起立，要赶下山，因为，新年旧年交替的那一刻，必须和家里那个人相守。朋友们离去前还体贴地将酒杯碗盘洗净，然后是一阵车马启动、深巷寒犬的声音。5分钟后，一个诗人从半路上来电，电话上欲言又止，意思是说，大伙午夜前刻一哄而散，把我一个人留在山上，好像……他说不下去。

我感念他的友情温柔，也记得自己的答复：“亲爱的，难道你觉得，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他一时无语。

寂坐时，常想到晚明张岱。他写湖心亭：“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深夜独自到湖上看大雪，他显然不觉寂寞——寂寞可能是美学的必要。但是，国破家亡、人事全非、当他在为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候呢？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或许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吧。

 

储安平1946年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本来是想为中国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但因为年轻（他当时还不到40岁），办起具体事来，可能和理想有一点差距。本来设想中的《观察》周刊是非常稳健的一本杂志，但越办越有些激进。

熟悉这本杂志的人会发现，胡适虽然列在“《观察》撰稿人”的名单中，但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正式文章，只有一则短信，我曾为此写过专门研究文章。

《观察》那时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比较喜欢傅斯年的文章，比如《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世纪评论》一发表，《观察》马上就转载。傅斯年当时的思想也比较激进，他当时主张清算豪门的财产，胡适为此专门有一信给傅斯年，说他在外面时间久，看事情较为客观，如果这样做，后果不好。大意是这样做的事实依据不足，再就是这种做法和别人会没有什么两样。

《观察》周刊的编辑成员中，有一位经济学家笪移今，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说：“我在离重庆前，写信给蒋经国，说我正在筹集资金准备回上海创办《观察》周刊（《观察》周刊创办人是储安平），希望他支持。他托游鲲送来两股资金。这件事，我按照他的意见，没有向任何人谈过蒋经国是《观察》的股东之一。”（《中共地下党现形记》第216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7年）这就是传说蒋经国是《观察》周刊股东的来源。

后来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看笪这段文字，好像蒋经国先生是支持《观察》的，甚至送了‘两股资金’。我的看法，储安平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初期的言论是仿效大公报式，在分类上可以说是‘中间偏左’的刊物。在最初的执笔人之中还有胡适、叶公超、傅斯年、陈之迈、沙学浚、萧公权、顾翊群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坚决反共的学人，蒋经国送点钱给《观察》，能算是‘支持者’吗？这种支持与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至于后来的《观察》变成中共的传声筒，把国民党说成百非而无一是，已经成为中共的外围文宣单位。”

漆高儒的看法虽然偏激，但所陈事实基本不误。那个时代，文人办事，得到一点有官方背景人士的支持，也是常事，这种支持，多数出于友情，并不一定要当成花了别人的钱，就非要替人说话那样来理解。《观察》本身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过后期的言论尺度没有把握好。我理解，一是因为储安平当时确实比较年轻，不在实际政治中，对于实际政治中的信息很难判断，只能通过一般的社会言论，再加上一些朋友的说法，对政府的行为做出判断，只看见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极少能体谅政府当时的不得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常态。储安平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几十年以后再观察，就会发现那些批评的实际意义较少建设性。还有一个原因是当言论机关批评政府的时候，对于政府的基本理念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至少事实上没有做到准确判断。储安平早就有过“言论自由多少”论的见解，但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可见，再好的初衷，如果不切实际也会铸成大错。

过去传说《观察》周刊有蒋经国的股份，现在看来最多是出于友情的一点支持，这个小秘密没有影响《观察》的独立性，也没有影响《观察》对国民党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