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知自己得到诺贝尔奖时，87岁的多丽丝·莱辛刚从医院看儿子回来。家门口围了一大堆记者，她一屁股坐到自家的台阶上，对这份至高荣誉的反应显得豪迈而爽朗，一如既往，丝毫不懂谦谦之道。
“我已经赢得了欧洲所有奖项，所有的牛逼大奖(every bloody one)。”她说，“我很高兴把它们全得了，一个也不落。”
她还顺手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今年10月22日，老太太就将迎来自己的88岁大寿，这使她一举成为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前这一纪录的保持者，乃德国作家特奥多尔·莫姆森，他1902年获奖时为85岁，转年便去世了。
当然，高寿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更不意味着你只要活得足够长久，就一定会得到无上荣光。但是对过去107年来，那些至死也未听到斯德哥尔摩喜讯的作家们来说，又何尝不会感叹活到最后也就笑到最后呢？
自1950年出道以来，多丽丝·莱辛女士已延续文学生涯长达57年，至今未觉笔沉手软，这一时间甚至比许多作家的“物理生命”还要长。尽管其间亦有起落，经历波峰浪谷，但她终归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也是读者面最广的英国作家之一，哪怕仅有1962年的一部《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便足以使她在文学史上立足。
黑非洲经历和曾经红色的政治人生
1919年10月22日，多丽丝·梅·莱辛(Doris May Lessing)生于波斯的克尔曼沙赫(今伊朗的巴克塔兰)，娘家姓泰勒，乃英国银行职员阿尔弗雷德·库克·泰勒和艾米丽·毛德·麦克维夫妇的头生女。1925年，泰勒夫妇带着多丽丝和小她两岁的弟弟哈利远赴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经营农场，但从未成功。
多丽丝的爸爸是个梦想家，种玉米赔钱后便一蹶不振，变得愤世嫉俗。她妈在家里飞扬跋扈，却照样于事无补，小多丽丝因此一心逃离家庭。在1994年出版的自传首部《在我皮肤下》(Under My Skin)的开篇，她回忆了自己在农场度过的童年时光。尽管家里没人信天主教，但她还是进了索尔兹伯里(今哈拉雷)的一所天主教修女学校，不过14岁便因眼疾辍学，从此再未回到课堂，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未来的大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辈子只有初中文化——好在她有“我的大学”，通过博览群书，自学成材。
15岁那年，少女多丽丝便离开破败的农场，进城务工，先给人家做小保姆，然后到索尔兹伯里，逮啥干啥，但以抄抄写写的文字活儿居多，从此养成写字习惯，偷偷写起小说。
1939年，多丽丝小姐嫁给了小科员弗兰克·查尔斯·魏斯德姆，很快生了一子一女：约翰和珍。这段婚姻仅持续了四年。1945年，多丽丝女士再嫁德裔犹太难民和马克思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莱辛，生子彼得。敦料第二场婚姻也不长久，莱辛夫妇于1949年离婚。戈特弗里德日后做了民主德国驻乌干达的大使。同年，多丽丝回到尚未从战争中复原的英国，从非洲陪伴她抵达伦敦的，只有满脑袋的文学梦想、小儿子，以及第二任前夫的德国姓氏。
1997年，在纽约接受《Salon》杂志采访的时候，她说，她在任何场合中都是个“异类”，早在罗德西亚便是如此，不仅因为她的两次婚姻，而且因为她是个“喜欢黑鬼的人(Kaffirlover)和赤色分子”，而在那个社会中，对黑人示好比当了“赤匪”还要坏上“一百万倍”。
1950年，莱辛女士出版了小说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以白人主妇与黑人男仆之间不可逾越的悲剧故事，写尽非洲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之恶。从此正式踏上文学之路，以专业女作家的身份，在英国文坛和伦敦这座大都市中立足。
这一年，她只有30岁出头，却已经有了非凡的经历：离过两次婚，生过三个孩子，脑袋里装满了非洲草原上的奇异故事。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罗德西亚时，多丽丝便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回到英国，才算真正“找到了组织”——1952年，她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开过“8到10次”的支部会议，虽然于1956年那个多事之秋退了党，但此后长期保持着政治热情和左翼态度，不断出现在反帝反核的街头示威队伍中。莱辛的“西方进步作家”的身份，即从此被苏联和新中国的文学界认定，她的长短篇小说开始在中国出版，早在1956年，《野草在歌唱》便被译成中文。从此，中国读者知道了两个莱辛，一是18世纪的德国戏剧家和批评家莱辛(1729－1781)，《拉奥孔》和《汉堡剧评》的作者；另一个是年轻的英国女作家，控诉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施于非洲人民的罪恶。同样，因为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反种族主义活动，南罗德西亚和南非当局于1956年宣布她“不得入境”。
她回忆当时的社会空气，冷战的气氛“深入一切”，那是一种“非常有毒”的，“非常像多疑妄想狂”的气氛，“它意味着每个人的反应都是极端的，要么拥护，要么反对。”
1997年，她对《Salon》解释自己的政治取向：“资本主义死了。它已经完结了。而未来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在短时间内，我们将拥有公义、平等，妇女、残疾人、黑人——一切人等的同工同酬。这种空谈令最聪慧的人所信，也让我产生兴趣。”
但她的政治幻灭感很快出现，并看到越来越多的失败和可怕的东西。这一思想轨迹与大多数左翼西方知识分子的心路里程并无不同。这就是那样一个时代：求索，迷茫，压抑，绝望。
她的作品不断涉及作为梦想和人生经历的共产主义。1962年，她出版了《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这是莱辛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今日已被公认为战后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被视作莱辛这一时期充满冲突的思想写照，其中的“红色笔记”所记录的，正是她对“斯大林叔叔”从崇拜到幻灭的精神历程。
《金色笔记》的成功，奠定了莱辛此后的盛名。她逐渐被誉为当代的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或弗吉妮娅·伍尔芙。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她的出版商、哈泼柯林斯集团的女老板简·弗里德曼正在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她对《纽约时报》说：“无论对女性，还是对文学而言，多丽丝·莱辛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之一。”
1960年代早期，莱辛投身戏剧业，协助创办了平民艺术项目“42中心”(Centre 42)，同时也开始戏剧创作。60年代后期，她深受伊德里斯·夏(Idries Shah)和苏菲主义和谐观念的影响，闭门不出，修身养性，有近20年时间不再抛头露面，专写科幻小说(她自己更喜欢用“太空小说”而非科幻小说称之)，直到80年代中期，莱辛才重回公众视野，演讲，座谈，不断出国访问。其小说创作，也从外太空回到地球，重拾现实主义，偶而还以化名简·萨默斯出书，故意掩藏身份，考验那些只认作家名气、不关心作品质量的出版商。
90年代，她开始缩减公开活动的次数，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但仍于1993年5月访问了中国。
莱辛自称已把欧洲文学大奖包圆儿的说法，大概不算自吹自擂。她得到过毛姆奖(1954)、美第奇外国小说奖(1976)、奥地利国家奖(1981)、WH·史密斯奖(1986)、JT·布莱克传记奖(1995)、洛杉矶时报图书奖(1995)和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01年)等一大堆闪闪发光的奖章和证书，不过，却与本土的最高书奖——布克奖三次失之交臂：她先后于1971、1981和1985年三获提名，但均未胜出。
同时她拒绝了英女王的封爵。
《金色笔记》和反讽的“自由女性”
在多丽丝·莱辛的文学世界里，有三大主要场景：非洲、英国，以及太空。她时而在非洲草原游荡，时而回到伦敦的公寓沉思，一会儿在银河系外谈人生，一会重归人间仰望星空。她的文学生涯漫长而多彩，几近60年不曾中断，文体和技巧上亦变化多端，且广泛涉及多种主题：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精神分析，甚至神秘的苏菲教义，并且时而在创作之外，投入亲身研习，至忘我境，有时不免走火入魔，陷于狂乱境地。她十分勤奋而多产，迄今已出版了约五十本著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戏剧、诗歌、自传和随笔集。她的重要作品被翻译为多种外语，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早已成为拥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作家。
莱辛的早期作品多以非洲为背景，继处女作《野草的歌唱》之后，从1952年到1969年，她陆续出版了《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描写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在政治与女性意识上的双重觉醒。在此期间出版的《金色笔记》(1962)，则以深刻的自省和精妙的结构，成为真正的现代文学经典。
卡特(Ronald Carter)和麦克雷(John MacRae)在所著《英爱文学史》(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 and Ireland(Routledge，1997)中认为，莱辛的《暴力的孩子们》系列，“或许是战后年轻女性自我探索小说中最丰富之作。”《金色笔记》则是“1960年代最获盛誉的作品之一”。
瑞典学院在回顾莱辛的创作道路时，特别向《金色笔记》致敬，称之为以20世纪的视角，揭示男女关系的少有的“一部先锋之作”(a pioneering work)。而相对于莱辛日后自称的那些“太空小说”，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则在《牛津英国文学伴侣》(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中写道，《金色笔记》是莱辛的“精神太空小说”(Inner space fiction)。
小说的主人公是女作家安娜·伍尔夫，为了从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她记录了四本笔记，以黑、红、黄、蓝四种颜色区别，分别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的政治经历，她为更好理解自己而虚构出的另一个自我，以及记载梦想、日常生活和男女关系的个人日记，最后整合为“金色”的第五本笔记，其中充满了文学女性在面对创作瓶颈时的内心苦斗，亦关乎爱情、性解放、母爱和政治。小说也以这四本笔记的反复出现和交叠结构全书，展现出安娜的内心冲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视为“自由女性”(解放了的、对男性更多责备，而不愿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以此作为每一部分的开篇和结尾，尽管从她的言行来看，所谓的“自由女性”不无反讽。
“许多人称颂《金色笔记》是莱辛的女性主义宣言……却低估了它对共产主义和弗洛伊德这对双生神祗的批评。”卡罗尔·辛普森·斯特恩(Carol Simpson Stern)在《当代小说家》(Contemporary Novelists，St James，2000)一书中写道。而莱辛本人也反对评论界给她戴上女性主义者的高帽子。事实上，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是有很大保留的，甚至对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本身也充满了怀疑。小说结构上的复杂，映衬着现代女性在精神生活上的混沌状态，也验证着莱辛对女性主义运动把复杂问题弄得“过于简单化”的指责。
从玛莎·奎斯特到安娜·伍尔夫，莱辛笔下有多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她们既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心碎的牺牲品，亦非手刃恶汉、或到处吹嘘睡了多少个男人的激进的娘子军，而是有思想自觉，有政治行动，但也因此深处痛苦漩涡，在自由与不自由，解放与未解放之间徘徊的女性。这样的女性，尽管你在身边不容易发现，却又何尝不是从她们身上看透了社会，看到她们包容着时代呢？她们的困境，又何尝不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男性在内——的集体困境呢？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莱辛风格突变，开始转向科幻小说创作——即她自称的“太空小说”(space fiction)。自1979年到1984年，莱辛连出四书，集于《南船座老人星档案》(Canopus in Argos：Archives)的总题之下，写核战争之后的人类种属的发展。这一系列多少受了古代波斯索菲主义的影响——生于波斯似乎让她获得了某种自我暗示，她甚至遁入深闺，潜心修炼。但是评论界和读者对她这一阶段的作品并不太买账，他们更怀念那个扎根于现实、勇于挑战陈规旧习、才华横溢的新锐女作家。
1985年，莱辛从太空返回了地球，以一部《好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重归现实主义。1994年和1997年先后出版的自传《在我皮肤下》和《行于幽暗》(Walking in the Shade)“标志着她写作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峰”，瑞典学院在授奖词中说，“莱辛回溯的，不仅是她个人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英帝国的最后时日。”2001年出版的《最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尽管以虚构的形式出现，却应是上述两书的续篇，之所以写成小说，大概是为生者避讳吧。
莱辛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黑暗之前的夏日》(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1973)，以及《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1988)，后者写的是蛮暴巨婴“本”，从娘胎里到学校，毁坏家庭，危害社会，在传统的哥特式英国恐怖小说的外衣下，甚至带上了些魔幻色彩。
2007年夏天，莱辛新出小说《裂隙》(The Cleft)，再度披上科幻外衣，借古罗马历史学家之口，讲原始社会初期没有男人的世界。那时的所有人类均为女性，以单性生殖成功繁育女婴，而男婴之所以出现，乃是畸形娃娃呱呱落了地。数代战斗之后，女性终于接纳男性，不仅从中发现性爱之美，亦退居二线，将领导权转授男人，在纯粹的动物式的性爱之外，两性也滋生出友谊与爱情，进而发现男女相互需要的意义所在。
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无法容忍这样的“反动”作品，她们宁愿要斗争而不要和谐。莱辛反击说，《裂隙》根本无意做到“政治正确”。而这个字眼儿也出现在哈罗德·布卢姆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中。布卢姆教授说，瑞典学院的决定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正确”，“尽管莱辛女士曾以一种少有的绝佳品质开始其写作生涯，但我发现她过去15年的作品完全无法卒读……四流的科幻小说而已。”
当然，他说的只是“过去15年”，因为在他开列的那份著名的“西方正典”书目中，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赫然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