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因为周润发在《加勒比海盗3》的海盗王形象有“辱华”嫌疑，导致无法在内地上映。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只能说：咱们离“大国”的心理差距还太大。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坐在路边休息，一个同学从我身前走过，我向后退了一点，等他走过后就坐回原位，他回头看我一眼，又走回来，我又向后退，该同学怒视我，冲上来就要打我……后来我知道原委：他认为我看不起他，在他从我面前经过时没有起立。虽然别的同学经过时我也都没有起立，但是只有他感觉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成绩不好家庭不好，所以他认为我们都看不起他。

那件事情之后，我开始知道什么叫“极度自尊背后隐藏的其实是自卑”。

N-10年前，奥斯卡颁奖礼，成龙和一个巨高的黑人出来颁奖，黑人将装有结果的信封举得老高，成龙够不着，于是拉开一个架势，黑人赶紧交上信封——这个也被很多人称为“辱华”：讽刺咱们亚洲人个子矮。

成龙在奥斯卡颁奖，辱华；张艺谋靠农村拿国际大奖，辱华；章子怡演艺伎，辱华；《碟中谍》有老头打麻将，辱华；周润发扮海盗，辱华……所有的辱华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国外。也就是说，“辱华”的定义是：在外国人面前丢了咱们中国人的脸。

所有敏感得动不动就说“辱华”的人，心底深处才是真正的辱华：他已经认定了华不如洋。

真正有自信的民族，不会因为外国电影中有一个海盗是本国人就觉得奇耻大辱，要说辱的话，咱们电影里的日本人美国人辱得比这厉害百倍，没有听说“美国网民抗议中国电影《上甘岭》辱美”，就是《加勒比海盗》，也没有听说英国抗议侮辱皇家海军，加勒比国家集体抗议，反而是一个牛逼无比的海盗王，反而引来“辱华”的声音。网民根据一个形象就乱发议论说“辱华”，影响不大，但是国家机关若真是因为这个就拒绝引进一部电影，那……就真是辱华了。

刘军宁

思想界分化还在继续

南都周刊：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主要分为两派，学界分别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称之。你如何看待这种分化？
刘军宁：这种分化还继续存在。90年代初是分化的形成期，对中国问题不同的看法和由此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现在更加明朗了，并没有弱化、改变或者往其他方向发展的趋势。

南都周刊：与80年代比，90年代世界大环境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军宁： 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主要还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甚至可以说，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变化。只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达方式。但根本的、主要的问题，并没有改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一个是价值层面。制度层面一直在求变，但制度层面的变化没有价值层面的支撑也是不行的。

南都周刊：这一分化主要是知识分子观察问题的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造成的吗？
刘军宁：与视角的关系不大，更多是价值取向的不同造成的；其次，可能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首先是价值(不同)，其次是利益(不同)。对中国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有人要抽烟，有人反对抽烟一样，双方可能都能讲出各自的道理，但的确是不一样的。

    现在，许多被公认是新左派的人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如果认为左是高尚的、正义的，就应该公开地说出来；如果信仰左，就应该承认自己左。如果对自己信仰的东西都不愿承认，怎么向世人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信仰者？还没有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人不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新左派也罢，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真心信仰的东西，都不应该躲闪。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主要分歧在何处？
刘军宁：主要的分歧在于对中国现状和问题的看法以及对由此提出的解决方式。徐友渔写过一篇文章，对此曾有详细的总结。
在我看来，两者的分歧根本在于，“自由主义”眼中的最高价值是“个人的自由”，“新左派”的最高价值是“集体的权力”。

南都周刊：这点能说具体点吗？
刘军宁：比如说“自由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主张把权力交给个人，“新左派”主张把个人权力交给国家，由国家来干预，由国家来平衡。

我没看《读书》。

南都周刊：自由主义者往往将汪晖主政的《读书》视为“新左派”的主阵地，你如何看待汪晖主导下的《读书》？你认为《读书》近10年来做了些什么？
刘军宁：近年来，我看不到《读书》，也就不看了，因此，不知道《读书》近10年来都做了什么。没有深入了解，也就无从评价。

南都周刊：在90年代后期之前，你还是阅读《读书》的？
刘军宁：我读《读书》，大概是读到沈昌文时代结束。那时候，他们每期给我寄一份，我也给他们写过一些文章。后来，离开社科院之后，也许是地址变动，再也收不到《读书》了，自然也就不看了。长期以来，我自己也不订任何报纸杂志。

南都周刊：对你个人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小？
刘军宁：《读书》的影响主要是针对一般读者。《读书》的作者不是其主要影响对象。那时，《读书》里很少有人写政治学的文章、写政治哲学的文章就更少了。但那个时候，《读书》代表了中国思想多元的一个窗口。它的思想性、人文性比较强，各种思想在其中都有表达的空间。

南都周刊：从今年出版的六册《读书》10年精选集，可以看出，《读书》近10年来关注的全球化问题、亚洲病理问题，以及“三农”等问题，恰好是自由主义者先前忽略或关注较少的领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军宁：你说的书，没有看过。不过，你提到的这种说法不太成立。自由主义者也很关心全球化的问题。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球化、“新左派”反对全球化。“自由主义”还出过为全球化辩护的书。“三农”问题也是自由主义者关注的领域，我自己写过关于农民的身份、土地所有权、村民自治等，也写过一些有关全球化的文章。只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立场不同罢了，不能说一个关心，一个不关心。

贫富悬殊咎不在自由主义

南都周刊：有评论认为，左右双方对中国当下的解读都有意义，一方是强调“资本之恶”，当下侧重强调民主和平等，一方强调了“权力之恶”，当下侧重强调要自由和宪政。只是在先限制哪个“恶”之间产生了分歧。你如何评价之一观点？
刘军宁：这个归纳是错误的。并不是“新左派”主张民主和平等，自由主义者也主张，我本人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写了很多文章探讨民主和平等。其实“新左派”并不是真的主张民主和平等，他们在民主和平等问题上，并没有写过任何有影响力的文章，你能举出一个例子吗？不能吧。那怎么能说他们强调民主和平等呢？相反他们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批评自由民主政体，否定宪政、法治。

南都周刊：但是，这些年对“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后者只注意到了市场和效率问题，而漠视或者忽视了由此带来的“公平”问题。你如何看待“新左派”的这一批评？
刘军宁：这个批评偷换了概念。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只注意市场和效率问题，恰恰是因为公平问题，自由主义者才强调市场的力量。计划经济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既有效率又有公平。在这方面，两者对“公平”的理解不同。新左派把公平理解为结果的平等。中国对“结果平等”的实践已经证明是“灾难性”的。所以，中国不应该再追求由权力主导的“结果平等”了。
    其次，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贫富悬殊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自由主义”的责任，绝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没有参与中国改革的设计，更没有参与政治改革的设计。所以不能把这个账算在“自由主义”身上。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市场改革不彻底造成的。美国和中国同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中国的贫富悬殊比美国的大得多？所以，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太多了，而是市场经济太少了。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的责任，而是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要约束权力对穷人的剥夺和对富人的照顾。比如说“利息税”就是这样的，今年终于改了一些。但它已经劫贫济富11年了。这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主张，至少一开始我就写了文章反对利息税。

南都周刊：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权力学会了与市场合谋，并利用市场，贪腐泛滥、生态恶化、社会资源浪费等与权力的不受约束密切相关。自由主义者如何看权力与市场合谋的问题？
刘军宁：在最近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新左派”看到了权力与市场的合谋，但是想通过约束市场来寻找公平与正义，而不是去约束权力。举一个例子，假若一个强盗骑着摩托车去抢劫，我们是应该抓这个强盗，还是惩罚摩托车而把强盗放掉？如果权力利用了市场来欺负穷人或者无权者，是应该把取缔市场还是应该约束权力？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
    如何对权力进行制衡，并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问题，办法有多种，关键是不被采纳。比如，山西的黑砖窑案，应该再深入地讨论下去，像这种事还有多少？应该给媒体监督权力更大的空间。

南都周刊：“新左派”对市场持一种否定态度？
刘军宁：“新左派”是一个很宽的谱系，最极端的左派对市场是持一种否定态度的，这点毫无疑问。你可以从左派的各种公开信上都能看到，从字里行间也能读得出来。实际上，中国正统的声音仍然是持有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最终会走向计划经济。其实，正是市场为公正的声音、思想的多元提供了前提。“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从其中受益了。这也是“自由主义”不能同意“新左派”对市场看法的一个根本原因。

传统的断档终究要续上

南都周刊：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也广泛兴起，尤以新儒家为代表。在2004年，多位学者联名发表《甲申文化宣言》，这两年更是掀起了读经热、国学热。你如何看待这一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刘军宁：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些具体的观点和主张，但只要这些不与极端民族主义，不与排外结合起来，就是一件好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还没有完成对自身的调整，适应世界主流文明的发展。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实际上是对中国深层文化问题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有过激的，有恰当的，有不合适的，有找错点的。对此，我也不想具体地评论。

南都周刊：中国近代以来，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文化焦虑和自身文化的认同问题。这样的一种思潮的兴起，与中国近30年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国际地位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有关吗？
刘军宁：我倒觉得这种解释太笼统了，也不喜欢从国力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是现在老百姓有点钱了，也有点闲了，他们看了电视了，上了互联网了，他们感受到中国自身的文化问题了，对文化认同的需求浮现出来了。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后有个“断档”，这个“断档”终究是要续上的。中年人喜欢西学，老年人可能喜欢国学，这种事在不同的时期都出现过，比如在王国维、陈寅恪身上也出现过。

南都周刊：经过了上个世纪的“断档”期，中国还有“传统”吗？或者说我们究竟还可以从传统中寻找哪些资源？
刘军宁：中国太有“传统”了，看你怎么定义“传统”了。如果你要与外国人打交道，你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有多么厚实了。要是你与自己人在一起，你可能看不到这种差异。但与周边的日韩、香港和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传统”是少了很多。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开放的传统”。任何人所主张的“传统”都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新儒家往往认为，儒家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其次，任何“传统”都是演化的，比如原始儒家和后来理学的儒家是不一样的。第三，“传统”也是开放的，新的、外来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传统，比如佛教，中国原来是没有佛教的，但现在佛教完全被视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西方的经验更是这样，西方的传统是由各个不同地方的传统混合而成的。

南都周刊：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色彩一直在退化、一直处在“丢了”的状态中。
刘军宁：我想丢的是好的一面吧，传统中主张仁和，主张温良恭俭让的这一面被丢掉了，主张暴力，主张你死我活，主张仇恨，主张对权力的服从等不好的一面被保留下来了。一个国家是不能摆脱传统的，只能摆脱传统的一部分，关键摆脱的是哪一部分。其实，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断档，与其说是传统的“断档”，不如说是中国传统中好的部分断档。中国传统中好的东西本来就很精贵，通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好的丢掉了。坏的东西，不仅没有断档，而且大肆泛滥。

南都周刊：近年来，新儒家也一直在从儒学经典中寻找资源。在你看来，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与现代社会普遍追寻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能够相融吗？
刘军宁：从历史、从官方的角度看，儒家文化与自由民主的理念是有非常大的冲突的。但这仍然不排除从中演化出新的认同民主宪政的儒家思想来。但这个需要演化，就像许多人把儒教和佛教混合起来演化一样。这个需要时间，需要杰出人物，需要有超越儒家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方面有分量的研究出来。演化是一个选择和淘汰的过程。中国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经历完，还在继续。

有分歧才有得吵啊

南都周刊：总体而言，你如何评价这十年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持续至今的争论？
刘军宁：我不作大的评价。但我倒希望“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能来进行一场自由的争论。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这还只是一个奢望。“自由主义”最占理的地方是说不出口的，而“新左派”倒可以无所忌惮地说。

南都周刊：在争论中，有学者批评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尚没有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平等的姿态来探讨问题，相互给对方“戴帽子”、“上纲上线”，情绪化的语言还比较多。
刘军宁：对于这个争论，我个人无意主动卷入，实际上只写过一篇回应文章。这个争论是“新左派”发起的，不是由“自由主义”挑起的。后者始终没有针对前者发言，而前者一直在针对后者发言。只要大家没有动手，发言过火一点也没有关系。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也都是如此。其实，谩骂也是从“新左派”开始的，首先是从对我开始的。当然，也无所谓，骂我就骂呗。

南都周刊：这些年围绕改革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也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延续。你如何看待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在未来的争斗与融合？它们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吗？
刘军宁：在个别人身上可能会有融合，现在不是有人要提倡“三教合一”吗？但三派之间的界限还会非常分明地保留下去，并将长期三足鼎立，谁也没有能力取消另一方。自由主义者也尊重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的存在，有分歧才有得吵啊。达成共识也就没有意思了，趋于一统还有啥意思呢？只要让人自由地思考，人的看法总是不一样的。
    最后补充一句，尽管新左派一直追着自由主义批，但是我始终认为，新左派不是自由主义的对头。自由主义也不应该以新左派为对头，更不应该忙于同新左派争吵，而被转移了注意力，忘掉自己真正的对头。这个对头就是专横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及相应的体制！

原文载于《南都周刊》2007年7月27日，此处有订正。

 

7月31日，看到网络上传播的外交部就韩国商店辱华标牌向韩方交涉的消息，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31日紧急约见韩国驻华使馆有关官员，就韩国商店辱华标牌事件提出交涉，要求韩方澄清并即采取措施。韩方表示重视中方关切，允尽快核实并予妥善处理。

看这个消息，却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必须找多方消息来源。

看中国大陆可以自由浏览的（新加坡）联合晚报网络版得知，原来是韩国宠物店恶搞，把天安门毛泽东画像变狗照，惹了中国留学生发火，后惊动中国外交部急忙表态。其实，毛泽东是中共祖先，恶搞毛泽东最多只能说是恶搞共产党，但总不至于称“辱华”。

联合晚报的消息称：中国两名在韩国留学的研究生在网路上踢爆，韩国龙仁市一家宠物商店，竟然恶搞中国神圣的天安门，将墙上挂的毛泽东照片换成小狗，并把城墙左右两边的标语换成“龙仁市宠物百货商店”及“白狗村”，留学生气得差点当场砸店，并向中国驻韩使馆检举。此前，有一名叫初四的网友在中国各大论坛发表《韩国某宠物商店明目张胆的辱华行径》的文章，表示他在7月下旬至韩国龙仁市一栋建筑物附近抽烟时，发现一家叫“白狗村”的宠物商店，在店门口的梁柱中间挂了一幅很像北京天安门的画（只是很像天安门的画，不是天安门），结果该画将原本很像天安门墙上挂的很像毛泽东的照片的地方换成小狗，左边的标语文字（其实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个所谓辱华的前提）变成韩文的“龙仁市宠物百货商店”，右边的标语文字（其实只是联想到是天安门附近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字样）换上韩文店名“白狗村”。初四表示，看到这张照片后，“是我来韩国第一次无法节制的发火”，他说当时和他一起聊天的朋友，就要冲进去砸店，但被他拦住。后来他们进去找店长，但店内只有服务员而已，于是他把店名及周围的路牌都拍照存证，向大使馆检举。但中国驻韩使馆尚未有任何回应。这篇文章一出立即引发中国网友怒骂：“宠物店的这幅画是在污辱所有中国人，绝对不能善罢干休。”

许多曾至韩国的网友表示，首尔还有的商店写着“欢迎日本游客。谢绝中国游客入内”，不少网友更发起疯狂转寄该篇文章，让所有中国人知道韩国人的恶劣行径。

这里有必要说清楚的是，毛泽东并不代表中华，甚至也没有法律依据证明他可以永远代表中国共产党。至于恶搞毛泽东，也不能称恶搞他就是辱华，中国外交部没认真考虑就表示对韩国商店“辱华”标牌向韩方交涉，这很明显是错误的，因为“辱华”是不成立的，中国人没有必要上人家的当。至于韩国首都首尔有的商店写着“欢迎日本游客。谢绝中国游客入内”字样，倒是有点瞧不起中国人的意思，但也不到辱华的地步，中国人也可以写“谢绝韩国游客入内”，但中国人不会和韩国人一般见识，中国人也没有必要为这个光火——厚德载物，这就是由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所决定的。

 

美国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一项全球民意调研。该项调研，揭示了若干有趣的，或者说，发人深省的现象。

对本国政府的满意度，中国人以89%，高居全球第二；对照之下，美国人为51% ，日本人只有22%，韩国人只有9%。对本国现状的满意度，中国人最高，达83% ；对照之下，美国人只有25%，日本人只有22%。

观此数据，人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政府最受中国民众欢迎？中国现状最好？显然 ，这种结论，对任何一个理智健全和头脑清醒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那么 ，上述“民调”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今时代，人们最容易受到媒体影响，多数人对事物的认知和感受，都来自于媒体。在文明世界，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媒体独立，人们对政府的批评和苛求，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媒体上，影响民众的视听。于是，民众对政府和现状的满意和不满意，如水一般，起伏不定。正因如此，反映的，才是真实的民意。

而在专制国家，所有媒体都受政府控制，为政府宣传，不知不觉间，民众对政府的印象，就是官方媒体塑造的“政府形象”，就是“伟光正”。正因如此，反映的，不过是虚假的民意。深谙媒体影响力的前苏共高级特务普京，上任后的首要大事，就是重新控制媒体，尤其是垄断电视台（俄国人最爱看电视），作为其专制复辟的第一步。看上去，普京干得“很成功”，以至于，其“支持率”居高不下。

在中国媒体上呈现的中国政府，总是在“救灾”，总是在“反腐败”，总是在“打击犯罪”(且“从重从快”)，总是在“营造和谐社会”。用词每每都是 “奋力” 、“全力”、“花大气力”，等等。这样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导向”，对遭到彻底洗脑或欠缺思维能力的人而言，产生对政府的“正面印象”和“满意度”，实在不足为奇。

然而，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个中蹊跷：总是在“救灾”的背后，不正是“灾祸频仍”？总是在“反腐败”的背后，不正是“腐败深重”？总是在“打击犯罪”的背后，不正是“犯罪猖獗”？总是在“营造和谐社会”的背后，不正是“贫富分化，社会对立”？而这一切，责任与祸根，不正在于中国政府及其他们死守的制度 ？

中共当局“成功的”洗脑和引导，直接摧垮了当今中国年轻一代：他们只追求金钱 ，只沉湎享乐，排斥政改，讥笑民主，常常公开而骄傲地宣布：“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钱！”“对民主，我没有兴趣！”堕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注定要被历史拷问的一代。当然，其幕后推手和教唆犯，只能是中共当权者。

前三十年，中共破坏生产、荒废教育、挑动内斗、怂恿残杀，制造人间地狱；后三十年，中共鼓吹享乐、引诱堕落，官场充满腐败和淫秽气息，民间弥漫唯利是图、盛行男盗女娼。中共的极端手法，把中国社会，生生拉回到北宋西门庆时代。扭曲了经济改革，也堵死了政治改革。

曾几何时，希特勒在德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只要他一出场，就会引起震耳欲聋的欢呼；曾几何时，齐奥塞斯库不仅在罗马尼亚声望崇隆，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出尽风头 ；曾几何时，萨达姆\x{2022}侯赛因在伊拉克“获得”99%的选票，“当选连任”。然而，最后，我们都看到了，这些独裁者的终极下场：希特勒焚尸于地下室；齐奥塞斯库遭处决；萨达姆被绞死。

中共祸国之重，误民之深，远远胜过希特勒、齐奥塞斯库、萨达姆之流。今天骗来的“满意度”，会不会成为明天的“绞刑架”？踌躇自得的中共当权者，自当深思 。

一个喜欢化妆的民族

登上从丹东开往朝鲜的火车时，邻座大叔的行李吓了我一跳：他带了方便面、水果、矿泉水、红肠、火腿肠、白酒……还有新鲜的大葱和酱，我甚至有点怀疑我们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但这趟列车只开往朝鲜的平壤。

这个男子身高1.70米左右，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蓝色裤子，领口的扣子严丝合缝。黑色皮鞋尽管质地一般，但显然很专心地上了油。他有着这个民族典型的方脸和高颧骨，平头打理得一丝不苟。他的皮肤发亮，而且经常出汗，每到这时候他就会掏出装在裤子口袋里的手帕，是方格手帕，不是纸巾，然后一丝不苟地擦拭。

“中国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姓洪，你们可以叫我洪导”，他开始用发音奇怪的汉语说话，显然他有点紧张，再次掏出手帕擦汗。车上的中年中国人开始起哄，顽皮的孩子们也开始大声模仿他的发音，不过，他一点也没有恼火的意思。

洪导是我们第一个直接接触的朝鲜人，他和他那没有节奏感的蹩脚中文一直伴随着我们整个朝鲜之旅。

洪导与我们碰到的其他朝鲜人不同，他要活跃很多，他熟悉中国话里“小姐”的含义，他喜欢刘德华，他会在故作谦虚之后高歌一曲《萍聚》，他深深知道有些中国人爱赌博爱桑那爱洗澡爱购物的习性。

当然，和其他朝鲜人一样的是，他们的胸前都有那个闪闪发亮的徽章。 在朝鲜，涉外导游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般毕业于金日成综合大学外语系或者平壤旅游学校，相比普通朝鲜人，他们的眼界不仅仅局限于平壤。不仅仅是导游，在所有涉外的宾馆、商店、饭店，服务员们对这一切都已经驾轻就熟，漂亮的女营业员对中国游客所开的玩笑始终不恼不火，依然执着地重复：“这个，5元；人民币，可以……”

漂亮的女交警

平壤的道路很宽，车却很少，有轨电车缓慢地行驶在轨道上，间或传来叮当的铃声。朝鲜人的步伐比电车的铃声更加干脆，行走在大街上的朝鲜人，保持着他们全民特有的行进姿态和节奏，确切地说，这更像是战争时期的急行军。没有左顾右盼和窃窃私语，没有游手好闲和勾肩搭背，步速快接近奔跑了。

漂亮的朝鲜女交警

与这种行走相互呼应的是空荡荡的街道，灰色、整齐划一的高层建筑，这里的道路几乎没有高大的行道树，没有满地都是的机票打折小广告，没有人间琐碎生活的气息。宽阔的大街上，没有红绿灯，只有女交警。按照我们的表述方法，这已经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个个面孔白皙，身材匀称的女交警，穿着白色的制服，蓝色的裙子，举着一根指挥棒，站在路中间一个白圈的中心。左转，右转，直行，禁止通行……一遍又一遍重复，虽然路上，只有稀稀拉拉的车辆。一天下来，她们的动作似乎也绝对不会走样，没有丝毫的松散和懈怠。好奇的游客冲着她们举起相机，她们也从不拒绝，似乎很乐意展示自己。

据说女交警筛选的过程很残酷，个头基本都在1.55米左右。据说她们享有政府特殊的福利待遇。每天可以得到政府供应的八百克粮食，这要比常人多出三百克，但她们要从早上七点上班到夜里九点。对于朝鲜男人来说，能娶到一个女交警做妻子是相当荣幸的事情。

这是一个喜欢化妆的民族，爱美的女人们通常都化了可爱的妆。从小学女生到城里的中年妇女，几乎人人面白唇红，涂了厚厚一层。当然，这种美还仅仅局限在雪花膏，面膜、美白、保湿、祛皱、SK2、雅丝兰黛……仿佛另外一个世界的名词了。

似曾相识的奶油雪糕

让朝鲜人骄傲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三大免费”。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

住房实行分配制，一般是2间房，约50-60平方米，最多80平方米，主要按照家庭人口数量和级别分配。结婚前可以提出申请，这时家庭是2个人，按照2个人的标准分配，如果要小孩了，要提前申请，再多加一间房，从现有的2间房中搬出到更大的地方，如此循环。

教育免费从1973年起实行，包括学龄前一年，小学四年，中学六年(不分初、高中)。中、小学期间的学习用具和服装也免费按期发放。毕业后，可以选择进入大学，也可以就业。

朝鲜的粮食也实行配给制度，一般每个人13公斤一个月，遇到节日和假期或者领导人生日，会发一些副食品。尽管配给制占绝对主导地位，但这两年平壤也出现了一些副食品商店。我们酒店斜对面就有一排临街的铺面，出售肉丸、烤鸡、PIZZA、各种熟菜、饮料、酒、冰淇淋等等食品，不少下班的朝鲜人在前面驻足购买。

我们曾用人民币买了一只雪糕，那是我们何等熟悉的上世纪80年代的味道啊，单纯，甜蜜，只有奶油的香气，没有咖啡、果粒、巧克力等等花里胡哨的点缀。

走入平壤时光隧道

在我们下榻的灯火辉煌的高丽饭店，最贵的双人超级套房房价要250欧元一晚。我们的房间里，中国产的电视机可以收看到9个频道，朝鲜中央电视台女播音员高亢的声音与凤凰卫视主持人的软语，让人恍如隔世。

平壤地铁据说是世上最深的地铁，最深处达地下110米，内里的灯饰炫目豪华

让人产生时光错乱感觉的还有平壤的地铁。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深的地铁，最深处达地下110米，从地面乘电梯到站台需要3分半钟，除了交通运输外，建于1968年的地铁系统还有防空洞的功能。也因为深，站台内能常年保持18摄氏度的恒温。电梯近乎垂直，中国人一般小心翼翼，紧紧抓住扶手，而朝鲜人则司空见惯，可以快速在电梯上向下疾走，面无惧色。站台是典型的前苏联风格的建筑，高大，空旷，在站台上人来人往，却没有半点喧哗。车厢里的朝鲜人寥寥，避免与我们目光遭遇，当发现我们没有直视他们时，他们也会悄悄投来好奇的目光，仿佛我们是从马戏团里逃出的动物。

平壤的夜似乎来得特别早。天色渐暗时，我们熟悉的万家灯火并没有出现，几乎所有的楼房都暗淡下来，统一规划的住宅楼外面，唯一能看见的是一个个格子，整齐而统一，但却看不到人，阳台上没有花草和晾衣架，当然也没有我们司空见惯的花花绿绿的内衣裤。由于怕有损国家形象，平壤居民只在房间里晾湿衣服。由于能源不足，平壤每年的停电次数为200次左右，而且由于电压太低，不加装调压器许多家电就无法使用。为了节电，电熨斗、电炉等耗电的电器被禁止使用，违反者要予以处罚。

天渐渐完全黑了，才发现平壤居民楼其实有灯亮，如果再凑近点，就会隐约发现，有些楼房的阳台上会有几盆花草，虽然不见得是生机勃勃的，但总归让人嗅到了一丝寻常巷陌的人间烟火。

再晚一点，到处都黑了，由于电力短缺，没有路灯，这样穿过全黑的城市，完全是一种星际迷航的感觉。

偶尔也有灯火通明的地方，那都是巨大的领袖画像。在能容纳15万观众、有80个出入口的五一体育场，灯火是通明的，少见的霓虹灯也会亮起，还有光芒万丈的烟花，就连树梢上也挂起了装饰灯泡，一闪一闪，因为那里在上演有10万人参加演出的大型团体操表演《阿里郎》。

离开平壤，在新义州火车站，我们将一盒巧克力送给洪导的女儿，这个中年男人愣了一下，并没有拒绝。

我们礼节性地问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到上海。

“不会的。”

他喃喃自语，然后是，沉默。

行走者语

去朝鲜不算太麻烦

只要凭护照和身份证，注明工作单位、职务等基本信息，到辽宁丹东的旅行社报名就基本没问题了，只是必须组团前往，绝对没有自由行一说。每年4月到10月是朝鲜旅游的旺季，冬天是淡季，因为冬天的朝鲜非常寒冷而又缺乏取暖设施。

去朝鲜旅游，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平壤开城妙香山4日游，价格一般在人民币2100-2300元之间。

肯定能吃饱

去朝鲜之前一直听到吃不饱饭的说法，其实，作为外国旅游者，在朝鲜能吃饱，只是合不合口味罢了。我们在高丽饭店吃的几顿饭都还可以，有一天的晚餐吃的是烤鸭，这里的烤鸭和北京烤鸭可完全是两回事，不是整的，而是切成一块一块的生的鸭肉，去掉骨头，放在传统的韩式烤肉架上烤，然后卷生菜和洋葱一起吃。

我们到平壤的第一顿饭一共有九个菜

送礼要看场合

送朝鲜人礼物，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中国之前，导游曾叮嘱我们，最好准备一些小玩具小文具，以便送给朝鲜的小朋友。但导游同时又交代，不可以在朝鲜大街上，随便送东西给朝鲜人，只有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才可以。后来我们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观看完平壤少年宫的孩子们的精彩表演后，我们被允许将礼物送到台上的孩子们手中，孩子们有礼貌地说谢谢；但是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有游客在酒店门前将玩具送给一个路过的朝鲜孩子，却被对方坚决地拒绝了。

推荐手信

香烟

平壤针对外国人的商店，主要兜售纪念品和特产，所有产品均以欧元标价，但人民币可使用，一般是欧元乘以10。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是香烟，价格不贵，25-100元人民币一条，外包装都很革命。据说富裕的朝鲜居民最喜欢抽的烟是日本产的“SEVEN”，这与在中国销售的“MILD SEVEN”不同，焦油含量高达14mg、尼古丁含量为1.4mg，是味道非常冲的烟。由于日本对朝鲜的制裁，现在价格暴涨。

邮票

邮票也是朝鲜主要旅游纪念品，只是在朝鲜国内旅游商店出售的邮票都价格昂贵，一套至少在人民币50元以上，而丹东的小摊上和商店里卖的朝鲜邮票非常便宜，一本8张使用过的带戳邮票只要2元，贵的邮册也不过15元一本。

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宣传画、招贴画、口号是朝鲜邮票的主要题材

纪念章

纪念章也是选择之一，内容有朝鲜国旗、朝鲜运动会的会徽等，价格依纪念章大小从2-10元人民币不等。

书籍报刊

朝鲜的酒店和一些旅游景点里会有书店，外国游客可以买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和金日成的著作、主体思想全集等，有朝文、中文、日文、英文等各种版本。相比较其他的书，领袖著作无论是装帧还是印刷质量，都明显好很多。不过价格也较贵，一般在人民币100元左右。

 

什么是宽容

慧能大师是终南山一有道高僧。寺旁有一少女，与仇家之子相恋，暗结珠胎，足月後生下一子，其父责问是谁的儿子，此女被逼不过，就随口说是慧能大师的。其家人把新生儿送到庙中，并对慧能大师百般羞辱；慧能大师什麽也没说，就把孩子抱入庙中，任人们往脸上唾口水，毫不在意，只当是自己的孩子一般。後来两家和好，相爱的年轻人终成眷属。两人至此才说出真相。女家很不好意思，人们知道真相後，纷纷为慧能鸣不平。大家一起上山向慧能大师表示歉意。慧能大师什麽也没说，把已经会走路的小男孩交给小两口，就进庙去了。

甘地的 以爱制恨

甘地在读了《圣经》后，迷上了基督教，特别是《圣经》中的山上宝训，给他的领悟是： “不要以暴力抗恶，要以德抱怨，以爱制恨。 “对敌人的爱，能做到吗？

但是甘地是孤独的，连他的弟子尼赫鲁也对非暴力能起多大的作用表示怀疑。但是甘地之后，却有马丁。 路德。 金、图图大主教、索尔仁尼琴、曼德拉、昂山素姬等，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来谋取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和解。人类意识到了非暴力手段的重要性，苏联时代最著名的异议人士萨哈罗夫说道：” 将运动限于采取非暴力手段的范围之内，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持这样一种立场，在一个经历过人间地狱所有暴力行为的国家是符合逻辑、理所当然的。在这个离核战的深渊近在咫尺的不稳定的世界上，主张掀起新的革命大动荡或是要求外部进行干涉，都无异于一种疯狂和恐怖的罪行。”

甘地不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神，已成为不朽的象征的甘地对我们的意义在于，我们争取的东西，也可以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去争取。这种方式就是非暴力不合作。面对比我们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反抗，带来的是双方的损害。而非暴力不合作，可能带来的是改良，是共赢。

甘地之后，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殖民地相继以非暴力的方式独立。八十年代末，东欧的极权主义阵营以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了国家政权的更迭，一系列的民主国家建立。九十年代始，巨大的苏联帝国解体，虽然有随后的流血冲突，但是与以前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相比，这已是非常小的代价。南非以非暴力的方式终结了种族主义的国家。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又发生了系列的以非暴力手段完成的国家政权的更迭。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十年一变，乃最为动荡之非常时期。其跌宕变幻，又非主流历史和庸常经验所能概知。编者着眼于历史表情的碎片，以细节折射本质，以小事管窥人物……正是这些微观举止，才引发了一场场变革，导致中国之百年遽变…… 在这本书里，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不见了，有的只是小事件、小人物，甚至小道消息。也许正是这些碎片、逸闻、边角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历史叙述，告诉了我们一段隐蔽的历史真相，让我们在不经意间洞悉革命的机缘，悟出历史的玄机，窥探到近百年来中国的另类脸谱。 编者从浩瀚的史料（很多不是正史）选取了各式各样的碎片，就像拼一张被撕碎的旧照片一样，拼贴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图景。

搜寻历史人物的另类事迹，补正史所缺，这种工作在一本英国人保罗约翰逊所著的《知识分子》（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1988, Weidenfeld & Nicolson Publishers，中文版由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中去得更为极端。这本书专门数落大知识分子例如布莱希特和萨特等的道德糗事，过于八卦和刻薄，有点哗众取宠。

朵渔是下半身诗歌的代表诗人，他在本书所展示的历史视野令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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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讲稿》，(美)纳博科夫著，金绍禹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32.00元。

　　
　　纳博科夫的《〈堂吉诃德〉讲稿》有三十万字，很快就读完了。正如亚马逊的评论所说，这是一本一丝不苟写出的书。它相当特别，与《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不同的是，纳博科夫起初并不愿意写这本讲稿，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本粗糙的、类似于过时笑话的老书，但他任教的哈佛坚持认为他不可以不讲这部书。于是，1951－1952年春季学年哈佛人文学科二的“六百名年轻的陌生人”，有幸听到了纳博科夫把这本老书讲成了一个蕴藏无数宝藏的神秘奇书。
　　
　　批评家的天职
　　
　　在小说出版后不久，它就迅速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仅法文译本就有五十个不同版本)，堂吉诃德这个人物迅速走出了这本书，开始了在世界上的漫游。“在玻利维亚，是狂欢节上的喜庆人物，而在旧俄国则是高尚但又无骨气的政治抱负之抽象象征”。在中国，他通常被解释成一个内心充满理想的人物。教育部为中学生指定的屠孟超译本认为“作者的嘲讽是善意的，富有同情心的。”(陈凯先序言)

　　读者读错了是可以原谅的，但如果文学评论家读错就不可原谅了。出名的圣伯夫称这部小说为“人性的圣经”，这种不可原谅的行径被纳博科夫称为“妖言惑众的魔法”。研究《堂吉诃德》的众多评论家中，纳博科夫还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奥伯雷·贝尔，因为他认为该书的总体特点是幽默、仁慈。克鲁奇认为在无数次的打斗中，“也许(堂吉诃德)从来没有打赢过。”纳博科夫冷冷地说：“毫无疑问，要评论一部书，就要读这本书。我们必须，也能够，驳倒我们的评论家不可理解的武断说法。”

　　在这里，我可以说，纳博科夫不仅不会让读者失望，他的书往往包含了惊喜。谁能想到，他通过详细叙述堂吉诃德在其中担当游侠骑士角色的四十个片断(分析这四十个片断纳博科夫用了22页篇幅)，最后得出结论：堂吉诃德的比赛成绩是20－20。用网球赛(我们当然记得纳博科夫在欧洲的时候担任过一阵子网球教练)的计分法结果是6－3，3－6，6－4，5－7。仍是平局。而且，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都是平局，分别是十三比十三和七比七。

　　读过《堂吉诃德》的人会饶有兴趣地发现，纳博科夫履行了本雅明曾指出的批评家的天职：他必须证明人们读错了。不是吗？我们通常都认为堂吉诃德老吃败仗。

　　那么，在纳博科夫的审视下，堂吉诃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种“高尚的疯”
　　
　　人们总是记得他交战时的狂怒疯狂发作。但堂吉诃德在不交战的时候，我们忽视了“他的镇定、他的严肃、他的十分沉着的态度和自我克制”。还有“他喜欢沉默，喜欢举止态度的得体。他说话字斟句酌，遣词造句非常讲究，但又不显得做作不自然。”“尤其要说他是一个豪爽的骑士，一个具有无限勇气的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

　　是的，堂吉诃德是个疯子。纳博科夫认定这是一种“高尚的疯”，并提醒读者，这种疯与李尔王的情况何其相似！这是个“古怪、可爱的天才疯人”。

　　在讨论田园牧歌主题时，纳博科夫为我们勾勒出了堂吉诃德对世界的看法。比如说让畜牧业取代农业－－因为农业“伤害了大地的胸膛。”女子的服饰最好是几片牛蒡树叶或者常青藤叶片……

　　桑丘在就任总督之前，堂吉诃德对他进行了训诫。纳博科夫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年迈、寒酸、默默无闻的诗人形象”，“他一辈子孜孜不倦，却一事无成，然而他面对他的身强力壮、普普通通、性格外向的儿子，却给予了意味深长的教诲，告诉他怎样才能成为事事一帆风顺的管道工或者飞黄腾达的政治家。”原作挖苦堂吉诃德的笔触被纳博科夫奇怪而巧妙地转化成了一个忧伤的场景。纳博科夫就有本事让古书讲出我们的故事和心事。

　　几百年来，“一个文学作品人物渐渐地与产生这个人物的书脱离了关系。”“堂吉诃德要比塞万提斯构思的时候要伟大得多。”“他的文章是怜悯，他的口号是美。他代表了一切的温和、可怜、纯洁、无私，以及好笑，这诙谐的模仿已经变成杰出的典范。”
　　
　　他的颠覆性阅读
　　
　　那《堂吉诃德》这本书的寓意呢？

　　纳博科夫说，寓意“即使有也完完全全是矫揉造作的，而且实际上是愚昧而不真实的。”因为塞万提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容忍宗教法庭，庄严地赞同他的国家对于摩尔人和其他异教徒的残酷态度，认为所有的贵族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修道士都是受上帝启示的”。

　　但一个喜欢纳博科夫的读者，看到下面的文字是会喜出望外的：“当然我们确实遇到某些蕴含的道德问题，而这些道德问题又必须放在也许超越了这部书自身世界的一个大范围里来加以考虑，而遇上这样棘手的问题，我们是不会退缩的。”

　　虽然纳博科夫曾经断然声明“我没有什么社会性目的，没有道德信条；我也没有什么总的思想要去开拓……”但哲学家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大胆探讨了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透露出来的“道德讯息”。

　　其实，这本《〈堂吉诃德〉讲稿》的“道德讯息”更加集中。

　　曾经有一个流传极广的传说，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看见一个中学生看这一本书，捧腹大笑。国王打赌他读的是《堂吉诃德》，结果他猜对了。那么，这个中学生读的是哪个片断？如果我们知道在堂吉诃德的时代，西班牙人把精神失常看做是有趣的事情，我们几乎可以断定，那个中学生正在读的正是那些残酷的描写。因为那时的读者就喜爱在一本打开的书里看到贪婪的人、蠢驴、流血的鼻子。纳博科夫在书中列举了第一部中那些旨在让人开心的折磨肉体的残酷性实例，还有第二部中折磨精神的残酷性表现。一些读者读到这些段落笑了，“这种笑，正如见到殉难的圣子口渴了水没有喝到，喝的原来是醋，于是就哈哈大笑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以残酷性为题材的百科全书是有史以来写下的最难以容忍、最缺乏人性的书之一。”

　　那些无视书中那些张牙舞爪的残酷性的评论家的确是不可原谅的。

　　尽管纳博科夫的阅读可称是颠覆性阅读，但并非那种别出心裁的搬弄是非的阅读，或所谓的“另类阅读”。纳博科夫的阅读一问世，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都改变了模样。　

《剩余的断想》，林来梵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3月版，24.00元。　　

　　
　　身为法律学者的林来梵教授曾经批判他的同行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是一个法社会学家。而法社会学，可以说是法学中最彻底地向科学主义投降的分支学科之一，它力图应用科学实证的手段去分析现象中的问题，去说明法现象中的问题。可是，苏力教授的矛盾恰恰就在于，他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志趣的人，他甚至还会写诗，而且写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其实他的性情、他的注意力，乃至他的分析方法，都是在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之间不断奔突的。”但林来梵教授并不排斥这样的矛盾，正如他提到，世界上许许多多伟大的心灵，其实都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来梵教授希望他的内心也同样充满矛盾。

　　如他所愿，他做到了，而且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决定出版《剩余的断想》时，林来梵教授努力要把书写得简单再简单些，所谓雅俗共赏，是他的追求。但结果呢，“按照解构主义的一种说法，文本的前言反而是一种后语。这虽然是以‘真理概念的自我呈现’为标准来说的，但也适合于用来说明本书的编成程序。哲学被认为变得低眉顺眼了，而所谓‘无根基’(罗蒂)的困惑、终极目的的空无、失去了敬畏，凡此种种，都是人生在世的现况。然而，我们也企图沿着法政学问这个‘作女’所给出的‘阿里阿德涅的丝线’(Ariadne　’sstrings)，赶快走出意义的迷宫。”以这样的言说方式作为前言，着实是一个不小的冒险，这意味着读者很有可能因为不理解“解构主义”、“无根基”、“真理概念的自我呈现”、“阿里阿德涅的丝线”而放弃阅读。一方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最多数的读者支持；一方面，要保持言说的品质和精神的高贵，毕竟学术不是只为大众而在的。这对矛盾朱苏力教授回避不了，林来梵教授也回避不了，可能任何一个真的知识分子都回避不了，这是治学求真的风险，也是立言立德的代价。为此，据说林来梵教授常常“从知识分子的梦中惊醒”(同名文章被收录于此书，文中林来梵教授颇具洞见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三个风险，即学得越多，感到自己懂得越少的风险；学说注定要过时的风险；以及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放逐于价值的汪洋大海中的风险)，而深感使命和责任不可承受之重。

　　除了学者的身份，林来梵教授也有着与朱苏力相类似的人文情怀和诗情画意。为此，在《剩余的断想》这本学术随笔集里，他安插了一个“法学文人的诗情”的章节，用来收录他长年来偶尔涂鸦、现在仍然保留在手头的一些诗作。这些诗作有一个文艺青年置身于特定时代氛围之下的种种特有的思绪和情怀，也有一个法律学者面对当时政治局势有感而发的呐喊、呼声。他原来会写诗歌，而且出手不凡，颇有心得；而且这位腼腆、略显木讷的“老头儿”(林来梵教授常常如此自嘲)大学时候还担任过诗社的社长，十足一个文学青年。

　　这个历史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存在于林来梵教授身上的若干迷思。例如，林来梵教授的学问向来以治学严谨、思维缜密、语言精准而著称，这一点或许得益于他负笈日本，留学八年的学术训练。“在日本，许多著名的学者研究范围都非常小。比如芦部信喜教授，他是日本第四代或者说至少是第三代宪法学的泰斗，他一生中就主要研究宪法诉讼，当然还研究过代议制度；还有衫原泰雄教授主要研究的是主权理论，他们都坚守在一个非常小的领域进行研究，直到成熟时，才编写一些范围比较大的体系书、教科书，作为标准教科书。在中国则比较乱……”(《今日宪法学：方法与机遇》)但是，同一个人，在发言、作文时却也常常语出惊人，诙谐幽默、“插科打诨”随处可见。《我希望我也充满了矛盾——对一场五人同台演讲的点评》集中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机智和幽默，堪称“林氏风格”的经典范文。“他们(指当晚演讲的许章润、谢晖、吴玉章、王立民和朱苏力五位教授)都有一个让我辈望尘莫及的地方，就是能把演说运用到法学的言说之中，而且能把‘演说’演化成‘演唱’，这可是法学的演唱啊。像我就不能胜任，加上今晚来之前又喝了点小酒，这就只能乘着微醉略作斗胆的点评了。……我们越分析(许章润)就越觉得高山仰止，望尘莫及，此时只好套用香港著名影星周星驰的那句话说了，那就是‘I服了You’。……我们今晚感受到了王立民教授有非常良好的发音器官，这是一位共产党人应有的发音器官，声音非常洪亮，且坚定有力，也是便于传播真理的。”这种风格与他向来提倡“围绕规范形成思想”的规范宪法学的方法论要义是有所出入的。前者体现一个随兴所至、闲情雅致，而后者讲究一个中规中矩、由表及里。文人的热情奔放和学者的严肃深刻构成了以上这对矛盾。

　　林来梵教授曾经以探究如何在中国的语境下建设规范宪法学体系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一书确立了规范宪法学掌门人的地位。林来梵教授曾在几年前断言，中国宪法学在整体上尚没有达到“方法论上的觉醒”，但他的努力至少是一个信号，中国宪法学者开始从“方法论上的梦游”状态中苏醒。事实上，在《剩余的断想》中，无论是《对“人大释法”的除魅——论不能自足的司法制度》，还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论基本法律解释制度的法律机制》，或者是《司法上的创举与谬误——也评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与《宪法学的方法与谋略》，这些文章主题各异、风格各异，但都贯以林来梵教授规范分析的路径。这种路径重视在规范之中把握问题和探究解决问题的焦点，以开放性结构涵盖各种价值诉求。也就是说，他并不把规范本身看做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在这里，开放与封闭俨然又成了一对矛盾。

《巴别塔之犬》，(美)卡罗琳·帕克丝特著，何致和译，
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7月版，22.00元。

　
　　
　　露西·蓝森从自家后院那棵苹果树上坠地身亡，其爱犬罗丽是唯一目击者。她是意外失足还是自杀？此前发生了什么？在《巴别塔之犬》的第一页第一段，作者卡罗琳·帕克丝特有些用力地抛出“露西为何而死”这一贯穿全书的悬念。

　　这部小说始终以露西丈夫保罗为第一人称喃喃自语，保罗的生活与情感从妻子坠亡那一刻就不再平静，进而跌入悱恻又压抑、自责的回忆之海。那只貌似满腹神秘心事的罗得西亚脊背犬罗丽，以天真忧伤的眼神、焦虑不安的低吠让保罗在回忆中越陷越深。于是，语言学家保罗变成仔细梳理记忆的“细节狂”和潜心钻研动物身心理论的入门者，虽然一切都是为了获得一把通向露西死因的钥匙，却不经意打开另一扇浸透无奈和懊悔的门。

　　如果你以为这是一部步步为营、峰回路转的悬疑小说，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它无比言情，人物寥寥，情节亦难称复杂。不过，这种言情能“催眠”读者陪着保罗把他和露西的情感路途重走一遍。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赋予男主人公保罗念旧、痴情又坚韧、严谨的特质，他周身被悲剧气氛笼罩，脑海中不断闪现的二人美好往昔显得愈发值得怀念，能够揣着对亡妻的铭心痛彻去冷静地抽丝剥茧般地寻觅答案。当他重温往事，藉此反省二人相处之道，《巴别塔之犬》的故事本身已退居次席。一位失去妻子的男人沉溺过往不愿自拔的情感力量，以及人与人朝夕相对却心灵隔膜的所谓沟通之痛压倒了其他文本要素，成为这部小说的亮点所在。

　　在对保罗内心世界的形象刻画之外，作者对爱犬罗丽的神态举止的描摹也相当传神，它的每一次吠叫、奔跑、嗅闻都别具深意，其存在意义不亚于一个真正的“人”物。此外，作者在这部篇幅并不算长人物也不很多的小说中嵌入了大量信息和隐喻，比如那个保罗和露西分享的方形鸡蛋，或者还要算上露西耐人寻味的职业——面具设计师。

　　其实，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的精神意图早在书名里揭晓。无谓的望题生义自然意义不大，但“巴别塔”隐隐逆向流露的“沟通”渴望，仍可视为婚姻生活中本应有却缺席的幸福催化剂。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牵动读者内心的是保罗意欲让露西之死真相大白，那后半部分令人扼腕的无疑是一对准佳偶因交流不足未能心气相通而落得死生相隔的境地。所以，读到尾声，作者一开始扔出的悬念已被关于“沟通”的思考冲淡，保罗如何能从回忆中抽身，带着罗丽开始新的生活更加让人惦记。

　　写到这里，这部小说已被浓缩成“沟通”二字，只是这两个字后面要加上一个感叹号，一个问号，为沟通之难唏嘘，为如何沟通存疑。无论对于文学还是对于现实生活，“沟通”都实在是与“爱情”并驾齐驱的永恒主题。从《圣经》之“创世纪”里关于“巴别塔”的解释可知，上帝为免人们搭造通天塔而令人间言语繁多表述形式相左难以交流，这是对人们同心协力做一件事的瓦解。实际上，我们的生活里，不同的语言并未能完全阻断人与人的交流，反而近在咫尺如兄弟、夫妻，说着同样的话却彼此不明就里。

　　有个想法，想必保罗不爱听。他和露西看似琴瑟合鸣的二人世界里，对彼此内心的了解未必就大过他们和罗丽之间的默契，虽然罗丽直到最后也没能学会说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