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美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实际利益，它也不会放弃。但是它的手段方面，也有一定的节制。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建国理想所传下来的精神，在国际事务上要受道德上的某些限制，否则国内舆论会大加挞伐。鸦片战争后的一次谈判，美国代表就送给中国代表耆英一支枪，说你们要发展武器，保护你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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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美国对华外交行为原则

北明：现在我们正好谈到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了。您刚才提到日本。日本打开国门，是美国送了一支军舰去。而且美国打开日本国门的时候，送的是礼物：是现代化的铁路模型以及一些现代化的设备，让日本人很惊讶。美国非常友好，所以日本没有感到被迫的压力。可是英国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就是打！打鸦片战争。我提出这个，主要是想说：虽然都是帝国主义，但是美国跟欧洲的帝国主义，包括英国，还有后来的俄国，截然不同。

比方说，“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提出来的。第一次照会，美国是要求中国各口岸对外国要采取统一标准，而且关税贸易要由中国来决定。这实际上等於保护了中国的关税的自主权，而且保证了中国关税的收入。如果没有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西方各国各自为政，结果就会造成互相之间的竞争，你夺占，我更要夺占；关税你收得多，我收得更要多；你的那段铁路不许我用，我的这段铁路也不许你用。如此竞争局面，那麽中国就更不好控制了。所以美国的出现，等於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美国作为外国，用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政策，把他们自己相互牵制起来了。清政府没这个本事，有这个想法它做不到，这是美国人做到的。这是一。

圆明园遗址。（资料图片）

第二，第二次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照会，是在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之前。美国看穿俄国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再度照会各国，明确提出他们要保护中国领土的完整，要保证跟一个完整的中华帝国做生意，还要保证中国行政管理的完整。美国强调要跟中国沟通，意思就是，你们不许借机会侵占中国领土。后来过了不几天，俄国就进兵把满洲占了。但是就因为美国这个强硬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打败义和团之后的庚子谈判时，没有导致中国用领土赔偿各国的损失，是赔款而不是割地。而且在庚子赔款的时候，令人感动的是，美国调查中国的财政资源，调查报告写中国能够最大限度支付多少钱。美国要求各国一定要把庚子赔款限制在中国能力限度内。它提出的总额是后来庚子赔款总额的半数。而且，因为其他国家不遵守，美国提出：如果你们遵守这个限定，愿意跟随我们的话，我们美国会把我们自己的索款额再往下压。但是，谈判会议上其他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跟随。这样，美国警告说，如果你们这样不顾后果，提高赔款额，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政治动乱，会对我们大家都不利。

警告不管用，最后美国要求海牙法庭仲裁，一定要把这个索款额减下来。当然仲裁也没管用。当时中国作为战败国，没有资格进谈判场，只能在外边等着八国吵完了，接受无论什麽样的条件。可以看出，美国在将近一年的庚子谈判中，实际上是代表中国的利益在跟七国谈。这些资料在美国的外交档案中记录得非常清楚。美国要求将赔款利息从百分之四减到百分之三的请求失败，但是进入赔款方式的谈判程序后，是美国，仍然为中国争取到了两项具体好处：一，中国的赔款期限将延续39年；二，中国将按照证券的原票面价值支付，以便避免由於各国货币、面值不同，换算期间导致各国趁机扩大赔款数目。这对於挽救中国财政，稳定社会以及促使列强尽快从中国撤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时隔两三年，美国开始退还他们获得的多馀的赔款。由於美国的退还，英国跟进，之后其他欧洲国家都退还了。而且美国的退款跟英国不一样，美国无条件退还。他们在国会论证的时候就表示，我们不应该要求中国用这笔退款做什麽。是中国清政府、慈禧自己提出来，要用这个钱建学堂，或者派送留学生到美国的。英国退款的时候有条件，他们派了个代表团到中国考察，然后提出来，英国的退款必须用来建造中国的铁路，所有器材设配都要从英国购买。我们看史料会发现，在帝国主义当中，美国帝国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尤其是俄国、日本不一样。欧洲在拉丁美洲进行了一番殖民侵略之后，就跑到中国来，他们确实是以强势压人，但是美国在其中是主持了公道。

除了八国联军庚子赔款，还有大量资料证明，例如二战美国参战之前，向日本下通牒，不许侵犯中国领土，切断日本石油运输线，对日本实行制裁，这之后才是日本轰炸珍珠港。还有禁运鸦片，我刚才已经谈到了。日俄战争当中，美国也是站出来把两边摆平。美国在中国的三次近代灾难——义和团之乱、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中，三次卷入，主持公道，甚至出兵干预，比如抗日战争，都是在领土上保证了中国的利益。

我的问题是，您如何评价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些事例能否得出结论，美国的外交行为中有道义的原则？

余英时：这样说吧，在所有的帝国主义中，我们看其行为，美国大概对中国的危害是最轻的。也可以说，它因为隔得很远，隔着太平洋，直接上手不行，所以提出一个利益均分，门户开放政策，大家都一样。有国家利益在内，这也是为它自己国家利益着想。这一点没错的。美国一定，第一步是要站在自己国家利益上。但是美国立国确实有一种道德精神，理想主义精神，你也不能否认。这个精神因为它是殖民地，然后要独立，它晓得让别人侵略，把别的国家消灭是不对的。这个道德原则到今天也还有。所以，就搞出人权这一套东西出来了。所以美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实际利益，它也不会放弃。但是它的手段方面，也有一定的节制。穷凶极恶的面目，像英国所表现的，或者像俄国和后来日本所表现的，在美国确实不容易找得到。它对其他国家都是希望我也可以跟你来往，你的市场对我开放。但是我并不是要把你消灭掉，把你变成我的一个附属。所以，你必须两方面都看到。一方面是显示利益决定它的行为，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建国理想所传下来的精神，使他在国际事务上，要受道德上的某些限制，否则国内的一般舆论会大加挞伐。

实际上，不但如此，就是英国也不能完全说他们都是混蛋。我几十年前在哈佛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就讲鸦片战争以前的贸易。我也查过很多英国的国会的档案。英国国会也以为耻，也以为用鸦片战争方式取得中国利益是很可耻的。所以也并不是没有这种声音。不过这种声音不象美国那麽大。所以我认为每个国家，稍微有文明的话，他都有某种起码的道德意识，不过这种道德意识有时被利益压住了。所以，我想，从美国来看，第一，利益它是要的。但是它绝对不会因为利益就不顾一切，穷凶极恶，什麽手段都用。这是美国不能做的，它民意不能允许的。否则，你在选举的时候别人就拿这个来攻击你，你就不可能选得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从利益的观点也可以解释，也不是说它是特别好人。但它除了利益以外，还有起码的道德意识，这个意识是大家共同接受的。在美国，很明显的违背某些原则，比如阿富汗打仗，只要稍微不人道一点，马上就会攻击你。有任何错误，新闻界不会放过你。所以看美国精神，一定要看两面。

对於中国来讲，可以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中对中国最加以保护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我记得大概是黄华吧，从前叫卿汝楫，后来做外交部长了吧？他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就叫《美帝侵华史》嘛，现在可能没人看了。（北明：我没看到过）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了。（北明：美帝从来没侵略过中国呀）那是很大的一本书。就叫《美帝侵华史》，所有的美国行为都写成是“帝国主义侵略”。那是为政治宣传而作。你说的这些档案，他有机会看到，他看到也不会用，因为他早已有了结论。

美国从一开始，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来订条约的时候，美国代表就用一支枪，送给耆英，就是中国代表。他说，你们要发展武器，保护你自己的国家。

北明：这是哪年的事？

余英时：这大概是1844年中美订望厦条约时候的事情。1844年。详细信息你要去查书了。这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他要中国必须发展武力，现代武力，才能抵抗外面的侵略。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对中国是比较好的。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外交官，叫Anson Burlingame，他对中国非常友善，从美国外交界退休后，清朝政府在1868年聘他为中国对外的代表使节，为中国向西方各国游说。这个档案你可以查得到的。许多东西，中国人不懂，都是他帮忙，他帮你解决。他做中国的代表，因为中国政府信任他。他也确实表现一种诚意。从这方面看，你就会看出美国对於中国至少没有领土野心。这是第一。第二，它不希望其他国家穷凶极恶地把中国瓜分掉或者把中国分赃一样的到处乱抢。它希望建立某一种秩序，某一种自由。大家都可以来，但是对中国也不至於过分的伤害，自己也可以发展。我想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政策。

美国本身讲，在很长期的时间都是所谓“门罗主义”，关门主义，它只管美国的利益，它不愿意卷到世界上去。卷到世界上，就是因为威尔逊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要参加，但是参加以后，一般美国人对他很不满意，所以第二次他就选不上了。威尔逊已经看出美国对世界有一个责任了，因为美国力量越来越大了，本来是英国的世界。（北明：但是在那之前，美国参战之前，美国有四次中立法案通过。）第一次大战以后，美国就通过了一个中立法：Neutrality Act，这个中立法就是禁止美国卷入任何外国战争。那时候，胡适1937年、38年到美国来做大使，就是要跟这个中立法斗争，想办法让中立法取消。罗斯福也想取消，但是取消不了。有中立法，美国不能帮助中国，因为中国跟日本在战争状态。所以罗斯福要绕着各种弯子帮中国的忙。比如最早是2500万借款，这个借款，是用中国的锡作抵押，后来用桐油，这样慢慢借款的。一直到后来珍珠港事变以后，才能正式的帮助中国。罗斯福一直是非常倾向中国的，对日本人谈判时，日本想要罗斯福出面，主张满洲给日本，然后日本撤兵种种。但是罗斯福始终不肯做这个中间人的工作，他不肯担保，认为中国人也不能允许把整个东北都给你。满洲国我们从来没承认过的，国民党也从来不肯承认这个的。

所以在中日战争时期，美国一般讲的话，是很倾向於帮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多多少少有一种浪漫的想象。甚至可以说是，他们觉得可以和中国人作朋友。

 

朱学勤，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等。在中国思想界论战中，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目录

“娘希匹”和“省军级”……………………….- 4 –

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 18 –

八次犯规，破位下行………………………….- 29 –

城头变幻二王旗……………………………..- 37 –

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 43 –

迟到的理解…………………………………- 48 –

从“五月花“到“哈佛”………………………- 56 –

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 61 –

从一支烟到一本书……………………………- 76 –

火车上的记忆……………………………….- 90 –

愧对顾准………………………………….- 108 –

另一种记忆………………………………..- 118 –

六十年代的教育危机与八十年代的语言破译……….- 125 –

让人为难的罗素…………………………….- 132 –

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 146 –

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 160 –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194 –

文人发“嗲”………………………………- 206 –

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 212 –

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234 –

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251 –

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 258 –

一九九八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263 –

有话好好说………………………………..- 284 –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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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的《捆着我，困着我》注定要成为一场挥霍荷尔蒙的情欲游戏－－这一点，你只消在头一场戏，瞥一眼男主角班德拉斯健硕的身段和无辜的眼神，就能心领神会。电影里的色情片女演员，被班帅哥轻松偷袭，用绳子和胶布固定在床上。但那环境是明艳宜人的，女人抬起头，可以看到天花板上描绘的星星。看星星看闷了，男人会回来，用他那神经质的含情脉脉，一点一滴渗进女人心里的褶皱。铺满卧室墙壁的镜子，暗示干柴烈火只是时间问题。野火燃尽，男人要出门，女人自己在嘴上贴好胶布，伸出手套进绳索里……

在阿尔莫多瓦十二岁那年，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发表了处女作小说《收藏家》(The　Collector，1963)。无论阿尔莫多瓦有没有看过这部销量过百万的热门小说，《捆着我，困着我》和《收藏家》在情节表征上－－尤其是开头－－确实找得到相似之处：男主角都是出身贫寒、思想偏激的孤儿，都用暴力手段将女主角囚于斗室。不过，《收藏家》里关押美术学校女生米兰达的地方是连一线阳光也看不到的地下室，而且米兰达要面对的绑架者克莱格，几乎毫无个性特征。他没有鲜明的表情，没有强烈的好恶，没有清晰的需求……甚至，当米兰达孤注一掷、试图委以处子之身来换取自由时，突然发现，他连性能力都没有。

作者在剥夺了克莱格性能力的同时，也几乎停止了对其性心理的深层探索。这是一个省事的办法，克莱格变态得彻底，当然就有理由极端得彻底。在这本区区二十万字的小说里，作者的野心不小，想顾及的层面也不少。克莱格是战后一夜暴富(他是靠中彩票)而精神贫瘠的所谓“新人”的代表，而米兰达则是素来家境优裕、后天品位与原初生命力兼备的完美形象。阶级鸿沟一直是挂在克莱格嘴上的口头禅，因而，这场密室中上演的羁押／突围战，阶级斗争的意味也远比两性对峙的意味浓厚。

即便如此，正面交锋戏仍然一场比一场好看。米兰达在精神上绝对可以藐视对手，物质上却不得不仰赖对方的支持。甚至，孤独一旦到了极致，她也开始盼着见到他，毕竟后者是她目之所及的惟一同类。这种彼此排斥又互为依存的关系，有点像“星期五”之于鲁滨孙，土人凯列班之于落难公主米兰达(莎剧《暴风雨》，福尔斯为《收藏家》的女主角取了相同的名字，正是来源于此)，但远比前二者更为冰冷，更趋绝望。克莱格起初是拿“爱情”来欺骗自己的，随着许诺释放米兰达的期限一天天逼近，他开始不无麻木地意识到：“我永远也不会放了她。”而米兰达的最后一张底牌是自己的身体，却没有想到翻开了还是看不到克敌制胜的希望。她在日记里说：“这就好像是，我想在黑暗中划一根火柴，让我们俩暖和暖和，可是结果呢，只是用那火光照见了他的真面目。”

真面目是，克莱格没有班德拉斯温热的躯体，他所寻觅的，也并非来自另一尊躯体的温热。从小到大，他惟一的爱好是收藏蝴蝶标本－－那些以最美丽的姿势永恒凝固、却也因此失却了生命的东西。在这个个案里，本该处于强势地位的收藏者其实从任何角度看都更像是个弱者，弱到惧怕从美丽事物内部喷薄而出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正是当初让他对猎物魂牵梦萦的理由。读者一旦意识到这样的“收藏悖论”，米兰达在小说前半部的激愤论调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收藏家是所有人里最坏的家伙。他们是对生活的反动，对艺术的反动，对一切的反动……”

小说结尾，米兰达在囚禁中患病，因缺乏救助而夭亡，在层层套叠的幽闭空间(郊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屋，屋里的地下室，收藏蝴蝶标本的盒子……)里，做了又一具美丽的标本。而克莱格几乎在迈出密室的那一刻，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下一个M(玛丽安)身上。“这一次不是什么爱情了，只是一种兴趣，一番比较而已。”这句表白，标志着克莱格已经完成了向“职业收藏家”的身份转换。以绳索捆住猎物的同时，克莱格也把自己永远地困入了深不见底的囚牢。

 

“孟修斯”大抵已经成为中国翻译工业的代名词，该词源出中文本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对Mencius(孟子)的译名，一语既出，举国哗然。然笔者本着深爱中华语言的热忱，依旧不懈购买中文翻译的西方学术与文学书籍，当然也就经历了从哗然到哑然，从默然到勃然的情感历程。

我拿来举例的是齐泽克的《敏感的主体》。译者共有四位，因此对于pervert一词就有了“性变态者”(336)、“倒错”(188)两种完全不同的译法；drive／Trieb一词译成或是“内驱力”(350)或是“本能”(342)；hysteric　则有时译成“歇斯底里”(188)，有时译成“癔病”(285)。

如果说这只是混乱不是犯错，如果说把“assuch”译成“这样的”(335)还只是字词理解造成的出错，那么对于基本术语的乱译就是对原著产生根本伤害的错误了。因此，将objetpetita(小他者或小对形或小对体)译成“原始对象”(188)我认为是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所幸我们的译者们往往有一个很不错的习惯，就是在吃不准的情况下附上原文。那么当译者为所译的“事物”一词附上括号里的“the　Thing”时(350)，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词指的绝不是“事物”，而是“原物”或“大写物”(专业的译者甚至应当为这样的术语作详细的注解)。同样，当译者为所译的“不祥”附上括号里的“unheimlich”时(339)，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词指的绝不是“不祥”，而是“怪异”或“无家可归”。

但不能原谅的是漏译所造成的意义截然相反。比如，我实在不懂怎么会“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的‘反恋母情结’的激进化是一种我们无论如何都该避免的陷阱模式”(287)。而原文说的其实是“这种精神分析的‘反恋母情结’的激进化……”，指的是拉康所批评的德勒兹的精神分析。紧接着的下一句也完全令人迷失：“拉康认为这些哲学家的‘激进’(他们不怕质疑前提条件)是一种违反的激进模式”(287)。刚刚还在反对，怎么一下子又在赞扬呢？查原文，却应当是“是一种虚假的违反的激进模式”。奇怪的是，在同一页上方的另一处“性变态者的违反”也是省略了“虚假”的误译；更不要说把transgression　译成“违反”是否准确了，因为trans－　首先包含的是“越过”的含义。往前翻一页，又是一句不知所云的：“只要他对痛苦的来源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们就认为他是癔病的”(285)，而原文要表达的应是“只要痛苦的来源对他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们就认为他是癔病的”。这似乎只是中文的表达问题？

类似的情形在“齐泽克文集”丛书的另外几本中也时有发现，比如《快感大转移》中把socializing(社交)译成“社会化”(70)，就是没有顾及语境的误译。把pervert(变态)译成“颠倒”(106)，也让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它是“歇斯底里－变态－精神错乱”三元组的一份。顺便一说，hysteric　在拉康理论中的反抗性地位也是与中文“歇斯底里”含有的绝对贬义有极大的差异(译成“癔症”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很早就有过写一篇短文一吐为快的愿望，但都因为觉得这样不厌其烦地数落实在有点无聊而克制下去了。直到昨天买了一本题为《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的书，我终于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了。因为这本书居然白纸黑字写道：“策兰是赞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的诗人”(248)！我手头没有德文原著，但查英文译本，用的是“confronted　the　question　of　……”(直面……的问题／186)，其中绝无“赞同”之意。策兰这个在纳粹时期饱受犹太人身份苦痛、双亲死于纳粹集中营的诗人怎么可能“赞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如此的离谱，我以为是因专业懈怠造成的难以饶恕的道德过失。这个译本的低级错误还发生在译者对西方文化史上的许多重要名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将克尔凯郭尔(或基尔凯郭尔)译成了“基尔克加特”(24等)，勋伯格译成“舍恩伯格”(48－49等)，纪德译成了“吉德”(131)，普鲁斯特只留下了原文“prousitische”未译(226，还印错了)，而荷马居然译成了“休谟”(170)！

应该说，我举例的这些只是当前学术著作翻译的小小缩影，我所读到的值得一提的绝不止这区区几本。我也深深同情这些原著者，他们在毫不知情也难以掌控的情形下遭到了扭曲和误导。尽管我绝对无意说，中国的学术翻译出版事业应当停止，我必须呼吁它在有责任感的基础上长进，而不是在牺牲读者基本权益的情形下以粗制滥造误导读者来“大跃进”。

 

 

□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四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湖北黄冈人。

近半世纪以来，唯物史观已成史学马家店的专利；但在民国时期，尤其三四十年代以前，唯物史观实为国、共两党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治史，当时亦可分作左、右两系，各以郭沫若、陶希圣为巨擘，尤以陶氏开拓在先。

陶氏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法律门(系)，其知识背景为西方社会科学，而以法学为重心；大学时精读英人梅因的《古代法》，以后更将奥本海默的《国家论》视作“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观的方法论”。除唯物史观以外，其历史思辨实得力于此。自1928年始，陶氏在《新生命》月刊连续发表评论，次年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声。

按：1927年国民党清共之后，大革命烟消云散，左翼知识分子自政治前线退居文化幕后，遂将现实中的革命路线之争带入知识领域，引发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及古代社会史性质的大论战。论战大略可分三派：一为国民党左派(改组派)，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已终结，但封建势力却长期存在；一为中共干部派，指中国为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一为托派(中共异端)，相信中国社会性质已属资本主义。三派无不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力图将中国历史嵌入马克思的理论魔方之中，而皆不免于方枘圆凿。陶氏即改组派的旗手，在论战前后实管领一时风骚。

不过，陶氏作为亲国民党的学术新贵，其《史的分析》对旧中国社会、旧知识阶层(士大夫)的批判，虽有己见，而终不免于党见，尚未能稳入著述之林。这一时期，陶氏拼命著书，有《中国封建社会史》、《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多属大题小做，自不免粗疏之讥；《辩士与游侠》析论东周时代士(文)与侠(武)的兴起，《婚姻与家族》鸟瞰宗法与大家族的制度轮廓，虽戋戋小册，而皆具特识，反倒不可轻易错过。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唯物史观蔚为新潮，居于主流的实证主义，一时亦有明日黄花之感。作为实证主义的代言人，胡适曾以陶氏为例，对唯物史观作出局部反击，批评他们“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胡适所言，虽甚中其病，然而在此以前，陶氏实已自悔冒失，承认唯物史观有“为公式而牺牲材料”的毛病，提出要从史实入手，“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此后，其宗旨渐由理论先行，转向史料本位；由立足当下政治，转向寻求历史真相。他一方面在北大设立经济史研究室，以整理唐代以后的经济史料为志业；同时创办《食货》半月刊，祭出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旗号。

《食货》汇集新老经济史学人于一炉，在当时声势甚盛，与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平分秋色。陶氏也跟顾颉刚一般，发掘青年才俊甚多，又喜欢通过合作著书的方式提拔学生，如与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与沈巨尘(任远)合著《秦汉政治制度》、《明清政治制度》，与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中国史学界自此遂增“食货学派”之目。此外，非嫡系的杨联陞、全汉升，亦深受其启发。中国社会史研讨风气的展开，可谓陶氏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唯物史观对中国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影响。

陶氏平生未成一部系统谨严的专著，但他能开宗立派，割据一方，虽不足以逐鹿中原，亦自成偏霸之局。

抗战爆发后，陶氏弃学从政，但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与胡适、周佛海、高宗武等同为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当时对日政策，或战或和，前途晦暗不明，实皆为政治赌博；陶氏力持主和不等于投降之见，故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的“和平运动”。直到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眼见日方无信，汪派被迫退让，已超出主权国家的政治底线，陶氏遂回头是岸，与高宗武一起反出曹营，是为现代史上的“高陶事件”。

此后，他任蒋介石幕僚，蒋氏《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皆出其手笔。《中国之命运》的主旨，在于鼓吹旧道德，拒绝新思潮，既反对共产主义，亦批判自由主义，意图拟定抗战后的建国方略。然而一卷空文，终为赤潮淹没，中国到底走向另一种命运矣。

四子陶晋生，治宋辽金史，台湾中研院院士；1971年助陶氏将《食货》复刊。

 

 

大家看动画或电影时，看见女仆们的围裙、领衣，会想入非非吗？很多人会义正词严地回答“别想歪了”，不过也有很多人乐在其中，甚至穿起这种衣服，扮演起女仆来。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沉迷于斯的“宅男”，当初写这本书的动机纯然是因为搞cosplay活动的杂刊搞上瘾，但这本书也是一本深入浅出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如果你想了解19世纪英国贵族庄园、平民百姓家庭的状况，这会是不可多得的入门书，这本书也讲述男仆的生活，还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服饰、发型和货币。

19世纪的英国，正值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富商和中产阶级，雇用几个仆役，以夸示身份地位，乃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仆役制度起源自中世纪，自古以来，君主贵族蓄养仆役以供差遣，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不过仆役也有贵有贱。身份尊贵者，来自出身良好甚至显赫者的子女，他们透过仆役工作，学习贵族的生活习惯和应对进退等礼仪，他们所受的对待自然较优；出身寒微的仆役，为了衣食无忧而加入仆役行列，他们得到的待遇也自然较差。

自16世纪起，越来越多贵族子弟加入仆役工作，有些仆役的名字甚至被记录在数据上，同时仆役的工作十分繁琐，工种繁多，所以人们也把仆役分门别类，这些工种包括洗衣、厨务等，后来都成为我们熟知的各行各业，经历仆役制度大盛的18世纪，由于贵族的逐渐没落，科技及各行各业的兴起，导致仆役制度也逐渐崩解。

不过，在19世纪，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的年代，英国的中产阶级大批涌现，他们生活水准不断提升。为了展示财富和气派，他们纷纷雇请雇工到家里做粗活家务，这些有所不同的仆役就被称为家事仆役。

说句题外话，几年前译林出版社曾出版了瑞士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的短篇小说集《散步》，里面收入他的代表作《雅各布布·冯·贡腾》(Jacob　von　Gunten)，所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仆役学生在学校的故事，透过故事主人翁卑琐的生活，仆役学校扭曲人性的教育，读者也可以想像到19世纪仆役的生活如何。以英国为例，虽然经济起飞了，科技发达了，人的生活水平也提升了，但封建观念如旧，仆役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反映。

女仆一天工作繁多，根据汉纳·卡尔维克(Hannah　Cullwick)的日记所记述，在圣诞夜前一天，大清早起床后，她们在厨房生火烹煮肉类。吃过早餐后，就要整理主人的长靴子、磨刀并清洗早餐用过的厨具，接下来便是清扫马路和清洗门前地毯，接待访客，然后准备晚餐，烘烤明天要端上餐桌的烤鸡。晚上十点过后，自己用完晚餐，清洗餐具后，又必须生火。稍作休息后，又要早早起身煮布丁，还得做许许多多繁重的工作。

有趣的是，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大部分农民或者附属于庄园主的佃农，都一一成为工人，部分知识分子反而倡仪成立仆役学校，让更多的人从事仆役的工作。他们主要针对那些刑满出狱的罪犯，希望藉此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于是乎，这些仆役之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前罪犯，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特别容易犯事。试想，一个因为久下赌债，铤而走险的人，当他被雇用为厨房或房间仆役时，他会不会忍得住不去赌博呢？当他输了钱，欠下赌债的时候，他会忍得住不去偷主人的餐具或贵重物品拿去典当吗？

这永远都是一个解答不了的问题，什么学校、监狱、法院，或许都帮不上忙，这是人性的问题，恰恰是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者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

 

虽然写的是一百年前的美国郊区，却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的缩影：作为中产阶级乌托邦的城郊小区，人们的焦虑感，甚至他们彼此的向往和恐惧，都是那么一致。

伪问题

1864年美国内战结束后，随着黑人的自由及西部开发进程，美国出现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全国性人口流通。结果之一是黑人逐渐离开南方，进入各大城市，而白人则逐渐向郊区转移，这一进程在汽车普及后又大大加快。郊区化浪潮的结果之一是市中心的空心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880年起才兴起的洛杉矶：它是一个违反传统定义的城市，根本没有市中心。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那个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在营造自己的乌托邦时的潜在心理：他们谋求一个远离一切“不受欢迎”事物的家园。“他们的确找到了一种办法，”作者不无讥讽地说，“当他们嘴上说着‘品位和风雅’时，他们用金钱来定义阶级。这是一种天然的定义，或许也是如此动荡不定的社会中唯一可能的标准。”这一点我们不会陌生，因为现在中国的“高尚社区”也在采用同样的方法来排斥和筛选入住的用户。

所不同的是，当年美国的这些高档住宅区还设定了极为详密的限制性条款，包括禁止业主将房屋租售给非白人、不得饲养家禽等等；不但管头管脚，而且还在广告上大肆吹嘘限制性契约是最好的东西，以保证小区独特的令人满意的品质，它将阻止任何令人不快的事物的出现。这听起来的确像是个悖论：崇尚自由、信奉“一个人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堡垒”的美国人，为何竟愿意接受这样无限长的苛刻条款？

全书都围绕这个问题，然而，这其实却是个伪问题。的确，“限制”这个词听起来带有一些“很不美国”的味道，但美国式的自由保障，恰恰来自对自由的限制，在这里，权利和责任具有对称性。

采用限制性条款以执行排他主义，也是人类普遍的行为模式。越是精英化的组织团体，越是具备这种特征。就社会分层来说，越是贵族化的家庭，通常规矩也越多，趋向极端保守；反之，越市井则越自由随便。上流社会设置那么多繁琐的礼节，并不是自找麻烦，而在于那是他们确保自己独特精英身份的符号性标志。

房地产作为人类活动的行为之一，自然也不例外。问题也许仅仅在于：中产阶级为何要在自己的乌托邦里遵循这样精英化的排他性规则？答案也很简单，如《格调》一书曾讥讽的那样，中产阶级是最为虚荣和势利的阶层，因为他们像螺丝钉一样可以被随意替换，因而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焦虑。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一个具备“品位和风雅”的高尚社区(为掩饰其庸俗，美国住宅区经常改用英式地名，一如现在国内四处可见的“东方剑桥”之流)，对他们当然是莫大的安慰，在此前提下，那些苛刻的条款仅仅是为了保持身份所必须忍受的一点小麻烦罢了。

悲剧只在于：不论怎样竭力追赶潮流，这始终不免要成为一种受人讥讽的努力。犹如贵族虽然佩戴饰物，可只有将之当作无足轻重，才能赋予其等级意味。严肃地予以看待，只会使自己的身份降低。

群岛化的社会

政治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蹬梯理论”，意谓任何人一旦抵达巅峰，就会蹬开攀登的梯子，以剥夺后人同样的机会。房地产项目上玩一些限制性条款，实在仅见其一斑而已；自古以来，总有精英为确保自己的身份、特权而设置重重限制，以维护其永世不变，最极端者即为印度的种姓制度。

这种排他性条款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同质性，但问题在于：它执行得越是严格，就越是容易使社会出现固定化的分层，而减少跨阶层流动，将以社会进步为代价。就此而言，本书的书名实颇具讽刺意味：作者本意指苛刻的限制性条款是“布尔乔亚的恶梦”，然而这些条款之所以能受到欢迎，乃在于被它们排除的那些不受欢迎的事物才是中产阶级真正的噩梦。简单地说，这一指导原则认为种族和阶级的混合是不受欢迎的。

这么做首先会在空间上造成一个全新的排列组合：相似的人集合到了一起。最终人们将会以排斥性彼此隔离，变成一个“由民族的、文化的、种族的和社会经济的岛屿聚集成的群岛”——事实上在洛杉矶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征兆。一方面，它是围绕高速公路设计的线形城市，具有一种强烈的开放松散格局，表现出空间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开放环境中的选择和运行；另一面，它是随机的、无计划的、人们的生活彼此缺乏共同交集。2006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撞车》讲述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不同的族群之间，彼此因隔阂造成的恐惧、误解和冲突。

这种马赛克式的社会组合，一旦形成，将大异于熔炉式的组织形式。前者好像沙石混拌，不论多久，沙子仍是沙子，石子仍是石子；而后者则犹如面粉掺水，融合后已成一个面团。美国建国诸杰事实上早已预见到以上可能，所以在独立之初，虽然当时德裔移民数量众多，却立法禁止成立以语言、族群为单位的单个基础社区，各社区必须以英语人群为主，以加强其同化进程。在社会层面，也通过反托拉斯法、遗产税等机制，尽量避免社会分化的固定趋势。

要维持一个表达自由的完善机制，大部分公民首先应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而这一点在美国正遭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冲击：一是在空间上，人们按同质性组成的社区；二是在媒介上，网络所具备的强大的协同过滤特征。这两者都很容易导向一个结果：即人群的同质性，人们只和自己地位、利益、兴趣相似的人来往，结果一个团体相信某些事情，另一个团体则相信相反的事情，原因是因为信息只在各自内部流转。由此，愈来愈多的人只听到他们自己的回音，人们很少听到其他人群的声音，彼此之间的共同经验也相应减少。

1992年洛杉矶暴乱的起因是四名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司机，此案的律师技巧性地申请将案件在一个白人为主的高尚社区内开庭，该地警民关系极好，结果白人为主的陪审团判决警察无罪。此案典型地反映出群岛化社会缺乏共同经验所潜藏的危险性。

这就是布尔乔亚乌托邦的最终代价：它不仅仅是对城市“多样混合”的威胁，最终也将是对一个公民社会的威胁。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连　岳：从傻逼到牛逼的曼德拉

曼德拉

不瞒你说，我是经常思考一下人生之意义的。

比如猪肉涨价了，我的感悟就是：如果人像猪一样任人宰割，肉价的高低其实自己也无法分红；所以人要有独立人格。

又比如数十亿只老鼠聚集在洞庭湖边，视觉上颇为恶心，不禁又让人想到，生活状态卑劣，就是数量再为庞大，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当然了，老鼠不一定这么认为，它们会辩解，我们毕竟是老鼠，生存权是第一位的，也是唯一的追求。

这样说来，人若仅仅只是活着，那就跟老鼠一样卑劣。这样的人多了就是人患，浪费的资源可能比鼠患大得多。在价值顺位上甚至低于猪，它再不济也献了身。

人活着还能做什么？这就需要经常去看看那些活着做了很多事情的人，才知道我们的头顶是没有天花板的，所有的压迫感与鸟笼感都是长久的阴谋。今天去看看纳尔逊·曼德拉。

7月18日，是曼德拉89岁的生日。这个人做成了太多的事情，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最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然到他死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不太相信人类有这么一分子。现在已经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宗教徒宣称，曼德拉是一个神迹。

他的一生很简单，1944年，参加争取黑人与白人平权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1961年，组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不过，打仗他显然是外行，1962年，曼德拉被捕，以“煽动罪”和“非法出国”被判刑5年。1964年在狱中又被控以“阴谋暴力推翻政府”改判无期徒刑，后被逐放、关押在大西洋的罗本岛。

其后，他坐了27的牢。在非洲南部这个偏僻的国家，一个一无所有的囚犯，在与世隔绝的荒岛铁牢里，对抗实施种族隔离的残暴政府，这样的人生选择，让很多中国人来评论，可能只有两个字：傻逼！

这个曾经脾气暴躁的黑人青年，几年前在回忆服刑生涯时说：监狱其实挺不错的，有大把时间看书。面对这样的反对者，你还有什么办法呢？他硬生生把罗本岛变成了罗本大学。

1990年，曼德拉被无条件释放，1994年当选为南非总统，1999年卸任。在这个时间段，他以过人的智慧化解了种族复仇——全世界的观察家都悲观地认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说明曼德拉始终生活在悲观之外，单纯地坚持人与人是平等的，从而成为这个世界最牛逼的人。

更牛逼的事情发生在他不当总统以后，他迅速跳脱党派色彩，以公共领袖的身份投身于防治艾滋病与保护环境。在与U2乐队这样的时尚中年的亲密合作之中，成为全球青年中最IN的老头。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最喜欢的是他在80大寿当天二婚。甘地曾经坦言自己见到一美女记者时忍不住有性冲动。这些事显然不适合造神运动，因为都是人做的事，正是因为如此，才让人知道，那些“神迹”一样的人，都是一些凡人，只不过是绝不放弃实践最简单的常识成就了他们。

常识很多，比如人有知情权，有批评权，人人平等，人应该免于恐惧，实践其中任何一条，都有可能成为曼德拉一样的人物——再说一次，在我们这儿，一般被称为傻逼，所以普遍的选择都是牛逼地忍气吞声，不然买猪肉的钱哪里来嘛。

最后，祝曼德拉老师89岁大寿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