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7月10日狱委讯】南京公安局南京玄武分局发出逮捕通知给孙林和何方的家属，逮捕令是周五签署的。 何方的逮捕令上写明是：“储存爆炸物”。 此前，莫少平律师和孙林见面时，孙林否认警方的指控，同时警察也承认所谓的违禁物品不是从孙林家和车上搜出的。 孙林和何方被捕纯属是有关方面对孙林和何方的勇敢报道打击报复，南京警方捏造罪名，把一些团伙犯罪强加到孙林头上，虽然孙林和这些团伙没有关系。 南京警方对何方的逮捕表明当局对良心人士打击报复不遗余力，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南京警方不抓捕非法打人的市容官员，却逮捕揭露违法犯罪官员的孙林，是明目张胆纵容官员犯罪，如此下去，腐败只会愈演愈烈，历史必将审判国家的罪人！

北京奥运越来越近，争议也越来越多

记者无国界组织日前启动了”北京2008″手铐奥运行动，该组织将在未来一年内在全世界展示由五个手铐形成的象征奥运会徽的图像，该组织同时致函奥会主席罗格，吁请世界奥会要求北京尊重奥运会的基本精神，并履行在争取主办2008年奥运时改进人权的承诺。

我以为：这一行动可能引起中国官方的愤怒，给记者无国界组织年初与中国政府达成的允许该组织探访被关押的中国记者、年底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两项协议的落实投下阴影，如中国官方因此而拒绝这两项协议的执行，记者无国界组织可能重新发起抵制北京奥运的行动，给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及新闻采访带来变数。

但记者无国界的行动是文明社会必要而正常的反应。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运”是为人类和谐发展服务，提倡一个关心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而北京当局在申办奥运之际也曾对全世界信誓旦旦地承诺改善人权状况，但时至今日，专制统治仍然漠视中国民众普遍缺少人权保障的现实，并且动用行政力量对民间的人权呼声进行打压。近年来，中国官方针对政治异议人士和宗教信仰者的迫害从未停止，部分被关押者连生命权都无法得到保障。而就在近期，各地警察机关还集中抓捕了民间组织”中国泛蓝联盟”的成员，并有对维权入狱者郭飞雄、陈光诚等知名人士刑讯逼供和恶意殴打的行为。这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并不打算认真履行其人权承诺，视西方世界和中国民间社会的期待为无物。

慎重对待北京奥运

“手铐奥运”图案清晰地警示人们，不要忘记中国政府积极准备奥运召开的同时，也在积极抓捕各种异议者；”手拷奥运”行动警示人们，不要忘记中国仍然存在陕西黑窑这样的人间地狱，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山西地方当局仍然消极面对黑窑奴工的解救工作，甚至发生了伪造解救资料乃至被解救者丢失于政府机关内的恶性事件。

而更可怕的是，中国政府继续对传统及网络媒体进行限制和打压，致使大量的人权侵犯事件被掩盖，并使中国社会丧失了提升人权状况的机会。事实证明，中国政府不仅不积极改善人权状况，反而成为人权进步的阻力。

有鉴于此，人类社会应慎重对待北京奥运的举办，历史上，1936年的柏林奥运曾助长了希特勒的纳粹崛起，成为奥运的耻辱，历史上，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炮声中进行，成为奥运的遗憾，今天，当中国政府意图借助奥运的召开宣扬其专制统治下的经济”腾飞”模式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文明世界是否只有配合中国政府的义务，而无促使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的责任？我们是否要忍受再一次耻辱的奥运？

奥运应该是和平、和谐的奥运，应该是全人类的奥运，那些不曾违反法律却被强行关押的中国公民有权与我们一起观赏奥运盛景，他们有权在卸除手铐的尊严中享受和平与快乐。

全世界的奥运组织、各国政府、人权组织、新闻媒体、运动员和体育观众，应向北京政府表明其关注中国人权的态度，并促使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其承诺，使北京奥运真正成为一次祥和、成功的奥运盛会；全世界应该加入”手铐奥运”行动的努力：2008年的奥运，有义务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卸除了手铐脚镣的北京，愉快地奔跑、竞赛、呐喊和欢呼。

首发ＢＢＣ

 

7月15日是解严20周年，总统陈水扁在解严纪念日前夕，接受故总统蒋经国在21年前首度对外透露要解严的《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完整阐述解严前的民主历程，强调解严不是故总统蒋经国的德政或恩赐，而是连蒋经国身为总统也无法抗拒民主的洪流。

《华盛顿邮报》今天于国际版以《台湾领导人推动公投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为题，刊出专访陈总统的报导。

陈总统说，“台湾解除戒严20周年，他非常荣幸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这是非常具历史意义的，就象1986年10月7日，贵报发行人葛莱姆专访当时的蒋经国一样，蒋经国第一次说出台湾要解除戒严，果真就立即批示于1987年7月15日凌晨─开始，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

他表示，有人说，解除戒严是蒋经国的德政及恩赐，但他相信这是时代的潮流走到那一天，不得不被迫解除戒严。其中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的发生，以及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导致蒋经国最后不得不被迫解严的两大重要因素。

陈总统说，大家都知道时代的潮流、时代的趋势、时代的主流价值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党所能够阻挡。他也提到29岁那年，因为没有人敢为美丽岛事件龙头的故民进党主席黄信介辩护，他这位菜鸟的年轻律师比较不懂事，就这样就冲出来，义不容辞担任辩护律师。

他表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总统民选等等这些政治诉求，在美丽岛事件是所谓叛乱、犯罪，二条一可以判死刑的证据。今天这些政治的诉求已经全部实现，但20年前这是叛乱。

陈总统提及令他入狱的蓬莱岛案，他说他1986年6月10正式入狱，紧接着没几个月又有前立委林正杰案的发生而狂飙街头，在他入狱约三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终于诞生了。

他指出，这在戒严时期是很大的政治奇迹，也在测试当时的政府中国国民党要不要大肆地逮捕，要不要再发生一次的“美丽岛事件”，但是整个民主的潮流走到1986年9月28日，逼使当时的政府不敢这样做。

陈总统表示，民进党的成立，顺利地突破党禁，其实也是冲撞戒严体制，因此当民进党冲撞戒严体制、突破党禁成功之后只有十天，也就是当年10月7日蒋经国接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莱姆时终于说出要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这不是蒋经国的德政或恩赐，而是连蒋经国身为总统也无法抗拒民主的洪流。

他强调，这是台湾人民奋斗的成果，也是许多民主菁英、政治领袖、及最伟大的基层支持者、追随者，前仆后继、并付出生命代价、自由的代价、以及家庭美满幸福的代价所换取的。

 

目录

第一部分  从自由出发

从自由出发
自由与秩序（暂缺）
再论自由与秩序
自由民主与共产专制的基本分歧

第二部分  论中国大陆时局

从中共所谓”爱国主义”谈起（暂缺）
北京落选后的沉思
和平演变第一功
法拉奇再访邓小平
论中国大陆时局
大陆形势演变分析
台湾民主政治发展概述

第三部分  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再思考

怪黄河，还是怪共产党？
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再思考（暂缺）
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讨论
中国宜采取内阁制

第四部分  凭历史的良心写有良心的历史

凭历史的良心写有良心的历史
于无声处听惊雷
信念的力量
请倾听”六四”死难者亲属的心声

第五部分  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

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
为历史留下见证兼论流亡文学

第六部分  儒家人性论与民主宪政

儒家与反智论
儒家人性论与民主宪政
柏林墙的随想

第七部分  与民运人士对谈录

魏京生与刘青、胡平对谈录
王丹、胡平对谈录
王军涛、胡平对谈录
刘刚、胡平对话录

第八部分  在理解与误解之间

在理解与误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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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我依靠一面镜子和一本百科全书的结合，发现了乌克巴尔。”如果我们把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放在一起，我们也将发现另一空间的存在，这个空间尽管没有博尔赫斯虚构的国度“乌克巴尔”那么神奇，但却与他一直迷恋的镜子有关。这两本书是《伪币制造者》和今年3月份出版的《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一书中的“纹心结构”》。

《伪币制造者》里的一个人物在写一篇小说，书名也叫做《伪币制造者》，所以被称为“元小说”或“关于小说的小说”；小说中有的情节由两个人物各自叙述一次，这两次讲述是有差别的，仿佛是一个人的形象和镜像之间的差异……这种手法被称之为“纹心结构”，在西方艺术中有悠久的传统，纪德在小说中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这一技巧。

万德化在书中列举了“纹心结构”的发展历史和它在不同艺术中的表现形式。纹心结构(mise　en　abyme)来源于法语，是个不太好翻译但频繁被文论家使用的纹章学术语。在起初，指的是盾形徽章中又出现一个小的盾形，仿佛深渊一般。

中国读者其实已经与该词的不同译名打过多年的交道了。这些年来已经有了“叙事内镜”、“投入深渊”、“深渊结构”等多种译法。在一本饱受批评的德里达作品汉译本里，德里达在每一章都会提到这个词，但该书的每一章都由一个不同的译者来翻译，于是读者就会在这个词不同的翻译的坑洼或鼓包里上下左右地颠簸。比如说，这一章该词叫做“盾上之盾”，在那一章里它会神秘地变成“自身深渊”。即使有一个根据上下文就能迅速理解该词的天才读者，我想他也不能明白这些盾啦、深渊啦说的原来是一个词。

像博尔赫斯为两面镜子迷惑一样，纪德初次接触纹心结构就受到震动，他给保罗·瓦雷里写信说：“太吸引人了！”“盾牌正面的图案中央再镌刻一个较小的同样图案。”他仔细研究了这种艺术并将之首次运用于小说《帕吕德》，在《伪币制造者》中这种技巧已臻至完美。小说中出现了三次自杀，两次决斗和两场海难。这些互相映照的对称事件不仅能加强读者印象，还能收到多种艺术效果。

司汤达说，“小说是沿着大路往来的一面镜子”。纪德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奴隶现实主义，他的小说人物爱德华一直写日记，爱德华称他的日记本“是我一直随身携带的镜子”。到了博尔赫斯，我们不会忘记他一直醉心于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设想，“当两面镜子对照的时候，更会出现无限延伸的倒影。”对镜子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作家反映世界的独特方式。

作为学者的万德化学养深厚，思维缜密，他将纹心结构置于欧洲文学艺术的悠久传统中加以辨析。这一艺术技巧的微观史向我们展现的景色却异常丰富、美不胜收。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包含了法语、英语和中文三个版本，避免了因翻译问题造成理解的偏差，还便于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

 

远一点，山西的童工，或近一点，广州同德围的儿童乞丐村，都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万恶的旧社会。在旧社会，穷人家的小孩都要干些什么呢？

清人汪廷儒《都门消寒诗》咏冬天拣煤块的儿童有云：“朝拾煤，充晨饥。暮拾煤，防霜威。富家门前土一堆，贫儿掇拾无遗灰。可怜残煤沍冰雪，冻指爬搜僵似铁，捡拾零星指流血。白面谁家郎，怒马冲街坊。贫儿饥寒立不定，彳亍避马扶倾筐。郎君那解贫儿意，笑入茶坊待开戏。”作者曾任翰林，但诗意实在平平。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特使团来华，使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后来在他的《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一书中，画有一幅儿童拾粪图，并作说明：“把各种各样的粪便加以收集、晒干，做成饼状来出售，这是中国社会最底层中许多家庭的生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老人和孩子的活计……看到那些小孩子们急切地跟在骑马的旅行者后面，寻求能碰上马拉粪便的机会，那情景非常滑稽。一旦马粪拉出来以后，马上就会被他们拾起，扔进篮子里。”到底是外人，纯粹是不动声色的客观记录。

不过，欧洲的旧社会也一样有他们的寒酸。罗杰·埃克奇的《黑夜史》提到，在没有电灯照明的时代，“在大多数城镇中，人们都可以花很少一点钱雇一个‘执火把人’。这些人大多都是孤儿或穷孩子，专门为行人打火把或灯笼。在英格兰的一些社区，他们被戏称为‘被月亮诅咒的人’，因为月光会影响他们的生意。”当然，打灯笼比拾马粪还是好多了。

当时室内要生火，家家户户都有烟囱，一旦烟囱不通畅，就要钻进烟囱里清扫。为此，英国随笔名家兰姆专门写过一篇《扫烟囱的小孩礼赞》。里面有一段说，一次他在大街上摔了个四脚朝天，狼狈不堪，这时，“一个扫烟囱的小机灵鬼正冲着我调皮地龇牙一笑……在他看来，这件事太可笑、太有趣儿，笑得他眼泪都从那红红的眼角里流出来了，”而兰姆呢，并没有气恼，因为拿他开心的是个扫烟囱的小孩，一个因为时常烟熏火燎而眼睛通红的小孩，“在他的欢笑中包含着最大的快活、最小的恶作剧……我情愿站在那里，做他的嘲笑对象，一直站到深夜。”兰姆用并不煽情的文字，表达出深沉的同情心。这比汪翰林的《都门消寒诗》可就高明多啦。

附带一提：曾在报纸上看过一篇题为《关关关雎鸠，在在河之洲》的随笔，署名修罗。作者回忆少年时因为结巴，曾惹得可爱的女老师笑痛了肚子，结尾是这样的：“我一直怀念那位笑声甜美的实习老师……因为喜欢的缘故，在那个喧嚷的教室里，虽然内心充满了懊恼，却甘愿站在那里，让你一直开怀大笑。”

作者在文章里提到了兰姆，所以，这个结尾想必摹仿了兰姆“我情愿站在那里，做他的嘲笑对象”那段文字。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精彩的结尾，甚至比兰姆的原文还要精彩。

 

在色情小说谱系里，《O的故事》不是最出名或者最露骨的，但它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法国问世以来，就构成了考验诠释者的陷阱。向来不算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布朗米勒在回忆自己大学里读到这本书的感觉时，用了相当情绪化的字眼：“我合上书将它还回去时，恶心得想吐。”

以女权人士的眼光来审视，究竟“恶心”在哪里？语言不是问题，文字修养和分寸感都饱含精英文化的特质；内容问题不小，因为女主人公O从头到尾，都是积极地以殉道般的热情，在一个封闭的城堡里，甘愿忍受男人皮鞭、镣铐、贞洁带的惩罚和驯养，在“被奴役的幸福”中证明自己的爱情；更大的问题在于作者的身份。小说发表时署名波利娜·雷阿热。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里，任凭小说本身一路走过遭禁、开禁、获奖、拍电影的跌宕命运，作者的真实身份却始终是个谜。即便如此，女性化的发表署名已经足以激怒当时正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的大小旗手——她们(他们)鼓吹的范围从选举权直到避孕药，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被小说里的“O”和小说外的“女作者”拱手送还给了男人们。她“骄傲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因为疼痛而日渐消瘦”，并在腰间烫上了男主人姓名的首字母。

1994年，当前伽利马出版社女编辑多米尼克·奥利终于公开承认自己就是波利娜·雷阿热时，女权运动已时过境迁。在此期间，女人被口号领出家门，又被口号唤回家门，嚷过性解放，又对性解放逐渐厌倦。激情过后是对自身终极命运的反思——无解的反思。奥利的“自首”似乎再也激不起当年的惊诧和愤慨了。人们只是麻木地感叹：是，她是个女人；是，她出于自愿；不，小说里写的并非其亲身经历，她本人的生活(单身母亲，事业成功，爱情自主)在某些方面倒贴得上女权人士的标签；不，那只是一封奥利写给情人——著名出版人、有妇之夫让·保朗的长长的梦幻情书。

即便在粗糙的电影改编版里，小说中那梦幻的气息依然无处不在。每天都在上演施虐－受虐游戏的城堡与纳粹集中营毫无相同点，而其中衣着华美、“痛并快乐着”的女人们倒更像是从安格尔的名画《土耳其浴室》中款款走来的后妃。O表面上呈现绝对的顺从，但她对自身的毅然弃绝发展到极致以后，似乎反倒有了某种奇特的主体性。于是，让女权主义者头痛的问题来了。揭开面纱的奥利反问道：“O怎么见得没有利用这座城堡，这加诸她身体的荒淫，利用这铁镣来达到一种梦幻的最终完成——即摧毁，死亡？难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暗地里，不是她在要求，是属于她自己的要求在限制他们，她的情人们？”

所有的女权问题，一旦纠缠到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掉进这样的迷局。与此相仿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弗洛伊德暗示我们，女心理学家海琳·道尔奇明示我们，大量男人和女人写的小说亦向我们反复强化，女性的性幻想天生含有受虐倾向，即所谓意念中的“强奸幻想”。每当将思路推到这一步，我都只能绕开问题本身，默念人类学家舍瑞·奥特娜那句著名的设问：“女性之于男性，不正像自然之于文化吗？”(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to　Culture？)

这句话有多重诠释的可能。放到O的城堡里，加之于受虐女性头顶上的超现实的光环，洋洋大观、自成体系的施虐工具，就完全当得起“文化”二字。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文化是改造并统治自然的规则。在这样的语境下，幻想不可能逃脱规则的钳制。与其说女性的性幻想天生含有受虐倾向，毋宁讲，现成的文化并没有为女性提供受虐以外的性幻想。O的“自由意志”也好，所谓普遍的“强奸幻想”也好，都只是在有限的规则内寻找乐趣并沉醉于其中，都是“自然”致“文化”的情书。

小说到后来，O殒身不恤的积极性似乎让统治她的男主人都有些无所适从，他最后将其转赠他人的原因未尝不能作此理解；而小说外，男作家加缪在为小说辩护的同时，固执地不相信作者真的是个女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女性将男性世界的规则演至极端，也会激起男人们心底深处的不适与惶恐呢？正如，自然对于文化的低眉顺眼早已成为客观规律，但它的反戈一击(滚滚沙尘，滔滔洪水……)往往是致命的。

 

那些不该忘记的

尽管多为当事人的采访纪录，写法也多为聊斋式的笔记体，语言也控制得近乎无血无肉无情感的瘦骨嶙峋，但同此前的《夹边沟纪事》一书一样，杨显惠仍将他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文体定义为小说。是的，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你敢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复原？何况，还有那么大的外在压力，“丑化”、“歪曲”的帽子随时都有可能抡过来，非钢头铁臂，杨显惠焉能不怵。但是读了它，任谁都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不仅有历史和时间地点背景的真实，还有细节的真实。生活的残酷，人生命运的苦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你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眼泪可流了。特别是当它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坏人”造成的时候，你也没有恨了，只是庆幸，庆幸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孩子，已经告别或远离了这黑暗的日子。

正史早已为那段历史做了结论，制定和推行那种“左派”幼稚政策的人也已作古，人们似乎也选择了原谅和遗忘。领导一个全新的制度，管理一个贫穷的大国，哪里避免得了失误？更何况，当事人怀有那样崇高的动机和理想。更何况，那样的饿死人事件，只是一个大国的局部，几百万比七八亿的局部。

但是，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杨显惠的写作既是伦理的忠诚，又是道德的践行。他在上山下乡和后来工作过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认识了一些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幸存者，并同他们交了朋友，朋友们透露的人生经历，在他内心唤起了“不该忘记”的道德和伦理情感，也成为他的梦魇。他是为了那些“不该忘记”的才当了作家，还是当了作家才想起那些“不能忘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远离西北的天津，他每年都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自费沿着朋友提供的线索，去采访，去寻找，终于写成《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这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的，非关个人也非关家族的“整个中华民族之痛”。

曾以《黑夜》一书而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同威塞尔不同的是，杨显惠不是定西孤儿院的孤儿，也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无权作为见证者，《定西孤儿院纪事》也不是本来意义的“见证文学”。但考虑到他采访的见证人自身无文字呈现能力，作者扮演的应是见证者代言人的角色，他无权如威塞尔那样被称为“人类的信使”，但却无愧于“历史和社会良心”的角色。在当今小说的名声被商业化写作、游戏式写作、个人情感渲泄式写作严重败坏的时候，杨显惠的写作方式和他对遗忘的抗拒方式，都可以与人类的尊严、作家人格的高贵、高尚并立。

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写道：“哪怕对那些关系不深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借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抗拒集体遗忘的书，而且是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的书。它没有当前一些“全景式大报告”式纪实文字的自负和夸张，却在背景和细节上小心翼翼地探寻着造成如此人性大悲剧的存在和根源。

这些荒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它们已经淡出现实生活视野。杨显惠让它们在孤儿院的回忆中复现，显然不是为了让人们仇恨，而是让人们警惕。“盛世修史”，《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虽然只是涉及部分地区，部分人的苦难史、血泪史，但它涉及的却是当代人的道德义务，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

不只是痛苦和反省

笔者一直认为，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对于经历者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冷漠、自私、残忍，内心充满仇恨，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心灵充满温暖和阳光，同情、善良，对他人充满关怀与热爱。关键是他的记忆选择是单向度的还是多向度的，是只记住社会和人们亏欠自己的，还是同时记住了社会和人们给予自己的。杨显惠的笔下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和心灵的热力，就是他并没有在大苦大难中失去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肯定，在直面惨剧的人生苦难时，并没有回避，甚至刻意维护了人性的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爱。所以，《定西孤儿院纪事》既是一曲曲低沉哀婉的挽歌，又是一首首暖意融融的爱的赞曲。

这里有刻骨铭心的母爱、父爱、兄弟、姊妹之爱，以及隔代的祖父母对儿孙辈的奉献。当从公共食堂打来的饭汤越来越稀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将底下稠一点的打给能劳动的丈夫，打给家族的继承人儿子；当饭盒只有几勺稀汤时，她又全部分给儿女们，自己却谎称吃过了；一家最早饿死的往往是母亲。当公共食堂已无饭食可供时，我们的母亲又带领年幼的儿女去挖剥已经很稀少的树皮、草根，去搜寻往日烧炕用的谷衣、禾秆，在自己的饥饿中将它们加工成形式的“饼子”。当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又是母亲、祖母，将家里仅有的可以吃的东西，留给要出外讨吃的儿女。为了儿女的生存，多少母亲、姐姐带着子女、兄妹，牺牲自己的道德尊严，嫁给家境稍好的人家，不管对方是老是残。更有甚者，有的母亲为了儿女有符合上孤儿院的条件，竟精心而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死，牺牲自己，换儿女一条生路。“给儿女一条生路”几乎是所有身处绝境的母亲的自觉选择。这是多么高尚无极的母爱，多么伟大的母亲！而《黑石头》、《老大难》、《守望殷家沟》等作品中，幸存孤儿的回忆，其亲情又是那么浓烈和感人至深。

如果说母爱及亲情伦理之爱，是作为族群、家庭的人的本性(正因为如此，一家重点保护的往往是可以将来顶门立户的儿子，女子、老人往往最先牺牲，所以，这种爱也有文化意识的偏见和局限)，也更容易成为关注和写作的视点的话，那么《定西孤儿院纪事》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留给孤儿们的美好记忆。《走进孤儿院》中送孤儿去福利院的村民和干部，为了不使孤儿途中冻饿而死，他们一路上叫着他们，又在柳条筐中垫上软草，其仔细、精心让人看到这些无名者的善良和关怀。此后的篇什叙述的重点，已不完全是大同小异的逃荒和死亡，而是地方政府、福利院教师、阿姨原先全心全意的救助行为，他们对孤儿如亲生儿女般的关爱。尤其是李毓奇，本来是一个县的县长，因为冤案，虽查无实据却被挂起来，在救助活动中才被抽调临时负责福利院工作，他以高尚的责任感和巨大的爱心，赢得了孤儿们的热爱与尊敬。《送尕丫头回家》里的专署民政局秘书马永群，为了不让一个孤儿无家可归，多次到一个县的收容站落实，并且骑着自行车，驮着孤儿一村一舍打听寻找。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引起重视后，体制的救助力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一部抗拒遗忘，以细节和人的命运方面补充和丰富正史的书，也是一部歌颂和肯定人性光明的书。它给当今人们的不只是痛苦和反省，还有灵魂的洗涤和提升，欲望的克制。

背景

当时农民的真实生存情景

几乎每一个幸存孤儿的讲述中，都出现当时的一些特有名词，它们无一例外地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当时却直接造成了饥荒大悲剧。恰巧笔者当时也在农村，也保有对这些名词的记忆。在与孤儿记忆的叠合中，可以看出当时农民真实的生存情景：

一，“征购粮”。它源于五十年代初国家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生活所需的“统购统销”政策。理论上它征购的是农民的余粮，合作化以前针对的是家有余粮的富裕户，也发生过到农民家“搜粮”强征的事。合作化以后，国家依据估产，直接从生产队打谷场上收走理论上的“余粮”。开始给农民留的数字还可勉强维持，公社化、大跃进以后，受“浮夸风”的影响，农村各级领导夸大产量，这样就发生了无粮留给农民，或留得极少的现象。《定西孤儿院纪事》所写的甘肃省，是“浮夸风”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农民被剥夺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而“公共食堂”又使大量的粮食浪费掉了。个别农民在山荒地带自垦，收了些耐旱的谷子、胡麻之类，就成了搜的对象，当集体已无粮可供时，农民就无路可走了。据笔者所见，今天已有许多经济学家称，当时政策的历史功绩是打下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搞了一些有关经济民生的大项目，但农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不是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违背科学发展和实事求是的“浮夸风”造成的。它所造成的恶果，至今仍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思想和社会结构瓶颈之一。

二，“引洮”工程及其他。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各地都上了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项目，如我的家乡就有宝鸡峡工程，将渭水引向渭北高原，使旱地变水田。这类工程开始兵精粮足，对征用的民工实行军事化管理，出身不好的人、有问题的人想去也去不了。后来出现了粮荒，但任务指标并不减，于是去那里工作，成了对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人的惩罚手段。我亲眼见过，好端端的邻居，上宝鸡峡不几天，回来就全身浮肿，大病在身。本书中好多人的父亲、哥哥，都有在类似工程中的惨痛经历。后来这些工程被迫“下马”了，如宝鸡峡工程在“文革”中才完成。

三，“搜粮队”。从“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就有了，合作化前针对的是不愿将余粮卖给国家，惜粮如金的中农、上中农，后来就针对同样惜粮的一般农户。“公共食堂”出现粮荒时，搜粮就成了乡村一景，哭喊打闹，极为悲惨。针对同村人拉不开脸面的情况，又有了这个村搜那个村的“创造”，其中又搀杂了村社报复的现象。因为父亲是村贫协主席，到我家搜粮的都比较文明，以至我在上中学的头一年，仍然享受母亲开的“小灶”。但到我家搜钢铁那次就记忆深刻，不仅搜走了大锅小锅，和所有与铁有关的家什(锄头等生产工具除外)，连今天看来可以称为文物的古代刀、矛等也一件不留。实际上，“搜粮队”成员和被搜者一样，都是饥饿的农民和为上级任务所迫的脱产干部。

 

 

著名女作家陈染沉默几年后推出最新的散文集《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从往昔《私人生活》的先锋叛逆到如今的悲伤沉静，《谁掠夺了我们的脸》讲述“我与我，我与物，我与生存与思考”等话题。作家韩浩月评论说：“这位中国文坛以小说见长的重要女作家，这位30岁就开始了‘提前降临的晚年生活’的女作家，她的精神世界缘何发生这样的转变，她在新书中所体现出的悲悯情怀从何而来，耐人寻味也引人探究。”

关于新书，陈染也对本报读者讲述了她的想法。

文学心灵自传不是个人隐私

陈染：一个好的作家作品，都会有“心灵自传”的成分，无论他书写社会人生什么样的话题，都会包含他自己的价值观、思想、情感和爱憎。我觉得这本书更多地体现了一个人的精神成长。

深邃的思想、情感与“个人隐私”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有思想的读者都是可以区分的。我要求自己的写作靠近深邃宽厚的精神境界，那应该是生活的哲学。我曾在描述我所喜欢的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时说，在我们感到慌乱、哀伤、低落和脆弱的时候，她就是那稳重的高山之肩，是那气定神闲的磁场，令人心安，她托住你，让你内定力上升而不是沉浮低谷，她拓展你，而不是让你陷入越来越深的迷乱。这也是我愿意带给我的读者并与之分享的。而其他的低级趣味，是我不关心的。

任何一个好作家的写作，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是立足“个人”的，时代、国家等宏大概念，都是通过有血有肉的“个人”来体现的。大散文、大境界也是如此。文学中所谓的“我”即是一个个体，一个存在。没有个人，妄谈“人民”？没有个人，所有的高调都是空的。一位前辈作家曾在《谁是“人民群众”》一文中呼吁：“呜呼人民群众，多少好事假汝之名以行！”而过去的那种所谓代表着“群体”的“大我”的脸谱，那种千人一面、雷同复制的陈旧的模式过于简单化，过于匠气。我更喜欢血肉饱满的作品。

出书：作家写书不是鸡下蛋

陈染：一个作家不能像鸡下蛋那样不停地写，我怀疑一个像机器一样不停地生产文字的人能否写出精品。马尔克斯在写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时候，大约已经有八年停笔没有写作了。还有一些我喜欢的作家都是如此。我觉得目前中国写作者的问题不是写得太少而是写得太多了，气喘吁吁急吼吼得要命，以至于泥沙俱下，图书市场浮躁肤浅得永远像个大集市，烂“菜”成堆。我不愿意写出来一本书温温吞吞毫无光彩，毫无突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的身体这些年不太好，拼命写作的生活我已力不胜任。

我会继续写小说的，但是近期没有写长篇的打算。现在出版的这本《谁掠夺了我们的脸》是我的《僻居笔记》的第一本，然后会写第二本，第三本……长篇也许会在某个间歇时间去写吧。我现在更喜欢散文这种接近生命本质的真性情的东西。而小说有时候往往会做一些装模作样的花架子，叙述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我平时自己看书的时候，已经不大看这一类东西了。

我不习惯设计自己的文学方向，以前也从未设计过。我会继续安静地把《僻居笔记》长久地写下去。我愿意像一把诚实的椅子安详地面对一张桌子那样，安详地生活和写作。

我觉得一个作家，要说的与要写的话越来越少，是审慎、成熟与深邃的表现，是合乎规律的。写作的压力是有的，但是，和任何事、任何人“比”，都是愚蠢的。我愿意向其他作家的长处学习。

其实，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如此，畅销书作家和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两种职业、两类人，个别的交叉是有的，那当然是好事情。文学对我来说，首先是一种精神的滋养。

生活：相信真爱但不寻找也不拒绝

陈染：我愿意相信人世间有真爱，而且的确有真爱。有一个成语叫做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不轻易去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我现在的阅历看，激情是不可靠的，年轻气盛的豪言壮语、海誓山盟，肯定要打折扣，有比“激情”更深厚的情感，也更牢靠的情感，永远激情万丈未免天真。

有关个人生活，我不寻找什么，也不拒绝什么。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我顺应自然。我现在愈发体会到“顺应”这个词的智慧，这里的“顺应”不是指对于外部的什么力量的顺应，而是顺应由内而来的天性，我更愿意做个“性情化”一点的人，自在地生活。

谢谢这么多年依然惦念我的读者朋友。我在《谁掠夺了我们的脸》中提到，我要与这个浮华的世界“保持审慎而适度的隔膜，半颗心在这里隐居，半颗心裸露给外边的喧哗”。我觉得，一个作家要有一个安静的心态，一个愿意在角落里沉湎深思的心态。这当然不是闭目塞听，更不是拒绝社会。我要求自己对一切新鲜事物心怀敏觉，但不盲目随从，更不跟着浮躁喧哗。永远怀着探询、学习和质疑的独立姿态在时代的任何潮流中认准自己的位置。至于私人的生活呢，有朋友、有母亲、有爱犬三三；有温暖、有孤独、也有矛盾，跟所有的人一样平平常常地生活着。

我在这本书里曾说：气定神闲，一门多么了不得的艺术；40岁，一生中多么奢侈的季节！我所以用“奢侈”二字，因为那是我最想要的从容的心态。我喜欢从容不迫地生活。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40岁生命就已凋零，她依凭短暂易逝的生物本能活着，年轻是她惟一的通行证；另一种人，40岁生命刚刚开始，她埋葬并穿越了青春期特有的晦涩哲学的泥泞之路，再一次出生了！她从不曾在光中衰老，她只曾在光中死去，她死去得像睡着一样，那颗沉思疲倦的心脏仿佛只是小憩片刻就会重新年轻地搏动起来。

我从不喜欢标榜自己是个什么主义者，但是，一直以来，我非常诚恳地愿意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并且，我有幸成为环境和动物保护的资深会员。我的职业虽与此无关，但作为人类一分子，我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职。

 

大众写作

“网络文学在短期内恐怕很难成为主流，但它也有自己的受众，应该有自己的出路。”网络写手李雪夜在日前举办的“幻剑书盟第二届网络文学峰会”上这样说。

网络文学，一个现代人早已不陌生的名词，每个日夜，不少人置身其中、徘徊流连。然而十多年前，它还是个新鲜事物。1994年2月，方舟子等人创办了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随后，诗阳、鲁鸣等人于1995年3月创办网络诗刊《橄榄树》；1995年底，几位活跃于中文诗歌通讯网的女性作者联合创办了一份网络女性文学刊物《花招》。

在内地网络文学早期发展过程中，还不能不提到“榕树下”，这是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原创文学网站。“几乎一有时间就会去那里看小说，后来很多畅销书我其实早就在网络上‘一睹为快’了，”现在外企工作的静晨回忆起大学时代自己如何迷恋“榕树下”时说，“几乎把它当作精神食粮。”

经过十多年发展，网络文学已从过去的“蹒跚学步”发展到今天的“枝繁叶茂”：在网络文学作品数量激增、各大门户网站点击率每创新高的同时，涌现出一大批受人追捧的作品和作者，不少网络文学相继走向实体出版，那些原本隐藏在网络的作家开始出现在现实视野中。

“网络文学使普通人获得言说权利，获得自由表达的机会。网络是了解社会、了解年轻人的途径。”《萌芽》杂志社主编、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指出，传统文学出版或受杂志风格和编辑的个人偏好所限，或受严格的审查制度所限，而网络使文学作品的传播更加便利，文字的自由度也大大提升。

边缘尴尬

尽管近年来网络文学以有目共睹的破竹之势向前发展，我们依然看到它与传统主流文学相比之下所显现的“边缘性”尴尬——比如，出席当日网络文学峰会的，无一人来自主流文学创作或批评界。甚至，在传统文学评价模式的影响下，网络文学正遭遇着“下得厨房、上不了厅堂”的处境。

其实，网络文学自产生之初便频频遭人诟病：大众化、娱乐化、非文学性、质量差、作者整体素质不高等等。

曾以“李寻欢”之名发表多篇网络小说、现为榕树文化出版人的路金波分析说：“由于缺乏类似传统文学中有效的评价体制，要在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学作品中挑选出精华，是项艰巨的工程，这可能是导致它们被主流忽略的原因。”但他坚信，“真正的高手在民间。”

“民间高手”们无法浮出水面，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恐怕还存在这样的原因：网络文学有着和传统文学不一样的文学批评模式，互相之间不够了解，彼此缺乏沟通的空间，于是产生了隔膜。张颐武说：“二者在创作、阅读、研究的群体上都发生了分化，它们像两条平行线，各自沿着轨道前行，很难说谁一定是主流。”

网络文学是文学的新形态，它提升了文化的民主性，活跃了文学气氛。然而，自由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网络相对自由的空间里，也孳生出一些不良因素。“不乏文字潦草、随意，一味考虑‘卖座’而拼命迎合市场、导致商业色彩浓烈的现象。一些网络文学大赛，追求标题新颖、点击率高，很可能淹没了真正有才华的文学性作品。这恐怕也是网络文学长期与主流隔膜的原因。”赵长天表示出深深的担忧。

平行共生

那么，应当如何对待这种已然存在的隔膜？

李雪夜这样分析：“目前三十岁以下的人倾向于网上阅读，而不常上网阅读的三十岁以上的人群掌握了社会权利。所以这里存在着矛盾，需要随着人们生活习惯和阅读习惯的改变去逐渐缓和。”

存在隔膜，就必然存在消解的方式，“网络作品数量惊人，很多人无法抽出大量时间或还不适应网上阅读这种方式。同样，一些有声望的作家不在网上发表作品，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网络文学不关注或者不屑于这种方式。”赵长天认为，“如果将来网络上出现了可以按照类别、趣味、需求来为不同人群选择不同书目的搜索机制，网络文学将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就会有不少优秀的作品‘现身’，就有可能逐渐消解与主流文学之间的隔膜。”

对此问题，凭借风靡一时的《悟空传》一炮走红的“今何在”则很是乐观：“网络文学和主流文学只是分工不同，一个侧重艺术性、纯文学性，是小众的；一个偏于娱乐化、故事性，是大众的文化消费。很难给它们做明确的价值判断，二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也认为：“从近年的情况看，网络文学正在趋于类型化写作，这种偏于通俗和流行的倾向，或许正是它的特点。这使它与主流文学区别开来，也形成了二者间一定的互补。网络文学正处于过渡与发展中，正在逐步形成自身稳定的特点。”

多彩未来

传统模式里，未必没有“下里巴人”，新锐的网络上，也未必没有“阳春白雪”。在这个大众文学狂欢的时代，网络文学如何定位自我又将何去何从？

“媒体迅速创造了一个概念，又迅速淡忘了一个概念。”回忆起七八年前《迷失在网络和现实之间的爱情》创十万本销量的“风光”时，路金波说：“那时的书一跟‘网络文学’沾边就大卖，现在的网络文学已经日常化了，博客流行后，网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网上也有精品，但目前很多好东西不可避免地会被海量信息淹没。”张颐武说，“逐步建立成熟完善的网络书评机制，通过有效的拣选、研究、推广来间接引导读者趣味，网络文学将焕发更加蓬勃的生机。”

峰会上，一位与会者在论及当今文学阅读状况时说：“我们尚处于‘紧张阅读’的时代，而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倡导‘休闲式阅读’，应该对那些适合大众阅读的文学给予更大的关注。”但同时他也承认，“网络文学质量良莠不齐，只有那些精品的东西才能最终‘沉淀’下来。”

有人认为，成就“精品”，写手们本身的素质至关重要，“一些网络写手关心的问题是网上写作能赚多少钱。这是生意，而不是文学创作。”李雪夜说。

路金波同样认为：“作者们都别太急功近利了。”他笑着表示，“如果今后‘李寻欢’有机会重出江湖”，一定会写那些“为文学理想写作、为心灵写作、用心写就的好书。”

而赵长天认为，相比个人素质，社会环境、网络环境的改善更重要。“就像一个不太文明的人进入五星级酒店不会随地吐痰一样，是环境让他改变。我们的文学评价机制，不能老是打击和埋没有才气的青年人，要通过引导大众舆论来保护纯文学的发展，鼓励多元的声音存在。”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面临比我们当时困难得多的创作环境。现在的标准主要就是商业利益和市场认可度，跟文学相关的艺术标准反而消退。以前一位权威评论家可以捧出一位作家，现在没人能阅读完网上大部分的作品。无法比较，也就无法判断。”赵长天补充道。

更强烈的一个声音是，不必过多纠缠于网络文学入不入得了主流、上不上得了厅堂，而应该在其未来的发展上倾注更多的思考。有人注意到，近年，许多原创网络小说在与影视、动漫和游戏联姻。或许，随着手机阅读、“有声读物”等新阅读方式的逐渐流行，网络文学将迎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