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5月15日狱委讯】因参与组织协调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维权人士郭飞雄于2006年9月14日被广州警方刑事拘留，两周以后被正式逮捕。政法系统罗织的罪名为“非法经营”。据郭飞雄向律师反映，广州市公安局在拘留和预审阶段，多次对郭飞雄动用刑讯手段和人格侮辱。经过广州市检查机关两度把案件退给广州市公安局进行“补充侦查”，期间还于2007年1月19日将郭飞雄押解到辽宁省看守所达两个月时间。到今天2007年5月15日，所有起诉阶段前的程序时间都已经用满。郭飞雄案件将于今日确定是否进入检察院起诉程序。家属和律师都在等待结果，并做好了应对的一切准备。郭飞雄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和胡啸会从法律层面为其尽全力。 此前广东和辽宁的政法部门曾经给郭飞雄的家属张青提到郭飞雄案件的三种结局，第一是无罪释放，第二判处有期徒刑之类的实刑，第三是判处缓刑之类的虚刑让郭飞雄回家。郭飞雄面对警方的态度始终强硬，绝无任何妥协和认罪的可能性。警方找到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企图让张青去看守所或者写信劝说郭飞雄低头。张青不认同任何“潜规则”，拒绝了政法部门的提议。警方向张青言明，郭飞雄不可能被无罪释放，因为这样政法部门就会颜面尽失。政法部门执行构陷郭飞雄的整个过程，并经过8个月对郭飞雄长期调查，最清楚郭飞雄是无辜的。但中国的惯例是既然政府第一步走错了，就要按照潜规则错到底，无非是为了保持政府的权威和某些贪官酷吏的面子。 警方在过去8个月的交锋中曾经向高智晟律师承认，郭飞雄的所有的麻烦皆因参与营救高律师而起。高律师4月6日至12日以不惜主动入狱的决心和行动换来了一点自己家庭的生存空间。期间高律师也向警方反复交涉，郭飞雄案件必须有一个解决。郭飞雄案件是2006年下半年以来在打击维权群体对高律师营救行动中，唯一身陷囹圄的维权人士。官方的目的是要“杀一儆百”。 警方对郭飞雄的陷害是中共政法部门中惯用的方法。这和盲人陈光诚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等荒谬的罪名类似，都是警方诬陷强加的。这些冤案的总导演是中共政法委。公安、检察院和法院都是演员而已。这类案件审理的过程越多，曝光的人权问题越明确，海内外的关注度越高，谴责之声越大。究竟那种方式才会让政府政法部门颜面尽失，不言而喻。事关奥运会，终止这类冤案程序，才是最富有建设性的。从民间到国际社会都会给于认同。

 

林贤治就与邵燕祥合作主编思想性散文刊物《散文与人》，五年来一共出版过六集，刊登过韦君宜的《“抢救失足者”》、梅志的《出狱琐记》、牛布衣的《人类思想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耿庸的《萧军七年忌》、筱敏的《时间断片》、王得后的《我已经死过三次》等思想性散文，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邦雅曼·贡斯当的《论书报审查》、马拉美的《艺术的异端：为所有的人的艺术》等译文及林贤治的《论散文精神》、邵燕祥的《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等理论文章。这些充满理性批判精神和丰富个体精神的文章，被认为“在当今众多的出版物中也可谓是独树一帜”，“涌动在文字背面的激情和炽热的追求，却让我们时时感受到时代的良知，他们大多是在运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所以他们的文章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正义感”[17]。

林贤治和邵燕祥再度联袂主编《散文与人》丛刊新一卷——《宿命的召唤》，他们强调听从时代召唤，保持对社会现实关注，守望知识者精神家园，坚持独立思考，期待以深厚人生内涵与斐然文采兼融的散文，回应鲁迅在本世纪之初发出的“立人”的呼唤。《宿命的召唤》中收灵的文章，包括筱敏的《书的灰烬》，冉云飞的《沙俄时代书刊检查中的告密》，柯罗连科1920年为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表决自由等问题而致当时任苏维埃政权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的卢纳察尔斯基的六封信，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威塞尔对人类以及人性深刻追问和对一切暴力、仇恨、压迫的强烈谴责的六篇随笔等。这些文章不是有些学者所鼓吹的“狭义散文”、“艺术散文”或“美文”，而是质朴又富有张力的思想者散文，其内容覆盖历史、哲学、宗教、政治、自然科学等方方面面，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正如编者所说：“散文——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不仅仅是思想的载体，就其本体意义而言，无疑是最富于自由的人文气质的。但是，索诸创作界，实际情形又如何呢？惟见论客大噪，标榜所谓‘大散文’。其实散文并无大小，倘要说‘大’，亦非关题材，非关结构，非关滔滔乎滥情之言；在此，首要须得有大精神。何谓大精神？恐怕除了如宗教家的终极关怀者外，仍须具有如战斗者的现实关怀。作者当置身于时代的变革之中，担当公民的命运，感受大众的悲欢；有不平，有追索，有发现，有超越。散文创作，无论是生命的部分或全副，都是有着现代人的强烈的脉动的。不然，即令‘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果然无所不包，也将无改于老旧的‘小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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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会钱锺书纪实》的最后一节（此文共分六节：钱锺书访哥大、上午会谈摘要、三十年的心血——《管锥篇》、下午的节目、杂谈与锁忆、悼杨璧），夏志清特别提到一位女子——杨璧，虽然文字不满三页（373－375），但已足够令我大起好奇之心。

七九年钱锺书访美，与夏氏故人重晤，相谈甚洽，其间夏似不经意地向钱问起杨绛的本家妹妹，杨璧。

“那天上午同钱谈话，我即问起她，不料钱谓她已病故十年了，终身未婚。”由於钱锺书此次访美杨绛并未同行，所以夏氏自然无法打听到更多关於其妹的讯息，言语间颇有憾意：“我同杨璧从未date过一次，但闻讯不免心头有些难过，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我赋闲在家，手边一个钱也没有，曾至杨家晤谈过两三次，讨论学问，到后来话题没有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了。假如上街玩一两次，看场电影、吃顿饭，话题就可增多了，友谊也可持久。偏偏两个人都是书呆子，加上寓所不大，杨的父亲即在同室，不同我寒暄，照旧读他的线装书，不免令我气馁.”

这段回忆，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起来，当能发现其中隐藏着好些值得斟酌之处。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位大学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妨先来念念《追念》文中的一段：“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

……

那次我去宋家集会，可能宋淇有意做媒，也说不定。杨绛本家有位才女，宋淇要我见见，只是那晚她是否在场，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杨家寓所离我家不远，硬了头皮去拜访过两次，那时我同哥哥一样，心里只爱自己看中的女孩子，对别的女孩子不可能发生兴趣。在杨小姐家里我见到她爸爸，真是位白首穷经的宿儒，小姐本人国学根基也极深，我那时专研英国文学，对国学相当外行，自感学问太差，也就不去看她了。“

夏氏与杨璧的交往仅限於在杨家的“两三次”晤谈，而且除“讨论学问”似乎便没有其他的话题了，可见两人相交之泛泛，及至后来学问讨论完，夏也不好意思再去了，於是两人的交往也随之结束（没有迹象显示二人有书信往来）。不过要是拿以上两段写於不同时期的文字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追念》中，夏一口咬定“心里只爱自己看中的女孩子，对别的女孩子不可能发生兴趣”，可见他昔年未遇杨必之前早就心有所属，而那位蒙他倾心仰慕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张爱玲的同学刘金川。关於自己的这一场单恋，夏氏倒很乐意和朋友们老实“交待”。在季进的《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和郝誉翔的《在秋日的纽约见到夏志清先生》二文中，夏都对来访者主动谈起了他的刘金川小姐：“我在上海见过张爱玲一次，可是那天我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反倒是她身边的刘金川小姐，才是真正叫我难忘。

……

刘小姐当时已经有未婚夫了，我只是暗恋她而已，可是却有这样巨大的热情，这真是纯洁又浪漫的爱情啊，现在有哪一个年轻人能够比得上？“

以上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绝非夏氏的即兴之言，因为它们分别出现在夏与季进及郝誉翔的访谈里，且对二人讲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在在说明他六十多年来对那次无果的初恋仍旧是无比珍重的，据郝誉翔亲眼所见，当年夏写给刘小姐的情书，“薄薄的纸笺已然泛黄，上面整整写满了五页密麻的蟹行英文”。（良按，关於夏氏对刘的倾慕，本文不拟展开，详情请参阅夏氏所撰《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该文最早刊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二日《联副》）

看到这么许多夏氏的“真情告白”，我们也许已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既然青年夏志清的心中只有刘小姐一人的位置，那么其他的女孩子哪怕再好再优秀，也还是得不了他的垂青的了。然而，笔者在季进的访谈中又接着读到了这么一小段文字：“当时在上海，朋友们让我追杨绛的妹妹杨必，那时她刚刚英文系毕业.我毕业了两年，穷书生一个，没有钱，哪敢追啊。要是现在，倒也门当户对了，哈哈。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杨必的学生，他跟我说，杨必是很骄傲的，看不起人。如果当年杨必跟了我，那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对，绝配！苏州人跟无锡人结果本来就最好的啦。可惜我那时没有钱，也没有她漂亮。哈哈，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这段看似言者无心的闲聊之所以能引起听者——我的注意，就在於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例子。连上这一次，我已在夏氏的回忆中三遇杨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令人疑窦丛生，是不是六十多年来，在夏志清的心底，一直埋藏着一些教他不能释怀的遗憾？对刘金川的癡情暗恋，他洋洋洒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有公之於众而后快之勇气；对杨必的追述缅怀，他又大学向子期，写起《思旧赋》来刚开了头便又煞了尾，然辞短而意长，虽屡云不曾深交，直欲轻描淡写，却於顾盼间情思生发，不绝如缕.两相对照，一浓烈一清淡，一外露一内敛，如果不是多看了那么些文字，我真会坚信夏氏当年全心仰慕的不过一位刘金川而已。

据我的推测，夏氏爱刘金川不假，但为了她而对杨必视而不见则算不得真。夏与杨必交识之时，已知刘小姐早有了未婚夫，又兼刘对他的追求从来不为所动，正是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夏氏心中纵然再割舍不下，也只得放弃。何况，夏氏后来遇见的又并不是一个平庸女子。他承认她漂亮，承认她骄傲，简直跟他自己一模一样，可谓“绝配”，他对一己之才情向来自信，无奈自信中也藏进了一点自卑，也许他不愿承认，但无疑，这份自卑却是在面对刘金川时所没有过的，他日后或许就是为了这点自卑而向所有的人使了个小小的障眼法。

综合《重会》与《追念》二文，夏氏认为当年没有和杨必交往下去的理由大概有二：一是心里有了爱慕的女子；二是限於自己当年国学底子较薄，羞于跟杨小姐交流，故此只拜访过两次便没了下文。而问题恰好也就出在这里：夏杨二人只见过两三次面，过程中也无甚深谈，由此足证他们是连朋友也称不上的，印象自然也不会有多深，然而何以夏与钱锺书四十几年不见面，一见面“即问起她”？而且，假如对这个女孩子毫不动心，大可以后不到府上去就是了，又何必因杨父对自己的不理不睬而感到气馁？如此一来，夏氏那些看似蜻蜓点水、漫不经心的文字便渐渐有些欲盖弥彰的意味了。

所以，通过上述两则材料，笔者可以断定，夏杨二人之所以没有发展下去，真正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夏氏当年赋闲在家，囊中羞涩，即使心仪杨璧，亦惟有徒呼奈何而已；再者，夏每次到杨家杨父必在，且同处一室，又兼杨父对夏冷淡，不免使其惴惴，即使他心怀倾慕之意，又岂敢造次？如夏所言，假若能同杨璧date一次，上街游玩，看场电影，吃顿饭，像时下的青年男女一样，不是很快熟络了吗？既不熟络，何以夏三十六年后又重提伊人？我们不要忘记，一九七七年时，夏氏以为钱氏已殁，曾撰《追念钱锺书》一文痛悼之，文中即已提到伊人（见“悼杨璧”一节），足见三十几年来不曾相忘。

再有，夏氏在“悼杨璧”中提到，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前后，留意到大陆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性的着译，其中，他对萨克雷的《名利场》特别关注，因为它的译者署名“杨必”，“想来杨必即是杨璧，她一向没没无名，现在出了一本译着，我倒为之欣喜。”夏氏当时见到的名字是“杨必”，何以他就那么肯定这个杨必就是他认识的那个杨璧？如此一厢情愿，“为之欣喜”，只能有一个理由——夏氏太想太想这个译《名利场》的杨必是他三十六年未见的伊人了，纵芳踪今日难寻，得伊人遗译，庶几可以沈吟文字，以舒独抱之幽怀，一偿三十六年不见之大憾。故夏氏怀念伊人止於片言只语，然深藏内心多年之绵绵思慕，实乃呼之欲出，无奈已是暮年之身，是个有妻有儿的人，又则有位刘金川历历在前，要再冒出个杨必，未免显得太多情了，而且也跟自己早前言之凿凿表示只有一位初恋的“宣言”不合，故此即使心有戚戚，反复思量之下，也不便对这段朦胧青涩的单相思多说什么了。

其实，夏氏倒真的猜对了，杨必的确就是杨璧。为了搞清楚夏志清这位大学者念念不忘的杨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我找到了杨绛先生写的《记杨必》，此文毕於一九九〇年，距杨必之逝，亦已二十二年矣，不知夏氏有缘读到否？如能一阅，想必亦如见惊鸿之照影，百般滋味在心头吧。

《记杨必》介绍了杨必名字的由来：“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因为“必”、“璧”二字用吴方言读出乃是同音字，故夏氏当年来一直错把杨必写成杨璧，或许是更喜欢“璧”字的缘故吧？当年他眼中的这位江南女子，必是一位秀雅璧人无疑。

据杨绛所记，杨必一九二二年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钱锺书也教过她。解放后曾兼职于国际劳动局任英语翻译，受傅雷鼓励开始从事文学名着的翻译工作。全国院系调整期间，分配於复旦大学外文系，在此期间一边教书，一边开展对《名利场》（Vanity Fair）的翻译工作。随着这部译作的完成，杨必的身体状况也开始恶化，在一九六八年的一场睡梦中离世，经军医解剖检查，死因是急性心脏衰竭（注），终年四十六岁.杨绛笔下的阿必，是个性情平和安静的女孩子，幼年便已十分聪慧，极富幽默感，常给家人增添精神与活力，但同时也是个外柔内刚的女子，“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故此终身未婚。

我想，如果夏氏真能读到这些描写杨必性情的话，他一定会颔首同意的，而读到杨必终身未婚之处，他的心灵恐怕也不能不有所触动？他可会想，如当年不是那么容易气馁，尽量多些跟杨父谈谈学问，又或者鼓足勇气向杨必约会一次，两人便有可能成为朋友甚至成就一段大好姻缘也说不定？只可惜红颜薄命，天不假年，如今阴阳暌违，心底纵有款款衷曲，已是无人可诉了。

杨必的着作，今天最容易找到的应该就是《名利场》（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着丛书，杨绛作序），此书的翻译海内外皆有盛誉，堪称译林经典（着名的翻译家思果对杨译《名利场》十分激赏），印数在几十万册以上，而译林出版社在九四年也曾为她出过纪念文集——《杨必译文集》（上下）。另外，杨绛亦忆及其妹曾以“心一”为笔名发表过几篇散文，但今天几已散失殆尽，除了那篇《光》外，其他的已不易找到。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读“悼杨璧”一节的结语：“进大学后，还没有读过任何西洋小说的中译本，初读《名利场》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这次收到杨璧的译本，真要花几个晚上细心读它，藉以纪念一个中共制度下郁郁未展才的才女，仅有数面之缘，当年不便称为我朋友的朋友。”

结语平淡，一无情感之跌宕，然意在言外，读来字字深情，其对杨必之哀思虽不如其对金川之爱慕来得热烈，但那份平静底下的深沈，欲语还休式的怀缅却更教读者为之惆怅。三十年未为之事因一“数面之缘”的女子而破例，在夏氏心底，她又岂止是那“不便称为我朋友的朋友”而已呢！

「良按，关於杨必之死，还有一条材料：“杨绛的大姐杨寿康，曾译过法国布厄瑞的《死亡的意义》，二姐早夭，妹妹杨必（即杨璧），曾译有《剥削世家》和《名利场》，后因病自杀。”——摘自《钱锺书传》，孔庆茂着，江苏文艺出版社」

 

 

小说曾经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学形式，但是如今已经衰落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当然这不仅是小说面临的问题，甚至所有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都在逐渐减弱。其间的原因很多，不是谁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与文学创作越来越没有价值有关。当代从事小说写作的人非常非常多，也不乏有才华和创造力的作家。但是，敢于直面现实，能够进行深刻反思的人，却极其罕见。

当我读完《如焉》时，竟感觉有一种意外的收获。客观地说，胡发云先生的才华在当代作家中并不算一流——我这样说，主观上丝毫没有对胡老师不敬的意思。然而，他有过人的良知和勇气，才写出了《如焉》这样的优秀之作，因而成就了他的美名和在文学界的地位。

国人是善于健忘的，无论是主动的遗忘还是被迫的遗忘，总之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如焉》以近几十年的历史为主要线索，特意把我们已经遗忘的记忆重新拣拾起来，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更难得的是，作者在重温这一段历史的同时，还深入地作了一番反思。

历史，有时候是非常不堪的，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尤其如此。

“文革”那场浩劫，深深伤害了几代人，无数的家庭受冲击、遭破坏，甚至深深动摇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根基。虽然时隔多年，即使伤口愈合了，很多亲历者也不愿再回首，但是那场动荡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将持续下去，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文革虽然不是《如焉》的着力点，但是通过卫老师一家的悲欢离合浓缩了那一段沧桑的历史，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也许本人孤陋寡闻，在国内公开出版的作品中，第一次见到文艺作品对八九风波进行侧面的叙述和客观的审视，《如焉》成功地踏入了禁区。在现有的新闻出版体制下，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巨大的勇气，无论如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数年前的“萨斯”，从一场流行疾病演变成全国性的准政治运动，可以说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场大灾难。究竟有多少幕后故事？有多少的生死悲欢？天灾怎么会变成人祸？无辜的人命怎样人为地被戕害？《如焉》反映的仅是冰山的一角，却足以令人惊心动魄。

个人以为，该小说最有分量，也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对当代知识界的批判。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少数人之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已经逐渐被权力和物质所收买，可以说是全面的腐败与堕落。学者替人当枪手、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为现行的政策作注释和辩解，学术向权力俯首投降，与物质利益作交换……社会上种种肮脏的交易和丑陋的行为都在象牙塔里蔓延，本应该是最洁净的领域变得龌龊不堪。作者毫不留情地撕开了当代知识界人士虚伪的面纱，直逼人物灵魂的深处。

在这样的时代，做一个思想者是孤独的，也是残酷的事实。能够主动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对现实作深刻的批判，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同时也要在现实中承受磨难与牺牲……达摩与毛子的争论与分野，就是这个时代的典型案例。他们之间思想的交锋，令人震撼，让人正视自己的内心，甚至痛苦地思考，这部小说也因此具有了思想的分量。当知识界的犬儒主义盛行之时，反而是草根成了我们社会的砥柱，总算使人看到了一点点希望之光。真不知道这是中国的幸，还是不幸？

中国社会结构正处于急剧的分化之中，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阶层，如民间与官方的分化，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新的阶级意识的产生，都生动地呈现在作者的笔下，作为这个时代的鲜活记录保存下来。

用“主流”的观点看，作者写的这些都是“离经叛道”的，在公开出版物中是看不到的——《如焉》这样的作品绝无仅有。胡发云写了，而且揭示得如此有力度，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如此之深刻，这是他的成功。因为，他有良知和勇气。

作为一个曾经热衷于小说阅读的人，我现在已很少看小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的小说可看。出版此书的朋友赠书给我时，郑重地推荐我阅读，搁置数月之后终于读了，果然名不虚传。此书稿诞生于网络时代，曾以打印稿的形式流传了几年。在费尽周折之后，去年终于出版了。然而，很快又被宣布为禁书。中国的事情，总是如此吊诡。

 

 

中国体育频频暴出各种丑闻，其根本原因是体育的泛政治化！

体育运动的真谛，是超越自我、强身健体、在运动中感悟人生，享受快感。但是目前的中国体育，被赋予太多的政治功利因素，成为赤裸裸商业运作的工具，尤其是沦为纯粹政绩晋升的资本，后者尤其致命，这，就是中国体育的万恶之源！

新闻，说中国又要申办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了，看来放出了风，那就有雨了。我经常看欧洲的足球五大联赛，球场的上座率非常高，现场广告和电视转播都很热烈，是真正民众喜爱的、并且有经济效益的运动，竞技水平也非常高。美国的NBA篮球也是一样。他们这些运动的2大核心，就是纯粹的商业化运作，和民众的高参与喜爱程度。这样的体育，是正常健康的体育，无论是运动员、国家、观众，在这一体育中，都获得了利益和享受。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体育，严格意义上来说，冠冕堂皇可以讲，中国体育，就是为了获得全国乃至世界体育比赛的荣誉和金牌；直接点题，就是满足民族的虚荣心和国家的空洞的面子；深刻点说，就是各个运动员、各层体育官员、各个相关的政府部门，为了赚钱或者升官发财的工具。至于体育的全民性和精髓，那根本是抛在九霄云外的！

在这样泛政治化下的中国体育，显得极其丑陋，表演出一幕幕滑稽可笑的悲喜闹剧。

不惜国力民税、热衷于申办各种大型国际运动会浇冷水，是一大常见病。在中国承办号称世界杯、世锦赛级别的比赛，尤其是垒球、柔道、曲棍球、举重、帆板等比赛现场，观看的人寥寥无几，看上去就是官员、裁判、运动员的自娱自乐。承办这样的比赛，培养冷门的运动员，花掉的钱有什么意义？即使是北京奥运会，很多场馆在赛后必定被舍弃不用。我要问，这样的事情，真能让人民健身锻炼，国家的荣誉提升，还是老百姓收入提高？我看是得不偿失，事情本身就是整个国家逼迫人民吃兴奋剂的大补丸。对北京奥运会的效益，和即将要申办的世界杯，我都持保留态度，尤其后者，持反对意见。

不择手段的体育比赛背后，是伤害公平竞争原则的机制制度。公然宣布自己打假球让球，还沾沾自喜宣布，说是为了国家荣誉的巧妙战略，这是国家乒乓球队主教练蔡振华，陈静、何智丽、焦志敏等知名和不知名的运动员，就此被废了。刘永福敢于公开承认：“这块金牌是我授意让的，有责任找我，我让，我愿意！”，奥运会女子柔道冠军的孙福明，就这样被轻松“击败”了。残疾人运动会比赛精彩胜过正常人的比赛，正常专业的运动员冒充智障运动员比赛，真是奇迹啊！全运会跆拳道比赛，111场比赛弃权了26场，是什么现象？运动员自己说，队与队之间的默契协议，个别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国家规定：获得奥运前8名、亚运前6名、全运前3名的运动员可以免试进入大学学习，世界大赛的冠军可以免试升入硕士。此规定对其教练也同样适用。同时全运会、奥运会等，是考察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标准。各省运动员、各项目协会成绩的好坏，同政绩相连，牵涉到相关领导的前途。这些才是最致命的背后大手。在这些规则的支配下，出现了“刘翔没文化却进入复旦大学”等系列、没有小学知识的各种体育明星，直接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可笑事情。出现了公然集体服用各种兴奋剂和荷尔蒙，女运动员不能生育，长胡子，运动员晕倒的丑陋现象，中国女子游泳、举重、田径等就是这些的牺牲品。当年的5朵金花、马家军东方神鹿今何在？曾夺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将什么都撕破了。

民间培养的体育明星，也成为政治的装饰门面，这就是台球神童丁俊晖。清楚的人都知道，这如果落在正式的国家体育局，那就是又一个伤仲永。姚明就因为是中国人，被太多人毫无节制地非理性地政治追捧和商业炒作。其身高、球技、和努力精神，都不错，但是观赏性和主宰比赛的领袖精神都很一般。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色彩之后，姚明上天了，王郅志下地了，好一番斗争，结果成功的是中国男蓝，失败的是运动会和观众。在这种政治民族情结和商业利益的双向作用下，足球庸才们大量留洋，钱化够了就上场了，花完了就坐板凳了。中国足球沦为亚洲2流。

体育就是体育，可以与和平联系一起，现在却被公然被搀杂太多的政治民族宣泄情绪，什么抗日恐韩，根本就是自欺欺人。13亿人的国家，足球队不敌34万人（不及中国一个小县）的队伍，因为人才选拔机制、官员腐败、商业赌球盛行等原因，已经烂透了。就是说爱国，那也没有用。靠玩弄阴谋抽进世界杯，那也只是被羞辱的份。一个国家4个奥委会成员，历史遗留问题和狭隘的争吵，已经让国际笑话了，这点气倒是很争，斤斤计较什么身份，也就那点出息！

现在解说和记者也成了问题，解说有太多限制，一批庸人主宰CCTV5，体育解说竟然没有激情，视激情为叛逆，无法和ESPN和香港的电视转播比，甚至比广东体育等地方台差。好不容易有个有性格的，也被压迫扫地出们。当记者的稿件被媒体封杀的时候，当解说员成了说说明文，甚至是宣传工具的时候，我想最终观众也不想看了。

还是老外们说话直接。世界体育记者协会主席梅罗对我说：“世界体育史上从没有任何人，不管是男女，在参加马拉松比赛后的第二天又跑万米赛的。这超过了人体能承受的极限。我对孙英杰感到不可思议。”塔瓦雷斯爆料深圳六名球员嫖娼被捉。孙英杰吃药和足球国门强奸，裁判自杀，终于出人命了，笑话也闹大了，成了国际笑话了！

不过现在一定是比以前进步了。1958年中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也同时退出了很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断了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活动，只剩国内一个竞技赛场。多少优秀运动员成为政治的牺牲品。那个时代的姚明们占旭刚们，在马戏团被人观看，或者在码头搬运呢！这还是不错的。我们要肯定，不过进步是否太慢了点？

揭开光荣骄傲的中国金牌体育的无耻丑陋面纱！谴责那些为了拿到金牌的大肆挥洒纳税人金钱的行为。看得见的是体育，看不清的是商业对体育的侵袭，完全看不见的是政治这只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无形地操纵，对纯洁高尚的奥林匹克体育的玷污。

当刘青的教练跪下哭求仲裁：“求你了，给我们公平吧！”中国政治体育的最后一件内裤，被扒掉了！

 

4月底，爱沙尼亚政府拆迁了首都塔林市中心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和苏军青铜塑像。此举迅速升级为国际事件，俄罗斯指责这是亵渎二战英雄纪念碑、亵渎记忆，欧盟和北约则表示理解和支持(《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7日)。

分歧的起源在于如何认定苏军身份。在俄罗斯看来，苏军赶走了法西斯，理所当然是爱沙尼亚的“解放者”；但在部分爱沙尼亚人看来，苏军使得爱沙尼亚无法获得独立，只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此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解放者”和“侵略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都集中在苏军身上，纪念碑和塑像的命运自然也会引人注目。

爱沙尼亚有没有权力处置这些历史遗留物品，与这种行为是否得当，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爱沙尼亚政府拆迁纪念碑和塑像属于它的内政，并且无违国际法，这也是欧盟和北约支持爱沙尼亚的理由。毕竟，俄罗斯不是苏联，爱沙尼亚与俄罗斯没有从属关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上院议长)谢尔盖·米罗诺夫，敦促议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断绝与爱沙尼亚的外交关系。如果俄罗斯采取这种强硬措施，不但无助于证明当年苏军的身份是“解放者”，只能适得其反，所以这个建议未能获得认同。尽管双方唇枪舌剑，但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团长主席尼古拉·科瓦廖夫还是对爱沙尼亚议会第一副议长克里斯蒂娜·奥尤兰德表示，与爱沙尼亚中断外交关系只是俄罗斯国内个别政治派别的想法，俄罗斯不会与爱沙尼亚中断外交关系。

针对同一段历史应该允许有不同的阐释，从这个角度而言，爱沙尼亚政府的行为是否得当，可以见仁见智。另一个深受苏联影响的国家——捷克作家克里玛曾经提到纪念碑的作用是“唤起人们对征服者的忠诚”。不管是纪念碑还是塑像，都试图用石头和青铜等坚硬的材料建立对历史的坚硬记忆，这种记忆往往是封闭的，只允许垄断性、排他性的阐释方式。所以，有人戏称，一个国家的专制程度与它街头的塑像数量是成正比的。但是，完全摧毁它们同样有修改历史之嫌。保留纪念碑和塑像，但把它们纳入一个开放结构，或许是尊重记忆的最好方式。在纪念碑和塑像的旁边加上文字说明，一一列举对这段历史的不同表述，让观看者自由选择自己更能认同的立场，可能比摧毁的效果更好。

抛开爱沙尼亚这个具体话题，在所有权公有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采取绝对的保护主义，不妨对一些副本数量较多没有文物价值的纪念碑或者塑像进行“废物利用”：艺术家可以把独裁者的塑像掉转身姿，让他的屁股对着来往的过客；市政建设者可以建立一个主题公园，让那些塑像们住在一起，省得他们感到孤单；怀旧者也完全可以把他们眼中救世主的塑像请回家中，顶礼膜拜。为了石头和青铜付出血肉，不管对于哪一方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四部分 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中共统战游戏批判

六　李熬的献媚和自媚

（一）李熬向中共权贵献媚

李熬是个患有畸形自恋狂的戏子文人，无论走到哪，也无论讲什么，他都忘不了贬低别人和太高自己，那种自我炫耀的无耻劲头，真是世所罕见。

然而，骂遍天下李熬，独独对中共及其领袖不骂反夸，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胡锦涛，从第一代夸到第四代。在凤凰卫视上夸还不算，来到大陆也要继续夸。

李熬在三所高校的演讲，主题之一是高调赞美中共的各代领导人，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和诗词，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话。在北大，他高调赞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顺便向胡锦涛献媚，拿出京片子的“自来熟”做派，称胡锦涛为“小老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

如此献媚于当今中共党魁，已经近于顽童向大家长撒娇了。

在清华，每当李熬讲到煽情的爱国主义，都能得到台下最热烈掌声。与他对北大的尖锐批评相反，他对清华的态度却是百媚千捧。李熬在北大演讲时贬低唯物主义而抬高唯心主义，但他在清华却变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反复强调只有务实才能强国，清华的传统是务实；他礼赞清华“务实爱国”之校风，他说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人开始务实了，看到从清华走出了务实的国家领导人。

在复旦，李熬继续清华演讲的主题，夸盛世，夸邓小平，夸现在中共领导人“务实”，希望“我的小老弟胡锦涛真的风流一点。”

即便面对台湾媒体的采访，李熬照样赞美现任中共党魁和总理。他接受在2005年09月27日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说：“国民党说暴政必亡，没有这回事，中共严密的不得了，不会亡，只有承认现实，大陆高层做坏事的人几乎没有，胡锦涛规规矩矩，要承认。”“温家宝走了一千五百个县市，十分规矩的一个人。”

因为，他还舍不得凤凰卫视的言论市场。

（二）李熬的自我炫耀

李敖自称要与同在北大、清华演讲的连战、宋楚瑜作“演讲比赛”，要让连和宋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讲”。

所以，他在北大的演讲，再现了他用骂人来自我炫耀的小聪明，一开场就拿在同一场合演讲过的连战开涮，让连战在女厕所例露怯。可怜的连战，先是自愿充当胡锦涛的统战工具，继而又被迫充当李熬的垫脚石，为了把连战踩在脚下，李熬只能“以怨报德”，不理会中共对他的万千优惠，而要安全地摸一下老虎屁股。

李熬当然最想夸的是他自己，而且专找名人来当垫脚石，早已作古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台湾、在凤凰卫视，已经多次被李熬当作垫脚石，大陆行也两次当了李熬的垫脚石：“我在中学时候写文章批评一个教授，他后来写信，他很谦虚地给我回信，”这段佳话已经成了李熬生命词典中的“典故”，动不动就拿出来用于自我炫耀。时隔仅一天的北大和清华的两场演讲，他就给听众讲了两次这个典故。

他捐款给北大为胡适塑像，1500倍还胡适当年给过他1000美元的人情债，他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三次演讲中，三次提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多次提及。比如，他对《亚洲周刊》的记者童清峰说：“当年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一千元给我，这次我捐了一百五十万台币给胡适立铜像，相当于三十五万人民币，一百五十万比当年的一千元，物价指数是一千五百倍，我还你的情，这个情还得之高明，还到北京大学去了，在共产党这么多年打击胡适、冷落胡适，北京大学这几年有蔡元培铜像、有李大钊、毛泽东、马寅初、西班牙赛万提斯，有这些像的时候，没有胡适的像，我李敖捐了这笔钱要给胡适立铜像，你想想看这涵盖多少意思，我跟胡适四、五十年结这个缘，他借我的钱一千五百倍反射在这个铜像上。”

清华学生也很知趣，提问时个个投其所好，几乎所有人的提问都以“大师”之称开始，先用肉麻的献媚开场，再奉上拍马屁的问题，直到最后向李熬赠送礼品，都离不开吹捧“李大师”的拳拳爱国之心。有几个学生的提问，已经不是问题而是在大师面前撒娇。

一个女生说：“我觉得我们是以清华最热烈的双臂来拥抱您，欢迎您回到我们祖国的组织，欢迎您回来。……通过刚刚短短几十分钟的讲演，我们非常深刻领略了您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可能我们更加喜爱您的是您对我们祖国的认同和您的爱国之情，我们真的感觉到您的拳拳之心。”

一个男生说：“……非常喜欢看您的《李敖有话说》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经常看到您穿一件红色的外衣，因为今天您为什么没有穿，这件外衣对您来说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唯一尖锐点的问题是一个女生要求李熬向北大道歉，因为李熬用“孬”贬低北大，而“’孬’在北京话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贬义词，我觉得对主人不够礼貌，……”李熬也只好委托这位提问人向北大致歉。

于是，李熬在台上向中南海的新旧权贵撒娇，清华学生在台下向李大师撒娇，李熬的表演就在台上台下的互媚中结束，堪称“超级圆满”。

清华人用提问献媚，并不令人吃惊。“谄媚于上”是中共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大陆电视主持人最拿手的技巧，就是用提问来向嘉宾献媚，每个问题都是一次献媚，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献媚的力度也节节攀升，直到夸得嘉宾笑成一朵花。所以，向权势者和名流献媚早已变成中国人的第二本能了。在一向极左、培养众多高级奴仆和官僚的清华，学生们学不到真正的人文精神，而只能学到奴才的处世之道，毫不奇怪。

靠叫骂起家的李熬夸清华，直接夸到毕业于清华的中共党魁胡锦涛等政治局高官，如此献媚也不令我吃惊。从几百集《李熬有话说》的节目中，我早已领教了李熬献媚中共的高超献媚，夸起毛泽东和邓小平来，技巧之高超令他的叫骂黯然失色。

更令我作呕的是他近于无赖式的精明，为了让肆无忌惮的媚相不太难看，他又在独裁爱国主义的煽情中撒上点自由主义的味精。比如，他再次讲到自由主义，讲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清单，还修改了富兰克林名言：“富兰克林讲了一句话，非常动人，他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要被我李敖改写，怎么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自由不在外面，自由在我们眼前，经过我们的努力自由会实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跑？”

如果说，李熬在清华和复旦讲台上的献媚表情，是为了继续他的拓展大陆言论市场之旅；那么，他在北大的“摸老虎屁股”，绝非出于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良知，而是出于他的政客式文人的精明！他知道，在大陆政权的眼中，他是铁干的反独派和拥共派，所以才有此次大陆行。或者说，此前的一年多时间，他在凤凰卫视上的极端媚态，早已为他来大陆摸老虎屁股积累了足够的免罪资源：

一方面，他是台湾唯一赞成“一国两制”和“反分裂法”的名流，他把毛泽东捧为最伟大的全球战略家，甚至高喊毛主席万岁；他自称最佩服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甚至为邓一手制造的六四大屠杀辩护；他说胡锦涛的对台新策略很高明，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让阿扁及其幕后老板美国，双双手足无措。

另一方面，他痛骂台独分子，把陈水扁贬为“卖牙签的希特勒”；他痛骂美国和日本，把布什政府比作魔鬼撒旦，把恐怖分子称为舍身成仁的英雄。

有了这种符合大陆“政治正确”的立场，有了这些“媚态”表演垫底，李熬自然有充分的安全感。而如果中共对“李狂人”摸屁股之举，愤怒得失去理智，那就正中了李熬的下怀。在台湾蹲大牢蹲出“一世英名”的李熬，巴不得中共对他下点狠手。在李熬与中共的博弈中，对于“坐牢也成精”的李熬而言，进秦城是最高圆满，中断大陆行次之，取消余下两场演讲再次之。三种惩罚中的任何一种，就将成倍地放大李熬大陆行的收益。

然而，中共现政权计算统治的成本和收益的狡猾，决不次于李熬筹划个人名利最大化的精明。出于统战台湾名流的政治需要，明星文人兼立法委员的李熬，即便讲的再放言无忌，甚至直接骂到当今权贵的头上，中共的应对至多是比现在更严厉的言论封杀，让李熬大陆行在媒体上变成新华社的简短通稿，而决不会再有更严厉的措施。所以，不要说送李熬进秦城或中断他的大陆行，不在中共的考虑之中，甚至取消他在清华和复旦的演讲，也不会在考虑之列，反而是让“李大师”继续前呼后拥的“神州文化之旅”。

如果说，此前的连、宋都踏了北京红地毯，付出的代价是忍受“胡锦涛通吃”的零和游戏；那么，现在的李熬没能享受红地毯的尊贵，他就让中南海付出容忍他摸屁股的代价，用培养高级奴才的翰林院的讲台，来复活早已淡出公共视野的“自由斗士”形象。如此一来，没有红地毯的待遇，反而变成名利最大化的资源。

李熬大陆行，与其说是“文化之旅”，不如说是“利益交易”之旅，李熬借此来拓展大陆言论市场，中共借此来拓展台湾统战市场。所以，中共不得不容忍李熬在北大表演的“言论自由秀”，就是中共为获得统战政治利益而必付的代价。

清华学生大肆吹捧李熬的“拳拳爱国之心”，并献上象征着架起两岸统一的礼物：一座桥的设计模型。但我看，李熬来大陆，无心为两岸统一架桥，却用心拓展自己的言论市场。

2005年9月28日于北京家中

 

自央视《百家讲坛》走红以来，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从来就没有断过。“五一”期间，河南林州市对外联络接待办公室副主任李蕾登上讲坛，开讲《红旗渠的故事》，大大出乎世人的意料，有人惊呼《百家讲坛》的“变脸”，有人质疑《百家讲坛》的“炒作”。对于来自观众的种种质疑和惊讶，《百家讲坛》制片人在接受《重庆晚报》记者采访时如此回答：“这是我们的一个尝试，百家百家，既要讲古代历史，也要讲近现代史。可以说《红旗渠的故事》，就是《百家讲坛》变化的一个信号。”他还说了一句十分重要的话：“《百家讲坛》本来就是主旋律的，不主旋律还叫中央电视台吗？”

我们知道，《百家讲坛》是央视10套的一个栏目，10套的定位是“科学教育”，并不是一个娱乐性频道，栏目本身的定位也是文化历史，这一点从取名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然而，这个栏目之所以名噪一时，靠的是一条与上述定位截然相反的路线，它以所谓的“收视率”为目标，将历史娱乐化、文化八卦化、经典鸡汤化，以媚俗和阿世的姿态迎合部分观众的需要，吸引观众的眼球，文化含量很低，与科学、教育几乎沾不上边，娱乐性远远大于严肃性。本来，我们这个时代，从电影到电视，一眼望去，早已是王气冲天，山呼万岁的声音不绝于耳。帝王将相在舞台上大行其道，号称“皇帝专业户”的大腕演员都有好多个了，现在连科教频道也参与到了这个大合唱的行列，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和无奈？他们的成功和辉煌正好凸显了当代大众文化的堕落，是新一轮社会转型当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一个民族纷纷向后转，在古人的僵尸上寻找灵感和寄托，在陈腐的帝王文化和专制制度中获取消费和娱乐资源，放弃全部的文化责任，在根本上是隐含着巨大风险的。也许这种风险短期内还看不出来。

大凡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个在市场上受到不少人追捧的《百家讲坛》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说得简单点，充斥其中的无非是帝王之道，宫闱秘事，权谋算计，逸闻趣事，心灵鸡汤，天上地下，吹得人晕晕乎乎，要说这些都和《红旗渠的故事》一样属于“主旋律”，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主旋律”应该有自己明确的界限，不是一个可随意解释的概念，更不是一团可随意拿捏的面团。我敢肯定，至少宣扬帝王文化不算主旋律。津津乐道于历代帝王后妃的喜怒哀乐，在专制时代的无聊与残忍中寻找乐趣，沉溺于古人的虚幻世界不能自拔，这一切与主旋律显然都是不协调的，它们都曾经是主旋律的批判对象。

主事者这次选择《红旗渠的故事》，表面看起来似乎有点突兀，但仔细一想也不奇怪，这实际上也是对外界批评的一种回应。《百家讲坛》最招人厚非的地方，就是名为百家，实为一家，总是只往古代题材钻，回避近现代题材，等等。为了反击这样的批评，他们找到了《红旗渠的故事》，讲解员出身的美女李蕾因此而成为一面美丽的“近现代盾牌”、“主旋律盾牌”，换言之，她的出场就是要堵天下悠悠之口，你们不是批评《百家讲坛》只讲古代历史吗？现在就来个现代的历史，而且是党史题材，其中的主角不再是帝王，而是普通的英雄，这是正儿八经的主旋律，毫无疑问，这在当代语境下具有无可争议的话语优势。

《红旗渠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会成为《百家讲坛》转身的信号，继这一个红色故事之后，其他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内容，是不是也有机会亮相，古代题材、帝王故事是不是从此逐渐淡出，《百家讲坛》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家，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下结论。既然它打出了主旋律的旗帜，我想，主旋律不该是狭隘的，而是要更多地把人类先进文明放在眼中，把目光投向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关怀民生忧患、民族命运的人们。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样的主旋律。

央视作为公共资源，是为全体国人服务的，不能只顾及最低层次的文化需求，作为科学教育频道更应该按自己的清晰定位，去做最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把收视率当成自己的全部追求。央视提供什么样的主旋律节目，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事。前不久，有关主管部门不是发文，明确要求电视台抵制低俗文化，不要唯收视率是求吗？一个以“科学教育”为名的频道，决不能找不到科学的影子，号称人文栏目的“百家讲坛”也不能不负起一点社会责任，这毕竟不是几个人自娱自乐的园地。

首发南方都市报

 

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指责中国一再侵入印度领土，在有边界争议的印度领土上建造直升机机场，帮助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案，还在靠近印度的西藏储存核武器。（印度：《瑞迪夫网站》）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本人特向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同志表示强烈抗议：不许污蔑中国共产党！印度亲人破坏中国共产党这个卖国党的光辉形象的企图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历来宣称：我们决不会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相反的，我们会把大片大片的领土、领海送给所有的国家。我们不但这样讲，而且也是这样做；虽然我们不断地欺骗、坑害自己的人民，但是我们对包括印度人在内所有洋人却是言必信、行必果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掌权之前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苏联侵略东北；支持《苏日友好条约》，同意把满州国卖给日本！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同志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迫不及待的跑到苏联去，把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送给斯大林；他的接班人江泽民、胡锦涛也不甘落后，一纸《中俄边界新条约》就断送祖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遗产。连一座小小的黑瞎子岛也保不住，还切了一半给俄国，另一半还要俄中“共同开发”。

我们对你们印度也很大方，虽然毛主席为了转移中国人民对饿死四千万人的注意力，而和你们打了一仗；但我们不但把俘虏、缴获的武器还给了你们，而且还主动后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数十公里处，把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肥沃土地送给了你们；你们说的阿鲁纳恰尔邦九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三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不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就交给了你们而且现在还在你们手上吗？

我们决不会和你们争夺领土，你们和果想要我们的领土，就尽管拿去好了。不相信，只要问问日本人、韩国人、朝鲜人、越南人、缅甸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文莱人、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塔吉克斯坦人、阿富汗人、不丹人，你们就知道我们对邻国是何等的大方！ 唯一的中越一战，也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邓小平要吓唬吓唬华国锋。

亲爱的印度朋友，你们也许会问：我们为什么在台湾、香港问题上又寸步不让呢？那么，我们可以坦率的告诉你们：这是因为我们党继承了慈禧太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光荣传统。所以，我们用农民卖裤子、妓女卖屄的钱来做的导弹，就全部部署在台湾海峡；我们千方百计扼杀香港人双普选。你们要知道：印度搞民主、搞普选，对我们毫无影响；但是台湾、香港的民主化、民选县市长、民选特首和总统，却是我党的心腹之患，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统治地位。所以的所以，你们说我们“在靠近印度的西藏储存核武器”，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也是不合情理，是对我们党的美化。

我们   用人民血汗养肥的“威武文明之师”党卫军，光镇压各地维权的民众，就忙不过来了，哪里还有时间、精力、胆量去和你们拚原子弹？而且打打手无寸铁的工人、农民，杀杀赤手空拳的学生，那是没问题的；但要和你们印度人打仗，分分钟要没命的，要知现在我党、我军的干部个个都是身家亿万、妻妾成群，还有哪个肯当傻瓜去上战场？

乔治亚大学亚洲研究部主任斯里瓦斯塔瓦博士认为，“不论从战略还是经济角度来看，中印边界的谈判前景都是乐观的。从战略军事方面来看，阿鲁纳恰尔地区对中国没有重大意义，因为中国在当地没有影响深远的存在历史。”斯里瓦斯塔瓦博士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知心人，他说出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心窝儿里的话。

其实，也不在战略不战略，经济角度不经济角度。而是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你们争领土，不但不能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更可能恶化我们的外部环境；增加了反对我们的力量。“领土不要紧，只要权力、钞票、美女真”；只有枪口对内，才能保证我们事业千秋万世不变色；保证我党的精英、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永远地骑在人民头上为人民服务——把国库掏光、把土地卖光、把美女肏光。

 

反右运动到今年春夏之交，整整50年了。当年毛式文化围剿的血腥又从记忆中泛起，许多亡灵又活现在我面前，他们一个个像《水浒传》中的林冲误入高俅的白虎堂，进了毛泽东用阴谋与阳谋营造的鸣放堂，皆被拿下治罪。中国帝王的以言治罪、以文织罪，在毛氏专制中有了创造性与集大成的发展。几代知识分子，被逼在毛泽东这党魁足下俯首称臣，且必须在他党员统治下屈膝称奴，不服者，坚持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就被诬为不堪改造的花岗岩脑袋。抗日时被誉为七君子中的章乃器拒绝认错，被毛泽东骂为花岗岩头脑的典型，顽固派的代表。儒家所推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浩然正气在毛的眼里不值一文，必须在专制下变成小人，才是他最欣赏的奴才脑袋。民主革命时期与中共合作的民主派中的左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被他打成右派，此时他们用毛政权与蒋政权比较，才觉悟到民主。确如储安平所说，在蒋介石统治下，民主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在毛泽东统治下，乃是有和无的问题，可惜为时已晚了。这句民主预言，今天不是仍在台湾与大陆证实，台湾岛上的民主未被灭绝干净，今天已发展为民主社会。大陆上，民主被毛太祖与毛二世、三世铲净灭绝，仍然荡然无存吗？30年前，毛泽东以文化革命继续他的反右运动破产了，陷入政治经济崩溃边缘，由胡耀邦大刀阔斧地改正与解放了几乎全部右派，这笔账，虽然未彻底清算，但反右运动，既容许写在张贤亮的小说，也容许鲁彦周拍成《天云山传奇》的电影，反右历史经过时间沉淀，应更清晰，反右的教训，应更丰富与深刻。奇怪的是，如今谈论反右，竟然犯了禁忌。毛泽东的幽灵，似乎又在发威；专制对民主的扼杀，好像还在维持毛氏1957年的禁言传统。改正右派三十年后，时间竟然又在逆转，难道不是可悲又可笑吗?

历史能再返回当年毛泽东的独裁时代吗？他临死前的1976年春天，不是有借清明悼念而暴发的四五运动吗？虽然被奄奄一息的他下令镇压，紧接着又有西单民主墙运动。而89年的六四运动，更是超过五四民主运动的广度与深度，使参加过五四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人也自叹弗如。虽然这次运动被邓小平铁腕镇压，民主浪潮仍然绵延不绝。仅在笔者居住的反右与扼杀民主重灾区的四川，当年省委书记李井泉迫害右派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反右后成长起来的两代人，仍不乏以民主和自由为理想追求的知识精英。虽然第二代四川精英如胡平、张戎等已流亡海外，去年被白宫邀请为客人的余杰、王怡，却是这片奇缺民主、自由的土壤上生长出的第三代民主自由种子和精英。就是韦君宜这种知识分子，从延安就开始被赤化、左化与僵化，晚年在《思痛录》中也忏悔说，参加革命时，只想到奉献自己的生命，没有想到还要出卖自己的良心。其实，她并未被打成右派，以未泯的良知，也觉悟到毛式专制对左派与右派都是一柄双刃剑，都是灭杀他们的良心，冀望把全民造就为红色帝国的奴才。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正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打断；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污染，也从此开始。而犬儒化，何尝不是由此发端呢？在毛泽东造成的精神文化沙漠上，今天执政者想建什么“八荣、八耻”的道德价值，也真难为接班人了。不把当年反右开始就失落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良知与良心找回来，这可能吗？反右已经50周年，执政者还在拒绝对反右罪恶的反省，坚持当年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的“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搪塞，不敢采用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勇气与魄力，理顺是非与人心，这样下去，怎能推动改革开放，调动人的精神潜力？所谓的GDP增长，不过是由资源浪费、超限利用，以及廉价劳力为世界资本打工造成的短期经济增长，捉襟见肘之时，执政者试图启动文化软实力建设，但是面对毛泽东在50年前反右就开始造出的精神牢笼与文化沙漠，他们一筹莫展——继承毛式的思想文化专制，就必然加剧民族精神的桎梏，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力，软实力发展就无从谈起。这个政权如过仍回旋在毛太祖制作的旧规则中，最终的崩溃当不可避免。当年的政治挂帅可以把国家引入政治经济崩溃的绝境，今天的经济挂帅未必不是在重蹈毛式旧辙。

在这反右50周年的祭日，我耳边又响起毛泽东对那些拒绝屈从者的骄横的咒骂声。他的原话是“让他们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他们的上帝吧!”北京大学坚持真理与正义的林昭、沈元等，被诬为花岗岩脑袋遭到枪杀，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坚持认为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是杀功臣的刘邦，在文革的狱中仍坚持不改，也被视为顽固的花岗岩脑袋，被枪杀于南充。右派们的血，虽然吓退了不少胆小者，却也洗亮了民众的眼睛，给了人们浩气与勇气。他们死后30多年，我们还看见已改正并进入全国政协的改正右派吴祖光先生在政协会上慷慨声讨弊政后，又说道：明天，我发言的题目是：批毛贼!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吓得主持会议的王蒙，赶快充当消防队员去扑火。现在，祖光先生到了阴国，我相信他见到毛太祖，他的批判会更激越，那里的魂灵应是自由平等的吧？走笔至此，不由不停笔肃立，向祖光先生在天之灵默哀致敬了。

当年号召鸣放时，祖光先生在中国戏剧家协会鸣放座谈会上声讨对剧作家的清规戒律，左派的贺敬之也说过相似的话，但是，贺一听说上面不是要继续“放”，而是要“收”了，他急忙赶到《剧本》月刊去撤回发言稿。听说已发往印刷厂，又追到厂里。一见已成铅字，他就捣乱了已拼好的版子，使其难以付印，翌日便把话语改成左腔，以批判揭发剧作家吴祖光来自保，正直的吴祖光于是成了大右派，发配北大荒。文化部有的官员去逼吴祖光妻子新凤霞（著名评剧演员）站稳立场，与丈夫离婚。新凤霞凭自己的认识，坚持认为吴祖光是好人，就也划成右派，并且在文化革命中拒不做卖夫脱祸的人，被斗致残。吴祖光的父亲是中国出名的大收藏家，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49年以后，吴家将许多几世收藏、价值连城的文物全部捐给国家，而且吴祖光曾有恩于毛泽东。毛从井岗山到后来流窜陕北，就获得匪的名声，到1949年中共夺鼎时，蒋介石又被骂为蒋匪了，以敢言称著的国大代表赵复初，命令他贴对联迎接天津解放时，他贴出的竟是：蒋匪共匪谁是匪，亲苏亲美我亲谁？横额是：心中有数。似乎也是一个花岗岩脑袋，可见毛泽东的匪名之大。而为毛泽东把匪的帽子揭掉，代之以诗人帽子的正是吴祖光。1945年吴祖光在重庆主编的《新民报》副刊上，未经已到重庆和谈时的毛泽东与住曾家岩的周恩来同意，找来由邵力子等手抄的那首毛泽东咏雪的“沁园春”，发表在报端，才冲淡了毛泽东匪的色彩，国统区知识分子惊异毛氏还是诗人（现有证据与证人证明此词乃胡乔木所作，被毛改动一点窃为己作）。吴祖光用诗人桂冠赠毛泽东，揭去他头上土匪帽子，而毛泽东回赠给吴祖光的，是沦为贱民且家破人亡的右派帽子。

许多坚持独立见解不屈从于毛泽东专横统治的右派，从章乃器到马寅初，从罗隆基到彭文应以及年
轻的大学生林昭、沈元、冯元春等，都被他诬为顽固派，是花岗岩脑袋，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当年苏联的赫鲁晓夫，就厌恶杀人，清算斯大林滥杀无辜的肃反运动，毛泽东批评他放弃了列宁与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毛泽东自己坚持不放弃这两把刀子，两次在报上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只要还存在一点人性，就遭毛泽东残酷打击无情报复。反右后，毛泽东以打“人海战术”的军事手法去指挥大跃进的经济工作，用全民皆兵的形式搞全民炼铁，造成大饥荒，饿死百姓四千万，刘少奇参与这罪恶，也怕上史书，毛泽东顽固地不认错，够顽固吧？接着不惜毁灭几千年文化遗承，不惜像慈禧利用义和团去反洋保清，毛泽东组织的义和团叫红卫兵，也不惜用这些青少年的鲜血去夺取他失去的权力。反右时，储安平还只批评他是党天下，文化革命时还妄图把国家变成他的家天下，还不顽固吗？其实他的帝王梦，在延安得势时就暴发了。在第三国际派往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诺夫那本《延安日记》里，就记载着这样一件事：王明批评毛泽东时，刘少奇来阻止，王明说，他又不是皇帝，有什么不能批评，刘少奇回答说：他就是无产阶级的皇帝。丁玲在1980年代也曾揭了毛泽东的老底。毛曾有诗“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赠丁玲，可见是很亲近的。一次，毛泽东问丁玲，你看我这延安像不像偏安的小朝廷，丁玲笑问，谁是你的文臣武将呀？他立即开出名单，上书谁是宰相谁是御史一大串。丁玲又笑问，还没有三宫六院呀？毛叫丁开名单，他来封赐，丁玲摇头说不敢，他怕贺子珍大姐打他。毛泽东进住中南海后，他的三宫六院就建起了，当年袁世凯在中南海，还仅是公开娶的几个姨太太，这毛泽东不公开的地下三宫六院，远远超过袁世凯。袁世凯要皇帝的名份，做了总统还想皇帝，而毛泽东不要皇帝的名份，披起革命外衣，做实实在在的自称超过秦始皇的帝王，妄想把中国拉倒退两千年，这顽固派与花岗岩脑袋，除了毛泽东，谁能超过？

这么一位独裁专制的暴君，他反右坑儒灭杀中国知识分子的罪责至今尚未清算，继承其政治遗产的接班人，理应承担起对这个这个政权对知识分子欠下的债务，然而他们至今仍在狡辩抵赖，不遗余力封杀为右派平反的呐喊，难道他们只想继承毛泽东那花岗岩头脑一样的顽固吗？